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形象范文（精选12篇）

农民工形象 第1篇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 由于其流动性、分散性和不容易组织集中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成为了弱势群体。他们无法主动接近媒介, 他们缺乏参与媒介的能力与条件, 更无法利用媒介放大自己声音或者仅仅只是传达自己的声音。因而, 大多数受众心目中关于农民工整体形象的把握, 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自身的感性认识, 而是需要通过中介物得以了解, 这一主要的中介物即为大众传媒。

“在媒介社会, 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大众媒体, 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观察农民工群体, 其受众不仅是农民工, 而更多的是社会最普遍的各个阶层。因此其文本中对于农民工形象的刻画以及相关事物的叙述、表现形式与手段等, 都会影响大众对农民工的印象与认同, 以及农民工对媒体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因此, 作为大众媒体, 他们对农民工的形象描述与相关事件的叙述能否保持公正中立, 当中会不会存在一定的偏见与刻板印象;而作为农民工, 他们对大众媒体的关注焦点是什么, 对于大众媒体就其形象的刻画存在着什么样的态度与回应……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二、研究方法及内容分析结果

本文选取陕西电视台都市青春频道的一档自办民生类新闻节目《都市快报》2010年12月份和2011年1月份共60期节目作为研究对象。该栏目受众遍及全陕, 是一档收视率很高的品牌栏目。该栏目在民生新闻类栏目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 本文选取该栏目作为研究对象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笔者对这60期节目仔细观看并做了详细统计, 并以图表形式将研究结果进行整理, 如图一。经笔者统计与农民工相关的报道共有16条, 在这16条报道中, 从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等外界针对农民工身份建构的报道共有13条, 从农民工自身出发对农民工身份建构的报道有3条。

(一) 从生活状况的角度出发的报道共计10条:

《我想有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今天我有了红书包》、《留守儿童的新年礼物》、《安康留守儿童西安感受温暖》、《送去红书包 欢聚爱心团圆夜》、《幼儿园来了特殊小客人》、《新年第一天一男子选择轻生》、《两岁孩童吃肉被卡窒 息身亡》、《寒假第一天女生煤气中毒身亡》、《包车不见来反乡工人很着急》。

(二) 从工作环境的角度出发的报道共计3条:《在建民房坍塌工人一死二伤》、《掏砖遭遇塌方一男子不幸身 亡》、《百吨吊车腾空起一工地出意外》。

(三) 从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农民工进行身份建构的报道有3条, 《工人被撞身亡工友围观又被伤》、《西安冬季垃圾清扫污染严重》、《迷路老太寒夜幸遇好心人》。

研究结果分析:这些报道中, 针对农民工身份的建构, 可以分为外界和内在两方面。外界的身份包括农民工生活、生存的外界环境刻画, 包括对农民工生活情况、工作环境等周遭环境的建构;内在的, 即自我指涉的身份包括对农民工的形象、知识素养、价值观、道德观等进行建构。

(一) 以留守儿童为题材, 一方面反映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窘迫, 另一方面着力体现媒体的关爱人文的情怀。例如“关爱进城务工子女, 关爱留守儿童”为主题的系列报道, 分别为:《我想有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今天我有了红书包》、《留守儿童的新年礼物》、《安康留守儿童西安感受温暖》、《送去红书包 欢聚爱心团圆夜》, 《幼儿园来了特殊小客人》。这几篇报道的感情基调主要是同情、怜悯、关爱;

(二) 从农民工自身及身边家人的生活状况为题材, 着力强调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窘迫, 感情基调比较凄凉, 例如: 《新年第一天一男子选择轻生》, 报道了一农民工因生活无着落, 在城中村租的房间内自杀的新闻;《两岁孩童吃肉被卡窒息身亡》、《寒假第一天女生煤气中毒身亡》这两 篇报道主要强调了农民工忙于生计, 家人无法得到照顾而酿成的悲剧。《包车不见来反乡工人很着急》这篇报道刻画了农民工生活的不易。

(三) 从工作环境的角度出发的报道共计3条:《在建民房坍塌工人一死二伤》、《掏砖遭遇塌方一男子不幸身 亡》、《百吨吊车腾空起一工地出意外》强调他们在工作中经常处于危险状态。

(四) 从内在即农民工自身的文化和 道德素养角度, 对农民工进行身份建构的报道共有3条。分别为:《工人被撞身亡工友围观又被伤》, 强调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 违反交通法规横穿马路被撞身亡;《西安冬季垃圾清扫污染严重》, 强调保洁员的不当做法造成城市环境污染, 农民工道德素养缺失。《迷路老太寒夜幸遇好心人》,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 所有关于农民工的报道, 唯有这一篇刻画了农民工的正面形象。

事实上, 在强调农民工工作危险的报道中, 即《在建民房坍塌工人一死二伤》、《掏砖遭遇塌方一男子不幸身亡》、 《百吨吊车腾空起一工地出意外》这三篇报道, 同时也从文化素养方面强调了农民工安全意识淡薄。

所有这些报道的新闻图片中, 当农民工处于被拍摄的时候, 他们经常是以负面状态出现的, 例如, 低廉、破旧的衣服 (穷困) , 茫然、麻木的表情 (文化素质低) , 被伤害到的身体 (危险的工作) , 脏兮兮的脸 (糟糕的工作环境) 等。即使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也是处于“边缘或失语”状态。大众媒体在对农民工进行形象建构之时, 不仅仅以文字报道的形式, 也从视觉的角度对其进行建构和妖魔化。特别是在视觉因素比文字更易于被传递、记忆以及更生动的情况下, 农民工的视觉身份就更加远离其群体的表达意愿, 更刻板和偏颇。

三、结语

总的来说, 《都市快报》在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 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都有所报道, 但不难看出, 正面形象的报道数量远不及负面形象的报道数量, 因此在农民工问题报道中存在着内容单一, 视角片面的问题。这些不足之处反映了媒介在履行社会环境监测职能方面的失职和媒介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失误, 反映了媒体报道对农民工在本质上仍存有歧视心理, 反映了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仍有欠缺。

媒介应当注重通过其各种功能的发挥, 起到传播观念的作用, 以新的观念影响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变革。而具体到对农民工问题的报道上来, 大众媒体应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尽量避免单一、扭曲的报道, 真正做到全面、客观、公正, 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要：农民工常常是大众媒介的主角之一, 从“农民工”这一背着历史包袱的词语出发, 到“农民工形象”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 被不同取向、立场的传媒所叙述, 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作为大众媒介, 应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尽量避免单一、扭曲的报道, 真正做到全面、客观、公正,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农民工形象,大众媒介,形象建构

参考文献

[1]陆婷婷, 张青峰.城市化视阈下“农民工”形象建构的媒介伦理反思.东南传播[J].2010.

[2]俞晶晶, 孔雷.“80后”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研究.现代视听[J].2012 (7) :76—78.

[3]胡荣, 陈斯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J].厦门大学学报.2010.

媒介对农民工形象构建调研思考 第2篇

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①传承人类文化、向社会提供消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失衡的状态。

媒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②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曾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成都商报》三份报纸一年间的112则报道样本做了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9.8%，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应该在20%～25%之间。在个别事件的报道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10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娱乐类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而流行杂志所面向的读者群是城市中产阶级；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③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样的情况表明，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

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④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虑，他们到农村去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远远大于在市区内，而收益却非常小。所以，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就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权衡下丧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观念向媒体流动，导致了媒体对这一城市外来群体的歧视。很多城市人自视甚高，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低，为了迎合这些市民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也逐渐趋向与市民一致，在报道上歧视农民工。

第三，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⑤

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⑥

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

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今后的农民工报道中，媒介应该多给予他们关注，全面描绘他们，一方面加强主流人群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认同感。⑦

农民命运的形象写照 第3篇

什么是乡土诗？一般认为，富有乡村泥土气息和现代气息，表现几千年来中国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变过程中人们的心路历程，以田野、风车、炊烟等为意象，托物咏情以及思念故园和家乡的怀乡诗等统称为乡土诗。下面让我们来赏析田禾的《土碗》：

土碗里盛满米饭

农民端在手里

生命随着一碗米饭

而延续下来

土碗里没有米饭了

吃饭的人

也永远不再吃饭了

土碗倒扣过来

就变成了

一个农民的土坟

田禾，本名吴灯旺，1964年10月8日出生于湖北大冶农村，上世纪80年代，他怀揣着诗的梦想来到城市，不断地回望乡土吟咏乡土。1982年田禾开始文学创作，1985年以来，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千余首，正式出版诗集《温柔的倾诉》《在阳光下》《抒情与怀念》《竹林中的家园》《田禾乡土诗选》《大风口》《喊故乡》《野葵花》等。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兼文学院副院长。2007年诗集《喊故乡》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在文学史上，乡土在诗人的笔下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控诉苦难式，但由于这些乡土只是诗人想象出来的，往往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隔膜。而田禾的乡土是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血肉相连的，所以，他的诗犹如农家屋檐上袅动的蓝色炊烟，真实得浪漫，朴素得沉重：“飘在空中。它是多么轻盈/但我知道/它没有上升的部分/有多么沉重”(《村庄的炊烟》)。

《土碗》一诗，简洁精练，十行两节。诗的上节，“土碗里盛满米饭/农民端在手里/生命随着一碗米饭/而延续下来”，这既是形象描述，又是高度概括。农民的生活是简朴的，简朴得就只有吃饭。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饿怕了，吃饭一直是个大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但只要碗里有米饭，农民就可以活下来，一天天、一年年、一代代地活下来。诗人的描述，精练得有些苍凉；诗人的概括，简洁中透着深刻。诗的下节，“土碗里没有米饭了/吃饭的人/也永远不再吃饭了/土碗倒扣过来/就变成了/一个农民的土坟”，诗顺着农民的命运展开，有米饭吃就能活着，没米饭吃就会死去，农民的命运就这么真实简单。一生的“土碗”空了，倒扣过来就是“土坟”，碗与坟应是互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笔下，运用形象性的比喻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一种生与死的关系。这两个平常意象的结合，具有了生命哲学的意味，给读者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突兀感，从而在心灵上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力。

《土碗》语言朴素而形象，概括而凝练，是一首感染力强的好诗。“土碗”是泥做的，有别于铁饭碗、金饭碗，它是中国农民吃饭的碗，质朴、廉价、易脆；“土坟”在荒野隆起，有别于墓，普通、寂寞、凄凉。两个事物的有机联系，其实是中国农民命运的形象写照。读着这样的诗，我们怎不感到苍凉而心酸啊？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多么希望这土碗能换成金碗啊！

解读范小青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 第4篇

一、农民工形象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现代商品经济冲击下, 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旧有的乡村自然经济和生活方式日益遭到瓦解, 迫使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 告别乡村而进城打工, 也开始了自己的城市生活。然而生存地域的转变, 并非意味着身份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转变, 也并非意味着他们真正走进并融入了城市, 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主体。相反, 他们是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在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就成了在路上疲于奔命的追赶者”。[1]就其精神和情感而言, 大多数农民工向往城市、渴望亲近城市, 甚至把“成为城里人”定为其奋斗的人生目标, 然而, 居住在城市, 他们却又无法找到城里人的感觉, 无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逃离乡土, 进入城市, 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 便成为现当代文学中不倦的命运主题”。[2]

二、漫画式勾勒范小青笔下的农民工形象

细观近几年范小青的小说, 发现以农民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至少占了她所写小说的一半。范小青说这是因为生活扑面而来, 她不时会与农民工兄弟迎面撞上, “每天出门, 满眼见到的, 都是他们。我们要吃干净的水, 他们送来, 我们有了垃圾, 他们帮我们拉走, 我们要住新房, 他们造, 我们要走宽阔的路, 他们修自从我开始注意他们, 渐渐的, 渐渐的, 我的目光再也不能从他们身上走开”。[3]在《城乡简史》、《这鸟, 像人一样说话》、《像鸟一样飞来飞去》、《在街上行走》、《回家的路》等作品中, 农民工们是主角, 作家以善良温情的笔法, 描写他们的生存严酷, 而情感却温热。农民工们从乡村走向城市, 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面对生活的严酷和无情, 人生的种种无奈, 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简单中有充实, 人性是粗疏中有温暖。

《像鸟一样飞来飞去》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郭大牙的人, 怀揣着美好的愿望跟随村长进城打工, 没想到在分开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郭大牙和郭大阴差阳错地拿错了彼此的身份证, 而就是因为身份证被调换, 导致郭大牙在城市里打工时一次又一次地面临尴尬的境遇。他发现越解释越麻烦, 最后只得将错就错, 把自己当成郭大, 最终找到一个送水的工作, 成了一名送水工。虽然工作简单枯燥, 他却觉得“有人情味”, 在工作中他也没有遭遇什么困境。可以说在郭大牙身上并没有发生多么悲惨的事情, 他也没有经历生活的种种苦难。这就是范小青塑造农民工的笔触, 温热而不冷酷。

《回家的路》更是充满了一种温情的力量。吉秀水进城后, 经过几年的拼打, 终于创办了自己的搬家公司, 取名“秀水搬家”。当客户冲着这个名字联系业务时, 他乐观地想:“城里还是比乡下好, 连名字都能卖钱。”凭着自己的诚信和纯朴, 生意做得虽不红火但也不错。一次, 他接到了一个业务, 退休工人彭师傅要搬家, 双方约好了搬家的时间, 结果彭师傅的痴呆儿走失了, 为了等儿子回来, 彭师傅放弃了搬家。虽然丢掉了一笔业务, 但是吉秀水没有生气, 而且不断地关注着彭家的儿子, 并从彭师傅日复一日的街头守望中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情感的力量。在这部作品中, 我们几乎就要忽视了吉秀水的农民工身份, 是因为他不再是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了, 而是有着自己的事业, 虽然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搬家公司。他还想着尽自己一点力量去帮助城里人彭师傅, 希望彭师傅的儿子能早点回家。

《城乡简史》从别致的角度对农民工进城进行了解读。作者先是从城里一个叫自清的知识分子写起, 他爱书如命, 因家里书太多, 于是将一部分书捐给了贫困地区的学校, 没想到却将一本账本混在书中捐了出去。让读者更没想到的是, 这本账本却影响了甘肃省西部小王庄里的一户人家的命运。这账本落到了一个叫王才的农民手里, 他被账本中的一笔账弄糊涂了, 拇指大的一瓶香薰精油价格是475块钱, 而这475块钱是他家种一年地也挣不出来的, 王才感觉到了城里和乡下的差距, 于是决定举家迁往城里。进城后租住人家的车库, 做收旧货生意。日子虽然苦点, 他们一家人, 自足自乐, 认为在城里可以捡到风扇, 在菜场里捡到青菜叶子, 甚至连活鱼都能捡到。可能有的读者觉得有点心酸, 但是王才一家却觉得很知足, 认为“城里到底还是比乡下好”。虽然王才一家在城里处于社会的底层, 靠收旧货维持生计, 但是从他们身上却感觉不到生活的苦难和残酷, 他们通过自己诚实勤勉的劳动, 诠释着生活的真谛, 原来农民工的生活也有温暖的一面。

《这鸟, 像人一样说话》里塑造的农民工也是带着范小青的特色的。虽然开篇有点对在城打工的外地人有点偏见, 但不过是为剧情需要, 为里面的农民工营造的环境。围绕年关的防盗, 物业公司做了充分的准备, 加强防备。这一系列措施却影响了收旧货的老王, 因为是外地人, 不能随便进入小区, 导致没有生意可做, 只有回老家了。尽管防范这么严密, 还是出现了盗窃案件, 随着案情的调查, 门卫王大栓是外地人, 因此受到牵连, 被开除了。最终案情真相大白, 是失窃的这家的男主人自己藏了起来。虽然期间老王和王大栓都被怀疑, 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冲突, 但是, 他们最后都被平安地化解, 所以, 他们并没有陷入绝境。范小青用温和的语调化解了他们的生存困境, 虽然有时会被城里人带着有色眼镜去看, 但是面对真相后农民工们依然会受到公正的待遇。

三、范小青塑造的农民工形象的特色

范小青与其他作家一起关注农民工题材的创作, 但范小青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视角, 她以日常化的叙事来塑造农民工形象, 对于农民工形象的书写异于其他作家。

范小青笔下的农民工有着自己的特色, 她小说里的农民工来到苏州, 受到了苏州城市文化的浸染, 并不彪悍和粗鲁, 完全是苏州地域特色的。范小青说:“我写的农民工可能也有苏州人的心态, 可能与你们碰到的农民工不一样。农民工也是各种各样的, 很多的人写农民工是讲他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 被歧视, 找不到工作, 要不就是写农民工的犯罪, 我写的农民工就是我的农民工, 就是一种无奈, 一种默默地承受现实, 就像《城乡简史》里王才的那个满足感。”[4]范小青笔下的农民工有时更像知识分子, 他们当中也有文化水平高一点的, 多疑多虑的, 不都是粗糙简单的。他们都是那种老老实实的, 但又有点小智慧小狡猾, 实际上有苏州文化影子。比如王才不强悍, 也不畏缩, 他比较平和, 有委屈, 同时又容易满足。王才进入城市, 实际上是农民对现代化的一种追赶, 或者说是对于悲剧命运的反抗。农民可以通过自由的方式进入并居住在城市, 当他们加入这个群体时, 以廉价的劳动力取得物质生活的改善, 他们不是城市的主宰者, 只是暂时栖身于此, 生存的尊严无从谈及。与诸多到城市中不适应和自卑的农民相比, 王才很满足, 城市的生活不再是通过账本想象的, 他伸手可以摸到。虽然他只是生活在城里, 过的并不是城市人的生活, 只能租住在一个车库里, 可是他觉得很好。在城里人看来倍感心酸的事情在他觉得都不错, 都很满足。这一描写展现出现代生活的真实一面, 农民的生活面貌和他们朴素的物质愿望。

实际上, 当今农民工的真实心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或许依然有对城市文明病的诸多反感和排拒, 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甚至迷恋。范小青笔下的农民工就是如此执着地投入了城市生活, 并且希翼从无根状态中解脱出来, 寻找到城市生活的支撑, 最终奋斗到在城市扎下根来。创作这样的形象是想给人们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种温暖的关照, 一种善良的传递, 表达一种理想主义的诉求。

摘要：在现代商品经济冲击下, 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旧有的乡村自然经济和生活方式日益遭到瓦解, 迫使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 告别乡村而进城打工, 农民工题材成为当代作家关注的主题。范小青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视角, 以温情化的叙事来塑造农民工形象, 对于农民工形象的书写异于其他作家, 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关键词：范小青,农民工,温情

参考文献

[1]贺绍俊.在路上还是在土地上[N].文艺报, 2004-06-08, (2) .

[2]雷达, 李佩甫.城的灯[J].小说评论, 2003, (3) :4-6.

[3]冯秋红.范小青:我一半小说写农民工[N].扬子晚报, 2007-10-30.

加强新农村建设塑造新农民形象 第5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我们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确保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在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必须

做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一起抓。而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体，也是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主体，没有文明的农民，就没有和谐的农村。农民素质提高了，农民价值观转变了，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加强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大对广大农民的教育力度，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文明修养和职业技能的新型农民，塑造新时期的新农民形象。

二、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要存在问题：

当前，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广大农民是坚决拥护的，积极参与的，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发生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认识不到位。一是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不够，目前，在广大农村，新农村建设工作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很多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意义和任务没有认识，对自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地位认识不清。二是对自身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够，农民尚未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一些农民认为搞新农村建设是国家的事、政府的事、集体的事，与已无关或关系不大，在前期开展的“河道清淤”，“抗旱排涝”等各项工作过程中，“等、靠、看”现象很多，甚至于有冷嘲热讽、阻挠工作的事件发生。

2、素质不够高。一是文化修养不高，农民的整体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据统计，我县农民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百分之七八十，农民素质低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极不相适应。二是技术技能偏低，农民长期的传统耕作理念依然存在，学技术，有技术的农民不多，科学种田，创新增收的能力不够。

3、风气不太纯。目前，农村中的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活动仍很流行，黄赌毒、法轮功等社会丑恶现象也有存在，农村宗派、家族恶势力偶有出现。这些都对新农村建设和塑造新农民形象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塑造新农民形象的几点建议：

1、加强领导教育，提高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成立农民素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任组长，农业、教育、财政、劳动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制定农民素质教育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以培育新农民为目标，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让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正确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形势，从而增强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人翁意识。

二是广泛开展农村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关键环节。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使之家喻户晓，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同时加强法制教育，要认真宣传贯彻《村民自治法》，提高村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增强农民法制意识，提高农民道德水平。

三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领导和教育，使农村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力量智慧得到进一步凝聚，是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2、广泛开展宣传，树立一批新时期新农民的典型。

一是在宣传形式和手段上丰富创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这些农民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重要渠道，发挥乡镇学校、幼儿园、广播站和群众秧歌队、舞蹈队、乐队的作用，举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文艺演出，宣传新农村建设和新农民形象。二是树立典型人物，宣传典型事迹。要认真培养和发现本乡本土的优秀党员、致富能手、文明农户、五好家庭等，树立他们为优秀农民的典型，搜集他们的先进事迹，进行表彰、表扬、宣传，向他们学习；同时以他们的优秀事迹、感人故事为体裁，编排文娱节目，真人真事、生动有趣、贴近农民、贴近生活，吸引农民收看、观看，营造争创文明村镇、文明家庭，争做文明农民、新型农民的环境和氛围。

3、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建设新农村的本领。

一是围绕发展区乡农业支柱产业，搞好科技培训，把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能教给农民群众，提高农民科技种养的水平，提高他们创业增收的本领；二是加强农民的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使他们能够知法守法，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三是加强学校教育建设，进一步巩固“普九”成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同时鼓励发展民力、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全面提高农民和农民子女的教育层次。

培

训教育工作要职责明确、任务明白、奖罚分明。政府对各镇村应下达目标任务，制定考核机制，努力培养“有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4、筹集资金，增加提升农民形象各项工作的资金投入。

一是各级政府要新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民建设的工作，要求财政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加大对这项工作的资金预算投入。二是

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流变轨迹 第6篇

关键词：轨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流变

一、中国新文学

中国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农民所组成的国度，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时间中，自然经济、古老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深重的封建壓迫，形成了中国农民特有的复杂稳固的性格心理、思维方式、风俗民情（或称“农民意识”）。“农民大国”的特点便决定了农民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这里主要指中国现当代文学）便不可避免地把农民作为主要的反映对象。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由于历史原因及诸多其他因素，农民形象众多，特色迥异。起因何在？我们有必要来探索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的流变轨迹。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农民的作家。鲁迅用他哲人的敏锐的洞察力感觉到中华民族的痼疾——“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农民身上得以最显著最顽强地体现。诸如麻木冷漠、迷信保守、目光短浅、守旧、固执狭隘、欺弱怕强、盲目自大等等，成为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这一意识渗入民族灵魂中，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似沉重的梦魇压在国人身上，阻碍着人民的觉醒.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故乡》、《风波》、《离婚》、《祝福》、《药》、《阿Q正传》等描绘了各种各样、特色迥异而在灵魂深处又同是“老中国的儿女”——农民的形象。闰土原是个天真活泼、机灵淳朴的少年，成年后却变成一个沉默迟钝、衰老自卑、精神麻痹的“木偶人”。鲁迅深刻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

二、农村新人

在这一个时期里，每一个作家在进行相关的创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缺陷与矛盾。一方面来讲，每一个作家本身都承受着大小程度不一的虚幻理想所带来的影响，在进行创作过程中，缺乏深沉稳重的时代感以及历史感。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这一个时间阶段内，许许多多的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都将农民的形象复杂化了许多，从三仙姑、老孙头以及陈红等等所描绘的农民形象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沉重并且艰难的精神社会，以及小生产者本身所具备的一些劣质根本。但是，对于这些小农民来讲，这些是可以被允许存在的，而其主要的针对范围也只是局限为一些较为落后的转型任务，作为衬托农村新人的存在，也仅仅是起到了陪衬的作用而已。

但是，正式因为这样，使得这一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农民形象，在我们看来，更多的是显得概念的抽象、空白以及淡薄，最终也只是沦落成为了一抹过眼云烟。最终可以给我们遗留下的，是负面上的深刻的影响——是那些受到封建主义迫害而导致的灵魂发生扭曲的刚从奴隶身份转变成为主人的“常有理”、“老孙头”等等形象。这些形象最终给我们呈现的是深层次的历史以及丰厚的思想，这能让我们产生无限的思索。

三、文学终究于文学，还原于文学

自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文学就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时代。而对于农民形象的描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了大约四十多年的历史变化，使得作家们也终于真正的意识到了鲁迅先生陛下的阿Q所谓何意了。而久经衰弱的五四文学精神也渐渐的回归到了原来的位置，并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弘扬发展。作家们改变了曾经对文学的怀疑（对农民本身的生活保一味的赞扬），逐渐的对“农民的根本意识是阻碍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根本顽疾所在”的思想清醒的意识到，从而开始严峻认真的对待这一思想，剖析这一思想所表达的意识。农民作为阶级中的一员，在本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已经再难以保持曾经完美的形象。而在他们的笔下，对当代的农民意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以及透彻的展览。

四、小结

经过了上文中间断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中农民的形象所流变的过程分为以下几部分。

（1）1919年～1941年，以鲁迅先生为主的作家群体对农民的形象进行了深刻准确的描述，并且以历史为出发点对农民意识进行了透彻的揭露以及无情的鞭挞。

（2）1942年～1976年，因为社会性质以及内容的改变，使得作家对于农民本身的觉悟性产生的错误的估计，造成对农民意识改造的艰巨性以及长期性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忽略。与此同时，因为五四时期所觉醒的独立精神以及自我意识等并不能很好的寻找到赖以生长的世界，使得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基础。

（3）许多的年轻作家积极地涌现了出来，并且绝大多数的作家依靠清醒、冷静的头脑，对传统文化给农民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变化进行了揭示，并且在他们的笔下，更为突出了农民的物质以及精神。同时建立在哲学对策基础上，对农民的形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深深地对农民意识以及农民文化在每一个不同的阶层的国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渗透力进行了一个深层次的认识。

农民工形象 第7篇

关键词：刻板成见,农民工,媒介商业化,媒体伦理与责任

一、农民工与市民距离的现实关照

在我国, 城市居民与外来打工人员两个群体间的矛盾关系, 特别是市民对农民工的拒斥, 自始自终都存在并不断激化, 去年广州海珠桥一位老人将一位欲以跳桥来维权的农民工推下桥, 此举虽只是一名老人所为, 但毋庸置疑其背后有着现场市民强大的情绪支持, 因而此事件更被认为是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距离的极端表达。然而, 去年12月下半旬中国的农民工被美国主流媒体《TIME》评为年度人物第三名的新闻, 也使市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不公正的偏见。

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 其中作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新闻传媒本来就有责任通过公共的渠道, 让农民群体的尊严得以自我彰显, 他们的心声、愿望和要求能被外界所知晓、理解并接受。同时媒介也应该以客观、全面、真实、公正的报道促使城乡居民心理上隔阂的消解, 从而进一步引导广大市民正确看待农民工, 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农民工。

众所周知, 媒介信息是受众认知现实世界的重要信息源, 受众通过对媒介信息的认知, 进而将之转化为现实行动, 影响着受众的生活。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 积极参与了农民工形象的建构与再现, 媒体的再现不但影响着大众对于农民工形象和意义的认知, 也进一步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定义, 并可能成为指引农民工群体行为举止和意识的重要参考。农民工的报道、对农民工形象的媒介呈现是否客观、全面、准确, 直接影响着这一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是否能融入城市主流, 消除城乡不和谐。

然而, 虽然“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正为城市的建设和繁荣添砖加瓦, 但事实上, 集体排斥下的农民工他们不仅无法享受到城市市民最基本的生活待遇和保障, 还要遭受到诸多的不公平待遇, 被视为愚昧落后、生活脏乱、素质低劣的群体。现在虽然一些主流的权威性媒体开始对农民工群体有了相对正面的描述及实际关心的报道, 但大多市民色彩浓厚的都市类媒体依然自觉不自觉使农民工群体的形象走入误区, 这样的媒介呈现会使受众 (多数市民、少数农民工) 心中久而久之使得城市市民逐渐形成农民工群体软弱、不讲卫生、素质低, 是城市外来者和犯罪者等印象。一方面, 农民工自身往往也陷入身份认同危机, 如“相对剥夺感”、“过客心理”、“游民化”甚至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另一方面, 这也使得城市市民对其个体认识扩大为“类群”的认识, 且对该“类群”的负面印象进一步强化, 对该群体的偏见、歧视和冷漠的发生率也进一步增大。如此, 由于城市市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认同, 两者交往时“信任半径”也不断缩小, 以至于双方常常怀着戒备心理, 甚至有时还会相互敌视, 这种敌视可以是心理上的, 如市民支持老人推人下桥的情绪, 也表现为形式上的, 即老人爬桥推人的举动。

二、城市农民工“边缘化”的媒体视角

城市居民对外来打工人员群体偏见的根源固然是长期以来城乡社会二元结构下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 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但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片面甚至扭曲的形象呈现和视角评议, 无疑进一步促生了市民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不满和隔阂。而媒体的偏见说明其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 而其背后的根源却是刻板成见与市场力量的“合谋”。

(一) 农民工“刻板成见”的媒介建构

“刻板成见” (Seterotype) 是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80多年前系统阐发的一个概念, 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对人认识事物的过程做了如下描述:“大多数时候, 我们并不是先看东西, 后下定义, 而是先下定义, 后看东西”, “对于外界的混乱嘈杂, 我们总会先套用我们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解读, 我们倾向于用我们已有的文化形式来感受外面的世界。”[1]在现实社会中, 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 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 媒介在引导社会成员认识世界、适应环境的同时, 往往也在有意无意地强化人们对某一类人群的简单、固定的认识与评价。

根据上述理论, 由于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容易受到社会上已有的固定成见的影响, 他们在报道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渗透着这种态度的影响, 通过对事实的选择性陈述、对某些主题的强调和特殊价值要素的突出。而随着大众传媒间竞争的加剧, 在媒体报道的过程中往往会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 许多的新闻报道都必须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做出, 因此在信息的采集和发布的过程中对很多问题都无法进行深入探索, 在整个操作流程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借助刻板印象来做出判断, 无疑这又进一步促使“刻板印象”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蔓延。

当代中国, 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似乎正面临着这样的命运, 这与媒体从业人员的共识与想像、与媒体的市民立场、特别是与市民媒体采制社会新闻方面的“小报化”倾向有关。传媒业者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悬殊, 存在着天然的隔膜, 有时也会造成一种对农民工群体的不自觉的刻板成见。从事新闻传播的记者一般属于受到良好的教育的知识分子, 很难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工着想, 也不愿放下身段深入工地、工厂到浑身汗味的农民工中间去了解农民工、认识农民工, 对农民工的真实处境缺乏切身感受。而农民工的活动范围多局限在建筑工地、城市边缘, 生活圈子相对封闭, 与普通市民缺乏沟通、交流。因此, 一些记者道听途说, 根据主观想像来描述农民工, 其报道自然渗透着对农民工傲慢、冷漠、敌视的市民意识而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媒体再现的农民工形象成为记者想像的产物只能接受“被忽略”、“被定义”的宿命。

即便是没有体现出明确的倾向性, 媒介特别是都市类报纸还是会通过新闻报道对农民群体实施隐性的贬损, 其结果就是, 强加给农民工群体不应有的符号和标签, 加深人们对农民工偏见的“刻板印象”。事实上, 媒介在对“农民工”形象的建构过程中, 不仅以“污名化”、“标签式”来定义和强化农民工形象的媒体呈现, 同时媒介还主观报道, 阻碍农民工在报道中的主动呈现。

一方面, 用“污名操作”和“标签定式”把农民工置于与主流社会群体相对立的位置上, 塑造并强化着他们在受众头脑中的一个刻板形象和固有成见。就如媒介在生造“跳桥秀”这个词汇之时, 似乎就并没注意到“自杀秀”一词本身所包含的对农民工明显的歧视与误解。“秀”往往表达徉装、做秀之意, 农民在万般无奈之下的极端行为被冠以“做秀”之名, 沉甸甸的镜头被描绘成了轻飘飘的表演, 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媒体对农民嘲讽、戏谑的看客立场。事实上, 在大众媒体中频繁出现的词语有辱人格尊严的“盲流”, 没有丝毫同情心的“打工妹”、“打工仔”、“保姆”等词汇的意义会被固定, 然后转而成为民间话语, 由此社会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也将被固定。

另一方面, 媒体还“选择性的暴露”一些负面新闻片段, 对农民工的报道除部分反映讨薪难、春节返乡难外, 大部分集中在欺骗、跳楼、赌博、抢劫、偷窃、手脚不干净等负面报道上, 而我们近年来通过都市媒体认知的农民工形象, 他们自身那种勤劳、朴实、忠厚、坚韧的品行和对城市建设的巨大贡献却所见不多。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 “在我国城市中, 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著, 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 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身上。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 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物件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2]。那些过分强调农民工缺乏教育, 文化素质低下, 没有法制观念, 不具备谋生能力, 影响了城市的生活秩序的报道, 长此以往势必日益加重农民工对城市和市民的排斥感, 从而使市民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认识陷入误区。促生公众对农民工群体的漠视和敌对的情绪。

(二) 商业化媒介下农民的“失语”

1. 农民工新闻的商业化

一方面, 随着商业化程度的提高, 出于生存压力, 一些传媒片面地追求新奇性、人情味, 使得新闻和娱乐的界限在报道上越来越模糊。正如戈德堡在《偏见》一书中写到的“记者可以不断地犯报道性错误, 但是, 他绝不可让观众感到乏味”。[3]而事实的本真有时往往是乏味的、没有戏剧化的故事, 因此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 在日常报道中, 新闻效应成为衡量弱势群体的报道的首要要素, 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或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时, 才会得到媒体的注意, 而且通常是被处理成一般的社会新闻, 些农民工报道的视角往往侧重于新闻事实的微观细节, 很少对之作进行深人调查和认真思考, 报道目标定位于受众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受众情感的大量涉入, 突出强调事实的“卖点”, 而忽略了报道的公正性、公平性。同时, 对于社会中早已存在的偏见、歧视等观念, 媒体不仅没有主动去抵制, 引导的是其他群体应正确认识农民工, 要求其他市民放低身份同情农民工, 反而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进而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在农民工报道中。通过带有偏见、歧视和冷漠的“符号”对受众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进而在受众中延续和强化了这些观念或行为。[4]

在对农民工不幸遭遇事件的文本分析中, 可以发现大部分报道只停留在悲剧性事件的表层上, 单纯就悲剧性事件报道而报道, 利用跳桥者的不寻常举动来吸引公众眼球, 只求一时的“轰动效应”, 而忽视其潜在的社会效益。就如此次的“海珠桥推人下桥事件”, 媒体关注的不是农民工的维权难题, 而是关注跳桥秀是否从桥上跳了下去, 不去思考农民工为何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 以生命的代价来争取原本属于自己的正当权益, 却以居高临下的市民态度指责农民工扰乱社会治安, 不懂得依法维权。“跳桥”的确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便, 但当媒体引导舆论来指责农民工行为的同时, 社会究竟给了农民多少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渠道?跳桥行为因何遭遇集体模仿?高高的海珠桥能否承载着底层的民生诉求?当跳桥者为个人利益引发巨大的社会成本, 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这频繁发生的极端表达?从媒体呈现的效果来看, 市民对农民工“跳桥秀”背后所掩藏的民工话语权的缺失和在舆论中所处的弱势的不了解也势必增加了两者的隔阂, 而过多的刺激性和轰动性报道农民工跳桥事件终成“黑色幽默”, 公众也开始变得“同情疲劳”, 麻木、甚至残忍地面对这次海珠桥发生的事件。

2.“知沟”的扩大

知沟的形成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接收者所具备的智能、教育、技术等掌握信息的先决资源有差别, 另一方面也与传播者如何分配信息资源有关。[5]大批农民人口通过城镇化实现身份转型, 进而完成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上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 大众传媒本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借助不间断的信息传播, 帮助农村人口逐步改进思想、观念, 促进他们意识形态的变革, 使之适应现代城镇化生活的要求。但由于商业化程度的加深, 促使传媒主动或被动地淡化甚至放弃自己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 也诱发了媒体本身滋生偏见、歧视和冷漠的倾向。媒体所呈现的内容中, 农民工真正需求的可谓少之又少。媒体缺少有意识的促进这一弱势群体积极认识社会, 从自身素质的提高上迎合城市需求, 又进一步导致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知识沟”的扩大。

在媒体的双重售卖机制中, 广告收入成为大众媒体的主要来源, 使得某些媒体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不是去引导受众, 市场竞争越激烈, 迎合的趋势就越明显。正如阿特休尔所说:“新闻媒介好比吹笛手, 而给吹笛手定调的是那些付钱给吹笛手的人。”[6]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 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 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受众相契合, 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广告效果。而在席卷全球的媒介商业化和产业化浪潮中, 报纸杂志上充斥着对奢侈消费品和奢华生活方式的宣传, 娱乐和财富已成为众多电视频道内容定位的主攻对象.虽然农民是庞大的受众群, 但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精英意识的影响, 很显然在社会地位、消费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 可能就被排斥到一些服务意识淡漠的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媒体绝不会出于经济的需要而去迎合他们,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媒介要真正反映农民地呼声, 往往成本高、风险大而收益少, 于是在利润驱动下, 必然要限制农民的话语空间。

三、媒体伦理责任缺失的辩证反思

媒体对于农民工显失公平的报道, 无论是出于不自觉的“刻板成见”还是出于商业利益的“漠视”, 都在影响着市民对农民工的态度和认知, 使得农民工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地位, 最终加大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距离和隔阂。而这背后也反映出媒体自身人文关怀与职责伦理的缺失, 一个公平和公正的报道, 要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歧视和敌对, 消除新闻工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固有成见”。这已不仅仅是“该不该”的问题, 而是“该怎么做”的实践操作问题, 本文故从人文关怀与职业责任两个视角对反思媒介的角色, 在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 媒体人文关怀的伦理思考

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良知主要是通过报道活动来体现, 如果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和职业道德, 那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所做出的选择往往只能反映出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的逐利本能。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 传播媒介在享有整个社会提供的自由环境的同时, 应该主动并积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不能只是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正义和品位;在没有他律的情况下, 应该自觉进行自律, 承担的社会责任, 并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呼声。[7]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对社会关系的象征调解, 新闻生产严重偏向强势群体, 就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群体的整体面貌, 自然也就无法体现出媒体对社会的调解功能。正如传播学家麦奎尔所说:“传播既然是基本的权力, 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上, 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力更应该受到尊重, 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8]

根据上述理论, 大众媒体应站在维护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上, 树立平权意识, 给予农民工作为公民应有的尊重, 维护其人格尊严及法定的基本权利, 在农民工社会现实中权益遭到侵犯的时候, 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 为农民工呼吁、呐喊, 真正地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权益维护状况, 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舆论支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农民工群体, 给予农民工人文关怀, 深入了解农民工的真实感受和处境, 与此同时, 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 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 不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 而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把媒体角色扩展为新闻事件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这类成功的实践就可以运用在对农民弱势群体的报道中, 如为农民工开辟专栏、专版或专业频道等都能为农民工群体表达其益诉求和展示农民工勤劳、朴实、忠厚、坚韧品行的阵地, 引导城市居民正确对待农民工、认同和接纳农民工, 同时也可利用传媒“议题设置”的功能, 有意引导城市受众认识城市是全体国民的城市。由此, 大众传媒也真正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

(二) 媒体公共责任的思考

我们提倡媒体回归良知与人文关怀, 因为那是媒体立足社会的道德底线和使命所在, 然而, 无原则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维护权益亦不是媒体的理性立场。譬如不少“跳桥秀”的发生是由于欠薪, 但欠薪问题的根源又是错综复杂的, 有现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缺陷, 有语境机制的不完善, 有建筑市场的“三角债”拖欠而连累民工, 有劳资就二分处理的缺乏效率

媒体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单纯为跳桥者“喊冤”, 还是矫枉过正批判跳桥者, 都不是解决我为问题的根本之道, 媒体的主要职责不仅仅是关注一个个的“跳桥秀”, 而是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调研与剖析, 利用与舆论监督的力量来促使问题的解决或者缓解, 从而在根源上防止“跳桥秀”的屡屡发生, 也使媒体摆脱二律背反的伦理困境。[9]

理解到了这些, 媒体在此类新闻报道中, 至少可以摆正自己的位置, 从从而选择“公共视角”, 即客观公正的报道, 推荐问题的建设性解决, 推动制度的建立于完善, 在报道中, 媒体应该呈现出这样的理念:一是维护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 全社会丢应该鼎力相助, 二是建立和公主通常的维权渠道, 让正当的利益诉求转向正当的轨道, 根更多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 三是不公的待遇应该得以合理纠正, 某些待定群体的声音应该得到真实反映, 四是化解矛盾, 解决问题, 让公众看到温暖和希望毕竟媒体应当让无力者找到更多的路, 而不是无力地“爬上上一座桥”。

四、余论

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的有机系统, 其各个部分是具有有机关联性的, 社会的良性运行, 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合理流动及互动。因此,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更需要变革后的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10]

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弥合社会矛盾方面, 处于上层建筑的新闻媒体的作用也许只是治标不治本, 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也不能完全归结到新闻媒体上, 舆论可以为最后解决问题做思想上的准备, 但农民工的城市化最终依然要依靠制度的革新、观念的进步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因此认为光靠舆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何况舆论的背后更有着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博弈, 并不是媒介自身的自律就能达到的只是尽管如此, 我们仍要寄希望于媒体自身的良知和责任:

那是因为无论社会体制的革新、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还是农民素养的提升, 那无疑都是长期的演变过程, 目前短时间内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体自身在目前有限的条件下能做的还有很多, 它不仅能引导舆论和协调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方面有所作为, 同时还在加速制度、观念的革新和完善。因此, 在当前凸显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责任感是不无道理的尤其当“大痛无声”成为我国农民工的生存和话语状态时, 新闻媒体至少不应扭曲、压缩农民的话语空间, 而应给以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媒介上述说真话, 倾诉真情, 表达心声, 维护权利与尊严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美]李普曼.公共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63.

[2]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155.

[3][美]伯纳德.戈德堡.偏见[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9.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49.

[5]TICHENOR. (1970)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34:159-160.

[6][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利的媒介[M].黄煜,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287.

[7][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8]SeeMcQuail?D?, Processesofmedia effects?InO?Boyd-Bar-rett&P?Braham (Eds?) , Media, knowledge and power?Lon-don:Routledge?pp?80-107.

[9]杜安娜, 肖欢欢.“跳桥秀”报道引发传媒伦理两难语境[J].新闻实践, 2009 (10) .

浅论市县媒体农民形象的定位 第8篇

其实, 在广大的新农村, 有很多新人, 新事, 但是我们的媒体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的触角真正地触及到那里, 展示我们新型的农民形象, 真正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 有什么心里话, 有什么新想法呢?而在我们的新闻中往往看到的农民要么就是在我们的很多所谓“社会新闻”中出现的愚昧, 落后, 贫穷, 可笑的形象, 或者是被救济, 被帮助的弱者形象, 要么就是为了配合某些宣传而作出来的假农民, 农民跟着政府和记者的指挥棒走, 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形象最初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或是实际的 (就像在图画或照片中) , 或是想象的 (就像在文学或音乐中) 。现在一般指为了吸引公众而非复制现实, 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着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妄, 以至现实难同形象相符。”这就充分说明形象是可以创造的, 而不一定是现实的, 甚至可以是虚妄的, 那么为什么, 在我们的媒体, 甚至是最应该接近于农村的市县级媒体中都看不到真正的农民形象呢?在笔者看来,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县媒体出于利益的驱动, 不重视对于农村农民的报道。媒体现在都是市场运作, 必然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处于利益的考虑, 到农村采访相对于城市而言, 付出的成本要多得多, 而得到的收益可能并不多, 城市的受众往往对纯农村的新闻没有什么兴趣。另一方面, 媒体在节目的定位上, 出于广告的需要, 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了有更高消费能力的城市白领、中产阶级。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是吸引广告商的眼球, 可以带来巨额的回报。

二、农民也往往对于媒体有一种排斥心理, 在他们看来媒体往往和他们无关, 他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假大空的报道, 和他们的实际生活距离甚远, 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因为往往农民文化水平偏低, 他们对于新闻类节目兴趣不大, 更关注一些娱乐性的节目。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 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表明, 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媒介针对他们的节目太少造成的, 而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 开办对农 (农村、农业、农民、农工) 栏目的只有1%。在笔者所在的城市电视台有四个频道, 而对农栏目一个都没有。

三、媒体或者记者不愿意进行深入的农村或农民的报道, 也就不可能有热情去塑造新农民的形象。这其中的原因很多, 一是媒体的从业者往往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对于农村农民的印象总是脏, 乱, 差, 贫穷, 落后, 对农民不了解, 对农业也不了解。即使他们来到农村也和这里格格不入, 更不要说和农民进行深入交流了, 而在他们的节目中也就很难看到鲜活的农村农民的报道, 农民看了更有疏离感。

另外出于宣传的需要, 在媒体特别是在市县媒体中, 我们看到的农民形象往往是在采访前就已经设定好的, 完全不需要农民说话, 农民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说话的权利完全被宣传者所代替。笔者在采访中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陪同采访的乡镇村级干部会指导农民该怎样说, 说什么, 农民往往很难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样的采访最后塑造出的农民形象完全和现实中的农民是脱离的。

三是农民和媒体之间的产生了错位。在政治新闻中, 农民往往是以一种被关怀, 被帮助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形象出现的, 他们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和救济, 而他们也对这种帮助和救济感恩戴德。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 农民对于现在的一些方针政策实际上有的并不理解, 或是不赞同, 或是非常漠视, 这和电视新闻中表现的农民形象完全不同。

同时现在的媒体为了追求高收视率, 博眼球, 往往会播出一些低俗, 庸俗化的市井新闻, 在这样的新闻中出现的农民形象, 经常也是愚昧的, 落后的, 暴力的, 贫穷的。“脏”、“乱”、“坏”、“笨”等贬低性的话语成为描述农民形象的常见符号。而这些都仅仅只是农民形象的一小部分, 完全不能代表新时期的新农民形象, 但是在广大受众, 特别是城市受众心里, 这就是农民。而在农民看来, 他们身边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难以解决, 媒体的报道和他们所处的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就笔者所在县级电视台而言, 在每天播出的地方新闻中, 充斥着大量的会议新闻, 这些是农民们并不关注的。而在新闻的同期声中, 说话的大多也是本地的政府官员, 从县级到镇级到村级, 而农民很少能够有自己的语言。而在农村采访中, 我们见到的农民要么是躲避采访, 要么就是希望媒体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例如占地纠纷, 干部粗暴执法, 产业结构调整, 生活困难等等, 而出于宣传的需要, 这些问题往往在记者这一关就被过滤掉了。一方面他们希望媒体能帮助他们解决身边的问题, 另一方面又对媒体充满了敌视和不信任感。两者之间的错位越来越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我们的市县媒体中展现的农民形象往往是和真正的农民是完全不符的, 这其中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村工作十分关注, 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好政策, 着力于培养新型的农民。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而现在的广大农村也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传统的农业劳动, 进城务工, 经商, 或是就地转化, 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的眼界开阔了, 思维活跃了, 在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农村的变化。我们的媒体, 特别是最贴近于农村的市县级媒体就应该将这样的农民形象展示在电视荧屏上, 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村, 了解农民。笔者认为, 要真正的展示新时代农民的真实形象, 媒体要踏实深入的做很多工作。

一、市县媒体首先要把农业农村农民报道放在显著的位置上。作为媒体不仅仅要追求经济效益, 更要追求社会效益, 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媒体, 更应该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现在国家对于农村工作非常重视, 连续的一号文件为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媒体就应该多报道新农村里的新鲜事, 特别是最重要的主体人, 也就是新农村里的新农民, 看看他们的想法, 倾听他们的呼声。塑造一批站得住的新农民形象, 让农民看了信服, 让不了解农村的人真正从报道中看到新农村的新农民。

同时, 媒体也要注重塑造自己在农民中的形象, 加强对农报道, 特别是多做些服务性, 指导性的节目, 让农民从媒体中能够了解更多自己身边事, 了解他们关心的事情, 能从媒体中得到一些切切实实的帮助。这样才能拉近媒体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让农民信赖媒体, 关注媒体, 愿意在媒体中说真话, 说心里话。

二、要有一大批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和扎实的理论功底的记者。现在很多记者不了解农村, 也有的不愿作为媒体的记者要了解农村, 了解农民, 具有对农报道的热情, 意了解农村, 对于农村农民有着一种歧视, 在工作中人云亦云, 蜻蜓点水。他们说的话农民不懂, 农民说的话他们不懂, 两者造成了隔阂, 这样的采访只能是隔靴搔痒, 根本不可能做出深入的采访, 塑造出真实可信的农民形象。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大批对农民充满了感情, 了解农民的记者深入到农村, 讲农民爱听的话, 和农民交朋友, 这样才能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要本着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对农民不贬低, 不歧视, 不拔高, 才能真实的反映农村农民的真实形象。

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 第9篇

关键词：电视媒介,农民形象,偏差,思考

“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对“三农”问题的分析、判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自政府的“政策三农”、来自媒体的“媒介三农”、客观存在的“事实三农”。 (1) 在这几对关系中,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执行着雷达监测、社会示范、形塑大众文化的功能, 它不仅是社会大众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 同时也是讨论公共议题和形塑民意的场域。但媒介提供给我们的社会图景并非是对现实社会真实完整地再现, 而是一种制造意义的实践, 它通过符号的选择和建构对所欲描述之对象进行意义的生产和再创造。长期以来, 电视媒介对于农民这一群体的描述与讨论同样经过了符号的选择和建构。通过对国内主要一些涉农电视栏目进行分析, 笔者证实了这一假设, 电视媒介中的农民形象是不真实的、不完整的, 在媒体市场化机制、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等原因的影响下, 电视媒体中所呈现的农民群体形象与社会真实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偏差。

电视媒介资源配置的偏差

我国电视媒介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状况。绝大部分媒介资源和受众市场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 而人口占全国绝对多数、居住区域极其辽阔的农村地区, 媒介资源却十分有限。媒体对“三农”关照程度的弱化、边沿化、无视化, 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党对宣传工作的需要。 (2)

涉农电视节目所占份额小。截至2009年7月, 除中央级的军事农业频道外, 所有省级电视台中只有7家开设了专门的对农频道, 地级电视台中有3家开设了专门的对农频道, 仅占电视台数量的1%。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涉农节目不多, 栏目形式也较为单一, 涉农节目的播出总时间与各电视台每周的播出总时间相比, 只占了很小的份额, 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更是微不足道。

在媒介市场化运作的背景下, 电视媒介自身也存在着与农民和农村“有意隔离”的倾向。在收视率和广告的“指挥棒”下, 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受众的电视节目占据了节目市场的大半江山, 农民和农村显然是一个被忽视的市场。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 农民与电视媒体的关系是“疏离”的。一方面, 农民依然没有足够的媒介来了解外界信息;另一方面也缺少接近媒介的机会, 缺少表达自己思想和观念的话语空间。福柯曾经说过,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农民群体因为媒介资源配置的偏差而被排斥在社会主流话语之外, 没有足够的话语空间。其本身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受众权利, 包括传播权、知晓权和传媒接近权都无法得到保障。这种资源配置的偏差, 使得电视媒介与农民的“物理距离”和“社会落差”都很明显。

电视媒介内容选择的偏差

笔者对2008年7月至2009年7月的有关农民议题的报道进行了全面的内容分析, 整体而言, 电视媒介在此类议题报道的主题内容上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侧重性。男性多于女性, 有关女性农民的报道仅占一成;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多于正面报道。而在农民议题的新闻报道中, 电视媒介通常偏向于沐恩、增收、不幸、犯罪、闲适、创新、权益保护、维持生计等主题内容, 其中涉农电视栏目对于农民议题的报道基本集中于经济领域。从总体上看, 8种主题内容在数量上出现严重失衡, 有明显的倾向和侧重。这些主题内容主要集中于冲突、犯罪和维持生计, 3项内容的样本数量占研究样本数总数的41.3%, 其他主题内容的报道则明显占少数。不仅如此,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认为近20年以来我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农民议题的报道,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过多的增收报道存在片面性、农民工报道内容单一、农民“主角”的“配角”化、农民正面典型的缺失等。 (3)

可见, 电视媒介在传播议题设置上, 有关农民群体的建设性话题偏少。现有电视媒介的议题报道, 不仅使得农民的政治利益诉求、经济利益诉求、信息利益诉求被冷落和遗忘, 还使得农民这一群体越来越“弱势化”、“边缘化”, 被媒介忽视和冷落, 成为媒介表达的“缺席者”和“失语者”。 (4)

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塑造的偏差

电视媒介在对农民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产生出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 另一方面在报道中却存在着偏见、歧视和冷漠。对农民这一群体形象的塑造存在偏差, 主要表现在:电视媒介对农民的报道数量和质量不够;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塑造存在着明显的类型化倾向。

电视媒介在对农民议题的报道中, 采取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笔者在对研究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 电视媒介再现的农民形象并没有显著的特征, 他们大多以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形象出现, 不具备多面性。长此以往, 这种单一的刻板形象不仅无法呈现真实的、完整的农民形象, 更使得受众在媒介所创建的拟态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片面的甚至是有偏差的“农民印象”, 即农民是弱势群体, 是值得同情的, 同时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综观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的塑造,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类型:一类是“励志者”形象。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或致富有道, 或勤奋钻研, 跻身“成功一族”的行列, 为农民提供学习和崇拜的榜样, 如《数千农民经营网店带动周边产业》。另一类是“受难者”形象。这类报道聚焦农民正在遭遇或已经遭受的种种磨难, 此类报道大部分是站在政府和官方的立场;有的报道过分放大农民受苦受难的细节, 表面看上去是秉承着“人文关怀”的精神, 实际上是把农民当做了娱乐、调侃、偷窥的对象, 如《农民工被骗黑砖窑打工遭遇非人待遇》。第三类是“负面行为者”形象。电视媒介集中报道一些农民中的具有负面意义的举动、行为或者不良品性, 如礼仪失当、行为诡异、心理龌龊、品德低劣等, 如《为骗征地补偿款村民修建违法建筑》。

重塑农民形象的思考

综上所述, 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 既体现在农民议题报道的数量上, 也体现在内容、结构和相互矛盾的农民形象塑造上。这种偏差的存在, 不仅影响了城市社会、居民对农村、农民以及农业正确、完整的认知, 表明了农民话语权的旁落, 拉开了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 同时, 也不能很好地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舆论支持。针对当前国内主要电视媒体对农民形象的不真实再现,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首先, 从宏观层面来说, 要增强生态意识, 改变现有媒介资源的不平衡状况。一要让农民能接触媒介, 改善农村的媒介传输和分布状况。特别要设立专业的农村频道, 切实树立为农服务的宗旨。同时要增加农村收视电视频道的数量, 为农村受众创造多元化的传媒接触格局, 进一步缩小城乡的信息差距。二要增加涉农节目 (栏目) 的数量, 特别要重视市、县台的排头兵作用, 加大涉农节目的制播力度。三要建构多种品牌化的农村电视节目形态。当前的农村节目市场不能以商业利益为目标, 而应将内容重点放在日常生活服务和文化素质教育上, 让农民真正成为“主角”, 积极参与到新农村文化的建设中来。

其次, 从微观层面来说, 作为媒介从业人员, 要增强亲民意识, 真正做到贴近农民、贴近农村、贴近实际。真实地再现农民形象, 前提是要了解农民、认识农民, 并尊重农民, 以平等、客观的态度报道农民, 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才能为解决农民问题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总之, 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电视媒介, 在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应该致力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 充当信息的传达者、沟通者、协调者的角色。客观、真实地再现农民这一群体形象, 不仅是人文关怀的体现, 更是媒介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本文为2007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农村建设中涉农电视发展模式研究》 (项目批准号:湘财教字[2007]38号) 和2006年度湖南科技学院院级科研项目《电视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再现研究》 (项目批准号:湘科院科通[2006]6号) 的研究成果}

注释

1李什科:《解读电视媒介在“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中枢”作用》,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7 (2) 。

2张振华:《对农广播电视建言》,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4 (5) 。

3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的“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主要指标》, 《新闻界》, 2005 (4) 。

浅析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 第10篇

赵树理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的作家, 是鲁迅之后写农民最成功的作家。赵树理的文本创作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他自小在农村长大并且身处革命斗争年代, 因此对于农民意识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赵树理之前的作家塑造的大多是麻木不仁的旧时代农民和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新一代农民形象, 而赵树理笔下出现的则是地地道道的翻身农民形象, 并且揭示了他们在精神上、思想上翻身的艰难复杂的曲折过程。

赵树理在塑造这些人物时, 不单单是对他们进行描绘、分析和议论, 而是按照群众百姓熟知的习惯, 将人物放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中, 让人物通过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模式, 来展现个人独特的性格特征。这些人物不是在起伏冲突很大的动作中体现性格, 而是在朴实的日常生活中, 通过细腻的描写去展现。赵树理的作品故事性较为明显, 情节具有很强的连贯性, 他在语言描写上也不同于以往的作家, 他几乎完全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仅笔下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 就连作者本人的叙述也是口语化的, 这使得作品生动活泼, 形象生动, 读起来让人觉得轻松幽默, 体现了农民群众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也造就了赵树理小说独有的艺术风格。

二、赵树理塑造的几类农民形象

(一) 年轻的农村“新人”形象

最典型的莫过于《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在新的政府的领导和指引之下, 一步步摆脱封建社会对他们的束缚、禁锢和压迫, 逐步走向自己所向往和希冀的新生活, 这也开创了中国文学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先河。

(二) 年轻的变质农民以及农民干部形象

典型代表是《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和《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他们虽然也认准了谁是敌人, 但是他们去斗争和掌握权力的目的并不在于解放那些被压迫的农民大众,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可以谋取私利。

(三) 老农形象

赵树理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 又擅长描写农民, 因此他的作品当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老农形象。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落后老农的代表, 是一个极其封建迷信的人, 他对于生活没有自信, 是一个逆来顺受, 怯弱自卑的老人, 他反对小二黑自由恋爱的原因和三仙姑反对女儿不同, 他是发自内心为儿子好, 只不过是思想观念不对, 二诸葛的本质是朴实善良的, 他最后的转变也反映了翻身农民在精神上的变化和转折。此外, 赵树理还塑造了《杨老太爷》中的“杨老太爷”、《三里湾》中的袁天成、《邪不压正》中的聚财等一系列落后的农民形象。

另一方面, 赵树理也塑造了很多具有正面形象和正面意义的农民, 比如《三里湾》中的王宝全, 《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 都是勤劳朴实的先进农民的代表, 这些先进农民形象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是中国社会传统农民与新时代结合之下的产物,

(四) 妇女形象

农村妇女形象, 特别是那些落后的妇女形象, 是赵树理小说中塑造的最为精神生动,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分, 其中尤以《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最具代表性。三仙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 却偏爱当个老来俏, 小鞋上仍要绣花, 裤腿上仍要镶边, 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 用黑手帕盖起来, 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 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三仙姑是封建制度下包办婚姻的悲剧, 而她采取的反抗办法却是与那些青年们打情骂俏, 借以补偿下自己失落的感情。不仅如此, 她还去破坏自己女儿小芹的自由恋爱, 想趁早给女儿找个婆家嫁出去, 作者对这个人物是持否定态度的, 对她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

赵树理的小说中, 还有一大批鲜活生动的妇女形象, 《三里湾》中的“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 《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小腿疼”等等。作者塑造这些愚昧无知, 蛮横无理的农村落后妇女形象, 是对她们的真实描绘和善意批判, 是作者对于农民精神上落后之处的个人审视与深刻反思。

三、结语

赵树理的志向是为农民创作, 走文学大众化的道路, 突出体现的是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 却大大忽视了审美功能, 削弱了笔下人物的丰满性和完整性。

尽管赵树理创作的人物形象存在些许瑕疵, 但小说真真正正的反映了农民的心理、心情和特点, 他的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深刻反映了20世纪中国农村伟大而深刻的变革, 也揭示了农民们迎接新社会, 走向新生活的曲折过程, 与鲁迅、茅盾等前辈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相比, 呈现出了新的精神面貌, 这些农民形象的身上也深刻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同时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的宝库。这些人物形象还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独有的人文伦理关系、道德约束、道德规范在新时代下的变异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工人出版社, 山西大学.赵树理文集, 第四卷[M].北京:工人出版社, 1980.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四种农民形象 第11篇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51-01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杰出体现者，现代意识代表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在鲁迅的诸多小说创作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们的痛苦呻吟和挣扎，塑造出了许多真实的驰名世界的典型。

一、从《故乡》中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看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一）作者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写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通过对比，写出了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和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

少年时期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小说中写他月夜手捏一把钢叉刺猹的情景，特别生动传神，他的聪明伶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写出了少年闰土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经济的日益破败，闰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红活圆实的手，变得粗笨僵硬而且干裂，像松树皮了。紫色的圆脸刻着又深又粗的皱纹，浑身瑟索着，完全失去了童年小英雄的风采，而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吃人的礼教、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他饱受生活压迫，他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和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二）杨二嫂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低层的妇女，她为了谋求生存，可谓是用尽心思

文中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是何原因，我想已不言而喻了。她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徕顾客。“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

二、从《故乡》中的闰土和《药》中的华老栓看农民的愚昧、麻木、不觉醒

（一）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阔别多年的朋友，也是百感交集，心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反映出了闰土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还是牵挂着童年的挚友，但封建的阶级对立现实使闰土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称呼。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阶级对立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友谊。他并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在精神上的麻木不仁。

（二）和闰土这一形象较为相似的另一人物形象是鲁迅《药》中的主人公华老栓。药，当人生病无助的时候，自然需要药的帮助，让他帮你解除病痛还你健康。可是有人却将蘸着人血的馒头当药。鲁迅先生仅仅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吃人血馒头的故事吗？当然不是，它给了我们很多精神上的启示。香喷喷的“馒头”使人得以温饱；血腥的“人血”却可怕得令人不寒而栗。华老栓为了救他的孩子，迷信这种馒头是救命的仙丹，不惜花许多的银子，在茶馆中卖力工作，为的就是为儿子买来仙丹馒头，这是一种何等伟大而无奈的父爱。这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愚昧，无知.亲情与现实之间的无奈。

三、从《祝福》中的祥林嫂和《离婚》中的爱姑看农民的反抗意识和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一）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恳能干、善良、强硬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的一生，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肠断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权、政权、族权、夫权重重枷索下痛苦挣扎的一生。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的挣扎与抗争，然而我们遗憾的看到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剧愈加的惨劣。祥林嫂在改嫁的过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维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而不是象刘芝那样为了维护对爱情的忠贞而勇敢的反抗。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二）同为抗争失踪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

爱姑，她不象《明天》中的“节妇”单四嫂子默默地忍受不幸命运的宰割，也不象《祝福》中的“失妇”祥林嫂带着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悲惨地死去，而是泼辣倔强，对封建族权夫权敢于挑战。

在婚姻问题上，爱姑仍然是个失败者。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是她没有见过世面。虽然“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对爱姑有所影响，但毕竟是个农村妇女。她的思想和斗争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她只知道反抗直接压迫她的丈夫和公婆，而对她背后的顽固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府的罪恶却认识不清。爱姑虽然是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农村妇女，但由于她主观上的致命的弱点决定了她最终是封建礼教下的失败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這是爱姑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四、从《阿Q正传》中的阿Q看农民的生命被扭曲、被异化

鲁迅创作《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批评国人的精神弱点并加以改造这是鲁迅先生揭示农民精神世界和异化的生命状态的经典之作。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

农民工形象 第12篇

被传播者的媒介形象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通过特定的大众媒介手段再现的人或事物认知信息的总和, 是一种再现形象的认知信息。在日常生活中, 普通个人了解某类人或某件事都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大众传播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形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拟态环境, 人们根据这个拟态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来认识、定义他们, 并且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强加于现实生活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一、《楚天都市报》的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形象塑造情况

在对《楚天都市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之后可以概括得出,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以下方面:

(一) 话语主题

在报道的主题上, 《楚天都市报》中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主题大多集中于婚恋情感、城市融入情况、公民权利实现等, 这说明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不再只是局限于工资等物质方面, 更多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态, 体现了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

(二) 报道对象

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报道的新闻进行文本分析后, 我们可以看出, 都市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有以下几种:

1. 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夹板人。

《楚天都市报》在多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和报道中, 最突出的就是这个群体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心情。自从温家宝2011年提出“我们要像关爱自己孩子一样关爱新生代农民工”以后, 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扎根城市的报道就成为《楚天都市报》对新生代农民工报道中的主流声音。在对2011年湖北“两会”进行系列报道中, 一篇名为《别让新生代农民工再成为城市过客》详细报道了湖北省政府采取的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的措施。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期盼》这篇报道中, 着力刻画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渴望和在现实中的挣扎。此类新闻报道都给大众描绘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但却一直处于在城市边缘游走状态的“夹板人”形象。

2. 梦想奋斗者。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描写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在提到第一代农民工时, 对他们进行外表描写的词大多是破烂的衣着、乱糟糟的行李等负面词汇, 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描写摈弃了这些脏乱糟的词汇, 多用“衣着整洁”“精神饱满”等词汇。对第一代农民工新闻报道的主题大多还是“讨薪”“生活艰难”“就业难”等物质方面, 展现的是弱者形象, 宣扬的是社会关怀。但是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中, 主题集中在“婚恋状况”“学习需求”“城市融入状况”等精神方面, 表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蓬勃的理想和为理想奋斗的精神, 更加注重的是让社会关注这个群体, 给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梦想创造好的环境和机会。比如, 《新生代农民工为创业而打工》这篇新闻报道中就写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不是简单挣钱, 而是为往后创业做准备。在新闻报道《新生代农民工注重工作生活环境打工要“好玩”》里, 强调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工作生活环境、自由度和发展机会。此类报道, 让大众更加了解新生代农民工为梦想奋斗的精神面貌。

3. 对知识渴求的学习者。

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渠道更加多元化, 他们并不是传统只会实践操作、理论知识匮乏, 互联网营造的良好学习氛围, 使得他们能在工作之余通过网络学习专业技术知识, 新型农民工对知识的渴求就像校园里的大学生。《楚天都市报》中的报道:“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祉刚——农民工自学笔记成为培训教材”“全国首份农民工刊物《芳草·潮》在汉创刊”“一身工作服鞋上有泥巴图文:农民工站上大学讲台”塑造的就是现代新型农民工的好学上进, 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学习拼搏成为现代城市人。

4. 迷茫的一代。

“迷茫的一代”原本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 这个流派作者的特点是厌恶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 被战后摧毁所带来的背叛感和空虚感所困扰。大众传媒塑造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与美国属于“迷茫的一代”流派的作者在情感上有一定的相似, 都被背叛感和空虚感困扰。在大众传媒的报道里, 新生代农民工厌恶在城市里挣扎的状态, 但却找不到出路, 大城市的快节奏工作和纸醉金迷的生活, 都让他们既向往又畏惧。他们想拥有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但在追求浮华的路上又感觉无比空虚。他们不再像他们父辈一样, 一门心思勤勤恳恳地工作挣钱, 他们更多的追求活得更有面子。《楚天都市报》里有过一篇名为《浙江台州3名90后农民工相约自杀》, 主要就是描写三位农民工受不了城市生活的压力, 又不愿意在艰苦工作条件下坚持下去。不能回到农村又无法留在城市的状态让他们在迷茫中苦苦挣扎, 最终选择自杀。幸好他们的工友及时发现送去救治, 脱离了生命危险, 才没有酿成遗憾。描写农民工迷茫心理状态和爱慕虚荣表现的新闻比比皆是, 最常见的就是会写他们愿意花几个月工资去买苹果手机, 去竭力使自己活得有面子。

二、《楚天都市报》在新型农民工媒介报道的不足之处

《楚天都市报》在新型农民工媒介形象塑造中有很多可取之处, 潜移默化中扭转了传统报道中农民工伤亡、跳楼讨薪报道所塑造的弱势群形象, 但是报道的不足之处如下:

(一) 俯视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生活环境好了很多, 但是大众传媒在刻画和塑造这一群体时, 还是有把他们刻画成弱势群体的倾向, 采取的是俯视的视角进行新闻报道。在大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互动中, 大众传播媒介拥有传播的优势, 可以通过新闻的选择、加工来进行议程设置, 其选择的新闻、话题、议题等可能不全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的传达需求, 其展现的情景可能只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被动地位, 只能被迫接受大众传媒给他们的议程设置, 被迫接受大众传媒赋予他们的形象, 这样就是被迫传达。新生代农民工是处于劣势地位, 他们希望表达的话题、议题, 并没有引起大众传媒的关注, 或者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 这样就出现了传达缺失。被迫传达和传达缺失都会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不真实, 这样就会使得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产生偏差。

(二) 过度娱乐化

没有体现人文关怀, 用有关婚恋、自杀、犯罪的信息博人眼球。在新闻报道过度娱乐化的今天,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也充满娱乐、炒作的性质, 新闻报道的主题大多有关婚恋、自杀、犯罪等, 使用的标题也很博人眼球, 如《新生代农民工与同乡工友结伙犯罪》《80后女农民工女代表为参加两会提前给6月女儿断奶》《1亿新生代农民工近八成未婚》等, 都有试图用一般大众感兴趣的话题来吸引受众的倾向, 没有考虑到放大这些话题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若是大众传媒过度报道关于犯罪、暴力等这些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 必将造成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误解, 认为他们对城市造成了威胁, 这样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融入社会是非常不利的, 也会对社会的和谐造成影响。

三、新型农民工媒介报道的改进途径

施拉姆指出:“个人始终得到社会的认可、重视和强调, 成为文明世界的基本单位和推动者。” (1)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倡导尊重人、关心人, 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创造性的最大发挥 (下转第157页) (上接第150页) 提供条件。传媒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 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者、倡导者和重要载体。在农民工报道中, 媒体尤其要重视人文关怀, 秉持人文精神, 真诚地理解和关注弱势群体。

(一) 加大报道的广度和深度

在信息流通加快的现代社会, 大众传媒报道的信息追求“新、快、奇”, 忽视了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在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时候, 大众传媒要力求报道能更加全面地展示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力求能够展现更加深刻的一面来激发公众的思考, 而不是只求得到大众的关注。

(二) 报道力求体现人文关怀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传播中居于劣势地位,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应受到大众传媒的尊重。大众传媒在进行报道的选题策划方面, 要更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和诉求, 多做一些关于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报道, 为其提供更多的话语表达空间。

四、结语

通过对《楚天都市报》中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 得出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报道的特点、偏差和可以改进的方法。新生代农民工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怎么对他们进行形象塑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大众传媒讨论的话题。大众传媒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要充分展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形象, 要关注更有典型意义的新生代农民工, 从各个层面进行报道, 力求为大众展现鲜活真实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 为历史记录完整的新生代农民形象。

注释

11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工人日报》, 2010年6月21日。

22 宋阳、闫宏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与价值观变迁研究评述》,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