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演化范文（精选4篇）
农业演化 第1篇
我国农业资源有限,人口压力大,对农业要素和产品的高强度需求,使我国农业经历了持续的资源集约化生产历程,致使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污染后果严重且逐渐显化,成为我国当前较为重大的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量平均超过2.3kg/hm2,农药的长期大量使用造成农药残留物激增;在100万t/年的农膜产量中,其中地膜占一半,地膜使用后约20%残留在土壤中;同时,平均每公顷施用化肥量达400㎏以上,其中氮肥平均利用率仅为40%,氮元素大量流失;我国每年产生的农业废弃物约40多亿t,其中,畜禽粪便总量达25.1亿t;农作物秸秆7亿t,处理率不足25%(人民网,2007)。这些情况的存在,均显示了农业面源污染的严峻性。因此,理清我国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演变规律,从而为有效制定相关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
伴随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Selden,Song,1994;Shafik,1994;Grossman,Krueger,1995;Holtz-Eakin,Selden,1995;Suri,Chapman,1998)。
国内外众多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Panayotou(1993)将这种关系定义成为“环境库兹涅茨现象”(EKC)。认为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前工业化时期),环境退化处于较低水平;当经济发展加快、进入工业化时期时,环境不断恶化,逼近甚至超过生态阀值。但到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向清洁行业转化,加上人们环境消费意识增强,政府更为重视环境法规的执行,也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亲环境技术改造和环境保护投资。此时环境质量出现改善现象。Antler(1995),Mc Connell(1997)等认为环境是奢侈品,只有当经济发展,人们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形成对环境的有效需求。人们对环境消费需求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和厂商对环境品质的重视,也引发对亲环境技术的投资和亲环境产业的发展,是EKC曲线形成的微观基础。Selden和Song(1994)认为科技进步提高了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在相同产出下,资源损耗和产生污染都会减少。在高科技水平下,环境质量会逐渐好转。Moomaw和Unruh(1998)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由配置能够使大量洁净资源得到利用,从而降低污染物的排放。经济发展会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使用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配置而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有利于降低污染水平。Boyce(2002)认为政府行为一般是对利益集团压力的反应,居民环境消费需求的变化,使政府由经济增长目标转化为重视环境保护目标,政府环境管制政策加强,从而改变EKC的形状,使之变得扁平或更早出现转折点。
国内学者则多从实证角度验证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KC的验证,李海鹏(2009)运用1998~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模型对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EKC)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源排放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三类污染源与人均GDP均处于曲线上升阶段,自发到达农业源污染减排拐点还需较长时间。安和平(2009)通过对贵州省1990~2008年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排放量等5项指标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贵州省的环境库兹尼兹曲线特征为U型+倒U型。梁流涛等(2010)在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核算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发现1990~2006年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呈现增加的趋势,主要分布在人口众多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并进一步分析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机制。
综合国内外研究来看,国外研究侧重于研究解释工业发展与点源污染的关系,涉及农业面源污染较少;其次从国内对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来看,主要是侧重于验证“倒U型”关系的存在性问题。综观这些研究,尽管在EKC理论与实证取得众多成果,但是这种存在性证明较为宏观和抽象,尽管能够把握整体关系,并不能很具体的把握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具体演化过程。因此利用动态耦合模型研究我国历史长期的农业面源污染和经济增长关系,在准确把握两者关系基础上,还能深入把握其具体的动态演化关系,这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模型
2.1 理论模型架构
借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演化的思想,可以建立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模型,从而测度两者的耦合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其理论模型构建如下:
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都是非线性系统,其动态演化方程为:
李雅普若夫第一近似定理指出,非线性系统的运动稳定性取决于一次近似系统的特征根的性质,以此理论为基础可以略去高次项而保证运动的稳定性,用得到的近似线性系统:
按上述方法建立环境质量(RE)与经济增长(EI)系统的一般函数:
其中,x,y为两系统的元素(均为时间的变量函数);a,b为各元素的权重。
鉴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相互胁迫关系,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由于这个系统只有与两个元素,为整个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则系统演化方程,即动态耦合模型的形式为:
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农业面源污染子系统与经济增长子系统的演化状态。
在系统(4)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在受自身与外界影响下,两子系统演化速度为:
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作是VA与VB的函数,所以有V=f(VA,VB),且VA与VB的夹角α满足,所以有。根据α的取值,就可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f(RE)与f(EI)的动态耦合关系。
2.2 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α称作为耦合度,根据α的取值,就可以确定农业面源污染过程与农业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显然,包含f(RE)与f(EI)两个元素的整个系统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系统重组四个阶段。由表1可知:
3 实证评价
3.1 评价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基本描述
3.1.1 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评价指标选取。
为了准确评价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在设置评价指标体系时,我们以简明科学性、系统整体性、层次性和可比、可录、可行性等原则为基础,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最终选择由化肥投入密度、农药投入密度、畜禽粪尿排泄密度、单位面积秸秆产生量等4个指标来作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采用了农林牧渔增加值作为评价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指标,详见表2。
3.1.2 数据来源与基本描述。
对于上述指标的样本值可由历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年鉴上直接查得或通过间接计算得到。其中畜禽粪尿排泄密度、单位面积秸秆产生量在2005年后并不再单独统计,因此在获得这两个指标2006~2008年的数据时,我们做了如下的变通处理:单位面积秸秆产生量我们按照2006~2008年的播种面积与2005年播种面积比值乘以2005年的基数而得到;畜禽粪尿密度我们按照2006~2008年大牲畜总量与2005年大牲畜量比值乘以2005年畜禽粪尿密度基数得到。
近30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迅猛,1985~2008年农林牧渔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89%。2008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80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17.5倍,比1978年增长4.9倍,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5%和6.4%,大大超过了同期世界农业的平均增长速度。然而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不断增加,化肥、农药投入密度、畜禽粪尿排泄密度、单位面积秸秆产生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表3),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82%、2.52%、1.28%;尤其是化肥、农药投入密度增速明显。畜禽粪尿排泄密度自2005年达到峰值以来,近三年虽小幅下降,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单位面积秸秆产生量在波动中增长,2008年达到6997㎏/hm2的峰值。
3.2 数据的量化处理及耦合演变轨迹的综合评估
为得到评价农业面源污染水平的单一指标,可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归纳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可得到农业面源污染水平综合指标的原始数据*。其中,原始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指标解释度近100%,同时该综合指标通过了99%的Bertlett球型检验。
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以及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选择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公式为:
这样处理后,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由此得到农业资源环境综合指标具体数据见表4。另外,为了解农业资源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演化趋势,根据两系统的综合值作出动态变化曲线,如图1和图2。
由两系统的动态变化曲线看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系统的演化轨迹大致为线性,农业经济增长子系统的演化轨迹则表现为二次曲线。因此,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分别将两系统按照一元线性方程和二次函数进行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A=f(RE)=-85.507+0.043t(拟合精度为0.988)
B=f(EI)=-37.26+0.000009432t2(拟合精度为0.976)
对f(RE)与f(EI)求导,根据公式(5)计算,可以得到1985~2008年的VA、VB、tgα与α的值,如表5所示。
3.3 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态势分析
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演化曲线,如图3。根据图表显示,在1985~2008年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农业面源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经济增长,但作用这种矛盾尚不剧烈,而且两方面综合指标的耦合度每年均有小幅的下降。这种胁迫性的弱化,这归功于我们国家适时出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引入,并于1994年在《中国21世纪议程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将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再如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2004年和谐社会理念的问世;十七大后“两型社会”实验区的建立,以及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等。不同时期亲环境政策的实施,极大改善了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资源利用与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本文基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模型,对我国历史中长期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动态耦合评价,选取化肥投入密度、农药投入密度、畜禽粪尿排泄密度、单位面积秸秆产生量为度量农业面污染源排放量的指标,四个指标1985~2008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82%、2.52%、1.28%;选取农林牧渔增加值为农业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1985-2008年年均增长率为11.89%。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985~2008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显现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加深作用,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约束也较为突出,但是这种矛盾尚不剧烈。它们之间是一种胁迫发展关系,但从趋势上看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胁迫性逐年弱化。
我国农业市场风险演化:判断与评估 第2篇
一、农业市场风险生成与演化
1.风险、交易风险与市场风险
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其判断与认知, 根据来源不同一般可将风险分为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由于“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为风险就是交易风险。借鉴康芒斯对交易活动的划分, 可将交易风险分为买卖的交易风险、管理的交易风险和限额的交易风险。其中买卖的交易风险就是市场交易中产生的风险;管理的交易风险和限额的交易风险则是指企业和政府治理或协调失灵造成的风险。因此, 市场风险是交易风险的一部分, 指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因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主体出现经济损益的可能性及对其判断与认知。市场规模、产品或要素价格、供求数量、市场交易规则等变化都可能引发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场风险就是价格风险;广义的市场风险不但包括价格风险 (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 , 还包括技术风险、政策风险、体制风险等, 基本上等同于交易风险。但价格以外其他因素的变化一般通过价格显现出来, 如需求的减少就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因此, 价格的波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风险的变化。
2.分工与市场风险生成与演化
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获得了专业化经济、迂回经济和报酬递增等好处, 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分工在带来收益的同时, 导致了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增加。这是因为: (1) 分工在促进个人专业化、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 造成了信息不对称, 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活动空间, 产生了两类交易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分别源于事前和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 (2) 分工与专业化必然要求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增加, 这又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另一种活动空间, 可能引发“敲竹杠”风险。 (3) 分工使社会环境变得日趋复杂, 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越来越困难, 这些信息不完全增加了不确定性, 导致外生交易风险的产生。另外, 分工还可能导致自然风险的增加。分工使人类活动更加频繁, 难免会对自然界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也要承受自然界的负反馈。以上这些风险伴随分工发展不断变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分工不断深化、市场交换日趋复杂化的过程, 与此相伴的是市场风险的演化。具体来说, (1) 在自给自足阶段, 没有分工与交换, 也无所谓市场风险, 主要是自然风险, 但防范风险的手段比较落后。 (2) 在简单分工阶段, 交易主要集中在狭小范围, 交易者常面临搜寻不到合适的交易对象的风险, 即使找到也可能受到交易方敲诈或掠夺。这时控制风险主要依靠一些非正式制度。 (3) 在较为复杂的分工阶段, 伴随货币的广泛流通, 交易对象趋于多样化, 交易人数越来越多, 交易范围逐渐扩大, 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协调交易的重要手段。价格风险成为该阶段市场风险的主要形式, 可能超过自然风险影响。为控制价格风险, 包括契约在内的新的交易制度开始被引入。 (4) 在更复杂的分工阶段, 契约的引入使交易逐渐得到规范, 价格风险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签订的契约的不完全性或投资的资产专用性, 诱发了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或“敲竹杠”风险的产生, 这些契约风险逐渐形成对价格风险的替代。为规避这些风险, 人们不得不创新治理机制, 纵向一体化、混合结构甚至政府都可能成为控制风险的选择, 未来市场风险的很大一部分可能被管理的交易风险或限额的交易风险所替代。由此可见, 伴随分工发展, 市场风险从无到有再到复杂不断演化, 市场风险形式也由搜寻失败风险到价格风险再到契约风险逐步变化。同时, 风险的治理结构如市场、契约、混合结构以及企业等也处于动态变迁, 市场风险的演化路线取决于治理结构的选择及其作用效果。
3.农业市场风险及其生成与演化
上述分析说明分工与专业化是农业市场风险生成与演化的深层原因。此外, 农业市场风险还受其本身特性和宏观环境影响。一是产业特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 生产周期较长, 不确定因素多;农业生产一般离不开土地、生产技能、机器设备等投入, 这些投入往往具有一定专用性, 使得农业经营者在交易中易被“敲竹杠”。二是产品特性。农产品尤其是水果、蔬菜、牛奶等具有时效性或易腐烂性, 决定了其交易的时空范围有限, 要扩大市场容量其交易成本较高;农产品的供需弹性较小, 无法在短时间内调整供给量。三是生产者特性。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造成农业生产经营者相对缺乏市场意识, 获取信息和进行市场谈判的能力较低, 加大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程度, 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活动空间。另外, 农业市场风险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及法律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这些宏观环境通过影响市场因素间接导致市场风险变动。如信用水平的提高可大大减少契约风险的发生, 因此, 农业市场风险的演化以分工发展为主线, 同时受到农业生产本身特性和宏观环境影响, 主要表现为搜寻失败风险、价格风险和契约风险, 其治理结构也在不断演化, 演化路线同样取决于治理结构的选择及其作用效果。
二、我国农业市场风险的演化:定性判断
1978年以来, 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分工, 中国农业市场化沿着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的演进路线。本文认为, 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农业市场风险的演化, 其路径可能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 判断依据如下。
1.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失灵风险
人民公社像一个大企业从事所有生产活动, 几乎消除了市场交易, 基本不存在市场风险, 正因为此为每一成员提供了基本保障。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出现了企业, 但伴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内部管理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企业的边界由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共同决定。因此, 作为一个超大型组织, 人民公社存在团队生产问题, 剩余权利主体缺失, 内部交易成本很高, 存在严重的治理失灵风险。当内部交易成本超过市场交易成本或治理失灵风险很高时, 该治理结构就失去效率, 被新的治理结构所取代, 人民公社制解体正源于此。
2.家庭经营:搜寻失败风险
1978年的改革确立了家庭经营为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 由于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将人们置于短缺经济中, 生产生活物资极度匮乏, 农民不得不利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农业生产, 重新回归到自给自足的活动状态。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以前有所下降, 农户没有能力应用先进的农业科技、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 生产率水平较低。尽管如此, 家庭经营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 提高了农产品产量, 并出现了剩余产品。农产品市场逐渐活跃, 农民开始进行一些简单交易, 甚至是物物交换, 但可交易的农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受计划限制, 交易对象很少, 交易规模和范围还不大, 价格机制还未真正起作用。此阶段农业的市场风险开始显现, 但主要是因搜寻不到合适的交易对象导致的搜寻失败风险, 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风险。
3.农业商业化:价格风险
1984年我国启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随后对农业采取了缩小指令性计划、废除统购统销体制、实行价格“双轨制”、引导农民跨区域流动、放松对经济发展的管制和允许土地协商转包等诸多措施, 大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效率。这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 农产品市场交易品种、数量、交易对象和范围都迅速扩大, 并延至要素市场, 加快了农业商业化进程。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价格机制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但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 农民对价格机制的运行规律尚不熟悉, 政府对农业结构调整干预也较多, 价格波动频繁, 常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加上我国法律建设步伐缓慢, 市场秩序较为混乱, 各类不当交易时有发生, 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波动, 价格风险成为该阶段主要的市场风险。
4.农业产业化:契约风险
农业分工发展以及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推动了农业向广度深度发展,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农业产业化得到快速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萌芽于上世纪80年代初, 摸索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90年代中期后得以迅速发展。陆续出现了“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基地+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与纯粹市场相比, 这些经营模式通过契约将龙头企业 (或其他组织) 与分散农户连接起来, 强调分工与协作, 目的要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农业产业化有效降低了外部交易成本和价格风险, 被视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同时也带了另一种市场风险契约风险。这类风险主要源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双方的专用资产投入。如对处于农业产业化经营链中的农户来说, 其生产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规模相对较大, 一般要进行必要的专用设备投资、专用人力资本投资等。一旦龙头企业违约拒收, 就会给农户造成很大损失。可以说, 契约风险将逐步成为继价格风险后主要的市场风险。
5.农民团队化:未来的治理失灵风险
为降低价格风险和契约风险的影响, 农民团队化问题被提出并得到热议, 认为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才能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因此农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各类农户合作经济组织被认为是解决“公司+农户”弊端的理想选择。然而, 合作经济组织也是一种团队生产, 在节省外生交易成本、提高谈判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内部成员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内生的交易成本的制约。就如集体经济一样, 合作经济组织也会产生治理失灵风险。
因此, 不存在治理农业风险的“万能药”, 市场、纵向一体化、混合组织甚至政府都可能在特定行业或农产品生产中有效发挥其作用。伴随我国农业分工发展, 农业市场风险因被组织治理失灵风险部分替代将趋于下降, 并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三、我国农业市场风险演化:定量评估
为全面反映农业市场风险的大小和变化, 不能仅衡量农业市场风险, 还须估计农业自然风险, 并通过比较来反映市场风险的影响权重。市场风险可由价格的波动大致反映。学界一般采取概率方法来对风险进行估计, 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方差或标准差, 二是离散系数。方差或标准差测度的只是变量离散程度的绝对值, 受变量值绝对水平高低和变量值计量单位影响。因此, 一般采用离散系数来评估农业风险。离散系数是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相应均值之比, 是测度变量分布离散程度的相对指标, 其主要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或undefined
Vσ和VS分别表示总体离散系数和样本离散系数, σ、undefined为总体标准差和总体均值, S、undefined、为样本标准差和样本均值。离散系数可用于对不同组别数据的离散程度进行比较, 离散系数大说明该组数据离散程度大, 离散系数小说明该组数据的离散程度小。因此, 运用离散系数可很方便地测度农业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变化, 并可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1.农业市场风险整体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演化, 并趋于高位稳定
数据来源:除2008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外, 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
图1给出了以每五年为一组计算的农产品和粮食价格的离散系数, 计算时以上一年的价格指数为100。该离散系数反映了在每五年中农产品和粮食价格偏离其均值的程度, 离散系数越大其市场风险越大。图1显示, 两个离散系数基本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并趋于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较为激烈, 1994年~1998年间两个价格离散系数分别高达17.90%和21.12%, 市场风险凸显为农业的主要风险。伴随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 在契约及其他治理机制作用下, 价格风险被控制在一定区间。2000年以来, 农产品价格离散系数都在7.2%以下, 粮食价格离散系数也被控制在12%以下。这与前面的定性判断基本一致。
注:2001年前 (不含2001年) 为收购价格指数, 2001年后 (含2001年) 为生产价格指数。数据来源:同上。
2.各类农产品市场风险演化路径略有不同, 但近几年基本都趋于高位稳定
依据上述计算方法, 表1给出了各类农产品的价格离散系数。1983以来, 除大豆外的所有粮油作物的价格离散系数几乎呈同步变化, 且在2001年以来稳定在7.5%~15%之间 (包括大豆) 。但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有了大幅提高, 说明市场风险显著增加。经济作物中, 棉花与水果的市场风险变化比较有趣。上世纪90年代前, 水果市场风险一直高于棉花市场风险, 而此后出现相反变化。棉花价格离散系数呈波动性增长, 在1994年达到最高, 随后基本稳定在20%左右;水果价格离散系数则基本呈现出波动性下降趋势, 并在2000年以后稳定在5%左右。可见, 棉花市场风险远远超过水果市场风险, 也超过粮油产品的市场风险。畜产品中, 禽蛋市场风险也呈现倒“U”型变化, 但其波幅相对较小, 其价格离散系数都在15%以下, 1997年以后逐渐稳定在7%左右。与其他产品市场风险的高位收敛不同, 生猪市场风险变化较多。生猪价格离散系数在不断波动中于1994年达到最高值23.26%, 随后一直下降到2000年的5.47%, 近几年又有了较大反弹, 2008年达19.86%。总之, 除生猪外, 近几年各类农产品市场风险都较上世纪80年代初有显著增加, 但较上世纪90年代则有所减小。其中, 玉米、水果和禽蛋的市场风险相对较低, 价格离散系数在5%~10%之间;棉花和生猪的市场风险相对较高, 价格离散系数在15%~20%之间;稻谷、小麦、大豆和油料的市场风险处于中等水平, 价格离散系数在10%~15%之间。据此可对需重点关注的农产品进行排序, 由高到低分别为:生猪、棉花、油料、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禽蛋和水果。
3.市场风险已超过自然风险成为主要的农业风险, 但具体农产品略有不同
数据来源及说明:2008年以前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年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料产量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09年2月预测数据, 棉花、生猪、禽蛋产量数据来自《中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缺少2008年水果产量数据。
为比较农业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 表2给出了以每五年为一组计算的各类农产品产量的离散系数, 反映了在每五年中农产品产量偏离其均值的程度, 离散系数越大, 农业自然风险越大。由表2可知, 农业自然风险在波动中趋于稳定, 种植业相对于畜牧业受自然风险影响较大, 种植业中经济作物相对于粮油作物受自然风险影响较大, 粮食作物中玉米和大豆比稻谷和小麦更易受自然风险影响。将表1与表2对比分析发现, 粮食、稻谷和小麦的市场风险一直高于其自然风险, 两者差距先增加后于2000年后趋于收敛, 这与粮食产品特性以及我国一直重视粮食生产投入有关;其他农产品的自然风险最初都高于市场风险, 但在近期除水果外的其他产品市场风险都高于自然风险。说明市场风险对农业的影响已超过自然风险, 已经成为主要的农业风险。这也基本符合前面的定性判断。具体到各类农产品, 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是:玉米的自然风险超过其市场风险;大豆、棉花和水果的两类风险差距趋于收敛, 但水果的两类风险变化比较特殊,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风险一直高于市场风险;油料、生猪、禽蛋的两类风险差距则趋于发散。据此可确定今后应对各类风险的重点方向:对于水果要重点考虑如何降低自然风险的影响, 对于其他产品则重点要考虑如何控制市场风险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探讨分工与市场风险的内在逻辑, 并结合农业生产本身特性及宏观环境, 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分析农业市场风险生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伴随分工发展, 农业市场风险从无到有并趋于复杂, 从搜寻失败风险到价格风险再到契约风险不断演化, 与此相对的是风险治理结构的不断演化, 治理结构的选择及其作用效果决定了农业市场风险的演化路径。1978年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几乎再现了分工发展的完整历程, 伴随中国市场化演进路线的是中国农业市场风险的不断变化:组织治理失灵风险搜寻失败风险价格风险契约风险未来治理失灵风险。据此做出我国近30年农业市场风险演化路径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的定性判断, 并通过对我国1983年以来农业市场风险的定量评估予以验证。市场风险已超过自然风险成为最主要的农业风险, 但对具体农产品而言略有差异。农业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组织治理失灵风险紧密相关, 在一定条件下可互相转化, 因此, 要进一步控制我国农业市场风险, 需要多管齐下。
1.一如既往地重视自然风险的防控
借助新农村建设契机, 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高灾害预报技术, 提高农产品病虫害防治技术、保鲜技术、深加工技术;积极倡导科学发展、理性消费, 以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近期要特别重视经济作物尤其是水果和棉花的自然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推行农业保险政策, 探索有效的风险共担或风险转移机制。
2.突出强化市场风险的防控
继续完善各项市场法规, 规范市场秩序, 促进公平交易, 防治再次出现大的市场风波;加快农村通讯网络建设, 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 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继续探讨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减少违约事件发生的概率;积极发挥政府对价格的宏观调控作用, 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仍实行保护价收购, 同时适时动用相关产品储备调控市场, 以防价格大幅波动。
3.积极关注组织治理失灵风险的防控
总结各地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实践经验, 结合农业生产特征及产品特性, 探讨可行的农民合作组织形式, 低成本、低风险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农地流转得到政策保障的背景下, 积极引导农民向城市转移, 促进家庭农场的形成。家庭农场因其在规模、专业化和谈判能力等方面的优势, 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市场风险;因其产权效率相对较高, 也可避免组织治理失灵风险的出现。
摘要：文章首先从分工角度探讨了农业市场风险生成与演化机制, 然后结合农村改革历程, 对我国农业市场风险演化规律做出定性判断和定量评估。结果显示, 我国农业市场风险呈现先增加后减小并趋于高位稳定的倒“U”型演化轨迹, 并已成为最主要的农业风险。最后提出治理农业市场风险的相关建议。
农业演化 第3篇
一、技术创新、创新环境与农业技术创新
第三代技术创新理论表明, 一个技术创新与其他一些技术创新之间不是离散的, 创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极其密切, 人们不应孤立地考虑创新, 而必须在一个不断演进的环境中以及技术结构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理解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能看作只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根本上是由企业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结构性的决定着”。创新是不同主体与许多其他因素间复杂作用的结果, 创新作为一种技术发展的方式, 作为一种人对自然、对社会的改造过程, 其内部由众多的因素与阶段构成。这些因素和阶段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即客观上存在着技术创新的系统, 而且技术创新系统又往往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而, 人们必须以系统的观点、方法观察技术创新现象, 并将技术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双重演化协同起来, 研究技术创新活动。
我们知道, 创新过程的自组织机制主要表现为, 创新是创新生产者与创新用户交互作用下的一种学习、搜寻和选择活动, 以创新惯例作为其行为基础。但是, 这是在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的一般创新过程, 其中有成熟的企业及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是企业的一部分或成为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创新过程如果面临的是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或完全由政府主导的经济环境, 则其自组织机制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而演化路径也要发生偏离。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着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不足, 同时, 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 现代农业技术有效供给也存在短缺问题。这种农业技术实际需求与实际供给不能达到均衡的状态, 不但对农业技术事业本身的发展有阻碍, 而且还严重影响着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阻碍着科技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然而, 农业技术创新供需矛盾不是技术创新系统本身的问题, 而是农业经济系统内在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
我国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使得农业生产单位相对来说规模较小, 一般都是以农户为生产单位, 而进行大规模生产作业的农业企业仍然没有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主体, 因此, 农户就必然地成为我国农业技术需求的主体。无数分散的农户对农业技术创新都有强烈的需求, 但是单个农户不可能支付昂贵的研制费用去购买创新的农业技术, 更不可能像企业那样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农户与企业相比缺乏技术创新能力, 只能被动地接受技术的推广, 同时由于农户在技术创新决策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就造成农业技术创新的潜在需求量比较大而现实有效需求却明显不足。因此, 在现阶段农业技术创新就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农业技术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市场机制无法有效保证农业技术的持续创新。如果说将大部分农业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交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 则由于难以实现创新收益而将使创新机构面临经费短缺、士气涣散的境地, 从而不能有效地对资源或需求就农业技术进步的诱导做出积极的反应, 并严重阻碍农业技术的持续进步。要想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调节农业技术供需矛盾, 就必须赋予农业技术创新以私人产品特性, 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能使农业技术创新从公共产品转变为私人产品。从宏观调控上考虑, 这首先依赖于粮食安全非问题化;从微观行为上斟酌, 就需要农户经营规模发展到足以将技术创新内化为农业企业 (大农户) 的自身机能, 抑或农业科研机构从政府支配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然而, 这种转变或演化仅仅是农业经济系统演化的一个局部反映, 因为农业经济系统演化必然要经历各要素之间的竞争、合作、发展与演变。
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它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经济系统的生产率和扩大农业产品的需求空间等的途径, 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正像农业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技术创新一样, 农业技术创新系统的演化也必然要依存于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并且只有靠它们的协同演化, 才能保证农业技术创新供需矛盾的顺利解决。
二、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农业经济系统是农业经济活动的主客体要素诸如农户、农业企业、政府、农业科研机构、农用土地、农业技术装备、农业资金、农产品及其各类市场等实体要素和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经济管理手段、农业经济信息等软性要素以及各类要素关系的集合, 即S= (E, R) , 其中S为农业经济系统, E为组成农业经济系统的元素集, R为元素集E之间的关系集。农业技术创新系统是农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在国民经济总系统这一大背景中受其他系统的约束, 并与其他系统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和交换。
农业经济系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系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结构、状态、特征、行为、功能等会发生转换或升级。农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的内在表现即为农业经济现象。农业经济现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农业经济系统的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随机“涨落”是农业经济现象复杂性和多样性产生的源泉, 是系统产生自组织的条件和动因。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是通过系统内不同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实现的。
(一) 农业经济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微观行为机制。
微观行为主要是农户 (农业企业可看作规模比较大的农户) 行为, 是农业经济系统动态演化和复杂性产生的基础。农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非平衡性、非线性和随机涨落等自组织特征, 是众多农户共同运动的结果。农户既是生产主体, 又是消费主体。作为生产主体, 农户的生产可分为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两部分。在我国, 农户的商品性生产部分又分为两部分:按合同定购价出售的部分和按市场价出售的部分。作为消费主体, 农户的消费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即自给性消费和商品性消费。农户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规模及比例以及让给消费、商品消费的组合, 服从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即根据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农户自行决定两种生产的最优决策, 在生产决策已定即收入水平已定的情况下, 再决定最优消费组合。决定农户的生产与消费决策及最终的供给行为的根本因素是农产品生产能否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或预期利润, 而影响农产品生产的利润的外部条件则主要是合同定购的数量与价格、自由出售的数量与价格、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价格。其中生产要素投入就包括对农业创新技术的选择、使用。
从微观角度看, 农户是农业经济系统的主体。农户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动机和环境因素导致的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 对农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农户技术选择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方面, 是指农户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前提下, 结合其现有的各种资源存量、采用适当的农业技术的经济行为, 它实质上是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户采用农业创新技术的决策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要受到生产规模、技术类型、自身素质、行政干预、风险收益等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因素恰恰是农业技术创新系统以外、农业经济系统以内的各要素。
农业经济系统结构的动态变化源于系统微观组成部分即农户及其行为的多样性和市场的选择机制。农户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根据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做出自己的最优技术选择。在选择机制下, 由于农户生存能力的差异, 农业经济系统的状态是演变的, 其中伴随着农户数量的由多到少和规模的由大到小。农户数量的减少属于农业经济系统内部要素向外部环境转移, 是农户生存发展能力的增强的必然结果, 因为收入水平是农户向外转移的主要因素。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是, 当农户适应性增强时首先考虑的是向外部转移而不是在内部扩张;当农户适应性弱时并不会自我收缩甚至退出农业经济系统, 而是相反在农户不断转移的情况下自我适应性亦不断增强。所以, 在农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 农户只有退出没有进入, 但是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就是农业的本质属性没有发生改变, 即尚未赋予它以明显的产业化或服务性。
(二) 农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
在一定时空条件下, 农业经济系统的元素间是有序的, 但这种有序是相对的、短暂的。农业经济系统各子系统每时每刻在与其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流, 在交换中实现局部突破, 从有序过渡到无序。局部性无序有时产生扰动, 形成系统的振荡, 出现整个系统的阶段性无序状态;在这种无序状态中, 系统内部某一子系统完成自我重组, 出现内生变量, 同时又在外生变量作用下, 整个农业经济系统又趋于有序。这种从有序到无序, 再到新的更加优化的有序, 正是农业经济不断提高、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形式。农业经济的耗散性可以用熵增熵减的数学模型加以反映和计量。
农业经济系统要素的质量、数量和组合都合理、协调的状态是农业经济系统的平衡态。然而, 平衡是相对的, 不平衡才是绝对的。由于各子系统自身以不同速率发生变化。若其中某要素的变化超过原有组合状况就打破原有平衡, 促使整个系统进入非平衡态。从非平衡态到平衡态, 中间往往有“短线平衡”过渡。所谓短线平衡, 是指系统功能以最短要素来确定的原理, 俗称“木桶效应”。木桶装水能力不是由平均板长和长板决定, 而是由桶板中最短块决定。农户正是处于最短桶板的位置, 不过农业经济系统, 既有内部补偿机制, 又有外部修正机制, 对短板亦有修补功能, 可以使整个系统达到新的平衡, 这是缓慢进货与跳跃的统一。农业经济系统在平衡与非平衡中实现功能最大化。
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首先基于农业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竞争, 其次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竞争, 这里的竞争既有子系统之间的竞争, 又有子系统内部的竞争, 然后由于它们的竞争而产生协同作用, 再到农业经济序参量的产生。竞争是系统演化最活跃的动力。这是因为, 系统内部诸要素或系统之间的竞争是永存的, 它虽然依条件不同可大可小, 或强或弱, 但由于运动的永恒, 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差异就是永恒的, 因而它的存在和演化也是永恒的。农业经济系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是竞争存在的基础, 再加上系统诸要素或不同系统之间对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适应与反应不同, 获取的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的质量也存在差异, 因而必定存在竞争。从农业经济系统演化的角度看, 这种竞争一方面成就了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条件, 另一方面推动了系统向有序结构的演化。
三、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系统协同演化过程
熊彼特提出的旨在解释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演化分析框架, 用要素重组和扩张的创新理论以及“内生性变迁”和“创新推动的自我转换过程”来解释经济周期中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运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认为, 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相关产业的演化是在竞争的过程中展开的, 其演化的动力是多样化的产生及其选择机制。技术创新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产生影响, 反过来, 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也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活动与过程, 作用的机制是复杂的, 具有非线性和自组织性。在现实中, 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是交织在一起的, 是农业经济系统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演化的动力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民与农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市场供需变化等因素的线性作用, 演化的过程也不像熊彼特认为的那样具有规则的周期性。二者协同演化的机制与过程具有复杂性。
首先, 在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创新的实现过程是复杂的, 是在农业经济系统中农户、农业企业、政府、农业科研机构等各要素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过程。政府依据资源结构的特点及其对农业生产增长的瓶颈制约, 以提高资源边际生产率为目标, 对科研资源进行配置。同时, 借助以行政化机制为核心的农业推广网络将技术全面推广, 最终在技术供给“创造”技术需求基础上实现技术供求均衡。然而, 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农户的技术需求由过去主要在政府技术推广的影响下被动形成, 转向现在基于对要素及产品相对价格、技术的获利性及市场前景等市场因素的理性判断而主动变化, 农户的技术需求开始演进为一般的市场行为, 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以及市场竞争导向逐渐成为左右农户技术需求结构的基本法则, 技术需求特性的这种改变与农户生产自主权的确立是一致的。由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者的技术需求朝着结构上的多样性、广泛性及形成上的市场导向方面发展, 不仅需求提高产量的技术, 还需要增加品种和质量的技术;不仅需求降低成本的技术, 还需要增加产品需求的技术;不仅需求产中技术, 还需要产后的加工、流通技术。一般是先有市场对农产品及其加工、流通的需求, 后有农户对相关技术的需求, 农业技术需求开始体现要素需求的“派生需求”性质。农户技术需求偏好的演变与政府从对农业技术采用进行直接补贴到培育农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演变是同时进行、相辅相成的。
其次, 农业技术系统的进化机制是非线性的。通常认为技术体系进化的规则是优胜劣汰, 即新技术出现时, 获利能力走出平均利润以上的技术将在经济系统中得到扩散;而当技术的赢利性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它的市场占有份额就趋于饱和,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淘汰出局。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能够筛选出最佳、最高效率的技术。但是在实际生活和技术发展史上, 劣胜优汰的现象也不断发生, 出现劣技术“锁定”的现象。如果从农业经济系统演化来看, 农户囿于生产规模和自身素质, 当然就要选择劣技术而排斥优技术, 更何况政府推广的创新技术往往与农户的需求偏好相背离。所以, 劣技术“锁定”现象是农业经济系统演化所必然要经历的现象。
技术体系进化的机制是非线性的, 技术演化的过程不仅与技术本身的优劣息息相关, 而且是技术与经济因素协调演化的结果。利益驱动是农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基本价值趋向转变的重要特征。农业技术演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就是增值能力的提高。本质上是全新的先进技术, 技术成果的创新程度较高, 技术含量也高, 因此, 对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往往表现出超常规的作用。它可以大幅度增强农产品的功能, 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从而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农业技术创新系统包括多个利益主体, 如农业企业、农户、政府、农业科研机构等, 它们之所以会组织起来进行一体化生产, 关键在于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其经济活动的目标, 在于利益引力所致。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 农户既有强化个人独立性的要求, 又有趋向互相联合的愿望。这种矛盾心态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决定了农业技术演化的特殊性。
第三, 由于集群经济的存在, 农业经济系统内的创新活动自发形成合作关系这一自组织现象。集群经济本是指企业在一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 基于技术关联关系进行集群式创新会比企业从事单项的、分散的创新更经济。但是在农业经济系统中, 可以理解为农户在一定资源约束条件下, 基于技术关联关系和经营产品、模式的相似性, 旨在增强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而进行集群式生产、销售的合作经济。集群经济在农业经济系统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创新功能, 而是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壮大使创新系统从外部环境转变为内部要素之后才具备的。从微观角度看, 就是一个作为创新用户的单一身份农户上升为兼顾创新生产者和创新用户双重身份的农业企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创新生产者和创新用户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断地由分散到集约, 由间断到连续, 由不完全、不对称到既完全又对称。因此, 集群经济是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系统协同演化的核心诱因和内在依据。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表明, 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经济系统的生产率和扩大农业产品的需求空间等的途径, 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微观角度看, 农户是农业经济系统的主体。农户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动机和环境因素导致的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 对农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从宏观角度看, 农业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必须依赖于农业经济系统内部要素亦即农业技术创新系统外部环境的演化。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首先基于农业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竞争, 其次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竞争, 然后由于它们的竞争而产生协同作用, 再到农业经济序参量的产生。在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创新的实现过程是复杂的, 是在农业经济系统中农户、农业企业、政府、农业科研机构等各要素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过程。
本文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 集群经济是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系统协同演化的核心诱因和内在依据。集群经济必须在自身规模的不断壮大中形成和完善创新功能, 使农户能够集合或成长为创新生产者和创新用户于一身的农业企业, 以保证农业技术创新供需矛盾的顺利解决。不过要明确, 笔者在本文中已将集群经济重新定义为农户在一定资源约束条件下, 基于技术关联关系和经营产品、模式的相似性, 旨在增强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而进行集群式生产、销售的合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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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演化 第4篇
关键词：复制动态博弈,演化稳定策略,品牌推广
一、前言
随着农业与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社会经济演进过程, 农业产业化渐渐成为部分农村农业运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产业化使农产品加工生产呈现了规模化、系列化、标准化的特点, 这也为农产品的品牌化奠定了基础。
农产品品牌一旦得以建立和推广, 能带来消费者关于品牌的联想和行为, 这些联想和行为使产品可以获得比在没有品牌名称的条件下更多的销售额和利润, 并赋予农产品超过竞争者强大、持久和差别化的竞争优势。农产品品牌因为其自身的特性, 一般带有区域品牌的特点。因此, 其带来的利润也是相对于整个地理范围而言的。
在农产品品牌创建的过程中, 由于能够得到的利益较大, 大型企业做贡献的积极性也较大, 而中小农户大多期望企业进行此项投资而自己“搭便车”。在目前的研究中, 往往忽略了农业协会在品牌建设中的作用, 而直接考虑“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实际上龙头企业按照基地区域划分, 通过村委会或农业协会、农场等中介组织来签订农户订单, 才是比较普遍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企业+协会”的这种品牌推广合作机制, 往往表现为, 龙头企业着重通过全国品牌投入建立产品形象, 让顾客认识产品, 刺激顾客的品牌意识;协会则着力于推广地区性广告, 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协会并与企业建立契约, 从事相关农产品的种植。本文将运用动态演化博弈理论, 构建龙头企业与农业协会合作品牌推广的复制动态学习模型, 求解出相互合作分担投入的演化稳定策略。
二、集体品牌推广行为的演化博弈
(一) 基本假设
1.假设企业和协会都有独立决策权。龙头企业在该地区选择经营的主导产品均由协会负责供应, 企业不收购协会组织外农户生产提供的该类农产品。
2.假设品牌价值与产品的全国性品牌投入和地区性广告投入有关, 品牌价值函数V=UP11aγ+P2U2bδ+ε。其中a表示地区性推广投入, b表示产品全国性品牌投入, P1代表农户选择加入协会的概率, P2代表消费者选择农产品的概率, U1和U2分别代表农产品带给农户和消费者的认可程度, γ和δ则分别代表地区性推广和全国品牌投入对品牌价值的影响效应, γ和δ均为大于零的数;ε是影响品牌价值的随机变数。
3.假设协会投资地区性推广费用为at, 企业对产品全国性品牌投入为bh, 与此同时企业分担地区性推广投入的比率为 (1-t) (01-t0.5) , 协会分担全国性品牌投入的比率为 (1-h) (01-h<0.5) 。那么企业分担的地区性广告投入为a (l-t) , 协会分担的品牌投入为b (1-h) 。当t=1时, 表示龙头企业不分担地区性广告投入;当h=1时, 表示协会不分担品牌投入。
4.龙头企业和协会双方都不确定对方是否会分担广告投入及分担的比例, 且龙头企业和协会都是有限理性的, 他们考虑长期合作, 通过学习不断改变自身策略直到达到一个均衡为止。
(二) 模型构建
一般情况下, 农产品的全国性品牌投入是由企业来承担的, 而地区性推广投入则由协会来负责。本文则以企业和协会分别分担一部分地区性推广投入和全国品牌投入作为创新激励策略来构建模型。协会可选的决策是:分担品牌投入、不分担品牌投入, 它不知道企业是否会分担地区性推广投入以及分担比例。企业也不确定协会是否会分担部分品牌投入以及分担的比例, 企业的可选策略是:分担地区性广告投入、不分担地区性广告投入。由于协会和企业往往是长期合作的, 他们之间的策略均衡不会一次性选择完全理性下的最优策略, 而是通过学习调整后的结果。因为协会和企业是相互作用决策, 并且决策过程具有不对称性和有限理性, 所以可以根据动态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和分析模型。
企业群体与协会群体发生演化博弈, 每次博弈参与人是由企业群体中的一个龙头企业与相应农产品协会组成, 每个群体成员都是用复制动态决策改变各自策略的。根据前文的假设, 可以计算单个企业和其相应农产品协会的2*2收益矩阵, 如表l所示。
假设x为协会群体里的选择分担品牌投入的协会比例, 则 (1-x) 就是选择不分担品牌投入的协会比例;假设y为企业群体里选择分担地区性推广投入的企业比例, 则 (1-y) 为企业群体里不分担地区性推广投入的。那么根据复制动态机制可得出以下结论:
采用分担品牌投入策略的农产品协会的期望收益1E1, 采用不分担品牌投入策略的协会的期望收益E21和协会群体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将x对时间求导, 可以得到协会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
龙头企业选择不分担地区性推广费用, 协会选择不分担品牌投入 (X=0, Y=0) 这个平衡点能达到演化稳定均衡。
将平衡点 (0, 1) 带入协会和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检验, 有:
当方程的解为ESS时, 此时亦需要满足即当满足条件:
这个平衡点能打到演化稳定均衡。另外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可依此类推。
从稳定需满足的条件可以看出, 模型的均衡结果由十二个参数决定, 它们分别是:品牌价值反映到协会收益上的系数α, 反映到龙头企业收益上的系数β, 地区性推广投入a, 产品全国性品牌投入b, 协会分担品牌投入的比率h, 企业分担地区性推广投入的比率t, 以及品牌价值函数中代表农户选择加入协会的概率P1, 代表消费者选择农产品的概率P2, 代表农产品带给农户和消费者的认可程度U1和U2, 以及分别代表地区性推广和全国品牌投入对品牌价值的影响效应γ和δ。这些参数不仅影响模型的均衡结果, 也会影响最终收益值, 在达到演化稳定均衡时, 这个均衡就是模型的最优收益。
三、结论
当龙头企业与行业协会逐渐处于对等地位即能从品牌价值中获得较相当的收益时, 企业与协会倾向于采取合作广告机制。本文构建了在企业与协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龙头企业与行业协会双方分别分担一部分产品品牌投入和地区性推广投入的动态合作模型。然后,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模型进行求解分析, 得出初步的结论是: (1) 模型的四个复制动态平衡点都有可能是演化稳定策略, 是否ESS还要由十二个参数决定; (2) 参数影响了协会和企业采取分担广告投入策略时能获得收益增额的大小。
因为地域差异, 我国农村农业组织化程度和产业化模式表现出多样性。文章只考虑了“龙头企业+协会”的品牌合作推广模型。以后可以考虑应用多种群演化博弈研究多层级的品牌合作推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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