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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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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漫步者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9

内在制度范文（精选12篇）

内在制度第1篇

一、大学制度的精神根基

综观国内外数百年著名大学发展史可见, 大学制度有其存在的相对稳定和特定的精神根基。

1. 人文思想的秉持。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 人作为大学的个体与群体的最核心要件, 历经理想信念、精神价值、道德观念等的交锋与共识, 不断凝聚出关于大学人特有的、共有的、隐形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其中既有软性的人文思想氛围, 又有以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硬性的遵循法则。这就是大学人文思想的核心。它不仅是大学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也是一拨拨、一代代人进入大学学习与发展的重要追求。这种精神, 正如哈佛精神存在方式那样“她在她更富于真、善、美追求的灵魂中, 在她无数独立而又常常非常孤独的儿女们身上”[1]。掌握大学的人文思想不仅可以全面提高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文素养、精神品质, 而且可以丰富人的精神和文明内涵, 达到精神的更高境界, 让人产生人文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大学的各项制度历来服务和服从于大学人文思想的秉持。

2. 科学精神的追求。大学不仅位于知识塔的高层, 而且承载着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成果转化的根本职责, 承载着推动科学进步、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重要使命。科学精神、科研力量、学术成果、科技人才等成为大学, 特别是著名大学的关键标识。特别是近现代以来, 科研成果已经成为决定国内外大学排名的核心要素。显然, 科学精神早已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科学精神高度崇拜的现代社会里, 更需要有良好的大学制度来推动科学精神的内化与外化。

3. 创新素质的培养。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才的重视, 特别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成为时代主旋律后,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已经鲜明地成为大学积聚力量共同攻关的重点、热点, 进而成为大学培养人的重要衡量标准, 甚至成为大学提升发展理念的风向标。就外在而言, 社会需求、人才驱动、企业发展等都需要大学人具备创新意识和能力; 就内在的大学自身而言, 大学转型、综合实力的提升、科学精神的追求等都需要大学拥有创新氛围、创新理念、创新举措、创新人才、创新成果等; 就内在的大学人而言, 人的生存压力、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知识运用、境界提升等更需要以创新素质为根基。大学围绕创新素质的培养, 已经构建起多种多样的制度来保障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4. 服务宗旨的坚持。大学的主旨在于精神文化的直接缔造和物质文化的间接建造。不论是大学的科研成果、人才培养, 还是大学的人文追求、文化引领, 都要回归社会, 在社会中运用、检验、消化。“大学今天最流行的形象, 不再是象牙塔’, 而是服务站’社会需要什么, 大学就给什么。”[2]可以说, 大学应社会需求运用而生, 服务宗旨是大学与生俱来的特定使命。大学依托于社会, 有利于实现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就业与创业、生存与发展, 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 并实现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社会依托于大学, 则有利于及时汲取大学里高知识、高技术、高人才的营养, 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大稳定、大进步、大发展, 在互补中共融共生。因此, 服务是大学办学的基本宗旨。

二、大学精神的制度根基

对照大学精神, 反观大学制度, 同样可窥见大学精神的制度根基。这主要体现在大学自治、民主管理、学术自由等层面。这也是当前大学精神培育所必须夯实的硬件基础。

1. 大学自治。大学自治分为外在自治和内在自治。外在自治主要相对于政府、社会而言, 大学拥有办学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主等相对独立的权力, 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但这并不等于大学与政府、与社会的完全割裂。相反, 个中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为切实保障这种独立性和关联性, 已从制度上构建起相对完成的体系, 既保障大学独立自主办学和管理的实体需求; 又确保了大学与政府、社会间的供需、相互扶持和服务的关系。如各项深化教育改革的政策、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政策扶持等。而内在自治则主要是相对于自身而言, 如何进行权力的分配, 实现大学的有效管理。这主要建立在外在自治的基础上, 高校管理者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际状况, 制定和实行有操作性、针对性的管理和发展政策, 如教学评价机制、学术自治、科学研究、后勤管理等, 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 民主管理。基于大学人文环境塑造的根本追求和科学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 大学与生俱来地引入了民主的理念, 自始至终推行着民主管理模式。这也是大学这个高知识人本群体的显著特征, 契合人类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追求的本能。就人本思想而言, 实行民主管理, 可以充分调动管理者、教师、学生共同参与到大学的一切事务决策和管理中, 发挥群体的力量和智慧。就民主本身而言, 大家拥有平等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有利于大学文化的传播与创造。

3. 学术自由。面对文化活源的探寻与培育、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塑造, 大学必须构建起健全的学术自由规范与保障机制, 来推动学术交流、学术研究、学术创作的发展, 实现学术成果的持续创造与转化。然而, 学术自由除了受到自身运行机制的规范外, 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文理念、学术导向、社会需求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只有在相应的形态与精神的引导下, 学术自由才能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 真正实现为人类服务的目的。一切机制“必须能够体现出反映大学组织本质属性的学术自由这个基本价值理念。”[3]可以说, 学术自由机制的孕育而生和必然存在也推动了大学精神的提升与发展。

三、大学精神发展的制度缺陷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精神缺失

在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相得益彰、并肩发展的动态过程中, 不论是大学精神的与时俱进、科学发展, 还是大学制度的建立健全、更新发展, 都存在着自身的缺陷, 甚至是背道而驰, 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而影响大学整体的发展。这主要体现于:

1. 大学精神发展的制度缺陷。21世纪初以来, 我国的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改革的理念也深入大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大学精神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作为服务大学精神的大学制度却始终难以满足大学改革发展的需求, 存在着诸多缺陷。就传统制度而言, 很多相对稳定的规章制度已经根深蒂固,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观念, 面对大学精神的发展, 却依然故步自封, 因循守旧, 影响了大学精神的秉持和创新; 一些制度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变革没有新意, 满足不了大学精神的与时俱进; 一些规章制度还存在与大学发展理念不符, 违背大学发展规律的错误规定, 甚至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制约了大学精神的秉持和提升; 还有些大学精神维度里缺乏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特别是具体的细微之处, 存在制度空白地带, 容易导致大学精神发展的偏离和丧失, 失去制度的根本价值。就现代制度而言, 一些制度的改革与制定尚不能与大学精神有机统一起来, 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精神的树立和提升; 一些新规章制度与大学精神的契合不够密切, 甚至没有抓住精神要旨, 难以全面满足大学精神发展的需求; 一些制度制定得过于粗糙, 细化不足, 缺乏操作性、可行性, 从而对精神理念的秉持缺乏指导性、针对性; 还有些制度本身就缺乏大学精神的指导, 自行其道, 或者是照本宣科、张冠李戴, 对大学发展理念贯彻明显不足, 最终导致制度无所用, 大学精神无保障。

2. 大学制度构建的精神缺失。在大学制度与大学精神共同发展的同时, 大学制度的构建, 同样存在精神缺失的问题。一方面是精神存在的不科学性。一些大学制度的制定虽然与大学精神紧密关联, 但依然存在“桃花源”式的精神驰骋, 大学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理念往往脱离实际, 成为空想空谈; 受错误或偏激思想观念的影响, 大学精神容易处在迷雾笼罩的境地中, 导致管理者和广大师生的精神迷茫, 在大学制度的制定中出现思想指导上的错误, 从而迷失方向; 在社会思潮、主流态势的影响下, 大学制度势必会受其苑囿, 融入一些嘈杂的因素, 从而偏离大学的主流价值观念和精神理念。另一方面是精神的缺失。从表面看, 所构建的大学制度存在精神缺失问题几乎不可能, 但综观而言大学精神缺失问题客观存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当下, 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成为大学精神的主旨思想, 一些相对稳定的规章制度, 本身就存在新理念的缺失问题, 进而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另外, 为适应新时期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变化, 而制定出来的林林总总的大学制度, 虽然贯彻了一些新理念、新思想, 但又往往忽略了大学固有的人文思想、科学精神、服务宗旨等的精神存在和要旨。

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缺失精神指导, 容易误入理想主义精神状态, 出现想当然、心猿意马的错误; 缺乏科学精神指导的大学制度, 更容易导致制度偏离和精神异化的共同背离。就大学师生而言, 容易导致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缺失, 陷入思想迷茫的精神世界。在文化知识的传播、研究、创作过程中, 更容易丧失固有的科学精神和作风, 从而背离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初衷。

四、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与精神秉持的互融共生

当今我国大学教育不仅需要秉持大学特有的人文、科学、创新、服务等精神要旨, 而且要构建起系统的为之科学服务的现代大学制度, 最终实现大学制度与大学精神的互融共生, 和谐发展。这要求:

1. 充分尊重大学发展规律, 秉持大学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人才库、思想库和高新技术库。大学亦是人文精神凝聚的家园, 拥有特定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不仅是大学特有的, 而且是客观存在的、稳定的, 是大学得以可持续性发展的命脉。要实现大学制度与大学精神的和谐共生, 必须充分遵循大学发展的规律。为此, 在宏观视域里必须以秉持大学精神为基础。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 引领着大学办学、教学、发展的方向。任何大学制度都必须紧密围绕服务大学精神这个中心而制定。在微观视角下, 大学制度应渗透在大学管理、教学、服务等各个领域和节点上, 规范和细化每个环节, 既要做到充分尊重内在规律, 又要做到有章可依、按章办事, 切勿让制度反而成为大学发展的绊脚石。更为重要的是, 构建大学制度应随着大学及其精神的发展而发展, 在与时俱进中确保制度与精神的相得益彰, 切勿落伍掉队。

2. 注重大学精神的综合运用, 发挥精神价值。大学精神的凝聚和形成不是某一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结晶, 而是人、知识、环境、时空等多重因素错综交杂发展的结果, 是一个复杂的“化学反应”结果。就精神呈现而言, 不论是在外在的校园环境, 还是在教育教学和人文素养的内在机理中, 大学精神贯彻始终, 又影响着大学视域的各个领域。大学精神可弥补大学活动评价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精神和物质激励的不足, 维护大学活动的多样性价值。因此, 在构建大学制度体系的同时, 必须注重大学精神的综合运用, 最大限度发挥精神的正能量。首先应引领广大师生深入学习贯彻大学精神, 特别是大学管理者应牢记和领会大学精神, 做到内化于心、实践于行, 甚至成为师生的文明、文化素养; 其次应以研究的态度, 深入剖析大学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存在价值, 特别注重大学精神与教学、管理等细微之处的内在关联, 凸显大学精神的思想性和指导性; 最后应坚定决心、保持恒心、增强信心, 弘扬和发展大学精神, 以发展的时代的视角不断丰富大学精神内涵, 着力增强大学精神的吸引力、感召力、驱动力。

3. 建立健全大学制度, 科学规范大学发展。制度是精神的硬件保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实现大学科学发展, 秉持和弘扬大学精神, 必须建立健全大学制度。这要求, 既要注重制度制定的全面性、可操作性, 又要充分体现大学精神; 既要凸显大学制度的思想性、灵活性, 又要严格按照规章办事, 以制度管人管事; 既要强调公平、公正, 又要凸显合法性、合理性, 多措并举, 以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服务大学的综合发展, 保障大学精神的深入贯彻和体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 大学制度在遵循内在规律和服务大学精神的同时, 应注重与时俱进, 积极适应和服务时代和大学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当下, 大学一方面要在服务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上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障机制, 推动创新教育的科学发展; 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评价和监督机制的构建, 从办学、教学质量的角度考量制度的科学性、大学精神的秉持和弘扬。

摘要：支撑大学综合发展的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既具有相对独立性, 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在相互积极影响、作用的同时, 亦会出现背道而驰或偏离轨道的负面作用。厘清个中内在关联, 探讨大学精神与制度的和谐共生有利于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和品牌的提升。

关键词：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内在关联,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袁伟时.大学精神档案 (当代卷)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215.

[2]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15.

内在制度第2篇

股票内在价值的概述

股票市场中股票的价格是由股票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当市场步入调整的时候，市场资金偏紧，股票的价格一般会低于股票内在价值，当市场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市场资金充裕，股票的价格一般高于其内在价值。总之股市中股票的价格是围绕股票的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

方法

股票内在价值

那么股票的内在价值是怎样确定的呢?

一般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恒丰粤国际微盘，市盈率法是确定股票内在价值的最普通、最普遍的方法，通常情况下，股市中平均市盈率是由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所确定的，比如，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为3.87%，对应股市中的平均市盈率为25.83倍，高于这个市盈率的股票，其价格就被高估，低于这个市盈率的股票价格就被低估。

第二种方法资产评估值法，就是把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一遍，扣除公司的全部负债，然后除以总股本，得出的每股股票价值。如果该股的市场价格小于这个价值，该股票价值被低估，如果该股的市场价格大于这个价值，该股票的价格被高估。

第三种方法就是销售收入法，就是用上市公司的年销售收入除以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如果大于1，该股票价值被低估，如果小于1，该股票的价格被高估。

决定性因素

股票内在价值即股票未来收益的现值，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和市场收益率。

决定股票市场长期波动趋势的是内在价值，但现实生活中股票市场中短期的波动幅度往往会超过同一时期内价值的提高幅度。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价格对于价值的偏离呢?投资者预期是中短期股票价格波动的决定性因素。

在投资者预期的影响下，股票市场会自发形成一个正反馈过程。股票价格的不断上升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及期望，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推动股票价格进一步上升，并促使这一循环过程继续进行下去。并且这个反馈过程是无法自我纠正的，循环过程的结束需要由外力来打破。

计算方法模型

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模型有：

A.现金流贴现模型

B.内部收益率模型

C.零增长模型

D.不变增长模型

E.市盈率估价模型

计算方法

股利贴现模型DDM模型

贴现现金流模型(基本模型)

贴现现金流模型是运用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来决定普通股票的内在价值的。按照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任何资产的内在价值是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中所接受的现金流决定的。一种资产的内在价值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

1、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如下：

(Dt：在未来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票的股利k：在一定风险程度下现金流的合适的贴现率V：股票的内在价值)净现值等于内在价值与成本之差，即NPV=V-P其中：P在t=0时购买股票的成本

如果NPV>0，意味着所有预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之和大于投资成本，即这种股票价格被低估，因此购买这种股票可行。如果NPV<0，意味着所有预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之和小于投资成本，即这种股票价格被高估，因此不可购买这种股票。通常可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证券市场线来计算各证券的预期收益率。并将此预期收益率作为计算内在价值的贴现率。

内含收益率模型IRR模型

1、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就是使投资净现值等于零的贴现率。

(Dt：在未来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票的股利k*：内部收益率P：股票买入价)

由此方程可以解出内部收益率k*。

零增长模型

1、假定股利增长率等于0，即Dt=D0(1+g)tt=1，2，┅┅，则由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得：P=D0/k

2、内部收益率k*=D0/P

固定增长模型(Constant-growthDDM)

1.公式

假定股利永远按不变的增长率g增长，则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得：

2.内部收益率

折叠本段市盈率估价方法

市盈率，又称价格收益比率，它是每股价格与每股收益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反之，每股价格=市盈率每股收益。

如果我们能分别估计出股票的市盈率和每股收益，那么我们就能间接地由此公式估计出股票价格。这种评价股票价格的方法，就是“市盈率估价方法”。

例：

用二阶段模型计算格力电器内在价值：

净利润增长率：

21.00%，

24.00%，

13.85%，

13.41%，

4.20%，

8.90%，

8.20%，

6.72%，

7.64%，

20.08%.

1995年净利润：1.55172亿元。

20净利润：5.0961亿元。

内年比1995年净利润增长5.0961÷1.55172=3.28倍，10年复合增长率为12.6%。

由于格力电器进入快速发展期，预计10年净利润增长率：15%。

分红率：

2005年37.89%， 2038.92%， 2041.9%， 2046.5%， 2045.05%，2045.07%， 1951.06%， 1955.38%， 190%， 1965.72%，

平均税后分红率为42.0%

今后公司将进入快速增长期，适当调低分红率，预计今后10年平均税后红利分派率：35%

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3.3%-7.0%，平均4.5%，考虑利率变化趋势，调整为7%

基准市盈率：1/0.07=14.3

年度每股盈利(元) 分红折现系数分红现值

2005 0.950.3325

1.0925 0.3823 0.935 0.3574

1.2563 0.4397 0.873 0.3838

1.4448 0.5056 0.816 0.4125

1.6615 0.5815 0.763 0.4436

1.9107 0.6687 0.713 0.4767

2.1974 0.7690 0.666 0.5121

2.5270 0.8844 0.623 0.5509

2.9060 1.0171 0.582 0.5919

3.3419 1.1696 0.544 0.6362

3.8432 1.3451 0.508 0.6833

合计红利值为：8.0955元

合计分红现值为： 5.0484元

上市以来筹资共7.4亿，分红14.8亿，分红/筹资=2，故折合实际分红现值为5.04/2=2.5元.

折现率：7%

盈利增长率为：15%

分红率为：35%

实际分红现值(考虑分红筹资比后)为： 2.5元

第二阶段即第10年以后，增长率为：7%

第10年的每股盈利为3.84元

折现到第10年的当期值为：3.84/0.07=54.85元

第10年的折现系数为0.508

第二阶段的现值为：54.85*0.508=27.86元

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为：27.86+2.5=30.36

给以50%以上的安全边际，30.36*0.5=15.18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5.18-0.4)/1.5/1.16=8.49元.

给以60%以上的安全边际，30.36*0.4=12.14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2.14-0.4)/1.5/1.16=6.75元)

给以70%以上的安全边际，30.36*0.3=9.10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9.10-0.4)/1.5/1.16=5.00元)

为获得15%年复利，现在可支付格力电器的最高价格：

净利润增长率为15%

的预期价格：3.8432*14.3=54.90元

加上预期红利：8.09元

预期20总收益：54.90+8.09=62.99元

获得15%盈利现可支付的最高价格62.99/4.05=15.55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5.55-0.4)/1.5/1.16=8.70元)

折叠本段内在价值

净资产收益率(%)：

2005年18.72

年17.24

年15.53

年16.17

年15.82

年15.48

年21.68

年26.3

年32.9

年33.56

平均：21.34%

预计后10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

则内在价值为：

每股收益(0.95)/贴现率(0.07)=13.57元

净资产收益率(18%)/贴现率(7%)=2.57

13.57*2.57=34.87元即格力电器内在价值的现值为37.37元.(加上红利的现值2.5元)

给予5折的安全边际则37.37/2=18.68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8.68-0.4)/1.5/1.16=10.5元)

给予4折的安全边际则37.37*0.4=14.94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4.94-0.4)/1.5/1.16=8.35元)

给予3折的安全边际则37.37*0.3=11.21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1.21-0.4)/1.5/1.16=6.20元)

成长率为10%，10年后将成长2.58倍;

成长率为12%，10年后将成长3.11倍;

成长率为15%，10年后将成长4.05倍;

成长率为16%，10年后将成长4.41倍;

成长率为18%，10年后将成长5.23倍;

成长率为20%，10年后将成长6.08倍;

成长率为25%，10年后将成长9.31倍;

成长率为30%，10年后将成长13.79倍;

成长率为40%，10年后将成长28.95倍;

内在制度第3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预期；稳定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11-02

邓小平同志指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社会稳定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可以说，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由调节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坚强的后盾，因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保护民生稳定民心，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社会预期，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作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社会保障从多个角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预期角度来看，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防范各种社会风险，从心理层面提高人们的预期，从而消解各种可能引发社会失控的危险因素。早在社会保障建立之初，德国宰相俾斯麦就意识到 “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1]。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进一步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2]。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能降低人们的心理预期，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社会冲突、社会损失。尤其是当人们的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如果“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3]，各种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就可能随时爆发，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的，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越来越严重了[4]。因此，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提高人们的心理预期，要提高人们的心理预期就要重视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从法律上、经济上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乃至不断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不仅能够化解已经发生的各种风险，帮助身陷困境的社会成员从生存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且也能够将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消弭于无形之中，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安稳地从事生产生活活动，消解社会成员因生存危机而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对政府的反叛心理和行为，保证社会成员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仍可以安居乐业，从而有效地缓解甚至消除引发社会震荡与失控的潜在风险，防范造成社会失序的各种越轨行为发生，进而保障社会稳定地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其次，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通过保障手段能够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和总消费指数，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持有的一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于那种商品增加的单位所得到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于那种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少[5]。所以，要想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就要提高无产者的消费水平，增加社会总边际效用，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一点，凯恩斯在其1936年发表的《通论》中也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增加消费倾向，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一方面，社会保障收支会自发地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从而具有调节与缓和经济波动稳定器的作用。当经济走向衰退时，供给大于需求，减少社会保障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费支出，会相应增加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支出，有利于经济复苏；当经济出现过热时，需求大于供给，增加社会保障税收缴比例，减少社会保障支出，这样会减少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需求，有利于治理生活过度膨胀，使经济运行减少波动，进入安全良性循环，给和谐社会的创建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6]。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往往表现为经济方面的强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受助的弱者基本是生活困难者，这些人的消费水平极低，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极为突出，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对于较好一点的生活要求更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边际收入的增加会给他们带来消费的必然增加。相比之下，强势群体在满足了基本生存和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边际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消费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的规律，所以，在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要想提高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从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入手。据此，若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通过第二次分配调解收入差距，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都提高，这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带动经济的稳步发展。

再次，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社会保障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公平通常是以利益的规则流动或公平分配为表现形式。当社会机会均等、分配公平时，社会会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反之，当出现不公平分配时，社会成员间的利益矛盾将随之产生或扩大，当个体的心理不公发展成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的方面”[7]因为任何人都希望生活在公正的社会受到公平的对待。所以，一旦由于分配不公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将会受到挑战，部分社会成员的愤世嫉俗与社会动荡也将一触即发。所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刻不容缓的课题。这就要求社会采取一种有效的调剂手段，对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追求效率的基础上进行再分配，以缩小贫富悬殊。这在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看来才是符合补偿主义原则的，他们认为：任何经济政策的改变都意味着价格体系的改变，都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所以，国家应通过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由变革的受益者补偿变革的受损者，使受损者保持原有的福利水平[8]。通过“税”、“费”或“转移支付”等形式补偿受损者，努力消除或降低社会分配差距，调整社会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生活，降低社会发展结果不公平的程度，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当然，这在吴忠民看来需要执行“标本兼治”的手段，既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制定并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更要积极有效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系统的社会救援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定位由经济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使所有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9]。

最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推动不合理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走向合理的“扁橄榄形”结构，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所谓金字塔形的社会，主要表现为占人口极少的富有者盘踞在社会的顶层，掌握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越来越富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者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因为权力的缺失和资源的贫乏而越来越贫穷，是两极分化较严重的社会状态。而“橄榄形”结构则主要指社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绝对富有者和赤贫者都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是相对平等的社会状态，其橄榄形状越扁，社会越趋于平等。如果社会结构长期呈现金字塔形，即只有极少部分强势群体盘踞在塔顶，而绝大多数弱者都处于社会底层，那么，一旦底层群体的生存或生活出现问题难以保障时，其不满情绪也会随之而来，则整个金字塔的稳定性就会动摇，严重时会立刻倾倒。所以，“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么不管产品多么充足，还是少数人分享，其余的人贫困[10]。” 那么，社会长期稳定只能是空谈，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阶层结构，稳定都是一种空想。如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差距，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取富济贫，通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对此，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理想城邦应该是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并统治国家。他认为，只有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趋于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而且中产阶级少野心，有野心的人，对于城邦会酿成大害。所以，要发展“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的中产阶级，以此建立正义的国家[11]。这种社会结构有助于化解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处于两端的社会成员虽收入差距大，但由于人数较少，彼此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只要采取相应对策便容易化解。同时，由于处于中间的社会成员占绝大多数，他们与处于两端的社会成员存在着较多的利益关系和沟通渠道，是两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缓冲力量，在化解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方面，他们发挥着重要的调解作用。

总之，人民的安康离不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依托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无论从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客观规律还是从社会保障功能的逻辑视角来看，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就是实施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措施，它能提高人们的心理预期，调节尖锐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缓和统治危机，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政权稳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当再次肯定“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定地讲，保障稳固一切！没有切实的保障措施，一切稳定都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胡晓义.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J].中国发展观察，2010，（7）.

[2]刘岩.风险社会理论新探[C]//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4.

[3]墨子·非乐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

[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庇古.福利经济学[C]//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荣燕.论社会保障对社会稳定的促进效应[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8，（9）.

[7]初次分配对社会保障再分配的作用[EB/OL][2013-03-05]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3/05/227598

92_0.shtml.

[8]张士昌.社会福利思想[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206.

[9]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8.

[10][英国]莫尔.乌托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50.

内在制度第4篇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内在冲突分析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其中,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 其请求赔偿的实际范围仅仅被局限在物质损失内, 而在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关的民事法律规定中并不适用。以人身受伤害案件为例进行分析, 法院的民事判决的赔偿数额很大, 但是,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却仅有一两千元。另外, 刑事由于与犯罪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 其请求赔偿对象仅仅是刑事被告人。即便是在司法解释当中明确规定, 被害人所请求对象也可以是除刑事被告人外所需负赔偿责任的单位或者是个人, 然而, 在实际的审判过程当中, 由于与犯罪人相关的但是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与共同侵害人同刑事案件不存在关系, 所以, 在审判程序当中并不给予相应的重视。即便受害人会提出相应的请求, 但是, 法院并不予以接受。若犯罪的嫌疑人处于在逃状态, 虽然犯罪的证据确凿, 但是受害人与其相近的亲属不允许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若在完成刑事案件的审结以后, 也不允许对在逃嫌疑人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除此之外, 在法院实际判决的时候,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所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时, 仍然需要对刑事被告人赔偿的能力进行全面地考虑。若被告人不具备赔偿的能力, 使得赔偿难以进行, 那么法院的判决就会免除被告人赔偿的责任。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在冲突的有效协调

当前, 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德国存在相似之处。然而, 根据实践调查表明, 在实际审判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受害人都会选择附带民事诉讼, 除非是对赔偿请求放弃, 否则, 很少会有人去选择在完成民事诉讼以后提出民事诉讼。

然而, 我国的司法解释与实践也始终都在尝试去修改并完善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某部分内容。虽然,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充分证明其尽全力保证附带民事与独立民事诉讼的救济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 因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附带民事诉讼自身的非独立性问题, 所以, 相关司法解释也难以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出事先所预期的作用。其中,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需要在审理的过程中分开, 进而有效地防止刑事法庭在对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的时候, 运用“吸收”的办法来使用金钱来赎刑, 或是存在通过赔偿形式替代刑罚的情况, 但是, 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未严格遵守。探究其中的原因, 主要是在相同审判组织在刑事诉讼后, 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过程中, 始终是两种责任的相互吸收, 而且最终会作出统一判决。正是因为以上这种分开审理的方法无法对问题进行解决, 所以, 在新刑事诉讼法当中, 不仅对防止引起刑事案件的审判迟延进行综合性的考虑, 实现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相互分开的同时, 在刑事诉讼程序各阶段, 实现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完全合并审理。

而在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法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确定相应的程序, 保证刑事诉讼的程序能够始终满足刑事赔偿救济的相应需求。首先, 刑事诉讼法需要保证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和民事实体法保持一致, 同时, 需要明确规定, 刑事赔偿请求在民法规定当中同样适用。其次, 有效地解决并处理好性质不同诉讼在刑事诉讼当中的合并审理问题。再次, 因为刑事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而且两种法庭的分工也有所区别, 同时, 刑事法官始终承担着刑事审判的责任, 所以,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并不存在相应的意愿。所以, 一定要重新评估刑事法官自身的审判能力与实际经验, 并给予其相应的培训, 使其在面对民事赔偿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最后, 民事的请求者最好选择独立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获取民事法庭的相应鼓励, 而且还应该保证在不同程序当中, 被害人能够获取相同利益。另外, 需要对案件种类予以相应的考虑, 并且对其进行区别地对待。其中, 案件包括重大刑事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 而受害人请求的内容也包括精神与物质损害赔偿两种。所以, 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根据以上方式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予以相应的改造与调整, 进而更好地实现诉讼价值, 更加便利与科学。尽管刑事诉讼法打击了犯罪并保障被告人人权, 但是, 也仅仅是体现出一半正义。另一半则是在对犯罪予以严重打击的基础上, 保证了公民的私权不可被侵犯。在附带民事诉讼独立程度地位的同时, 使得民事实体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更加协调, 也保证了被告人与受害人权利, 实现了控辩双方平衡。

参考文献

[1]申莉萍, 郑茂.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定位--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废之争说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2, 33 (4) :89-92.

[2]夏黎阳, 符尔加.公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研究[J].人民检察, 2013 (16) :17-20.

内在与外在作文第5篇

人的内在美你看不见，就不知道。但外在美，在你看见他的第一眼，就能发觉。有时，外在美很重要呢——“如果我在路上被摩托车撞了，只要我定神一看，那位仁兄骑着一辆崭新耀眼的鲜红跑车，穿着漂亮泛白的牛仔裤，套着艳黄四射的一件运动衫——而且，顶要紧的，有一张奥玛雪瑞夫式的性格的脸，我一定软了心，爬起来自己拍灰自己走路，并且诚心地向他道歉，请他不要介意我的额头无意间撞掉了他的车漆。但如果来人骑着一辆灰不灰黄不黄的老爷车，又邋遢着一张浮肿油亮的丑脸，（或者，更不幸的，又长了些红豆。）我一定非找他算帐不可！”

如果人只有内在美——用花来说“可没人听说过芭乐花吧？有谁订购过杨桃花送女朋友呢？冬瓜花、西瓜花虽然将来大可以“瓜瓞绵绵”，可是哪里上得了花谱！”

但人有了外在美，就像一枝高贵、美丽的玫瑰花——“要说做花，就得做漂亮的玫瑰花。做人，当然以伟大为好，否则，至少也得漂亮！”

内在美，美在内心，可又有谁能一眼看出呢？为何整容院那样火爆？为何大家都想整形？原因只有一个——“我原谅林黛玉，原谅西施，原谅早死的倾国倾城的李夫人，虽然她们常常生病。“东亚病夫”大概都是这类“东亚病妇”生的。但只要生病生得像林黛玉那样桃腮泛红，星眸放光，或像西施那样颦眉捧心，娇喘不胜的话，就算送到选美会上，也能捞个；最佳病容奖”。要是像东施，虽然身体棒、演技好，又有谁敢领教？”

不能说内在美无用武之处，这点我与作者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人只有外在美却缺失了内涵，我只能称其为没有灵魂的空壳。人如果不但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那么那些没有无用的空壳与单一的灵魂完全无法相比。

内在风景（上）第6篇

方构图中隐藏的结构

采用中方画幅构图，则必须精雕细刻，构图严谨，才能拍出作品的内在精神来。因为方画幅的构图为对称式的造型形式，讲究均衡，重视布局。关于方构图的形式，我以为与中国的汉字不无关系，因为只有汉字呈四角型，即一点一划都要写在横竖分割好的格子里，创造出复杂的方块字，这种书写形式在世界文字文化中相当罕见。

古代的中国人有一种思想，认为大地是方形的，方形空间是大地的延伸，它与被圆形覆盖的天相对应，才有了“天圆地方”之说。战国时代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就是按方形设定，再把耕地按方形分成九块。诸如古代的长安和洛阳的“四方城”（《古今图书集成》）都是用四角城墙围城。而中国最早的游戏，围棋的发明创造，更是基于这种四方形的精神依托。而棋盘中排列的黑白子，表现的是天星的运动，阴阳的变幻。其布局显然为阴阳之道，恰好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因此，道家的符号也是由方形结构组成。公元四世纪的《璇玑图》以任何字为起点，上下纵横都可以联贯成诗文，可谓正方形文字游戏的迷宫之最。而历代官印，皇帝玉玺，也无不为方形结构。流传至间的民间文化活动“转九曲”，当年我做摄影记者时曾在陕北安塞见到其壮观的场面。就是在一大片空地上装置起一个迷宫式方阵，让人们在其中行走。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方形构成自古以来就举足轻重。而在绘画中方形构图更是比比皆是。造型中的“九宫格”由此而诞生。早在汉代的画像砖，莫高窟洞窟壁画以及西方十一世纪早期《埃弗兹教堂》宗教壁画、现代绘画大师；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作品，方形构图占相当比例。

论其形式，方构图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视角上不会显得很开阔，只能在方形空间中舒展枝叶，虽然是一种束缚，但却会使人的视觉集中，“收视反听”，在限制中完成构图。而在观看方画面时会带给人联想，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比较耐看，有空间感。即“有意味的形式”。

摄影是舶来品，由西方传入东方，纵观西方许多拍摄风景的大师们，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洁。形式简约才能传达出一种意境，抑或是某种“禅境”。在这里，西方风景摄影中的“简洁”与东方禅艺中的“孤绝”恰好不谋而合。因为禅追寻的是：“静寂”与“空灵”。古人云：“空寂是悟禅”，而禅的艺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乃是：“寂、空、静、虚”，“知白守黑”。“静”与“虚”强调了大自然的旷远、广泛和纵深感，而“寂”与“空”却具有深层的暗示力并激发联想。

英国美学家冈布里奇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暗示和联想：“……对于我所称之为‘屏幕’的东西，没有什么艺术传统能够比远东的艺术理解得更深。”中国的艺术理论曾经讨论过笔墨的空白的表现力：“必须无目而若视，无耳而若听……时有数十百次所不能写书者，而此一两笔忽然而得，方为入微。”这种观点所凝成的一句格言也许可以作为本章的箴言：“笔不到意到。”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水墨写意画的精髓，以简练、单纯的形式，用“简笔”的画法表现真实物象所在。

对方画幅的把握，实际上也是锻炼对景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准确的提炼。在构图中删减多余的“浮光掠影”，以求达到“言简意赅”方画幅能把你研究的最具形式感的东西全部完成，“无规矩不成方圆”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库车大峡谷	牧羊图

长城氤氲	秋林

松赞林寺

库车大峡谷

对称式均衡构图，山势略偏右，天空白云反衬，具有倾向性的张力，不动形式中的“运动”。

哈苏FE203相机 CFE40mm镜头加PL镜光圈F22A档自动程序减0.5级曝光量（EV-0.5）

柯达E100VS反转片

牧羊图

动与静，点与线的结合，使正方形边线构成一个围栏，令空间运动起来，形成一个“力的结构图”。

哈苏FE203相机 CF 140-280mm施耐德变焦镜头光圈F16速度1/30秒

富士RUP ISO50反转片

松赞林寺

用摄影的表现形式，即“知黑守白”。在“空寂”中强调自然景观的旷远、神秘和深邃。

哈苏FE203相机 CFE350mm镜头光圈f22A档自动程序减1级曝光量（EV-1）

柯达E100VS反转片

秋林

正方形的内在结构，以对角线形成，在方形空间中舒展枝叶。点、线、面的有机结合。

哈苏FE203相机CF140-280mm镜头光圈f11-16之间速度1/30秒柯达E100VS反转片

于云天的方画幅相机和镜头配备：

相机：哈苏FE203型哈苏503cxi型

镜头：CEF系列40mm50mm80mm 110mm350mm

CF系列150mm140-280mm

长城氤氲

如同风暴般运动所呈现的壮观，点（敌楼）所具有的内在音响，隐秘在平面构成中引发冥想。

内在制度第7篇

独立董事是独立外部董事的简称, 是指除去董事职务之外, 不在上市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且与所受聘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美国, 目前已被世界上众多国家所采用。我国自2001年在上市公司中正式引入该制度以来, 迄今已有七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 理论界围绕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众多的研究, 大多数都认为这一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未能达到引入该制度时的预期效果。至于该制度低效的成因, 则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笔者经过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制度本身是一种有内在缺陷的制度, 这是造成该制度在我国低效的重要成因之一, 本文即是对有关制度缺陷的理论分析。

二、研究前提

笔者认为, 随着现代企业理论和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的兴起, 当今社会出现了对公司董事会行使职权时要确保公正性的新要求, 即董事会不能只考虑股东的利益, 还应考虑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独立董事制度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是以此观点为前提展开分析、论述的。

三、独立性理论含义

在“独立董事应当独立于谁”的问题上, 各国、各地区、各机构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其中, 有的要求独立董事要独立于公司、执行董事、重要股东和重要的消费者或供应商, 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有关规定;有的则还要求其不得从属于接受公司重大捐助的非盈利性机构, 如美国加州公共雇员退休制度;还有的则还要求其未参与公司的股票期权计划、在一家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时间不是太长以及这种服务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如英国的凯德伯瑞报告;在我国则要求其要独立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重要股东, 且不得是为上市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由于独立董事制度背后存在的是对董事会公正性的要求, 因此, 可以为这些相互有所差异的关于独立性的规定寻找出一个共同的基础, 即独立董事理论上的独立性应当是指独立于公司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观点可以从澳大利亚投资经理协会的有关规定中得到支持性论据。该协会在列举了独立董事不得具有的其他六种情形后做出规定, 独立董事不得“具有可能被合理视为会影响其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能力的任何利益、业务或其他关系” (左金凤, 2003) 。

四、独立董事制度缺陷分析

独立董事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可以从公正性目的实现、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1. 公正性目的实现

如前所述, 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当今时代对董事会公正性的新要求。也就是说, 独立董事制度是为实现董事会行权公正性而产生的。但问题是, 增强董事会独立性, 或者说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只是有利于实现董事会公正性的一个形式上的要求, 公正性最终需要依靠行权的结果来进行判别。因此, 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未必真得能实现董事会行权的公正性, 它只是体现了人们对实现董事会公正性的一个较为合理的预期, 这是其一。其二, 理论上的独立性是指独立董事独立于公司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一理论含义使得其要转化为现实中具操作性的严格定义十分困难, 即在现实中符合操作性定义有关要求的“独立”董事未必在理论上也是严格独立的。这两点原因使得独立董事制度在现实中未必真得能实现董事会公正性这一制度目的。

2.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不积极。由于独立董事制度主要作用之一是监督上市公司及其内部人的违规、违法行为, 因此, 当现实中上市公司内部人有违规、违法需求时, 他们就会很当然地不希望在公司中设立这样一种制度。如果因外部某种原因而不得不建立、执行该项制度, 那么就可能会采取“阳奉阴违”、“形式主义”的方式, 即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 但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故意设置障碍或不予配合, 阻碍独立董事有效发挥作用。

3. 独立董事

(1) 激励不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论述。其一, 从独立董事能否占有公司剩余索取权角度而言, 由于按照团队生产理论, 团队的监督者必须能够占有剩余索取权, 否则他也可能会偷懒;同时按照现代企业理论, 监督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尽可能地匹配, 否则, 这一控制权就会变成一种“廉价投票权”, 不会被负责地使用, 因此, 社会应当赋予独立董事与其所拥有的监督和决策权力相匹配的公司剩余索取权。然而, 按照前文对独立性的理想要求, 一方面,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于股东, 即他不应当拥有公司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 即使放宽要求, 让独立董事可以拥有部分剩余索取权, 那么, 在社会对独立董事监督和决策作用寄予较大期望的情况下, 他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还是不可能与赋予他的监督和决策权力相匹配。其二, 从独立董事履职的报酬收入而言, 因为独立董事要独立于公司, 他就不应当从公司获得太多的报酬, 否则, 这一较大收入由于对独立董事的重要程度增加, 就可能成为他在发挥监督作用时公司进行要挟的“人质”。即使独立董事履职收入改由上市公司之外的某个机构统一发放, 也仍然存在问题。由于独立董事的监督和决策工作的质量是难以得到及时衡量的, 这一发放方式将意味着独立董事一般是能够如期拿到约定的那份收入的, 而这就意味着收入的获得与工作质量的好坏之间将难以建立起及时的对应关系, 因此, 仍然存在独立董事“偷懒”和“投机取巧”的可能。上述两点分析意味着, 如果独立董事符合通常的“经济人”假设, 那么, 他很可能会出现履行职责动力不足的问题。

(2) 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 即一些人掌握某些事情的信息比另外一些人多一些。所谓“买的没有卖的精”就是这一现象的一个形象化的描述。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之间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独立董事既然独立于公司, 则必然不得在公司内部担任除董事之外的其他职务, 由此他所掌握的公司内部信息必然主要是由公司内部人提供的。因此, 独立董事相对于内部人而言, 一般情况下都是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按照信息不对称理论, 那么, 独立董事在决策时将可能会遭遇逆向选择问题和在对内部人监督时遭遇道德风险问题, 进而损害其决策的正确性和监督的公正性。

(3) 时间、精力投入不足。按照定义, 独立董事既然独立于公司, 他的生活来源就主要不应当依赖于从公司获得;否则的话, 这一职业的稳定性因为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来源就将成为他在发挥监督作用时的障碍。由此, 独立董事只是他的一个兼职, 而这将必然会分散其时间和精力, 进而可能会造成他在了解公司内部信息以及履行监督和决策职能时时间和精力投入不足的问题。

(4) 人才不足。一方面, 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 肩负着对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任, 这一角色要求其知识、经验丰富, 且监督和决策能力强, 但上述激励上存在的缺陷, 可能会导致符合独立董事有关任职条件的人不愿担当这一职务的问题。另一方面, 前文分析表明, 从理论上讲,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于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并有追求公正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点将使得独立董事在理论上的任职资格过于苛刻, 现实中真正符合要求的独立董事人选很少。这两方面的原因将使得独立董事制度在现实中面临人才供应不足的问题。

(5) 可能会被内部人利用。由于独立董事制度未必真的能实现董事会的公正性, 符合独立性的有关规定未必就意味着他是真的独立的, 以及独立性还是变动的即使独立董事在受聘时真的独立, 也难以保证在日后他和公司内部控制人之间不“日久生情”, 仍能保持最初的独立性, 因此, 独立董事制度就有可能被公司内部人所利用:即内部人可能会以某项决策已经得到独立董事的批准而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 或借用独立董事制度的名义, 拉拢独立董事与之合谋, 依靠损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方式来谋取其私利, 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 (喻猛国, 2001) 。

五、结论

综上所述, 独立董事制度是一种存在种种缺陷、在实践中可能会面临许多问题的理想化了的制度。

参考文献

[1]陈昊:中美独立董事制度比较研究[J].当代法学, 2003 (5)

[2]赵伊川王柏玲: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国际比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2 (11)

[3]邓菊秋:独立董事制度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4]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2001～08～21

[5]左金凤:独立董事的独立地位探讨[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增刊) , 2003 (6)

[6]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内在制度第8篇

中国审计市场上存在一些独特的现象,如股权融资偏好、IPO包装上市、上市公司“保壳”和控股股东“圈钱”等。还有如为什么国内所发展滞后、不能和国际所竞争?为什么国内所的业务范围主要局限在地方的上市公司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国际所的业务有哪些特点?分析这些现象和问题需要从市场最基本的制度安排着手,唯有如此,才能寻求满意的答案。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以柯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通过将经济过程类比于博弈过程,分别将制度看做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其中,诺斯把制度当作博弈规则,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制度决定经济效率。青木昌彦则认为制度是博弈人在共有信念指导下达到博弈均衡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制度所起的作用就是协调参与人的信念。制度的两种存在方式是成文和不成文形式。此外,一种具体表征形式只有当参与人相信它时才能成为制度。在此意义上,“成文法和政府规则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就不构成制度”(青木昌彦,2001)。在这里,青木昌彦也肯定了约束人们行为的非正式规则的作用,认为它等同于制度。制度经济学家还肯定了意识形态、思想在制度实施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正在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导向往往直接决定着经济转轨的路径和历史进程。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中国官场上,为什么正确的思想从“红头”文件来(丁平准,2006)。正是这些制度安排,是前述及现象和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审计市场的制度安排和基本特点

(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挂靠到合伙和有限责任所

恢复重建时期的事务所,实行挂靠制度。这是因为当时经济体制形式是单一的公有制,国家办所是理所当然的事。挂靠单位办所的目的是为单位创收、安排部分离退休员工和人员分流。同时,挂靠单位替事务所介绍相关业务,事务所本身不必考虑和担心市场份额,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展壮大。由于事务所挂靠其设立单位,其本身就没有独立的责任风险。一旦事务所违规操作,出具虚假的审计或验资报告,无法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如1992年、1993年相继发生的“深圳原野”虚假验资、“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和农行“衡水信用证”巨额诈骗等案件,事务所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只能是将涉案的三家事务所撤销,但无法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丁平准,2006)。注册会计师法首次确立了合伙所。其动机显然是要建立必要的激励和风险机制,引导事务所自身发展。合伙制的重要特点是合伙人要承担无限责任。然而,合伙人只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货币资本并不充裕,所承担的责任也极其有限。这就注定了其客户只能是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除了合伙所出现外,绝大多数挂靠的事务所都改制成为有限责任所。改制后事务所必须转变思想观念,面对市场竞争,独立承担风险。因此,在较短时间内,难以有较大起色。正是这种体制上原因,导致国内所整体实力较弱,在国内市场上,难以和同际所相抗衡,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事务所组织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应该具有多样性。从国情来看,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大力发展合伙所和有限责任所,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会计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指导方针。同时,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先进和领先水平的事务所,为一批较大规模的在境内外的上市企业提供服务,已是当务之急。这就要求首先在组织形式上认真考虑,建立一整套适应较大事务所发展的体制和制度,让事务所真正做大做强,并走向世界。目前,国际“四大”事务所已经或者正在向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转型。即事务所以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各合伙人对个人执业行为承担无限责任。它的最大特点在于融合了普通合伙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事务所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们的缺陷。国际所发展的经验可以作为国内所发展的借鉴。事务所组织形式的主要问题在于解决掌握人力资本的注册会计师和掌握货币资本的投资者之间的权责关系。事务所也是企业,如果要做大做强,也存在两权分离的问题。并且,为解决发展中需要的资本,事务所也需要融资。既然事务所可以通过发行股份向特定投资者融资,那么,它能否像其他上市企业一样,通过上市来向社会公众筹集资本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境内外可同时上市融资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之初,便支持内地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1992年,B股市场建立。即境内公司向境内外投资者发行、募集外币资金并在境内上市交易。此外,还有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在美国上市的N股。最初,大多数境外上市公司是国内各行业中的骨干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始到国外发行股票和上市,使得境外上市公司的所有制结构和行业分布趋于多元化。A股、B股及H股等只是投资者的类型有差异,投资者享有相同权利并承担相同责任。到境外资本市场融资,附有注册会计师签字的审计报告更是不可缺少。但在最初,事务所实行挂靠体制,是官办机构。而需要境外上市的都是各行业中国有骨干企业。研究发现,即使是发行B股或H股,也是需要进行“财务包装”。中国公司经理缺乏现代公司金融和应计制会计原则方面的专业知识,往往雇佣国际券商和国际所来设计并完成财务包装(Joseph A harony等,2000)。因而,无论是从审计独立性还是从专业技能方面来说,国内所都不具备担任B股和H股审计的角色。它们的审计任务自然由国际所来承担。A股公司补充审计政策,加大国际所在B股、H股等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虽然双重审计模式明显增加审计成本,却没有证据表明提高了审计质量(吴溪,2005)。最新研究表明,由于证券市场法律风险缺失,国际四大并没有表现出高于国内所的审计质量(刘峰、周福源,2007)。尽管在西方国家,“四大”被公认在某些领域具备行业专长并依靠品牌和行业专门化来获取溢价,但没有证据表明“四大”在中国具有行业专长行为(周娟,2006)。目前,国内所的审计收费大约40万,而“四大”的收费普遍偏高,两者相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正是境内外可同时上市融资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的不完备,导致国际所在B股、H股等市场上的控制地位并产生垄断溢价。国际所定位限于高端审计市场(证券审计市场),已经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一旦它们做出将业务扩展到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服务的低端审计市场的决策,那么,国内所将真正面临灭顶之灾。

(三)责权利失衡的上市审批和监管

融资和资源配置是资本市场两大主要功能。融资就是要为业绩和成长性好却缺少资金的企业提供必要的发展资金。资源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真正实现资本市场选优。中国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首先,发展定位不当。资本市场最初的定位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将股权融资作为国企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实质是保障其改革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的配套措施。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先天性的“国家绝对控股”和“内部人控制”等治理难题,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发展和监管中的各种问题。此外,早期股票的发行与上市实行额度控制。股票市场的调节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手段而不是市场规律来实施管理的,因而,价格机制难以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发挥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未能实现。这导致股票市场存在很大的系统性风险,决定和支撑股价走势的往往不是企业业绩,而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资本市场特有的审批和监管制度造成了股权融资偏好、IPO包装上市的现象。按照筹资顺序理论,内部融资是企业首选的筹资方式,其次是金融贷款,最后是发行股票。然而,国内上市公司却以发行股票作为融资的最优选择,即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原红旗,1999;黄少安、张岗,2001)。问卷调查表明,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最重要原因是,相对于负债融资而言,股权融资的成本较低(陆正飞等,2005)。权益资本相对于债务资本来说,公司没有还款压力。并且,中国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较多情形是发放股票股利,且是否分红完全由受到控股股东操纵的股东大会决定。此外,公司上市往往代表着声望和荣耀,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追求。所以,地方上市公司的经理还受到来自政府官员的压力(D e Fond等,2000)。既然公司上市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符合条件的企业自然优先考虑上市,而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也要“包装”上市。令人担忧的是,股权融资偏好、IPO包装上市等极不正常现象已经是为人们所接受的潜规则,市场博弈者通过不正当手段绕过了实际维护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制度和规则。

(四)设定配股和退市底线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公司上市后均以配股作为上市后的最佳融资方式(原红旗,1999)。证监会在1994年9月规定“配股公司净资产税后利润率3年平均在10%以上”。1996年1月将净资产税后利润率由3年平均10%调为每年都在10%以上。为达到配股标准,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盈利操纵”现象,净资产税后利润率显著接近10%,即“10%现象”(张为国等,1998;蒋义宏,1998)。1999年3月证监会又做出规定,拟进行配股的公司最近三个完整年度内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进而产生6%现象。研究提供的证据充分说明了满足配股底线的要求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动机。一些学者接着建议,应当取消配股公司在净资产报酬率上面的底线限制,让市场来决定会计方法选择的成本和收益,从而改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Charles J.P.Chen等,2001)。鉴于此,2006年5月证监会重新出台规定,对配股的监管要求降低为只需要盈利即可(即净资产报酬率大于零)。但是,增发(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募集股份)的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同时规定,对于连续3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实行股票退市制度。纵观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保壳是手段,圈钱是目的。其中,不当关联交易是控股股东用来恶意操纵利润和股价、侵占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主要方式。关联交易主要目的是“输入利润”以保壳,待圈钱成功后又“输出利润”以获取不当利益。上市公司购销业务对关联方具有较强依赖性。并且,上市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长期占用(秦玉熙,2003)。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通过股权交易、产品及服务购销、资产交易等付出型关联交易(现金流出上市公司)实现对上市公司资产的侵占(王瑞英等,2003;陈晓、王琨,2005)。此外,发生关联交易对公司价值有显著负面影响(朱国民等,2005)。

三、审计市场理论研究的思考:以审计意见购买为例

(一)审计意见购买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发现

一般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将审计意见购买(A uditor O pinion Shopping)所下的定义(SEC,1988)。即“上市公司寻求审计师支持自己的会计处理(即使这种会计处理会损害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满足自身的财务报告的需要”。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会损害审计独立性,降低审计质量,并导致审计失败。即它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后果,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误导,从而降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果。同时,审计意见购买完全背离了“受托经济责任”的基本理念,极大地削弱了审计控制,并防碍审计功能的拓展。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研究主要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方式。直接法主要借助于问卷调查、案例法等手段,来揭示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规律和特征。对于受调查公司的经理而言,承认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似乎并不符合公司的利益。因而,Burton和R oberts(1967)以及Carpenter和Strawser(1971)在询问管理层为何变更审计师时,得到了“除了审计意见购买”动机以外的一些答案(D avid B.Sm ith,1986)。案例法是针对受到监管部门查处的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公司进行研究,以发现其规律和特征。但由于样本量较少,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同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已经产生一定的不良后果,没有在事前加以规避。有鉴于此,审计意见购买主要是以间接法来研究的。即通过审计师变更或者审计收费来推定公司是否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具体做法是,将审计师变更、审计收费作为实验变量,并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如公司财务状况、审计师特征等,来检验公司是否通过审计师变更或者审计收费达到自身的目的(符合配股底线、关联交易等)。即要回答:公司通过审计师变更(寻求继任审计师支持自己的会计处理)实现审计意见购买了吗?或者公司通过审计收费(寻求现任审计师支持自己的会计处理)实现审计意见购买了吗?国内外学者对审计意见购买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并积累了一些证据。Chow和R ice(1982)发现审计师变更与变更前一年“不清洁”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审计意见购买动机。K rishnan(1994)发现公司变更审计师的动机是因为现任审计师较为“保守”,即对审计准则的执行较为苛刻。然而,审计师变更后,后任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显得更为谨慎,说明上市公司并没有能够实现审计意见的购买。Jagan K rishnan等(1996)考察了审计意见和审计师变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并且发现,对于审计师变更的客户,审计师更可能出具保留意见。Clive Lennox(2000)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的缺陷:前后任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是立足于不同基础之上的。通过建立审计意见预测模型,他发现,如果公司做出不变更审计师的决策,其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更高,从而说明公司通过审计师变更降低了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即成功地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动机。耿建新、杨鹤(2001)发现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变更审计师,并且审计师变更后,审计报告中标准无保留意见显著地多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李东平、黄德华、王振林(2001)也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变量与前一年审计意见类型变量显著正相关。李爽、吴溪(2002)通过修正Lennox(2000)的模型,得出“具有意见购买动机的上市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能够成功实现其动机”的结论,但在证明力上不太明显。吴联生、谭力(2005)继续运用修正的Lennox(2000)意见估计模型,认为2002年上市公司做出变更审计师决策的依据,不仅在于2001年被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也在于预计的审计师变更将给审计意见带来的改善作用。但是,审计师变更并不能显著改善审计意见。国内已有的关于审计意见购买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合理修正后,应用到我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

(二)审计意见购买的内在机理

审计意见购买的内在机理是审计意见购买研究的终极目标。通过研究就是要明确回答公司是否存在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和行为;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公司通常在何种情况下会进行审计意见购买等。一般将审计意见划分为两类:清洁意见(Clean O pinion)和非清洁意见(N on-clean O pinion)。清洁意见指标准无保留意见。非清洁意见指非标准无保留意见。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即修正审计意见(M odified A udit O pinions,M A O)即指保留意见、拒绝意见和否定意见。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问题时,研究者经常将带说明段文字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包括在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里面。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会引起市场的消极反应,同时引起监管层的注意。因而,各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都尽量避免被审计师出具。例如,SEC规定,由于违反G A A P而收到M A O s的公司,其股票要暂缓交易。证监会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根据证监会2007年发布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再融资时,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提供关于上市公司最近1年及一期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补充意见。可见,一旦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股票将不能上市交易,并且,已经上市的公司不能再融资。成熟市场国家像美国,公司管理者格外关心股价变动和投资者反应。这是因为经理都持有一定份额的股份(股票期权),股价变动会牵涉到自身利益。再者,如果股价没有符合多数股东的预期,经理将面临被解聘。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们定期会给出不同股票的价格预期,这种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投资者的决策。如果公司不能满足这种预期,将导致股价大幅度变动。正是这种压力,驱使一批大公司如安然、世界通讯等铤而走险,通过收买审计师来得到他们想要的意见,但最终落得悲惨的下场。然而,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不必关心股价和投资者反应。他们多是地方政府任命的,因而,满足政府官员的要求是他们的最大使命。公司上市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公司经理必须保证公司顺利上市并且能够持续上市,并且,还要在适当的时候符合配股、增发的条件,进行再融资。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经理的最终目标是要满足控股股东“圈钱”的目的,即通过实施不当关联交易将资产转移给母公司。上市公司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和母公司的行为遥相呼应的。母公司(控股股东)要进行大规模资本运作、多元化扩张,上市公司则要进行再融资以担负输送资金的任务。因而,通过考察母公司的行为,可以更好地发现上市公司行为背后的动机。前文综述表明,以往国内相关研究一是发现,上一期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和下一期的审计变更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上市公司强烈希望通过审计变更来改善审计意见,即上市公司具有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二是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愿意支付更多的审计费用。上述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和盈余管理的结合不够。以住研究至多是发现上市公司具有审计意见的购买动机,但是,上市公司在实质上有没有实现审计意见购买?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发生审计变更或者异常收费的公司是否存在相当的利润操纵、关联交易等行为。二是没有很好地体现中国的国情与经济发展特点。如办事“讲关系”、“讲人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特色。通过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来实现审计意见购买,应该具有广泛的生存空间和土壤。三是投资者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是否存在反应方面的研究缺乏。如果投资者能够正确识别审计意见购买,那么它对市场的危害性就会降低。从监管层来说,提高市场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识别能力,是治理此类行为较好的一条路径。因此,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改进现有文献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主要是研究设计),以进一步验证或者修正相关的结论,并力争在新的层面上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无疑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三)审计意见购买的研究思考

近年来,经验性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经验性研究通过实验或观察,收集现实的物理或经济世界的经验数据,运用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获得对现实物理或经济世界的认识。国内外学者就审计意见购买方面的经验研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以下是我们对审计意见购买经验研究的一点思考。首先,研究假说(R esearch H ypothesis)应当注意把握审计意见购买的内在机理。假说应当具有可验证性和理论基础。好的假说离不开对中国特殊制度背景的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既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正是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产生了不同的审计意见购买的内在机理。任何研究都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展开的,而不是在脱离制度的真空中进行的。否则,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研究的结果就不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只能是“空头理论”。其次,研究方法应当具有多样性。现有经验研究多是档案式研究(A rchive R esearch),即对会计报表等档案性资料中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并展开分析,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经验研究方法还包括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Experim ents)、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 ents)、现场研究(Field Studies)或个案研究(Case Studies)和调查(Survey R esearch)等。其中,通过实验或者专家访谈等多种方式,可以更好地揭示审计意见购买的内在机理。如研究上市公司面临压力(ST或PT处理、退市等)下是否更容易进行审计意见购买时,通过和业内资深人士的访谈,可能更容易发现问题的实质和真相所在。第三,研究设计应当具有针对性。一是要较好地呼应研究假说,二是要适合研究方法。通过单变量检验和多变量分析,找到审计意见购买是否发生和如何发生的证据。从审计师变更角度研究,既要在形式上初步检验上期非标意见是否显著影响审计师变更行为,又要在实质上判断继任审计师是否纵容企业的不正当关联交易和盈余操纵行为。从审计收费角度研究,也应当立足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从而发现企业是否通过增加审计费用来实现对审计师的收买。最后,研究范围应当逐步扩展。由于档案式研究的特点,现有研究局限于对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研究。而对非上市企业的研究较为缺乏。非上市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有着和上市公司不同的治理结构和发展特点,对审计服务的需求层次以及鉴证目的也不相同,从而有着不同的审计意见购买动机和表现形式。非上市企业所占的比重处于绝对地位,非上市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如果长期忽视非上市企业,我们的研究将是非常片面和极不完善的。所得到的结论也就不能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进行有意义的指导。此外,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有向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延伸的趋势。不同审计领域内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内在机理是否存在差异,是需要研究者回答的问题。通过扩展研究范围,也必将推动审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摘要：审计市场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些主要制度安排,如会计师事务所体制形式变迁、上市公司可以同时发行A股、B股和H股等、责权利失衡的上市审批和监管以及设定配股和退市底线。这些安排导致国际所在审计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产生股权融资偏好、IPO包装上市、上市公司“保壳”和控股股东“圈钱”等奇怪的现象,同时也决定着审计服务的基本特征。结合这些特有的制度背景,才能深刻把握审计意见购买的内在机理,从而揭示审计意见购买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征,并推动审计理论的发展。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内在制度第9篇

建国以来,我国土地制度发生了四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1949～1953年),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分给农民。第二次农村集体化运动开始于1953年,结束于1978年左右,将土地的私有变为集体所有。第三次变革是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归集体所有、个人承包经营,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和行政村合并现象。虽然第三次变革所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沿用至今,但土地集中使用适应了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条件下对农地规模经营的要求。

土地制度的文献中比较集中的研究是:不同制度下农民的行为选择以及与之相应的农业经济绩效,各方面达成的共识: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决定了农业经济绩效。而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土地制度变迁中,土地所有权边界变化的内在机理。

二、基于1949～2006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基本假设和定义

假设一:土地所有权主体完全是一个经济体,经营管理土地,追求经济效应最大化,其行政职能可忽略不计(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是乡镇,村集体只是土地的法人代表)。

假设二:所有权不是形式上的所有权,而是受法律保护的土地经营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定义:所有权边界,即所包含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数量。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制度中,所有权边界为1;土地集体经营时,所有权边界为参与土地合营的家庭数。

(二)所有权边界与农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论证

生产力的最基本标志是生产工具。我国农业生产中,主要的生产工具包括铁农具、役畜及农业机械。铁农具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是常数,增加铁农具无法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所以不能代表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力的变化。因此,本文将用农业生产的机械总动力(包括役畜动力)作为衡量生产力变化的指标。

1、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

1952年到2006年,从机械总动力数量看,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拐点,将生产力发展水平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是第一个拐点。1952年到1970年是第一个阶段,农业生产基本靠人工劳作,机械总动力水平十分低下。在结构上,现代生产机械使用很少,总动力主要来源于役畜。第二个阶段从1971年到1989年,总动力增长幅度较大,但现代生产工具仍然很少,多数农户拥有役畜及相应的配套工具,生产力水平从人力阶段向畜力阶段过渡。1990年出现了另一个拐点。从1990年以后,总动力以一个更高的速率增长,农业机械得到推广,小型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和胶轮大车的拥有量增长较快,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生产力水平由畜力逐渐进入机械动力阶段。

2、土地所有权边界的

变化

根据上述假设:在1949年到1953年的第一次变革中,土地是私有化的,家庭是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土地所有权边界为1。第二次变革的合作社运动中,土地所有权经历了家庭拥有-规模较小的合作社拥有-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拥有-规模较小的生产队拥有的变化过程,土地所有权边界经历了“1-N1-N2-N3”(N2>N1,N2>N3)的变化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所有权边界又回到1;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四次变革中,所有权边界处于动态的变化中,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还是小农经营模式,所有权边界停留在联产承包制下的1,而变革后的行政村,家庭的土地集中使用,所有权边界为参与合并的家庭个数。随着行政村的合并,参与家庭增多,所有权边界逐步扩大。

3、农业生产力、土地所有权边界及农业经济绩效间的关系分析

命题一:土地所有权边界与农业生产力二者的变化存在高度一致性,农业生产力决定土地所有权边界。

开始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1985年左右基本稳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村庄兼并的现象。兼并的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的扩张、农地规模经营的需要等,不同方式的兼并带来的后果都是土地被少数人集中经营。所以,行政村数量的变化就代表着土地所有权边界的变化。本文以1985到2006年行政村数量的变化作为所有权变化的量化指标。

(1)构造双对数线形回归模型

lnY=c+blnX+u(Y为行政村数量,所有权边界的量化指标;X为农业机械总动力,生产力的量化指标;整个回归方程考察总动力变化对行政村变化的影响),Eviews的回归结果: 边

回归结果显示:行政村个数的变化率与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率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的t值大,行政村个数受到机械动力变化的显著影响。行政村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所有权边界的扩大,即所有权边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需要说明的是,回归中,说明除生产力因素外,行政村数量的变化还受其它随机因素的影响,但这不影响上述结论。

(2)构造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

构造lnY与lnX、lnY两期滞后项的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

构造lnX与lnY、lnX两期滞后项的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

计量分析:对于回归方程①,在91%显著水平下,lnX (-1)的回归系数显著异于0,lnX (-2)在8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异于0。说明方程①中lnX滞后项的系数整体统计上异于0。对于回归方程②,在85%的显著水平下,lnY的滞后项lnY(-1)和lnY(-2)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方程2中lnY的滞后项系数整体统计上为0。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本模型有从lnX到lnY的单项因果关系,即在农业生产力和土地所有权边界两个变量中,农业生产力决定了土地所有权的边界,生产力的变化是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上述回归结果的F检验

构造回归方程③:方程中不包含lnX的滞后项

回归结果:

根据①、③得

RSSUR为不包含lnX滞后项的回归方程残差平方和;RSSU为包含lnX滞后项的回归方程残差平方和。

F值显著大于临界值,所以方程①和③显著不同,则lnX是lnY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说明了农业生产力是土地所有权边界变化的根本原因,土地制度安排要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命题二:农业生产力水平、土地所有权边界和农业经济绩效协调一致发展,任何与生产力相悖的所有权边界的人为安排不会带来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甚至可能导致农业经济发展的灾难。

生产力曲线上,1970和1990年是两个明显的拐点;所有权边界的明显拐点是1990年;从图3可以看出,农村人均GDP的变化也出现两个明显的拐点,1978年和1991年。三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拐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有权边界进一步扩大,生产力水平和人均GDP都以更大的速率增长。充分说明了所有权边界对生产力的适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农村经济绩效的提高。

与之相反,生产力在1970年也出现了重大转折。从1970年开始,农业生产率出现较高速率的递增,农村生产条件改善。但人均GDP却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土地所有权边界受到外界因素冲击的结果。

三、结论和启示

通过分析1949～2006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数据,得到以下结论:

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生产力决定土地所有权边界,农业经济绩效是检验所有权边界是否符合生产力水平的指标。生产力、土地所有权边界以及农业经济绩效的变化三者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三条曲线上拐点出现的时间趋于一致。所以,在行政村合并或土地股份制合作过程中,应遵循拐点一致原则。人为改变土地所有权边界将违反生产力决定所有权边界的客观规律,会造成农业绩效降低,使农民、农业承受巨大损失。

目前,我国土地所有权边界处于动态变动过程中,土地所有权可转让制度适应了土地规模经营的需要,因此,形式上的集体所有和实际上的私有可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变化。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东部发达地区的所有权边界将进一步扩大,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合并也将进一步开展。我国未来的农村将形成大小不等的农场式的土地经营模式,这是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必然趋势。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的伟大论断,本文提供了从数学上进行证明的方法,选取适当的指标将生产力、生产关系量化,运用计量经济手段可得到充分的证明。

摘要：通过考察1949～2006年我国农业经济的重要数据，文章验证了农业生产力决定土地制度的规律，农业生产力、土地所有权边界及农业经济绩效三者的变化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土地股份制合作和行政村合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国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提供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土地所有权,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力

参考文献

[1]、责少安，刘明宇．制度对生产技术的选择效应[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1)．

内在制度第10篇

(一)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经济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者市场交易中反映。直观而言,经济行为的发生除对自身产生影响外也存在溢出效应,或积极或消极。积极的我们称为正外部性,消极的为负外部性。从环境经济学的领域来看,负外部性往往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一种经济行为的发生,给别人带来的作用或者“贡献”经常为负。特别是对许多经济行为主体来说,当他不考虑自身对外界产生副作用的成本时,对环境的“负”行为更是“肆无忌惮”。

(二)庇古税收

庇古是第一位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外部性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主要提出了一种控制环境污染的经济手段——“庇古税”。对于外部性的研究,庇古的理论认为产生外部性是由于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不相等。若前者大于后者,就说明社会利益有所损失,这损失就归咎于外部性的产生,在私人获取利益的同时,给他人带来了损失,这种损失便是负的外部性;相反的,若前者小于后者,则说明私人劳动不仅仅给自身谋求了福利,其他人也得到利益,这种溢出的利益就是正的外部性。

为消除这种外部性,就需要在正外部性出现的时候增加厂商的利益或者在负外部性出现的时候增加社会的利益。正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主体,无论其对外部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不会自发的作出调节使得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或者说两者获利相同,这样的后果是无法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为消除上述不一致问题,政府就通过“庇古税收”这一经济政策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收税的形式迫使厂商解决外部性问题,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庇古税的税收标准为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等于单位污染所征收的税收。具体实施方法为:可以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厂商或个人进行补助、嘉奖,即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企业以补贴;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

(三)科斯定理

在政府干预出现问题后,科斯于1959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了自己对外部性治理的方法。科斯认为用“庇古税”解决外部性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诸多困难,也无法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解决外部性,科斯提出了不同于庇古"政府干预”的思路,通过引入可交易产权这样的概念,将“制造外部性”看成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易的权利。“科斯定理”概括来说,就是存在清晰界定的产权条件下,若交易费用为零,则可以通过私人之间达成自愿协议的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

科斯定理指出治理外部性问题可以依靠市场的自主调节,但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存在“交易费用”问题。科斯的第一第二定理已经清楚地的阐释了在有无交易费用下市场如何进行资源有效配置。首先可以对第一定理这样理解:在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无用,因为没有交易费用,人们就不必在产权安排上花费精力,通过自由的交易改变原始的权利界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此时的市场机制会无代价的进行资源优化。然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生活中,交易费用是不为零的。当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科斯的第二定理指出:“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

二、外部性内在化的两种途径分析

(一)“庇古税”存在的局限

“庇古税”是通过对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主体征税,或是补偿受害者来使得外部性内在化,消除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但“庇古税”在实施中存在一定的局限。“庇古税”是一种“事后”解决方法,无论是征税还是补贴,其负的外部性已经产生,在治理环境上,对不可再生资源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成本巨大,造成的损害无法弥补。再者,“庇古税”的提出假设以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的为前提,当厂商和个人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生产活动时,若不能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则存在外部性问题,当出现外部性问题后,庇古将解决主体设定为政府,其暗示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厂商和个人是无法依靠市场解决的。由此,“庇古税”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地区使用就存在限制。最后,无论是税收或是补贴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产生较大的成本,本身事后控制的方法就增加了成本,这些成本由政府支出实际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无法到达最优化状态。因此,“庇古税”解决不了所有外部性问题,它只能在其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二)科斯产权制度的作用机理

现实情况下,交易费用是存在的。当交易费用较小时,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就是对产权作出明晰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双方当事人通过产权的交易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整体的利益。同时科斯第三定理指出,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成本的,包括上述的产权界定的明晰,耗时耗力,这些成本将加大交易费用,从而影响最终的收益,因此,如何建立一个高效优质的制度对于解决外部性问题十分重要。当然,使得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便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好的制度选择也意味着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明晰产权中,科斯提出产权界定的两种方法,其一是将权利赋予侵害者,他拥有造成负的外部性的权利,但受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与侵害者协商,受害者付出一定的费用,通过这笔费用用来解决外部性;其二是将权利赋予受害者,即受害者有权利向侵害者索赔,用侵害者索赔的部分弥补负外部性对自身带来的损害。这两种方法虽然作用对象不同,但都可以将外部性内在化,使得社会总收益达到最大。拿染织厂举例,若染织厂有排污的权利,为保证企业利润最大化,那么为减少排污权的费用,会通过技术革新等方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若周边受污染群众拥有索赔的权利,厂商为了尽量减少索赔,也会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两者最终的目的都能达到治理污染。

在产权制度无法完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组织企业或者政府管制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当交易费用过高,产权制度下无法降低负的外部性造成的损害,反而增加了成本的时候,企业一体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若有交易环节,而双方同为一个企业,那交易便成为企业内部事务,节省了交易费用,即将交易费用内部化,在其行政成本低于交易费用时,整体的收益就会增大。政府管制同上述企业管理道理相同,将政府想象成一个超级企业,它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同样的,这种管制起作用的前提是行政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成本。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上述二者的作用机理以及使用条件,笔者认为从解决负的外部性的目标考虑,事后补救的“庇古税收”能作为事前抑制的科斯定理的一种补充;从作用范围考虑,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庇古税收”发挥作用会受到限制,但是科斯定理中,对于产权的明晰有多种方式,能符合各类条件,无论交易成本大还是小,产权归于受害者还是侵害者,都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在现实应用中,污染的治理应该以科斯产权制度建立为主,辅之以“庇古税收”,结合实际进行环境治理。

三、外部性内在化治理污染的现实作用

厂商生产产品造成的污染将给环境造成负的外部性。要解决环境污染,就是将负外部性内在化,将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那部分额外成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最终由负的外部制造者自己承担。由此,一方面能够克服负的外部性形成的效率损失,重新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另一方面可以使负的外部性制造者认识到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并非有利可图的,而且还可能受到社会舆论的遣责,由此在客观上促进环境和资源状况的改善。根据上述所提及的解决外部性内在化的方法,具体在环境治理方面,主要集中位市场自主调节、政府管制和舆论监督:

(一)市场机制自主调节

根据科斯定理,当厂商的生产活动对社会产生负的外部性时,无论是否存在交易费用,都可以通过与居民户的协商谈判和自由交易使得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使双方获利。也就是说,只要产权界定清晰,无论是产权界定给居民,也就是居民有权不遭受污染,还是将产权界定给厂商,即厂商享有污染权,无论其是否有利,只要双方达成共识,都可以实现共赢。

(二)政府管制

当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交易费用大于交易所带来的收益时,市场手段将无效。此时,可以通过政府管制来进行,通过征收"庇古税收”的办法达到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但这个方法存在众多的局限,因此,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解决。

行政手段指的是环境直接管制,环境管制是建立在环境质量标准基础之上的,是政府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干预。在这里,行政管制主要强调通过发放行政许可证的方法进行约束。这种方法的理论背景就是科斯的产权制度,发放许可证就是将排污的权利赋予厂商,当然也会强制性的规定不可以使用高污染的原料或能造成高污染的工艺生产要素。排污权的实施将企业的利润与生产技术紧密联系,为了减少费用,在可行的条件下提高生产技术,降低污染,就可以将自由交易的排污权转卖他人,由此获利,这种激励机制可以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是值得推崇的一种办法。

法律手段指的是通过制定法律来约束经济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外部性问题。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手段,在执行的时候不会受到利益集团压力的影响,能有效治理环境,但由于其制定过程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并且通过诉讼途径无法解决一般环境问题,因为环境污染涉及公众利益,"搭便车”问题也会显现,诉讼的交易成本较大,最终的结果是无人告状,污染厂家逍遥法外。因此,政府在进行强制措施之前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有效治理污染。

(三)舆论监督

媒体曝光通过民间社会力量包括学校、社会舆论监督机构、民间绿色组织和环境资源保护协会等等进行舆论监督,对造成负外部性的厂商或者个人曝光,再结合上述法律手段,对于抑制外部不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总结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外部性内在化问题的方式有多种,需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庇古税收”存在众多质疑,然而它却不失为一种有效解决外部性的方法之一,在合适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使用。发展到后来的"科斯定理”则更为广泛,受众面也更广,根据交易费用的多少,决定具体的解决措施,对症下药,有效治理污染,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教程[M],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2]邓安泽,基于公共经济学市场下的庇古税探讨[J],中国外资,2013(8)

[3]沈田华,彭珏,龚晓丽,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再扩展[J],财经科学,2011(12)

[4]吴灏,产权制度与环境:“科斯定理的延伸”[J],生态经济,2016(5)

隐藏的内在力量第11篇

单单从视觉上审视一辆改装车是不够全面，不能让人信服的，因此本刊对这两辆加装涡轮增压系统的车进行专业测试，数据让读者感受到改装涡轮增压之后能够带来如何强劲的效果并评判它的优劣变化。

北京的冬天异常干冷，车辆的轮胎、刹车等部分都不容易达到理想的工作温度，这对于测试并不是有利的客观条件。不过还好，我们在最终测试了加速和制动之后，能够清晰地看出它们的改装性能和协调性。

首先登场的是这辆黑色的本田飞度1.5“T”，其日本Mugen样式的大包围极其劲爆抢眼、圈胎、减振、刹车、内饰等各个部分全部经过优化改装后，涡轮增压这“一针强心剂”也将被注射到L15A发动机中。我们已经在2007年的10期杂志登出过这辆车的涡轮系统改装过程，其全套设备为针对飞度车型的HKS涡轮增压套件。在这样类似“罐头”一样方便快捷的成套改装后，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保证安全和发动机寿命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原车发动机的潜力。

在实际的测试中，该车的碳纤维离合器片似乎总是与测试作对，驾驶者稍稍踩深一些油门，离合器就开始长时间地出现严重的打滑现象，我们分析认为这是改装涡轮后，离合器片很难承受住增大的强大捆矩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转而进行60－120km／h中段加速测试和100－0km／h车辆制动测试，

在60－120km／h的加速过程中，发动机的涡轮增压几乎在全部时间内都处于0.6bar的低幅度全增压状态，这可以清晰地反应出车辆的中段加速能力。在4次测试中最快的一次，为2挡换3挡的加速过程，所用时间仅为6.62s，这样的成绩已然非常出色，虽然推背感并不强烈，但是涡轮全开时的动力输出非常线性，推算0－100km／h的加速时间大约在8s以内，相比原厂车的13s来说，提升幅度和压榨发动机的程度简直如“禽兽”一般，5s的差距着实令人汗颜。

本车的制动系统同样经过大幅度改装前轮制动改装成Wilwood 4活塞刹车套件包括280mm刹车盘以及金属刹车油管而后轮的鼓式制动方式则改装成盘式制动，向更高层次迈进。车主告诉我们该车的刹车不太好用，刹车踏板比较软，可能是由于后轮鼓式改盘式之后的影响，换了本田雅阁车型上的型号更大的刹车总泵后，变好用了一些，但是还是比较软

在100－0km／h制动测试时，测试的结果同样验证了本车的刹车确实有些“软”，制动距离42.18m，用时3.34s，成绩属于中等。但这在一辆拥有200hp动力的改装车上，就显得不够用了。车主看到这个成绩后，惊诧之余则迅速掏出电话，定了一套BREMBO的刹车系统，

根据测试我们发现，这辆飞度虽然改装得不错，但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就是离合器打滑的问题，虽然已经换成了碳纤维的离合器片。但是，可能是由于驾驶不当或者堵车的原因，离合器经常处于半联动状态，因此该离合器片在仅仅使用3个月后，就无法充分地传递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了。其次就是刹车偏软的问题个人觉得本车的Wilwood 4活塞刹车系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全车的前后刹车系统还是存在着一些管路、油泵或者盘片的问题需要解决。

接下来登上测试场的是高尔夫1.8“T”，大红色的车身颜色与18英寸的白色轮圈非常抢眼，去掉大众汽车标志的中网和高尔夫R32的前保险杠则低调地显露着动感个性。高尔夫自推出以来，一直被许多青年人热衷，动感的两厢身躯有欧洲的简约美，但是高尔夫在国内没有推出过1.8T版本的涡轮增压车型，这让无数人左右为难于它和宝来之间。

本车的涡轮增压系统是在宝来1.8T发动机的基础上替换原涡轮而成，所用的涡轮本体以及增压系统的辅助部件均为NEUSPEED的高性能产品。在原有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上改装涡轮，可以很好将新涡轮与发动机匹配，相比在没有涡轮的发动机上加装涡轮增压来说，其运装则更加平顺和流畅，很难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配合NEUSPEED的替换式ECU电脑程序，以及1.8个大气压的增压值后，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达到225hp，这让我尤其艳羡。

实际测试直线加速时，涡轮在发动机3000rpm就已工作，3500rpm时动力提升明显加快动，力输出更线性、涡轮迟滞现象并不明显、而同样来自于宝来1.8T车型的MQ250变速器能够承受250Nm的最大扭矩，配合改装HELIX竞技离合器套装后，能够将发动机的动力安全有效地输出至前轮在3500rpm至红线断油区域内都能获得均衡持久的推背感觉，而中高转速的扭矩输出更为显著。最终在测试了7次之后，得出0－100km／h加速为7.44s、60－120km／h加速为5.51s的成绩，得益于1.8L的排量和1.8bar的增压值，它比之前的涡轮飞度快了不少。

很多改装车主只是一心把座驾的动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却忽略了很多连带性的改装问题。其实车子的动力越强，对散热的要求也就越高。尤其对于涡轮车型，机油还要负担涡轮运转的润滑和散热作用，因此不能忽视冷却的重要性。

在之前的飞度测试了刹车的性能后，没有经过刹车改装的高尔夫也做了几次制动测试进行对比，最终得出100－0km／h制动距离为41.45m制动时间2.99s。这样的成绩虽然比之前改装过刹车的飞度要好，但是依然不够理想，假如进入到赛道内多频率，长时间的刹车的话，肯定很快就会出现刹车衰弱或失灵的情况。

这辆经过精心改装的涡轮增压高尔夫也同样比较完备，强有力的“心脏”以及各部分名牌大厂的配件，让它立刻显露出赛车模样的竞技风格。不过同样是刹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只改装动力部分而不强化制动部分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直接关乎生命安全。因此，将这方面重点升级，才算完美。

纵观整个测试，我们从数据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在0－100km／h加速测试的数据上，两辆车都已经达到了8s以内的级别，涡轮进发的时候非常劲爆，再加上全方位的改装升级后，车辆的动力和操控一下子升了几个层次。在制动测试上则让人稍显遗憾，我个人认为100－0km／h的制动距离在40m以内才能算合格，毕竟这对于一辆一吨多一点的小车来说，升级到40m内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