数学行知杯论文题目范文-盘古文库

数学行知杯论文题目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

作者：火烈鸟

2025-09-19

数学行知杯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一、解放幼儿的眼睛

眼睛是幼儿观察感知事物的重要感官之一, 在数学活动中幼儿的观察是有意识的活动, 幼儿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对直观形象生动有趣的事物非常感兴趣, 对新奇的东西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这就要求我们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开放的教育环境, 巧妙地激发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理, 发现幼儿有价值的兴趣所向, 引导他们把好奇心转化为探索兴趣。

新《纲要》将幼儿科学领域的第一条目标表述为:“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 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要求我们“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这就需要我们对幼儿的认识活动减少限制和束缚, 解放幼儿的眼睛, 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地观察身边的事物, 认识客观世界, 积累丰富的表象, 并且多给幼儿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机。

因此, 数学教育活动要解放幼儿的眼睛, 使幼儿逐渐具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 同时形成对获得知识的积极态度。

二、解放幼儿的双手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 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围着转, 过着“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生活, “小皇帝”是对中国现代孩子的形象描述, 出现了诸多学生考上大学却不会独立生活的怪事。在现在的情形下提出解放学生的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生活中的动手能力, 陶行知直言“不会种菜, 不是学生”。幼儿的思维是凭借实物动作的思维, 具有形象思维的认知特点, 他们的生活经验不足, 缺乏感性材料。为了让幼儿尽快地从具体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 就需要幼儿通过其自发的行动和主动操纵环境来实现。因此, 在教学中, 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学生积极的动手, 什么事情都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做一做, 尤其是数学这种比较抽象的科学。

新《纲要》也指出“要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可操作材料, 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教师应解放幼儿的双手, 尽可能多地给幼儿提供各种材料、用具与表现的机会, 让幼儿通过拼摆、剪贴、绘画等活动满足他们强烈的探索愿望, 让幼儿在探索活动中, 达到在头脑中构建数学知识的目的。正如杜威所说, 儿童有调查探究的本能, 好奇、好问, 好探究是儿童与生俱来的特点, 它能提高幼儿认识活动的积极性和效果, 使之成为快乐的事。如在幼儿练习“点数活动”中, 可以为孩子准备大小不同的瓶子和瓶盖, 让他们在玩中学:通过给瓶子找对应的瓶盖, 不知不觉学习了“对应”;发现瓶子和瓶盖数目不一致时, 借机学习“多、少”;当瓶子和瓶盖数目一致时, 学习“一样多”充分发挥幼儿的能动性, 组织和鼓励幼儿与其环境相互作用, 促进幼儿认知水平的提高。

三、解放幼儿的头脑

数学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等特点, 开展数学教育活动要利用数学的特殊价值来开发幼儿的思维能力。如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等能力。激发幼儿创造的积极性和思维的多向性, 解放幼儿的头脑, 鼓励幼儿主动探索, 自由思考。在以往的学习活动中, 儿童以听和看为主, 他们的操作也大多只是验证老师传授的知识, 而新的知识观、教育观要求孩子亲历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学会学习, 学会生活, 而“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如大班幼儿学习“二等分、四等分”, 教师不告诉幼儿等分的方法, 让其通过自己思考或与同伴讨论等方法, 动手试一试;并且可以让幼儿通过比一比、想一想, 逐渐学习会自己推理、分析、判断寻找答案, 而老师尽量不要干预, 偶尔可以提一点建议, 使孩子保持将探究活动进行下去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 幼儿自己动脑以增进知识、发展智力, 他们不仅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等分的概念, 弄清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还学会从不同方面去思考同一问题, 做到知识的迁移。

四、解放幼儿的嘴

语言与思维是密切联系的, 在数学活动中, 说是训练思维的一种重要途径。特别是一边操作, 一边讲述过程, 对幼儿的思维、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好地促进。《纲要》中用到“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 “学习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鼓励幼儿大胆提出问题, 发表不同意见”, 这些都表明需要解放幼儿的嘴。

数学行知杯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孕育、产生、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实践，有着共同的但又各具特点的思想渊源。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他们顺应了世界潮流和时代气息而萌生和发衍；另一方面，则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探源

［作者简介］马斌（1962- ），男，江苏如东人，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高教室主任，教授，主要从事张謇研究、高职教育研究工作。（江苏南通226007）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重点资助项目“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与现代高职教育的实践”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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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孕育、产生、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实践。张謇、黄炎培、陶行知都曾进行过职业教育的探索实践，并且从探求职业教育的客观规律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可以说涵盖了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办学目标、办学方针，还是培养范式等，都曾有过精辟而深刻的阐述，至今仍对现代职业教育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三人在20世纪初教育救国的实践中，尽管有着不同的办学形式、规模和方针，但三人致力于职业教育，却有着共同的救国救民之志和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更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

一、时代环境的逼迫

清末民初，是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所处的时代，尽管三人年龄有少长，但都生活在国家危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岁月，备尝生活的艰辛。“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他们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心中充满对时局的悲愤和使国家摆脱困境的探索渴望。“时代已经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空前严峻形势，引起张謇极大的焦虑和无止无休的深思。”黄炎培、陶行知莫不如此。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意识到，欲使百姓解除衣食之忧，必须创设职业教育。张謇明确提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张謇认为，职业教育承担着救国的重任，更是解决百姓饭碗问题的谋生教育，“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在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黄炎培萌发了强烈的教育救国心愿，他说：“中国到十九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1917年黄炎培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其章程的第一条中规定：“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从教育下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在这里已经清晰可见，就是为了百姓的就业谋生。陶行知面对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势，立志以教育为业，“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矢志以教育管理为终身事业。”陶行知提出职业教育应以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基本诉求，“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能生利之人即能得生活上一部分之幸福；而一衣一食亦自能措置裕如。”

二、精神导师的影响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对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推崇备至，杜威事实上成为三人共同的精神导师。约翰·杜威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20世纪对东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提倡“从做中学”，其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对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影响至深。其实，在面见杜威之前，杜威的思想及其实践他们就耳熟能详。

1920年，张謇邀请杜威到南通讲演，亲自为其作《为杜威博士介绍词》。杜威演讲会在南通城区和北郊大生纱厂所在地唐闸开讲，张謇还特意安排了职业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前往听讲，“不可不使教员学生亲博士之风采，聆博士之言论，以定适当之趋向。……博士鉴于此点，必能有真理之途径，指示吾通之教员学生，而使之努力趋赴也。愿求杨枝甘露，灌溉于人人心理之中”。张謇也因此形成了“凡事必求其适，譬如常人置一冠，购一履，唯适之是求”的实用、适用的职教观。1914年，陶行知获得学士学位以后，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杜威门下学习研究生课程，直至1917年回国，20年代陶行知又与访问中国的杜威再次相逢。杜威的教育理论对陶行知的影响之深刻，表现在陶行知是第一个把杜威的理论由城市扩展到乡村的人，其最显著的成就就是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转换和实践。毋庸置疑，杜威在中国的讲学及其教育理论对黄炎培职教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黄炎培并没有一味地照搬，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重新审视、实践、总结和检验，进而不断完善。有趣的是，三人虽然都是杜威实用主义的追随者，但都结合了中国自己的实际，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了新路。因此，无论是张謇在办学实践中所提出的“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办学方针、“父教育母实业”的校企结合要求、“厂中校、校中厂”的培养范式，还是黄炎培知识、能力、习惯必须同步养成的认知：“因为职业教育的目标，很简单，很分明，是给人家一种实际上服务的知能，得了以后，要去实地应用的。……职业教育，不唯着重在‘知’，尤着重在‘能’……办职业教育，不但着重职业知能，而且还要养成他们适于这种生活的习惯。”以及陶行知改进教育的“进行方针”，即“今后对于教育之努力，应向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要之方向进行”“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这种对导师思想精髓的领悟、把握和创新实践，是真正的继承、发扬和光大。

三、社会变革的呼唤

20世纪初，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薄弱，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近代工商业及其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张謇在创办纺织企业、兴修水利等事业过程中，常常因技术落后、实用人才缺乏而受制于人，张謇为此深感不安，“吾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无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七八年来无可希冀，欲与二三同志图之而又无资，遂有从事实业之想，数年以来，竭蹶经营，薄有基础，益见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之关系。勉强图之，然智浅能薄，唯恐有误教育之心，不敢斯须忘也。”张謇渴望着通过创办职业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为了实现其建设新新世界的梦想，张謇以舍身喂虎的精神，成为早期职业教育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黄炎培同样面对着现实的社会需求：民国伊始，封建传统教育日趋瓦解，新兴实利主义教育尚未成型；世界处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生产工艺、劳动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思考社会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水平和劳动内容的变化对教育变革的要求。黄炎培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对当时学校制度的疑念越积越深，并由此产生出别寻出路的念头，随着这种念头的‘明朗化’和‘具体化’，黄氏终于认准了教育的出路即在于：‘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黄炎培1913年就直接提出了学校教育应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此后他对职业教育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研究和长期的探索实践，黄炎培成为职业教育立论最多、实践甚丰、影响最广的职教大家。陶行知1909年进入教会所办的南京汇文书院学习，教会学校新思潮的启迪，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其对于教育产生出比较明晰的思想认识，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成为陶行知教育观初步成型的标志。1917年陶行知返回国内，考察急需变革的教育现状与社会现状，提出“学制的功用是要按着各种生活事业之需要划分各种学问的途径，规定各种学问的分量，使社会与个人都能依据他们的能力，在各种学问上适应他们的需要”。陶行知响应乡村教育事业改造的呼唤，认定既有的学校教育是“专在书本上做功夫”、远离社会实际生活中心的“死教育”，而现时中国所亟须的应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能够培养“真人”的“生活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人生需要面包，我们就得过面包的生活受面包的教育……照此类推，照加上去，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其中心意旨在于培养人的创造精神和生活技能，真正实现双手与大脑相长并用、劳力与劳心合而为一、生活与教育融为一体、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

四、国外考察的警示

祁通中西、弃瑕录瑜是张謇一贯坚持的原则。1903年张謇应邀赴日本考察，往还整整70天。“70天内一共参观了35处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而且是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他特别注意和考察了中之岛高等工业学校、东城郡鹤桥村农学校、京都染织学校、商业学校等教育单位。这是张謇一生中唯一（朝鲜除外）的外访，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启迪特别巨大，“张謇访日之行收获很大，对他此后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都有深刻影响。”回国后，张謇极力主张学习日本大兴工学，发出“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的呼声，“就上海制造局相近，先建工科大学……更三数年，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并建议于渔业公司附近设立水产、商船两学校，以培养中等专门人才，“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借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

黄炎培于1915年4月9日随同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先后考察了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教育。尤其对美国教育及其社会成效的考察，促使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和肯定。“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意实用”“其教科课程处处与生活关系，校内设施处处与社会联络”。黄炎培于“无一非实用”的美国教育之中，认准了“职业教育”于中国教育之改造最为实用：“美国近以时势之要求与潮流之推荡，盛倡职业教育。……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回念我国……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回国后，以极大的热情对中国的现行教育进行了一场从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的彻底改变。陶行知则怀着通过教育“智民”“富民”改革社会的认识，踏上留学美国的航路，他师从杜威，认真研读美国式教育，回国之初，又对德国教育改革给予热情的关注。其后，流亡日本，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周游28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教育的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而难能可贵的则是他坚定不移的“中国性”。在回国后的头七年，陶行知试图按照杜威的理论在本国的环境中创建微型民主社会式的学校。然而，这种方式根本不适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于是，陶行知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转了个180度弯，即提倡“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将杜威通过做来学的原则改变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他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观点”，即“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同时我们又认定这个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随伴着竞进”。

五、经世理念的熏染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成为激励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创办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张謇创办实业教育事业，就是反对那种“清议兴国”、坐而论道，“我在家塾读书的时候，亦很钦佩宋儒程朱阐发‘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但后来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顾亭林、黄宗羲的著作深为张謇所喜爱，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素志也。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可见张謇对讲究经世致用和务实精进的前辈先儒的佩服敬仰。因此，张謇大声疾呼必须废除空疏无用的科举制艺，而以职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他在视察学校时说：“我看看你们各学校里，很注意职业教育，有农工等科目，这对于你们的前途是大有益处的。从前的一些工厂里，贫民不能工作的很多，能工作而不能做上等工作也很多，这就是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缘故。要知教育是诱导人的利器，你们切切实实地受了良好教育，将来地方上就多了很多的有用人才。拿这些有用的人才来治地方，地方哪有不发达的道理？”

黄炎培注重传统文化中的“实学实用”精神，他对宋明以来“事功”“习行”“实学”“经世”等注重实用、讲求功利、关心生计的经世致用传统深为感佩。同时，他对西学“接近生活实际”的教育主张极为赞赏，尤其认定裴斯泰洛齐等人“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的生活渐相接近”的“生活教育”学说与儒家的实学相一致，因而以此改进教育。“不惟使生徒目睹此事物而已，直令其一一自行实验。由是而论知识，则观念益明确；论技能则修炼亦精熟。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扦格不入之虑……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观夫受教者之不能自养，而前途危矣。因世变之亟，使余一缕思潮，辗转起伏以达于此‘实用主义’之一点。”黄炎培还以顾亭林兴天下的责任情怀激励自己和学生，“我们站在匹夫的地位，要负起兴天下的责任，却也并不是难事……要凭自信心和勇气来担荷这责任，是什么责任？这是匹夫兴天下的责任。”陶行知则深深地烙上了传统文化之印，他“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心理习惯及思想意识溶化在他的言行举止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陶行知对顾亭林也十分推崇，他在给吴立邦小朋友的信中写道：“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不过各人所处地位不同，爱国的方法也不能尽同。小孩们用心读书，用力体操，学做好人，就是爱国。今天多做一分学问，多养一分元气，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分事业，多尽一分责任。你说等到年纪长大点也要服务社会，这是很好的志向，社会的范围很不一定，大而言之就是天下；小一点就是国家；再小就是一省，一县，一村；再小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大凡服务社会，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学生在学习服务社会的时候，就可以从自己家里学起，做起，一面学，一面做，一面做，一面学。我们在家里服务的事也很多，把不识字的家庭化为识字的家庭，就是这许多事当中的一种。……家里办好了，再推广到左右邻居，这事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入手办法。”陶行知正是以这种责任自觉、济世服务、知行合一的思想意识去探索职业教育、生活教育新路的。

六、家教家风的浸润

张謇兴办职业教育及其他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务实性格、责任意识、进取精神和思想认知，还来自于家教家风的浸润。张謇的父母家教严明，做人做事务实而严谨。“每作一事，必具首尾，每论一事，必详其表里。虽仓卒小札，盐米计簿，字必完正，语必谨备，亦往往以此教子而观人。”即便种地也极为考究，“麦豆之行，必使纵横相直，田四周草必洁，种树木亦然。不知法，必移正之，不厌其数。乡人语曰：张家种树，一回不住。”这些，自然使张謇深受熏染，“幼时父母年苦劬劳，所得仅足数培植余一人之用，自觉所处困顿异常，无日不在忧患之境，故无时不用功。”身处忧患，所以张謇用心、用情、用力地举办职业教育。

黄炎培的启蒙教育得益于外祖父的训导，饱读四书五经、耿直爱国的外祖父对黄炎培的成长影响颇大。直到晚年，黄炎培仍对家世家风给自己的影响感叹不已，“吾家先辈，颇以豪爽、耿介、尚侠、好义，作事精能，见称于乡里，亲朋有事，尽力扶助；有难，尽力救护，浸成家风。”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热心、倾心以及因此产生的职教思想，由此亦可以追根溯源。陶行知出身贫寒，几乎读不起书，因其聪慧，被家乡塾师方庶咸秀才收为弟子，后到万安镇入吴尔宽私塾伴读，因父亲经营酱园破产，又回到家乡边劳动边自学，常到十余里外的曹家经馆门外侧耳聆听王藻老夫子授课，王藻发现，表扬他有“程门立雪”的古风。陶行知受到家庭及其周围生活环境的熏陶，重生活又重教育，重品德修养又重知行合一，把教育与生活、知与行融而为一的思想及其行动，都是因家风所致。家庭的磨难，培养了陶行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美人不动”的情操，更使他勇敢地走向乡村教育、生活教育。

七、同道师友的启迪

张謇青年时代结交了范当世、朱铭盘等意气相投、声气相求的朋友，关心国事，研讨学问，与范当世、朱铭盘号称“通州三生”，形成了为国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张謇在实业与教育上的成就以及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不能不说与翁同和张之洞的密切关联。张謇与翁同，既是门生与恩师，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还是至死不渝的忘年交。“张謇能于1894年中状元，是得力于翁同的提携，正因为有了‘状元’这块金字招牌和身份证，才使张謇在后来创办诸多事业的艰难历程中……得到必要的支持”，与翁同在甲午和戊戌主战、变法中共同战斗的失败，也为张謇的仕途之梦敲响了警钟，从而别无选择。“现实的教训使张謇悟出了一个道理：由于清朝封建统治制度的腐败，靠在朝当官、即使是当大官，也难伸其救国之志，翁同的不幸遭遇就是一面镜子，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另辟一条新路。”翁同被贬后，与张謇的友情依旧，对张謇所开创的事业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1895年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在沿海兴办团练，要求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其后，张謇还为张之洞写了《条陈立国自强疏》。张之洞不仅以自己的实践和思想启发了张謇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而且在行动上将张謇推上兴办实业的舞台。张之洞在江苏筹办商务局，将本拟在湖北建厂的机器便宜卖给张謇。张謇按照张之洞意见，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1897年，张謇率大生纱厂主要干部亲赴武昌考察湖北新政，对张之洞兴办实业的气魄极为倾倒。张之洞离开南京返任两湖，张謇与张之洞仍保持书信联系，张之洞是张謇走上实业、教育救国道路的领路人。 “张謇在中国从旧教育制度向近代教育的转轨过程中，沿着张之洞开辟的道路，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张謇在维新教育思潮中又进一步超越了张之洞。”

黄炎培的爱国情怀以及教育思想的确立，离不开蔡元培的启发和教诲。黄炎培回忆道：“开学之日，礼堂诸师长中，有衣冠朴雅，仪容整肃而又和蔼可亲中一人，同学奔走相告，此为总教习，蔡元培是也。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为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擅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人人，其所昭示，千言万语，一归之爱国。……吾师之深心，如山泉之源，随地涌现矣。”在蔡元培的指点和帮助下，在中国职业教育新兴思潮的发展过程中，黄炎培逐渐处于核心地位。从1915年始，中国教育联合会多次议决推进职业教育议案，1917年5月由黄炎培发起，联络蔡元培等教育界和实业界四十余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举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由于黄炎培、蔡元培和中华职教社的不懈努力，职业教育思想因而得以广泛传播，职业教育运动蓬勃开展。黄炎培和陶行知早年都曾受过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实用主义教育提出在先，就没有黄、陶的新教育倡导于后。对陶行知思想影响较大的师友除了杜威以外，还有张謇、胡适、黄炎培和蔡元培等。1915年师承杜威的陶行知与赴美考察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再次相遇，并有了较深的交往，共同对职业教育进行探索，愈觉我国职业教育亟待改革。在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诬为“吃饭教育”“作孽教育”时，陶行知则以“特别社员”的身份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予以声援，为职业教育正名，而黄炎培亦对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和方法极力推崇。蔡元培在晓庄的欢迎会上发表“教学做合一是很自然的”演说，称赞晓庄的教育是“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对“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思想及晓庄同志“抱有大志研究乡村教育”的精神予以高度评价。这些，无疑使陶行知探索和推行生活教育的思想和意志更为坚定。

八、办学实践的探索

实践出真知，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三人在各自的办学实践中，不断生发出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也正是在办学实践中，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修正、调整、充实和完善他们的理念和思想。民国初年，张謇首创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全国纺织专业人才由“厂中校、校中厂”培养之先河。为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他先在通海垦区议办农学堂，后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科，继而建立了独立的初等、高等农业学校，另外还创建了商业学校等中等实业学校和实业训练机构，为振兴实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南通有纱厂，爰设立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经营盐垦，爰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张謇正是在创办实业和教育的过程中，“乃有以实业与教育互相为用之思”的。

面对民初教育改革的潮流和情势，黄炎培不仅在思想感情上“余亦推荡此潮流之一人也”，而且勇于对职业教育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1905年黄炎培被推任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在自视为“寻病源”的国内考察中，其足迹踏遍苏、皖、赣、浙、鲁、冀诸省，“耳目所触，思想生焉”，于中国教育之实际获得了更为切身的观感。“此一年间社会闻闻见见，所谓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其所发现之弊害日以深，日以烈，在教育上益促吾人之觉悟，使完全倾向于斯主义。”黄炎培旅美考察归国后，即尽心尽力于职业教育的倡导和推进，1916年9月组织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以此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1917年5月主持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1917年11月筹备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研究宣传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舆论阵地。在实践中，黄炎培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思想认识，针对有些人以为职业教育只是一种技艺教育，不足以发展个性的思想认识，他将职业教育的“三要旨”修改、补充为：“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由是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得到了完善。陶行知在回国后进行了极为丰富的教育实践，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到后来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成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也是职业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精髓，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先进的、科学的“行—知—行”的认识论和“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

概观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自1903年张謇致端抚函首提实业教育、黄炎培1913年对职业教育初次点名，到陶行知1918年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经国内的躬行践履与国外的学习考察，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逐步使自己的职教思想理论体系丰富和充实。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他们顺应了世界潮流和时代气息而萌生和发衍，另一方面则有深深流淌于血液中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巨大作用。这种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积累和发展，他们依据自己对国情的逐步探真，不断地增进新的内容，开拓新的领域。任何思想观念的成型，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都有一个源头。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赋予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施加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影响。考察和探讨这种源头所在，既有利于人们明晰他们职教思想的社会特质，也有利于人们体察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时代精神，还有利于我们从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身上获得明确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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