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范文（精选4篇）
尼尔波兹曼 第1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童年
《童年的消逝》是尼尔波兹曼1982年出版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他用童年的发明和童年的消逝两部分来说明电子传媒所营造的媒介环境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在他看来,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是没有童年的, 印刷术的发明促使童年产生, 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导致了童年的消逝。
一、“童年”的含义及其产生
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不同于婴儿期, 是一种社会产物, 不属于生物学范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童年”这个词汇在古希腊时期是不存在的, 但是古罗马人提出了童年的部分含义, 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 尤其是性秘密”。洛克则是从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出发, 主张对儿童进行教育, 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并培养儿童的自控能力。卢梭认为, 应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把儿童作为达到目的方法, 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 所以要了解儿童的知识和情感并进行教育和培养。儿童是一个有待发展的、非理性的、不成熟的“未成年人”, 而非正常的“人”, 童年则被视为个体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化的过渡时期童年。因此给儿童一个纯洁、美好的童年是非常重要的, 将儿童的成长环境和信息接触过度成人化则是对儿童的成长不负责任的表现。
印刷术的发明使童年成为一个社会而非生理的概念。英尼斯强调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 (人们所考虑的事情) 、符号的类型 (人用以思维的工具) 以及社区的本质 (思想起源的地方) 。首先, 印刷术在激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 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印刷术给予我们自我, 使得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其次, “知识差距”的产生。传播环境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界线, 这就产生了信息等级, 儿童没有经过一定的教育阶段是不可能窥视到成人的秘密的, 于是童年产生了。
二、大众传媒对童年消逝的影响
尼尔波兹曼认为185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代表了童年发展的最高峰, 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 到世纪末由于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慢慢地被瓦解, 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 而不是文化的产物。在波兹曼看来, 正是莫尔斯发明了电报, 给人类带来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电子传播环境, 没有人知道电子传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主宰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 以及引导人们意识的方向”。电报的发明使得信息变得无法控制, 儿童作为信息的接受者深处媒介环境中, 童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环境的影响。对于维护童年的概念, 波兹曼认为应该有赖于信息管理的原则和有序的学习过程, 但是电报的出现则改变了家庭和学校的信息控制权。同时, 这个时期图像革命展开, 信息的形式变为从散漫到集中, 从提议式到呈现式, 从理性到感性。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出现加剧了童年消逝的速度, 因为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第一, 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 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 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 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所以在电视面前, 信息的等级制度崩溃, 媒介毫无保留地将信息同时传达给儿童和成人。区分儿童与成年的信息分界线消失了, 儿童能够了解成人的秘密, 当儿童和成年接受同样的信息时, 童年便不存在了。
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瓦解了童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分界线。一方面, 它不需要指导观众如何去把握它的形式;另一方面, 它不对观众做任何区别。”就像童年的产生一样, 波兹曼曾说:“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 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从18世纪童年概念的“发明”起,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变化, 现在人们对儿童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社会也赋予了儿童更多的权利, 以法律制度等形式对儿童进行保护, 儿童的地位和发展有了一定的保障。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儿童与成人接触的符号世界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儿童在语言兴趣上变得和成人别无二致, 童年也因此正在消逝。童年概念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 波兹曼竭力主张要开始捍卫童年。
三、《童年的消逝》引发的思考
在波兹曼看来, 印刷术的发明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 成人能掌握儿童所不能分享的技巧:阅读和写作。成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隐私和秘密收藏起来, 使成人社会与儿童社会成功地分离开来。与此同时, 儿童也应该有自己生存的独特价值, 即需要到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技能, 才能一点点地长大成人。因此, 只要我们回到阅读、写作的理性时代, 我们就能捍卫好童年。
尼尔波兹曼表面上是对童年的消逝的担忧, 实际是对大众传媒所构建的社会环境的担忧。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 儿童受到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的影响, 这是由于儿童具有模仿性强、自我意识模糊、自制力较差等特点。媒介的信息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儿童自身还不具备正确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能力, 因此有些信息并不适合儿童接受。如果儿童的言行举止上过多染上成年人的特点,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培养孩子们学习延迟满足感的磨炼, 以及举止、语言和风格上的自我约束, 就是把自己放在几乎与一切社会潮流相对立的地位。在他看来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导致了童年的消逝。
当然也有人激烈地反对波兹曼这种说法。大卫帕金翰在《童年之死》强调“童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童年如何被经历。很显然是由性别、种族’或民族、社会阶级、地理位置等社会因素决定的”。当然学术的观点应该是更加追求片面的深刻性, 避免全面的中庸之道。大卫帕金翰强调儿童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在电子媒体面前也有选择性;此外, 社会也有一定的原则与义务充当信息的把关人, 考虑受众的特殊性来营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传媒环境。
既然童年是作为文化的概念来进行讨论和规定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进步, 童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坚持童年概念, 就应该看到它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 儿童赖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展也都有了很大变化, 他们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于是带有时代文化特征的新的特质产生了, 童年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 波兹曼所捍卫的18世纪的童年, 这本身就有悖于真正的童年概念, 因为真正童年概念的核心在于儿童是独立于成人的个体, 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童年随之发生变化, 要求儿童回到18世纪的童年生活, 实质上是以成人头脑中的童年生活来否定现在儿童的生活, 是一种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发展、变化问题的, 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是1982年出版的,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 大众传媒飞速发展, 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等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传递信息, 儿童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也处于大众传媒所营造的媒介环境之中。2013年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风靡全国, 这是一档亲子栏目, 在节目播出之前很多父亲都认为自己一直忙着赚钱养家就够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父爱的缺失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多大影响。有人认为没有父爱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 这档节目让很多父亲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尽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视媒介是有利于儿童的成长的。
四、结语
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童年”, 面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我们应辩证地看问题, 既要看到大众传媒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也要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儿童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性的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但是由于儿童的认知、判断能力较差, 对很多信息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因此, 大众传播媒介要做好“把关人”, 如不在少儿频道播放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广告、音乐和有暴力、犯罪画面的节目, 面对儿童这一特殊的受众群体, 营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拟态环境。此外, 父母应该也成为“把关人”, 让儿童有选择地接触媒介。波兹曼在书中最后提出了父母最具有反叛意义的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 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以此来帮助儿童在媒介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程福财, 董小苹.童年的本质:现代儿童观的嬗变与超越[J].当代青年研究, 2010 (2) .
尼尔·波兹曼论技治主义 第2篇
技治主义一直被各家尤其是人文主义者所诟病。尼尔波兹曼力主媒介生态学为人文主义研究。[2]他将技治主义称为社会工程学或唯科学主义, 总体上对其持强烈批评的立场, 但却呼吁精英控制社会信息传播, 在反技治主义者中独树一帜。
一技治主义在当代社会盛行是有害的
波兹曼所称的唯科学主义大致等同于技治主义的主张。他将唯科学主义归纳为三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 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第二个观念是, 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个观念是, 科学可以用做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 赋予生命意义, 使人安宁, 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 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3]前两个观念构成了“社会工程学”的基本立场, 而后者则为“技术神学”的核心观念。他认为, 社会工程学思想起源于18世纪的巴黎高等技术学院, 可追溯到圣西门、安凡丹、拉普拉斯和孔德等人, 主张运用实证化、经验化和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实施对社会的工程化管理。技术神学思想把技术推到类似伊朗等神权社会中真主的至高位置, 代替宗教成为当代社会的道德、意义和信仰的源泉, 而把“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推上了新神父的位置。[4]因此, 社会工程学是唯科学主义更为操作性的组成部分, 而技术神学是唯科学主义中更为基础性的组成部分, 力图将人的世俗事务和心灵事务一统于科学技术的权威之下, 给社会工程学提供超越性的宏大诠释。与之相同, 技治主义同样包含着由浅入深两个层面的含义:科学管理、专家治国更为具体, 蕴涵于其中的是将科学理性应用于整个人类社会, 以将其建成为“科学城邦”的乌托邦理想。比如, 圣西门就主张组成各级牛顿会议, 来代替教会教育、管理和智慧所有社会成员。[5]总之, 波兹曼所称的唯科学主义与技治主义是基本重合的。
技治主义在当代流行是有害的。首先, 何为生命, 何为人, 社会工程学并不能回答诸如此类问题。波兹曼认为, 唯科学主义要求科学回答类似问题, 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归根结底“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 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3]96。其次, 社会工程学危害人的主体性。波兹曼指出, “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3]94因此, 社会工程学要把人转变为可以测量、计算和控制的客体和控制对象, 让人逐渐失去自信以及思考、判断的能力, 将自身交给技术。最后, 技术神学实际上在消解道德和信仰。波兹曼指出, 技术神学把罪孽、邪恶等传统道德概念转变成社会偏离、心理疾病等可以客体化和量化的技术概念。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道德, 技术专家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和客观。”[3]51
更重要的是, 波兹曼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对唯科学主义的文化威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角度, 他把人类文化分成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6]孔德以及其他法国技治主义者思想的传播, 尤其是泰勒、福特等美国技治主义者的努力, 唯科学主义开始在美国流行, 促成了技术垄断文化20世纪初从美国发端。泰勒提出技术垄断社会的主要预设:“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 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 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 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 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算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 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3]30可以说, 所谓技术垄断社会在实质上是技治主义社会。在其中, 技术至上, 技术对文化构成了致命威胁。波兹曼指出, “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 那么你实在太愚蠢了。”[7]文化不得不服从技术的权威, 接受技术的指令, 技术反对、压制和破坏一切与之不一致的文化因素, 不断消解传统的符号和叙事。并且, 当代技术压制文化对其进行反思, 让人们沉浸在极端技术乐观主义的迷梦中。因此, 波兹曼大声疾呼:“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 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 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 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3]自序, 1-2
二当代技术与官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
波兹曼深入分析了官僚主义与机器意识形态, 指出了技术理性与官僚主义之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方面, 他是从社会信息活动的角度来理解官僚主义的。他认为, 官僚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由于政府管理领域不断扩张, 而社会不断复杂化, 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急速膨胀、复杂, 于是政府引入官僚主义来应对管理信息泛滥的局面。“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 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3]48官僚主义没有整体性、终极性的伦理关怀和政治理想, 只有一个核心假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效率至上, 按照可计算性和文牍中心两个原则来处理管理信息。官僚主义本来只是技术手段或工具层面的, 但最终将服务于社会理想的一套技术方法转变成为凌驾于社会理想之上的超级制度, 从工具僭越为目的。“19世纪官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提高运输、工业和商品流通的效率。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脱了这样的限制, 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权威。”[3]49显然, 官僚主义离不开各种技术和技术性机制。另一方面, 他从反工具论的角度理解机器。在波兹曼看来, 机器不仅是工具, 背后隐藏着嵌入的理念即他所谓的“隐形机器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是机器力量的真正来源。这一观念类似哈贝马斯所谓的“隐形意识形态”[8], 但波兹曼主要从人们忽视机器理念的意义上讲“隐形”, 哈贝马斯则意指科学技术伪装成对既有制度保持中立。机器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包括:简单化, 确定化, 精确化, 标准化, 可观察, 可计算, 可操作等, 这些均与官僚主义的追求是相吻合的。
当代技术的可能强化官僚体制, 压制社会变革。波兹曼指出, 技术在官僚机构的应用出现“动因漂移”现象。所谓“动因漂移”指的是当代社会将许多问题交给技术处理, 因此当出现问题时, 官僚机构可将责任推给技术设备, 而掩盖官僚的责任。显然, “动因漂移”[3]类似于鲍曼所讲的“道德漂移”[9], 但前者讲的是官僚责任漂移到技术, 后者说的是个体责任漂移到集体。正是动因漂移, 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 各种问题都被解释为技术升级问题或程序改进问题。比如, “电脑强化了官僚机构, 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 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3]67
反过来, 官僚主义支持技术的扩展。首先, 官僚主义者在政治活动尤其是行政活动中大量引入各种“软技术”。波兹曼用测谎设备、民意测验、公务员考试等技术被官僚机构迅速接受和广泛应用, 说明官僚主义对技术及其可操作化理念的认同。其次, 官僚主义赋予技术专家以重要位置, 将相当多公共决策权力转移给专家。
波兹曼对官僚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是持警惕的态度的。首先, 他不认为官僚主义解决了问题, 因为官僚主义引入技术方法实际增加了管理信息量。其次, 技术手段如电脑是打着提高效率的名义与官僚机构结合的, 但是未必提高了机构效率, 只不过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技术细节, 把技术进步与机构进步乃至人类进步等同起来, 而不是整体改进官僚机构。这是错误的, 甚至是危险的。最后, 专家们除了狭窄的专业领域, 此外所知甚少, 被赋予过高的位置。
三社会科学是技术统治工具和伪科学
波兹曼认为, 社会科学实际是技治主义强有力的工具, 试图按照技术原则、方法和规范来控制整个社会。社会科学在当代社会迅速崛起, 正是借助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的力量。对此, 他是不满的, 甚至称当代社会科学为“神学”。[10]22社会科学不能以控制社会、管理人群为目标, 否则社会技术实质就是为技术统治帮凶。
波兹曼指出,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媒介生态学等社会科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类智能无关的自然过程, 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的决定和行动有关的实践, 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如blink (眨眼睛) 与wink (使眼色) 的区别。观察、量化和精确并非自然科学的排他性特征, 实际上探案、商务和司法等许多活动都具有类似特征。实际上, 社会科学自称科学与对自然科学的崇拜有关。社会科学总是重复着常识观点, 但出于对数字的崇拜, 用学院化的方法将常识量化和复杂化。但是, 精确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难以起到实质性的帮助。波兹曼认为, 社会科学努力成为伪科学 (pseudo-science) , 一是要实现某种社会工程的业绩, 这并不应该成为理论家的首要考虑, 二是向争取社会给予自然科学的心理、社会和物质上的利益。
在波兹曼看来, 社会科学是一种讲故事 (storytelling) 的形式, 与小说类似, 但又有区别。讲故事意味着作者给一系列人类事件以某种独特理解, 通过给出例证以支持这种理解, 并且, 这种理解并不能被证实或证伪, 其吸引力来自语言力量、解释深度、例证关联和主题的可信度, 而不是来自真理或客观。讲故事意味着作者有一个可以辨识的道德目标, 它受到时间、环境以及最重要的文化成见的影响。而社会科学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1) 小说是在叙述 (narrative) , 社会科学是在阐释 (exposition) ;2) 小说家的故事是虚构 (fiction) , 社会学家的故事是记录 (documentary) ;3) 19世纪小说是讲故事的主要形式, 20世纪社会科学成了讲故事的主要形式, 当代文化中有力的隐喻和图像大多出于社会科学家之手;4) 小说注重细致描绘细节, 社会科学讲求勾勒整体轮廓;5) 小说专注于展示 (show) , 而社会科学致力于解释 (explain) , 更多地运用抽象的社会事实、推理、逻辑和论证。[10]
波兹曼深入反思了语言技术、测谎技术、统计学技术、信用技术、成绩测验、教育技术以及管理技术等所谓具体的“软技术”或“隐形技术” (意思是很多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它是技术) 的应用。所有社会技术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均为唯科学主义。它以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看待、干涉和改造人的世界, 塑成了社会技术的一般标准。比如统计学技术。技治主义缺乏一套明晰的伦理, 又排斥传统, 却要寻求合法性的权威, 只能求助于统计学的客观数字崇拜。波兹曼认为, 用统计数字进行论证的要害有三:1) 把某个抽象概念转变成某个客观的可测量的事物;2) 排序即将个体按照某个标准安放在某个序列中;3) 忽略未经或不可数字化的问题, 让定义客观化和数字化。显然, 人类行为的抽象概念大多无法转变为可测量物, 对于同一个对象有无数序列标准, 不同标准背后有不同的预设, 而要研究人, 不能忽视不可数字化的东西, 因此, 统计技术是非常有问题的, 却被广泛运用和神化。统计数字产生了大量的无用信息, 造成信息的混乱。
当然, 波兹曼并非完全反对社会技术的使用, 而是反对技术的神化。“一句话, 争论的核心不是技艺本身, 而是应不应该让技艺高歌猛进, 应不应该神化一些技艺, 应不应该排除其他一些技艺。”[3]84很多时候, 社会技术的使用往往已经僭越了它所服务的目的, 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 甚至反过来压制使用技术的人。
四以技术无神论应对技治主义的问题
波兹曼主张以技术无神论对抗技术神学, 纠正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的错误。技术神学神化技术, “宣称通往天堂的路是技术创新”[11]。技术无神论不把技术看成神、主宰或终极关注, 主张机器运算并不优于人类思想, 技术思想不能主导信仰系统, 世界是不可完全计算的, 公民事务不应由技术专家负责。技术无神论对新技术持怀疑的态度, 始终不忘记: (1) 所有技术都是双刃剑, 好处坏处同时存在; (2) 新技术对不同人群影响不同, 总是有利于一些人不利于另外一些人; (3) 技术并非简单工具, 每一种重要技术均包含着认识论的、政治的或社会的成见; (4) 技术影响不是单一或局部的, 而是整体性和生态性的; (5) 技术是特定政治和历史语境下的人造物, 但倾向于宣称自己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12]
波兹曼的“技术无神论”并不成体系, 实际包括一些零散的建议。第一, 审视新技术, “对新技术提问”[13]。要对新技术的影响和效用进行深入的分析, 消除社会中不必要的技术控制。波兹曼还提出一系列问题帮助人们审视新技术, 包括新技术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谁的问题, 产生什么新问题, 如何解决新问题, 何人和何机构因新技术而获得权力, 新技术对语言有何影响, 等等。“我们需要继续睁大我们的眼睛, 我们许多人才能运用技术, 而不是被它使用。”[12]8第二, 加强技术教育, 避免对技术社会影响的无知。波兹曼所指的技术教育围绕技术与社会、人的关系展开, 而不仅是科学普及教育。技术教育主要让学生了解新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 教育学生如何使用技术而非被技术所用。[14]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中, 技术教育大体相当于科技社会学、科技史和科技哲学中有关技术尤其是新技术的内容。第三, 社会科学研究非技术化, 回归正确的道路。波兹曼指出, 如果接受社会科学是讲故事的观点, 社会科学则没有太多的局限, 历史反思、哲学思辨、文学批评、案例研究、传记学、语义符号分析、人类学方法等都可以用于社会科学讲故事之中, 恰恰不要过度地追求模仿自然科学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目标应该是:有益于人类理解和体验, 重新发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波兹曼认为, 社会科学只是“道德神学” (moral theology) , 不发现新的东西, 而是重新发现社会生活中不断被阐明的真相, 评论道德行为, 最终促进人们理解和实践高贵生活。最后, 要努力继承传统文化, 反对当代技术垄断文化。技术成为当代文明的垄断性力量, 所有非技术文化都受到压制。当代文化人要在技术垄断中自保, 并且进而做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
五简要评论
指责其为无视大众、贬低大众的精英主义, 从民主主义的角度批评技治主义是很常见的意见。的确, 技术与政治精英结合起来将变得异常强大, 民主有可能在科学的名义下被破坏。然而, 波兹曼并不是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来批评技治主义的。虽然攻击专家地位过高, 但他主要认为技术专家知识太狭窄不够全面, 并非主张精英无权在公共决策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实际上, 波兹曼的精英主义倾向很严重, 为精英控制社会信息传播辩解, 不怕被人攻击为威胁言论自由。[15]在他看来, 公众面对电子时代的信息泛滥是没有分辨力、受人摆布的, 只有寻求像他一样的精英的帮助。波兹曼不满的似乎是公众没有寻求他的帮助, 而是寻求了技术专家的帮助。比如, 他批评技治主义者托夫勒:“不要读任何未来学家的书, 比如阿尔温托夫勒。因为他们对现代技术了如指掌, 却对人性一无所知, 因此他们的预言总是错误的。”[16]
实际上, 这是用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专家的精英主义。波兹曼的潜台词是科学技术专家最好还是在自然事务中发言, 人类事务是人文知识分子才有能力处理的复杂领域。事实上, 尽管都被称为知识分子, 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技术专家之间在理念、目标、地位等各个方面均差别很大, 并且对后者在当代社会中获得的权力和尊崇既羡慕又嫉恨。正如古德纳所言, 所谓知识分子“新阶级的内部已经开始分化”[17]。在当代社会中, 科学技术专家更多地与既有体制和政权相结合, 而人文知识分子被相对边缘化, 在知识分子两个不同部分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面对这种状况, 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放弃精英主义, 与大众结合, 从大众身上获得力量, 而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无法放弃精英主义, 只能在厚古薄今的叹息中孤芳自赏, 如波兹曼对印刷时代的无限怀念。当然, 按照马克思主义, 上述所谓分化在于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
总体上看, 波兹曼是从人文主义尤其是道德、信仰的角度来批评技治主义的。他并不讳言争做道德卫道士的立场。在他看来, 所有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道德学, 即以增进人类道德为目标。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批评技治主义亦是一种常见的批评。这种观点认为, 技治主义是机械主义, 把人看成数字、零件, 缺乏道德观念甚至是反道德、反信仰的, 更忽视人的意义、价值和终极关怀;因此, 技治主义导致社会冷漠、道德沦丧和信仰失落。应该说, 这种批评是非常有道理, 对于技治主义者是必要的警醒。
技治主义不能是民主的吗?技治主义不能是道德的吗?这是两个值得进一步剖析的问题。美国是公认的技治主义国家, 波兹曼亦如此认为, 但谁能断定美国因此不是民主国家, 因此而道德滑坡?这里的关键是技治主义可以定位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 即操作方法层面和社会乌托邦层面。作为一种操作方法, 技治主义可以为实现社会理想 (如宪政) 服务, 提高公共决策和行政的效率, 促进社会民主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乌托邦, 技治主义试图建成科学城邦或机器社会, 无疑对民主、道德、人文和信仰等具有颠覆性的破坏力。实际上, 技治主义的乌托邦从来就没有被足够多的人接受, 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技治主义者试图将技治主义付诸实施, 因而掀起了技治主义运动。但是, 该运动很快就分裂, 类似全盘颠覆既存社会制度进而重建所谓“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的激进乌托邦理想很快就被大多数技治主义者抛弃, 而如社会测量、计划调控、能源调控等温和的操作措施则被坚持, 并被当时的政府所采纳和吸收。因此, 技治主义可以仅仅作为一种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理论, 而不是宏大的贯穿性社会理想。当然, 如此技治主义既可以和资本主义结合, 亦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 服务于既有社会制度的完善。实际上, 从实际历史看, 各种技治主义变种中, 多数是定位于这个层面。无论如何, 相对于封建世袭的权力分配制度来说, 作为工具的技治主义主张以知识为标准来赋权, 无疑具有正面意义。总之, 波兹曼忽视了技治主义进步的一面, 尤其是对于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意义。
摘要：波兹曼对技治主义的评论非常具有典型性。他分析技治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危害, 指出当代技术与官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 批评社会科学是技术统治工具和伪科学, 提出以技术无神论应对技治主义的问题。波兹曼的分析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的, 对于技治主义者和当代社会是必要的警醒, 但用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专家的精英主义, 忽视了技治主义进步的一面。
尼尔波兹曼 第3篇
一种新媒介的产生, 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传播领域, 往往波及整个社会,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早已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美国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 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其“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等理论, 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媒介力量”进行了解读。波兹曼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破坏了阅读时代的良好秩序, 破坏了阅读时代为人们培养起来的严谨的逻辑和严密的思维, 社会变得娱乐且无知。更为可怕的是, 人们对此毫无察觉, 并乐在其中。而网络媒介的高歌猛进更是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正在不断验证波兹曼的预言。
网络全面侵入社会生活, 各种新文化、新现象层出不穷, “宅”便是其中之一。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除了平时工作、学习之外, 很少主动走出家门, 参与现实社交。他们的饮食、购物、兴趣爱好全部依托于网络, 网络几乎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种现象被称为“宅现象”, 这种“宅居”室内的人们被称为“宅人”。在校大学生构成了“宅人”的主力军。大学生“宅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其负面影响更是值得警醒。“宅现象”的蔓延证明尼尔波兹曼的担心正在变为事实, 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本文试图将大学生“宅现象”与尼尔波兹曼的理论结合, 探析“宅现象”背后的媒介因素和引发的问题及高校宅人的出宅之道。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 使人们能够对网络世界保持清醒, 控制它、利用它, 帮助大学生开启和维持一种理性的网络媒介接触习惯。
1“宅现象”的定义和表现
所谓的“宅现象”是指“整天待在家中, 沉迷于以电视、网络为媒介的生活方式, 不愿主动参与真实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一种行为”。[1]“宅”主要体现于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 “宅人”们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中交替生活, “宅”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归结起来, 大学生“宅现象”及“宅人”有如下特点:
(1) 过分依赖网络而无法自拔, 是电脑的重度使用者。
“宅现象”首先是因为过度依赖网络。大学生宅人平日在宿舍最经常进行的活动是上网;他们上网的主要活动是看电影、上网聊天、玩游戏等娱乐活动。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脑, 会感到空虚寂寞。宅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 且对网络产生了巨大的依赖。
(2) 痴迷于某物, 不断对该领域的事物投入时间和精力。
动漫、游戏、电影、小说等都是大学生比较痴迷的事物, 沉溺于其中的也不少。大学生宅人为了力求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维系自己的个人爱好。在这些事物上所花费的精力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 走出寝室参与其他活动的时间相应减少。
(3) 不信任自身族群、兴趣领域之外的规则, 只在其所接触的媒介中寻找朋友、寻找信任感和行为依据。
高校宅人大多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并会利用各种社交网络与同类人联系。在这些志趣相投的组织中, 宅人们会积极参与讨论, 从中寻找朋友, 而对该领域之外的人则不感兴趣。同样, 宅人对事物的评价也大多以本族群的价值观为标准, 并将这种长时间养成的价值观作为行为依据。
(4) 性格低调、内敛, 甚至自闭、孤僻, 欠缺人际交往能力。
高校宅人大多厌恶外出, 不喜欢运动;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尽量减少与陌生人的交际。大学生“宅人”认为“宅居”在寝室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不用接触陌生人, 不用花费时间精力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简单地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并自得其乐。
(5) 生活不规律, 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
高校宅人呆在自己的寝室中, 时常因为沉醉于自己的世界而忘记时间。除了上课时间外, 每天睡到自然醒, 经常吃快餐, 久坐在电脑前, 从而导致作息时间不规律、不稳定, 影响身心健康。
2 高校“宅现象”的成因探析
2.1 网络技术与媒介环境
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重构着人类社会生活, 而互联网对高校“宅现象”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互联网构成的第四媒介拥有比传统媒体更为强大的力量, 所有的时间都能在网上度过, 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网络给我们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改变, 充分印证了波兹曼的预言:媒介环境“塑造了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互联网将所有“人的延伸”汇集一身, 网络的交互性打造了崭新的媒介环境, 能够满足宅人多层次的需要。宅人通过网络, 基本能够实现马斯洛的五大需要层次。通过网上购物、网上订餐, 高校宅人实现了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网上种类繁多的社区和论坛, 给宅人提供了沟通、交流的渠道, 在网络上能轻易找到与志同道合的网友, 这就满足了宅人的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宅人大多沉迷某一领域, 网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让宅人展示他们对感兴趣领域的精通, 甚至还能为他们创造价值, 这便可以让宅人实现自我的价值。
可见过度依赖网络创造的虚拟环境, 并能在其中得到身心满足是大学生“宅居”的重要原因, “全能”的网络让高校宅人减少了“出宅”的必要。
2.2 飘在“网海”与信息过载
网络媒介带来的改变, 不仅仅是构建了一个能满足各种需要的崭新媒介环境而使人不愿从中脱离。更为严峻的是, 网络本身的海量性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数据库, 数据的洪流将人淹没其中;同时, 网络媒介的共享性特征, 使人难以建立有效的信息控制机构, 让人们在网络浩瀚的信息海洋无法自拔。在网络时代, 波兹曼所说的社会信息的有效控制机制发生了变化, 原有的信息控制机制失效、新的信息控制机构未曾建立, 导致了信息泛滥、信息过载。信息过剩和失控最终导致信息、思想和文化的混乱, 产生了文化的“艾滋病”。[2]
网络媒介带来信息的爆发, 而信息免疫系统却失灵了, 我们不知道如何过滤信息、如何运用信息。高校的宅人使用网络时, 经常被网页上跳出的各种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所吸引, 很容易被其他信息吸引而分散注意力, 忘记上网要解决什么问题、获取什么信息。面对海量的信息, 他们看似自由地“飘在网海”, 殊不知, 却被紧紧地捆绑在电脑前, 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和出宅的意愿。
2.3 幼儿情绪与童年的消逝
高校“宅现象”的出现, 与大学生的心理发展不健全也有一定关系。高校里的“宅男宅女”都是伴随电视、电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电子媒介对青少年心理和性格的塑造, 对其成人后媒介的接触习惯有着因果联系。
尼尔波兹曼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介“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特征, 所以往往使得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图片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3]儿童失去了培养严密思维和健全意志品质的过程。儿童成长时逻辑思维、健全心智培养过程的缺失, 必将在成人后的漫长时间里付出代价, 导致了“成人的幼儿情绪”。高校的“宅现象”便是成年学生“幼儿情绪”的一个表现。宅人其实是一个将成长和追梦过程延缓的群体。一方面, 没有经过印刷文化的严密训练, 思考能力退化, 对语言的抽象把握、对逻辑推理、对规律的认识能力也在退化, 而网络媒介擅长视觉传达的方式, 正好迎合了宅人低级思维的需要;另一方面, 心智毅力的不成熟, 也使得他们无法接受延迟的满足感, 而网络快速、及时的信息呈现方式, 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要求。在电子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宅男宅女们, 拥抱网络式的媒介便如呼吸一般自然。而这种看似自然的选择, 是他们依赖网络、甘于宅居的最好解释。
2.4 逃避心理
在校大学生中部分是独生子女, 是被家人宠爱成长的一代, 自小便是家庭的中心让他们养成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恋倾向。同时, 独生子女从小便熟悉了孤身一人、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们会痴迷于一种事物, 比如游戏、动漫等等, 以寄托自己极度的迷恋。
另外, 大学生要独立面对学业、生活、情感的种种压力, 当遭受到现实的挫折后, 容易感到迷茫、无助, “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被现实打击得荡然无存, 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形成自卑感。当自恋遇到自卑, 逃避现实便是解决心理矛盾的方法。“宅现象”在校园的存在, 是因为青少年把对现实的理想寄托于虚幻世界。网络空间恰恰为其提供了一个心理的避难所, 他们移情网络, 在动漫里麻醉神经, 在影视剧里逃避现实, 在游戏中寻求成就感和存在感。网络让他们获得了心理平衡, 久而久之也就使得他们成为了宅人。
2.5 娱乐至死
调查数据显示, 大学生在“宅居”过程中基本活动是玩游戏、看电影或小说、泡论坛等娱乐活动;高校大学生“宅居寝室”的原因之一就是陷于网络提供的娱乐内容而不能自拔。
波兹曼认为, 电子媒介的产生是社会娱乐化的开始, “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娱乐本没有错, 可怕的是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属品, [4]电视在一成不变的笑脸下, 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结构, 最终将使人类成为一个娱乐致至死的物种。[5]
在传播方式的娱乐化上, 网络是电视的丰富和发展。网络技术很好地传承了电视媒介的娱乐性。它长于图片、声音的传达, 消解了文化的深度, 波兹曼所推崇的印刷时代的严肃而理性、充实而富有内涵的公共话语难以在网络媒介上得到体现。网络的无限空间与无约束使任何毫无意义、支离破碎的信息都找到了容身之处。网络成为了宅人消耗时间的最佳场所, 娱乐至死的精神在网络上得到了最佳呈现。
3 高校“宅现象”引发的问题
大学生本是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群体, 大学阶段也是社会交往、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最好时期。但是越来越多的在校大学生选择了足不出户、依赖网络, “宅”俨然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久宅不出”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心理、生理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宅人”们最终无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问题。
3.1 人际冷漠
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多样的交流方式, 但是却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为脆弱。大学生过多地接触网络媒介, 自然会无暇顾及与父母、朋友的生活社交。即使网上存在大量类似于QQ、人人、微博等社交媒体, 但是这种间接的社交通过冷冰冰的文字和图像进行, 很难承载过多的感情, 无法替代直接社会交往中的情感交流。人际交往能力是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素质, 是衡量个人能否适应社会的重要标志。高校宅人很少参加社团活动, 也很少同以前的朋友联系。长此以往, “宅人”们沉溺于自己的世界里, 降低与陌生人交往的意愿, 逐渐地不喜欢人际交往, 进而欠缺必要的人际交往能力, 从而产生“社交恐惧”和“交流障碍”。
3.2 思想萎缩
高校宅人习惯只身一人坐在电子媒介前, 享受网络从内容到表达方式的娱乐化, 虽然他们看起来与以往相比更为自由, 但事实上他们的自由在一点点地减少, 这主要体现于人们过度地依赖媒介, 事事都要通过媒介来参与陪伴。人们开始越来越离不开电子媒介, 更可怕的是, 习惯了网络图像化的表达后, 我们的思维开始萎缩。网络将图像、文字、声音结合成多媒体, 这种赤裸裸的叙事方式让“想象力”无从扎根, 文本信息的泛滥, 再加上“无所不能”的“超级搜索引擎”也让人越来越不想去思考问题。越是“娱乐”越是“萎缩”, 而越是“萎缩”, 则越是只能接收更多的“娱乐”。“娱乐至死”和“思想萎缩”就在网络媒介上恶性循环, 不可名状也不易察觉, 却实实在在地培养着人的“宅”情绪, 禁锢了人的自由, 消弱了人的理性与思考能力。
3.3 生理疾病
身体素质偏低, 是大学生宅男宅女的又一问题。据调查, 相比于“非宅居”学生, 大学生“宅人”的运动量明显偏低。甚至有近五分之一的学生表示几乎从来不运动。他们认为, “宅”在寝室很惬意, 根本没有必要去户外运动。一方面, 长期的生活作息时间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合理让宅人的身体素质明显下降;而长时间在电脑前保持一个姿势, 对视力、颈椎、腰椎都有很大损伤;过度操作鼠标、键盘对身体部分软组织、关节造成巨大负担;同时, 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对人体的生殖系统、消化系统都有不良影响。宅现象导致了一系列生理疾病, 影响大学生的未来职业选择和发展。
4 出宅之道:媒介素养教育
面对高校众多的大学生宅男宅女, “出宅之道”显得尤为重要。
尼尔波兹曼在谈及解决“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等问题的方法时, 将目光投向了教育:“通过教育获得改变, 成功的希望渺茫, 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的状态, 但这绝对不是最终的生活目标。如果是潜在宅人, 那么请出宅;如果是深度宅人, 那么也应学会有计划地“宅”, 要“宅”得健康, “宅”得有意义, 并且随时能够出宅, 融入外界。高校“宅现象”根植的土壤是媒介对生活方式的改变, 直接影响人群便是在校大学生, 探索“出宅之道”, 就理所应当地要依靠教育。
这里所说的教育, 是指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课程是生活在“第二媒介时代”中的每个公民的必修课。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在多种媒介形态、类型和形式下, 能够分析评价并创造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能力能够使人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媒介资源, 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实践, 改善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 提升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 培养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高校有必要开设“媒介素养”课程, 并将其提升至通识课、基础课程的地位, 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的教育, 让其明白每一种媒介的运行机制及背后的控制机制, 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媒介的从属地位和人的主体地位, 变被动使用为主动控制。通过媒介素养教育, 加强大学生的自控力, 提高其使用媒介的自主程度, 使其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和使用媒介的技能, 培养其判断是非和分析网络信息价值的能力, 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媒介及其内容的意义和价值, 提高其获取、分析、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能力, 并为我所用, 利用传媒发展自己, 这也是高校媒介素养课程的最终目的。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结尾中说到: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 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6]或许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 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理性的网络媒介接触, 使我们能够对网络世界保持清醒, 控制它、利用它, 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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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莹.从《娱乐致死》看网络媒介的公众话语结构[J].企业导报, 2009 (6) .
尼尔波兹曼 第4篇
除开相异的观点, 本文将竭力挖掘波兹曼是如何传承麦克卢汉在媒介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观点的, 即公众话语的形式规范乃至决定话语的内容。这一观点是媒介环境学的奠基思想之一, 深刻理解波兹曼对这一观点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后来者在研究媒介环境学以及波兹曼理论时能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一条反公共常识的理论“媒介即是讯息” (The Medium is the Me s s age) [3], 这同九十年代以前人们的认识相左, 大多数人坚持媒介只是传递信息及知识的外在的、机械的形式, 一种消极的、无意义的承载工具。但是麦克卢汉认为, 媒介工具本身是会能动地作用于其所传递信息的内容及结构的, 所以媒介真正的“讯息”不在于其传递的内容。他进一步阐释:“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 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 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 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4]。麦克卢汉以史为鉴, 提醒人们注意, 铁路这种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最本质的、最深刻的变化即是人们围绕铁路终端建造的新型城市, 由修筑铁路而出现的新型工种, 以及突破空间障碍后兴起的新型休闲方式, 而这一切与铁路所运输的货物是无关联的。接着, 飞机出现以后, 运输速度极大地提升, 铁路所塑造的城市布局在年代更替中被自动瓦解, 相继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形态的改变, 这些影响也不是由飞机承载的货物决定的。
麦克卢汉笔下的媒介是一个最为宽泛、包罗万象的概念, 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机械电力、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他强调说, 是电能的问世使现代传播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 如电报、广播、电话、电视, 这些1840年代以来的电力传播媒介本身与其实际用途是脱离的, 它们的本质“讯息”是消除了人际交往时的时间差异与空间差异, 进而打破事件发生的序列, 使人们深度卷入忽悠而来却又转瞬即逝的分裂事件中, 这一分裂作用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并产生一些社会后果。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是讯息”彻底颠覆了人们看待媒介的定势思维, 很多学者, 如尼尔波兹曼, 成为了这一观点的摇旗呐喊者;然而, 还有很多人不明其理, 认为媒介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 仍然受控于电力媒介所形成的认识论、世界观中。麦克卢汉称此为“技术白痴的麻木状态”[4]180, 他把媒介的内容比喻成滋味鲜美的肉, “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分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4]180。
波兹曼对以上观点是赞同的, 并仔细分析了印刷术和电力媒介 (电报、摄影术、电视) 的形式是如何决定通过这些媒介进行的大众对话的内容的。受到“媒介即是讯息”的启发, 波兹曼相信每一种媒介都为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 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环境。他从来不相信技术是中性的, 他认为每一种媒介形式都偏好某些特殊的信息内容, 例如“今日新闻”的素材的产生起源于电报的发明, 如果没有电报及后来的传播工具, “今日新闻”是无法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主流媒介通过筛选符合自身形式及偏向的内容, 从而最终控制大众文化。在波兹曼笔下, “媒介即是讯息”发展成了“媒介即隐喻”[5]6, 也就是说, 他同意媒介本身所起的作用要胜过它所传播的信息, 人类认识到的自然、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 而是在特定媒介中的表现形式, 媒介即隐喻, 而隐喻继而创造了文化的内容。
新媒介重塑文化内容的方式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识论来完成的。波兹曼认为, 真理不可能毫无修饰地存在。在口头文化社会中, 真理存在于部落首领的谚语和俗语中;在以印刷媒介为主的法庭上, 真理存在于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和其他书面材料中。真理是一种文化的偏见, 一种文化所认同的表达真理的方式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是不被接受的, 譬如, 数字是现代人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 而不是谚语或法律文书。波兹曼表示, 社会现已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言的临界点, 印刷文化在逐渐衰退, 电视文化正喧嚣尘上, 一旦超过了临界状态, 电力媒介将决定性地, 不可逆转地改变文化符号环境的性质。其结果是, 以电视为中心的电力媒介认识论会污染大众对话内容, 会削弱大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其价值。这就是波兹曼总结的电视媒介的“讯息”, 电视在美国的高普及率必将掀起一场文化方式的变革。
二
作为印刷文化人, 波兹曼是极力推崇印刷机这种以铅字文字为偏向的传播技术的。在他看来, 印刷机作为一种隐喻和认识论创造的是严肃而理性的公共对话, 印刷机时代的美国人是冷静、理智、崇尚逻辑、憎恶自相矛盾的杰出典范。前文已提到, 每种媒介都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和议程, 都是等待被揭示的特定隐喻。印刷术的偏向即是被用作铅字语言的载体。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 社会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 说明文的线性的分析结构影响着美国人说话的方式。“美国人不会交谈, 但他会讨论, 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 如果讨论激烈起来, 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6],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感叹印刷文化下的美国人思辨的逻辑与理性。与现代多元媒介 (印刷媒介与多种电力媒介并存) 社会不同的是,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 印刷品是人们生活中几乎唯一的消遣方式, 劳作一天后, 人们或是读书, 或是交流小册子, 或是到演讲厅去听充满了论证与反论证、要求与反要求, 并要对对手措辞百般挑剔的公共辩论 (基于演讲稿的辩论) 。可以想象铅字在当时公共话语的各种舞台上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巨大的。波兹曼引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fstadtar) 的话来描绘蔚然成风的阅读习惯, “这些开过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 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7]。在印刷术占垄断地位的社会里, 公众话语的内容及文化内容必将经过筛选, 以适应印刷品对于铅字语言的偏向。首先, 无论是书籍还是小册子, 或是演讲稿都要求其中的文字具有实质的内容, 且内容需具严肃性, 因为一旦付诸印刷机, 文字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 一个事实或观点, 这是需要经过作者深思熟虑的, 而且它要有能够传情达意的某种内容。其次, 印刷品也积极地反作用于读者, 阅读过程中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 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 要求读者在阅读时具有非常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因此, 印刷术的话语形式决定了它的内容是严肃的, 伴以逻辑理性的观点, 以有序的表现形式来传播意味深长的内容。
三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结束了印刷品在美国公众话语中的垄断地位。电报消除了限制信息传播的空间障碍, 使得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分离, 打破后再重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所以, 电报媒介带来的“讯息”注定与重视在同一空间里线性传播的印刷品的“讯息”不同。电报在空间上消除了州际界限, 穿越了地区概念, 从而使统一美国话语的方式和内容成为可能。波兹曼对印刷文化的衰落扼腕叹息, 同时嘲讽电报对于公众话语内容的消极影响。在他眼中, 电报的“讯息”即是使来路不明、读者不确定的新闻横扫整个国家, 再通过与报纸的合作把信息变成了可以置用处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商品。报刊上的新闻语言是缺乏连续性的, 一则新闻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不存在任何关联。于是, 带有复杂论证的语言在公众话语领域中让位于形式散乱、内容无聊、表现无力的电报语言, 长此以往, 通过电报描绘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 甚至无法控制, 无法解释。
电报之后, 摄影术以及能大批量冲洗照片的技术的发明, 使文化领域淹没在各种机械制作的图像中: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波兹曼指出人们错误的将摄影术当作一种能和文字一样流通的语言, 摄影术是以照片为中心的技术, 它的这一传播形式重新定义了其传播内容。与口头语言和印刷铅字相比, 摄影术本身无法再现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 因此它无法提供给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世界在照片中呈现为一个物体, 而在语言中, 世界被描述成为一个概念。波兹曼还警告人们注意摄影术与电报一样, 同样具有分割的能力, 试想, 一个字或一句话从语境中被抽走, 语言要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然后照片却不受脱离语境的困扰, 因为它具有拼凑起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物体的能力, 所以照片是根本不需要语境的。诚如波兹曼已证实的, 电报媒介的方式决定了电报新闻的内容是一大推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信息。在摄影术广泛应用以前, 人们也许认为没有多大必要读新闻, 新闻的内容若是关于千里之外的某个小镇, 那么它与日常生活的相关度就会微小到让人没有兴趣 (当然很容易找到例外, 如发生在读者居所附近的偷窃案) 。在那以后, 照片为这些奇怪的干巴巴的新闻条目提供了具体的图像, 在那些陌生的名字旁附上一张张脸孔, 这样, 一种错觉就产生了, 读者似乎感觉到, 由于这些信息在感官体验上与他们产生了某种联系, 所以, 人们就会在无意识中被这种莫名连通感驱使着去读新闻。阅读的目的变成了娱乐式的感官体验, 部分公共话语也就随之变成了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意义的娱乐。
四
电报和摄影术仅是奏响了文化符号语境改变的前奏, 电视的出现将以图像为中心的公众对话形式的控制效应发挥到了极致。身处电视时代巅峰时期的波兹曼一针见血地指出, 电视的内在偏向是把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正是在美国, 电视在民主制度及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沃土中充分发挥着潜能, 使美国观众于无意识中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方式, 彻底地接纳电视式的认识论。为了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电视巨大的影响力, 波兹曼借用罗兰巴特的“神话”概念来描绘电视的“讯息”:“以神话的态度看世界, 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 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意识中的思维方式, 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5]71。之所以被称作“神话”, 是由电视在电力媒介中的中心地位决定的。电视话语包括了文化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对话方式, 它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了解文化最主要的方式 (与其他电力媒介相比) , 久而久之, 电视中展现的世界就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娱乐是电视媒介偏向的公共话语模式, 在电视下, 娱乐也成了公共话语的内容并延伸至整个文化。电视媒介是如何转变公众话语内容的呢?波兹曼给出了三条理由:第一, 以图像为中心的特性;第二, 以表演艺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第三, 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无法与它的偏向对抗。理由一是毋庸置疑的, 前文已提过, 以图像为中心的摄影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能将没有逻辑关联的物体任意拼凑, 创造出来的世界没有历史, 没有意义。电视同样具有这种分割功能, 因为摄影术是电视图像的基础。除了画面的分割, 电视还将观众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到视觉上, 以新闻节目为例, 播报的信息既不是为了让人读, 也不让人听, 而是突出双眼的感官, 是让人看的, 所以电视的指向始终是以图像吸引双眼的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 新闻节目就成了一种娱乐形式, 长相好看的主持人, 犯罪暴力等刺激的摄影图像成为了“好的”电视话语的内容。于是, 波兹曼严厉驳斥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共话语形式的结论。理由二也是显而易见的, 是夸张的、非现实的表演艺术, 而非逻辑连贯的思考控制着电视语言, 这就要求电视的内容应有观赏性, 从而也更具有娱乐性。思考在电视上是根本无法展现的, 在思考过程中, 观众没有什么可“看”的, 思考也并不是表演艺术, 所以它不适合电视媒介的形式。理由三是经过波兹曼的观察而得出的经验之谈, 事实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试想, 广播媒介偏向声音传播的特质决定了它的内容不能是一出哑剧;电视媒介偏向图像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能像广播一样播放没有画面的钢琴曲。因此, 波兹曼总结到, 电视偏向画面的公众对话形式是它的根本“讯息”, 电视文化内容青睐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 所以, 电视下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娱乐业与非娱乐业的分界变得模糊, 公众话语内容及社会重要事务都成了娱乐, 电视时代的人们变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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