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模式共生发展（精选6篇）
创新模式共生发展 第1篇
1 创业投资对产业创新集群形成的影响
国内关于产业创新集群形成与演化机理的研究大多数都忽略了创业投资的作用。实际上, 自从美国硅谷模式的成功以来, 学者们和各国政府逐渐开始意识到创业投资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创新集群的重要性。创业投资作为连接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的纽带, 其独特的投资模式对促进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1 创业投资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投资倾向
创业投资的投资特点与高新技术行业高度创新性、高风险性和高收益的特征决定了两者之间具有天然耦合的联系。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 创业投资对于高新技术行业具有很强的投资倾向性, 并且创业投资的投资对象总是集中在当时产业发展的前沿领域。例如在美国, 创业投资造就了一大批诸如微软、雅虎、思科、英特尔、苹果等高新技术企业, 创业投资对于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医药等产业的早期介入以及前期支撑的事实, 证明了它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先导效应[2]。创业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创新早期阶段的介入发挥着重要的带动作用:首先, 创业投资带动高新技术产业资本的形成和集聚。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投资数额大、风险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 传统投资方式难以满足其产业化的资金需求, 创业投资的出现则能够很好地克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所面临的资金瓶颈。一方面, 创业投资满足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 并通过相关资源导入吸引大量创业资本和其他资本跟进投资, 帮助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较快成长和产业扩张;另一方面, 创业投资的参与大大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成功率, 一个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对创业资本集聚产生较强的吸纳效应[3]。其次, 创业投资的集聚效应对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Saxenian发现, 创业投资在特定区域的集聚不仅能够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也带来了更多专业知识、运营经验以及产业关系网络, 这些资源是产业创新集群形成的重要基础[4]。创业投资集聚与产业创新集群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两者存在很多的交叉关系, 资本和技术的互补推动着双方集聚共生。
1.2 创业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
国外学者对于创业投资集聚的研究主要基于创业投资具有空间邻近偏好的假设[5], 他们认为, 创业投资的地域集中是由于创业投资活动的空间邻近偏好造成的, 即创业投资者喜欢投资于距离自己近的企业。更有一些国研究指出, 创业投资机构对本地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明显的投资偏好。Florida和Smith通过观察英国创业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发现, 位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的创业投资机构倾向于寻找集群内的企业进行投资[6];Powell等人的研究也发现, 在美国几个大的生物工业园区 (Boston、San Francisco和San Diego) 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7]。创业投资在本地集聚是产业创新集群形成的主要驱动力, 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本地创业投资行业的支持。王缉慈指出, 硅谷内衍生新技术企业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之强, 关键是创业投资在本地发展壮大为区域内企业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金融环境[8]。在创业投资的引导下, 各种创新资源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聚集在一起, 这种由创业投资空间邻近效应所产生的资源集聚环境有助于加速本地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尤其是当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创企业在向外部寻求资本时, 创业企业家为了接近资金、人才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来源, 往往更愿意选择在创业资本和高新技术企业密集的地区设立公司;并且随着区域的企业成功率的提高, 这将吸引更多创业资本和创新资源形成集聚, 这种由资本集聚与技术创新集聚形成的“马太效应”促进了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良性循环。
1.3 创业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
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资源因素, 更重要是由行业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所决定。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知识溢出的本地化是影响产业创新集群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原因[9,10,11]。笔者认为, 从创业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获得的知识溢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投资者与企业家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隐性知识溢出, 创业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能够为投资者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提供更多机会, 大大促进了投资者对企业家的经验交流和隐性知识的传播;二是由创业投资所推动的整个行业范围内的知识溢出效应, 很多创业资本聚集的行业具有明显知识溢出特征, 创业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能够帮助行业知识溢出在本地范围内实现最大化收益[12]。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看, 创业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对产业创新集群的影响在于为知识流动提供了便利。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知识资源 (特别是人力资本) 流动性极强的行业, 由创业投资空间邻近效应所导致的知识溢出为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提供了强化机制。首先, 创业投资与创新企业的空间邻近性增加了双方对产业集群的知识输入, 并逐渐形成产业技术创新的知识积累, 对于提高集群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其次, 创业资本在本地范围内从一个企业流动到另一个企业能够促进集群中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技术扩散和人才流动, 尤其为隐性知识溢出提供了条件;再次, 由创业投资推动的知识溢出效应促使产业创新集群逐渐发展成为两者相互融合的集群创新网络, 有利于形成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自我增强机制, 是提高产业集群内的创新产出与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源泉。
2 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共生系统
从上述分析可知, 创业投资的集聚效应与产业创新集群之间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关系。本文运用产业共生理论对创业投资行业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和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关于“产业共生”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尚未存在统一的观点。按照袁纯清对于经济主体共生关系的定义[13], 本文将“产业共生”界定为以不同产业或其业务模块之间存续性的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表现为在一定共生环境下共生单元之间按照某种共生模式所形成的关系。产业共生关系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产业链连接所带来的价值增值本质, 只要发生产业共生, 共生关系中的经济主体一定具有明确的利益追求, 虽然各个共生单元的职能分工有所不同, 但是它们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引导下形成有效的互动、协调与融合, 并发展成为一种超越市场和企业的组织形态———产业共生系统[14]。产业共生系统是一个中间型组织, 它由三大要素构成: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
(1) 共生单元。本文分析的是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之间的共生关系, 从产业层面来说共生单元主要是指创业投资集群与产业创新集群, 而从企业层面来说共生单元则对应的是创业投资机构与技术创新企业。
(2) 共生环境。共生环境是指影响产业共生系统形成的所有外部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能够出现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共生现象, 本文的共生环境主要是指能够吸引更多的创业资本与产业创新集聚的政策、基本设施和市场环境等。
(3) 共生模式。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形式, 产业共生模式存在卫星式共生、网络式共生等组织模式[15]。本文根据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阶段, 将两者的共生模式归纳如下:
一种是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模式。它是指在产业创新集群形成的早期阶段, 以某个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为主导, 其它与该投资项目具有产业联系 (上游、下游、相同节点) 的多个企业围绕主导项目进行运作, 一个或多个创业投资机构通过投资于主导技术创新项目, 待主导技术创新项目取得产业化成功后, 带动更多创业资本进入产业链上其它技术创新项目, 从而形成以主导技术创新项目为中心的卫星式共生模式 (见图1) 。
另外一种是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模式。我们知道, 一个创业投资机构不可能将其全部资本投资于同一个技术创新项目, 随着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壮大, 其投资对象的范围应该更为广泛, 有时候创业投资机构之间会相互共享某些信息和资源, 并相互合作联合投资于某些前景较好的技术创新项目, 多个创业投资机构同时投资于同一区域相同产业的多个技术创新项目, 先形成小范围的技术创新集聚, 待这些项目取得产业化成功后, 带动更多创业资本进入同一产业的其它技术创新项目, 从而形成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模式 (见图2) 。
3 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共生的理论模型
在产业共生系统的形成过程中, 初创、成长、成熟、衰退是其生命周期的四个必经阶段, 这在形态上与生物学的Logistic模型非常类似, 因此, 本文将创业投资行业 (以变量VC表示) 与产业创新集群 (以变量HT表示) 的增长曲线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假设变量VC (t) 和HT (t) 的演变均遵从Logistic规律, 两个产业的相互作用和关系通过方程中的系数ai和bi (i=0, 1, 2) 体现出来:系数a0、b0分别表示创业投资集群与产业创新集群各自的增长率, 若把两者看作是同一个产业共生系统的话, a0>0 (或b0>0) 表示创业投资集群 (或产业创新集群) 可以依靠系统以外的资源为生, 而a0<0 (或b0<0) 则表示创业投资集群 (或产业创新集群) 不能够完全依靠系统以外的资源为生, 显然后者是我们所关注的情况。系数a1、b1分别表示创业投资集群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密度制约, 一般假定a1<0、b1<0说明创业投资集群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增长受到外部资源环境的限制。系数a2、b2表示两个集群的相互关系, 当a2<0、b2<0时, 说明创业投资行业 (VC) 与产业创新集群 (HT) 之间相互竞争;当a2>0、b2<0时, 说明创业投资行业 (VC) 寄生于产业创新集群 (HT) 之上, 反之亦然;当a2>0、b2>0时, 说明创业投资行业 (VC) 与产业创新集群 (HT) 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
根据关于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增长曲线的基本设定, 下面基于Logistic模型对两种共生模式的演化过程进行理论建模。
3.1 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演化模型
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模式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创业投资机构是在某个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之后才出现的, 即创业投资机构依赖于产业创新集群的项目资源而生。假设创业投资行业和产业创新集群的固有增长率分别为rVC和rHT, NVC和NHT是它们的最大容量, 其中VC (t) NVC和HT (t) NHT反映了相当于NVC和NHT而言单位数量的创业投资机构或技术创新企业消耗的资源量 (假设总资源量为1) ;σHT表示技术创新主导项目每单位自然市场规模饱和度 (相对于NHT而言) 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水平的贡献, σVC表示创业投资机构每单位自然市场规模饱和度 (相对于NVC) 对技术创新主导项目产出水平的贡献。根据Logistic模型卫星式共生模式的性质, 本文设定以技术创新主导项目为核心的卫星式共生Logistic模型如下:
3.2 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演化模型
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模式假定产业共生系统中的创业投资机构和技术创新企业可以独立存在, 并且它们各自的存在对对方的产出水平 (或投资水平) 具有促进作用, 即σVC>0, σHT>0。根据Logistic模型网络式共生模式的性质, 本文设定以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Logistic模型如下:
4 模型的均衡解及稳定性条件分析
4.1 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演化模型求解
通过求解微分方程组 (2) , 可得出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演化模型的均衡解:表示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水平, 表示技术创新主导项目的产出水平。
根据产业共生的定义, 当且仅当上述均衡解大于零时, 创业投资行业与技术创新主导项目之间存在产业集聚共生的现象, 即
求解不等式组 (4) , 可得出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演化模型的稳定性条件:σVC<1, σHT>1, σVCσHT<1。σVC<1表示创业投资机构对技术创新主导项目产生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因为在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的情况下, 技术创新的项目资源较为稀缺, 创业投资机构之间的竞争将会变得十分激烈;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水平依赖于产业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主导项目, 而主导企业则对创业投资机构具有较大的选择权, 因此作为卫星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对主导企业产出水平的贡献并不明显。而σVC>1则表示技术创新主导项目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水平的贡献较大。作为产业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主导项目, 主导企业一方面通过自身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高速成长获得创业投资机构的青睐, 另一方面通过带动上下游以及同一节点企业的发展壮大能够吸引到更多创业资本, 促进整条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因此, 在技术创新主导项目的带动效应下, 产业创新集群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水平的贡献十分明显。σVCσHT<1表示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产业创新集群模式客观上要求技术创新主导企业本身的产出规模比较大, 而作为卫星的创业投资机构数目要比较多, 并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从而在整体上保证了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协调能力。
4.2 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演化模型求解
通过求解微分方程组 (3) , 可得出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演化模型的均衡解:表示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水平, 表示产业创新集群单个项目的产出水平。
根据产业共生的定义, 当且仅当上述均衡解大于零时, 创业投资行业与产业创新集群之间存在产业集聚共生的现象, 即
求解不等式组 (5) , 可得出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演化模型的稳定性条件:σVC<1, σHT<1, σVCσHT<1。σVC<1, σHT<1表示在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情况下, 创业投资机构与产业创新集群中的技术创新项目彼此之间对对方产出水平 (或投资水平) 的贡献不会太大。因为网络式共生模式更加强调的是维持共生单元之间的地位平等和收益分配均衡, 如果某个创业投资机构在资金规模、投资管理能力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等方面明显优于其它创业投资机构的话, 具有优势地位的创业投资机构完全可以忽略联合投资网络, 单独投资于多个技术创新项目, 那么网络式共生模式就失去意义;而某个技术创新企业在产出水平和创新能力上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况, 则属于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模式。σVCσHT<1表示多家创业投资机构与多个技术创新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彼此之间的贡献水平相当, 但贡献度并不是很大, 足以保证共生关系的长期稳定。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聚形成和演化的共生机制。研究结论表明, 在产业创新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 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共生模式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模式, 技术创新主导项目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水平的贡献大于创业投资机构对主导企业产出水平的贡献;而在中后期阶段则主要表现为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模式, 此时创业投资机构与技术创新企业的贡献水平彼此相当。
通过对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共生模式的探讨, 本文希望能够为地方政府以创业投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些理论指导。一方面, 地方政府可通过牵头组建以促进本地产业创新发展为目标的创业投资母公司, 吸引更多创业资本在本地集聚, 形成多元化的创业投资网络, 提高创业投资机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率, 促进创业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共生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创造和完善有利于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共生环境,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的良性互动, 为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共生系统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
总的而言, 创业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功能、资本集聚效应以及知识溢出效应, 能够促使产业创新集群逐渐发展成为两者相互融合的集群创新网络。
摘要：基于产业共生理论分析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演化过程, 根据发展阶段将创业投资与产业创新集群的共生模式划分为两种类型, 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主导项目驱动的卫星式共生模式, 研究表明, 主导项目对创业投资水平的贡献大于创业投资对主导企业产出水平的贡献;而在中后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多项目共同驱动的网络式共生模式, 创业投资机构与技术创新企业的贡献水平彼此相当。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创业投资促进我国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创新模式共生发展 第2篇
(一)国内研究综述
2013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家庭农场这一概念,以此构建新型农业发展体系,这使得家庭农场迅速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家庭农场展开研究。
在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研究上,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的现状,从资金、土地等方面展开分析。王建华、李俏(2013)指出,凭借家庭农场现有的资产难以得到银行贷款,导致机械化水平无法提高,限制了家庭农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汤文华等(2013)认为农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手中有地,心中不慌”的观念,造成了农村土地流转期限短、流转稳定性差以及不规范等问题,不利于家庭农场的长期稳定发展。胡光明(2010)提出当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存在土地承包难的问题,提出通过改革土地制度解决这一问题,为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在农业成本与效率的关系研究上,张忠根(1997)认为农业生产规模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较小的农业生产规模不仅会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交易成本,还会加剧农业生产效率与工作效率之间的矛盾,抑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效率低下。
(二)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家庭农场的实践早于我国,其在发展规模、生产效率、机械化水平等方面都优于我国。
在家庭农场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研究上,国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Heltberg(1998)通过调研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家庭农场发 现生产规 模与农业 生产率呈 负相关的 关系。Moreno-perez(2011)选取了美国一个1200多公倾的家庭农场为调研对象,发现该农场所需的经营人数仅3人,年收益超过200万美元,提出生产效率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有效提高。
在家庭农场发展模式选择的研究上,Barbieri和Valdivia(2010)提出家庭农场可采用多样化的经营方式,例如农林生态保护型、娱乐型等,通过新型的、多样化的发展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家庭农场组织形式演化的研究上,Allen和Lueck(1998)指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家庭农场的组织模式逐渐朝公司化发展。Brem和Kim(2000)通过调研发现家庭农场的管理方式与组织结构正逐渐公司化、企业化。
综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家庭农场发展已有一定基础,当前学者大多从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生产效率、模式创新等方面展开研究。我国家庭农场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发展机制等方面。目前,针对我国家庭农场适度规模这一现状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运作模式方面的研究也较为薄弱。
二、对家庭农场本质的理解
(一)家庭农场的提出及背景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家庭农场,指的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适度规模经营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为实现适度规模创造条件。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加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家庭农场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再一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大量耕地闲置或由留守老人、妇女经营,农业产出率低,生产效益差,农民收入低。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细碎化,小规模经营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还限制了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制约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等,最终影响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能有效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二)家庭农场的发展条件
1.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由农户承包,赋予了农户较大的自主性,农户各自独立地对农业利润与农业生产负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了大量土地闲置。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土地流转、规模化生产、转移劳动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农场以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为发展方向,需要通过健全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将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才能进行适度规模的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
2.机械化程度。家庭农场将农村闲置的耕地集中起来,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进行经营,但家庭成员所能提供的劳动力有限,在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必然离不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各种农业机械的使用可以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家庭农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分析
截止2014年底,家庭农场在我国一些地区已得到了较广泛地推广与实施,已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如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这些地区家庭农场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农村的经济发展。
(一)家庭农场发展的典型模式
1.上海松江家庭农场。上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城务工的农民能够平等享受各种福利待遇,因此,这些农民愿意将农村土地长期流转出去,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松江地区的家庭农场除了依靠家庭劳动力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外,在农忙时节还聘用短期劳动者以满足农场需求。在土地流转的问题上,采用村委会参与的方式,农民将土地委托村委会转给承租者,村委会除了能够监督土地的农业使用外,还能根据当地的农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控制每个承包者适度的耕地规模。在农场发展模式上,松江地区主要采用种养结合和农机一体的模式,将农作物种植与家畜养殖相结合,同时政府设置了农机补贴,提高机械化水平,此外,政府还在种粮补贴、农业贷款等方面给予了政策扶持。
2. 湖北武汉家庭农场。武汉要求家庭农场主必须拥有武汉农村户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以保障农场发展过程中对技术以及管理的要求,促进农场主在品牌打造中发挥作用。在土地流转问题上,武汉市规定流转土地的租期或承包期必须在5年以上。此外,武汉市还积极推进土地向龙头企业集中,鼓励文化程度高、技术水平好、拥有先进经营理念的农民以承租、承包、投资入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家庭农场的建设发展,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3.安徽郎溪家庭农场。郎溪以生产与经营为纽带,推广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产品销售一体化的家庭农场发展方式。郎溪实施多项举措保障家庭农场的发展,包括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实现生产作业全程机械化;采用订单式生产和上门收购相结合的方式保障销售;实行农技人员定向帮扶的制度;同时加强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合作,为家庭农场提供小额优惠贷款等等。此外,从2009年开始,每年郎溪县还对家庭农场进行评选,给予优秀示范农场现金奖励,极大地提高了农场主的积极性。
4.吉林延边家庭农场。延边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成立了多种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打破原有分散耕作、分户经营的模式,包括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推行“3+”经营模式,即“公司+合作社+农户”;成立合作社联合会,依托专业合作社网络,提高合作社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为农民提供清晰的市场价格指导、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服务,有效地规避了市场风险;设立土地承租成本保险以降低家庭农场的经营风险。
5.浙江宁波家庭农场。宁波的家庭农场采用面向市场、公司化的治理方式,所有的家庭农场需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宁波家庭农场的规模普遍较大,长期雇工现象普遍,经营效益好,同时农场主综合素质较高,聘用了农业发展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参与经营管理,保障了宁波家庭农场的高效发展。宁波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场与农业企业签订产品销售合同,鼓励家庭农场拥有自主商标权,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家庭农场发展的特点
1.规模小。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土地细碎化现象普遍,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正处于规模化经营的初期,规模大都较小,规模经济效果不明显,机械化水平较低。小规模一方面限制了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另一方面,由于农场规模小,难以承担农业设备的购买费用。
2.发展速度不一。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家庭农场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在经济发达、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及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家庭农场发展得相对较好;而在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非农就业有限,加上农业科技水平落后、土地贫瘠等原因,家庭农场发展缓慢。
3.农民贷款难。家庭农场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预交土地流转押金、购买农业生产设备等,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农场主贷款难成为眼下限制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明文规定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户就无法将土地作为有效的抵押物;此外,农业发展中的自然灾害及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都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银行对个体农户的放贷格外谨慎。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落实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依旧严峻。
4.专业人才匮乏。我国农民大都只有初中、小学文化,虽在农业种植生产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难以满足家庭农场对管理、经营、技术等方面的技能要求。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匮乏的现象,其根源还在于行业发展缺乏吸引力,我国农业种植区一般都分布在乡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收入水平较低,导致人才引进困难。
四、国外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的借鉴
(一)美国:家庭农场智能化
美国是世界农业生产大国,大豆和玉米种植广泛,其中大豆的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2%左右。美国农场总占地9.2亿英亩(约为55.89亿亩),平均每个农场占地418英亩(约为2539.35亩)。由于现代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美国农业产值占GDP的1.5%。
美国的家庭农场推行精准农业与农业智能化,借助全球卫星定位和计算机监控技术,农业生产效率高;同时,政府为农作物出口提供直接出口补贴政策,按出口量给予直接补贴,不仅提高了美国农作物在国际市场能的竞争力,也保障了农民的收入。
(二)日本:政府主导的高品质家庭农场
日本人口密集,土地资源匮乏,家庭农场以小型为主。日本的家庭农场推行循环生态农业,部分农作物喂养家禽,家禽产生的粪便发酵后还田作为肥料使用,污水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除了实现了资源合理循环使用,还提供了无污染、高质量的农产品,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每年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总额高达4万亿日元,农民收入的60%来自政府补贴。2009年,尽管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日本政府的农业补贴预算仍高达25605亿日元。此外,日本政府还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包括事业税、所得税、继承税、赠与税等,吸引了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三)加拿大:家庭农场现代化
加拿大是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现代化农业成为加拿大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这得益于加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大力推广。加拿大的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大,平均占地面积约300公顷,且专业性强,加拿大的家庭农场分为4类:饲畜业农场、谷物农场、农牧业混合农场和特种作物农场。
早在20世纪40年代,加拿大农业就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如今已全部实现机械标准化作业,生产效率高。同时,加拿大政府成立了信贷机构,建立了完善的农产品销售系统,并给予农民特别赠款和生产补贴,以鼓励家庭农场的发展。
综上三个国家,美国的农业和科技互相促进,农民利用科技来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又推动科技创新。日本家庭农场实现了农业和环境协调发展,既保护了环境、保障了农作物的质量,又增加农民收入。加拿大政府和农业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政府的系列政策又促进了农业发展。
五、家庭农场发展模式设计
(一)模式设计的基本理念———共生
共生指的是两种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紧密互利的关系,在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互相为对方提供帮助,同时,也获得多方的帮助,使所有成员彼此都得到好处。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由于我国农业收入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现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水平大都较低,人才缺乏这一问题突出;二是家庭农场发展需要土地的顺利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三是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都需要资金支持,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资金缺口问题,工商资本同时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和经营模式,但某些工商资本下乡的“非粮化”与“非农化”运作不仅影响了土地的规范有序流转,也与国家保护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的宗旨相悖。因此,基于共生理念对家庭农场模式进行设计,使家庭农场主、政府、工商资本相互协作、使各方都获利具有重要意义。
(二)共生理念下家庭农场的创新发展方式
针对我国当前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探索通过建立“家庭农场合作社”的形式将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联合起来,参考农民合作社的组建方式,基于共生理念组建家庭农场合作社,建立一种家庭农场主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合作互助组织。家庭农场合作社以成员家庭农场为服务对象,由政府牵头并给予一定的农业补贴,对内向各成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对外与工商资本、农业龙头企业、终端连锁零售商等接洽探索合作模式,同时与农科院、农业院校合作,为其成员提供农业生产、销售、资金、技术、人才等一系列服务。
通过“家庭农场合作社”与各方寻找多元化合作方式,既能促进当前规模小、基础薄弱的家庭农场发展,又能为各方尤其是下乡的工商资本寻找到商机,还能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
1.家庭农场合作社 + 农科院 + 农业院校。由于我国当前农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农业种植技术有限,亟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专业人才协助农业生产与管理。对于单个家庭农场来说,对接农科院引进技术、农业院校引进人才无论是在途径上还是资金上都存在较大困难,以家庭农场合作社的形式对接各地市农科院,由合作社内的众多家庭农场共同承担相应费用,最大限度共享农科院的资源及农业院校的专业人才,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和农产品改良,提高成员家庭农场产品的质量与产量。同时,家庭农场可协助农科院推广先进技术,并为其提供一定的实验基地,解决农科院实验基地不足,土地质量差的问题。
2.家庭农场合作社 + 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成员可联合起来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成为其生产基地或粮食原料产区,为农业龙头企业提供稳定的粮食。
通过家庭农场合作社 + 农业龙头企业的合作方式,家庭农场抱团与龙头企业合作,这是单个家庭农场实现不了的。在这种模式中,由家庭农场主根据龙头企业的需求为其提供大量粮食和农产品,解决了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农场主亦可得到一些新的品种;对大企业而言,粮食和农产品得到稳定持续的供应,可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对粮食和农产品的加工与贸易上,寻求更高的产品品质与口碑,实现家庭农场与企业的共赢发展。
3. 家庭农场合作社自有品牌打造。采用家庭农场合作社 +终端连锁零售商或餐饮企业的模式,通过与终端连锁零售商或餐饮企业合作,打造家庭农场品牌。家庭农场成为零售商或餐饮企业的产品基地,由第三方机构对农场品进行检验检疫,以保障食品安全;结合零售商或餐饮企业的自有物流团队,实现基地———货架——消费者或基地——餐桌,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保障农产品安全及新鲜供给。
对于终端零售商或餐饮企业而言,建立属于本企业的采购基地,掌握源头,保障食品安全及新鲜度,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对家庭农场而言,不仅能够提高农产品质量,保证销售,更有利于打造家庭农场专属品牌,以解决家庭农场后期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4.家庭农场合作社 + 工商资本。随着近几年现代农业的高速发展,高效、规范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以及各级政府对农业扶持补贴力度的加大,吸引了大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我国大量农村在发展过程中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工商资本下乡对进一步推进农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好处。因此,国家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民一起发展农业。工商资本下乡,有足够的资本承包土地,但由于缺乏农业种植技术、人才,无法经营好农田,一些工商资本甚至打着下乡的旗号,经营的确实与农业无关的产业,违背了国家引导工商资本下乡的本意。
将家庭农场合作社与工商资本合作,既可以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面临的资金难题,又能为工商资本提供成熟的农业生产团队,保障工商资本利润的同时又保障家庭农场的顺利发展,保障国家耕地面积与粮食供应。
摘要：在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的本质、剖析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五个典型实践模式、分析国外家庭农场特点的基础上,文章基于共生理念,结合我国国情与实践经验,对我国家庭农场运作模式进行设计,以期实现家庭农户、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
创新模式共生发展 第3篇
1 循环跟进——优化校本教研方式
在课程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仍处于被动状态, 其原因是教师缺乏对教与学问题的关注和提炼, 就事论事多, 不能持久跟进研究;注重教的研究多, 关注学的研究不够;个人研究时间较多, 合作交流机会较少等。使笔者深刻地认识到构建具有校本特色教研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而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构建了循环跟进式校本教研方式。
循环跟进式教研方式主要是弥补传统教研对问题持续关注、跟进研究和深入反思的不足。以教研组为基本单位, 充分发挥群体智慧, 对一个或几个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循环跟进式的研讨, 解决全组成员共同关注的教学问题。
循环跟进式校本教学研究, 强调以鲜明的研究主题为牵动, 以多元的形式为支撑。
1.1 确立鲜明的研究主题。
各教研组广泛收集每位教师提出的问题, 把本学科教学中发生的真实问题概括为有价值的教研主题, 再经过反复讨论转化为教师群体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把教研主题中的关键问题提炼成科研课题, 组织教师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系统研究, 形成解决关键问题的共享成果。这样的校本教研不沉迷于一时一事, 而跟踪关注关键问题的解决, 用科研的意识、科学的方法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关键问题, 有效地提升了教研的层次和品位。以主题为牵动, 使校本科研、校本教研、校本培训真正做到了有机结合, 形成了校本研修的新局面, 优化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环境。我校每学期初, 都以教研组为活动单位举办一次“问题会诊”活动, 引导全体教师动脑找问题、查原因, 定主题、思策略。
1.2 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活动。
概括起来有“一人同课多轮研究”、“多人同课循环研究”、“多人同课异构研究”和“异课跟进开放研究”等形式。
1.2.1 一人同课多轮研究。
其流程为:第一轮在一名年轻教师独立备课基础上, 教研组成员集体讨论, 帮助执教者改进教案后上课, 进行现场观课、评课, 由教务处、科研室人员及组内同伴针对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 通过集思广益共同反思, 执教者形成新的教案后再上课。第二轮在观课、评课基础上, 分析存在问题, 进一步完善教案设计后再上课。第三轮再观课、评课, 重点进行比较分析, 帮助执教者进一步完善提高。如此循环, 上课教师反思整个教学过程并写成教学课例。这一实践模式是我校进行课例研究和促使年轻教师成长的一个有效活动方式, 使一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在全市举行的9个学科“一赛五评”活动中, 本校有5个学科的青年教师取得了总分第1名的好成绩。
1.2.2 多人同课循环研究。
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教师的互动和主题的跟进, 即第一个教师上完课, 第二个教师针对第一个教师在课堂教学研究主题中存在的问题上第二次课, 第三个教师针对第二个教师在课堂教学研究主题中的问题上第三次课……多人同课循环研究活动能让广大教师切实感受到在课例研究中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对完善自我、重建教学文化、提高生成效应的魅力和意义, 激发了广大教师对课堂教学境界的不断追求。语文、数学等教研室几年来坚持多人同课循环跟进教学研究, 逐渐构建起优势学科, 打造出了业务过硬的教师群体, 近几年我校有百余人在国家、东三省赛课中获奖。
1.2.3 多人同课异构研究。
其流程为:教研组集体商定教研主题, 由两个以上的教师分别备课、上课, 全组教师现场观课、评课。实施这一模式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所选的主题具有一定开放性, 易于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教学创造性。广大教师在开放、多元的教学环境中, 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和做法, 在殊途同归扣主题的过程中, 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教学特色。我校化学教研室在微型实验课题研究中, 采用循环跟进、多人同课异构的方式, 彰显出不同的教学特色, 都使学生实现了由以往的验证性实验到探究性实验的飞跃。这一成果被有关部门推广到全国, 并在国家第十届化学年会上获奖;体育教研室的“分项教学”、“拓展训练”教学成果在东三省推广。
1.2.4 异课跟进开放研究。
这一方式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综合性, 把课堂真正变成教师与学生共同体验学习过程的场所, 形成了平等、和谐、多维互动的课堂氛围。使教师在每一节课中都关注学生的生命历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尊重学生个性差异, 出发点和归宿是使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收获, 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为此, 教师们不断完善互动对话的教学方式, 建立了平等交流的网络。坚持学生是互动中主体, 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用研究的视角不断梳理课堂, 从精彩的互动中捕捉亮点, 在关键的时机做动态的催生, 不仅在知识的增长点引导学生发现新知识, 而且在情感的生发处引导学生升华情感。课堂上被唤醒的学生积极彰显个性, 对问题的认知与探索方式常常多姿多彩、妙趣横生, 教师对学生的独特体验与感悟倍加尊重与关爱, 给予及时的激励性评价, 促进了学生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个性化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 实现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新提升, 本校有28名学生在省、全国奥赛中获奖。
“循环跟进”的校本教研活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其针对性在于要彻底克服传统的教研活动对问题持续关注、跟进研究和深入反思的不足, 以及教学年级变化出现的断档现象, 其目的在于经过循环跟进, 对共性的重大而障碍新课程实施的问题, 达到研究的系统性、连续性、精确性。在这些方面使全体教师真正弄清楚“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这样教”等问题, 从而实现在课堂教学理念的提升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2“两例”交流——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智慧
“两例”是指课堂教学典型案例和有效解决重难点教学问题的个案案例。把这些能够充分体现新课程理念和教学创新的典型, 在备课组、教研组、学年组和学校等不同范围进行研讨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 除了广大教师的研讨活动百花齐放, 形成新的共识以外, 还要广泛听取广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地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 进而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放到首位。
创新模式共生发展 第4篇
由于技术创新资源分布在不同的组织中, 单个企业为弥补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或基于共同利益, 会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 共同开展某种技术活动, 形成风险共担、成果共享、持续合作的运行模式。正如我国古老典籍《易经》中道思维的管理哲学所蕴含的“保合太和”的境界, 即是推崇事物的天人合一与和谐共生。“保合太和”是一种和谐, 也是企业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2]《易经》中道思维认为人与自然 (环境) 是一种共生, 应和谐共处, 农业科技企业与其技术合作的组织也是一种共生系统, 相互之间应合作依存而不应对立。现代企业作为一种类生命体应“顺天应时”——即遵循自然规律求发展, 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和谐状态。在《易经》中道思维中, 管理所追求的和谐即是阴阳协调。农业科技企业与其共生系统间相互协调配合, 人的创造性与技术创新才能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企业如能充分领悟和谐共生的关系, 理解到《易经》“保合太和”的精神, 便不会一味追求“独享型利润”, 而会更加看重企业间的合作, 看重获得共享型利润与长期利益。而现代共生理论作为种群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其主要研究内容也是种群之间信息传递、物质交流、能量传导及合作的共生模式。处于技术创新中的农业企业为获得合作伙伴的互补性技术进行的经济协作活动, 恰恰是事物和谐相处与共生理论中一个较高层次——共生管理模式的形成和运行过程。
一、农业科技企业共生管理模式的形成
中道思维最重要的是思维特质是人际互动的情境网络。[3]本质上说, 中道思维是一种复杂且动态的思维过程, 在动态的社会情境中, 个体不仅要持续地观察内在的自我感受、外在环境需求以及他人的感受, 还要能够调和内外在之间的落差, 进而达到平衡的状态。中道思维以“保合太和”作为管理的最高境界, 以“权变管理、人为为人、刚柔相济”为管理原则。[4]我国学者苏东水和 (台湾) 曾仕强对中道思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将其引入管理学领域。笔者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将中道思维界定为企业管理通过整合外在条件与内在需求, 为达到“保合太和”的目标, 依据“权变管理、人为为人、刚柔相济”的管理原则, 所采取的互惠互利的共生行为和思维方式。
正式依照这种中道思维中的“保合太和”理念, 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智慧型生命体, 在应对复杂多变的企业生境时, 即会表现出种种“共生”行为。借鉴生物共生定义, 王宇露、石冶 (2008) 认为, 企业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在共生基质存在的前提下, 处于特定共生环境中的共生单元通过一定的共生界面, 形成了特定的共生模式。[5]
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共生管理模式是指企业与生境中其他生物因子, 基于某种共生基质, 通过共生界面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产生和分配共生能量而形成的一种具有“保合太和”境界的组织间关系 (如图1所示) 。对于农业科技企业来说, 其技术创新管理的核心在于协同不同创新主体的技术资源, 即技术创新合作环境中的自然人、法人、科研院所、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当地政府和专业合作社等为实现共同的利益, 在研究、生产、销售等领域中以技术资源要素的移动和重新配置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经济协作的管理活动。
农业科技企业共生管理系统的各要素以及技术创新合作的支持系统, 在不同层次上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由农业科技企业各共生体组成的技术创新共生管理模式。如果把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看成是一个共生体, 其共生单元就是参与技术创新合作的农业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校。这一系统中的共生要素, 包括政府、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院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市场、金融机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场、农户等构成了农业科技企业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 [6]它们是形成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共生体的基本物质和共生界面。
农业科技企业共生管理系统从上游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业科技企业的研发部门到中游的技术创新协作中介机构、从事农业创新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及部门等, 再到下游的农业科技产品的推广应用部门、农户专业合作社和经销商及最终市场, 加上政治、经济、文化、气候等环境因素, 共同发挥着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态系统的信息流动功能、价值增值功能、生态逆转功能、企业群落集聚功能、产业扩散功能、资源再生功能等, [5]从而推动了整个农业技术创新共生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协同进化。
当前, 我国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共生管理模式主要有四种类型, 这四种类型的共生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道思维“保合太和”的和谐共生境界。
二、互惠共生型管理模式
共生中的技术创新管理是对人才、技术、信息、资源、资金的协调, 《易经》中道思维认为, 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 要实现“天人合一”目标, 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作用, 发挥人的创造性、积极性与互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则有赖于技术创新源、市场管理经验、资金、信息以及政策的正确性与互补, 并配合适当的时机和位置。
在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合作实践中,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就是一种典型的互惠共生体。正如《易经》泰卦及比卦提到的技术流和信息流交互通泰, 以联结为强固的同盟关系, 从而使双方产生双赢的局势。高校或科研院所为企业提供科研成果、创新信息、中试设备及培养人才;企业则为高校或科研院所提供市场信息、资金等支持, 同时进行产品开发、工艺开发和市场开发, 将科研成果商业化, 完成技术成果的成功转化, 从而使双方形成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 [8]如图2所示。
这样的管理模式以“互惠共生”为特点, 主要是基于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共建研发机构、联合攻关、技术入股和“一对一”的技术联盟等形成的合作。这种合作参与者少, 便于管理, 但不能满足涉及多个领域重大研究项目的要求。在互惠共生的合作模式下, 各方既可以保证分离后独立生存, 又在某种共生方式下紧密结合, 通过功能互补, 使各方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达到双赢或多赢。
如江苏新天地氨基酸肥料有限公司和南京农业大学共同申请了江苏省固体有机废弃物资源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同年被江苏省科技厅正式批准立项建设, 并与国家教育部立项的资源节约型肥料工程中心一同合作创建省部级技术创新平台。该平台总投资2300 万元,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该平台已取得了多项成果。对于企业来说, 该平台有效地将教师无形的科研成果转化给企业, 从事有形的商品有机 (类) 肥生产, 取得了经济、环保与健康的高附加值收益。而对于学校来说, 学生通过所获得的知识和教师共同进行创新性研究和创造发明, 将发明出来的成果申请专利。这种通过产学研合作平台, 授权企业从事实际生产, 企业赚取合法利润, 实现企业的健康增长。同时部分利润反哺产学研合作平台, 用以加强师资以及添购新的设备, 训练出一流的学生, 从事创新型研究和创造发明, 而教授、学生、企业和国家经济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该平台的运行机制为创新型科研、高级人才培养与专业化公司三驾齐驱, 形成了一个互惠共生体。
以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该公司创立于1983年。从当初的七户八股8000元资本起家, 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以养鸡业、养猪业、养牛业为主导, 兼营食品加工、动物保健品的跨行业、跨地区发展的大型民营股份制畜牧企业集团, 目前已建成30多家养殖分公司, 是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和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之一。自1992年温氏集团以10%的股份力邀华南农业大学技术入股, 首创高等院校持股加盟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以来, 双方以股份为纽带, 达成了长期技术合作协议, 紧密联系在一起。高等院校科研成果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如“优质肉用种鸡健康高效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在温氏集团各种鸡场应用一年多来, 主要肉用种鸡品种累计合格种蛋数增加5枚左右, 产健苗数增加3～4只, 鸡苗生产成本降低8%～10%, 鸡苗年总产量提高8%～10%, 每年为温氏集团公司降低2000万元左右的鸡苗生产成本, 新增值在6000万元以上, 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温氏集团依托与华农大在肉猪方面的产学研合作, 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瘦肉型猪选育、安全生产示范基地, 培育出肉猪新品种 (系) 8个, 研究技术23项, 开发新产品4个, 建立了全国最大的肉猪繁殖体系, 育种水平居国际先进水平, 瘦肉型猪疾病控制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9]同时, 温氏为华农大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实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温氏集团每年从总产值中提留0.15%作为企业的研发经费, 除用于自主创新外, 还向各产学研单位提供科研经费, 对企业存在的技术难题进行攻关。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集团合作后, 集团公司丰富的生产实践、大量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科研大舞台, 解决了以往老师找课题难的问题。通过这样的功能互补, 使各方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三、资源共享型管理模式
在制约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的因素中, 资源不足是一个关键问题, 特别是对中小民营农业科技企业来说, 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在于资源稀缺。
出于对资源配置的需要, 众多相互关联的企业选择以资源为纽带共生在一起, 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创新。这样的管理模式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从而克服了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 (如图3所示) 。
“资源共享”型共生体能够提供农业科技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等产品。而且地理上的集中, 可以使企业间分享共同的信息资源, 拥有共同的专业人才市场, 共同承担创新风险, 共同吸引风险资金, 相互利用对方的创新特长, 互为创新成果的传播者和使用者。[10]
宁海县海联牧业有限公司就是“资源共享”型共生模式的受益者。公司位于浙江省东海岸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区内, 牧场占地面积44.25亩, 年存栏生猪6500头, 出栏12000头, 日产尿液达20吨, 加上猪圈日用水冲洗量, 达到了130吨。这些养殖污水如果直接外排, 将给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金龙浦合作社是以引进和培育种苗、种植精品西瓜为主的农业龙头企业, 现有核心基地500亩, 合作生产基地2000多亩, 合作社员268户。为了解决畜禽污水对周围环境的污染问题以及降低生产成本, 经过论证, 遵循农业生态学规律, 企业决定采取资源相互综合利用的方案来解决此矛盾。海联牧业将养殖污水用于发展沼气, 将沼气用于牧场内的燃气、照明、取暖, 并供附近群众燃用。而沼液由海联畜牧通过管道输送到金龙浦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基地, 为发展有机西瓜提供了优质肥料, 彻底解决了沼液的二次污染。沼液用于130亩精品西瓜上, 为金龙浦农业合作社节省了每亩200～300元的化肥资金。沼液、沼渣作为有机肥料, 养分全面, 能明显提高农产品质量, 是农作物无公害、绿色、有机栽培的理想优质肥源, 金龙浦农业合作社的“冰棋棱”西瓜用沼液、沼渣作肥料, 由于其品质上乘, 每个卖到100元, 经济效益明显。
四、协同竞争型管理模式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日益重要且频繁。农业科技企业类似一个生物生态系统, 相互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小社会。如同生物种群一样, 竞争在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共生体中普遍存在, 使农业科技企业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动力及高度警觉和灵敏性, 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然而, 在共生群落中的竞争, 并非是单纯的利害冲突的竞争关系, 更多的还是共同发展的协作关系。农业科技企业之间既是敌人, 更是伙伴 (如图4所示) 。
《易经》所蕴涵的“保合太和”的管理价值观和管理目标追求, 启发着管理者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自强不息, 以便化冲突为和谐。其中和思想显示, 当人们依据“中”的原则, 使阴阳两种势力相互配置得当, 谐调相济, 协同竞争, 形成一种优化组合, 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 从而使事物得以亨通。协同竞争也是农业科技企业共生链式合作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 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发展。农业科技企业间的这种协作竞争关系既提供激励, 又避免了过度竞争。
美国亨氏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番茄酱用户, 番茄制品的全球年采购量约为35万吨。其中80%是高粘度的热破产品。而作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番茄酱生产企业, 中粮屯河的产量占国际番茄酱市场贸易量的17%。在新的经营理念指引下, 中粮屯河向享氏伸出橄榄枝, 其管理层赴美考察美国农业种植情况和市场情况之后, 从战略高度对屯河“产业的出路在于农业”的思维重新进行了强化。一方面, 开始注意引入了先进农业种植技术和配套机械, 带动番茄种植科技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 屯河管理经营层上下提高了对农残问题的关注, 开始着眼于建立“良好农业生产规范体系”, 加强了产业检测中心的能力, 希望通过与亨氏公司的合作, 学习美国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 提升屯河番茄的种植水平, 提高产品的质量, 使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2005年, 屯河与亨氏签署了农业项目合作协议, 亨氏公司提供品种并负责技术指导, 屯河方面进行组织实施和对项目基地进行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 亨氏公司派出了栽培、育苗、机械专家现场指导该项目的实施。屯河方面则由公司领导挂帅, 组织股份公司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分公司成立领导小组, 并成立了项目部, 投入资金200万元实施该项目。在双方的全力配合下, 通过采用秋季起垄技术、宽行栽培技术、机械移栽和采收技术、科学灌溉技术和配方施肥技术等新技术, 项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示范基地最终商品单产达到4995公斤/亩, 较当地平均产量提高了10%。生产出了1000吨高粘度的超级热破产品, 达到了亨氏公司对于高粘产品的质量要求, 这批产品直接销往美国市场。
如果一个企业认为自身部分能力不足以占有竞争所需要的相应资源, 其获取进步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合作实现共同致富。同样的, 农业科技企业要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就必须坚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设计, 与业内企业实现优势互补, 化过度竞争为协同合作与良性竞争。
五、区域网络型管理模式
采用“区域网络”型共生管理模式的农业科技企业, 其技术创新实际上是以产业关联为基础, 以地理靠近为特征, 以设施配套、机构完善为支撑条件, 以文化融合为联结纽带, 形成本地化的区域创新网络 (如图5所示) 。
“区域网络”型管理模式中的农业科技企业围绕着中心社区结成网状共生体, 进行资源的交换和创新的合作。中心社区中的多个企业与多个创业中心、科研机构、高校、金融机构、服务咨询机构共同参与重大、复杂项目研究开发, 更好地体现着中道和谐。这种由多个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网络”型共生模式, 结构最为复杂, 管理难度大, 但在规模、实力上却表现出强大的优势。网络式共生模式中, 正如“保合太和”的特质, 使企业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 在具有较强实力的同时, 注重提高企业的灵活性与柔性, 搞好企业文化柔性、目标柔性、组织柔性的建设工作, 同时还要求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机构、培训机构等配套健全, 使各机构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依存关系, 且有着强烈的社区共荣意识。
湖州紫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省湖州市一家大型绿色农产品生产企业, 拥有3个专业合作社、2万余订单农户和一个位于太湖南岸的数千亩无公害绿色示范基地。公司所在地八里店镇紫金桥村位于318国道沿线, 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 但多年来区位优势未得到合理利用, 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 种、养殖业发展缓慢, 规模经营发展不畅。而湖州紫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立, 则将紫金桥村周边的企业、创业中心、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服务咨询机构等有效地利用起来, 带动了全村的发展, 并辐射到周边。公司借助紫金桥村农业自然资源优势和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 和吴兴区政府、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签订了三方协议, 依托浙大科技支撑, 发挥民间资本作用, 使鲜食玉米研究中心项目顺利落户到紫金桥村, 并建立了300余亩的核心示范园。公司实现了将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借力发展、借智发展, 迅速做大做强。
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由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 (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 (集团) 有限公司、锦江国际 (集团) 有限公司的相关资产集中组建而成, 资产规模458亿元。近年来, 集团致力于高科技技术的研发创新, 设有光明技术研究中心、冠生园技术中心、梅林正广和公司技术中心以及上海市奶牛研究所等科技研发中心, 仅2006年一年就获得国家专利授权16件。集团利用其广泛的业务网络, 与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同行业企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区域创新网络, 如国际知名品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达能、三得利、麒麟、统一、谢赫、大金等。与业内各大企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合作不仅表现在共同启动新产品的研发, 还有贸易流通、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信息网络建设等。
六、启示
新时期, 农业科技企业面临的是一个由共生各要素组成的技术创新支持系统, 在不同层面上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技术创新共生模式。从上游的研发到下游的推广应用, 各共生单元紧密协作同时又发挥着不同作用。这其中还伴随着共生单元的选择与匹配、共生基质的互补和优化、共生界面的建立与顺畅以及共生环境的维持与激励。在农业科技企业共生群落内, 信息沟通的快捷性使先进经验、技术的外溢速度不断加快, 众多的技术创新主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协作创新, 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从而克服了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 使技术创新共生体中的各种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生产和交换都达到了最高效率状态。但同时, 共生体系中也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对立、摩擦和冲突, 因此, 管理者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终日乾乾, 自强不息。依据“保合太和”原则, 农业科技企业与共生系统互惠互利, 以化冲突为和谐, 互补技术、市场、资金、资源、信息的不足, 以形成最佳的综效。合理的共生模式可使共生体内共生单元之间的内耗达到最小, 有效的共生模式可以通过加强多方的技术创新合作, 整合相关技术优势, 解决农业科技企业技术、人才、信息等不足的问题, 从而使共生单元较共生体外的各单元拥有一种共生竞争优势。
《易经》中道思维认为, 和谐有序的管理是实现“保合太和”价值理想的必要途径。[11]“中道”即是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态势和规律, 认为只有保持“中道”, 才会顺利亨通, 合乎规律, 否则, 就会悔凶。[12]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合作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良好的共同投入机制和成果共享机制。只有共生单元投入具有互补价值的共生基质, 才能产生共同利益, 才能形成风险共担、成果共享持续合作的机制。各技术创新合作主体要从实际出发, 明确各方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创造、分配、应用等方面的责、权、利关系, 从而使共生模式成为长期、紧密、战略性的技术创新合作的良好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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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共生发展 第5篇
一、中国的金融压抑现象与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 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Ra ymond W.Gold s mith) 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 打破了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与金融理论相互分离的格局。70年代, 罗纳德·麦金农 (Ronald Mckinnon) 和爱德华·肖 (Edward Shaw) 论证了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并且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阻碍了金融发展, 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 中国一直存在金融压抑现象, 这固然与经济水平和体制有关,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转轨时期并未摒弃政府主导色彩浓重的金融发展模式。
金融压抑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突出的影响效应是以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 对于实施中央集中计划体制的国家, 其本质问题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压抑, 在这种经济体制模式下, 金融压抑不过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全面压抑的一个组成部分, 相对于整个体制来说, 不处于关键地位。对此, 可以从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状况及其与经济体制模式的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 因此也基本上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金融市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到几乎不需要金融调节的程度, 而是由经济体制模式所决定的, 资源的计划配置体制必然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 相应地对金融发展也无客观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机制建设的成功推进, 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化和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 金融压抑的影响开始凸显, 已变成制约市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解脱金融压抑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目前中国的金融压抑主要表现在: (1) 社会融资结构的突出特点是银行贷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占绝对优势, 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规模相对偏小, 企业外部融资无论期限长短, 均过度依赖银行贷款。 (2)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中融资方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 过多地向效益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集中, 而效益良好的非国有企业又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非正规融资, 形成了金融市场的分割。 (3) 投资工具的缺乏,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预期和未来支出的刚性增长预期, 导致居民储蓄高居不下。 (4) 金融机构“存款短期化、贷款长期化”趋势明显, 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信贷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更加突出, 存贷差过大和存贷款利率存在上下限限制。
如上文所述的金融压抑产生原因, 本文认为目前中国极为明显的金融压抑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 导致金融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微观金融主体的不丰富;另一方面, 主要的原因在于体制转轨时期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由于中国金融始于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其发展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府的干预, 它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和放权让利过程。即使在90年代以来以金融市场化和金融深化为目标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 政府行为仍居于主导地位。在资本市场, 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定取决于居民储蓄的增长和银行账面的盈利, 而居民储蓄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信用担保和现有金融制度对金融产品的压抑, 银行账面的盈利依赖于存贷差的保持和扩大, 但存贷差的保持或扩大又只能依靠金融压抑以降低居民存款利率, 由此人为地降低了资金成本造成资金的稀缺。另外, 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偏向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难以获得正规市场的低成本资金, 这不仅造成非国有企业融资更加苦难困难, 也导致地下金融的长期存在, 致使金融秩序的混乱和失效。在股票市场, 从股市发展的初期, 政府便强调为国企改革服务, 实行发行额度审批制和后来的发行核准制, 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股指的涨跌上, 进行托市或干预, 使市场价格较为严重地脱离公司内在价值和投资回报。在这种干预下, 上市公司发行融资成功与否、发行规模大小过多地受制于监管部门的审核, 造成过会发行的不确定性和发行溢价高估的可能, 带来极强的融资冲动和盲目投资冲动。一旦上市后造成效益下滑, 而投资者保护的法律体系又不健全, 过度投机之后的股市便会丧失财富效应, 从而抑制基本功能的发挥。政府行为占主导地位的的金融发展模式固然会抑制金融市场的效率, 但鉴于金融风险的内在特性和金融机构行为的负外部性, 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也有其短期的正面效应, 可以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 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金融相对稳定, 避免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然而从长期而言, 金融压抑只是风险的延后和风险的积聚, 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爆发更大的金融危机, 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并不利于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金融自由化本身是以追求市场效率、倡导市场机制为原则, 体现的是一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 无论是从其理论产生的背景还是从其内容的沿革脉络均可以找到证据。初期倡导的放松利率管制、减少金融机构审批期限等政策是对计划背景体制的制度剔除, 随后融入的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强调金融市场主体及机制的作用, 就算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条件以及金融自由化次序的理论补充也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下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选择。之所以强调市场主导而非单纯的市场理念, 是因为金融自由化并不完全否定政府的干预, 而是改变其干预的方式, 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原则下的调节补充, 金融自由化也绝非作为孤立和排他性政策措施被加以采用, 而往往是综合的自由化政策中的某一部分, 孤立地对某些问题研究形成了对金融自由化不适当的判断。尽管如此, 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所追求的金融有效状态仍然是金融市场均衡, 金融安全的调节机制也依然是“价格”机制——利率机制, 政府调节部分只不过抵消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 现实中零交易成本的假定是不存在的, 所以政府的调节与金融市场本身的自调节并不冲突, 也不会影响金融市场均衡的动态稳定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自由化会导致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是伴随着市场化而来的。假如无视整体和全局, 把脆弱性和市场化这种相关关系孤立地进行考察, 就会得到直接的逻辑推论:停止市场化, 清除脆弱性, 显然, 这样的推论并无价值。国际经验表明, 金融脆弱性的社会代价远不会吞噬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 虽然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对一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金融自由化确实能够带来经济增长, 无论是曾经由于金融自由化而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实行不同程度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另外, 在改革中金融脆弱性虽然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 但对于脆弱性生成和积累的过程却不是无能为力, 正视金融脆弱性的内生性, 并寻求得当的措施和途径, 就会使这一过程较为平缓。因而坚持金融市场化, 就不应因其必然伴随金融脆弱性而有所动摇。
中国自1992年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准入自由化及资本账户自由化。从表中可以看出, 中国实行的是渐近的、有序的金融自由化进程, 目前阶段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点是利率自由化, 鉴于国际经验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效果和次序的不确定性 (G.Kaminsky and C.Re inha rt, 1999;Rona ld Mc kinnon, 1984) , 中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是审慎的。对于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效果, 尽管其中有波折、反复的现象, 但总体而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这也是被实践和学者们的研究所证实的。目前中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 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 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 整个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温家宝, 2007) 。周立 (2004) 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年到2000年期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描述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地区差距状况。周业安、赵坚毅 (2005)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1978年~2003年中国金融的相关数据构造出金融市场化指数, 并将其引入现有模型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金融市场化过程明显影响经济增长, 特别是如果同时考虑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化过程, 那么金融市场化指数能够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米运生、毛雅娟 (2008) 使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 以FDI和外贸的技术外溢效应等为控制变量, 实证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的金融部门在快速实现自由化的同时, 也显著促进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而成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积极因素。
资料来源:李丹红, 2003:《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研究》, 经济日报出版社。向文华, 2005:《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人民银行, 2005-2008:《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2007:《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
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不匹配, 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沈悦, 2004) ;且改革并非都是一步到位, 其中有波折、反复的现象 (陈邦强等, 2007) , 还有相当部分改革尚未到位或远未到位, 已有的改革也需要接受未来实践的检验,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教训, 也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但是与拉美和东亚许多转型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引发了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的情形相反, 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是一场政府主导的改革, 资本项目等敏感因素并没有过度开放, 虽然就效率看抑制作用较为突出, 但对金融冲击的抗拒能力较强。如此看来政府的主导行为似乎是迄今为止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稳定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与金融自由化所追求的市场效率目标是矛盾的。就目前而言循序渐进、与整体经济改革配套推进的改革思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这种思路决定了政府的行为超越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要求, 然而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扩展和完善, 政府行为必然会让步于市场效率, 如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协调两者的地位, 关系到中国金融业今后能否继续成功地深化及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金融生态与和谐共生
上文分析表明, 尽管市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扩大, 但由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政府行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从长期而言却不利于金融深化目标的实现, 金融压抑现象仍然存在。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 政府行为对市场效率的压抑必然会更加明显, 中国的金融改革急需转变模式, 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单纯的市场主导模式同政府主导型模式一样也具有两面性, 存在着加剧金融脆弱性的可能, 因此我们试图寻求这样一种金融改革与发展模式:能够合理地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有效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同时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本文认为, 金融生态理论所主张的和谐共生模式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应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模式选择。
金融生态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顾名思义, 它是金融理论与生态理论的有机融合, 运用生态学理论来考察金融体系的秩序结构和发展规律, 这为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对于金融生态的内涵, 国内主要分为环境观和系统观两类。无论哪种观念, 都认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是与外部环境紧密相关的, 外部环境会影响金融的运行并为金融运行提供相应的条件, 反过来金融主体会运用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 因此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体系本身结构和功能秩序的优化以及金融与环境的相互协调适应。从这个意义而言, 金融生态蕴含着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和谐是从宏观层次而言, 指金融运行与外部环境之间、金融主体间稳定协调的局面;共生是从微观层次而言, 指一定环境背景下金融主体间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模式下, 金融效率目标由市场化均衡向生态化均衡转变, 金融生态平衡不仅是考虑金融主体利益和金融市场均衡问题, 而是更加强调环境与金融系统之间协调稳健的关系, 即一定环境条件下金融结构秩序的合理性、金融自调节能力的柔韧性、金融与经济的匹配和融洽。
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有效地解决了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冲突。第一, 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 而是将其内生为金融主体之一, 用环境条件及其他金融主体对其的作用约束其行为。当然, 由于性质所决定, 政府部门具有相当的主观能动性, 使其作用效果有可能超脱于金融生态调节之外, 成为打破金融生态平衡的扰动因素, 但这恰巧也是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原因和整个金融生态系统演进的动力之一。第二, 金融主体及其与环境间协调共生的基础是市场机制。首先, 金融主体间竞争、合作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准则的市场优胜劣汰。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 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各种类型的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合理的分工与合作, 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 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系统, 在金融生态体系中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工具品种是金融在适应内外部环境的生存竞争中发展演变而来的, 是互为生存条件, 相互补充的。其次, 金融资源的分配及金融生态的调节依靠价格机制的作用。利率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及其结构走势, 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 并优化结构, 强化功能, 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 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品种的创新, 催生新的金融物种, 这也是金融生态调节的直接形式。第三, 金融生态理论是金融分析范式与系统范式的统一, 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金融分析范式虽然可以深入地研究部分的性质, 但割裂了金融作为复杂性系统的整体涌现, 不利于从全局把握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功能, 是还原论的体现;金融系统范式主张从金融系统整体角度观察其功能, 有利于全面把握金融系统的特点和规模效应, 但对金融结构的研究欠深入。金融生态理论不仅从微观层次注重金融生态主体的丰富、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金融生态调节的稳健, 还从宏观层次强调金融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密切关联及金融体系本身秩序结构的合理化, 是分析范式与系统范式的统一。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强调金融结构的重要性, 主张通过对金融结构的调节优化金融功能, 但是忽略了环境的作用, 环境不仅为金融功能的实现提供条件, 而且决定着本征金融功能对象的选择机会。金融自由化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金融功能理论, 是系统整体论的体现, 注重金融宏观效率的研究。金融生态理论既承认环境的重要影响, 也认为在环境既定条件下, 金融结构决定着金融功能, 进而对环境产生影响, 因此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
四、结语
创新模式共生发展 第6篇
循环经济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发达国家已经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实施集生态设计、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消费等为一体的循环经济策略, 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 我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建立以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目标, 与环境相协调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本文以梧州工业园区为例, 分析产业共生的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2 梧州工业园区发展现状
梧州工业园区投资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 由梧州市国资委授权经营管理, 隶属梧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直接管理, 总资产5亿元, 注册资金1亿元。经营范围是投资与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土地开发及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其作为梧州工业园区的融资机构, 其对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入园项目达60个, 合同投资额约50亿元。在落户的项目中, 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有:日本荒川松香深加工、香港宝嘉制衣、奥奇丽日化、中恒制药、香港中镇皮具制品、星达家电工业、春燕纺织基地、梧州市神冠生物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广西鑫奥日化发展有限公司等10个项目。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是实践循环经济核心理念的重要途径, 是实施循环经济建设的主要手段, 也是全面推广循环经济的重要形式和环节。产业园区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生产源头上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企业的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处于循环经济的园区层面, 具有连接社会宏观层面与企业微观层面的桥梁作用;产业园区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高新技术开发与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建立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意义。
3 产业园区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产业园区是以合理利用资源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复合系统, 为实现区域发展而聚集相关企业的特殊经济活动空间, 是由多个企业以及管理机构依靠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 高度集成及共享资源, 互换产品、副产品的具有链网结构的地区。由于工业园区是产业园区的主要形式, 因此本文将产业园区视为工业园区, 并且在研究产业园区循环经济时也以工业园区为分析对象。
从产业性质的角度, 产业园区可以划分为农业产业园区、工业产业园区、综合产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等。从国家行政的角度, 产业园区可以划分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出口加工区等。
产业园区的土地利用效率高, 技术、人才、资金、优惠政策集中,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格, 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最佳选择区位。而且, 产业园区促进产业地域分工, 形成产业基地, 显著提高区域经济效益, 降低治理环境污染成本, 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因此, 发展产业园区循环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 (下转第200页) (上接第201页)
4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特点
(1) 效率优先, 协调同生效率优先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最显著的特点。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整个发展的过程, 始终坚持协调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园区发展并不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率, 忽视生态效率;反而极为重视生态效率, 园区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 向生态环境排放废弃物趋零化。统筹协调兼顾园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同生。
(2) 耦合关联, 循环再生循环经济产业园区通过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构建, 形成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行业之间的耦合关联, 以横向产品的供应和副产品的交换为纽带, 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反复循环, 实现园区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 建立资源利用的交换系统, 实现循环再生, 尽可能地降低向区外排放废弃物的水平。
(3) 结构优化, 和谐共生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具有高度优化的产业结构和较为完整的自组织系统, 园区采用现代化生态、节能、节水、再循环和信息技术, 国际先进的生产过程管理和环境管理标准, 提高园区资源利用的效率,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共生网络的完善, 企业之间的和谐共生。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共生有别于自然界的共生, 园区产业共生是自发和人为共同作用形成的。
(4) 周期管理, 清洁自生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实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并且清洁生产贯穿于产品生产全过程。从原料的入园、产品的生产及使用、污染源的产生、废弃物的出园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尽可能地采取一切措施减少和降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同时, 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和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支持产品周期管理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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