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由贸易区功能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大国经济由于自身的特征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优势,也正是这种特点和优势使得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与众不同。对大国经济的提出、大国经济的特征及优势、大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大国经济的比较研究及中国大国优势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回顾、归纳和整理,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关键词:大国经济;大国优势;大国战略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中,既有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庞大的“大国”,也有国土面积较小、人口较少、资源贫乏、市场较小的“小国”,我们称前者的经济为“大国经济”,后者为“小国经济”。大国经济有不同于小国经济的特点,尤其是其引人注目的资源优势及巨大的国内市场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轨迹的独特性。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大国经济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还不多,有关大国经济的基础理论极为有限,诸多问题还比较模糊,缺乏科学的界定,这使得大国经济的研究不成体系,也缺乏深度。为此,本文就国内的大国经济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大国经济的提出

国内最早关注大国经济发展的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他提出,发展经济学应“突出研究重点,注重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除了凭特殊资源条件而迅速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石油输出国以外,发展比较成功的是11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除巴西外,其他国家的幅员和人口都极为有限。因此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只在第三世界的极少数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小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经验,而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却至今未能实现稳定的起飞和迅速的发展。他在该书第三章中“试图就大国发展的问题,大国的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作进一步探讨。”[1]30-31只不过当时张培刚教授没有明确提出大国经济这个概念,他的大国发展问题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的,可以说是大国经济的雏形,奠定了大国经济研究的基础。随后,陈文科教授延续了张培刚教授的研究,对大国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2]1-5。可以说,陈文科是首次对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矛盾作全面、科学论断的学者之一。他揭示了大国发展的十大矛盾:人口困惑、结构困惑、生态困惑、灾害困惑、短缺困惑、债务困惑、市场困惑、体制困惑、农民问题困惑以及传统文化的困惑[3]12-16。他认为,这十大困惑至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基本上属于经济因素;第二类,兼有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第三类,属于综合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因素[4]91-92。尽管以张培刚和陈文科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者对大国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提出大国经济这一概念,没有系统地揭示大国经济的特点、优势和发展战略。

国内比较系统地提出大国经济的是李由和童有好。李由的《大国经济论》,对国家规模及其与市场结构、资源禀赋、区域经济、经济开放、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的特征和方式。但由于他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大国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的特征和方式,没有把重点放在对大国经济优势和规律的研究[5]1-19。童有好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探讨了什么是大国经济、大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大国经济中国内市场的作用、大国经济与开放经济的关系以及我国在具备大国经济雏形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6]26-37,[7],这为大国经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童有好没有沿着他比较系统的思路继续研究下去,没有系统性地全面研究大国经济所面临的诸多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使得原来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如究竟哪些经济体属于大国经济?其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大国经济优势的来源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关于大国经济的研究仍是备受争议。

二、大国经济的特征及优势

大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都认同大国经济有着自身的特点,有着其他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是什么?其优势的来源是什么?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仍没有达成一致。

童有好(1997)认为,大国经济有不同于小国经济的特点: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经济规模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大、工业部门体系齐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国经济的优势: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庞大的市场优势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7]。金凤德也认同这种说法,他在概括出大国经济的一般特征的同时,指出市场潜力是大国经济的基础,但是日本的市场潜力相对美国、俄罗斯等并不大,它怎么成为经济大国呢?根本原因在于市场购买力的大小,日本的国内市场虽小,但是其市场购买力很大[8]24-35。 张李节(2007)认为,所谓大国经济,是指国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个亿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具备这些特征的大国主要有:俄罗斯、美国、中国、巴西、印度等。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呈现层次性是大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大国经济的八大优势:资源优势、分工优势、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技术发展优势、规模优势、生产力推进优势、资源整合优势等[9]182-184。

湖南商学院大国经济课题组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的概念,并比较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其内涵与特征。他们认为,大国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多元性和适应性,多元性导致了发展层次的差异,比如技术差异、人力资本差异、资金积累差异、区域贸易差异等,而适应性则是指各个层次的技术、人力资本、资金和贸易正好适应了其相应的发展程度,能够较快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大国经济的多元性和适应性的基础上,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是一种综合优势,这种优势集技术优势、人力资本优势、资金优势和贸易优势为一体的特殊的优势——大国综合优势 [10]8-12。大国经济综合优势理论,是关于大国综合优势的构成要素、发生机制及其在区域、产业、企业等方面的运用的理论[11]23-28。他们关于大国综合优势的理论,不仅结合了张李节、董有好等人的观点,又比较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关于大国经济的特征、界定、大国综合优势的来源、作用机理及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等问题的研究,是目前国内较为系统地研究大国经济的代表。

三、大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战略

大国经济有着其他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有着自己的特点,因此,其发展战略也有自己的特征,当然,这种特征必须是基于自己的大国经济的现实和基础之上,在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上也有自己的特征。

1.大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靖学青(2000)研究了大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世界上的大国,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市场需求所推动。在积极参与国际经贸交流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始终以国内需求为重心,主要依赖内需规模的扩大,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12]23-28,这是一种典型的需求推动模式。张皓(2001)则认为,大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仍然是国内市场需求,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3]10-14。张皓的观点是投资驱动模式,这种投资推动模式在需求推动模式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童有好(2001)则认为,大国经济由于国内市场巨大,国际市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对外开放度较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大国经济的发展[14]85-90。童有好的外贸推动模式备受学者们的推崇。张学勇、金雪军、章宁宁(2006)从大国经济的视角,分析了贸易开放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并以中国为例,探讨贸易开放与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影响及影响差异,研究表明,开放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 但关税减让作用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以开发区为平台的外国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15]23-29。田青(2001)在比较了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之后提出,大国经济更应该通过国际化来达到经济发展目标[16]58-61。当然,田青的国际化战略比较复杂,不仅仅是国际贸易,还包括对外投资等其他方式。

2.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关于产业选择的战略上争议很大。顾海兵(2005)指出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集中在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上,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础[17]1-5。顾海兵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由国防建设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教育发展战略、专项发展战略组成的庞大系统,对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没有意义。

经济战略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产业选择上,因此,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争议比较大的也体现在产业发展战略上。戚衡玮(2006)假设在一国内只存在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两种产业,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简称为中国模式,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简称为印度模式。然后,分别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对中、印两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结论表明:若使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福利,中国模式优于印度模式。中国模式能使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两种产业协调、充分发展,并最大限度地解决失业问题[18]44-48。这个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并且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杨汝岱、姚洋(2006)提出了有限赶超的概念,并测算了112个国家在1965—2000年间有限赶超指数。他们的跨国分析表明,在大国经济中,实行有限赶超的国家的发展绩效明显优于没有实行有限赶超的国家。并指出我国在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也致力于一些中高端产业的发展,符合有限赶超的要求,从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绩效[19]。徐晓飞、马越雷(2007)在比较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国经济由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对世界影响较大,因此适合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积极扩大内需,不要过分地依靠对外贸易这种战略模式[20]79-81。

四、大国经济的比较研究

尽管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但作为大国经济的范畴,它们仍有共性。因此,关于大国经济比较研究的文献很多,这给大国经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对大国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的代表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6)以世界经济大国为对象,全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大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指出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背景、措施和效应,为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1]1-270。程极明、李洁(2006)以美国、苏联、巴西、印度和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这对我国大国经济发展可以有更为直接参考的价值,这些系统的比较研究,为大国经济理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2]1-320。白旻(2008)在比较中印两国经济的崛起后发现,两个国家虽然选择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目前的发展却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其根源在于超大型的国家规模,中印崛起呼唤发展中大国创新发展模式,探索中印等大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全球性和时代性课题[23]104-109。那么,制约大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其发展道路的借鉴在哪里?陆铭(2008)在程极明、李洁等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再次全面剖析了大国经济发展城市化战略、全球化战略、工业化战略等,系统梳理了大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为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

上述的比较研究属于定性研究,但是大国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大国经济之间的经济波动是否有共性?不少学者以定量分析为工具,实证回答了这些问题。宋玉华、方建春(2007)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步转强的过程,但总体上相关性程度较低;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表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在10%显著性水平下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大[25]104-111。这对中国走向世界,采取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大国经济联系的纽带有很多,对外直接投资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宗建亮(2007)选择了这个纽带,利用协整、VAR脉冲相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在1980—2006年度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以G7为代表的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如何通过对中国的FDI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结果表明,中国FDI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存有相关性;中国FDI方差分解中由中国经济因素解释的成分远高于世界大国经济因素的解释成分,在G7和中国GDP方差分解中,由对方经济因素解释的成分处于上升的趋势,这表明中国与世界大国之间经济波动的相互影响在日益加深[26]35-40。这个研究结论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中国的大国经济研究

1.中国走向大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要比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严峻得多,也复杂得多。卢进勇(2005)注意到中美、中欧贸易摩擦不断,且不时升温的现象,考察了其他贸易自由区对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后指出,中国要想走向大国经济,必须采取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同其他经济体结合,以有效地应对走向大国经济过程中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27]1-3。高帆(2007)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大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认为,从总量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或者至少正在逐渐进入大国经济的行列,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大国经济是同时完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欠发达经济走向发达经济两重转变,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大国经济不仅面临来自域外压力的更大考验,而且也面临来自内部发展不确定的潜在挑战。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走向大国经济应对内外部挑战的基本思路是转变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28]。高帆的研究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为我国实施大国经济战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在走向大国经济的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内外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也出现了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的政策冲突。段平方(2007)提出解决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一方面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29]32-37。

2.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是争议已久的话题,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1)赶超战略。赶超战略源于后发优势理论。陆德明(1999)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动力理论”框架,认为通过学习型追赶,中国与先发国家的发展差距将逐步缩小,但总还有一恒定差距无法消除,这需要我们必须更新转换发展动力,即从原来的引进学习转向自主创新[30]351-356。郭熙保(2002)从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西方经济追赶理论,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基于后发优势的赶超战略,并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但是这个框架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31]23-69。侯高岚(2003)对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赶超战略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正是有效利用后发优势,并遵循经济赶超的一般性规律,才创造了“中国奇迹”[32]43-47。基于后发优势理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应该采用赶超战略。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林毅夫、蔡昉(1999)等认为,赶超战略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赶超战略使发展中国家增长主要体现在工业部门,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平衡;赶超战略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没有与其传统工业和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工业部门并没有起到带动经济发展的联动作用;所扶持的产业很难有自生产能力,缺乏竞争力;政府强烈干预经济,使资源配置扭曲严重,市场配置难以发挥作用[33]4-20。

(2)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蔡昉(1999)[33]4-20、林毅夫、李军(2003)[34]21-28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概念,认为赶超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将导致优先发展部门内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政府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建立起来并生存下去,就必须扭曲利率、汇率和价格,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来补贴或保护这些企业。于是,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寻租行为盛行,而最终的结果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所以,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最好的策略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此后,国内许多学者围绕比较优势战略展开了实证研究。张小蒂、李晓钟(2001)[35]104-107,陶俊(2005)[36]27-31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的显性比较指数逐步与其劳动资源的禀赋相吻合。余剑、谷克鉴(2005)阐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比较优势战略运用引致的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转化以及由此发生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变革,并用HOV模型和计量模型解析对外贸易、国际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增长、资源要素禀赋改变以及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比较优势及其动态化原则的利用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中的指导地位[37]2-11。此外,还有学者如卫兴华(2001)[38]14-16、侯经川、姜彦福(2004)[39]65-73、郑海涛、任若恩(2005)[40]77-89、管汉晖(2007)[41]151-160、杨淑华(2007)[42]28-31等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采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综合比较优势战略。综合比较优势战略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每个国家都应该尽量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分工)优势和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组成的综合比较优势,避免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贸易。杨小凯、张永生(2001)认为,综合比较优势的观点考虑了前述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所忽略的因素,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他们将交易效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前提、把宪政框架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而遭到其他经济学家的质疑[43]1-15。魏后凯(2004)提出了一个区域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决定的假说,认为区域竞争力既决定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又决定于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是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根据区域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大小把区域发展战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这为中国进行大国经济战略选择提供了依据[44]10-13。

(4)大国综合优势战略。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议仍然是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欧阳峣教授在研究大国经济时关注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阶段性与适应性,并系统地提出大国综合优势来源于技术的多元性和适应性、人力资本的多元性和适应性、地区差异的多元性和适应性等等[10][11]。“大国综合优势”是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大国科学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大国综合优势”理论显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应有所不同,这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45]153-160。大国综合优势理论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依据,也为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据。

六、简要评述

当今的经济正成为以大国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经济联系的日益频繁使得大国经济研究成为我们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因此,大国经济正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美国高盛公司为寻求战略对手,提出作为世界新市场的“金砖四国”以来,大国经济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综观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内众多学者已在四个方面达成共识:第一,大国经济的地位重要。众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大国经济的重要性,意识到大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把握了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就把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第二,大国经济的特征显著。无论是人口、市场、发展潜力还是差异性和适应性,大国经济的特征显著,这有利于把握大国经济的本质和内涵。第三,大国经济的优势明显。他们已经意识到大国优势的存在,尽管对这个优势的认同还存在差异,但无论是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还是综合优势,都初步分析了大国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第四,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独特。大国经济自身的特征和独特的优势,决定了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与小国经济有所不同,大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选择建立在这个优势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但不管是何种发展战略,他们都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

现有研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对“大国”缺乏较为明确的界定和分类。有的把“大国经济 ”等同于“经济大国”,有的把“大国”等同于“强国”,而没有提出一个科学的划分标准和评价体系。许多学者在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时,把一些经济、政治上强势的国家称为“大国”,这些国家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实际上讲的是“强国”。有的学者提出“石油大国”、“钢铁大国”等概念,实际上讲的是“产业大国”或“经济大国”。除张培刚教授对“发展中大国”做了界定外,很少有学者对大国的界定和划分做专门研究。其二,没有深入把握大国经济优势的本质。由于其国土面积广大,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发展程度也千差万别,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差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同时,大国经济发展的要素也参差不齐,技术、人力资本、资金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个差异性正好适应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两个系统差异性相互耦合正好相互适应,差异性与适应性相结合是形成大国经济优势的关键。可惜,现有的研究没有意识到大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和适应性,没有深入把握大国经济优势的本质与内涵。其三,缺乏系统的和连贯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既然大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存在,或者说大国经济的差异性和适应性显著存在,所以无法采取统一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必须根据差异性的现实,采取适应性的发展模式和战略,以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现有的研究大都想追求一种统一的模式和战略,忽视发展战略和模式的差异性和适应性。其四,中国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非常有限。在研究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时,学者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先从国外的某种理论出发,然后将这个理论框架套用到中国,而没有真正做到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大国经济的特征及发展模式。

为克服上述缺陷,需要从以下方面加强大国经济研究:第一,从理论上深入系统地界定和研究大国经济。大国经济的概念、类型、特征、优势及作用机理和规律,这是大国经济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科学地界定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才能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大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第二,深入系统地研究大国经济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大国有不同的类型,既有经济发达的大国,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大国,既有区域差异较大的大国,也有区域差异相对较小的大国,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发展程度不一,发展模式也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系统地研究大国经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尤其是对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美国这五个典型大国,要深入分析各国的国情、特点以及发展状况,从而把握大国经济的基本规律和共同特征。第三,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及战略模式。在把握大国经济特征、规律、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展开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综合优势和发展战略的深入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并检验大国经济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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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桂香

Comment on Researches of Big Countries Economy

OUYANG Yao, SHENG Yan-chao

(Institute of Regional Strategic Studies, Hunan Commerce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世界自由贸易区功能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1月1日建成，那么发展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贸易形势如何抓住机遇，发挥好自由贸易区的优势，这是双边或多边都该关注和研究问题。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贸区 贸易额 问题 对策

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新的亮点，自WTO成立后，在推动多边自由贸易方面进展不尽如人意，而各个国家组建自由的贸易小集团，为本国贸易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折射。

背景：2006年多哈谈判以失败告终，这使得WTO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权威地位和管理者角色受到严重质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的萎缩，各国贸易摩擦不断，尤其是最大的贸易国—美国，却一次次反倾销反补贴的名义滥用“733条款”，以达到保护本土企业的目的。世贸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能够改变格局，也没用有效处理的方法。而中国与东盟各国成立自由贸易区，显然希望能在未来的贸易秩序中，增加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行业在全球贸易领域的分量。其涵盖了东盟十国，惠及19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现状

1.贸易额呈不断增长态势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税降至0，减少并取消贸易壁垒，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使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欧美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下降情形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不断增加。2013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额4436.1亿美元、增长10.9%。而且“中国—东盟”双方达成的官方协议是要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形式状态良好，增长动力有所加强，支持了我国与东盟贸易伙伴稳步增长。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正在打造中

除传统贸易外，中国与东盟在旅游、教育、医疗与金融等服务贸易的合作也在深化中，近年来一些东盟国家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方企业在东盟投资提供条件。下一步中国—东盟合作将继续向服务贸易拓展，向海上合作、互联互通、产业园区以及打造产业链等方面拓展，从“黄金十年”的基础上，要迈向“钻石十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正在全力打造中。

中国政府出台促进中国—东盟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

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加大了企业信心，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份额提升、结构优化。2013年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和东盟将继续深入落实已出台的稳定外贸增长政策，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双边外贸企业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同时挖掘出口新增长点，大力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推动中国—东盟的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二、中国—东盟贸易中存在问题

1.数据显示贸易额增速放缓

一季度，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1052.2亿美元，同比增长4.9%，相比去年同期的增速15.5%，贸易增速明显放缓。近期，中国受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低于预期都导致了双边贸易额放缓。

2.“中国威胁论”给中国东盟贸易带来负面影响

面对中国经济日益强大，一些西方国家一直不負责地宣称“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会对东盟国家造成威胁，并且称霸。虽然东盟国家在文化上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原因，东盟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担心中国强大会对他们造成军事威胁。虽然这些言论荒唐经不起推敲，但也确实是对中国东盟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对健康的贸易关系的建立非常不利。

3.领土争端引起越南暴乱，中国企业损失惨重

5月中旬，南海领土争端致使越南多地发生大规模排华暴乱，此次越方不法分子发起的暴乱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这件事情造成中方企业经营终止，人员与财产损失巨大。当前越南已迫使不少包括耐克、阿迪达斯、沃尔玛等在内相关的制造厂，停止生产。此次暴乱事件对中国与越南贸易影响巨大。

三、关于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1.改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

中国在与东盟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东盟国家创新水平相对较低、产业结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现状。因此中国应当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的产品以减少和东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以及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附加值，从而可以获得比低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利润。另外，中国可以扩大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向东盟输入有较强竞争性和技术性的产业，一方面可以解决东盟的一部分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东盟国家的生产水平。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减少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可以增进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从而扩大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规模。

2.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与交流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应当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从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各自发挥自己的区域优势，在促进双方贸易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增强双方的相互信任。同时，我国拥有巨大的未开放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积极扩大东盟产品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同时也要积极开阔中国产品在东盟市场的市场需求。因而要求在与东盟的贸易过程中需要采用灵活的方法，因地制宜，中国应当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技术培训以及管理活动；而东盟则应发挥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配合中国的技术资金支持完成合作，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目标。

另外，中国应当发挥广西南宁作为中国东盟贸易前锋的作用，应当把南宁建设为不仅仅作为中国东盟贸易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城市，同时应当扩展南宁的其他职责，比如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洽谈会、中国东盟贸易论坛等等其他关键性作用。把南宁作为贸易合作的跳板，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

3.加大宣传，以实际行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中国威胁论”一直是某些国家为了阻碍中国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宣传的一个口号，但确实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的发展一直以“平等对待，共同发展”为基本原则，在政治活动中不搞“霸权主义”，在经济活动中更是积极帮助弱小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还应做好在国际中的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会，以和平大国的姿态来证明中华民族的崛起。同时要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加深与东盟、非洲等国家的交流合作，积极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帮助扶持，深化彼此的相互信任和交流。

总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也是打造我们贸易大国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们也要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建立起合理的贸易模式，而中国—东盟自贸区则是一个很好地典范。合理的政策手段可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增速放缓的现状，维护东南亚稳定的贸易结构，需要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联手，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共同目标。

参考文献：

[1]陈万灵. 何传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于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战略构想，东南亚综合杂质，2013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3[M].中国对外贸易

[3]古小松.中国与东盟交通合作战略构想[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世界自由贸易区功能论文范文第3篇

2011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两岸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往更加常态化、机制化，双方在共同追求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目标上见证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的成效。2012年，既有新的挑战，也蕴藏了重大的机遇，相信两岸能继往开来，拓展跨域经济整合的新局面。

一、2011年两岸经贸关系的新进展

2011年，世界经济处于不确定的急剧变动之中，受到日本震灾核灾、美国经济疲弱，欧债危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新兴国家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环球透视机构(GlobalInsight)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皆看淡全球经济前景。处此形势之下，大陆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与动力，同时也面临愈来愈大的转型升级压力，此种特点既有力地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又对两岸经贸合作提出新的要求。在外部经济情势相对严峻的形势之下，两岸致力于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落实，以及相关协议的后续协商，对于维护台湾经济的稳定，让岛内广大的中小企业、农业，乃至于广大基层民众从中受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两岸经贸关系迈向正常化、机制化和制度化的进程

1、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架构基本成形。两岸各项协商与交流合作循序进行、成效显著。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十一条规定，2011年1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坚持定期的制度性协商，并达成新的合作协议；两岸政党举办的“两岸经济文化合作论坛”和以突显民间基层交流为特色的“海峡论坛”皆如期召开；两岸各项交流有序地推动并有所深入。2011年上半年，大陆有多个省市组织了大型参访团赴台从事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围绕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也频繁进行；陆生入台就学成为现实，强化了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6月21日，两岸两会完成《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修正文件三》换函确认。两岸分别增加了台湾台南与大陆的盐城、兰州、温州、黄山客运共计5个航空客运航点；客运班次双方每周各增加94班，连同原有班次合计总班次已达到每周558班；货运班次各方每周增加4班，合计总班次为每周56班。6月28日，大陆赴台个人游以北京、上海及厦门三个城市为试点正式开放，7月29日又启动了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个人游项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人数也明显增加，更把两岸民众的交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2、两岸经济合作内容进一步扩大。2011年11月，两岸两会第七次领导人会谈并签署了《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协议》，同时就三年多来签署的其他15项协议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深入检讨，有力发挥了已签协议的应有效益。两岸产业合作论坛等专项活动取得更多的共识与进展，双方重新确定了以LED照明、无线城市与物流业等为产业搭桥的优先合作项目，产业合作向深层次推进。在金融合作领域，两岸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先后在台北与北京举行了两次磋商，实现了两岸银行业监管合作机制的创制，为两岸银行业的审慎经营和合作体系的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2011年10月底，两岸有关方面宣布，年内大陆将有两家银行获准在台湾设分行，4家台资银行也将获准在大陆设分行。

(二)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保持增长势头，是撑托台湾经济的关键因素

1、台湾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市场，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鉴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超出预期，欧债危机仍在扩大，美国经济并未明显回暖，全球可能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对于外向型的台湾经济而言，如何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是严峻的考验。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民众的心声是，“全球经济那么坏，如果没有与大陆的经贸生意，台湾的经济会更惨。”根据大陆的统计，2011年，大陆(含香港)与台湾贸易总额为1693.4亿美元，同比增长11.2％，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约4.4％。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425.8亿美元，同比上升20.5％；自台湾进口1240.5亿美元，同比上升8.1％，台湾获得贸易顺差高达787.7亿美元。从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未来展望，其内需经济的最高能量只不过占整体GDP的12.5％以内，其它的87.5％需依靠外来的挹注或输给。目前，台湾每年对大陆市场出口的依赖度已超过40％，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2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时，台湾的选民愈来愈理性，他们思考的就是两岸经贸关系所衍生的利益，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才能保证台湾经济的稳定。

2、ECFA早收清单的落实。2011年1月1日ECFA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促进了台湾产品对大陆的出口，惠及面的成效已逐渐显现。根据ECFA早期收获计划，货物贸易部分大陆向台湾开放539项产品，包括农产品18项，台湾向大陆开放267项；服务贸易方面大陆向台湾开放了银行、保险等11项服务业，台湾向大陆开放9项。根据大陆海关的统计数字，1至11月，台湾方面早收清单内货品对大陆的出口额为182.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2％，获减免关税逾1.14亿美元。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早收清单内台湾工业品对大陆的出口，抛光机床增长了5.47倍，塑料造粒机增长了3.67倍，乙烯脂共聚物增长了1.66倍，在享受早收优惠关税的台湾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厂商是首次向大陆出口早收列表范围内的产品，这些受惠产业中，工业产品核发件数前五名产业分别为石化(12352件)、机械(9863件)、纺织(4433件)、运输工具(3744件)、金属(3365件)；工业产品核发金额前五名产业分别为石化30.78亿美元(58.58％)、机械9.82亿美元(18.70％)、金属5.37亿美元(10.22％)、纺织2.69亿美元(5.12％)、电机1.24亿美元(2.35％)。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据台湾农业主管部门统计，1－12月ECFA早收清单中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的出口量为20317吨，比上年同期的10828吨增长88％；出口值为1.25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5532万美元大幅增长127％，其中冷冻秋刀鱼增长了10.61倍，文心兰增长了7.69倍，活石斑鱼增长了1.92倍最为显著。从ECFA货品贸易原产地证明件数看来，不仅申请厂商家次持续增多，申请的金额也逐渐增加，呈现新商机。据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统计，从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5日，累计核发38789岸航线取得更大进展。2011年开始，从台湾到大陆一线及二线城市几乎都实现了直航，大大缩短两岸的实际距离与人民的心理距离，可以说两岸交流互动日趋常态化。自2008年7

月开放大陆居民赴台观光，至2011年12月底，入岛的大陆游客已超过305万人次，据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的保守估计，已为台湾带来50，59亿美元的观光收益。2011年6月28日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7月29日又启动了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个人游项目，截至12月底，个人游入境者达29187人次。

二是经济合作的紧密化程度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远超过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互赖程度。从两岸贸易的规模及两地市场的相互依存度观察，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已高达27.63％，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40％。(参见表1)从台商对大陆投资来看，依台湾“经济部”的统计，至2010年底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金额累计达949.3亿美元；台商对大陆经营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海峡两岸产业合作与新型的产业分工经营模式，构建出一个以台商为纽带的独特的区域经贸网络以及共同开发国际市场的循环体系，不仅成为带动台湾产品对大陆出口逐年提升的基础，也是保障台湾经济增长的关键。此外投资双向互动打开新的局面。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85251个，实际利用台资537.8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占大陆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7％；自2009年6月30日正式开放陆资赴台投资开始，至2011年12月底止，已有204家大陆公司经过核准赴台设立分公司，审核通过投资金额约55.3亿元(新台币)。尽管目前陆资入台投资仍在探路阶段，投资的金额还很有限，但其意义重大，为两岸经贸的正常化与跨域整合开创了新契机。这种日益紧密的两岸经贸关系，为两岸经济合作的件，总金额约52.55亿美元。其中，农产品1020件、2347万美元，工业产品37769件、52.31亿美元。

在服务贸易早收计划部分，台湾金融监管部门已核准11家岛内银行赴大陆设立分行，其中6家已开业，另设有8家办事处。证券期货业部分，已有13家岛内券商赴大陆设立25家办事处，2家投资信托业赴大陆设立办事处，并核准4家投信与大陆证券业者合资申设大陆基金管理公司。保险业部分，已核准9家岛内保险业赴大陆参股投资，其中6家已营业，另并设有15家代表人办事处。非金融早收开放领域中，台湾已有5家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获得有效期为一年的《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82家企业获准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合同台资金额4.1亿美元。另外大陆还核准引进5部台湾电影，其中2部已经在大陆院线公映。

二、两岸经贸关系展现的新特点

第一，大陆“向南行、向下沉”惠台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

近20多年来，在李登辉、陈水扁意识形态的操弄下，将省籍与族群包装成“本土意识”，成为民进党扩展政治势力的不二法门，近3年多来，大陆推出多项“向南行、向下沉”的惠台政策，直接锁定传统的农工阶级，并从台湾民众关切之事契人，已让台湾中南部的基层社会、中下阶级、中小企业看到两岸往来的实质利益，感受到两岸和平所衍生的好处。从台湾2012年选战观察，善于操弄“省籍与族群”议题的民进党人前所未有地遭遇来自理性思维的挑战，事实证明，大陆的惠台政策是正确的。

第二，交流互动的常态化与经济合作的紧密化。

一是海峡两岸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互动更加频繁，大陆赴台旅游与两机制性与制度性建构打下重要的物质基础与必要条件。

第三、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成为两岸共同追求的目标。ECFA签署后，两岸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双方受益的企业越来越多。2011年，两岸在经贸、金融、文化、互联网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如两岸银行业监管机构自2011年4月举行首次磋商以来，不断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的活跃化。近期，大陆方面批准了永丰商业银行、台湾工业银行、台北富邦商业银行等3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代表处，批准了“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兆丰国际商业银行等2家台资银行在大陆筹建分行；台金融监管部门亦批准4家大陆银行到台湾设立代表处。再如根据《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机构将在信息交换、机构设立、协助调查以及人员培训和交流等方面开展监管合作，有利于共同维护两岸证券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两岸证券交易机构的制度化合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还有两岸两会第七次会谈就推动两岸产业合作达成共识，两岸产业合作也迈入了制度化、机制化的新阶段，通过加强共同研发、共创品牌、共建标准等，争取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在全球产业新一轮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四，大陆与台商共同努力面对经营的难题。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广大的台商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愈益突出。由于外部市场的变化和大陆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台商也面临着转型或升级的课题。2011年，大陆各地都成立了“台商转型升级服务团”，在融资、用工、租税减免、开拓内销市场及台商转型升级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如广东东莞、辽宁及江苏都宣布“六个进一步”的优惠台商措施，福建、上海、浙江等地也陆续推出更具体的惠台政策及相关辅助措施，使台商企业能克服经营困难，在2011年取得新业绩。

二、2012年两岸经贸的新局面

2012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因素史无前例地成为影响的“正面能量”，台湾民众用选票展现了对于台湾未来的选择：没有人可以对两岸和平发展说“不”；没有人愿意关上两岸协商合作、互利互惠的大门。面对这一局势，国民党必须抓住未来4年的机遇。

展望新的一年，如何运用新的思维推动两岸关系向深度发展，收获更丰硕的成果，确保台湾政治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对马英九是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马英九应更进一步推湾内部的问题也很重要，如失业率居高不下、房价物价高涨，尤其是青年就业不易、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民众的不满与不耐情绪。这就必须思考更宏观的格局。一是应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战略层次，携手做大经济“蛋糕”，共同面对欧债危机、世界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二是在两岸政策上迈开大步，加快两岸产业分工和深度对接，以利于产业界以两岸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布局，为台湾经济发展、就业改善带来更为积极的效用，对台湾来说，尤其应摆正心态，正视陆资人台的积极作用，优先检讨大陆资金人岛投资创业的开放政策。三是必须让和平红利更为合理地分配，使岛内“主体意识”强的那部分民众能更务实地看待两岸关系。

3、加速推动两岸经贸协议的执行进度及ECFA后续协商。可以预见，马英九将寻求与大陆建立更长久的和平稳定关系，依靠大陆市场来保障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努力的方向：促进两岸货物和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扩大两岸贸易，促进双向投资；支援大陆台商进行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向内陆与中西

部的投资布局促进，拓展内需市场。另一方面促进两岸在新兴技术产业与绿能产业，以及服务业方面的合作；两岸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起制定国际标准也是未来很重要的工作之一。至于ECFA后续协商谈判将逐步深入，如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将会是2012-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包括：在投保协议、海关合作、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产业合作及争端解决等六个方面的协商；尽快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尽快解决重大台商投资纠纷，协助台商转型升级；另外，“推动建立货币清算机制”已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

4、不可忽视的困扰与挑战。由于两岸政治互信不足，两岸跨域经济合作关系一直深受两岸政治关系的制约，也存在台湾内部政经因动两岸经济合作，加紧推动ECFA的后续谈判，为台湾经济发展、就业改善带来更加积极的效用。

在新的一年里，两岸经贸关系将会有新的突破，分析如下：

1、大陆将继续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预计未来4年，大陆将继续推出惠台、利台的政策，并更加注重深入台湾社会基层、全方位推动与台湾的交流。国台办主任王毅在龙年春节问候台湾同胞时已指出：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两会商谈，首先要如期签署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将加快推进两岸金融合作，尽快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探索两岸银行相互参股等新的合作方式；把两岸产业合作提上重要日程，争取有所突破；将与台湾有关方面加强沟通，切实为陆资入岛提供必要环境和条件；将会同各地各部门继续支持大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拓展内销市场；将继续面向包括中小企业和农渔业者在内的台湾基层民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还将持续推进海西经济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欢迎和鼓励台湾各界朋友积极参与，互利合作。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也发表新春贺辞指出：海协会将继续以两岸关系发展和两岸民众需求为依归，以深化经济合作为重点，积极推动ECFA后续协商；逐步增加两岸文教相关议题，扩展两会协商空间；继续发挥海协会授权民间团体的优势，加强与台湾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各领域交流，协助处理好两岸同胞交往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切实维护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总之，2012年，将在两岸经济关系初步实现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基础上，夯实根基，纵深推进，拓展新局。

2、两岸经贸关系对台湾经济的重要作用将更加突显。马英九表示将继续拼经济，一方面必须应对艰难的全球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台素的干扰与影响。争取台湾民心依然是是两岸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让两岸经贸合作更加紧密，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入，让两岸政治分歧有效化解，2012年的工作都应该于此着墨。但我们也注意到，马英九连任所获得支持率大大低于2008年，仍有约600万的台湾选民对于马英九的政策心存疑虑，尤其是民进党在台“立法院”获得突破1／3的席次，未来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必将在“立法院”遭遇朝野激烈对抗的麻烦。马英九在选后即提出未来“两岸政策三原则”(先经济后政治、迫切的优先、容易的优先)就是对现实的妥协。如何消除岛内将选票投给蔡英文的约45％选民的疑虑，让两岸“和平红利”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和分享，也是马英九第二任上必须努力以赴的课题。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注释：

①见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编：《两岸经贸》2011年第2期。

②在2009年4月26日第3次“陈江会谈”中就陆资赴台投资达成共识，台湾方面逐步放开陆资准入项目以及投资的金额上限：2009年6月30日，台“经济部”公告开放陆资赴台投资的192项业别；2010年5月20日再开放银行、证券、期货等12项；2011年1月1日配合ECFA服务业早收清单再开放其他运动服务业1项；2011年3月7日，“经济部”再公告第二阶段开放部分业别项目42项，至此累计开放247项(包括制造业部分89项；服务业138项；公共建设部分20项)。

③“六个进一步”优惠台商措施：1、支持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可申请相关产业贸易资金；2、政府加速打造台商产品交易中心的建设及名品城、开发区的投资管理，简化手续以及租金优惠；3、金融合作，如江苏省将鼓励台金融业开设业务总部或区域总部及法人机构，在申报、税务等方面都有便利和优惠，特别是对台湾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4、加强大陆企业的对台投资发展；5、优化环境实施细则，保护台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招聘指导；6、对台资企业及企业家的生活配套服务。

④陈云林：《祝福两岸同胞，展望光明前景》，见《两岸关系》杂志2012年第2期。

⑤目前，台“经济部”正积极拟定第三波松绑陆资项目，包括制造业在内至少近百项，其中拟开放展览馆、过境旅馆、港埠等基础设施建设21项(7项无限制开放，遇有限制开放)。

(责任编辑：张洁)

世界自由贸易区功能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前行，成为非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之一，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非洲经济一体化从过去不被西方国家看好进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热议话题。2013年10月28—30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八届非洲经济会议上，“非洲区域一体化”再成会议主题。与会各国元首、商界领袖以及专家学者就非洲区域一体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一事展开讨论，献计献策。

区域整合进行中，

区内贸易和投资水平全球最低

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组织众多。因现存组织交叉、成员国身份重叠形成的圈中圈、套中套特点非常明显。仅在非洲联盟公认的八个最重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1]全非54个国家只有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佛得角三国只加入一个组织，其他国家至少加入了两个以上的一体化组织，导致非洲国家浪费了本已稀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形成人为障碍。可喜的是，近年来，非洲大陆加速了区域整合的步伐并初步取得成效。2008年10月，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东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举行了首次三方峰会，一致同意致力建立覆盖26个非洲国家、超过五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2011年6月，26个国家的首脑和政府代表签署了启动三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宣言，制定了自贸区谈判的路线图、谈判原则、步骤和机制框架。这标志着非洲地区最大自贸区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13年10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召开特别峰会，决定从2015年1月起实行新的共同对外关税（TEC）条例。该条例的实施，将使整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为拥有共同对外关税的自由贸易区。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唐纳德·卡贝鲁卡表示，相比而言，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目前区域整合的进程比较慢。

尽管非洲在整合区域机构致力于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整合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大幅增加非洲内部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非洲区域内贸易：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报告显示，非洲区域内贸易额虽然从1995年的60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301亿美元，但其占非洲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却从19.3%下降至11.3%。与之相比，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是50%，欧洲则高达70%。报告认为，目前，非洲各国领导人正努力通过消除区域内部贸易壁垒以推动贸易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应通过升级基础设施、提高劳动者技能、鼓励促进创业、改善经营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等举措，刺激非洲私营部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否则，扫清贸易壁垒后创造的增长机会将被外国竞争对手抢走。报告数据显示，南非、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埃及、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大陆内部贸易的支柱。在对非洲每个国家2011年最重要的五个贸易伙伴的统计中，南非是26个非洲国家区域内贸易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尼日利亚为13个非洲国家的出口目的地，埃及和阿尔利亚分别是12个和6个非洲国家的出口目的地；在进口方面，南非是47个非洲国家区内贸易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埃及为21国主要进口来源地，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依次为20个、10个和7个非洲国家主要进口来源地，五国共占非洲区内进口份额的63.8%。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计算，2011年，上述五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非洲整体的58%。应充分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在促进非洲区域内贸易发展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随着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非洲国家间相互投资有所上升。但相关数据显示，非洲国家间相互投资水平很低，有待进一步开发。例如，2003—2010年，非洲国家相互投资只有46亿美元，仅占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与之相比，2008—2010年，东盟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却占到东盟吸引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16.7%。[2]在非洲大陆，经济实力雄厚的南非无疑成为投资非洲的先驱。联合国贸发会2013年《外国直接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南非在非洲大陆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80亿美元。

跨国跨区域基建项目

已成非盟和区域一体化

组织重点关注领域

非洲国家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水平低下的现状，一方面反映了非洲国家薄弱的制造业只能生产有限的可供出口的产品；另一方面则表明非洲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跨国跨地区基础设施缺失，使得非洲区域市场大多处于分割状态，运输成本极高，不利于市场的有效流通和配置。因此，为提高非洲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水平，削减内部贸易瓶颈，非洲国家在追求经济多样化，力争有更多产品供应出口的同时，大力发展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分割状态，加速市场整合。近年来，非洲国家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发展领域，非洲区域性组织和非洲联盟出台了许多宏大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从全非来看，最重要的基建规划要数2012年初在非盟第十八届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为非洲振兴基础设施描绘了宏伟蓝图，其中近期发展目标包括51个贯穿非洲大陆的公路网、铁路网、通信网和水利网等重大项目（详见上表）。通过制订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行动计划（2010—201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总统基础设施倡议及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总体规划，非盟确定了对推动一体化和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重点开发项目，在引领非洲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泛非公路网规划。2010年，南非总统祖玛在第二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基础设施峰会上详细介绍了泛非公路网规划。该规划设计公路里程56683公里，拟由非盟、非经委、非洲开发银行和各地区协会组织共同开发。该公路网包括三纵六横共九条跨国公路。泛非公路网拟以各国现有的公路为基础，将尚未连通的区域连接起来，其中三纵和六横中的TAH5（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经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至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全长4496公里）公路、TAH6（从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经苏丹、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全长4219公里）公路是计划中的重点线路，也称“东西非公路项目”。

（二）“四纵六横”的泛非铁路网。它囊括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中的“东西非铁路”项目和“南北走廊”项目，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东部非洲等地区组织的所有铁路项目，组成了“四纵六横”泛非铁路网。

目前，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围绕泛非公路网和泛非铁路网规划筹资、兴建各自侧重的局部工程。2011年，东非共同体专门召开铁路战略规划会议，提出未来投资9000亿美元修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并延伸到卢旺达、布隆迪，最终到达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甚至其他地区的铁路，该项目在2013年11月底开工，预计2017年全部贯通。南部非洲国家正在投入数千亿美元新建和翻修铁路，其中，经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连接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铁路项目备受瞩目。2013年10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拟斥资20亿美元修建拉各斯至阿比让高速公路，项目主要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其合作伙伴提供贷款和资助。同年10月，西非的加纳、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多哥和贝宁等五国商建西部沿海高速铁路项目。该项目线路总长1178.84公里，起自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途径加纳首都阿克拉、多哥首都洛美和贝宁首都科托努，终点为尼日利亚的赛美或巴达格瑞，预计耗资589亿美元，资金来自于政府投入和公司合营（PPP）等。 可见，非洲各次区域组织正在以实际行动落实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和加速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

东非共同体：

非洲一体化建设希望的缩影

非洲次区域经济共同体是实行非洲大陆一体化的重要依托。虽然从整体来看，非洲大陆层面的一体化正在渐进推动，但是，并不意味着区域层面的共同体迈向一体化的步调是一致的。相比之下，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比较迅速。尤其是2013年东共体提速较快，使得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它的发展前景，认为东非地区将是非洲最具活力的地区。非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60年整个东非地区经济增速将快于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国际媒体从美国之音到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对东非一体化建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看好东部非洲的蓬勃商机。

东非共同体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五个国家，总面积182万平方公里，人口1.39亿，经济总量790亿美元。共同体成员国分别于2005 年和2010年签署建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的条约。据悉，自启动关税同盟以来，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提升了50%，但是由于共同体成员国与外部世界的纵向贸易增长更快，使得成员国之间的横向贸易额占全部外贸总额的比值徘徊在11—13%之间。有鉴于此，2013年10月28日，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三国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首脑会议，宣布建立东非地区新的单独关税区，旨在加速三国间的贸易往来。2013年11月30日，预期于2012年建立的货币联盟，经多轮谈判终于达成一致，五国首脑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联盟议定书，决定于2024年实施货币联盟的目标。12月初，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中央银行系统正式实现互联，建立了统一支付系统，此举是东共体建立统一货币和资本市场、实现货币联盟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推动金融交易和跨境贸易的发展。另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2—2013年间，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东非交通走廊项目局部工程不断开工。该项目总体耗资约250亿美元，包括32个泊位的深水港，连接港口与南苏丹首都朱巴、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高速公路、铁路与输油管道，以及三个国际机场。关于东非共同体成员国扩大之事，东非国家领导人已经展示了开放的胸怀，明确表示欢迎苏丹、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邻国加入共同体。

东共体之所以成为非洲一体化建设的希望缩影，除了近年来一体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外，还有如下因素的强力支撑。第一，东非发现相当于650亿桶油当量的油气资源，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成为重要的油气资源国，如开发得当，东非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崛起，必将增加成员国的财政能力，进而为地区一体化建设提供强力的物质支撑。第二，东非各国本来就是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现在东非油气资源的大发现更使国际社会看好东非。2013年6月，美国启动的“贸易非洲计划”就是专为东共体打造，旨在促进美国与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提升区域一体化和贸易竞争力。具体目标就是使东非共同体的区内贸易额翻一番，使东非共同体对美国的出口增加40%，使进出口集装箱从蒙巴萨或者达累斯萨拉姆港口到东非共同体内陆国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平均时间削减15%。美国宣布的“电力非洲计划”，也包括帮助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发展电力。第三，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将东共体视为重点支持的三个区域性共同体之一，给予重点投资。可见，东共体将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具投资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目的地之一。

当然，未来东共体的发展之路是渐进的，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停顿不前的情况也不可避免。第一，已有成员国本身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易对一体化的安排产生异议，如若继续扩大成员国，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纷争可能更加严重，达成的协议执行力度差，从而削弱一体化的精神。第二，东共体成员国经济结构的同质性突出，制造业水平的低下限制了市场的扩张，且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如若区域内生产领域的合作不能及时跟进的话，区内贸易水平无法实质性突破，难改对外依附处境。第三，东非地区政局和安全风险不可低估。各国民选政体下领导人更迭频繁，难保一体化政策的连续性；印度洋海盗、恐怖袭击、一些国家境内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均对一体化进程造成阻碍，从而分散了经济一体化的重心。

中国在非洲

一体化建设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正如剖析东共体面临的挑战一样，非洲大陆层面的一体化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囿于自身经济实力，跨国跨区域基建项目亟需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随着中非经贸交往的加深，中国已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自然被非洲国家赋予了支持一体化建设的厚望。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非盟和非洲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在涉及经济一体化领域的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第一，中国可为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一直把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作为中非合作，特别是推进非洲能力建设、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的优先领域。在以往的合作中，中国公司凭借着项目资金、关键技术、施工队伍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较强竞争力，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主力军，并为未来参与非洲跨国跨区域的基建项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非洲国家或区域组织提出的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给予积极响应，并于2013年5月，宣布与非洲国家建立“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联合工作组”。中国方面除了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和项目实施所具备的条件，对较为成熟的重点项目帮助开展规划、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等相关工作，还鼓励企业参与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项目，探讨和推进在非洲的跨国电力、电信、交通网络和枢纽方面进行合作。同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式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削减贸易和投资所面临的基础设施瓶颈，降低贸易往来的成本与代价，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和一体化的进程。据悉，中国建筑公司、中国路桥公司已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强大的融资背景下跻身于东非铁路重建热潮中。

第二，中国能在提升非洲区域内贸易水平方面有所作为。非洲区内贸易的发展是非洲整体实现腾飞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非洲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非洲区内贸易低水平的问题，中国应趁着国内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际，向非洲进行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产能转移，支持中国企业大力投资矿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家电、纺织品等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把非洲的资源优势和中国的资金及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变中国制造为非洲制造，将非洲大陆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工厂，使非洲国家有多样化的产品供给出口，活跃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另外，中国还应加强与非洲国家在海关、商检方面的合作，改善其设施等硬件条件，开展相关人员培训，提高非洲通关管理和检疫检验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非盟认可的八个区域一体化组织为：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东非共同体（EAC）、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CENSAD）、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

[2]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3， Intra-African Trade： Unlocking Private Sector Dynamism， July 2013.P.39.

[3] 西非五国共商建设西部沿海高速铁路项目. [2013-11-03]. http：//chinca.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310/201310003703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