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制造业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航天产品的生产也逐渐从“小作坊式生产”向大批量集中式生产转型，国产航天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为了确保航天产品成批生产的数量及质量，适应新形势下对航天产品质量更高的要求，关键链技术在航天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成为提高航天产品生产水平的有效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关键链技术在航天产品生产管理中的必要性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其次指出了航天产品生产过程中有效应用关键链技术的优化措施，旨在从当下关键链技术应用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入手，对航天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优化。

【关键词】关键链;航天产品;生产;应用

随着我国航天产品国产化的进一步推进，航天产品的生产数量激增。航天产品种类繁多，且研制的周期短，传统的生产管理已无法满足当前航天产品的生产需求，不恰当的生产管理极易导致产品生产在质量与数量上出现问题。关键链技术能有效的在航天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开展产品质量的精细化管理，推行航天产品质量精细化管理，可以提升其质量管理能力，促进航天产品生产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在现有的资源配置下有效应用关键链技术才能缩短航天产品的项目研制及生产周期，提高其生产效率。因此，对关键链技术在航天产品生产中的应用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键链技术在航天产品生产管理中的必要性

关键链技术早在1997年就被提出并应用于生产管理，关键链技术的核心思想是就是用系统的思想，从整体的角度安排产品生产，即去除生产的单个环节的安全时间，把所有环节的安全时间放在生产流程的尾端设置“缓冲区”。[1]关键链技术可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而调整产品的生产进度，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水平。在航天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缓冲区”的设置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产品生产进度的合理安排，该技术既可以有效约束产品生产，又可以建立一种预警机制，避免航天产品生产逾期。关键链技术是一种先进的进度管理工具，该技术本就起源于制造业，其产品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大都针对制造业的生产，因此，关键链技术在航天产品生产中的应用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关键链技术在航天产品生产中的应用可以发挥其自身优势，提高航天产品的生产和研发效率。关键链技术可以根据整体最优的原则对航天产品生产的进度进行安排，充分利用航天产品生产的人力物力，实现航天产品生产的资源优化配置。[2]此外，关键链技术还会根据产品生产工期设立安全时间，避免了生产预期的发生，“缓冲区”的设置还可以从整体出发减少生产计划变更的次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进而促使企业加大在产品研发上的时间和成本投入，提高航天产品的研发效率。

二、当下航天产品生产中关键链技术应用的困境

（一）缺乏对关键链技术应用的重视

由于我国引进关键链技术的时间较晚，目前大多数的航天产品生产企业并没有对该技术形成足够的重视。部分大型航天产品的生产企业仍然采用传统方式安排产品生产，该生产安排方式已严重滞后于我国航天产品大量国产化的实际，不利于我国航天产品生产行业的发展。

（二）缓冲区设置不当

恰当的缓冲区设置是关键链技术发挥作用的关键。缓冲区是由产品生产各环节的安全时间形成的，若航天产品的生产者设置的缓冲区时间过长极易导致产品生产的数量难以满足需求，致使安全事件浪费以及生产逾期;若缓冲区设置的时间过短则难以在航天产品的生产中保证其质量，也不利于航天产品的研发。

三、航天产品生产过程中有效应用关键链技术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重视并利用关键链技术

新时代是一个信息化时代，要推动关键链技术的有效应用，首先充分应用信息时代的优势，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强对关键链技术的宣传，做到航天产品生产企业每一位员工的应知必知。此外，要在关键链技术宣传的潜移默化中改变航天生产企业领导的观念，促使产品生产领导重视关键链技术，并在航天产品的生产流程中应用关键链技术。

（二）恰当设置缓冲区，监控管理航天产品生产进度

关键链技术可以发挥自身的桥梁作用以对航天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监控和管理，缓冲区的设置也可以有效避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航天产品生产中有效应用关键链技术最重要的就是设立恰当的缓冲区。在安排航天产品生产的进度时，要充分考虑航天产品的自身特点，将关键生产环节的一半工期设为安全时间，并以此为依据将各生产环节安全时间总和的一半设为缓冲区。在实际的航天产品生产中要根据航天产品生产的特点设置合理可行的缓冲区，依据缓冲区的设置调整航天产品生产所需的资源，并对生产流程进行监督跟踪，确保航天产品生产的顺利进行，提高航天产品的生产和研发效率。

综上所述，将关键链技术应用于航天产品的生产领域，能够满足当下对国产航天产品生产质量与数量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航天产品研发的瓶颈问题。因此，进一步加强关键链技术在航天产品生产阶段的应用，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可以提高航天产品的质量水平与研发效率。本文深入分析了航天技术生产中关键链技术的应用困境，并提出了促进關键链技术广泛应用的对策，以期改善当下航天产品生产领域关键链技术应用的问题，最终提升航天产品的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1]于亚楠.基于关键链技术的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研究[D].山东：中国海洋大学，2015.

[2]黄茜.基于关键链的航天型号产品制造项目进度管理研究[D].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管理与信息技术学院），2015.

作者简介：

李欣（1968.10-），女，满族，吉林磐石人，研究生，项目管理，高级工程师。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陈昊宇，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作者单位：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生产性服务制造业论文范文第2篇

前言

10月31日，成功、精彩、难忘的上海世博会落下帷幕。正如许多专家先后提及，本届世博会给上海带来全面、系统、深远变革，如果说这种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有什么特色，便是对低碳环境的全方位聚焦和展示。世博会不但云集了全球最为先进的低碳环境技术、实践案例和操作方法，而且还以巨额资金将新能源、新材料、新设施等投入使用，社会方方面面也被动员起来，这一切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温家宝总理在世博高峰论坛“让世博精神发扬光大”主旨发言说明，传承世博精神已成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延续和扩散世博环境效应无疑是传承世博精神的重要体现。

世博环境效应有直接间接之分，所谓直接即世博会举办本身带来的日常管理不可能具备的环境改善，只是这种改善相比较的对象是“通常模式”，即世博会所没有的状态，至于这种效应有多大需要具体分析；所谓间接，即世博会申办、筹办、举办过程中出现诸多的科学技术、规范创新和治理机制对未来环境治理带来的影响，它不属于世博会本身效应，但确实因上海世博会才引致或加速实现，一般说来这种影响更为经久有效。本文主要探讨后一种影响，目的就创新各种机制确保城市回归日常管理环境效应能得以延续和传承。

一、上海世博会的特征和属性

分析世博环境效应首先需对世博环境效应本身做一番分析。上海世博会是由展览展示、文化活动和论坛研讨三部分构成的特大活动，大量参与性、环境影响性、文化推动性赋予其聚焦放大效应。然而聚焦放大只是形式，形式离不开内容，而内容无外是时间地点、目标人群、基础设施、媒体传播等方面（如图1）。

首先是时间，世博会运营虽只从5月1日到10月31日，但需经过申办、筹办和举办长达10年，而筹办、举办又可分世博经济、世博文化、世博社会、世博管理、世博主题等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复杂和艰难。其次是地点，上海是中国重要直辖市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头羊，目前正致力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建设，是一座正处于崛起进程中的全球城市，这种地理区位决定了世博会影响力不会局限于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区域性，必然扩展至全国乃至全球；目标人群是全球意愿参观者，其中主流为上海、长三角居民。再次是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效应，园区规划、住房配套、交通运输、展馆筹备、餐饮服务等等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对宏观经济的拉动，新兴技术应用而引致的物流、安保、票务、娱乐等现代服务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外先进技术展示和思想观念对公民素质的提升、国际多元文化和价值理念对城市性格的塑造等等，这些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随着配套硬件设施完善和轨道交通、房屋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城市更新加速、生活愈加便捷。如果说时间、人物和基础设施呈现的只是一种结果、一种静态的话，那么其确保这种结果的动态便是使世博正常运作的组织创新和工作机制。图2是上海世博会运作圈层特性。

最里层是包括活动、展示、论坛在内的各种具体活动和事件，外一层便是使这些事件得以实现的组织创新和运行机制，更外层便是组织这些机制和规章的城市管理框架和国家制度，最外层便是国际体系包括主办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世界整体舆论环境等等。世博会圈层特性说明世博会可从横向纵向两方向发挥出巨大影响力。横向通过主办城市、城市间区域合作机制、论坛思想以及参观者等途径和方式将自身影响力投射到周边、长三角、其他区域乃至全国、全球；纵向伴随媒介对游客和城市社区、农村持续渗透，影响力逐渐从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下沉到普通居民，上海整个城市系统被强力动员，动员过程中媒体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这种系统性、全面性，为确保高效运营，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予了充分支持，切实做到“举全国之力，集世界智慧”。

二、环境效应是时代赋予上海世博会的战略责任

任何效应持续和扩散都必须首先从价值上获得正当性，而正当性和时代主题存在因果逻辑，而时代主题又是当前最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如果说19世纪工业博览会追求的是钢铁般的科技力量，20世纪30、40年代追求的是和平信念，那么随着信息革命和后工业风险社会到来绿色转向便成为时代潮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长期支配了人类头脑、构建了核心制度、塑造了国家和城市战略走向，这种战略思想观念结出了城市化工业化这一累累硕果但也产生不容忽视甚至不可逆转的后果，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对人类生命支撑系统的侵蚀。面对环境相当程度的被忽视、环境治理机制的实质性缺位和环境责任的深刻体悟，以低碳为核心绿色发展不折不扣地成为时代主题[1]。世博会是思想的驿站，对城市系统影响不可能局限于物质和工业，也不可能局限于科技和经济，而在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诸方面都产生影响。“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说明21世纪世博会已从侧重物质、崇尚科技、重视经济、推广工业产品转变到教化人类、追求人文、倡导自然、实现精神、担当责任方面上来。由此以来，上海必须将自身融合进历史进程成为问题解决方案一部分。

三、上海世博会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散

上海世博会特征属性和时代责任决定其环境效应不应局限于一时而应具备充分的扩展性和延展性。直接效应是为筹办、举办世博会本身带来的，最突出表现便是世博园区选址而带来的对诸多污染企业的改造、搬迁，这一改造搬迁既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产业结构，有效减少了该地区排放；同时又通过建设大面积滨江绿地，增加“碳汇”。在“一减一增”中，世博园区成为未来市中心难得的“绿肺”，从而在物理形态上对上海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相比于形式上的直接环境效应，间接环境效应重点在于如何将上海世博会承担的战略责任转换为可持续的实际成效。战略管理学认为从战略责任到可持续环境效应产生需要一系列中间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的不仅仅是经验和技术，更是价值、组织创新、运行机制多方面的协同和融合。

（一）实现环境价值和规范对政治系统和全社会全方位输入，强化低碳环境社会共识

可持续的环境效应首先需要政治系统的价值和意识的“绿化”。按照系统论观点，政治与社会意识对政治制度、全社会行为有明显相关关系，其中政治意识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价值构成，而价值构成又决定着制度架构，而制度架构又从根本上约束着社会和市场，最终对个人选择和行为产生巨大影响。通常政治体系价值输入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源自民众权利觉醒和创新，另外一种类似“西学东渐”国际性输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规范一般通过知识、利益和制度对国内政策施加影响[2]，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多种场合提及“低碳发展”、“气候变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说明气候环境价值已成功进入中国政治体系中枢。然而政治中枢向整个政治系统自上而下传导、政治系统向全社会传播仍需要适宜媒介，由此世博获得了传播平台的重要性（见图3）。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与不同行为主体举办了一系列绿色、低碳活动，其中最瞩目的便是和上海市环保局、美国环保协会联合发起的世博绿色出行活动。2009年5月活动启动以来已穿越“长三角”16个城市扩展到全国，78家行业协会和企业承诺员工绿色出行上下班，172所学校近2万学生和家长填写了“绿色出行承诺书”，124个社区开展了各具特色绿色出行倡导活动，认建“世博绿色出行林”5000平方米。运营期间，世博局还采取各项措施鼓励参观者感受低碳环境意识，体验未来低碳生活方式。除了世博主管单位的官方行为，一些环保领域重要行为主体还配合世博积极宣传环保理念，比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起熄灯一小时让人们关注地球。世博不但贡献低碳话语，使环境价值和意识从上到下、从政治到社会全方位传递，还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低碳实践”。参观者可使用手机或者网上的“绿色出行碳计算器”直接计算自己参观世博的碳排放，在网上购买“碳指标”予以抵消；也可购买“含碳指标绿色出行交通卡”及其他“含碳指标世博纪念品”；还能直接参与种树等降碳活动，直接或间接降低碳足迹。通过系列活动和实践的开展，低碳、减碳话语和实践正式融入整合政治系统和日常百姓生活，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显著而深刻影响。

（二）促使低碳环境知识从知识共同体迅速走向社会，成为社会性的融合知识

实现可持续的环境效应不仅需要价值，还需要知识和制度[3]，如果说实现环境价值和规范对政治体系和全社会的传递是上海世博会战略重要性的初步体现，那么应该在“什么样”基础上实现“怎么办”扩散和传播更具有重要性，而“怎么办”的基础莫过于技术知识。世博园区是科学技术汇聚地，汇集了大量先进的低碳、节能、环保科技，出现大量低碳示范和案例，如对这些案例进行解剖分析不难提炼出以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和模式，如果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能将此标准予以推广，将产生异常广阔的效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具备系统知识的专家在政策制定和技术知识扩散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经纪人”角色[4]，然而环境效应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社会大众，如何将知识经纪人的专业隐性知识转化为社会大众的显性知识异常关键，世博会以其特殊性将最复杂、最深奥的专家知识直接转化成了最形象、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从而实现了由点向线、由线向面扩散，并逐渐演变为社会性融合知识。由此我们认为世博是推动知识普及的催化剂和最佳战略工具之一。

（三）不仅输入价值、传递知识更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制度创新

使环境效应得以延续和扩散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制度，然而制度构建成本异常昂贵，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世博会具有强烈的安全属性，而这种安全属性促使不同的行为主体尤其不同地域、不同隶属的政府部门为确保世博妥善安全运营不得不凝聚目标，形成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使协调成本大为降低；这种安全属性还将政府环境责任提高至史无前例的高度，改进政府环境执法的氛围和舆论条件，推动了区域环境治理一体化。这方面最突出的案例是2010年4月8日由环境保护部应急办组织指导，上海市环保局、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华东环保督察中心、江苏省环保厅、浙江省环保厅协办的上海世博会环境安全保障应急演练。如果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三省市环保部门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同一致、持久有效的区域环境治理机制，那么世博在促进制度创新方面就得以部分落实。同样令人关注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迎接世博会特意开展了“加强市容环境建设和管理600天行动计划”，通过该计划政府各部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责任机制、保障机制和动员机制，进一步梳理、整合部门分工、接点范围，明确和发挥牵头部门的协调沟通作用，将有关整改措施长效化、制度化，为未来类似行动奠定组织基础。在国际机制构建方面，上海世博会同样不逊色，2008年8月，由上海市环保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合作开展“上海环境友好型城市动议”项目，该项目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和专长，并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平台向世界展示上海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如果此项目在后世博机构基础上不断滚动，就会成为不断推动环境治理的一大机制。

（四）最大限度改变城市“生态足迹”的发展路径依赖轨迹，促使整个城市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改变

任何城市发展都离不开经济职能，而经济职能的核心便是产业结构和布局，产业结构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经济功能也决定了城市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城市。上海是一座迅速发展的全球城市，然而与这种趋势不相符合的是以钢铁、石化、船舶、汽车等构成的传统工业体系。这种传统工业体系会给生态构成沉重负荷，任何数量上扩展都会引致生态环境恶化，上海要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上海已将自身定位为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率先成为中国经济“领头雁”、世界经济增长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大力发展服务经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郊区城镇化建设。针对“十二五”期间上海将由“快速增长”步入“平稳增长”阶段，上海更加着力于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和水平，产业发展主线将从“战略性调整”转向“调整中加快提升发展”，并已制定高端制造、创新驱动、品牌引领、低碳发展为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将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作为九大领域重点投资。幸运的是，上海发展阶段、发展态势和发展目标与世博会宗旨、目标和手段天然契合，上海世博会新技术列表包括了上海欲以突破的几乎所有方面，技术展示为未来产业化提供了第一手技术参数和运营情况从而为后世博上海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准备了条件。上海世博会对产业结构贡献不仅仅限于高新技术产业本身还包括建立在创意和科技基础之上现代服务业。上海世博会需要门票、安保、审计、会务、生产等完善专业服务体系，也需要现代金融业，更需要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和高附加值休闲娱乐产业。通过对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海世博会环境效应得以延续和扩散。通过正确处理好国家战略和上海目标、产业转移和向外扩张、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服务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撬动“率先转型”、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支点和新的起点。

四、上海世博会实现环境效应延续和扩散的机制及相应优化

上海世博会要通过价值输入、知识传递、制度创新激励、产业结构变迁来延续和扩散环境效应。然而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方面都是时代主题演绎下的历史必然，是一种趋势，世博会在这种趋势中扮演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然而历史趋势代替不了动力机制的分析，宏观层面的变革也离不开微观层面演化，世博实现环境效应的动力机制和微观层面演化又是怎样的呢？世博具有聚焦放大效应，为保持妥善运行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予大力的财经技术支持，从政府到社会全力予以配合，不但摆脱了日常管理中的一些束缚，而且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国际资源也被有效动员从而成就了安全化。以安全化动力机制看待世博会就不难发现环境效应延续和扩散的强度和力度。直接效应方面，对污染工厂的搬迁和改造、以行政手段关闭重型污染企业呈现出了坚决的政治意志和行政主导。间接效应方面，环境价值对政治体系和全社会全面渗透、知识专家到社会大众的技术知识传递、围绕制度创新开展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均说明以安全化机制落实世博环境效应有其成功之处，也有其必要之处。这也从根本上说明世博会环境效应实质是政府主导下对低碳环境科技的大规模示范应用而衍生出来的政治经济态势。

正如任何安全化机制持续时间都是短暂的一样，安全化对世博环境效应延续和扩展也会产生某种限制。环境效应本质上属于日常管理，然而世博会安全化随着世博会闭幕嘎然而止，便和环境效应的可持续性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如果没有将这种力度和强度转化为制度那么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展就受到影响。任何长效机制建设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如果没有居民环境价值觉醒和环境需求，如果不能在环境价值和技术知识普及基础上实现公民对环境事务的参与管理，那么任何机制生命力都是有限的。公民参与的形式既可包括各种活动、社会中间组织，也包括专门的制度化渠道。世博局开展大量活动，取得异常良好成效；然而对社会中间组织的培养和制度化参与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尤其在吸引高学历、高收入的社会精英层公民参与方面仍然有着制度性缺陷。

世博的安全化动力机制使得承载着环境价值和规范的世博效应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安全化的缺陷便是无法实现对日常的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因此如何实现这一转换或者说软着陆便成为重中之重，而这一转换或者软着陆的基础便是价值、知识和制度构建。

价值方面，无论中央和地方都明确表示绿色发展将是下个五年核心主题，低碳环境纳入“十二五”整个规划，并决定将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作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这充分说明价值已彻底为政治系统所接纳，而社会对此也表示热烈欢迎，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属于世博贡献但世博在价值扩散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某种作用，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气候环境的关心。

知识尤其技术知识方面，世博科技列表充分说明世界低碳环境科技的历史趋势，仅仅展示作用极其有限，关键是如何积极推动这些科技的商业化和国产化，尽快以其可承受代价应用经济社会。笔者以为最好办法便是将后世博的园区建设成为全球技术交易中心和环境产品集散地，不但可以直接获取相关市场信息，尽快予以应用，还可以实现从市场中心这个位置本身获得诸多先机。建设这个中心的过程中能使全球低碳环境技术持续不断地汇聚上海，将最新的技术产品信息（包括技术信息和技术产品的价格信息）得以反馈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市场，这不仅是对世博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大，更是对中国经济如何发展一个新范式的思考。

环境效应延续和扩散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要成本，上海市政府以世博名义通过行政措施淘汰了落后产能关闭了若干重型污染企业，这是世博一大贡献，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摆脱了发展主义的经济激励，由此，逐步构建落后产能和环境有害产品的自然退出机制才最为关键。世博观点认为，构建这种机制并不仅仅是上海世博会或者上海市政府能做到的，需要中央政府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做出一系列的创新安排，对后世博来说，如果未来世博园区或者世博继承机构能够收集最为前沿环境产品价格信息，并与相对应的环境有害产品进行对比，那么这就不但能给予环境有益技术和产品以市场信心，而且还给那些污染性企业制造出了市场和道德双重压力。目前中央已明确将在未来几年征收环境税和碳税，这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来说是利好消息，如果后世博机构能跟进中央政策逐步落实相关举措，那么世博园区环境效应无疑会得到经久延续。无论价值、技术还是制度都需要知识。

知识传播最直接有效地方式是书籍，如果世博会能将所有低碳环境知识包括技术列表、城市最佳实践区、论坛展示展览活动所取得的思想成果经验总结、对人类探索城市发展共同智慧进行全方位的编辑整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不但能实现与广大民众共同交流的目标，而且也为城市管理者提供非常必要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五、结束语

正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册报告》指出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目前，我们有理由认为上海世博会也是对人类未来命运思考的总结，而这段总结，环境是最为突出和最具亮点的特色。上海世博会从价值规范、技术知识普及、制度创新激励、产业结构变迁等诸多方面推动环境效应的延续和扩散，因而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战略工具。上海世博会认为城市根本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生活形态最终决定着人类未来，因此理想城市绝不仅仅是具体实践、制度构建，还应内在地包括形上思考，这一形上思考的结果便是和谐城市。和谐城市不仅包括建筑、生产与自然形成的环境和谐，城市居民、政府、商业等人与人的社会和谐，而且包括了全球挑战、城市未来、道路路径等发展和谐以及人自身幸福、满足感体现出来的心灵和谐，正是在和谐基础上城市慢慢从物质聚合体演变为城市有机体最终进化为城市生命。

上海世博会提升了全社会的环境关注、使得群众环境需要指数急剧提升，扩散了技术可行性，推进了政府、企业和社会三部门的协调，从而为安全化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某种可能性。上海是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世博在这个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信随着后世博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关于世博档案、研究、信息的陆续发布，上海将再一次感受到世博精神的魅力，而环境治理也会因为这种精神而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4）.

[2] 于宏源.国际机制中的利益驱动与公共政策协调[J].复旦学报，2006（3）.

[3] 默罕·穆那辛何.直面应对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的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4] Hass，Peter.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 (6).

（责任编辑：文雪峰）

生产性服务制造业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设施、集聚效应、自然资源、制度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等要素，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

关键词：FDI；制造业；服务业；动机

An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s Based o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SUNHe，DONG Yu

(College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

Key words:FDI; manufacturing;services;motivation

一、相关文献回顾

传统的FDI理论主要研究FDI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这些研究主要是从跨国公司母国（即投资国）的角度出发，探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定因素。Hymer（1960;1969）和Kindelberge（1969）率先提出FDI的垄断优势理论，以产业组织学为基础，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拥有特定的垄断优势，包括来自于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凭借较高的金融信用等级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能力，管理技能的优势，以及规模经济方面的优势等。Buekley et al.（1976）提出内部化理论，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交易成本促使企业进行内部化，以内部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Dunning（1977）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方面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Verm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Kojima（1987）的边际产业论则是以贸易理论为基础。Vermon认为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相应地从生产率高的国家向生产率低的国家扩张，从而形成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边际产业论以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比较成本为基础，认为产业会从生产率高的国家向生产率低的国家进行转移。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着重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且研究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研究的角度主要从投资国出发。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FDI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FDI流入到了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是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使得对FDI的研究不断深化，视角逐渐多元化。特别是对影响FDI的行业和区位分布的因素，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韦伯（1909）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认为费用最小的区位是最好的区位。Krugman(1991)从区域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工业经济活动的集中性，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Dunning(1995)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及其成本，又要考虑聚集经济和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

伴随理论研究的发展，国内外对FDI动机和区位因素进行了数据上的实证检验。Woodward和Rolfe（1993）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指出，在对投资区位因素上，人均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区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集聚度和土地面积等因素具有正面影响，而工资、利润汇回管制、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具有负面影响。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借助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构建局部调整模型，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容量、基础设施建设、工资水平、优惠政策对我国吸引FDI有正向作用，并从FDI来源地不同的角度就华资和美资直接投资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华资倾向于出口导向型，而美资更倾向于市场导向型。Barrell(1999)发现，同特定产业相关的集聚效应对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国内也对中国FDI的集聚效应的原因作了很多研究。孙俊（2002）在中国FDI区位因素分析中，认为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吸引FDI有正的影响。吴丰（2002）从结构化的集聚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讨论了聚集效应和FDI的关系。吴先华（2006）等从FDI的流入地区分布特点，对长三角三省市的FDI做了实证研究，认为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总值、产业结构、制度等因素与长三角地区的FDI集聚有密切的联系，并以此判断了长三角地区的FDI类型。

以往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通常将不同时间段、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面板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分析，都隐含着一个同质性的假设，而这种假定往往同现实存在差距，上述的一些研究已开始把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不同的FDI来源地等差异放入到分析的框架中。本文在发现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上的集聚分布特点基础上，考虑到不同的行业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和优势的差异性，通过实证方法进行两个行业的比较，结合两个行业的特点分析并判断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的动机，为我国在两个行业吸引外资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提出差别化建议。

二、我国FDI流入的产业分布情况

从FDI流入的行业结构来看，我国FDI主要分布在工业和服务业中，而工业中制造业吸收的FDI比重最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一些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开始较大规模的项目投资，主要投资于重化工、大型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制造业FDI继续上升的同时，服务业中的FDI数量也越来越多。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FDI流入的绝对值在不断增加，而FDI的产业分布呈不平衡性发展，2000年以后，制造业中的FDI占总FDI流入的70%以上，服务业则维持在20%-30%，并在2007年有大幅度的提高，超过了40%。国研网数据显示，2001-2007年，我国累计引进的FDI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的比例为1.5:70:28。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累计吸引FDI占第二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93.89%，2008、2009年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仍然是吸引FDI的主体。虽然从时间上看FDI在两个行业中都有上升、下降的起伏，但总的趋势与总FDI流入一致，都成上升形势。

目前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据我国吸引FDI主要地位的现实说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我国利用外资和拉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这使得针对这两个行业的FDI流入情况的研究显得更有价值和必要。

本文就将探讨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动机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来自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导致流入我国的FDI产业分布特征的，并结合金融危机分析这种特征的变化，试图针对如何改善和适应后危机时期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出建议。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说明

本文在以往实证性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Dunning的区位优势理论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行业特点，设定以FDI为因变量，并选择了9个可能影响FDI流入的动机因素作为自变量，数据说明如下：

1.FDI：外商直接投资。取各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作为对FDI 的衡量，并按照各年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之所以选择实际利用金额，是因为其能更好的反映我国实际或最终利用外资的情况。

2.r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更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选取人均GDP来作为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

3.GDP/FDI：市场容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考虑当地的市场容量，在以往的文献中一般用GDP总量来反映东道国的市场容量，但本文将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平均的国民总值来衡量，因为这更能体现当地吸引FDI的容纳度。

4.GZ：工资水平。外商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往往要考虑到投资的成本问题，因此必定要关注投资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一般认为外商投资企业中职员的工资以当地的职工工资水平为标准［12］。所以本文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由于无法直接获取服务业的整体平均工资水平，因此这里将服务业中各细分行业的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的乘积总和再除以整个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来作为服务业整体工资水平。

5.JC：基础设施。同样考虑到成本问题，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外商进入该国投资的交易成本会降低，越能吸引外商的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包括交通、运输、通信等方面。这里，本文选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生产总值衡量。

6.FDI(-1)：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资。聚集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中不容忽视，Caves(1971)针对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高成本，指出企业往往采取一种“跟进策略”，即通常考虑其他外国投资企业的选择，在已吸收外资较多的国家进行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新进入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风险程度。因此，分别选取两行业前一期FDI的流入量来表明这种集聚效应对吸引外资的作用。

7.CY：产业结构。加入产业结构的变量，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一个国家中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越发达，对外商投资来说，能提供更好的包括成熟的生产设备、生产环境，以及较好的资本、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便利，对外资更有吸引力。第二仍然是考虑到集聚效应，它不仅体现在总的规模经济效益上，还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因此这种产业结构也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对外资进入这些行业的影响。本文选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度量。

8.ZD：制度。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在各行业的引资政策上有所差异，因此政策因素不容忽视。吴先华（2006）等提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就是国有制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持续上升［12］。因此文章选用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制度的变迁。

9.MY：对外贸易量。一国的贸易量是衡量该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一国开放程度越高，与国外的联系就越多，外资对当地的情况越了解，更能吸引外资对当地的投资。另一方面，从贸易与FDI的关系看，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在产品创新初期以贸易方式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当积累一定贸易量后，随着技术的国际转移，产品的生产会逐渐采取FDI的方式，因此贸易的积累也能反映FDI增长的趋势。这里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这个指标。

10.RS：自然资源。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外商直接投资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我国的自然资源丰富，很多外商进入中国是出于利用我国自然资源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商的出口导向动机。本文用农、林、牧、渔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度量指标。

考虑到FDI在1992年之后才开始大量涌入，又因为1994年之前中国汇率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时间跨度上选取1994-2007年这段时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各行业细分行业的划分，其中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由于很多数据的统计中没有服务业单独的数据，因此有关服务业的数据由各细分行业的相关加总而得。制造业则取其各年统计年鉴上的相应数据。以上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

（二）模型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以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从相关性检验表中可以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这将导致模型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对上述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多重共线性情况和降低变量的非平稳阶数。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做回归时，还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DF）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单位根检验得知，各时间序列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1%，5%，10%的显著水平上一阶单整，即都是平稳的。为避免直接对因变量回归出现伪回归问题，需要进一步对这些时间序列做协整检验，以考察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采用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

利用软件Eviews6.0对方程（1）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计量回归的结果来看，首先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与全国总的FDI相比，制造业的各变量系数更接近于总体FDI的系数，即两者有相同的区位因素特征。这也再次表明了我国FDI流入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特点。其次，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中发现两者在很多变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外商在两个行业的投资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动机。以下对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做简要的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rGDP）：从回归系数中可知，人均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FDI就将增加大约0.7个百分点，而且整体FDI和两个行业的FDI系数大致相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各行业的FDI流入的影响因素没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对FDI的流入效应具有普遍的正向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环境不断改善，GDP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世界GDP增长速度，人均GDP也有显著上升，使得人们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都得到提升。外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回报，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自然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2．市场容量（GDP/FDI）：对于市场导向型的FDI来说对市场容量的因素会比较敏感。从这个系数来看，制造业、服务业和整体水平基本一致，说明流入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FDI非常看重我国投资的市场容量大小。东道国的市场容量越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就越高。由于我国GDP 总量很大，制造业的FDI要比服务业多，因此服务业的市场容量相比制造业要大，但是在我国FDI流入总量中仍然以制造业占主要份额，这可能与各行业的开放程度有关。比如相比较而言，我国在一些服务业的外资政策上还未完全开放，存在一定的限制，这就导致了虽然服务业的投资潜力很强，但是实际数量却不高的现象。

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的FDI流入量大幅缩小，而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却继续成为主要的吸引FDI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后危机时期，中国不断增大的市场容量必将继续成为吸引世界FDI的主要因素。

3．工资水平（GZ）：工资水平是所有变量中唯一呈现负相关的一个因素，与预期的符号相符，但是对FDI的影响作用较小。首先说明我国在吸引外资上仍然具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目前对华直接投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中，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亚洲资本占主要地位，甚至超过美国等资本，而这些华资又主要投向于我国的一般加工类制造业，多以出口为导向，因此整体上看，流入我国制造业的FDI仍然体现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特点。对服务业的投资虽然越来越转向技术、知识型服务业，但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时间比较晚，加上在一些服务业上仍然对外资存在一定的限制，尤其是一些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而零售等传统行业则因为进入门槛低、限制少，成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这些传统服务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自然比较关心劳动力成本。其次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比如浙江、广东等地都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工人的工资在不断上涨。蔡昉（2008）提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再是“无限供给”的状态，中国将跳出“二元经济”。如果这样，那么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将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会较大程度的减弱。

4．基础设施（JC）：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帮助外商直接投资降低其经营成本，提高利润。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如高速铁路）投资计划，使得我国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大大加强，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一个越来越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但总体上这种促进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对制造业FDI的影响系数是0.17112，略高于服务业的0.107132，分别位于两行业动机因素的第五位。说明无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中，总体上看我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改善并不能显著地起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从以往研究FDI地区差异的文献中得知，外商对外直接投资并非不关心当地基础设施。韩燕（2008）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一书中提到，通常我国东西部地区FDI流入存在很大的差距，除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原因之外，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大差距也是造成这种吸引能力的原因之一，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需要一个完善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因此，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不强的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影响了整个行业的总体系数。但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东部沿海地区都是FDI流入的主要区位，占据了两行业FDI流入量的绝大部分；西部FDI比重较小，对整体影响不会很大。因此，文中所得的系数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说明，虽然我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对改善国内总体基础设施环境的成效并不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外商在对华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巨额的资本投入和巨大的投资风险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商更需要便利的基础设施。

5．集聚效应（FDIt-1）：制造业的集聚效应系数为0.60418，而服务业却为-0.202，两个行业在集聚效应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结果显示制造业外商投资更多的采取了“跟进策略”，这可能因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需要投入的资金更多、项目更大，从而导致了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大，所以更多的企业选择了这种“跟进策略”来降低风险。服务业中集聚效应为负说明先进入的服务业FDI对后进入的FDI产生了阻碍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目前的服务业还相对较落后，再加上我国现代服务业管理体制导致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滞后，FDI进入的壁垒高，使得市场容纳能力比较差，行业内的竞争非常激烈，从而形成了先进入者对后进入者的挤出效应，所以集聚效应并不构成外商在我国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动机。制造业在经济危机中遭受了重创，而服务业却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充分体现了其“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优势，因此我国服务业中的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将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6．自然资源（RS）：在自然资源因素中，制造业的系数也高于服务业，为0.414282，在这些因素中位于第四位，这说明FDI在制造业的投资仍然存在资源导向型的特点。而服务业的这一系数只为0.02831，两行业之间的这一差别是与行业特性有关。制造业中的很多行业，如纺织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等行业都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在制造业的FDI动机中体现出其自然资源导向性的特征。而相比较而言服务业中的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再加上服务业提供的是服务这种商品，其与工业中的实物商品有很大的不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比较小。

随着我国一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商为了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空间，正在向高新技术制造产业转移，增加研发、营销的投入等，因此外商对我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动机也正在逐渐从自然资源转向其他因素。

7．制度因素（ZD）：在制度上，服务业的系数高于制造业，说明在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受到的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大。由于许多服务业涉及到国家的一些基础性敏感行业，因此多年来该行业在我国的国有化程度一直较高，市场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例如电信、金融、邮政、水力等行业，一直是国有企业占有较大比重。而制造业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市场竞争程度比较大。所以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会更大。

8．开放程度（MY）：用进出口总额表示的国家开放程度，对FDI流入具有正向作用，说明自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通过贸易使得外国越来越了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资纷纷进军中国市场。两行业相比，服务业的系数较大，为0.26445，且排名也高于制造业。这说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服务业FDI的促进作用相对制造业而言更大。由于服务贸易的特点，各国对其的保护无法采取货物贸易中惯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方式，通常采取在市场准入方面予以限制。我国的服务业开放比较晚，199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开始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入世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协定书》，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服务业的市场准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了对服务业中很多行业外资的股比限制。而在制造业中，无论是对于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贸易，还是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一直是采取比较优惠的鼓励政策，“市场换技术”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说明。所以服务业对于开放程度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更加敏感。

9．产业结构（CY）：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改善，为FDI流入提供了生产配套设施和金融、服务、商业等环境。同时由于在分行业的回归中同样是使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总值来衡量的，所以还说明两个行业之间存在一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服务业需要得到来自制造业的支撑,制造业也需要服务业为其提供优质的中间服务。但是产业结构对FDI的拉动作用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各因素中的排名都很低，分别位于第七、第八位，以第二、第三产业总值衡量的产业结构在吸引FDI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服务业的这项系数显得更小，只为0.01782，远远低于制造业的0.12693。说明我国产业的关联性较低，没有起到相互支撑的作用。而且在产业内部尤其是服务业，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上下游支撑的垂直结构。

金融危机给我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是我国产业向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的好机会；同时更优化的产业结构能吸引更多的、更高质量的FDI，完善的上下游产业关联性能促进这种转移和作用的发挥。

总结以上的分析，对两行业中FDI的动机进行排序，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FDI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动机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从两行业的前四位动机来看，FDI在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主要看中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集聚效应、市场容量和自然资源。FDI在我国服务业的投资决定因素主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不断开放的市场以及制度因素。

五、 政策建议

1．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容量在FDI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动机中都占据了主要位置，并且巨大的规模和高成长性并存的中国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仍将作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因此，我们要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势头，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实现消费升级，以吸引更多的FDI。

2．针对服务业FDI中存在的挤出效应，应认识到虽然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鼓励FDI进入现代服务业，但阻碍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因素在短期内仍难以改变。对此，应加快对服务业的开放，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向高端技术或新兴行业和急需资金的行业流动，如交通、电信以及教育、卫生等事业。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促进服务业中正向集聚效应的形成。

3．针对FDI在制造业的投资仍然存在资源导向性特点，并考虑到目前在我国制造业吸引FDI中劳动力密集型投资多于技术密集型投资的现实。首先，应该鼓励外资流入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拉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污染的直接投资项目。同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升级。其次，还要注意资源节约和环保，对环境会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4．国家对服务业中的外商投资采取的长期谨慎态度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吸引FDI和利用外商投资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制度因素对服务业吸引FDI的较大影响促使我们应该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国内服务业积极利用外资。但在制定开放政策时，也应注意对不用行业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对那些已具一定竞争力或急需资金、技术引进的服务行业应向外资开发；对那些具有战略性地位但仍然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应逐步放开市场，避免外资在这些行业中形成垄断，甚至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

5．在继续加大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的同时，还应注意贸易摩擦的问题。经济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较大的影响了我国的制造业贸易以及部分服务贸易，对继续扩大我国两大行业的开放程度形成了外部约束。

6．工资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吸引FDI的作用和影响大致相同。我国在工资水平上的成本优势在不断弱化，工资的上涨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福利水平提高的象征。但同时工资的上涨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应该在适当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来吸引外商投资。对于基础设施，应加大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我国整体基础设施水平，并且在投资建设中要具体注意基础设施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此外，要重点发展制造业上下游产业和相关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咨询类服务业，为高端制造业和其他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便利的融资等服务，发挥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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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春雪）

生产性服务制造业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深入推进，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邢台市先进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乏力，现代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不足。对此，必须围绕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以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良好融合发展。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赫芬达尔指数;邢台市

邢台市地处冀中南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先进装备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已颇具规模。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邢台市建成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冀中南物流枢纽城市区，实现经济高质量赶超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迫切需要。

一、模型选择及行业选择

（一）模型选择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结合数据可得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对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度进行测算。赫芬达尔指数是两业融合度测算指标中较好的一个，是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使用较多的指标。其测算公式为：

其中，X表示各个行业总固定资产投资额，Xi表示第i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HHI的数值范围为[0，1]，众多学者将HHI值划分为0.2～0.36、0.36～0.52、0.52～0.68、0.68～0.84、0.84～1.0五个区间，分别对应产业融合度的高、中高、中、中低、底五个档次。

（二）行业选择

先进制造业是指不断吸收信息、机械、材料以及现代管理等方面的高新技术，并将这些先进的技术综合应用于制造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灵活生产，从而取得很好经济社会和市场效益的制造业总称。按国家统计局2016年出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方案要求，以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基础，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邢台市产业发展实际情况，邢台市先进制造业本文选取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7个行业来研究。

现代服务业既包括随着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兴服务业态，也包括运用现代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提升。按照现代服务业行业分类目录，结合邢台市实际情况，本文将现代服务业分为8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二、产业融合度测算

产业融合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化，逐步形成新的产业或新的增长点，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一）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本文所选数据均来自2015—2018年《邢台市统计年鉴》和邢台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2019年开展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未出《邢台市统计年鉴》，故尚无2018年的统计数据。

选择2014—2017年邢台市先进制造业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现代服务业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先进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指标，运用赫芬达尔指数（HHI），对邢台市先进制造业各行业之间融合度、现代服务业各行业之间融合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度进行测算，结果（如上表所示）。

（二）先进制造业各行业之间融合度分析

2017年邢台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有1 303家，其中先进制造业企業有531家，占比重为40.75%;2017年邢台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总产值为2 063.45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企业总产值为726.59亿元，占比重仅为35.21%。由此可见，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企业总数不少，但实现的总产值却不高，表明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低。

从上表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4年、2015年邢台市先进制造业各行业之间的赫芬达尔指数HHI分别为0.1981、0.1976，接近于0.2，本文按0.2算。2014—2017年，邢台市先进制造业各行业之间的赫芬达尔指数HHI在0.2～0.23之间，指数趋于稳定，均属于高度融合。

（三）现代服务业各行业之间融合度分析

2018年，从三次产业占比看，邢台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12.3∶40.8∶46.9，从历年三产占比数据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呈现出“三二一”发展新格局。服务业（第三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强有力地支撑了邢台市经济。

从上表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4—2017年，邢台市现代服务业各行业之间的赫芬达尔指数HHI在0.24～0.38之间，指数有轻微波动。融合度在2014—2016年有所下降，之后有所上升。2014年、2015年、2017年属于高度融合，2016年属于中高度融合。

（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度分析

从上表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4—2017年，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各行业之间的赫芬达尔指数HHI在0.28～0.52之间，指数波动较大。2014—2017年融合度逐年提高，其中2014—2015年属于中高度融合，2016—2017年属于高度融合。

三、产业融合度综合评价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得，2014—2017年，邢台市先进制造业各行业之间属于高度融合，指数趋于稳定;邢台市现代服务业各行业之间属于中高度融合，指数有轻微波动;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属于中高度融合，指数波动较大，且融合度呈上升趋势。

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呈中高度融合，说明两业之间有一定的融合基础。为了促进两业融合，邢台市先后成立了四家技术研究院，分别是河北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省轴承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河北省自行车产业技术研究院，使清河新能源汽车、临西轴承、沙河玻璃、平乡自行车这四个优势制造业集群向现代服务业中的设计、研发产业延伸，带动产业链优化升级。

通过历年的投资数据可知，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较小，是因为各行业的投资额基本均衡，变化幅度很小所致。一方面，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主要以生产加工为主，产业链较短，先进制造业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会计服务、金融保障、信息服务、人员培训等关键环节相对缺乏，因而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邢台市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占比较高;而金融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缺乏核心服务能力，对先进制造业支撑作用薄弱。这说明，邢台市先进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乏力，现代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不足，两业融合面临的问题亟待解决。

四、产业融合对策建议

新常态下，邢台市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趋势。

第一，围绕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促进两业融合发展。围绕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延伸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六大产业链，将零部件加工配套向成套整机延伸，将通用设备向智能设备、精密装备延伸，由原料加工向终端产品延伸。以研发、创新和增值为重点，不断提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设计、制造、销售和资源协同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同时在产业集聚地配套招商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快递服务、物流仓储、设备租赁等现代服务业企业，着力搭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大平台”，鼓励现代服務业集群化发展，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服务。如此，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可形成产业共融、资源共享、市场共用的发展格局。

第二，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两业融合发展。随着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信息化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传统制造业产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唯有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才能成功应对这一挑战。食品、纺织服装、建材、煤化工、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却也是邢台市的优势产业，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开展生产过程智能化改造，推广研发与制造、管理与生产、供应与销售、财务与业务的一体化应用，实现智能化管理与控制，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传统产业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促进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第三，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促进两业融合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离不开人才保障。邢台市距离北京、天津较近，由于人才虹吸效应，从事研发、设计、营销、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高端人才，更愿意留在北京、天津，邢台出现高端人才“空洞”，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势在必行。一方面，加快本地专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支持企业采用灵活自主的人才培养方式，培育工匠精神，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实施柔性人才引进政策，采用智力引进、业余兼职、人才派遣等多种途径引进急需人才。同时，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改善人才环境，提高人才待遇，真正实现招得到，留得住，以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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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朱森第教授谈先进制造业[J].表面工程资讯，2013，（6）：25.

[3]  张玲.三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J].市场论坛，2014，（1）：17-19.

收稿日期：2020-02-13

基金项目：邢台市社科发展研究调研课题“邢台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XTSKFZ20190025）

作者简介：孙丁娟（1979-），女，河北清河人，中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生产性服务制造业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来临，汽车再制造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从幕后走到前台。由于目前公众对汽车再制造产业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很多人认为汽车再制造产业就是汽车的以旧翻新产业，控制不好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对汽车再制造的理解与支持还不够。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总结国外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的一经验做法，加强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汽车再制造；发展模式；对策

汽车再制造产业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经济效益显著、环保作用突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发展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是实践循环经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同时，汽车再制造产业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各种新技术作为支持，更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我国汽车再制造还处在探索和示范推广阶段，汽车再制造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可观，我们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模式。

一、汽车再制造的内涵及国外经验

(一)汽车再制造的内涵

汽车再制造是充分利用废旧汽车产品中蕴含的二次资源，运用先进的表面修复、改造技术，按照严格的产品标准，使之恢复原有性能甚至形成新性能的产业化制造过程。大力发展汽车再制造产业，不仅能够提升我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也是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1　汽车再制造的特点。汽车再制造与正常的产品制造相比具有自身特点，集中表现为多重不确定性：(1)废旧汽车产品回收的时间、地点及数量不确定，给生产组织带来困难。(2)再制造产品的性能、质量存在不确定性。(3)再制造产品的可拆性、可回收性、再制造率及再制造工艺不尽相同，生产调度复杂多变。(4)再制造产品的周期、成本呈现不规则分布。(5)再制造产品目标多样，市场需求难以准确预测。

2　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模式。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模式是汽车再制造实践活动所具有特征的概括与发展构想的具体形式，它具有以下特征：(1)客观性。发展模式来源于客观实际，它是汽车再制造产业的具体实践活动属性的抽象与概括。(2)复杂性。汽车再制造产业涉及的因素纷繁复杂，促使其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基于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发展模式也只是汽车再制造产业某方面属性的表述。(3)双重性。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模式既包括现存的实际运作，也包括未来的发展构想。

(二)国外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经验

在发达国家，汽车再制造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运作模式和成熟的市场环境，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逐渐成为引领制造行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1　依法推进产业发展。汽车再制造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新技术作为支持，更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德国相继出台了《限制废弃物处理法》、《包装条例》、《限制废车条例》及《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对德国发展汽车再制造产业起到了最为关键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在美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要超过欧洲，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的管理政策。美国关于产品连带责任的法规，加之完善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严格限制了废弃物的填埋，降低报废汽车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为汽车再制造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2　有效的政策机制。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汽车再制造产业，2002年7月，国会审议通过了《汽车回收利用法》，并于2005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根据该法的规定，汽车用户需要缴纳回收利用费。为促进汽车再制造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加大资金投入，从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人才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给予汽车再制造产业支持，其中相关政策就有：对引进先导型合理利用能源设备给予补贴，其补贴率为1／3，补贴金额最高上限为2亿日元；对从事3R研究开发、设备投资、工艺改进等活动的各民间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享受政府贷款利率等。

3　全员参与。日本提出建立循环经济社会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广大国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企业和国民主动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工作，基本上达到了产业垃圾零排放标准。另外，日本消费者还要承担废弃物回收利用的部分费用。双轨制回收系统是德国循环经济的特色和创新，德国政府对废弃、废旧汽车施行付费制度，安排专人回收，从而最终进入回收系统。

二、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模式

根据我国现有的实践探索，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汽车再制造产业的经验，本文初步探索出适合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的三种发展模式。

(一)“五要素”联合发展模式

“五要素”联合发展模式是指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以关键技术为依托，以培育试点示范企业为中心，市场机制调节和公众参与双轮驱动等“五要素”共同组成的运行模式。“五要素”联合发展模式强调各因素的协调发展，优势互补，通过政府的引导、扶持，充分发挥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的导向作用，加强汽车再制造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建设，确立试点企业在发展汽车再制造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公众广泛参与的绿色消费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引导、技术支撑、试点示范、市场主导、公众参与”的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体系。

1　政府引导。政府充分发挥战略引导作用，因地制宜地组织编制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规划，明确近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和重点，研究建立汽车再制造产业标准体系，包括技术标准、基础标准等，逐步规范产业发展的保障制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资金及相关配套的产业扶持力度，鼓励汽车再制造关键技术的研发，完善回收体系，规范流通市场，稳步推进汽车再制造产业化进程。

2　技术支撑。加速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重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体系创新相结合，以恢复尺寸、提升性能的表面工程技术为支撑，以提高旧件利用率为核心，特别是要示范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再制造技术，不断提高汽车再制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3　试点示范。培育并继续深化汽车再制造试点企业的示范作用，有步骤、分阶段地扩大试点范围，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模式。汽车再制造试点企业要依据国家总体规划，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有竞争力的再制造工程，积极贯彻生产者延伸责任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生产者责任环节的延长，要求汽车再制造试点企业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考虑产品的可再制造性，主动设计出更有利于再制造的产品，形成从绿色设计一绿色制造一绿色包装一绿色运输一绿色销售一绿色服务一回收再制造全过程控制，避免资源化后再生产品与新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从根本上降低用于再制造回收的费用。

4　市场主导。发展汽车再制造产业，需要市

场机制调节价格关系，实现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自主地调节汽车再制造企业经营行为，从而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政府通过适当有效的宏观调控，以多元化创新市场化运作方式，用财税、行政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主要承担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职能，加强公共产品领域建设，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制度保障，确保汽车再制造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的统一。

5　公众参与。汽车再制造产业的发展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的倡导和企业的自律，更需要一个信息完备、渠道畅通、社会认知、全民参与的配套服务体系。应该鼓励绿色消费，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行为能力，在消费引导方面，各级政府作好表率，通过政府采购影响公众消费行为。此外，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还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监督的不足，从而改变需求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促使企业生产汽车再制造产品，最终使产业结构向着有益于汽车再制造的方向发展。

(二)汽车产业生态园区发展模式

汽车产业生态园区发展模式追求的目标是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将汽车生产的各环节，从设计到再制造，置于汽车产业生态园区内，按照汽车产业生态园区总体发展规划与布局要求，实施汽车再制造建设方案。在设计园区时，同时考虑企业周边的基础设施，设计出便于能量与物质在园区内流动的管理信息系统。园区内的企业相互依存，通过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同时，企业之间可以分摊废物管理、培训、采购、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的支付成本，共享管理、公共政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1　构建生态园区管理信息系统。汽车产品“从设计到再生”，即汽车使用到报废后通过回收、再制造得到再生或改进提高，使汽车寿命成倍地延长，并把输入端、过程中、输出端三个环节纳入管理信息系统。如，输入端——绿色设计，综合考虑汽车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在汽车设计之初采用绿色设计。过程中——绿色制造，将绿色制造理念贯穿整个汽车制造各个环节，做到与环境和谐发展。输出端——延伸产业链，重点抓好三个子系统：第一，废旧汽车交易系统。第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系统。第三，回收配件再生和利用系统。通过上述三个系统，达到节省资源消耗，降低维修和制造成本的目的。

2　建立完善的回收网络。汽车再制造企业与回收拆解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原生产企业的销售与售后服务网络回收废旧汽车，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通过提供拆解指导手册或者在企业网站上公布拆解技术信息等方式，为回收拆解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以促进回收拆解环节与再制造环节的有效衔接，形成以汽车再制造企业为主、汽车回收拆解企业为辅的多层次、多节点的回收网络。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废旧汽车资源化信息中心，建立信息网络和数据库，为汽车面向绿色产品设计、制订回收法规提供可靠的设计依据。

(三)技术推动发展模式

1　逐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产学研投入机制。加大财政对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汽车再制造企业增加产学研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产学研联合，以解决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加大科技开发力度，鼓励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各种形式、各种体制兴建汽车再制造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基地，组织实施重大技术攻关课题，力争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同时，进一步加大支持汽车再制造产业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攻关和示范推广，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推进汽车再制造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步伐。

2　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借鉴和推广成熟的运行机制和标准规范。整合区域现有的技术中心资源，开展技术战略联盟，构建行业共性技术开发平台。通过市场的利益机制、产权组织、战略联盟等方式，积极吸引优势力量参与资源整合与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在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之间形成区域网络，提高公共技术资源配置水平，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建立稳定的合作渠道，积极开发汽车再制造基础共性技术和专用技术，加快完善数据共享系统，逐步实现科技资源的全社会互补共享，推进汽车再制造产业协同发展。

3　完善再制造技术创新体系。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增加各级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鼓励银行贷款支持技术创新，加快形成汽车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体系。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形成多方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支持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通过引进技术、合作开发、联合制造等方式，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实施汽车再制造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整合行业和地方各种资源，逐步形成涵盖汽车再制造产业较为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和一批各具特色的行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一，发展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不会也不应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统一的时间表，汽车再制造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本企业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稳步推进。

三、促进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实施步骤

从目前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现状看，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问题，实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战略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引导。由于目前公众对汽车再制造产业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很多人认为汽车再制造产业就是汽车的以旧翻新产业，控制不好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对汽车再制造的理解与支持还不够。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就成为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和法律约束的强制力量来引导、规定、维护、激励汽车再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扶持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第二阶段，政府指导与市场推动并重。当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基本形成后，为了维护汽车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继续以约束和扶持的手段来支持产业发展，并不断修正政府的政策和完善法律内容，同时以市场的力量，引导企业参与汽车再制造产业的竞争和发展，达到两者的相互协调。第三阶段，市场主导。当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形成后，产业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用市场规律自身的力量来引导和约束企业的行为。在这个阶段，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已经形成，政府树立起强烈的服务意识，企业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企业的健康发展将导致汽车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促进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发展的具体对策

1　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在鼓励汽车再制造产业的发展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包括制定产业推进政策、技术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相关配套政策、管理服务政策、金融支持政策、舆论引导政策等，以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专项资金，带动企业和民间资金投资汽车再制造领域，推动其产业化发展。

2　试点企业示范带动。以试点企业为依托，通过产学研相结合并发挥以企业为主的自主创新，进一步加大支持汽车再制造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攻关和示范推广，推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大力推广双向物流3级4S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服务中心及相对应的地区授权服务点，实现市场销售、售后服务、技术支持、信息反馈“一站式”服务。

3　建立逆向物流管理系统。汽车再制造产业逆向物流涉及到再制造企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环节，要实施逆向物流，必须与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合作。由于供应链存在“长鞭”效应，为了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汽车再制造企业必须与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共享信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逆向物流信息管理系统，按照“规模化回收、科学化分类、专业化处理、无害化利用”的思路开展废旧汽车的回收与利用，对汽车再制造产品进行归类和分别处理，追踪闭环供应链的全过程，采取切实有效的全方位控制措施加强监管，进而实现管理科学、运转协调的汽车再制造产业逆向物流体系。

4　提高社会认知度。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目前还处于雏形阶段的探索期。因此，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展览、比赛等途径，向社会推广汽车再制造的制作工艺、理念、性能、特点、使用寿命等，逐步提高消费者对汽车再制造产品的认识，鼓励消费者和公共机构优先使用汽车再制造产品，鼓励以价格折扣、补贴、以旧换新等方式销售汽车再制造产品，逐步扩大汽车再制造产业的市场规模。同时，所有汽车再制造产品上均需标注“再制造产品”标志，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责任编辑：闫春英)

生产性服务制造业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培养方案总体设计的科学性和实施方案的合理性与人才培养质量紧密相关。制定一个基本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专业规范，以适应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本科院校的需要，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科学的关键问题。地方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担负着为地方及周边省份输送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因而既要保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划统一性，又要走竞争性差别化发展道路。从湖南省机械装备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重点领域的实际出发，我校提出了根据各高等院校优势传统行业，构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的特色发展之路。

［关键词］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总体目标

［

一、前言

为了真正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 号）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 号）两个文件精神，推动地方高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改和完善，在教育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关于《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研制要求》，研究并实践出适合于地方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本规范是十分必要的。专业规范是省属高校设置同一个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依据，也是同类型本科院校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满足并完成教学内容的最低要求。教育部也要求理工科各教学指导委员会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要求和教学改革的成果吸收到专业规范当中去，推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不断改革，形成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新机制。

自1998年教育部实行专业大调整以来，湖南省属高校设置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院校已经增加了湖南文理学院（1999）、邵阳学院（2002）、湖南工程学院（2000）、湖南工学院（2007）、长沙学院（2004）5所院校。从目前情况来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人才培养仍存在着不足，一是截至2013年底，全省开办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教育的高等院校达到16所，在校生达到3万余人，占机械工程学科四个专业学生总量的85%。然而，许多地方院校是在2000年左右由高等专科学校升为本科院校的，这类院校办本科专业的历史较短，师资队伍较差，办学经验不足，教学基础条件较弱。二是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企业在加工制造产品、加工设备、企业管理、技术支撑与售后服务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在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加工、精密制造、产品销售等领域就业，在研究院所、企业设计单位工作的毕业生越来越少。由于制造加工企业在生产产品、生产纲领、生产规模、用人定位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导致其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的需求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地方院校按照统一的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培养人才，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和企业的人才需求，因此，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教师，我们必须突出专业特色，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规范

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规范是地方院校保证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根本保证。指导性专业培养方案基本规范应该在教育部机械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规范的基础上，以及在根据社会与经济发展要求和确保该专业本科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做出相关规定，即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学生应该学习和熟练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然后结合各个地方院校本身的具体情况，在满足湖南省教育厅制定专业培养方案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传统优势学科的一些课程，从中体现出各个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

制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業培养方案指导性专业规范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要遵循规范与特色协调统一的原则，没有指导性规范就难以保证机械专业本科教学的整体质量，而整体统一又不利于各校办出特色和满足人才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二）要遵循夯实机械专业基础的原则，对专业方向或专业模块课程设置口径不合理的情况，要做足前期市场调研，再研制专业培养方案规范。

（三）要遵循规范具有较大弹性的原则，如课程门数设置、理论课时与实验课程设置，最好能够提出一个学时或学分的控制范围，给学生自主学习留出空间。

（四）要遵循核心内容最低标准的原则，标准过低则难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过高则不利于分类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规范是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项目，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在深入领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研制指导性专业规范的工作基础之上，广泛调研，深入研究，同时邀请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的专家、技术人员参与，并广泛征求工业界人士的意见，争取在2014年之前完成研制任务。湖南省教育厅高教处以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布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基本规范。

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立足于湖南省装备制造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为湖南省支撑产业——装备制造业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根据湖南省装备制造业对机械类人才培养的需求，培养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新能源机械、汽车制造与设计等行业人才是省内高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努力追求的目标。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为将湖南省装备制造业振兴实施规划（2011-2015年）贯彻落实，该规划立足于国家和湖南省重大工程建设的主战场，以国际国内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新能源机械需求为导向，紧跟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方向，努力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以中联重科、三一集团、湘电集团、江麓机械、南车集团等骨干企业为主体，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超级行业的企业集团，培育一批新型的制造加工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大力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发展一批高、精、新的机械产品，努力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装备制造基地。

湖南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重点归纳起来有四点，具体如下：

（一）加快发展三大优势装备，即工程机械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和输变电成套装备。

（二）培育壮大六大新兴装备，即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航空航天装备、船舶装备、数控装备、电子信息装备。

（三）改造提升四大特色装备，即通用石化装备（如鼓风机、离心机、压缩机、大型水泵及阀门）、冶金矿山装备（凿岩设备、重型挖掘设备、宽／中厚板装备、冷热连轧成套设备、冶金设备成套控制系统、余热回收装备、特殊用途的成套输送设备和有色金属深加工设备）、农业机械装备（农作物耕种收全程机械化装备、精制米加工成套设备、大中型拖拉机、节水型喷滴灌成套设备、农产品精深加工成套设备、农村安全饮水净化设备和轻型柴油机）、化工、轻工、纺织等行业机械装备（大型橡塑混炼成型成套装备、食品机械、造纸机械、包装设备、食品安全检测设备、高中档卷烟包装机械成套设备和新型纺织机械设备）。

（四）着力发展配套装备。湖南省早就明确地将装备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为了充分体现“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首先是服务地方经济”的宗旨，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时必须坚持以下三个基本原则：1.坚持通用机械与专门机械课程设置相结合，坚持机械基础理论与特色专业知识相结合，坚持传统基础理论与现代信息制造加工技术相结合，培养出适应湖南省及周边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需要，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兼具的复合型人才，适应和促进湖南省的装备制造业创新人才的教育理念。2.湖南省是装备制造业的主要加工制造基地，机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立足于服务湖南装备制造业，服务于地方经济，培养直接面向湖南省装备制造业的应用型创新人才。3.湖南省普通高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根据各自行业的背景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炼和突出自己的专业特色，这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须要协调、考虑的问题。

为此，湖南科技大学机械专业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如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机械维修、矿山机械、采掘机械、风力发电机构、流体力学等课程。

四、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基本规范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科生教育以培养机械工程宽口径人才为目标，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主题，培养掌握先进制造技术、信息化制造技术，具有现代机械设计、先进制造加工技术的良好素质人才，培养出从事机械设计与制造、企业管理、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试验与研究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二）业务培养规格

机械专业学生系统地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基础理论，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和生产设备的运行及试验研究，力求以最佳的经济效益生产出合格的机械及相关产品。同时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人文社科的基本知识，具有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电工电子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三）主干课程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工程材料、机械设计、电工与电子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数控技术、控制工程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等。

（四）专业特色

设置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的湖南高等院校，应该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特色，专业建设必须跟踪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对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状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掌握社会经济对人才需求的整体发展趋势。各高校应结合已有的学科专业优势，根据湖南省社会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找准湖南省装备制造业与本校传统优势学科的契合点，主动适应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本校机械专业的办学水平和竞争力。为此在机械专业培养方案中，可将特色课程放在专业方向模块中，发挥自己的已有专业优势，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湖南农业大学原来的农业机械和食品机械、湖南科技大学矿业机械、长沙理工大学的筑路机械、湖南工业大学的包装机械、南华大学的采矿机械、湖南工程学院的纺织机械等等。同时，各高校还可以通过企业走访、毕业生反馈、企业技術人员来学校座谈等方式，收集湖南省机械制造加工企业对机械专业人才的要求的信息，并实时地调整专业培养方案，使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能更准确地反映机械制造加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五、结语

基于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研制要求》，我校以湖南省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项目为基石，指明了适应湖南省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科学地构建了人才培养体系。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通过对现有教学资源的整合，突出了实践教学在整个机械装备制造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建设，对其他相近专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动和示范效应，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并为后续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课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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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覃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