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精选10篇）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1篇
1 国外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
1.1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理论
1.1.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进步。
17世纪中叶, 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的增长方式进行了最初的探讨, 认为劳动对一国财富的创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之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则把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推到了顶峰, 亚当·斯密认为生产性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及分工的细化是一国财富的增加缘由。李嘉图则把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因素更为细致的加以区分, 认为劳动不仅包括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 又包括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工人的直接劳动。19世纪30年代, 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国家的发生和相继完成, 资本的聚集程度大幅度提高, 资本决定论渐渐兴盛起来。由此, 在古典经济理论中,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三类: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开创了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先例, 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仅仅强调资本、劳动等物质要素, 技术进步的作用完全被忽视, 从而得出经济增长最后会趋于停滞这一违反现实经济状况的结论。
1.1.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进步。
1956年罗伯特·索罗发表《对经济理论的一个贡献》一文, 将技术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中, 索罗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技术进步, 这成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开端。20世纪6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再对一些国家的经济进行研究分析发现, 一国经济的增长高于资本、劳动力数量等物化形态投入的增长, 由此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他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并将劳动力的质量同数量区分开来, 认为劳动力是不同质的。
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技术进步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革新, 承认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却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是一个常数。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1.1.3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进步。
20世纪80年代, 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技术是内生的。在罗默模型中, 知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具有溢出效应, 能带来经济的规模收益, 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规模收益不变的强假定限制。
新经济增长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提出技术是内生的,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学派。同时也强调了知识积累、制度变迁及分工演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也存在着缺陷, 如知识、制度等的度量评价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1.2 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研究
1.2.1 索罗余值法。
1957年, 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将技术进步引入生产函数Y=At×F (K, L) , 提出中性技术进步函数, 他将除劳动和资本投入以外的其他因素都归为技术进步, 假定生产函数满足边际收益率递减、规模效益不变、技术进步为外生条件, 并认为科技进步率是总产值增长率中扣除新增投入量产生的总产值增长率之后的余额。
索罗余值法将规模收益视为不变, 但现实情况是不同的, 假如现实经济中规模经济存在且为正, 那么运用索罗余值法将会高估科技进步的作用, 如果现实经济中规模经济存在且为负, 那么就会低估科技进步的作用。虽然都知道这一缺陷, 但是如何将规模经济从科技进步的作用中分离出来还是个未解之谜, 因此索罗余值法还是较为公认的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方法。
1.2.2 CES生产函数法。
1961年, 阿罗与索罗、钱纳里、米汉斯等人合作提出了CES生产函数法, 它是在工资=技术进步人均产出, 规模收益不变, 且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提出来的, 它的表达式为:Y=At× (α×K-ρ+β×L-ρ) -ρ/m, (为替代参数, 为阶次, 表示规模收益) 。由此可以看出CES生产函数有比较完善的表达式, 但也是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 这与索罗余值法有较大的相似性, 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除此之外, 该模型中的参数无法用回归分析等方法估计, 参数估计复杂, 容易出现许多系统误差, 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应用的很少。
1.2.3 超越对数法。
1973年, Christensen、Jorgenson和Lau提出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 它是一种易估计和包容性很强的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包容性是指它可以被认为是任何形式生产函数对数形式的二级泰勒级数近似。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A+λ1+λ2t2+αLn K+βLn L+α1Ln K·Ln L+α2 (Ln K) 2+α3 (Ln L) 2+α4Ln K·t+α5 (Ln L) ·t, 它将随时间变化的技术视为一种与各生产要素地位完全平等的投入集而进入函数关系。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认为各种投入对产出的影响不只和该投入要素的量有关, 还与其它投入要素有关, 同时各种投入要素的技术进步也不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比较好的考虑到了各种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率。
1.2.4 DEA (数据包络分析) 法。
1978年, 美国运筹学家查恩斯、库伯、罗兹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DEA是一个线形规划模型, 表示为产出对投入的比率。DEA是对其决策部门 (同类型的企业或部门) 的投入规模、技术有效性进行评价, 即对同类型的企业或部门投入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力等资源后, 其产出的效益作一个有效的评价。它的优点是不用提前假设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从而摆脱了理论性的约束条件, 但这个方法只适合于面板数据, 对于仅仅是估算某一主体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无能为力的。A.Chames和W.W.Cooper等学者 (1978) 基于“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建立了DEA的第一个模型。
1.2.5 丹尼森因素分析法。
1991年, 丹尼森提出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 首次把劳动力质量考虑到劳动力统计中去, 从质和量相结合的角度完整的考查劳动力, 他认为博士劳动力和文盲劳动力、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是不同质的, 这使得劳动力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但是对劳动力进行计量时, 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 年龄—性别结构赋予一定的权重是比较困难且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这也是运用丹尼森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测算科技进步时的一个不足之处。
2 国内对农业技术贡献率的研究
我国对科技进步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主要集中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等方面, 我国对农业科技进步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初探阶段与21世纪的深入研究阶段。
2.1 20世纪90年代的初探阶段
80年代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引入我国后, 科技进步这一概念便引起了我国的重视。我国农业一直走的是依靠投入带动增长的外延式发展道路, 虽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大力增加农业技术投入, 但农业技术效果如何却是个未知数。90年代部分学者开始了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研究, 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2.1.1 基于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国外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体系已趋于成熟, 我国这时期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研究主要是选取国外的方法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简单测算, 仅限于得出测算结果, 缺乏横向比较及对测算结果的深入分析, 因此这一时期只能称作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而不能称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研究。
朱希刚、史照林 (1993) 在阐述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C-D模型法、增长速度方程法、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数法、总因子生产率指数法四种方法, 并分别用这四种方法测算我国“七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基础上, 认为该四种方法的测算结果接近。杨万江 (1995) 运用C-D模型法对浙江省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指出技术进步对农业的贡献居于第二位, 仅次于物资增长对农业的贡献。耿显民、张鸿鹰 (1999) 也采用了相同方法对新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2.1.2 基于测算方法的简要分析与比较。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对测算方法本身存在的缺陷提出改进意见;其次是对测算中涉及的数据处理问题进行探讨;最后是针对不同方法间的比较研究。但由于国外科技进步理论及测算方法刚传入, 我国尚处于初探阶段, 因此方法本身的缺陷尚未被深层次的挖掘, 仅停留于表面的研究与修改, 不同方法间的比较也只是限于变量个数、精确程度等浅层次的分析。
凌远云、郭犹焕 (1997) 从C-D生产函数的假设与应用条件入手, 提出了该方法存在着容易混淆生产函数本身的移动和技术效率的提高, 因而无法确保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准确测算等问题, 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改进设想, 如:将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将农业研究、农业推广与农业技术分析想结合等。虽然这些设想实际操作性受到质疑, 但这为进一步改进C-D模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此外其他学者也就C-D模型中的规模经济不变、完全竞争等假设条件提出了质疑。程智强、刘明 (1997) 针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中数据处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数据计量标准上, 提出产值与物质投入应将当年价调整为可比价;计量范围上, 提出应注意年鉴的统计范围的变动, 进行增减处理;在数据预处理时, 提出应采用几何平均法而不是平滑法以降低参数估计的偏差。顾焕章、王培志 (1994) 对C-D生产函数、CES函数、边界生产函数、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速度方程、溢出效益法六个方法从测算期限、测算空间分布、测算结果分解程度、变量个数、参数估计方法、精确程度六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得出比较结果图, 并提出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适应性, 在选取时应视情况而定, 但在做纵向比较及地区间的横向比较时不仅要同一方法。指标变量个数也需一致, 这样才能保证可比性。
2.2 二十一世纪的深入研究阶段
自1997年, 农业部科技司发出《关于规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通知》, 将索罗余值法作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计算中统一使用的方法, 我国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体现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及研究层次的进一步深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2.2.1 基于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研究。
这一阶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研究较上一阶段, 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 (1) 在测算方法上, 虽与上一阶段类似, 大多采用C-D生产函数法或索罗余值法, 但较前一阶段仅采用固定弹性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最小二乘估计相比, 现阶段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 表现为:首先考虑到时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及非平稳性等会影响估计结果的不足之处, 通常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及单位根检验等方法进行处理;其次由于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不一定是长年固定不变的, 因此部分学者采用了可变弹性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最后随着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不断深入, 广义农业科技进步的测算逐渐受到质疑,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从测算中分离出制度、教育等因素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相关学者也做了相关尝试。 (2)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对象扩散至全国各省, 且不仅仅局限于得出测算结果, 更多的需要结合测算对象的实际情况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原因及对策。
孙秋霞、杨妍妍 (2010) 利用邹突变点检验对我国1990~2006年全国的时序列进行检验, 发现1996年是分界点, 由此分别考查1990~1995年与1996~200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并采用单位根检验对序列进行了协整检验, 得出模型通过检验具有实际意义。赵芝俊、张社梅 (2006) 通过假设与模型检验认为要素弹性是时间的二次函数, 以此采用可变弹性对1986~2003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分析, 并将其分为五个阶段, 对各阶段贡献率波动的原因从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及农业服务三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认为物质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已经进入平稳增长期;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与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可以与国家“五年计划”不同步。徐会奇、王克稳、李辉 (2011) 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农业结构效应和总投资外部效应, 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将以上三个因素剔除出去, 分解出1995~2008年全国29个省市的狭义技术进步贡献率。分析认为农业的增长过度依赖于农业资本的投入, 农业结构效应贡献波动较大但人力资本要素的贡献较为稳定。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科技投入、优化投资结构、加强农业投资的省际交流合作及增强农业政策的持续性等政策建议。
2.2.2 基于测算方法的比较与改进研究。
虽然1997农业部科技司规定将索罗余值法作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统一方法, 但是索罗余值法是在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的测算方法, 所以有其不可忽视的缺点。首先是认为技术的外生的, 并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不变的常量, 这明显的违背了实际经济情况。其次是假定规模收益不变, 这也不符合事实。再次, 将资本与劳动以外的所有引起产值增长的因素全部归结为技术进步, 无疑扩大了技术进步的范围。最后, 便是索罗余值法将技术进步的取得视为免费的, 完全没有考虑到为取得技术进步所投入的成本。因此针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相关学者开展了研究。现阶段的研究较上阶段表现为方法对比分析时不仅只是流于浅显的变量多少、精确程度等的分析, 而是更深层次的分析各方法的推演过程、假定条件等;方法选择与改进上也更富于实际操作性, 而不仅局限于设想的提出。
陈凯 (2000) 分析索罗余值法后认为, 其存在扩大技术进步内涵、忽视技术进步成本等缺陷, 因而在实际测算时容易得出反技术进步的结果。于是提出了要素替代弹性法、并运用此方法测算分析山西省1986-1997年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宋艳涛 (2003) 在详尽的分析了C-D生产函数法、CES生产函数法、索罗余值法、丹尼森因素分析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五个方法的基础上, 选取了C-D生产函数法作为测算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势效系数对河北省1981-1996年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分析认为河北省高等教育不发达、科技人力资源投入不足、财力资源不足等因素阻碍了河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
2.2.3 基于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增收等的研究。
随着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深入, 学者们的关注点也由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扩展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等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是现阶段特有的, 在上一阶段并没有涉及。
众所周知, 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从而达到既节约投入又提高农业产出的目的, 对农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的效果又如何呢?一般都是认为农业技术进步一定对农民增收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相关学者的研究却推翻了上述认识。刘进宝、刘洪 (2004) 从“丰收悖论”分析入手, 采用计量经济理论模型, 基于1996~2001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人口的增长对农民增收有正面影响, 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无明显的正向作用。张全红 (2006) 认为影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因素包括农业资源禀赋、农产品面临的未来需求、农业发展目标, 我国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东部地区应发展资金密集型, 以设施农业为重点;中部地区应既选择资本节约型又选择节约劳动型;西部地区应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目标。农业资源配置成为技术创新的动力。
3 结论
国外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理论、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研究两个方面。国内研究则主要是侧重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研究、方法的比较与改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增收等三方面。国内两阶段的研究内容在研究范围及深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这是我国农业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我国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研究虽逐步深入, 但方法的改进仍显不足。今后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测算方法的不断改进与完善;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研究。
摘要：系统梳理国内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相关文献, 既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 又有助于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现实问题, 进而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国外研究文献主要是集中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理论、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研究两个方面。国内研究则主要是侧重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研究、现有方法的比较与改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增收等的关系三个方面。今后的研究趋势是既要强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又要强化科技进步与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2篇
县委、县政府：
近年来，我县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胡锦涛关于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精神，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实施“科教兴县”战略，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全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力促进了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全县科技工作无论在质和量上都取得了新突破，实现了新跨越。
自以来，国家科技部每二年对全国各县（市、区）级行政区进行一次科技进步考核，在通过考核的县（市、区）中，选择科技工作成绩突出、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作用较大、考核成绩优秀的县（市、区）命名为“国家科技进步县”，并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省对市级进行考核，二年一次。市级对所属县区于每年年底进行科技进步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县（市、区）目标责任制绩效成绩，并作为党政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惩的重要依据之一。我市的兰山、罗庄、河东三区以及沂水、郯城二县，已于和，分别被国家科技部命名为“国家科技进步县”。
国家（省）对县（市、区）的科技进步考核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基本情况指标27项；定性指标10项（人工打分），主要内容是科技进步工作领导与管理情况；定量指标21项（计算机打分）主要内容是科技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及科技发展情况。在所有指标中，一票否决指标有三项：一是党委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和领导情况；二是科技管理部门机构建设与职能履行情况；三是本级科技三项费用占当年本级财政决算支出比例。考核以听、看、查为主，具体查看每项指标的真实附件，得出定性指标分；定量指标分由计算机统计得出。定性指标分和定量指标分相加后，由计算机统计得出全国县（市、区）科技进步考核加权平均值，高于平均值的为考核合格。这次国家对县区的科技进步考核将于4－5月份进行，主要考核2005和2006二个年度的全县科技进步情况。
目前，我县科技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立了全市第一家“国家火炬计划临沭复合肥产业基地”；[本文作者申明:仅提供给本网网！]9家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其中山东金正大公司成为我县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金正大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填补了我县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空白，其主持承担的.国家“十一五”社会科技支撑计划－－新型肥料重大专项，获无偿资金350万元。每年实施县以上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超过50项；获各级各类科技进步奖、科技发明奖、科技星火奖、专利奖等40余项；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达到52％。今年以来又有16项重大科技项目被国家、省、市立项，获无偿资金400多万元；申请国家专利92件；获省、市科技进步奖、科技发明奖9项；高新技术产业新增产值5.3亿元；科技三项费用的增长比例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基于上述情况，我县争创“国家科技进步县”已具备一定优势，建议县政府把此项工作列入20我县工作的大事之一。
针对我县的实际情况和不足之处，为了把争创“国家科技进步县”工作做到实处，特提出如下建议：
1.成立##县“争创‘全国科技进步县’领导小组”，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县直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协调、部署争创工作；
2.抽调县委办、县府办、[找文章还是到本网网，更多原创！]科技局、经贸局、财政局、人事局、统计局、教育局、农业局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专门班子，根据各项考核指标的要求，分工负责，落实到人，具体进行争创工作，并根据需要随时抽调有关人员；
3.根据工作需要和考核中的一票否决指标要求，进一步完善科技管理部门机构设置，尽快成立“临沭县知识产权局”；
4.设立专门的场地，拨出专项经费用于争创工作；
5. 根据《山东省科技进步条例》中科技三项经费占本年度同级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要求和有关县区争创“国家科技进步县”的经验，科技三项经费不能低于本年度同级财政预算支出的1.5％，我县的科技三项经费远远低于这个标准，建议予以增加。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县科技局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3篇
关键词 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CD生产函数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Contribution Ra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Based on the CD Production Equation
CHEN Ting， CHEN Jianhua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gricultural data from the year of 1985-2011， we used CD production function to estimate the agricultural S&T contribution rate， then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it was lagging behind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ma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a targeted manner. We hope that these measures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the contemporary agricultur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T progress； agricultural S&T contribution rate； CD production function
1 引言及研究综述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主导产业，同时又是国家整个产业体系的基础.把“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大力支持农田水利等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作为2012年我国财政集中财力办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之一，充分体现了农业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国家对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视.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重视农业科技，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力度，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不仅是农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手段，也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农业中主要产出是粮食，粮食不仅仅具有商品的属性，同时具有“政治”属性，它是被赋予稳定公民预期重要职能的商品.在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不断上升等要素的约束下，只有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才能解决粮食“瓶颈”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可以促进经济永恒增长唯一源泉是技术创新.
舒尔茨（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农业而非传统农业能够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的贡献，因此，问题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在一个经济体中，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不同，会导致技术变迁路径的差异（速水佑次郎，拉坦，200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要素价格的变化会通过利益的驱动，促进农民致力于寻求那些能够代替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技术.Alston， Edwards， Freebairn.（1998）对世界各大洲多数国家的研究表明，农业科研的投入强度（指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在1971～1985年间呈普遍上升的趋势，其中亚太地区增长得最快，达到年均6.7%，发达国家的增速比较慢，但是发达国家的基数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从资金投入主体的结构上看，David， Hall， Toole（2000）回顾了1957年以来的文献，收集了30多篇在该领域有影响的文章，归纳后发现，多数文献支持农业的科研投资应该呈现出政府与私人相互结合的关系，一般在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中以政府投资为主，在后续的农业科技应用研究中应以私人投资为主.胡瑞法等（2007）通过实证分析得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农业科技投资规模增速较快，农业科研经费平均增长达11.1%，政府拨款平均增长速度达15%.
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面，张应禄（2009）系统阐述了科技进步的基本概念、影响因素和测定方法的发展，分析了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模式及其机制，介绍了测定农业科技进步的基本方法，并提出要正确理解和应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孙秋霞等（2010）利用邹突变点检验对我国1990～2006年的农业数据分为两个阶段，并针对每阶段建立协整模型以避免伪回归问题，进而由模型的参数估计值计算各自的农业科技进步率，得到前后两阶段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37.69%和42.83%，最后给出相关政策性建议.此外，也有其他学者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或者索洛余值法或者多方法，对各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科技经费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如郝利（2010）、何春燕等（2010）、贾凤伶（2011）、雷玲（2011）、尚岩等（2011）、《山东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影响因子分析及对策》课题组（2012）.
以上研究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区别于广大学者采用空间计量学（spatial econometrics）方法，虽然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但是对于数据的过度处理将会导致原始数据中所包含实际信息丢失，使模型的趋向于虽完美但不切合实际的伪回归.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农业生产数据，尽量避免对于原始农业相关数据做过于复杂的处理以保证数据满足计量的假设条件，首先检验数据列是否平稳，然后采用协整状态下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计算，这种数据处理与估计方式将最大幅度保留数据反映的原始信息，提升了对于农业科技进步率测量的准确度.
nlc202309021824
2 数据及模型构建
2.1 理论模型
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其他因素只能导致经济暂时增长，一旦经济达到稳态，经济净增长速度为零.而在实践过程中，普遍采用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测度全要素增长率，而一般认为全要素增长率即为科技进步对生产的贡献率.
因此，实践中测度农业科技进步率一般采用全要素增长速率测算法，目前最成熟的方法是CD生产函数测算法.本文亦采用该模型进行测度与研究.CD 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是：
在本文当中分别代表农业生产总值、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业劳动力、农业有效耕种面积的增长率.上述λ = 农业产出增长率-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份额 -农业劳动力增长率份额-农业有效耕种面积增长率份额，也就是说λ代表了科技进步率份额，因为权重为1，所以直接等于农业科技进步率.
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个别数据来自中国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数据时间跨度为1985～2011年.变量选取为：①农业总产值（Y），采用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以1985年为基期，剔除物价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②农业生产物质费用（K），采用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相似剔除物价因素影响.由于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很大比例用于农业相关支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备合理性；③农业劳动力（L），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④农业用地面积（M），以农业有效耕种面积（即农作物播种面积 - 农作物成灾面积）作为替代指标，以求准确性.
2.2 模型构建与检验
1985～2011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73%，则1985～2011年的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为31.54%.
朱希刚[1]测算“八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4.8%， 蒋和平[2]测算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九五”期间达到了40.7%，而王启现、李志强等[3]以1953-2005年数据为基础，采用CD 生产函数测算出我国“十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5.68%.据农业部测算，“十一五”末，201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2%.根据2011 年12 月30 日，农业部发布的《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预计到“十二五”末，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超过55%.
总的说来，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尤其从本文测算出的平均贡献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早在1996年，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就已经上升到55%，日本已经上升到70%以上[4]，由此可见，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还有有待进一步提升.
2.3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农业科技投入强度 = 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农业总产值）较低，只有0.2%～0.3%（采用的是政府财政对于农业开发与研究机构的活动经费拨款口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发达国家中如印度为0.37%，马来西亚我0.58%，拉丁美洲国家平均为0.54%，普遍高于我国，发达国家中，日本高达2.1%，美国为2.02%，英国为2.29%[5]，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投入强度相比，差距非常大.较低的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严重阻碍了农业科研基础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不利于吸引农业科技人才的引进，进而降低农业科技“孵化率”，进而导致我国农业科技对于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偏低.
第二，农业科技投入中私人投入比例较低.即使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私人投资的比例一般都在10%以上[6]，而我国私人投资比例不超过10%；农业基础科研由于外部性较大，应由政府投资为主导，而在农业科技发明应用阶段是完全可以市场化的，私人投资可以进入，政府投资比例应逐渐降低.我国由于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高，政府扶持力度较低，私人投资农业科研动力不足，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中私人投入比例较低.
第三，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滞后.农业科技体系包括农业科研体系与推广体系，而我国农业推广体系比较薄弱，因此很多的农业科技成果只能够存在实验室中，本身并没有进入到实际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推广经费仅仅是在维持基本工资待遇，没有多余的经费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同时由于农业科研成果而不是农业科技生产力成为科研工作者晋职调薪和评功受奖的主要依据，导致农业科技决策、科技推广与农业技术需求脱节，最终造成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形成不了实际生产力，因此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下.
第四，我国传统的农业科研机构设置分工不明确，各自为政的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的现象较为严重，如一些农业科研机构存在不同的项目，而这些不同的科研项目之间交流频率非常小，尽管在交流中可以减少某些重复的农业科研程序，甚至可能在共同合作过程中催生出新的农业科研成果，同时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基地在地方政府的促进下纷纷建设相同的农业科技研究所，造成各个地方的农业科技研究所都在重复进行基础性农业科研工作，而这些科研工作产生的成果可能并不适应本地区的农业发展.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信息交流、技术共享和资源配置，降低了农业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降低了农业科技投入对于农业总生产的贡献率.
3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为加快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步伐，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1 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强度，提供科技支撑
在我国，近期内政府财政依然是农业科技发展的投入主体，财政的支持力度对于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仍然至关重要.一方面建立财政用于农业科技投入资金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持续提高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使政府对于农业科技的投入强度应至少提高到与各行业投资强度持平，即达到0.6%以上；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各地政府资金更多地投向农业科技领域.另一方面建立财政支农科研资金的绩效评估机制，提高财政支农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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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应相应地把新增的农业科技投入，重点用在：支持我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某些农业科技研发项目，以维持其在世界中的领先地位；重点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研究中心，并保证这些基地与中心能够零障碍的交流与合作，综合提高农业科研条件；加强具有最大外部性的农业基础理论研究，以缩小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等.总之，通过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体系，提高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水平.
3.2 创造诱导私人投资农业科技领域的良好政策环境
政府除了要加大投资力度外，可以制定出相应的诱导政策，以引导更多社会私人资金的投入.首先，可以采用对农业科技投入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那些农业科技研发公司，可以通过减免税、优惠退税、纳税扣除、加速折旧和税收抵免等措施来鼓励其发展.其次，完善农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即使有很高的投资内部回报率，也难以吸引企业资本流向农业科技研发行业，因为即使企业因为自己的科技发明与应用短期产生利润，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被竞争对手模仿进而降低其利润，从而打压了私人投资农业科技领域的积极性.再次，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农业科技成果应用需要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才能凸显其优势，小单位农业经营影响科技成果的推广.此外，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决定了农业科技投入的高风险性，因此政府财政应该通过资金扶持农业大灾大难商业保险的设立，财政补助等手段对私人投入加以支持.
3.3 改革农业科技立项和成果评定机制
政府在农业科技课题立项上应重视科技成果的实用性，项目的选择要来源于现实的需求，而不是选择那些容易带来政绩的“短、频、快”项目.同时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评定机制，特别强调农业科技成果的实用性，注重农业科技成果是否满足现实农业生产的需求.
3.4 按自然区域设置农业科研机构
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农业区域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客观上要求改革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设置农业科研机构的机制，建立按自然区域设置的农业科研体系，从而消除传统模式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实现农业科研工作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以适应农业科研活动周期长、季节性和区域性强、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等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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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蒋和平，苏基.1995-1999 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定与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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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4篇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主要归因于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创新和进步是中国未来农业增长的原动力。由于不同时空条件下农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及变化轨迹,能够反映出国家和地区在农业发展策略及具体管理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因此,科学合理地测定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对指导国家和地区农业及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测算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广义农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1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定方法
有关科技进步贡献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国内外的一些著名学者、研究机构、政府组织和企业分别从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产生的理论基础、测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劳动、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并且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或CES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分析加以量化。自1957年Solow首次将技术进步问题导入生产函数并进行实证分析以来,国内外的很多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测定模型的开发和改良作了大量的研究。关于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有很多种,包括CD生产函数法、索洛余值法、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数法、总因子生产率指数法,指标法以及综合法。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来分析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式中,Y为农业总产值,K、L、M分别为与Y相应的投入要素即物质费用、劳动力以及土地面积,C为常数项,t为时间变量。可以证明,α、β、γ分别是物质费用、劳动力以及土地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δ就是农业科技进步率。
上述模型方程两边取对数后可转化为下述形式:
上式两边对t求导数可得
当以年份数据计算时,可取dt=1,且把d Y改写成△Y,得到
其中△Y、△K、△L、△M分别为产出、物质费用、劳动力及土地面积的年增量,而△Y/Y、△K/K、△L/L、△M/M就是产出、物质费用、劳动力及土地面积的年增长率。上式表明δ=产出年增长,即物质费用、劳动力及土地面积这三个要素的增长所引起的增长之和。也就是说,δ就是农业科技进步率。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农业科技进步率在产出增长率中所占的比重,即:
2 2002-2007年南京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2.1 数据的选取
采用2002-2007年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相结合的混合数据,包括全市7个区县6年共42个观测值,这七个区县分别为浦口区,栖霞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县、高淳县。统计数据均来自南京统计年鉴。变量的具体取值如下:
(1)农林牧渔业及服务业总产值(Y),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2)农林牧渔业物质费用(K),本研究采用农林牧渔业及服务业总产值减去农林牧渔业及服务业总产值增加值作为农林牧渔业物质费用。农业增加值是指农业各生产单位生产经营或劳务活动的最终成果,即一个单位或行业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其计算公式为:农业增加值=农业总产出-中间消耗(中间产品消耗和劳务消耗),而中间消耗可代表农林牧渔业物质费用。鉴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物质费用的价格指数与农业产出的价格指数变动方向相同,对以当年价格计算的数据按以下公式调整:
(3)劳动力(L)数据采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量,直接采用年鉴数据。
(4)土地面积(M)采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直接采用年鉴数据。
(5)时间变量,按照时序取值:t2000=1,t2001=2,,t2002=8。
在投入要素参数的测算中,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γ=1,因此C-D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1)可以转化为:
上式两边取对数后,可转化为如下形式:
ln L代入(8)式可得:
2.2 测算结果
通过EVIEWS 5.0软件计算,采用OLS模型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发现去掉时间变量并进行Cochrane Orcutt迭代法加以处理后,从参数的估计结果来看,较符合南京市农业生产实践,生产函数模型统计上显著。参数估计测算结果如下:
其中括号内的数值是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从检验结果来看,t检验和F检验都显著,说明模型中农业投入要素的变化较好的解释了农业产出的变化。由上述结果可得出:
利用测定的生产函数计算出2002-2007年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4.78%。
3 测算结果分析
3.1 各要素弹性评价
关于农业投入要素的弹性,摘取了有关学者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我们可发现物质投入弹性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这说明物质投入增长促进农业总产值增长方面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劳动力弹性整体上比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土地投入弹性没有呈现明显的规律性。
3.2 与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比较
如表2所示,从各位研究者在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看,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稳步上升。2006年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在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表示,“十五”末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左右,力争经过15年的努力,使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2009年1月份农业部在全国农业科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50%以上。通过测算,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略高于全国的水平,达到54.78%。
3.3 各要素增长率的变化
在测算过程中,南京市农业生产物质投入在2001-2004年这个阶段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5年以后有所回落。劳动力始终保持负增长率,其中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6年4年保持了两位数的负增长率,说明南京市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土地投入也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但没有劳动力减少的速度快,只有2006年达到13%的两位数水平,其余各年都低于5%。
3.4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变动
通过对南京市2002-200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单独测算,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保持了一个理想的发展态势。个别年份的波动也是因为农业生产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03年就达到54.21%,但在2004年有所回落,不到50%,后在2006年再次达到56.59%,说明了南京市有了向60%的贡献率冲击的实力,但是在高贡献率年后的一年却出现低贡献率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很可能是农业生产尝到科技进步带来的高增长甜头后,过分倚重物质投入来提高农业产值。所以始终重视科技在农业中重要作用,是维持科技进步贡献率高水平的关键。
4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下结论:
第一,南京农业过去六年在劳动力不断减少、耕地面积也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稳定在50%左右,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容否定的。当然农业生产受自然气候等影响较大,生产水平在不同年份存在波动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2005年以来南京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显然没有2002-2004年增长的快,出现了增速减缓的现象。这种情况值得有关部门重视,要拿出切实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第三,随着南京工业的壮大、服务业的发展、都市化的突飞猛进,出现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现象是一种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南京市应该着力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营销模式,逐步迈向都市农业和高效农业。
第四,南京农业对物质投入的依靠太重,仍然带有浓厚的粗放式发展的色彩。有关农业科技部门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水平,重视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基于C-D生产函数的增长速度测算模型,以南京统计年鉴中2002-2007年的各区县农业统计数据为基础,对2002年到2007年间的南京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估计与分析。研究表明,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波动中上升,达到了54.78%左右,但仍然存在着依靠物质投入过重的因素。
关键词：农业科技,科技进步贡献率,C-D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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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必要性 第5篇
1.2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农业的产业化实质就是要农业工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加工制成品，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走向市场。农业产业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科学技术。
1.3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要稳定、持续发展就要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产值，在以农业为主和以农为本的基础上多种经营，保证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6篇
全要素生产率又称为“索罗余值”, 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罗提出, 是指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如何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以及政府所重视的问题。
国外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艾布拉姆威兹 (1956) 提出的代数指数法 (AIN) , 索罗提出的索罗残差法 (SR) , 隐性变量法 (LV) 以及遵循法雷尔 (1957) 思想的潜在产出法 (PO) 。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国内掀起了一股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的热潮,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测算科技贡献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不过较多的还是索罗余值法。宋卫国, 李军 (2009) 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到“十五”计划之间国内主要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 结果各不相同, 最高的达到了47%, 最低的也有38.7%。周海春 (2009) 以2000年价格为不变价格, 用索罗余值法计算出近十五年来我国的科技贡献率为50.2%。由此可见, 我国的科技贡献是比较高的。
但是, 在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时, 在各个指标的选取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对于资本存量的测算, 贺菊煌 (1992) 根据现有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积累指数以及某一年的积累数值, 估算出了历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2004) 利用构造投资隐含平减指数的方法, 得出了各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从而计算出各年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何枫、陈荣、何林 (2003) 则是模拟出资本平减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间的的相关性, 然后推算各年份的物质资本形成总额。李宾、曾志雄 (2009) , 张军和章元 (2003) , 王小鲁和樊纲 (2000) 等人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研究。
对于劳动力的选取, 国内外众多学者也做了很多研究, Psacharopoulos.G.与Arriagada.A.M. (1986) 、Mankiw (1993) 采用的是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 Laroche.M与Merette.M. (1999) 采用的是基于学习年限和工作经验的指数值。国内学者大多是以就业人数来代替, 胡鞍钢 (2002) 、王金营 (2001) 、张帆 (2000) 等也有相关的研究。
王荣斌, 谭成林 (2004) 用索罗余值法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测算出河南1991-2002年的科技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刘思峰, 党耀国, 李炳军 (1999) 测算出1980年以来, 河南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稳定上升, 同时也提出应该不断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本文则是在这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用几组不同的值来测算河南省的科技贡献率, 从而得出一个平均值来说明问题。
2 计算原理
自1928年柯布和道格拉斯阐述了C-D生产函数以来, 这种描述资本和劳动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关系的方法就成为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基本方法。
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 给出经济总产出函数:
其中Y为产出, A为常数, t为时间变量, γ为技术进步系数, K为资本投入, L为劳动投入, α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 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对 (1) 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上式两边对t微分:
令分别表示产出增长速度、资金投入增长速度与劳动投入增长速度, 则上式可改写为:
对 (4) 式两边各项同除y, 乘以100%, 得到:
其中等式左边表示经济增长速度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 也就是科技贡献率, 它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
然后用Eviews软件进行处理可以估算方程中的参数r, α, β, 从而得到最后的结果, 即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数值。
3 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考虑三个时间序列,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K) 和劳动力人口 (L) 。为了确保数据的统一性, 对于前面两个变量, 我们用亿元人民币来作为单位, 人口就以万人为单位。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 我们把GDP和K都换算成以1978年的不变价格为基期的值。本论文数据均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2008》。
3.1 GDP的选取
河南1985-2007年的名义GDP (支出法) 以及GDP价格指数都可以在年鉴中查到, 我们对这两列数据处理后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的河南的实际GDP。
3.2 K的选取
现在国际上一般都是用永续盘存法来测算资本存量, 它的基本公式为:Kt=It+ (1-αt) *Kt-1, 其中, 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It表示第t年的投资, α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
国内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本文主要是采取根据王小鲁和樊纲 (2000) 的方法进行测算, 计算公式为:
其中FI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DSt表示名义折旧, pk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我们可以查到河南省1985-2007年固定资产总投资总额以及1991-2007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但是没有1985-1990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李治国、唐兴国 (2003) 通过对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指数进行线性回归, 发现两者高度一致相关性, 因此从而我们也采用拟合出的1985-199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作为河南的指数。对于名义折旧的计算, 我们是通过选取10%的折旧率来得到数值的。
对于基期 (1978年) 资本存量的估计, 我们采用朱平芳 (2009) 的方法:
先假设河南省的资本存量占全国的资本存量的比例与河南省占的GDP占全国总GDP比例基本相等。
(1) 根据周至庄 (1993) 估算的全国物质资本存量为14112亿元 (1978年不变价格) , 本文得到河南省1978年的资本存量637.7252亿元。
(2) 根据贺菊煌 (1992) 估算的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值作为全国的资本存量值, 本文得到山东省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431.6457亿元。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两列不同的K, 然后再选取张军, 章元 (2003) 计算出的全国各个省区的K的值, 再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出后几年的数据来, 一共得到三列不同的K的值。
3.3 L的选取
我们采用的是历年的就业人员数来作为劳动投入的度量。
4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运用三种资本存量和一种人力资本存量来估计生产函数, 以张军的资本存量为K1, 邹至庄的方法为K2, 贺菊煌的数据为K3。对于和的确定, 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方法, 本文选用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方法, 即:α+β=1。对 (2) 式进行修改, 得:ln Y=ln A+γt+αln K+ (1-α) ln L, 利用软件对各个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如下:
注:括号内为α的T检验值的伴随概率
由以上数据及查表可得, 模型的拟合度比较高, 可以进行下一步计算。
用三个不同的K值计算出来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见表2及图形:
由图形我们可以看出, 三种方法计算的结果误差都不是太大, 河南从1986年到现在的科技贡献率不是很稳定, 最高的可以达到60%以上 (1993年) , 最低的只有不到10% (2000年) , 而在1997-2000年之间的贡献率则达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 只有近几年 (2001年至今) 的科技贡献率才都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而更需要注意的是, 1986年与1990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为负值。
用图形表示为:
出现上面的结果的原因是由于科技进步是一个长期的的过程, 其贡献率大小也是一个累积量, 在短期之内通常是难以准确地观察到的。而且有时受到外界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 一年之内的数据会出现波动, 意义也不大, 所以, 应着眼于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
5 总结分析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相对指标, 并不是值越高就越好, 它只是反映科技的增长速度占经济增长速度的份额, 当经济增长速度较慢时, 贡献率就会较大, 而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 贡献率就会较小。因此, 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贡献率在某一年的数值的大小,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定性的目标或者是长期的规划。
对于河南来说, 就是要着眼于中原崛起这个政策, 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发展高新技术和先进的实用技术,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也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注重人才的培养,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型的队伍, 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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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治国, 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J].经济研究, 2003.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7篇
因科技进步所导致的总产值增长率叫科技进步率。农业科技进步是指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农业目标,如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改善生态环境等而采用科学技术所取得的进展。农业科技进步率是农业GDP增长率中减掉新增要素投入量产生的GDP增长率之后的差额。而农业科研贡献率即农业科技进步率与同期农GDP增长率之比,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GDP增长率。如果农业产出增长8%,农业科技进步率为4%,则该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即为4%/8%=50%。由于科技进步是一个综合的量,因而通常测定的值仅仅是某段时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涵义可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的是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一个农业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技术问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本质内容是,通过农业科研带来的技术进步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和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在测算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后,农业要素(物质费用、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的贡献率的计算则简单得多。
从1982年开始,我国农业部即组织着手研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用不同方法对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1995年又委托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等单位开展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同时,还组织了各省农业厅对“八.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实测和验证工作。由于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的需要,不少工作者与学者从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测定的研究,国内较为权威的有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朱希刚(1997)研究员,他最早使用Solow余值法进行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1]。南京大学的顾焕章、王培志利用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972-1980年,我国农业增长中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27%,在1978-1984年,这一份额上升至35%,“七.五”期间下降至不足28%,相比较而言,“七.五”期间较“六五”期间下降了7个百分点[2]。1997年初农业部下发了《关于规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通知》,将朱希刚所用的测算方法确定为计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国家试行标准。之后,苏基才、蒋和平利用增长速度方程测算了1990-1994年的广东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研究表明:1990-1994年的农业技术贡献率介于41.7%-47.1%,平均达44.41%[3];陈凯通过建立要素结构进化率函数和要素替代弹性函数对山西农业科技进步及其贡献率进行了测定[4];樊胜根、张林秀建立了联立方程系统模型用以测算中国的技术进步率[5];赵芝俊、袁开智利用Translog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增长率计算我国1985-2005年的狭义技术进步率[6]。
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利用Solow余值法来进行测算,其着眼点不在于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而在于通过这个纽带求得农业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将农业要素投入贡献率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对比,找出当前与今后广东农业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因此,在论证过程中,不仅对全省,还对其所辖的四大区域均展开测算与分析,力图避免分析不全面而导致的政策制定失误。
1 广东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素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
1.1 测算模型的建立
假设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生产投入的增加,即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费用的投入增加;另一部分则来自科技进步引起的投入产出比的提高,即通过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和降低了产品成本。测算模型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Y表示农业总产值,K,L,M分别为相应的投入要素,即物质费用、劳动力及耕地面积,A为常数项,t为时间变量,α为物质费用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γ:耕地产出弹性系数,δ为农业科技进步率
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并对t求导可得:
当计算具体年份时取坠t=1,坠Y,坠K,坠L,坠M分别可以写成△Y,△K,△L,△M即可得到:
若用下标“0”表示基年,下表“t”表示计算年,则公式(3)可以改写为:
假设α+β+γ=1,及规模报酬不变,农业科技进步模式是希克斯中性型。
1.2 数据的界定和参数的选取
上述生产函数中所需的数据,选取1990-2008年广东省的相关数据,其中农业GDP、耕地面积取自《广东统计年鉴(1991-2009)》、物质费用和劳动力都选用《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9)》上的数据。
(1)农业GDP(Y)包括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剔除物价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
(2)物质费用(K)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3)耕地面积(M),考虑到部分年份耕地面积统计数据欠缺,而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严重,故本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替代耕地面积进行测算。
(4)农业劳动力(L),为从事农林牧副渔业劳动力数量,直接采用广东统计年鉴上的第一产业人数统计数据,用年末数进行计算。
(5)对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三个产出弹性值的测定,是通过建立全国总合生产函数的回归方程估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弹性值(即回归系数),在此基础上再确定三种主要投入的产出弹性值。据朱希刚(1997)的测算,农业物质费用弹性为0.55,农业劳动力弹性为0.20,耕地弹性为0.25。在测算广东省农业科技进步率时,耕地弹性与全国一样为0.25,物质费用弹性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本式中,α为全国物质费用弹性即0.55,Kt、Lt分别为全国第t年的农业物质费用和劳动力数。αi、Kit、Lit分别为广东省农业物质费用弹性和广东省第t年的物质费用和劳动力数,n是测算的时间的年段数。求出广东省物质费用弹性值αi后,由于α+β+γ=1,且γ=0.25,即劳动力弹性βi=1-0.25-αi。其中计算结果若αi>0.65,仍按0.65取值;当αi<0.40时,仍按0.4取值。求得αi=-0.36,,故仍然按0.4取值。最后确定的广东省农业物质费用、农业劳动力、耕地投入的拟用弹性值分别为0.4、0.35、0.25。
(6)增长率的计算。本研究将广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为几个阶段来研究,分别是1990-1995(八五时期)、1996-2000(九五时期)、2001-2005(十五时期),2006-2008(十一五时期),在计算农业生产各要素增长率时采用平均值,如对1990-1995农业GDP增长率的计算,可用如下公式:
(7)要素贡献率的计算。由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GDP增长率可知,要素(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的弹性系数)/农业GDP增长率。
1.3 计算结果及分析
运用所建立的模型通过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1)广东农业经济的增长源于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在“八.五”与“十.五”时期,亦或是1990-2008整个时期以来,耕地面积与劳动力对农业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均为负值,即使是在“九.五”与“十一.五”的前3年,他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微乎其微,广东省的农业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物质投入和科技进步。
虽然在“八.五”、“十.五”与整个统计时期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主要源自物质投入,所占份额分别达到了77.92%、57.54%与61.32%,科技进步处于第二增长位次,科技进步贡献所占份额分别为47.84%、51.81%与50.6%,但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不断提高,“九.五”时期与“十一.五”前3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越物质投入的增长率而位居第一,成为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主因素,说明广东省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建设现代农业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已进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模式。特别是“九.五”时期(1996-2000年),在国企改革正处于最为困难,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并不大(这可以从这一时期物质费用增长率比“八.五”呈现下降趋势也可看出)的总前提下,这一时期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竟然高于“八.五”时期,其最主要的贡献源于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9.1%。而2006-2008期间,“十一.五”计划已实施三年,这三年可以说是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年,宏观政策环境是历史是最好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是历史上最高的,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措施也是历来最有力的。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2006-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三个“一号文件”,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除了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之外,这个时期劳动力年均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比前期有些增加,主要原因是城市和乡镇企业对剩余劳动力的承载量有限,致使农村劳动力出现“回流”现象。劳动力的回流也导致了一些荒芜的土地被开发成为耕地,耕地面积增长率达到了2.07%,从而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2.1%。
按照2006年原农业部长杜青林在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五”期间(2001-2005)我国广义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是48%,而《国家中长期(2006-2020)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计划要达到60%,虽然广东省在“十.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1.81%,但“十一.五”的前三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还只有52.49%,要达到60%的要求还有待于最后两年的努力,当然,本研究所计算出的52.49%的科技贡献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主要是由于2006-2008年对耕地面积按新口径进行统计导致耕地面积增加幅度较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提升而影响了科技贡献率,若按原来的统计口径(无数据),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应该接近60%。
(2)物质费用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八.五”至“十.五”这三个时期,物质费用的增长率分别为8.33%、6.81%、5.72%,而同期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只有4.21%、6.13%和3.98%,远低于物质费用的增长率。从整个1990-2008这段时期来看,物质费用的增长率为6.94%,而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仅只有4.53%,相差2.41%。这些说明,在农业经济的增长中,资金投入对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3)劳动力效率虽有提高,但表现不稳定,还有待提升。1990-2008年,整个广东省农业劳动力(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数量从1990年的1600.8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537.76万人,下降的比率达到了3.94%,但劳动力的贡献率反而在上升,“八.五”时期,劳动力的贡献率为-16.5%,而到“九.五”时期,劳动力的贡献率却达到了8.3%,但在“十.五”时期又有所下降,为-4.8%,到“十一.五”的前三年有上升为0.2%。从整个1990-2008这个统计期间来看,劳动力的贡献率仍为负值(-4.9%),这说明需要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提升农业劳动力的素质,从而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4)耕地面积减少所产生的负效应愈发显现。排除2006-2008年对耕地面积按新口径进行统计导致耕地面积增加幅度较高这个因素,1990年广东省的耕地面积为252.88万hm2,而到了2005年却只有210.26万hm2,下降了16.86%。耕地面积的下降,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所造成的负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八.五”到“十.五”时期,耕地面积的贡献率分别为-9.2%、-1.9%与-4.5%。因而,如何保护耕地是广东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 广东省各农业区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素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地理区位,整个广东省可划分为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佛山、中山、江门)、粤东(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梅州)、粤西(包括肇庆、茂名、湛江、阳江、云浮)与粤北(韶关、清远、河源三市)四大区域。郑晶根据地貌,将云浮划分到粤北地区[7]。本研究认为,云浮虽然作为山区,但与其发生经济关系更为紧密的主要还是周边的粤西地区,而且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也是属于粤西,归到粤西进行统计似乎更为合理。
广东省农业经济的增长,其实质是各个区域的农业经济的增长。因此,有效测算区域农业科技进步的程度,比较各区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素贡献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有利于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
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为排除个别年份内产出的大起大落,采用前后三年的平均值作为当年的农业总产值,各要素的增长率仿照农业总产值增长公式间隔5年计算得出,其它数据的界定和测算仍然按照(二)的方法进行。通过计算,各要素的增长率与贡献率如表2所示。
表2反映了广东各区域各农业投入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从总体上看,四大区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保持上升的趋势且区域之间呈现出梯级差异,依次是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其中,珠三角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最高,超过了60%,提前实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10年珠江三角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粤府办「1999」65号)所规定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
由于工业化域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珠三角、粤东与粤西、粤北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耕地的急剧减少对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且呈现加大趋势。因此,在四大区域,耕地面积均呈现负增长,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对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制约。
工业化域城镇化迫使四大区域可耕面积大量减少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在珠江三角洲与粤东地区,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失去土地,只得从事非农产业或失业,但由于大量的外来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以及珠三角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反而略有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贡献,但不显著。粤北、粤西地区由于近几年中央的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政策的出台与珠三角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导致部分农村劳动力回流,因而劳动力的增长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粤北地区,由于“八.五”与“九.五”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回流的只是少部分劳动力,因此,在整个统计期间粤北劳动力增长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为负值。
四大区域物质费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从总体上观察处于下降趋势,但仍然所占比重较大,特别是在粤西与粤北地区,分别达到了56.34%与63.36%。
由此可见,在四大区域,虽然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除珠三角外,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费用的大量投入,物质费用投入的贡献仍然大于科技进步率的贡献,粤东、粤北、粤西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依旧很艰巨。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农业经济的增长依靠加大物质费用投入的增长方式始终处于较为主导的地位,证明广东省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但我们也看到,物质费用增长率整体呈下降的趋势,证明广东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而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制度或政策创新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
在广东全省对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的不断加大与物质投入的增加有限的环境下,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就显得更为突出,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大。建议:
3.1 加强农业科研的投入,特别是政府财政拨款的投入
政府作为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应逐年增加资金投入。虽然自1990年以来,广东省对农业科研的投资逐年增加,但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从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一般认为只有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左右,才能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相协调。由此可以看出,广东的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还存在不少差距,更是远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2%-4%),这与广东经济发达地区的身份极不相称,应逐年增加农业的科研投入,使其占到农业总产值的1%以上,其中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达0.5%以上,基本满足农业科研对财力资源的实际需求。
3.2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
一方面,政府要增加对农户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农户教育培训和科教兴农专项资金。同时政府要设法增加农户收入,加大对农户的经济补贴,从而促使他们有能力接受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政府除了提供资金支持,还要提供技术、机构、政策支持。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培训基地的建设,培养优秀的农户教育师资队伍,为农户接受教育提供条件。此外,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体制,积极鼓励和支持农业社会团体、农业协会以及个人培训机构的发展,让其参与农户教育培训,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和体制,使农户教育培训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3.3 建立高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在乡镇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机制。实行用人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以岗定人。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确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以在一线推广业绩为主要内容,当地政府领导、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本单位职工、农户共同参与考核评价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参与竞争上岗的人员,可根据其工作性质和职能进行多层次、全面考核与评价。第三,创新分配机制。打破分配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工资,按贡献大小、业绩大小适当拉开档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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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8篇
(一) C-D生产函数。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Y=AKαLβ。其中, Y代表总产值, A代表综合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 一般指固定资产投资;L代表劳动投入, 一般用就业人员数表示;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弹性系数。该函数模型表示在既定的科技水平下, 一定时期内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大产值。在此假定辽宁省的规模报酬不变, 即α+β=1。
(二) 索洛余值法。美国经济学家R.M.索洛提出的增长速度方程:y=a+αk+βl, 其中, y, a, k, l分别表示地区生产总值、科技进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即y=△Y/Y, a=△A/A, k=△K/K, l=△L/L, 故科技进步增长率a=y-αk-βl。这是增长核算的关键方程, 它确定并且让我们可以衡量增长的三个源泉:资本量的变动、劳动量的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A/A是不能用投入变动来解释的产出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作为一个余量计算出来的, 即通常所说的索洛余量。
二、辽宁省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二) 模型的参数估计。通过Eviews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得到模型 (1) :
t值: (25.45734) (19.30916)
R2=0.953946, Adjusted-R2=0.951387, F=372.8438, S.E.=0.159331, D.W.=0.223707。可以看出, 模型 (1) 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通过查杜宾-沃森检验临界值表 (5%的上下界) , 0<D.W.=0.223707<dL=1.20, 存在正的序列相关性。现通过Eviews来消除此序列相关性, 加入AR (1) 、AR (2) 得到模型 (2) :
t值: (20.74695) (16.02663)
R2=0.9963, Adjusted-R2=0.995507, F=1256.453, S.E.=0.042601, D.W.=2.141711。此时, dU=1.41<D.W.=2.141711<4-dU=2.59, 这说明加入AR (1) , AR (2) 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而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
由模型 (2) 可知, α=0.54, β=1-α=0.46, 即资本投入每增加1%, 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54%;劳动投入每增加1%,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46%。可以看出, 辽宁省资本投入对GDP的影响很大, 该省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
综上所述, 辽宁省的C-D生产函数是:Y=e1.03K0.54L0.46。
(三) 辽宁省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结果。 (表2)
三、结论
表2中显示辽宁省的个别年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呈现负值或数据较相近年份出现较大波动, 这并不是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这些异常数据可能是由于测算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还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生产要素投入周期性的影响, 从而导致个别年份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情况。第二, 国家统计局的原始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
此外, 从分析测算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 1994~2002年辽宁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来驱动, 2005~2012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劳动力在所有调查年份中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小的。
第二, 1994~2012年间劳动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 除了个别年份因为上述原因为负值外, 其他年份均在0~20%间波动。1994~1996年保持在0.98%的平均水平, 在1997年骤然下降。1997~2000年逐渐攀升至12.69%, 2000~2002年急剧回落至低点。2005~2012年, 资本贡献率维持在5%的平均水平。劳动投入的增长不仅要包括劳动数量, 还要包括劳动质量, 两者综合才是对劳动投入最准确的测定。这说明劳动力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止步不前正处于一个瓶颈期, 如果不能提高劳动力质量,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很大。
第三, 辽宁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增长的依赖很大, 1994~2012年资本平均增长率为20.97%, 可见经济增长的资本推动型特征十分明显。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尤其是1998~2010年, 两者波动趋势基本相同。在一段时期内, 资本因素必然是促进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增长率在2003年以前的平均值为12.72%, 2003以后为30.13%, 这直接使得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3年以前的0.92%增加到2003年以后的6.6%。因此, 保持资本投入的增长对辽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今后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第四, 辽宁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科技进步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这是由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 比如为了刺激某些年份的经济过热, 地方政府为缓解经济过热和限制经济增长而进行宏观调控, 减少资本投入, 而这一“抵消”作用很可能就反映在科技进步这一测算指标上。
实证结果表明:辽宁省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存在较大波动, 同时充分肯定了辽宁省利用现代科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相对指标, 取决于科技进步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并非越大越好。对于同样的科技进步速度, 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 即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科技进步贡献率越大, 而当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就会变小。
摘要：采用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为理论模型, 运用Eviews软件对消除价格指数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就业人员数进行分析, 得到辽宁省C-D生产函数。再根据增长率测算出辽宁省科技进步贡献率平均水平约为50%, 说明利用现代科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 提出辽宁省在提高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贡献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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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分析与测算 第9篇
科技进步的内涵主要包括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科技知识的进步、资源的重新配置、管理水平的提高等诸多方面。科技进步贡献率就是在经济增长中由科技进步导致的增长所占的比重, 它是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的一项综合指标。在生产关系已经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国家, “科技进步”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在中国, 各项体制的改革、生产关系的调整所带来的“科技进步”, 往往比科学与技术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要显著得多。
本文在充分研究科技进步率测算方法的基础上, 对辽宁省各方面数据进行搜集整理, 采用索罗余值法, 估算出辽宁省自1978年以来的科技进步率。在此基础上,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 针对辽宁省科技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应建议。
2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研究全国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进步率的文献很多, 但是研究辽宁省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文献却很少, 目前能够找到的近十年内的文献仅有一篇:《辽宁省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 高源等发表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年6月刊。但是在该篇论文中, 作者指出“上述模型中的综合产出量Y应是指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投入的资本量K也应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历年资本存量, 投入的劳动量L应是历年经济活动中消耗掉的一般劳动时间”, 但是接下来作者的模型所用数据当中, K指标却是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该指标是一个流量指标, 不能用来简单代替资本存量指标。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测算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本量K”指标的改变。关于资本投入量K的确定, 一些研究结果给出其计算过程, 步骤包括如下三步:1) 计算基年的资本存量;2) 计算各年度的资本增量;3) 考虑固定资本的使用年限及折旧因素。其公式是:
式中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啄t为折旧率。统计年鉴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用当年价格表示, 因此还需要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我国财政部虽然对折旧进行指导, 但是也难以确定究竟折旧率应当是多少。基于以上指标的众多不确定性, 各种文献的研究结果也相差较大。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 采用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中测算的辽宁省的数据。这也是最新的关于测算辽宁省资本存量的文献。
3 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属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范畴, 而且由于科技进步通常是比较效益最高的投资领域, 可以认为是现时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最主要的实现方式。
3.1 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在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生产函数中, CD生产函数有着独特的地位。CD生产函数虽然形式简单却不仅包含了生产要素中最基本、最主要的要素劳动力和资本, 而且考虑了科技进步因素的作用。而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正是决定产业生产力水平的最为核心和关键要素, 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反映出整个生产过程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 柯布和道格拉斯没有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CD生产函数仅仅告诉人们生产的主要要素, 但并未用该模型测定科技进步作用。
3.2 索罗余值法
1975年, 索洛首创“综合要素生产论”概念, 把综合要素定义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改进; (2) 给定投入量的产出量增加; (3) 其他:包括诸如规模经济, 资源配置的改进等。他认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就是总产出中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影响的部分。
假设时间增量△t=1, 记△Y/Y, △K/K, △L/L为y, k, l, 分别表示产出, 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率。索洛增长速度方程为:
式中:a表示科技进步增长速度;E表示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份额;y表示经济增长率;k表示资金增长率;l表示劳动增长率; 表示资金产出弹性系数; 表示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3.3 评析
在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际测算过程中, 一般是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将线性处理之后的C-D生产函数直接进行回归, 然后得出科技进步贡献率。但是在此方法中, 直接回归也对资本贡献系数α进行了回归, 会得到α的值, 但是得到的α的值能通过t检验, 一般不会通过经济意义检验。在下一部分的具体测算中,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事先确定α。
4 辽宁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分析
4.1 关于产出量Y的确定
我国从1992年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GDP) , 并作为考核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因此, 本计算公式中的“经济增长率Y”采用辽宁GDP计算。无论从经济统计学意义上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 生产总值 (GDP) 都是反映全社会经济产出最为理想的变量。
4.2 关于劳动投入量L的确定
理论上的劳动投入量是指实际投入的劳动量, 其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投入数量, 还与劳动的利用效率、劳动者素质有关, 但是现阶段还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本文中, 劳动投入量采用辽宁省年末从业人员数。
4.3 关于资本投入量K的确定
本文直接选用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中测算的辽宁省的数据。
4.4 关于α、β的确定
索罗模型假设其和为1, 即规模报酬不变, 要正确的对模型进行计算, 必须延续此假设。在模型的计算过程中, 本文不再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而是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其进行替代回归, 估算琢的值。具体操作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为了正确估计琢, 需要对模型 进行回归, 但是为了得到琢的估计值, 必须对ln At进行估计。原文采用的办法是以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比作为技术水平的替代变量。假设 , 进而回归方程为:
以上方法的经济理论主要来自配第-克拉克定律, 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 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这种规律性转移事实上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正是第一、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够释放这两个产业的就业人口。经过测算, 总量生产函数中固定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α=0.557;相应地, 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β=0.443。
5 测算结果与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 带入数据进行测算, 所得结果如表一所示。为了从总体上看出科技进步变化率的变动趋势, 本文将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各年度进行先行拟合, 所得结果如图一所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辽宁省科技进步贡献率在50%左右上下浮动。但是从其线性拟合图上可以看出, 科技进步贡献率30多年来却呈现一种缓慢的下降趋势, 因此辽宁省应当防范人才流失, 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高源, 等《.辽宁省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6) .
[2]国家统计局网站.
[3]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 2004, 10.
[4]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10) .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第10篇
绿皮书显示, 2010年,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总额为8579.7亿元, 比上年增加1326.6亿元,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9.6%, 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0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6725亿元, 增长19.7%;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20875亿元, 增长16.2%。正是在多种积极因素作用下, 2010年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好于预期, 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919元, 比上年增加766元, 实际增长10.9%, 年增幅度是历史上最多的。
绿皮书分析认为, 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 低产的油料作物播种面积显著减少, 为稳定高产的粮食播种面积发挥了作用;第二, 良种、良法 (机播机收和配方施肥) 和化肥、农药、薄膜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应用, 使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第三, 应对自然灾害的技术措施和缓解灾害影响的救灾措施更及时和更有效;第四, 家庭管理的井灌设施对社区管理的渠灌设施的替代, 或地下水对地表水的替代, 化解了农民集体所有的水利设施恶化和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的矛盾;第五, 外出农民工带回家的工资性收入, 有效解决了农户粮食生产的资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