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精选12篇）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1篇
1.城乡改革给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 因人多地少, 一些劳动力被剩余出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 竞争机制开始促使一部分人转岗跳槽, 有特长的可各显身手, 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 另外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 三资企业的增多, 沿海经济的突飞猛进, 需要人的单位也增多了, 这些因素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如今农村家庭的责任田不需几个人管理, 一个人就可以干完以前几个人所干的劳动, 其他人又没什么事可做, 这样促使了劳动力流动, 一些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到“流动大军”行列之中。
2.外出打工赚钱是改变农村经济的主要手段
改革开放后, 沿海城市成了科技、信息的窗口, 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 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 同时越发达的地区工资就相应越高, 这对收入普遍较低的农村来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于是大批农村青年南来北往, 车站、码头、城市、乡村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流动劳动力为本地赚回资金不仅改善了家庭的生活, 活跃了农村经济, 而且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地方政府为他们制定了优惠政策及保护措施, 成立劳务输出组织。
3.社会科技的发展, 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大量应用, 造就了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再加上农村管理水平的提高, 广大劳动者不再满足于温饱状态, 他们也渴望过丰衣足食的生活, 也渴望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而要改变这些现状, 拥有这样的条件, 已不是在家干生产就能解决的, 于是很多人就到大城市里去吸收新文化、新技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1.增加了农民收入。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 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 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入来源单一, 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和粮食收入为主体, 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 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 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因此, 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2.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 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 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 为了摆脱贫困, 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 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 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3.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 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45%左右, 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使农村经济压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的积蓄。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经济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1.农村劳动力流动造成农村人才缺乏, 加剧了农村弱势地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具有一技之长、劳动力较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的转移, 这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人才缺失的不良影响。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影响了农村土地耕作, 使农村有些公共事业开展困难;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农村有文化的人才缺失, 制约了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的运用, 科学技术的推广, 制约了基层民主, 村民自治的建设;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还使农业的主心骨人才缺失, 使农业弱势地位更加明显, 农村的弱势地位加剧。
2.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农村支付较高的机会成本。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年富力强, 掌握有一定技术, 素质较高, 可以说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华, 正是他们弥补了城镇劳动力的不足, 扩大了城镇的消费市场, 然而城镇所能给予农民工的回报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在加快城镇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 失去了推动农村发展、缩而城乡差距的机会。进城农民工的保障程度低, 工资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伤补偿少等不利因素使农民和农村遭受巨大损失。部分外流劳动力沾染了违法习气, 感染了不良思想, 他们流返和回归后的恶劣行为引发了农村地区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一定程度的恶化, 增加了农村不安定因素, 影响了农村的正常发展。农村劳动力外流还影响了内地农村基层组织的正常发育, 引发一系列的农村社会问题。
3.农村劳动力流动造成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 不利于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 农村劳动力外流, 改变了原来农业生产经营状况。从数量上讲, 就减小了农业生产能力;从素质上看, 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农民。加之外流劳动力对外出就业的长远预期并不明朗, 市场的风险、政策的不稳定性, 无法获取稳的外出就业收入, 导致农民工不敢完全放弃农村的土地经营权。这种农业外流劳动力的兼业性造成土地利用水平下降, 进一步影响到农业的发展。我国农村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资源和荒地有待开发、大面积的中低产田要升级改造、农业自身的生产层次还需要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农业生产主力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深度开发。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对策建议
1.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 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 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2.政府发挥职能, 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将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同时, 利用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在有效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为低收入者创造发展的机会和平台。比如充分发挥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允许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等进入税前扣除项目, 对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免税等。
3.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 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必然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的基础上, 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也成为和谐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们都知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 导致城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工作, 从而丧失了收入来源, 陷入贫困, 这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还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 有必要建立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 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统筹层次。同时, 在现有保障水平的前提下逐步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畴;逐步提高低收入人口的保障水平并实施综合保障管理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逐步按照国际惯例实施劳动标准。
4.加快产业升级, 优化企业用工模式。一是技术改造, 挖潜增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新或技术改造, 淘汰落后设备, 同时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优化组合, 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减少对低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依赖。二是增加薪酬, 提高待遇。企业招工, 要充分考虑员工生活成本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等现实因素, 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 健全工资增长机制, 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三是未雨绸缪, 建立储备。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搞好企业自身现有员工人才储备的基础上, 还应根据企业未来发展情况加强与当地政府、与劳务输出地政府建立联系, 为企业发展建立人力储备。四是人文关怀, 凝聚人心。除了优化生产环境外, 还要注重搞好生活设施配套和文化娱乐配套, 营造拴心留人环境。
参考文献
[1]盛来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和效果[J].统计研究, 2007, (10) .
[2]孙自铎.农民跨省务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03) .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2篇
1、《关于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很传统的一篇文章，主要在现状与特点、问题与原因和政策与措施三方面展开。优点是与某市为例，更接地气一些，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发；缺点是有些假大空的嫌疑，多少有点官样文字的意思。
2、《农村劳动力流动调研报告》，本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做了分析，并提出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措施以解决由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地方发展稳定。
3、《农村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和城市的影响》，本文侧重对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运用数字解析描绘该作用。同样也指出给城市带来的问题及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和提供解决思路。
4、《农村劳动力转移初探》，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1.5亿，以叶县为例劳动力就业不足或潜在失业，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寻求有效的解决对策。
5、《农村劳动力转移探讨》，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且数量大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不衔接，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文章认为，创新培训，建立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6、《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方式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会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而农业的容纳能力十分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是惟一的出路。
7、《我国劳动力流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为2940万人，增长35.8%。200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比上年增长5.7%。收入的显著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
8、《我国劳动力流动现状及产生原因》，文章根据中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流动的现状，在我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的人口流动政策有所借鉴。
9、《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与实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和托达罗理论等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同时对中国劳动力数据指标进行了说明，最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本地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业利润的上升是农业雇用工资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农产品价格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工的收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0、《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本文将在综述国际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查的东楼村
经济转型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 第3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国内外研究；劳动力回流
一、国外相关学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的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考虑了农业本身对工业部门的贡献后，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
托达罗认为人口迁移是导致城市剩余劳动力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且导致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结构失衡，加剧城市失业问题。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认为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会选择迁移，迁移的收益并不会马上得到，并且迁移本身就是一种投资。
（二）社会学的研究
以美国布朗大学戈德斯泰因和哥茨柴德教授通过调查揭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分析了农村人口向外流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将关注的视角放在农村地区人口及其社会结构上来。
二、国内研究情况
（一）从流出地的角度出发
1.流动原因。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1994）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李强（2003）同构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及统计分析说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锁定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与目标，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规律，即“候鸟式”的流动，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回乡。
2.流动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对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发现年轻、未婚、男性以及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更偏好流动，而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不明显（张世伟，赵亮，2009）；在年龄构成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占绝对优势，女性的平均年龄较男性更低。（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1999；赵树凯，1998；杜鹰等，1997）；主要流出地为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等地（李培林，2003）。
（二）从流入地的角度出发
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主要省份（李培林，2003）；在职业活动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运输业等社会服务业，职业层次偏重体力付出；乡镇中流动人口在外出前，绝大多数是务农劳动力，并且除了在校学生外，基本上都是在非正规部门从业（蔡昉，1995）。户籍制度是造成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业、地位、身份存在明显选择性，以及大多数流动人口不能获得城市永久居住权和稳定就业权，进而形成循环流动的重要原因（杜鹰等，1997；张车伟等，2002；蔡昉等，2003；李强，2003）。
（三）城乡发展角度
刘应杰从农民工这一独特社会阶层进行宏观和历史的分析，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乡关系格局的演变与中国农民分化与转化问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了今年经济的更快增长（李勋来，2005）；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时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蔡昉，2005）；劳动力这种配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即使在短期内也会缩小收入不平等，而正是由于中国队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限制造成了农民和工人收入的悬殊（Lin, Wang & Zhao,2003）。
三、结束语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专家对发展中国家转型期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分析，发现：国外两个学派，分别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从农村和城市的角度谈到了影响农村劳动流动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虽然学者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多数学者的研究证明，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因此打破城乡流动壁垒，给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更为通畅的流动渠道是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时必须实施的一项工作。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殊现象“农村劳动回流”是研究我国劳动力流动不能避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龚维斌.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张永丽,黄祖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8.(1).
[4]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
[5]张世伟,赵亮.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2009,19(4).
[6]吴道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下的新农村建设定位与思考[J].农业考古,2009,(6).
[7]李勋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综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2).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4篇
1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柳建平 (2009) 等通过对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分析认为,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实现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具有积极作用。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家庭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动到生产率较高的城市部门, 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李一男和杜鹏 (2007) 认为,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寄回家, 对改善家庭整体生活状况的作用显著。李实 (1999)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 而且就全国而言还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蒲艳萍 (2011) 以西部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Rozelle Scott J.等人通过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虽然减少了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但外出劳动力却增加了家庭的资金积累。
2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之前, 农民的身份大致是同质性。流动之后, 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 剩下的是妇女或年老的人在农村从事繁重的农业活动。农民的地位价值观发生改变, 以前村里有威望的是老人, 现在以经济收入来衡量地位。农村劳动力外出, 加深了与外界的交流, 农民的婚姻观发生改变。传统的婚姻缔结方式是经中间人介绍, 一般是同村人或邻村人交往;现在男女多是自由恋爱, 交往的范围扩大到省以外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家庭解体现象增多。张玉林 (2005) 认为, 在目前急剧增加的农村离婚案中, 有一大部分当事人为外出务工的农民, 并且几乎所有的报告都强调了农民外出务工与离婚增加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常年在外, 与他们的亲属之间联系较少,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与亲属的关系;而对于留守人员, 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而寻求亲友的帮助, 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亲属的关系。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农村中没有太多的劳动力, 农村开始出现雇佣关系和租赁关系。过去农忙时节互相帮工的现象已经很少, 除非关系非常亲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主体, 因而流出地政府难以组织大量人力物力集中改善严重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防旱涝灾害等大问题。另一方面, 劳动力大量外出, 使得村民自治力弱, 不法分子乘虚而入, 偷盗等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时有发生。由于人员的流动性大, 计划生育工作难以开展。农民工在城市工作, 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术, 也改变了许多的传统观念, 开阔了眼界, 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务工经商, 挣得的大部分收入都寄回农村, 可以抑制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
3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王振和胡苏云 (2004) 认为, 劳动力外出就业对促进农村消费水平, 从而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蔡昉 (2003) 等人的研究表明, 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实现从农村向城市彻底的转移, 才能使农村土地得到有效集中, 进行产业化的发展, 从而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盛来运 (2007) 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农民的知识技能和个人素质等, 在很多方面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王宝文 (2012) 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使农业发展走上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和组织化道路。张丞 (2010) 的研究表明, 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对农地流转产生重要影响, 其表现为村级劳动力流动率越高, 当地农地流转程度亦越高。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使农业产业化发展成为可能。匡远配 (2010) 认为, 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适度流动的劳动力加快了土地流转的速度, 实现了土地集约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 使农民分享了规模经营的利益。同时也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进程,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温丽 (2010)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农村劳动力流动量和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农村劳动力流动正以一种内生的力量影响着农业生产, 从而影响着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力度呈由弱到强, 又逐渐减弱的态势;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着农产品价格, 而且这种影响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4 农村劳动力流动给农村带来的社会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城乡教育设施享用的不公平, 农民工子女只能选择一些教育水平低、设备不齐全的农民工学校, 或者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但是由于农民工较低的工资, 根本无法支付子女在城市的生活费和借读费, 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 就出现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儿童是我国未来的花朵, 而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系着我国未来人口质量的优劣,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父母外出务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计, 但家庭生活的变动对留守儿童的内心情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性格和心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丁静 (2010) 认为,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缺失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必然结果, 其突出表现在安全意识淡薄、学习成绩下降、道德行为失范、人格心理不健全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受教育状况研究”课题组认为, 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的社交行为以及社交技能的培养有较大的负面影响。陆继霞 (2011) 认为,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务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的生活状况, 但对留守儿童的内心情感与心理性格形成深远影响, 儿童与外出父母间“亲情陌生化”的现象开始显现。由于子女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 遇到问题只能自己解决, 但是没有家长的正确引导, 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许多研究表明, 内心孤独、心理脆弱、自卑心加剧、不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和自我封闭已经成为留守儿童最大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尽快的解决, 会出现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留守老人”问题。大部分外出务工的人都是身体强壮, 老年人既要照顾孩子, 又要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老人的身体状况加剧恶化, 身边缺少子女的照顾, 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使得他们老无所依。张以顺 (1995) 等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打破了原有的传统家庭结构, 并且家庭养老功能被削弱, 诱发种种家庭养老矛盾, 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观念开始淡漠, 农村老人的家庭地位下降, 精神变得空虚。梅艳 (2010) 的实证研究表明, 农村劳动力流动使部分传统粮食主产区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持续减少, 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 导致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下降, 粮食生产率增长缓慢。
5 结语
从整体来看,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多数研究依然是一般性、描述性研究, 比较系统规范的经验性研究依然较少。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观察地点和范围等方面的差异, 研究结论也受到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影响是复杂的, 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那么如何对待正面影响?如何消除负面影响?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全面的调查与研究。
摘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并将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产生一些新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5篇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及城市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从长远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城市化发展，而且就目前情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推动了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因此得到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得到极大缓解。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进城务工人员受到歧视，工资、地位不平等等。为此，有必要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纳入相关政策范畴，使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6篇
关键词：跨省流动决策；流入省吸引力；个体、家庭与省级；离散选择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53-09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抑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性壁垒逐步削弱，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也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动到城市就业，在乡一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一部分选择在省内流动，其他的则流动至外省。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第一，流出地（户籍地）、农村家庭与个体具有什么特征，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笔者关注：①是否人力资本积累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跨省流动？②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且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耕地面积减少且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提高，那么，家庭子女数量、耕地面积及非农产业水平是否对跨省流动产生影响？③当前中国宏观的制度环境变化，如农村土地承包转让制度等，是否促进跨省流动？
第二，具有什么特征的省份，在其作为流入省时，更具吸引外省劳动力流入的力量？笔者关注：①交通通讯事业飞速发展，降低了跨省流动的成本，那么流出省与流人省的省际距离，是否不再影响跨省流人地的选择？②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劳动力在选择流入省时，是否将某省收入水平及就业机会作为重要考量？
准确判断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省份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外省劳动力的吸引作用，并分析作用方向与强度，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政策以有效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从而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文献综述
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机与影响因素，现有研究成果颇丰。关注个人特征的影响的研究，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人口、社会与经济特征进行了检验。另有研究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与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等家庭及社区特征的影响。流出地、流入地的社会经济等地区特征，包括收入差距、就业机会、空间距离及流动网络等，对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的结论不同。大部分学者认为，城乡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重要正向影响。但部分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对流动的作用并不是正向的或不显著。此外，结合新劳动力流动经济理论，有些研究考虑了收入、就业概率、流动距离及心理成本等收益因素。有学者研究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或关注土地承包转让制度。另外，还有研究根据宏观或微观流动理论，从个体、家庭、社区、地区及制度等层面综合分析。
有些研究涉及微观个体的流动意愿、流动行为发生与否、流动行为的发生时间、就地流动与否以及宏观地区的流动规模、流动率等问题，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研究几乎是空白。多数研究用一种或几种流动理论，宏观关注地区的流动量或净流动率，或微观关注个体的流动意愿强弱与流动行为发生与否，在分析某一层面因素对流动的影响时，较少对其他层面的重要特征进行统计控制，如探究个体特征的影响而未控制地区层面的变量。
三、数据与理论模型
1.对象与数据
农村流动劳动力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具有农业户口的非户籍迁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根据现住地与户籍地，笔者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划分为3种类型：市内跨县、省内跨市及跨省流动，并将前两种合并为省内流动。微观数据采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调查地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笔者从整体数据中选出规模为91303的样本⑤。宏观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2.理论模型
用某一理论或模型，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地区、省份及城乡间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具有不同理论的应用条件，需从多角度研究。
（1）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劳动力为什么要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现代经济学关于城乡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如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都根据城乡工资差距或收入差距来解释劳动力迁移。
在托达罗模型中，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每一个潜在的乡城移民被假定为，只要当预期的城市收入大于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收入和迁移成本，他便会做出迁移决策，否则会继续停留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在某一给定地区，预期收入即收入乘以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可认为：流入省的收入水平、就业机会，流出省的收入水平、就业机会，以及跨省流动的成本，对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决策产生影响。跨省流动决策的模型为：
M=f（Yi，Pi，Ps，Pt，Yo，D，Z） （1）
其中，M为跨省流动决策，f表示流动函数。流入省的工资收入操作化为Yi，即流动至该省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流人省的就业机会用失业率Pi、第二产业比重Ps、第三产业比重Pt来代替；流出省的工资收入用流动至该省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收Yo来代替；流动成本操作化为省际距离D；Z是模型中没有被解释但对劳动力跨省流动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2）人力资本模型。把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结合在一起并指出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中的迁移者选择问题的早期文献主要来自明瑟和贝克尔等人的研究，人力资本迁移模型提供了迁移的微观分析基础。在模型（1）中，Z是除了收入及成本以外的影响迁移决策的未知因素，这些变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迁移而有些人没有迁移？关于迁移者的选择性问题，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提出了受过良好教育、有外出经验、有移民网络并与亲戚朋友有联系的劳动力更易发生迁移行为等一系列可检验的微观假设。即Z代表与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相关的变量，包括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外出经验等。扩展模型为：
M=f（Yi，Pi，Ps，Pt，Yo，D，Ag，Ag2，Se，Ma，Ed，Ex） （2）
其中，Ag表示年龄；Ag2为年龄平方，拟合可能存在的曲线轨迹；Se表示性别；Ma表示婚姻状态；Ed表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Ex表示是否有外出经历。
（3）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由斯塔克与布鲁姆提出的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家庭是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而非独立的个体，家庭决策将风险最小化作为决策目标，且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借鉴该理论：家庭变量，如劳动力数量、孩子数量、家庭收入状况及家庭耕地面积；农村社区变量，如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等，将对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产生影响。将数据中可获得的家庭与农村社区层面的变量纳入模型（2）后模型扩展为：
M=f（Yi，Pi，Ps，Pt，Yo，D，Ag，Ag2，5e，Ma，Ed，Ex，Hc，Hch，Cla，Cp） （3）
其中，Hc表示家庭是否有15岁及以下的孩子；Hch表示家庭15岁及以下孩子数量；Cla表示农村家庭人均土地面积；Cp表示流出地的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
（4）制度变迁。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中国的人口流动在经济转型中具有区别于一般迁移理论的特殊之处。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制度之变对劳动力流动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其他国家的人口迁移理论所未考虑的问题。模型（3）放入制度变量Pland，即家庭耕地耕种方式，以观察土地承包流转程度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扩展为完整模型：
M=f（Yi，Pi，Ps，Pt，Yo，D，Ag，Ag2，Se，Ma，Ed，Ex，Hc，Hch，Cla，Cp，Pland） （4）
四、数据分析
1.基本描述
2010年，发生流动行为的农村劳动力中，有47.91%的劳动力进行了跨省流动，52.09%的劳动力在本省流动。表1显示，在不同的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类别下，跨省流动人口及省内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
2.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
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其所在家庭及户籍地具有何种特征时，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因变量为是否发生跨省流动，跨省流动的赋值为1，省内流动的赋值为0。用两个模型以更好地回答问题，首先，在具有固定效应的Logit模型中（见表2），将户籍地省份进行虚拟变量编码，设为28个虚拟变量，在对省级层次的差异进行完全控制的前提下，分析个人与家庭的相关特征对跨省流动倾向的影响。然后，在具有随机效应的分层Logit模型中，分析户籍地所在省的省级变量对跨省流动倾向的作用。用估计的回归系数b，计算优势比EXP（b）。连续型自变量的优势比解释为，该变量增加一个单位，跨省流动的倾向性变动多少，非连续型自变量的优势比解释为，其他类别相对于参照组（reference category）的发生跨省流动的倾向差别。
（1）个人特征。年龄系数为负且年龄平方项的系数为0，说明预想的年龄与跨省流动倾向性的倒u型曲线不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劳动力在流动时，越倾向于在省内流动。流动人口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与外出经历是二分类或多分类的变量，相应的参照组设定为男性、未结婚、小学及以下、没有外出经历。男性与女性流动人口相比，更倾向于跨省流动；结过婚的与未结过婚的流动人口相比，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这与已有对迁移与否的研究所得的结婚会降低迁移概率的结论不一致。
特别地，以受教育水平与外出经历衡量的人力资本，呈现有意思的现象。以没有外出经历的为参照，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这与之前的设想一致。但是，对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结果与预想不相符合。以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作参照，受教育水平各类别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系数的绝对值增大。即在农村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越高，跨省流动的倾向越低，省内流动的倾向越高。这与已有研究迁移或流动的结论相异。一般的，以往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迁移流动，或迁移流动的概率更大。当然，本文与已有研究的问题有一定差异，前者关注跨省流动与否，后者关注流动与否。故在迁移或流动研究中，区别不同的流动类型是非常有意义的。
（2）家庭特征。在跨省流动决策的因素中，家庭有无15岁及以下孩子、孩子数量及家庭耕地耕种方式，都有显著作用。与没有孩子的相比，家中有孩子的劳动力更不倾向于跨省流动。但是，孩子数量的系数显示，随着孩子数量的不断增加，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倾向性增大。由此可知，家庭孩子数量与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倾向性，存在一个u型曲线的关系，家庭中没有孩子的或孩子数量很多的劳动力，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
以家庭耕地耕种方式为自己耕种的作参照类，三种耕种类别的系数显示：家中耕地由他人耕种或无人耕种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但是系数不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来自土地已征用或无耕地的家庭的劳动力，更不倾向于跨省流动，而更易选择省内流动。
（3）流出省特征。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见表2）中，对流出省份进行虚拟变量编码，以新疆为参照组，将其他省份设为28个虚拟变量，在控制住个人与家庭变量时，发现省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即不同省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跨省流动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随机效应分层Logit模型（见表3）中，用流出省的重要省级变量，即流动人口人均收入、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分析省级特征对跨省流动倾向的作用。模型1～4，所有的个体与家庭变量相同，不同的是省级特征变量。模型1为流动人口人均收入，模型2为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模型3为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模型4包括上述所有省级变量。四个模型的组内相关系数rho值，即同一组内人的相似程度，分别为0.363、0.309、0.379及0.306，检验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流出省份之间在跨省流动可能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个体与家庭层面变量的系数基本未变动，故我们关注省级变量的影响。
模型1显示，流出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越高，该省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发生跨省流动；模型2显示，流出省的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越高，该省农村劳动力越易发生跨省流动；模型3显示，流出省的农村人均土地面积越少，该省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跨省流动。得出结论，若以流出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与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衡量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城镇化水平，则水平越高的省份，其农村流动人口越易发生跨省流动。但是，模型1～3中仅单独纳入某一省级变量，未进行省级层面的统计控制。
模型4纳入3个省级变量，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只有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的系数显著，且比重越高的省的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跨省流动。虽然流动人口人均收入与人均土地面积的作用不显著，但优势比显示，变量作用方向符合预期。流出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越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越少，则该省的农村流动人口更易向外省流动。得出结论，某省较高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及较多的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是使该省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本省流动的拉力，换个角度，若人均收入水平低、土地面积少，则是促使该省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推力。
3.分析流入省对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继续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对跨省流动的劳动力而言，流入省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时，该省更具有吸引外省人口流人的力量？本研究关注省际距离、收入水平及就业机会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作用。研究中国各省份作为流入地时，关注其省级变量的特征对于从外省流人人口的拉力。首先，转换数据结构，将每个人扩展为30个案例，即其面临的30个可供选择的省份，其中，个人与家庭特征保持不变，且流出省的信息亦不变，而作为选项的流入省的信息是变动的。
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条件Logistic回归，将每个人作为固定效应，控制个体、家庭及流出地的差异，分析作为被选择对象的流入省的省级变量的作用。作为跨省流人地的各省，是本部分的研究对象，若某一劳动力选择流入该省，则因变量“选项”即赋值为1，若未流入该省，赋值为0。用估计得到的各省级自变量的回归系数b计算优势比ExP（b）。连续型自变量的优势比解释为，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该省对其他省份的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变动多少。
表4显示，流人省的省级变量：流动人口人均收入、失业率、省际迁移距离、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完全相符。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对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更具吸引力。某省的就业机会亦是吸引跨省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失业率越低越具吸引力。流动距离对跨省流动人口具有负向作用，当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某省作为流人省与另一省（流出省）的距离越远，则该省对流出省的劳动力具有的吸引力越小。
第二产业比重与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了省份的产业结构是其吸引跨省流动劳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省份，越能吸引来自于其他省份的流动劳动力，即某省的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则越能吸引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
五、结论
1.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决策
从个体、家庭与流出省三个层面，分析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其所在的农村家庭及户籍地具有何种特征时，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与外出经历对个体的跨省流动均有显著影响，而对“是否跨省流动”与“是否流动”的作用不尽相同。所以，在研究迁移或流动问题时，区分不同的流动类型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跨省流动的倾向越低。一般的，不管是从人力资本角度衡量的流动能力，或是劳动力本身的流动意愿，均认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具备更强的流动能力且主观意愿更为强烈。一种解释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成为户籍迁移人口的可能性更大，即户籍迁至现住地，故不在流动调查的范围内。另一种解释是，若以受教育水平衡量人力资本，则高受教育水平与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在省内的就业竞争中，前者具备更强的能力，他们有更多更好的本省工作机会，所以，省内劳动力的“就业挤压”效应，使得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
家庭的孩子数量与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倾向性存在u型曲线的关系，家中没有孩子的或孩子数量很多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来自没有孩子的家庭的流动劳动力，受抚养养育孩子等家庭因素的限制较少，故比已有孩子家庭的劳动力更具有跨省流动性。但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流动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性增大。与自己耕种耕地的劳动力相比，耕地由他人耕种或无人耕种的，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虽然统计不显著，但一定程度上仍表明农村土地的流转承包给了劳动力更大的流动选择空间。
某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该省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更易选择省内流动。另外，农村人均土地面积越大，一定程度上表明土地对流动劳动力的拉力越大，则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流动。换个角度，若人均收入水平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少，则是促使该省农村劳动力做出跨省流动决策的推力。特别地，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越高的省份的农村人口，越易选择跨省流动。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镇化发展水平，即水平越高的省份，其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倾向性越高。
2.流人省份对跨省流动劳动力的吸引力
对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而言，流入省份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时，该省将更具有吸引外省人口流人的力量？某省份对于从其他省份流出的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受该省的人均收入水平、失业率、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以及省际距离的影响。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对于跨省流动劳动力更具吸引力。同时，某省的就业机会大小亦是该省对于跨省流动劳动力的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失业率越低，表明就业机会更多，则具有越大的吸引力。此外，省际流动距离对吸引跨省流动人口具有负向的作用，当某一省份作为流人省时，它与另一省（流出省）的距离越远，表明流动的心理或交通成本越高，则该流人省对流出省的劳动力具有的吸引力越小。最后，产业结构是吸引跨省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表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越高，则该省越能吸引来自他省的流动劳动力。
综上，关于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跨省或省内流动的决策分析较为复杂，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不能了解在省内或外省流动的劳动力，他们的具体工作状况与收益，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跨省流动更好或省内流动更好。第一，个人与家庭因素对跨省流动性的作用显示，跨省流动一定程度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劳动力的主动选择与被动跨省。比如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性反而低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第二，省级特征显示，某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是影响该省吸引本省农村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若人均收入水平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少，则为促使该省农村劳动力进行跨省流动的推力。
对于跨省流动劳动力而言，选择什么样的省份作为他们的流入地，即什么特征的省份更具吸引外来劳动力的能力，则显得非常明确。以省份为分析单位，可直接将各省的平均情况，作为流人成本与流人收益进行比较。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省内流动人口的人均收入越高、就业机会越多且省际距离带来的流动成本较小的省份，对于外省流动劳动力更有吸引力，即具有上述特征的省份在与其他省份同样被作为流人省的选项时，前者更具竞争力。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7篇
农村劳动力既是生产者，又是农村土地、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拥有者和支配者。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全面带动农村资源结构的调整，对农村产生复杂、深远和关键的影响。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流动将对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杜鹰(1997)等人认为在资金不足的地区外出户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1]。赵树凯(1997)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效应明显，促进了社会稳定，对农业没有消极影响[2]。蔡昉(2003)等人的研究证明，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流动，才能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集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3]。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黄平(1997)认为大批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的“精英流失”对农业发展不利[4]。李强(2001)研究显示外出农户平均产量低于非外出户[5]。曾绍阳等(2004)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导致土地撂荒和忽视农业的现象出现，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不利于农业生产[6]。
学者们从多个方面研究了劳动力的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但关于这方面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是缺乏连续性，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具体的时刻，没有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其次是研究不够全面，一般集中于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某个方面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系统性分析的研究还很缺乏。本文将对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流动方式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阶段特征
依据流动行为和特征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
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流是由农业流动到农村非农产业。改革开放后，农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情况不断加剧。蓬勃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找到了出路，大批农民在本地的乡镇企业务工或者从事商贸、运输、建筑等非农行业。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仅为2827万人，到1988年增长到954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9%，流动人数占到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式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即农忙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农闲时间到附近乡镇企业打工。
（二）20世纪90年代：“人离家不离”
20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人离家不离“的特征。首先，农村劳动力开始越来越多的流动到外地打工，逐渐成为专业打工者。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跨省及本省跨县市流动人口的数量达到7876万人，这已占到当年农村流动劳动力总数的52%。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趋缓，对劳动力的吸纳减少，而城市和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第二，原有对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和跨区域流动的诸多限制逐渐放松。另一方面，大部分有外出打工的家庭依然没有放弃农业生产。一般是家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其家庭其他成员仍然留在农村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
（三）21世纪初至今：彻底性流出
21世纪至今，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流动人数的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增长率仅为1.9%。其次，本地流动的劳动力比例继续下降，外出流动的劳动力比例持续上升。2009年主要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本地农民工8445万人，比重下降到36.8%。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4533万人，比重上升到63.3%。而且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经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体。本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越来越多呈现出“离土又离乡，人离家也离”的特征。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候鸟”式的外出方式，劳动力外出流动变得更加稳定，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在外就业时间达到了9.4个月;同时，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同农业更加疏远，大量的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2009年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在流动总量中的比重达到20.4%。新时期农村劳动力开始呈现彻底性流出的趋势，农民工市民化初现端倪。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劳动力的流动会引起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带动农村其他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对农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小农经营---农业产业化
农村劳动力流动改变农村人力和其他资源结构，极大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20世纪80和9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人离家不离”的流动模式下，农业的劳动力供给始终是充足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农民收入，有助于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但没有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明显替代。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自给自足特征明显，农户土地生产规模几乎没有变化，而且仍然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未能动摇小农经营的方式。
进入21世纪，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开始从根本上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作用。首先，由于新一代不愿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农村后，兼业农户比例持续降低，纯农业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其次，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出农村，农村土地流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为2亿亩，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16.3%。农村土地向未流动的农业户流转集中，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再次，由于生产的目的不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更多的是如何获取经济收益。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农业生产从决策、种植一直到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必须把握市场需求脉络，这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最后，由于市场化的农业生产存在着高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单个农户难以应对，所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统筹生产、保障农户利益就成了农户的现实选择，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2010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2.4万个，带动农户1.03亿户，已占到农户总数的40%以上，农户市场意识、专业化水平和经营能力明显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组织化，是现代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特征。由此，在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下，小农生产格局逐渐被打破，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方式开始被树立起来。
（二）农业生产结构：自给自足---商品化和市场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由2亿多分散的小农家庭承担，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相当有限，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因此农业生产结构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并呈现出“吃什么、种什么”的典型的细碎化、分散化特征。90年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兼业农户比例提高，但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在外打工，农业只是家庭其他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产出结构变化不大。进入21世纪，农村参与流动的农户比例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目的和农业产出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更加明显。调查显示：83.6%的农业户收入完全依靠农业，而且农业户农产品商品化率62.3%，明显高于兼业户的45.2%和非农业户的39.1%[7]，可见农户分化趋势十分明确。由于农业户追求收入最大化，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方向，所以随着兼业户逐渐退出农业以及农业户承担农业生产，农业整体的产出结构受到影响。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明显提高。2005年农村粮食人均出售量超过占有量，2010年其比值达到了1∶2。同时，粮食作物在生产中的比重缩小，经济作物比重呈扩大趋势。2010年经济作物在农业种植总面积中的比例超过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等商品化率较高的农产品规模提升较快。总体上看，农业结构从种植业为主逐步同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
（三）农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突破瓶颈向高层次发展
在农业生产领域，很大程度上生产技术决定生产效率。而技术又往往取决于农业资本及其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契合程度。以往我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严重阻碍资本向农业领域的渗透，使农业技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形成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劳动力流动有效地缓解了这一局面，并对农业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积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农业并不缺乏劳动力，不存在资本对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农业机械化水平没有明显提升。但流动获得的非农收入增加了化肥、农药、良种等流动资本，提高了农业产出。19801990年全国每公顷粮食产量增长44%，但同期人均粮食产量仅增长了4.5%。说明庞大的劳动力数量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入90年代，青壮年的外流使得农业劳动力整体偏向老龄化、女性化。但流动带来的非农收入转化为农业投资，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农业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农业产出并未出现下滑。以农业拖拉机拥有量为例，19902000年全国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年均增长率为13%，同期每公顷粮食产量增长8.4%。但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生产的格局没有变化，这种技术进步局限在农户家庭生产的小范围内。技术更先进、适于规模化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仅为1.4%，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层次还比较低。进入21世纪，在劳动力彻底性流出、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作用下，资本开始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使生产效率更高、科技更为先进的设备得以被广泛使用。20002010年小型拖拉机年增长率回落到3.7%，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上升到15.3%，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出而农业产出不降反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20002010年农业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了39.8%。可见农业资本以新的方式同土地与农户相结合，农户产业化经营的效果开始体现出来。
（四）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升农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在传统农村产业结构中，农业是农村最主要的产业，其产值在农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1980年农村经济总产值中农业产值的比重为82.9%。改革开放后，乡镇制造业的兴起使得农业逐步失去了在农村经济中的绝对地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为这些乡镇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获得了低成本的优势，产出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1993年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超过了农业。这一时期，在乡镇企业的冲击下，农业在农村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所下降。
进入21世纪，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结束，刘易斯拐点来临[8]。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低人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对劳动力密集型的农村非农产业来说无非有两种选择，第一是迁出原来的地区，寻找下一个劳动力丰富且工资低廉的地区;第二是用资本替代劳动，通过产业的升级换代，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但这一转型无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对企业来说继续留在资本稀缺的农村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于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乡镇企业离开农村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随着劳动力流动转型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离开农村，有利于农业在农村经济中地位的重新确立。其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农业产业化。首先，产业化的现代农业有很强的成长性。现代农业生产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生产效率和产业增长率很高。其次，现代农业有很强的创新性。现代农业在产品开发、生产研发、经营管理、生产组织、产业合作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能够创造出大量新的产业增长点，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意义。最后，现代农业产业关联度高，有很强的带动性和扩散性，对农村其它产业和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带动作用。随着劳动力密集型的乡镇企业退出农村以及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型，农业开始重新成为农村经济中重要主导产业。农村经济开始以农业为核心，产业链为纽带，围绕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产业间的合作，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产业生产的风险与成本，提高了产出和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创新和带动效用近年来不断显现。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乡镇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增加值15314.9亿元，同比增长13.4%，增幅高于乡镇工业平均水平。同时，休闲农业表现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规模以上休闲农业园区已超过1.8万家，营业收入1200亿元，带动1500万农民受益，已成为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途径。
结论及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长期过程。由于我国社会所固有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资源配置结构产生着持续的冲击。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农业的资本投入，农业技术水平和产出效率获得一定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受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入21世纪，新一代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激发了农村要素结构的重组，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和产出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业产业化初具规模，最终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在转换过程中，存在以下对农业发展不利的方面，需要得到相关政策的调整与支持。
第一，随着新一代流动者的离农，农业生产者呈现老龄化、妇女化，对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收益，吸引高素质人才。二是加快农业生产组织创新，规范产业化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弥补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第二，制度不完善，影响了土地流转与集中。土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但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比例明显低于劳动力流动比例。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方式也不够规范，土地流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农民的积极性不强。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收入的保障作用对部分农户还很重要，部分土地无法参与流转。对此，首先应当提供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方便和规范流转过程。其次，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农民流转收益。最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第三，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农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由此加大技术与资本投资力度，改善农业技术条件，就成为发展农业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满足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同时建立完善农业技术创新-教育-推广体系来降低生产成本。
第四，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出农村后，农业基础设施缺乏建设，部分公共设施缺乏维护，严重老化，不利于农业生产。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而且属于投资大，见效慢的公共产品，不适合私人垄断。对此国家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同时，应探寻新的建设机制，引导各种农户合作组织，集合众多农户和企业的力量，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共同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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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8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节约型”成本模式,劳动力流动损耗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经济飞跃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距甚远。虽然自1978年后,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9.8%,但是城乡经济和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拉大了,出现了诸多的不平衡因素。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剩余。由于制度等方面的障碍,使流动出现重重阻力,流动成本不断增加,甚至在整个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人为的流动损耗,这些都与“节约型”经济模式不相符合。所以,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去探索适合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寻找降低流动成本的有效方法,调整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市场上的有效配置,构建农村劳动力流动“节约型”成本模式,更大程度地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在城乡人力资本市场中的效益,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要阐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即城市中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形态和农村中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形态。这一客观现象导致了城乡差别,进而导致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当前理论界在集中探讨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过程中,无论是选择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刘易斯模型,还是建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托达罗模型,都离不开劳动力市场的构建。
农村劳动力的明显特征是教育资本低,技能资本低,所以凝结在农村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恰好反映出我国当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市场上的劳动力需求绝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商业餐饮业中。这种低需求层次并不意味着对农村劳动力需求是源源不断,相反正是在这种低的需求层次下,需要更多的熟练工的出现,主要表现在对初、中、高级技工的需求呈逐步增长态势。并且,青壮年劳动力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表明,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为追求经济效益大量使用青壮年农民工,来自服装、玩具、制鞋等制造业的外企资料中,35岁以下职工在全部职工中的比重高达83.3%—89.6%。[1]显然,这种需求状况会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为一旦劳动者超出这个年龄范围,供需关系就会立即出现逆转。所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受教育程度,二是相对技术水平,三是年龄结构。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由劳动者投资在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方面所形成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表明和反映着农村的建设水平。调查显示,进城民工中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一般拥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同时伴随着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更高的收入。人力资本与进城民工收入的正相关效应,必然促使民工在进城之前和之后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就形成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但这种积累目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如目前我国就业结构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5%,而加拿大在2000年时已达到50%。 另外,由于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实际上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凝结在劳动力身上的流动费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最贫困的地区和最贫困的农户没有起码的迁移资源以支付必要的迁移成本。”[2]很显然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着流动成本与流动损耗强弱的区别。而解决的途径无疑是提供保障和消除贫困,以促进地区间、城乡间的劳动力收入水平协调发展。
当前的就业结构不合理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低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障碍。这就需要扩宽就业渠道,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事实上,阻止劳动力就业的制度障碍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间接发挥作用。直接的可以从农村劳动力流动中所受的种种制度限制考虑,如户籍制度。间接的可以从社会对劳动力流动这一现象的关注程度分析。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劳动力流动规划和控制体系,尤其是就业结构的不合理对社会劳动力流动形成多重障碍。城市劳动力一直可以享受到的就业政策却对农村劳动力没有明确的体系保证,他们游离于国家就业体制之外,不能或很少分享国家的就业资源和政策,这些对解决二院经济结构问题形成隐性障碍。[3]虽然可以把流动这一现象看作市场现象,依靠市场调节去解决,但如果没有保证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制度政策,市场也很难发挥其调节作用。因此,就应进一步分析并构建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和谐制度和“节约型”成本模式。
二
农村劳动力流动不是静态的,是一个动态循环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中不平衡因素的出现,也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核算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可以先假设再估算,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态原理,提出的假设如下:
假设1:农村劳动力数量变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有重要影响。数量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如果过多流动,市场需求一定,势必会影响劳动力价格,意味着成本增加;反之亦然。
假设2: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就业收入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在众多的用工单位中,绝大多数都限定了教育程度,这给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新的压力,意味着要想获得高收入,就应进一步在教育中加大投入,也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形成。
假设3:地域选择对农村劳动力成本有一定影响。地域的选择意味着农村劳动力选择什么而放弃什么的问题,也即形成了机会成本。
假设4:流动时间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把时间作为一项指标是指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中时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如在打工与务农上时间长短的不确定性。
假设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虽然国家不断重视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但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使农村劳动力瞻前顾后,不能全身心释放能量,构成了保障成本。
假设6: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环境对第一产业的冲击加大。意味着放弃第一产业的现代化而寻求高收入水平,构成第一产业损耗成本。
假设7:子女质量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子女的教育、医疗保健等因素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不彻底性,限制着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
假设8:歧视性环境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农村劳动力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无形中加大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根据以上假设,可以估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实际上大于最优化流动的成本。以上八种假设或多或少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属“非效率型”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所以,要想方设法构建“节约型”成本模式。
核算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也可采用函数形式,并构建虚拟公式: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流动固定成本+人力开发成本+选择成本+流动损耗。用C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a为常数固定成本,E为人力开发成本,X为选择成本,S为流动损耗,则上述公式表示为:C=a+E+X+S.用这一公式可以大略核算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每一个农村劳动力是一个个体,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在核算时会产生误差,但依然可以看出,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中,应该尽量限制条件,避免因流动而出现的过度损耗。
三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数量大,如果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机制代价未免有些大了,这就要求进一步权衡利弊,把握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构建“节约型”流动系统,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效配置。
第一,权衡利弊,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进行定位。
当前理论界的研究表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充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就业。可以肯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定位问题正是其充分就业问题。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大基础投入,减少流散投入,通过整体规划,调整产业结构,搞好新农村建设。以科技兴农带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定位在三个方向上:城市化建设当中吸收一部分;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中吸收一部分;产业结构调整后除传统农业及现代工业部门以外的产业部门吸收一部分。
第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鲜明。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剩余数量惊人;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集中;就近转移和流动条件不成熟,如乡镇企业发展态势较弱;盲动性和从众性明显;流动障碍重重,受歧视严重,无形中增加了流动成本;流动形成潮流,往返次数多,又增加了成本。众多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虽然为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创造了条件,但是客观存在的耕地抛荒现象伴随产生,这使得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没有出现,进一步说明流动成本上升。[4]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较大,有浪费现象。
第三,如何克服上述问题,构建“节约型”流动系统是首要环节。
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构建和谐系统,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与其他系统形成有效循环,产生正相关关系,从而节约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
第四,模型的构建。
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也可以看作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过程,据此,构建有效的模型可考虑多重经济变量,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等参数。
既然是市场,不妨假设不考虑其他人为因素,将劳动力市场看作商品市场进行分析。这样,劳动力市场就融入进市场机制中运作,供求、价格和竞争间的关系是其核心。
根据文中第二部分的假设,只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开发成本,根据杨小凯对斯密模型的解读,[5]应用于成本效用,就可以构建模型进一步分析。
如果农村劳动力市场构成一个集合,形成一个连续系统,那么,成本(E)的求和号和求积号可以看作积分。如果劳动力数量是有限集,那么,求最优化或最大化问题可进行一阶求导。劳动力L的自变量为XL,流动系数可设为s,则劳动力的流出价格为XsL,如果企业间出于供求关系的考虑,就会适当调整购买系数(d),因而需求的一方就得支付XdL。市场中是有交易成本的,设为1-u。所以,uXdL是单个企业或厂商需求劳动力的量。劳动力L的价格平衡点是在XsL≡XL+uXdL时产生的。于是,市场上就有整体劳动力效率成本函数:E=ΠnL=1XsL (1)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进行出售和购进,其价格定为p,则形成一个新系统为:
XpL≡XL+XsL=Max{OL-a,0} L=1,……,n (2.1)
XpL≡XL+XsL (2.2)
这里XpL是劳动力L的流动数量,OL是凝结在劳动力身上的专业技能水平,a是劳动力开发的固定费用。这一函数系统使得劳动力本身按照自身特点进行发展,并且形成专业化特点,使得分工与专业化在市场环境中对劳动力流动时的流动费用形成优化组合效应。如果OL>a,单位劳动力流动后的产出(XL+XsL)/OL=1-(a/OL)就会因个体劳动力L的专业技能水平OL的提高而提高。显然,农村劳动力开发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构建“节约型”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模式。
小结:通过不断排除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因素,构建城乡和谐发展、产业协调发展的系统模型,可以不断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不合理而造成的浪费,形成“节约型”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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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9篇
一、辽宁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依然偏低
通过多次参加与农户面对面的实地调研活动发现: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后从事毫无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靠出卖自己的体力获取低微的报酬,一些农民工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各类专门技术培训。这样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极低,如果就业,也只是从事建筑工地和搬运等脏乱差的工作,收入生活上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的空间和前途。最近的调研中发现,与以前相比,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但是专业技能偏低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很狭窄,报酬依然很低。
2. 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的“公平”得不到保障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身份没有实质性变化,依然是城镇中的边缘人。首先,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因为无力在城镇买房而不能获得与城里人同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在工资、医疗、保险、生活娱乐等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保障上,不能得到满足。其次,在面对面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企业在国家、省市严令禁止的情况下仍然顶风“作案”,拖欠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个别建筑工地还要“暂压”二三个月的工资,可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中的一些“公平”仍须加强保障。
3. 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
调查发现,多数农村劳动力走出乡村来到城镇打工是通过亲属、老乡或者朋友的引见介绍完成的,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调研的对象群体是清一色的“老乡帮”和“亲友团”了。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工种有其特殊性,比如,从事建筑的工地工人,多为“短暂的工程类”,所以一旦这个工程完成,寻找到下一个工作就较难找到。几乎所有城镇的就业市场都是优先为下岗的城镇职工服务,而没有完全针对农村劳动力的专门市场。所以,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信息较闭塞,不能快捷获得就业需求信息。
二、推进辽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针对上述调研中发现的辽宁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1. 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
(1)加强辽宁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首先,扩大对转移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当前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根据农民工择业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开展专业技术培训。鼓励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参与对农民的大范围、多层次培训,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可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使农民在经济上能够负担得起。其次,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加大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技术能力和专业修养。合理布局和整合培训资源,增强已有的职业技术(院)校和各种培训机构的培训功能,根据各培训机构的专业优势,划分专业培训职责,实现优势互补,强化劳动力培训效果。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也要担负起农民工培训的责任,争当农村职业教育的排头兵,为劳动力转移作出贡献。
(2)要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应努力提高辽宁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首先,应该大力抓好辽宁省农村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政府财政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比重,尤其是加大对辽西北贫困地区的支出比重,使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至少完成义务教育。其次,对其他的辽宁一些偏远地区,也要有针对地为贫困农户的学生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让其顺利接受完中小学等基础教育,为转移和继续教育打好基础。
2. 取消“歧视”农村劳动力的各种政策和制度
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要求消除目前大中城市关于农村居民就业的各种政策限制,而诸多限制性政策都黏附在户籍制度上面,所以,首先要对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其次,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会保障和各项城镇的福利措施,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福利措施。第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给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适当的补贴,特别是在失业时要给予基本的福利保障。
3. 继续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有利于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转移成本的支付能力。对有转移意愿的农户,应该允许他们按照市场价格转让其所拥有的土地和住宅,从而获得他们离土离乡、在城镇生活所必需的基本保证金和经营资本,增强其转移成本的支付能力。一是要加紧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二是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下,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三是对土地流转中失地农民给予足够的经济和社会保障。
4. 健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信息服务体系
完善健全的农民工外出务工信息服务体系是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可持续转移的重要保障。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在城镇就业,与家乡的村集体、乡里邻居和亲戚等异地生活,给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心理观念等带来了新的挑战,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又由其禀赋特点决定,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短期的苦、累、差工作,一旦失业,很难再找到工作。农村劳动力迁移后,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就业关系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真正实现。所以,在城镇特别是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等,建立健全农民工务工信息服务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信息服务站对农民工进行免费信息提供和涉及农民工生产生活的咨询服务,重点包括:建立本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信息档案,在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搭建平台,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用工信息,对农民工在转移和就业过程中的有关政策、法律问题和用工单位相关信息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
摘要：辽宁农村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到城镇、转移到非农产业,才能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辽宁的三农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在辽宁省内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者的实地调研情况,提出辽宁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在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
参考文献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10篇
1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的问题上,山东省、市、县三级均无统一规划,各地在管理上各自为政,这就造成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缺乏目的性和计划性,直接导致了流动就业管理工作推进不平衡、不协调。
1.1 尚未建立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体系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流动就业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但是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职介组织在促进流动就业中的作用不高。社会劳动力市场现有的职业介绍所、劳务公司等规模较小市场竞争能力较弱、辐射近没有形成较大规模、服务单一缺乏有效的整合。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社会职介组织认识的偏差,认为其在流动就业中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可有可无,在政策上,没有提出促进其发展的优惠措施;在管理上,只在许可环节进行限制,没有在其日后的发展中进行有效地整合和服务。根据20XX年江苏省劳动保障厅就业统计年鉴显示,20XX年江苏省拥有各类职介机构接近五千个,劳务企业接近四千个,劳务派遣六十万人,职介机构是山东省的5倍、劳务企业是山东省的2倍、劳务派遣人员是山东省的1倍。
1.2 缺乏区域间流动就业的交流平台
目前,我省没有建立各级政府间以及不同部门间的多层次流动就业交流平台,区域间就业信息交流平台也没建立。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没有站在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待流动就业,只考虑本地区利益,缺少统筹发展的思路。在制定政策时各自为战,造成就业、培训、社会保险等政策不统一,加大了流动就业的成本和难度;在区域合作时,只考虑形式上的合作,没有在信息建设、就业培训等方面有具体的措施,产生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外出。
1.3 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
流动就业管理工作的重点、难点在基层,而目前我省乡镇、行政村等基层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没有专职工作人员,难以发挥政府在促进流动就业中的积极作用,导致有信息无法迅速传递给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也无法及时传递给政府,一些具体的政策在基层落实困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财政不足,没有资金用于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无法在乡镇、行政村建立专职的就业管理队伍,无法把信息网络延伸至乡镇和行政村。二是,对行政管理队伍的整合不够,大量的行政人员集中在市、县机关,造成人员臃肿,办事效率低,而乡镇、行政村具体的工作人员不够,影响了工作地开展。三是,对流动就业工作的认识不够,认为只是设立给上级机关看的,没有多大作用,往往负责流动就业工作地人员同时还兼职其它工作。
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突出问题的成因
2.1 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的根源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别,区分开了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农民与市民身份区别。户籍制度改革不彻底,农业与非农业户籍限制了外来人口和劳动力正常落户,城市的高房价、子女入学等等使得农村劳动力无法享受城镇职工的待遇,不能融入城市市民的生活圈。尽管我省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正在被打破,一些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也被废除,但现行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还满足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需要。
2.2 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的缺陷是现行劳动力法律制度不完善
在现行的劳动保障立法上存在空白较多,立法层次较低,有些原有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存在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条款,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问题对农村劳动力法律保护条款不明确。在处理违法事件时处罚条款惩罚过轻,起不到阻止企业主的违法侵权行为,不能防患于未然。在现有的劳动力法律中如:基本法《劳动合同法》、专门发《劳动监察条例》、《就业促进法》、相关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管理未做统一标准,如: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标准、最低工伤医疗保险、劳动时间长短、劳动安全保障等,由于不统一,管理起来难度较大,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维权、执法监督方面都存在普遍违法的现象。再者,由于财政经费及人员编制受到制约,我省劳动保障监察专职人员不足与处理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违约事件。
2.3 产生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的机制障碍是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
在我省的许多地方县市区政府往往是单纯注重经济建设,忽视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管理,在财政资金预算上未做安排,在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医疗卫生、购车购房等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实质上把农村劳动力作为不安定因素对待,管制多于服务,防范多于保护。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招商引资指标、提高本地经济竞争力以及外贸进出口,往往把土地的低价转让及廉价劳动力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对一些招商引资企业在农村劳动力违法事件不做处理。
2.4 产生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
由于农村劳动力受各种条件影响,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没有接受大中专文化教育,也没有受过专门专业技术教育,与城市原有劳动力相比存在劣势,所以在就业岗位、就业环境收到限制,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如:家政、快递、维修、工地建设等等,在人力资源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技能素质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专业素质,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农村劳动力地位。
摘要：作为要素市场中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发展步伐都比较滞后,突出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政策上存在着城乡分治、本地与外地的严重差别,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存在大量显性或隐性的限制性政策。这种差别和限制,严重打击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的积极性,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
关键词：就业体系区域交流平台,就业服务体系,劳动力素质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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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11篇
摘要：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民工荒”现象，一方面表明了过去对劳动力供给总量和结构在认识上的不全面，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论”敲了警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现状。劳动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者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缺乏加强自身劳动技能、完善人力资本积累的意愿，并采取“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同时，企业在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就业人群时，同样缺乏投入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的动力和可能性。两者合力，造成依靠低成本、低技能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发展、过度竞争，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工资提升空间这一对矛盾由此而生。文章从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出发，利用对杭州市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探讨这些因素在构成劳动迁移成本、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上的不同作用程度，以期为能从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促进城乡劳动力永久性迁移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模式；候鸟式迁移；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014－06
一、前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继续强调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提出“坚定不移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由“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是一次跨越，意义非凡。首先，无论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少，从中国近30年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实际情况来看，刘易斯关于工业化过程中会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对理想状态的描绘。在中国所处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劳动力迁移存在较大社会成本，这既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同时，最低补偿工资水平就会出现缓慢上升，并且在城乡平均工资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情况下，劳动力迁移存在先期达到均衡的可能性。其次，无论“民工潮”还是“民工荒”事实上都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农民工流动就业已经历30年时间，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实现稳定转移的制度环境仍然没有形成。按照社会学的理解，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了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而现在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表现出来的却是职业与身份的背离，农地流转制度、城市福利制度等配套制度的缺位使得农民工缺乏开始城市化生活的前提基础和保障，较高的迁移成本和缺乏具有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使得民工理性地选择所谓“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在这种就业模式下，农民工的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流动性相当高，导致其和用人企业都普遍缺乏提高专业化劳动技能、完善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两者合力，造成依靠低成本、低技能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发展、过度竞争。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工资提升空间这一对矛盾由此而生。最后一点，无论“民工荒”现象是否真正预示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2003年以来全球各类资源价格的振荡攀升以及2008年全球经济走软、外部需求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强烈冲击，已经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绝非长久之计。即使现在一些局部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还能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当前迫在眉睫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然是，如何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保障劳动就业的前提下，减少经济发展对于资源、外部市场的两大依赖性。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讨论的中心集中于如何真正解决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改变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现状，让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从“候鸟式”流动就业转为“永久性迁移”，不断完善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以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沿着这样的思路，笔者首先回顾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流动模式的相关文献，探讨劳动力流动模式选择中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对杭州市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分析相关因素在构成劳动力迁移成本、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上的不同作用程度。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模式的理论回顾
在二元经济体中，农民工涌向城市，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为主向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隔离社会融合的开始。然而在经济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劳动力市场却仍然处于分割状态。分割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这种分割状态直接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在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双向的、职业与身份背离的“候鸟式”流动就业的模式。这种“候鸟式”的就业方式呈两种形态：一种是“摆钟式”，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另一种是“兼业式”，即利用农闲季节短期地、季节性地外出打工。这种“候鸟式”就业形态形成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显著特点。
对于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候鸟式”流动就业原因的探讨，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邓英淘认为户口等相关制度安排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大量农民工年复一年往返流动、移而不迁的最重要原因。Yang和Zhou认为城镇福利制度体系和农村土地制度是形成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其中特别是儿童保育和教育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家庭迁移到城镇地区。Zhao认为，城镇地区昂贵的住房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增加了迁移成本，降低了农民工成为永久移民的愿望和可能性。杨德才认为除户籍制度外，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非流转性农地制度事实上维系了农民工与土地之间的最后联系，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模式决策的最重要因素。除制度障碍因素外，众多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方面的差异也是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事实分割的重要原因。Barro和Mar-tin，Ghatak、Levine和Prlce的研究都表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从而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人在实现劳动力迁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Meng和Zhang同样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在获得管理或技术性工作方面拥有一定优势，从而具有较高的永久性迁移概率。Meng对中国农村移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拥有较高个人素质(教育水平、劳动技能、工作经验)的农村劳动力具有更强的永久性迁移意愿，换言之，城乡劳动力素质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众多农村劳动力被迫选择“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
此外，还有大量文献从农民工就业社会网络的缺乏、进城打工带来的家庭福利损失以及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等多个角度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如高灵芝认为“农民工离开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不仅基本失去了原有的乡
村社会的正式社会网络，也损失了很大一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以亲缘、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因此农民工事实上与城镇原有劳动力是处在不同的劳动就业市场上，即在地域、就业部门(部门性质)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Fuchs-Sehun-deln从农民工进城打工存在福利损失(Welfare Loss)的角度解释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特殊性，进而说明农民工与原有城镇劳动力所处就业地位的不同，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事实上的分割。谢嗣胜、姚先国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口工资差异的59.4％可以用歧视来解释。徐玉龙、王志彬、郭斌的研究则进一步说明，当前中国农民工进城打工存在着就业进入歧视、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以及就业培训歧视等四个方面的歧视问题，这些歧视严重阻碍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形成一个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因此，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主要影响，即抑制农民工主动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永久性迁移的能力和意愿，笔者也持同样观点，并且笔者进一步认为这是产生“民工荒”，阻碍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层次原因。而对于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促使民工采取“候鸟式”流动就业的原因，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可以归纳为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
三、实证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情况简介
为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笔者组织了一次杭州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力流动及技能培训的随机调查，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就业与领取报酬情况、就业保障与劳动技能情况、福利待遇与生活质量和其实现永久性迁移的意愿及考虑因素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共收回问卷331份，其中有效问卷329份。
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范围狭窄，在私营、个体企业打工所占比例为75.7％，且多从事无需复杂技能的简单体力劳动，使得其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平均年收入约14969元)，对应日渐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长安米贵，居之不易”的感叹不绝于耳。(调查显示，2007年杭州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开支中，日常生活支出平均为524元／月，住宿费101元／月，看病314.5元／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调查中外来务工人员认为外出务工最大的障碍和困难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城市生活开销大、打工收入低以及报酬被拖欠、克扣，生活成本压力已被放在了第一位。二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个人素质普遍不高，无法获得与城镇劳动力同样的就业地位和机会，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在外出务工之前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主要集中在初中文化水平。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三是调查显示杭州外来务工人员仍缺乏有效制度保障，包括生活福利保障、防护性保障等。调查数据说明，杭州外来务工人员中有过被克扣报酬的比例高达23.4％，被拖欠报酬的比例为29.9％。外来务工人员在被问及最希望得到政府哪方面的帮助时，要求解决住房和医疗保障占比最高，其次是帮助维护正当权益。在被问及目前自身通过何种方式维权时，有较高比例选择了自己与老板协商这一相对最为“无效”的方式，而对工会调解、司法援助以及政府救助等渠道或不了解或不认同，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如上所述，由于存在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要求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福利状态进行主观评价时，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在收入水平方面，50％认为一般和不太满意；在生活质量方面，70％以上认为一般和不太满意；在社会地位方面，更是80％以上认为一般和不太满意。并且，在最后调查杭州外来务工人员永久性迁移的意愿时，50.3％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赚够钱后回老家做点小生意，15.7％的人选择等家乡经济发展好了以后回家找类似的工作，只有10.6％的人决定在城市落户，还有23.4％选择其他。这个结果由于其随机性与其他同类调查结果有所出入，如黄祖辉教授2006年开展的长三角16个城市的农民工调查中，长期在浙江待下去的比例为9.8％，而中山大学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9个城市的农民工中有25％愿意放弃老家土地，选择打工城市户籍。
(二)劳动力流动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促使民工采取“候鸟式”流动就业的原因，笔者第二部分已总结为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其中制度因素方面，在对农民工个体进行问卷调查时，主要通过城乡劳动力在收入和生活成本、就业范围、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体现出来。这里，笔者将通过对劳动力流动模式影响因素的分析来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进行探讨。而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式影响因素的分析，事实上即是对农民工整体福利状态与其永久性迁移意愿之间关联性的考察。通常来说，整体福利状态的考察可归结到对个体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等多个方面的“生存状态”的标识，类似森所提出的对具体个体可行性能力的测度。因此，这里笔者借用森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的概念，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考虑一个三维的向量N={X，Y，Z}用以标识农民工个体的福利状态，其中标识分量X代表综合性收入状况。分量y代表家庭福利和个体素质，分量Z代表综合性保障。在对杭州农民工小范围调研中。三类标识分量具体影响因素的设计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综合性收入状况(X分量)是对农民工货币与非货币性收入与支出情况的结果性描绘，家庭福利与个体素质(Y分量)是对个体基本素质、家庭福利等影响生活发展、个体工作发展因素的描绘，而综合性保障是对社会福利、工作条件等环境性因素的描绘。
笔者运用SAS EM工具。采用Apriori算法在100％置信度水平情况下对表1中变量与被调查者永久性迁移意愿的调查结果进行关联规则分析，获得79条强关联规则(图3)。
这些强关联规则简单总结如下：(1)劳动技能状况为高级工，且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或婚姻状况为已婚的人群普遍选择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行永久性迁移。(2)只有小部分医疗保障或没有劳动合约的农民工，若其年平均支出高于平均水平，普遍选择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行永久性迁移。(3)没有劳动防护保障或没有劳动合约的农民工，若其年平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普遍选择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行永久性迁移。(4)拥有全部医疗保障或签订劳动合约或拥有一些劳动防护保障的农民工，较高比例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拒绝进行永久性迁移。(5)拥有全部医疗保障或签订劳动合约或拥有一些劳动防护保障的农民工，若其住宿条件为自己租房或婚姻状况为已婚，普遍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拒绝进行永久性迁移。
分析以上强关联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价
值的启示。
首先，强关联规则指出对于农民工来说，相比较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或住宿条件来说，劳动技能状况、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等是影响其进行永久性迁移意愿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劳动技能状况。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在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过程中，劳动技能状况对于改变就业地位和状况至关重要，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同样的，与具体劳动权益相关联的合约、医疗保障和劳动防护保障有否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事实上是在影响农民工对其自身进行永久性迁移，开始城市生活和工作在可行性方面的判断。
其次，这些重要因素对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并非都是单调性的。以收入状况变量来说，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工比收入更高或更低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永久性迁移意愿，或许这表示了这些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工对永久性迁移带来整体福利状况改善具有更强的向往和自信；而收入更高的农民工或许是对自身通过永久性迁移改变福利状态的程度并不“寄予厚望”，收入更低的农民工则应是对自身是否真正有能力融入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存在疑问。类似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存在同样的情况。
最后，考察一些变量对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是正向或反向时，发现与以往认识截然相反。以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这些综合性保障因素为例，一般来说认为这些保障条件的有否与个人可行性能力高低存在同向关系，而可行性能力较高的农民工往往永久性迁移意愿会更强。然而，对杭州农民工的调查表明，这些综合性保障条件存在与否与永久性迁移意愿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有医疗保障或签订劳动合约或拥有劳动防护的农民工普遍缺乏永久性迁移的意愿，并且当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处于中等以上时，其对于进行永久性迁移相当排斥。这一点其实是反向说明了这些综合性保障条件对于农民工就业决策的重要影响，一旦其在采取“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时各项综合性保障都已具备，永久性迁移可能带来的诸如收入水平上升之类条件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弱，而与此同时永久性迁移带来的家庭福利损失(如原有社会关系网失去等)以及失去土地保障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严重抑制了民工和企业不断完善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笔者利用对杭州外来务工人员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劳动技能状况、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以及收入和支出水平等变量是影响劳动力流动模式决策，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的作用程度、方式和机制不尽相同。由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优先建立市场化的城镇就业网络(中介、评价及培训等)和农民工就业扶助体系，发展城乡结合的分层次、网络型、综合性的劳动力市场
一直以来，对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永久性迁移的制度措施改革方面的建议包罗万象，有建议改革农地流转制度，让转售土地所得成为农民工进行永久性迁移的物质基础的；有要求建立以失业、养老保险为核心内容的城乡一体劳动保障制度，使得城乡劳动力在流动、就业等方面具有同等地位的；也有建议逐步淡化原有户籍制度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改革现有城市住房、医疗保险、子女入托、入学等制度的。诚然。这些建议都切中时弊。然而，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技能状况的改善是目前农民工最为关注的，其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在就业范围、收入水平、医疗及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整体福利状态。对于提高劳动者地位而言，人力资本投资比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更具根本性。建立所有劳动者依靠个人技能通过市场竞争就业的全新就业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劳动力就业、流动和培训的全新格局，则要求一方面尽快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和对劳动者劳动能力、任职资格、职业技术的社会化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培训的就业扶助体系，加强劳动技能的培养，将其纳入到一个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增值的良性循环作用过程中去。
(二)完善永久性迁移制度设计，加强对农民工的综合性保障
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相比较收入水平、住宿条件等因素来说，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等综合性保障的有否更被农民工所看重。因此，在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及建立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和改革的力度，优先确保劳动者签订劳动合约等基本保障，同时从医疗保障、劳动防护保障等直接与劳动权益相关联的综合性保障入手，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制度设计中强化这些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的安排。
(三)促进城市生活体系的市场化，开放城市公共产品市场
政府应更多扮演“守夜人”角色，将城镇就业人员的的生活福利项目，如住房、医疗、教育全面推向社会，并适当放宽城市管理政策，允许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介入城市公共产品领域，并逐步取消各类补贴，使公共产品价格直接与市场接轨，消除隐性价格。由此，农民工在进行永久性迁移后，一方面其收入水平与原来务农收入相比会有一定跃升，另一方面将无需面对原有城市生活中针对外来人员的众多隐性成本。这样永久性迁移决策将对农民工整体福利状态起到较大程度改善的作用，从而使真正定居城市，从家庭、工作、社交上完全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农民工的最优选择。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12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越来越大。2010年农村劳动力总数大约为4.7亿,其中流动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已达到了2.3亿。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阶段,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农村劳动力既是生产者,又是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和支配者。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全面带动农村资源禀赋的调整,对农业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流动对农业能起到促进作用:如杜鹰(1997)等人认为在资金不足的地区存在着劳动对资金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往往能为农业生产带来积极影响[1]。赵树凯(1997)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的收入效应明显,促进了农村稳定,对农业没有消极影响[2]。蔡昉(2003)等人的研究证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流动能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集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3]。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李强(2001)研究显示外出农户平均产量低于非外出户[4]。石磊(2004)认为大批青壮年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外流,造成的“精英流失”对农业发展不利[5]。曾绍阳等(2004)认为劳动力流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趋势,导致忽视农业的现象出现,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不利于农业生产[6]。
学者们多方面研究了劳动力的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但还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是缺乏连续性,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具体的时段,没有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不够全面,一般集中于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某个方面的影响,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还很缺乏。对此本文将就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连续、系统的分析,并研究其作用机制。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阶段特征
依据流动行为和特征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本地流动
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式是本地流动,由农业流动到农村非农产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情况不断加剧。此时蓬勃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找到了出路,大批农民在本地的乡镇企业务工。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仅为2 827万人,到1988年达到9 545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12.9%,流动人数占到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流动者大多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即农忙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农闲时间到附近乡镇企业打工。
(二)20世纪90年代:异地流动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城市和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原有对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限制的放松,劳动力流动开始更多得呈现出“异地流动”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得流动到外地打工,成为专业打工者。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跨省及本省跨县市流动人数达到7 876万,已占到当年农村流动劳动力总数的52%。但同时大部分有外出打工的家庭依然没有放弃农业生产。一般是家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家庭其他成员仍然留在农村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
(三)21世纪初至今:完全流动
21世纪以来,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体现出完全彻底流动的特征。首先,流动人数的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2009年度农民工增长率仅为1.9%,农村已没多少待流动的劳动力。其次,本地流动的劳动力比例下降,外出流动的比例持续上升。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离土又离乡,人离家也离”的特征。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候鸟”式的外出方式,劳动力外出流动变得更加稳定。2006年外出农民工平均在外时间达到了9.4个月;同时流动劳动力同农业更加疏远,大量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会引起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且能够带动农村其他资源重新配置,对农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一)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小农经营向农业产业化转变
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改变着农村资源结构,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土不离乡”和“人离家不离”的流动方式下,农业的劳动力供给始终是充足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人地矛盾,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业资本的投入。但这时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未能动摇小农经营的方式,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自给自足特征明显,农户土地生产规模几乎没有变化,仍然以家庭为主要单位。
进入21世纪,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首先,不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流出农村后,专业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其次,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彻底流出农村,农村土地流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土地向未流动的农业户流转集中,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再次,劳动力离开农村后,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农业户生产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收入。农业生产从决策、种植一直到加工销售必须把握市场需求,这促进了农业的市场化。最后,由于单个农户难以应对农业市场化产生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所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统筹生产、保障自身利益就成了农户的现实选择,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组织化是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特征。由此,在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下,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方式开始确立起来。
(二)促使农业技术和生产效率突破瓶颈向高层次发展
在农业生产领域,很大程度上生产技术决定生产效率。而技术又往往取决于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以往我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资本向农业领域的渗透,使农业技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形成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劳动力流动有效地缓解了这一局面,并对农业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农业并不缺乏劳动力,不存在资本对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流动带来的非农收入增加了化肥、农药、良种等流动资本,提高了农业产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青壮年的外流使得农业劳动力整体偏向老龄化、女性化,但流动带来的非农收入转化为农业投资,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农业科技水平有所进步,农业产出并未出现下滑。1990-2000年全国每公顷粮食产量增长8.4%,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年均增长率为13%,但技术更先进、适于规模化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仅为1.4%,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层次还比较低、仅局限在家庭生产的小范围内。进入21世纪,在劳动力彻底性流出以及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情况下,资本开始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使生产效率更高、科技更为先进的设备得以广泛使用。2000-2010年小型拖拉机年增长率回落到3.7%,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上升到15.3%,增长速度远远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出而农业产出不降反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2000-2010年农业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39.8%。
(三)促使农业生产结构由自给自足向商品化和市场化转变
过去我国农业生产由2亿多分散的小农家庭承担,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相当有限,因此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并呈现出“吃什么、种什么”的典型的细碎化、分散化特征。20世纪90年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对大量的兼业农户来说,农业生产只是为了满足家庭日常生活,仍是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变化不大。进入21世纪,农村参与流动的农户比例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目的和农业产出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明显。调查显示,83.6%的专业农户收入完全依靠农业,其农产品商品化率为62.3%,明显高于兼业户的45.2%和非农业户的39.1%,农户分化趋势十分明确[7]。专业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方向,所以随着兼业户退出农业,专业农户承担农业生产,农业整体的产出结构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明显提高。2005年农村粮食人均出售量超过占有量,2010年其比值达到了1.2。另一方面,粮食作物比重降低而经济作物的比重升高。总体上农业结构逐步同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
四、基于超越对数函数的劳动力流动产出效应分析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是一种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具有易于估计和包容性强的特点,而且没有对技术进步的附加限制条件。相比常用的C-D生产函数,它的适用性和可靠性较高,可以更有效地研究生产函数中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准确计量各投入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关系。这里用超越对数函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业产出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其他要素产生的间接带动效应。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三大基本要素,分别用L、K、G来表示,Y代表农业总产出,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用E代表要素的产出弹性,得到农业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
可以得出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对农业产出的总效应:,经过分解可得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AL以及间接效用,包括资本效用AK和土地效用AG。且有
为了使研究具有连续性,实证分析样本选取1982—2008年的数据,农业产出选取不变价格的农业增加值,资本变量选取全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劳动力变量选取全国农业从业人员总数,土地选取全国农业播种总面积。在回归过程中发现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线性关系,具有多重共线性。用主成分法消除多重共线性,得到回归方程:
计算得出1982—2008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业产出的效应,部分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对农业产出的直接效应为负值,这说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反而不利于农业产出增加。劳动力流动的土地效应为正值,这说明农业劳动力集中在土地上,土地的利用率比较高,流动的资本效应为正值,这说明兼业流动使得农业投资增加,但总体规模较小,发挥的作用也有限。总的来说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劳动力流动对农业产出起到负面效应。到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流动的直接产出效应开始变为正值,这说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缓解了农业的人地矛盾,为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提供了契机,对农业产出的增长产生了正面效应。其次,资本效应的绝对值偏低且多为负值,这说明在农户家庭经营中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开始下降,来自农户的农业投资难以增长。再次,土地效应大多数年份为负值,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后,剩余的妇女、老人只能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土地的利用率有所降低。进入21世纪,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为正值而且绝对值增大,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彻底性流出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资本效应为负但绝对值较小,这反映出劳动力大规模、彻底的流出进一步降低了农户对农业的投资或者影响了资本效用的发挥。土地效应为负值而且绝对值较前期变大,这说明劳动力大量流出后,农村土地使用率加速下降,这与土地流转不畅有关。从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出农村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产出具有积极作用,但大量劳动力的快速流出不可避免地对农业投资和土地利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及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长期过程。受到我国社会所固有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资源配置结构产生着持续的冲击。新一代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激发了农村要素结构的重组,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和产出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业产业化初具规模,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如下:
第一,随着新一代劳动力的流出,农业生产者呈现老龄化、妇女化,对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1)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收益,吸引高素质人才。(2)加快农业生产组织创新,规范产业化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弥补劳动力流出后农业生产力的不足。
第二,土地流转与集中滞后。土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但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明显不足。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方式不够规范,土地流转的收益得不到保证,农民的积极性不强。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收入的保障作用对部分农户还很重要,这部分土地无法参与流转。对此,首先应当提供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方便和规范流转过程。其次,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农民流转收益。再次,要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第三,农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由此,应加大技术与资本投资力度,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业技术条件,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创新—教育—推广体系来降低生产成本。
第四,农业基础设施缺乏建设。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出农村后,部分公共设施缺乏维护,严重老化,不利于农业生产。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而且属于投资大、见效慢的公共产品,不能私人垄断。对此应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探寻新的建设机制,引导成立各种农户合作组织,集合众多农户和企业的力量,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共同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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