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研究综述范文第1篇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暴露出其弊端,未能在改革中充分发挥其“安全网”和“稳定器”的作用,延缓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等,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 关键字: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是关系着全体人民民生问题的大事,受到广泛关注。继2008年新农合被写入社会保险法(草案)医保专章,新农合在我国社保体系中真正确立了合法地位之后,在北京闭幕的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在2009年的10月1日以后正式试点推行新农保,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是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央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响应中央会议精神,我国各个省市也都相继推行新农保改革新举措。如广东省计划3年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山西发布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山东省首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养老金在寿光发放。广东首个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试点在惠州启动,参保补贴一视同仁。回顾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引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上的太多探讨与研究,今天终于在实践中得到了尝试,也很值得理论界追溯和总结。
我国学者对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展开的,从中国期刊网上对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见下表),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会保障为篇名的文章在模糊查询的条件下,研究数量在逐年增加。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3年开始了大规模系统的研究,文献数量直线上升,2005-2006年间增幅最大。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确立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方针。在城镇化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征地问题、失地农民问题、进城农民工问题以及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在2003年研究成果较前一年增长了78.5%。2005年,随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围绕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研究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
我国经济总量跨越式提升的同时,社会分配的均衡问题、公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被重新探讨,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社会共享的惠民措施不断出台,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均衡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压器,社会公平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研究随之升温。
从归纳和总结以往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涵盖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具体到了实施细节。而从整体上对这些内容分类,共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从城乡两个维度对社会保障总体状况的研究
通览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分别从整体上和城市与农村两个维度对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从地方或区域角度分析了省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情况。张力之(1997)从5个方面详细介绍了1997年以前国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迫切性、借鉴国外的研究、社会保障专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刘云旺、王成华、廖桂蓉(2004)、李东、刘庆原(2004)、陈蒙蒙(2006)韦镇坤(2008)、王丽(2009)撰文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构想及对策。李珍(2006)阐述了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 1
及如何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刘汉屏、吴晓云(2006)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放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保障和体系构建。刘子操(2007)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思路。
从内容上看,这一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三农”问题凸显,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诸多不完善之处摆到了议事日程。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是研究重点。
二、围绕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展开的大量研究
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缺陷或短板,理论界对此诟病颇多。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研究构成了2003年以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刘金红、段庆林、董明辉(2001)从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建国5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各种保障形式的制度变迁、制度绩效,提出建立与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力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徐凯赞、欧阳亮辉(2004)按城乡属性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指出按照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无论从过去的形成、政策的影响,还是农村的现实需要都表现出一种公平性的缺失。陈信勇、蓝邓骏(2004)认为,首先要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也应及时、逐步建立。吕勇(2005)、赵友谊(2005)、贾平、张婷(2008)分析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探讨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构建。胡宏伟、唐莉(2005)指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结构性嵌入于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利益诉求实现制度之中的,这种结构性嵌入机制要求仅仅靠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不够的,失地农保制度的完善必须以上述四项制度的完善为前提。白凤峥(2004)、姚诣路(2006)分析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及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围绕农民问题展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主体,原因有几方面:一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与之相对的“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二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大量争论。三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观念深入人心,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公平?诸多原因引发了学界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
三、国外经验较少及中外比较研究
周弘(1989)较早地介绍了欧洲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李培林(1994)通过对德国、英国和瑞典的实地考察,指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应当借鉴的经验和注意的问题。史柏年(1996)、高峰(1999)分别考察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演变过程以及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困境,并探寻其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日本学者合津文雄(1999)介绍了日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它突破了救济扶贫的制度框架,开始探索创建满足全体国民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老年人看护保险制度”显示出,日本社会福利政策由过去的行政管理措施向签约方式转变的新趋势。武中哲(2001)介绍了北欧福利国家制度,并分析其利弊所在,力图找出其中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内容。施晓琳(2004)介绍了当前日本较为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其对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保障方面的借鉴。李巧莎、贾美枝(2008)考察了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日本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及其经验和启示。臧忠生(2004)考察了法国、瑞典、奥地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新变化及对我们的启示。王萍(2005)对美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行简要追溯,分析了令该制度陷入困境的各种主导因素。易瑾超(2007)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提出发展、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建议。徐嘉辉、郭翔宇(2009)介绍了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并对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评价,同时阐述了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四、对社会保障理论的追溯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开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理论的挖掘和追溯也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陈晓云(2001)在对福利理论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根据对福利主体的认识、衡量福利的方法、标准以及福利制度措施这几方面的差异和变化,将福利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重要阶段。苏光明(2001)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了挖掘和比较。王爱华(2003)、李宏艳(2004)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前者主要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者考察了马克思、列宁的保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王俊(2004)从17世纪配第的社会保障思想写起,到18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孟德斯鸠,进而分析了19世纪的萨伊、西斯蒙蒂、罗雪尔的社会保障思想以及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连带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王文龙、金丽馥(2005)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评述,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衰落的原因。徐丙奎(2006)把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分为三大流派并对三大流派进行了简要分析,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学派。张可(2006)从英国1601年《济贫法》开始追溯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根源,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区分了对待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同时对反对与支持的流派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定位和职能
尽管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各具特色,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国家或者政府的介入。阎宇红(1998)考察了西欧社会保障制度几个发展阶段的更迭与交替,并详细分析了每个阶段中政府充当的角色以及角色的转变过程。张学英(2004)指出由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反过来阻碍了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提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陈少晖(2004)指出,在至今仍未改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长期忽视和责任缺失,是我国政府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缺陷。现阶段,我国政府应当集中解决农民急需的低保、医疗和养老三大保障问题。朱丽颖、石俊田(2005)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萌芽起到进入制度化建设共经历了政府高度集权下的重点有限保障、分权下的土地和家庭保障、制度建设下的社会有效保障三个阶段。肖云、徐艳(2005)认为当前建立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具有紧迫性,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燕(2006)认为政府责任不明确、制度安排缺失等,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政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应当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责任。钱亚仙(2006)、杨爱兵(2008)、薛菁(2008),也指出政府是构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杨辉(2007)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还是私人产品亦或优效品,在理论界存在着争议,并根据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及产品提供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范围和责任强度。陈萌(2009)认为“农村社会保障”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其最终责任主体是政府。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存在着越位与缺位两种偏差,是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期刊网中的文章除了上述6大问题以外,还涉及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影响,如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等。除文章类文献外,我国学者还出版了相当一部分专著讨论社会保障问题。例如,张蕴岭(1993)主编的《北欧社会福利制度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系统地介绍了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启示;郑秉文(2004)等编著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攻坚》。阐述了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过程、改革中的困难和今后改革的方向与未来发展趋势;丁开杰(2004)编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一书,涵盖了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老年保障改革、福利与就业几个方面的内容;陈佳贵、王延中(2004)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一书,对中国社会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建设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在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权威的专家郑功成教授,编写了系列社会保障丛书,由他主编的《社会保障研究》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保障学术交流平台;《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一书系统诠释了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需要处理好的相关关系,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进行了宏观规划,从理论上厘清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标、政府责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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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研究综述范文第2篇
(一) 致贫原因方面
西方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曾首先进行了人类贫困问题的研究, 其指出, 社会物质资料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是按算数级数递增, 而人口的增长是按几何级数递增,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贫困、饥饿、失业等问题是由人口增长的客观规律所决定, 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同时马尔萨斯认为, 人口的递增必将降低劳动生产率, 引起环境的退化和社会物质财富的耗费, 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导致新一轮的贫困。此后的学者们纷纷对致贫因素展开不同角度的研究, 如熊彼特指出, 资源的相对欠缺性是致贫并阻碍经济发展的主因, 教育的落后则属于辅因, 要想彻底消除贫困, 必须从诱因出发, 优化资源的均衡分配并加强教育, 从根本上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恶性循环。印度经济学家Amartya Sen从落后的生产方式角度研究了致贫原因, 生产方式的落后以及生产能力的欠缺是导致贫困的主要方面。总之, 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普遍认为, 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 所以致贫原因各不相同, 但经济方面的贫困是统一的表象。
(二) 扶贫模式方面
对于扶贫问题的解决, 必不可少的要借助经验主义方法论, 即主要借鉴西方国家扶贫方面的成功经验。首先, 基于国家投资基础的20世纪西方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罗斯福政府所采取的以工代赈之法, 通过对各类工程的财政支持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加强, 有效缓解了人口失业压力、环境压力和经济复苏压力。第二, 同样是国家主导, 通过完善国家的养老金计划、社会保障计划、医疗卫生、教育等计划, 保证全体国民拥有平等无差异的各项基本权利的扶贫模式。第三, 韩国所实施过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新村运动, 既有效解决了贫困问题, 又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均等、社会保障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此外, 还有孟加拉国政府强制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政策;新西兰政府加强干预, 通过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确以消除贫困的模式;针对不同地区拟定针对性强的教育、文化、职业技能、特色产品综合考虑均衡发展以获得更大发展机会的救助计划扶贫模式等等。
(三) 扶贫经验方面
结合国外各国扶贫模式的有效实施来看, 的确取得和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对于我国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调查摸底、信息的搜集与统计, 扶贫计划的拟定以及扶贫策略的实施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首先是美国通过加强国家立法明确扶贫法案明确扶贫的法律定位, 从教育、医疗、失业救济、住房保障等多侧面、多渠道进行直接补助的同时, 建立足够数量的非营利性机构为贫困群体提供资金、发展机会等方面切切实实的帮扶与援助, 体现“弱势群体表达诉求的渠道较为畅通, 扶贫减困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贫困救助体系健全, 各类扶贫减困项目能够得到较好实施”等特点。
第二是巴西, 同样通过完善政府政策确保国民经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助力扶贫, 通过实施积极的税改政策, 完善社会保障, 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制定贫困家庭人口的救济标准, 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 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脱贫计划, 加强思想宣传鼓励贫困人口抓住机会自主脱贫, 整合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配置, 消除资源分配不均现象, 有效解决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第三是印度, 政府同样通过立法形式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计划, 并且注重政策向贫困群体的倾斜, 确保困难人群的最低生活保障, 结合本土农业情况, 积极引进国外优良农作物品种, 通过农业种植科学技术的培训与推广, 不但提升作物产量和附加价值, 以产助贫, 并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为贫困人口降低脱贫成本, 成效显著。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已有30多年的扶贫历程, 国内许多学者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就开始着手扶贫理论与路径的研究, 成果颇丰, 但是与国外相比, 仍存在较大差距。
(一) 扶贫政策实施的意义方面
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 贫困问题始终存在, 而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现象越来越明显,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李金祥等学者指出, 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应该由全体国民共同享有, 解决好贫困问题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 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全面表现。全力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正义和道德文明的充分体现。柏振忠, 宋玉娥等人认为, 扶贫工作机制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凸显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提倡项目开发过程中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实现贫困地区产业增长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良性互动。综上, 我国贫困地区科技推广工作已经开展了较长的时间, 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已经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新模式, 为其他贫困国家和地区扶贫的开展提供了信心与勇气。
(二) 已取得的扶贫经验
2013年11月, 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 此后在长期坚持不懈的扶贫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之路径, 各中经验不断丰富。宫留记指出, 我国必须建立与贫困农村实际情况相匹配、相融进的扶贫模式, 尤其要注重困难群众自身脱贫致富积极性的调动, 彻底扭转过去“输血”式扶贫, 变“输血”为“造血”。王国勇, 邢溦则认为, 我国农村扶贫经验表明, 解放思想应当放在首位, 贫困阶层应当转变观念, 适时顺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要求, 积极探索能够转变为价值的生产要素和可行产业, 拓宽农业生产的附加值空间, 彻底摒弃依赖政府、自暴自弃、听之任之的消极被动思想, 积极参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 立足自身解决根本性问题。
(三) 关于扶贫途径的研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贫困县扶贫模式”, 在扶贫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制度设计的局限, 于2011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战略实施后, 被“集中连片扶贫开发模式”所取代, 通过选取交通较为便利、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结构较为合理、资源较为丰富、人口较多的地区作为“扶贫中心”, 通过由“点”向“片区”转变的科技扶贫新形势, 带动贫困地区科技经济发展。片区扶贫模式打破了过去由各行业部门分头负责扶贫政策、扶贫资金、扶贫项目而难以突破跨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等瓶颈的传统模式, 将自然地理相连、气候环境相似、优势产业相同、文化习俗相通、致贫因素相近的贫困县连片划分, 通过国家扶贫资源的有机整合打造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的全新平台。
结合国内外贫困人口改进和发展经验, 扶贫必先扶智, 通过加强教育能够有效克服起点的不公平而最终实现结果的公平。通过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助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助力农民创收, 达成科技扶贫的政策目标。通过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发展绿色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效率, 培养科技特派员, 政府出资创建农业专业技术协会, 加强地方农业高效与科研院所与地方农业产品的有机结合, 注重科技扶贫与项目扶贫、产业扶贫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结合, 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各利益主体利益共享新机制, 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 与农户结成利益共担、风险共担实体, 共同助力科技扶贫。
三、结语
根据各个国家的扶贫治贫经验, 科技扶贫是众多扶贫模式中较为高效的机制, 而我国过去长期以来, 农业都属于弱势产业, 科技含量极低, 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并提升农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 建立科技扶贫长效工作机制, 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 科技为主, 扶智为上,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全民族共同利益和福祉, 针对我国长期以来贫困群体脱贫困难、因病致贫等实际问题, 在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与思想。此后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精准扶贫”列入专章专节加以详述, 并重新规划了改革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新思路、新要求、新路径和新模式, 充分体现了执政阶级对全体国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注重。目前, 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已经进入“瓶颈期”, 扶贫脱贫成本不断增加、难度不断增大, 为达到真正的“精准化”扶贫目标, 必须付出比以往时期更多的智慧和努力。文章研究表明, 为切实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助力贫困区域建立创新发展的路径, 必须构建起科技扶贫的精准长效机制。
关键词:科技扶贫,工作机制,创新
参考文献
[1] 李金祥.创新农业科技, 驱动精准扶贫[J].农业经济问题, 2016 (06) .
社会工作研究综述范文第3篇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综述
20世纪初期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出现以后, 它以很强大的力量挑战着传统的企业理论, 并且也引起了人们对公司的性质和最终目的的深思, 同时, 人们也重新审视了管理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到底该如何衡量。20世纪上半期, 很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但是他们都没有给予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明确的、可接受的定义。20世纪后半期, 学者们开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研究, 出现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是在1953年由Bowen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提出, Bowen明确了“企业”是指当时的大公司, 即大企业, “商人”是指这些大企业的高级经理人以及董事, 而“社会责任原则”所指的是一种思想, 并且他认为商人们如果能够自觉自愿地承担社会责任, 那么这对于改善经济问题和实现经济目标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Wood (1991) 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重要标志, 他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 主要包括:制度层次的合法性、组织层次的公共责任以及个人层次的管理资助原则。Orlitzky (2002) 在对前人研究的公司社会责任文献进行统计的基础上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道德准则、环境治理以及人性资本的综合并且还会继续向前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在理论上发展的同时, 很多国家或者地区结合自身的发展需要, 也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定义。比较有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CED) 的定义。CED在1971年出版了《商业公司的社会责任》, 在该书中, CED将企业社会责任用三个同心圆来定义:同心圆的最里层是经济责任, 界定比较清晰, 属于企业的经济功能,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活动;中间一层是在履行经济功能的同时应对外界环境以及社会价值观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比如说对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员工福利以及顾客要求等所做出的反应。最外层则是新出现的还不是很明确的责任, 例如要求企业应该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改善环境等。
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维度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基础上的, 很少有学者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研究。高尚全 (2004) 认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两类:第一类是基础责任, 即创造财富的责任;第二类责任是在基础责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责任, 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有外部性, 因此, 企业要对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的外部性负责, 也就是企业所承担的第二类责任。徐尚昆和杨汝岱 (2007)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 分析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范围。考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维度,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就业、商业道德和社会稳定与进步三个维度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所特有的, 在西方研究成果中没有提及,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要根据国情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定要根据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进行。徐传谌和艾德洲 (2010) 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是特殊的企业, 所以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国有企业在宏观层面上, 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有社会稳定与进步、就业以及调控职能, 在微观层面上国有企业应该依法经营、保护环境等。
二、企业内部控制研究综述
内部控制的观念是在内部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1949年, 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在其发布的《内部控制――调整组织的各种要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报告中对内部控制作了权威性的定义:“内部控制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内部采取的所有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这些方法和措施都适用于保护企业的财产, 检查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提高经营效率, 推动企业执行既定的管理力针。”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各国都根据自己的特点作出了相应的定义。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对内部控制的定义是“单位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 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防止、发现、纠正错误和舞弊, 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合法和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
由上述这些定义可以看出, 内部控制首先是一项管理活动, 而不仅仅是会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整体全面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手段、方法等的集合, 既有对具体活动的控制, 也有对活动成果的控制, 既有直接的控制, 也有间接的控制。内部控制一方面是内部控制思想在企业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节, 具有目标性和层次性的功能系统, 其主要目的是领导、组织、协调、监督组织内的各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促成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内部控制包括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两个方面的内容。
1973年, AICPA (美国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 将此概念作了一个显著修改, 区分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 “会计控制是指与保护资产和保证财务记录的可靠性有直接关联的组织方案及其全部方法和程序。良好的会计控制有助于极大地提高效率, 使浪费、无意识的错误和舞弊减至最小。管理控制是指与促进经营管理效率和贯彻经营管理政策有关的组织方案及其全部力法和程序”。如果把内部控制的客体限定在会计业务范围内, 内部控制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为了保证财务部门的内部会计业务处理活动的有效进行, 保护财产安全完整, 保证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和会计信息的正确性, 利用单位内部分工而形成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而制定的自我调节、制约和控制的方法、程序和措施。
纵观国内外内部控制研究现状, 都侧重了内部控制在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防止会计舞弊中的作用, 对内部控制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尤其是内部控制在保障食品饮料行业保证食品安全的现状和作用方面研究不足。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关系研究综述
韵江和高良谋 (2005) 基于整合与协同演化的视角, 对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运作机制的组成部分, 基于整合和动态的视角将这三者融合在一起, 并且构建了三者的整合模型和演化过程。
王长义 (2007) 通过研究表明, 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不同的内部控制模式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股东参与治理的目标以及股权结构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股东权利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谭宏琳和杨俊 (2009)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建立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模型,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关系。
高汉祥和郑济孝 (2010) 从理论溯源入手, 指出现代企业的诞生是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共有的理论源头, 责任概念是二者共有的理论内核, 并且还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在发展中出现的分流现象进行分析, 指出当前社会环境的变革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改变了两者分流的发展趋势, 为二者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而二者共有的理论基础即责任概念则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内在必然性。
宋建波, 李爱华 (2010)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因素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监事会规模、总股本、高管人数和前十大股东关联情况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四、文献评述
从以上总结中可以发现, 国内外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都侧重了内部控制在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防止会计舞弊中的作用, 对内部控制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目前的研究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1) 关于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多数都是针对全行业的研究, 忽视了行业间的差异; (2) 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指标体系以及与业绩的相关性这几方面, 很少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相结合进行研究; (3) 对于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 缺乏相关的数据支撑。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 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强烈, 对社会责任的认知还不是很全面, 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成本, 影响企业的利润, 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承担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 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 同时也有助于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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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 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 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 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发展趋势。文章首先对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然后对国内外企业内部控制相关研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接着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相互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和阐述,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对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企业,内部控制,社会责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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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研究综述范文第4篇
扶贫济困、保障民生, 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在精准扶贫提出之前, 借鉴一些学者的分析, 可以把我国的扶贫从见过起划分为五个阶段: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减贫 (19491978年) 、体制改革主导的农村扶贫 (19791985年) 、解决温饱的开发式扶贫 (19862000年) 、巩固温饱的全面扶贫 (20012010年) 和全面小康的精准扶贫 (2011年至今。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 自此, 精准扶贫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 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尽完善, 但是已经有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试图从精准扶贫产生的理论基础、内涵特征以及实施困境入手, 对部分学者的观点进行归纳整理, 希望能够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当前中国进行扶贫开发的可行道路。
2 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对于精准扶贫思想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 引用比较多的理论包括反贫困理论、社会精细化理论、社会互构理论以及共享的发展理念。
黄承伟和刘欣从经济、制度、组织、区域特色等角度展开, 对于“十二五时期”所开展的一系列扶贫工作运用反贫困理论进行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将社会精细化理论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 王宇、李博和左停运用精细化理论的核心理念进行分析, 将“精、准、细、严”融入精准扶贫中, 从而实现扶贫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最终实现扶贫治理由“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吴晓燕将精细化理论渗入扶贫的各个具体过程的优化设置, 从最初的精准识别到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最后的精准考核, 扶贫全程都做到精细化的管理。郑杭生、李棉管从社会互构理论的视角, 指出精准扶贫要突破个人主义与社会结构两种范式之间的鸿沟, 需要社会与个人的共同努力, 即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一方面要加强对建档立卡个体的帮助, 另一方面要进行开发式扶贫, 改变当地经济结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促进贫困户自身建设, 从“输血”变为“造血”。谢撼澜和谢卓芝则进一步从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要求我们拓展中国式扶贫开发道路, 她认为习近平的减贫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依靠公有制减贫、发展生产力减贫以及加强人的能力素质减贫的思想。
目前, 我们对于精准扶贫这个概念的认知, 多数停留在中央文件以及报刊杂志上的解释, 学术界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还不完善, 大多数解释都是针对精准扶贫程序的一个概括, 都是与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有关,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能够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给出基本定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 精准扶贫首先是精准识别, 就是通过一定方式将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识别出来;在精准识别之后, 对各类人口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帮扶指导, 因户因人做出有针对性的指导;之后就是精准管理, 针对贫困人口开展动态管理, 保证对所有识别出的贫困户建档立卡, 然后根据实际变化, 将已经摆脱贫困的人口家庭调整出去, 同时识别出新增的贫困人口, 这样通过动态管理来保证精准扶贫的有效性;最后是精准考核, 对于扶贫效果必须要有明确的把握, 这一过程的考核对象是政府。定义中有这四方面解释的学者有汪三贵和郭子豪、葛志军和邢成举以及莫光辉等。还有贺东航和牛宗岭等。有些学者在定义中除了给出以上四部分之外, 还有其他的侧重点。郑瑞强和曹国庆给出的定义则重于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主要指政府、贫困户与社会等, 强调扶贫主体的信息与行为活动过程、频频对象的规模与分布、扶贫资源的结构等方面。黄承伟和覃志敏认为, 精准扶贫的内涵在包含以上四点的同时, 要着重强调通过一系列贫困识别机制识别贫困, 同时必须深入细致分析致贫的不同原因, 从而能够因人而异解决贫困问题。庄天慧和陈光燕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是变“粗放漫灌”为“精准滴灌”, 要将政府、市场、社会、社区、扶贫对象的共同参与作为基础, 在以前三方力量参与的基础上, 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概念。刘解龙等从生态文明、民族繁荣稳定和政党与政治等层面解析了精准扶贫的丰富内涵;董家丰分别从瞄准对象的精准化与治贫对策和脱贫成效的精准化两个维度来解析精准扶贫的意涵。李鹍等认为精准扶贫是依照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精准管理上, 构建能进能出的动态考核机制。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实践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 学者们针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大多数学者的分析都集中在该政策具体实施的各个阶段。
在政策实施过程的第一步精准识别方面, 存在着识别不准确的问题, 因为贫困农户的统计工作量十分庞大, 因为一些原因, 这个工作只能由专业机构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 基层政府没有能力对所有住户进行收入统计;另一方面, 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名额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计算出来的, 而是由上级政府进行分配, 这就使得最终的贫困户需要根据名额确定, 这就导致在贫困户识别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精准帮扶中的问题首先是扶贫项目没有瞄准农户, 没有根据贫困户的产生原因具体采取扶贫措施, 帮扶过于死板, 扶贫很难让贫困户真正受益, 其次是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体制不完善, 以往扶贫资金通常与项目捆绑在一起, 缺乏灵活性, 导致精准扶贫精度下降, 同时产生资源浪费。在精准管理上, 由于贫困户建档立卡时间为三年, 在这三年中有些新贫困户不能及时进入扶贫范围, 已经脱贫的农户也不能及时退出, 使得贫困户的进出机制不够完善。对这些困境进行分析的学者主要有汪三贵和郭子豪[7]、张笑芸和唐燕、李春明、唐丽霞等。
葛志军在分析以上困境的同时还发现在识别过程中, 很多家庭困难户因为需要外出打工或者看病等一系列原因常年不在家, 同时由于建档立卡不给钱使得广大农户对于公共事务态度冷漠, 所以识别工作只能做个大概, 结果不够准确;帮扶过程中要扶勤不扶懒, 对于好吃懒做的贫困户需要首先进行教育, 改变思想认识;在扶贫资金上, 紧靠政府提供的资金远远不够, 贫困户三年只能一次性获得两千元的补助, 同时上级批下来的部分资金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这就需要广吸纳社会力量的支持。在参与性不强、项目资金不足等问题上陈晓兰和沙湾强等学者持有相同的观点。
邓维杰认为精准扶贫中存在贫困人口规模自上而下由政府分配, 集中连片贫困区域排斥分散的贫困人口,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导致识别有误等问题, 解析了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规模排斥, 区域排斥, 以及人为排斥等现象。吴雄周和丁建军等关注扶贫政策的实际执行, 通过单维瞄准与多维瞄准进行分析, 指出政策执行中面临着参与排斥、规模排斥、协同排斥和主体排斥的困惑。
何得桂等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 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提出土地资源与环境承载, 搬迁成本与配套资金, 产业支撑与移民生计等问题是移民搬迁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杨秀丽从法制化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精准扶贫面临政府部门责任不清, 资金缺乏, 制度保障缺失的困境。唐丽霞、王国勇、黄承伟等学者也从扶贫动力、资金整合与资源配置、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对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析。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 虽然各个学者对精准扶贫的具体定义不尽相同, 但基本内涵都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内容, 其核心问题都是“谁来扶”“怎么扶”和“扶持谁”。精准扶贫政策是当前开展扶贫工作的必经之路, 同时我们也看到精准扶贫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对此, 本文试着提出一些基本解决路径。针对于精准识别中的难题, 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模式对贫困户进行识别, rag数据来说话, 一方面避免任人唯亲的现象发生, 另一方面在了解收入的基础上对于医疗、消费等全面把握, 使得识别信息更加准确;在精准帮扶方面, 应该从贫困户的需求出发, 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真正做到因人因地而异, 同时完善相关优惠政策, 吸引社会力量注入;在精准管理方面, 要完善进出机制, 通过大数据信息实时了解动态, 真正让贫困人口受益;综合考量以上各阶段的完成情况来实现对政府部门工作的精准考核。
摘要:贫困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就一直十分关注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 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号召, 扶贫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 精准扶贫问题也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对于部分学者的观点进行总结, 归纳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实施困境, 希望能对精准扶贫问题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关键词: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实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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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研究综述范文第5篇
1.1.1自然地理、水系及经济发展概况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流域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由青弋江、水阳江、漳河三水系组成,地跨安徽、江苏两省21个市县,分别于当涂、芜湖和澛港汇入长江,流域面积18850km2,其中安徽省占93%,江苏省占7%。流域西北部滨临长江,东北部以茅山山脉与太湖流域为界;北与秦淮河接壤;东南、南、西南三面以黄山、天目山及九华山为分水岭,分别与新安江、秋浦河等为邻。流域大地构造属江南古陆与南京凹陷的过渡区,由于地壳差异性的升降运动,地貌呈南高北低态势。流域内山地面积占54%,丘陵区面积占27%,平原圩区面积占15%,湖泊面积占4%。水阳江和青弋江分别发源于天目山山脉和黄山山脉的北麓。流域上游属丛山峡谷地区,岩石分布主要为花岗岩和变质岩。流域中游为低山丘陵区,岗峦起伏,为皖南山区与沿江平原的过渡地带。下游为滨临长江的平原圩区,主要由长江及本流域河流的冲积作用和湖泊淤积而成,河道纵横,水网交错,土壤肥沃,为著名的鱼米之乡,一般地面高程为7~8m,低于汛期洪水位3~4m。
流域水系主要有两江、一河、四湖,即水阳江、青弋江、漳河、南漪湖、固城湖、丹阳湖和石臼湖。
水阳江位于流域东部,流域面积10385km2,干流长273km。东津河、中津河、西津河三条支流在河沥溪附近汇合,河沥溪以上为上游。干流流经宣城后即进入圩区,经新河庄后进入下游水网区,流经水阳镇、西陡门后称运粮河,至花津后称姑溪河,在魏家渡汇青山河后由当涂金柱关入长江。水阳江最大的支流为右岸的郎川河,流域面积2526km2,郎川河直接与南漪湖相通,经湖泊调蓄后,通过北山河在新河庄与水阳江相汇;此外,支流还有华阳河、夏渡河,流域面积分别为280km2及360km2。
青弋江位于流域中部,流域面积7100km2,干流长233km。主源有麻川和舒溪两支,两河汇合后称尝溪,至陈村为上游区,出陈村峡谷后称青弋江,沿途经泾县、西河镇至湾址后称为下游。其下河流分为二支,一支经清水河至芜湖汇入长江,一支经赵义河、青山河由当涂入长江。青弋江较大支流有徽水,流域面积1072km2;其次为琴溪河,流域面积442km2;还有寒亭河、孤峰河等。
漳河位于流域西部,流域面积1365km2,长95km,南陵以上为上游区,黄墓渡为中下游分界,经石硊,在澛港汇入长江。漳河下游河道弯曲,石硊~澛港段弯曲系数达3.5以上。主要支流有峨溪河、后港河等。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自进入中下游以后,比降平缓,水系发育,河道交织。水阳江和青弋江之间有黄池~乌溪河和青山河,青弋江和漳河之间有资福河和上潮河串通,下游地区还有许多支汊河道,形成复杂的河网。
南漪湖位于水阳江中游,固城湖、丹阳湖及石臼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四湖在12m水位时,总面积为695km2,总容积为38.1亿m3。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人工围垦,现湖面已大大缩小,南漪湖面积减少了7%,固城湖面积减少了60%,石臼湖面积减少了23%,丹阳湖低圩灭螺,已围垦82%。由于四湖所处位置不同,因而对调节本流域洪水的作用各异。对水阳江来说,其调洪作用以南漪湖最为显著,其次为固城湖、丹阳湖、石臼湖;反之,若承受长江倒灌的洪水,首当其冲为丹阳湖、石臼湖,其次为固城湖、南漪湖。 流域水系有当涂、芜湖和澛港三口与长江相通。长江洪水较高时,经常发生顶托或倒灌现象。影响范围:漳河可达黄墓渡,青弋江达湾址,水阳江至新河庄附近。倒灌现象尤以芜湖为甚,倒灌时间一般在4~8月。下游湖泊充蓄高程,一般受芜湖及当涂二口水位控制,介于二口的长江水位之间,因而常出现由芜湖口倒灌,经清水河~青山河或经清水河~运粮河~姑溪河,至当涂口出流的现象。
流域范围涉及皖、苏两省的2个地区、4个省辖市的21个县。其中长江与青弋江交汇的芜湖市是皖南的政治、文化、商业、交通中心,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域国民经济虽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发展速度相对长江下游地区而言,还是较低的。流域内工业依托自然资源,结合城市建设,已初步形成门类较齐全,并具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有钢铁、造船、电力、纺织、化肥、农机、建材等。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是著名的稻米产区,其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55%以上,其他粮食作物有小麦、大豆、玉米等,经济作物有棉花、油料、茶、烟、麻、竹等。
流域内的主要城市芜湖市,位于长江和青弋江的交汇口,历来是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交通中心。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芜湖港已被列为长江沿岸首批对外开放港口之一,芜湖市已成为安徽省皖江开发区的中心城市,并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芜湖市工业主要以轻纺为主,造船、建材、机械、化工、冶金等门类齐全,此外,芜湖还是水阳江、青弋江及巢湖地区农付产品的集散中心,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流域内另一重要城市宣城市,位于皖赣铁路与宣杭铁路交汇处,在建的高速公路318国道穿城而过。芜湖长江大桥和318国道的建设使宣城市北至合肥,东至杭州,南至黄山均有便捷的陆上通道。以水阳江为干线的水上通道可直达芜湖,并通往长江黄金水道。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宣城市已形成了门类齐全、以轻、重工业并举的工业体系,主要涉及采掘、原料加工、机械制造、纺织、食品、电子、轻工等行业。城区贸易发展也较快,“九州市场”现已成为安徽省十大贸易市场之一。另外,宣城市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越,人文景观丰富。鳌型古城、宋代双塔、敬亭山风景区、夏渡森林公园及扬子鳄湖均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接待大量游客。
流域已初步形成包括铁路、干线公路及水运在内的综合运输网,境内现有宁铜、皖赣、宣杭等铁路线。公路干线网发达,318国道横穿流域(广德~芜湖),此外还有马鞍山~芜湖~铜陵,芜湖~泾县~黄山,芜湖~宁国~黄山三线贯穿南北,现在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公路相通。水运北依长江黄金水道,流域内有下游水运网,通航里程约670km,其中分段常年通航里程150km,最大可通航300t级驳船,年运量80~100万t。
流域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是我国著名的稻米产区和重点的经济作物产区;工业以轻工业为主,已逐步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流域下游水道纵横,内河航运有一定基础,全流域通航里程约670km,但由于受地势及长江水位影响,全年通航里程仅约150km。
流域水力资源不甚丰富,青弋江水系水能理论蕴藏量为231.6MW,水阳江水系为145.3MW。可开发水力资源500kW以上的电站,青弋江有37处,装机容量为257.5MW,年发电量7.55亿kW.h;水阳江23处,装机容量86.4MW,年发电量1.92亿kW.h。流域水能资源已初步开发,装机容量近200MW,年发电量6亿kW.h,其中陈村水电站装机15万kW,是长江下游支流上最大的水电站。
据1997年统计,流域总人口652.8万人,其中安徽598.8万人,江苏54万人;耕地543万亩,其中安徽476万亩,江苏67万亩。国内生产总值435.1亿元,其中安徽408亿元,占94%。工农业总产值640.7亿元,其中安徽573.9亿元,约占90%。
1.1.2流域防洪规划工作概况
本流域洪涝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流域内洪涝灾害治理极其关注。20世纪5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对全流域进行了查勘,后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长流规要点报告》中提出了初步规划意见;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对该流域的综合治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先后提出了《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初步规划意见》、《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规划意见》等报告;安徽、江苏两省有关部门和水电部十四局也在流域内开展了大量规划设计工作。1981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完成《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较全面提出了流域综合治理和开发方针,防洪除涝规划方案和工程措施。主要防洪规划方案为:
上游兴建陈村(已建)、港口湾(正建)、牛岭、凤凰山和汤村水库,以控制上游黄山、天目山暴雨中心洪水,削减干支流洪峰。
中游地区,青弋江、漳河两岸圩区需要继续加高加固堤防。为改变青弋江洪水东下的状况,减轻水阳江行洪压力,修建青弋江改道工程;水阳江中游继续加高加固堤防,实施南漪湖控制运用,以充分发挥其调蓄干支流洪水的作用。扩大双桥河,使分流入湖流量由1000m3/s增加到2700m3/s,进口处建闸控制;扩大北山河,设计出流量1000m3/s,最大倒灌流量1500m3/s,并建闸控制,新河庄设计水位12.5m,下泄设计流量2000m3/s。
下游地区,结合青弋江分洪道工程进行漳河下游裁弯取直;水阳江水阳镇河段卡口拟进行拓宽,扩大行洪流量。丹阳湖拟定为蓄洪垦殖区,固城、石臼二湖建闸控制运用;为减轻长江洪水对圩区威胁,在芜湖、当涂二口建闸控制。
1992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80年代发生大洪水情况,对流域防洪规划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补充,对流域综合治理近期工程规模和防洪效益进行了补充研究,完成了《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防洪补充规划报告》。上述规划报告上报后由于多种原因尚未审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流域内连续发生了199
1、199
5、199
6、199
8、1999五场大洪水,流域内洪涝灾害严重。水利部对本流域防洪治理十分重视,安排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防洪规划。本次规划对流域内已发生的洪水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计算工作,并根据新的洪水形势对上述规划报告中提出的防洪治理方案进行了复核。经复核认为,上述规划报告中拟定的防洪治理基本方案是合理的。由于流域内洪水水情和工情变化,港口湾水库正在建设,90年代大洪水新河庄水位多次超过13m,且新河庄以上堤防堤顶高程一般已超过14.0m高程,为了处理好上下游防洪关系,本规划通过分析研究后,双桥河进南漪湖流量由原规划2700m3/s调整为1300m3/s,将新河庄水位由原来提出的12.5m增加到13.0m,下泄设计流量相应由原来提出的2000m3/s提高到2300m3/s,由此可减少新河庄以上超额分洪量约1.8亿m3,减少破圩分洪面积50km2,新河庄及以下扩大河道泄流能力:整治猫儿湖分洪旁道,进行水阳镇开卡,对裘公河东门渡和扬泗渡两处扩宽;上姑溪河局部扩卡、下姑溪河完成水下疏浚。完成以上防洪工程后,流域总体可防御1996年型洪水。其中,水阳江中游约20年一遇,水阳江新河庄、青弋江西河镇、漳河三叉口以下水网地区约20~40年一遇防洪标准。
1.2洪水、洪灾和流域防洪形势 1.2.1洪水
本流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集中发生在5~7月份,个别年份由于台风暴雨形成的洪水出现在
9、10月份,如1961年,其径流特性与降水基本一致。由于上游系黄山、天目山地区,是皖赣山地暴雨区的暴雨中心,加之上游山区山高陡峻,河流坡降大,河槽调蓄能力小,降雨汇流迅速,所以洪水频繁并具有洪峰高、历时短的特点。一次洪水历时一般为3天,多则7天,其中1天洪量占3天洪量的50%左右,3天洪量占7天洪量和7天洪量占15天洪量均约70%左右,流域洪水年际变幅较大,年最大洪峰、洪量变差系数Cv值均在0.5以上。
经过洪水统计分析,水阳江宣城站洪峰1996年最大,考虑破圩洪水还原后,频率约50年一遇。一天洪量1961年最大,频率约40年一遇。三天~十五天洪量1999年列第一位,七天和十五天洪量频率达100年一遇以上;新河庄控制站(现新河庄站以下干流与北山河出流汇合断面,下同)十五天洪量199
9、198
3、1996年列前三位,频率分别为90年、70年和约20年一遇;郎川河合溪口站最大洪峰、一天、三天洪量1984年最大,特别是最大洪峰和一天洪量频率接近100年一遇。七天洪量1999年最大,频率55年一遇;青弋江西河镇站最大洪峰、一天洪量1998年最大,频率约45年一遇。三天、十五天洪量1996年最大,频率53年一遇。七天洪量1999年最大,频率为77年一遇;漳河南陵站1983年洪峰、一天洪量仍为解放以来的最大值,其频率为45~70年一遇。三天~十五天洪量1999年最大,其中七天、十五天洪量频率超过100年一遇。上述各站频率计算成果详见表3-2~3-6。
本流域洪水集中发生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长江洪水发生在7~8月份,两者洪峰遭遇不常见。九十年代,由于长江连续出现了几场大洪水,本流域出口长江水位较高,顶托了水阳江、青弋江、漳河的洪水下泄,加之流域内也发生了较大洪水,从而造成严重的洪灾。据长江芜湖弋矶山站解放以来年最高水位及洪水期时段最高水位统计(见表3-
7、3-8),平均每十年洪水位上涨0.07~1.0m。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比,洪水位平均上涨达1.0m,增幅十分明显。可见,九十年代长江和本流域均出现丰水期,流域内较大洪水遭遇长江高洪水位顶托,影响本流域洪水下泄。
1.2.2洪灾
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上游系皖赣山地暴雨区的暴雨中心,由于降雨量大且集中,河流下游洪水受多种条件制约而排泄不畅,因而流域内洪灾频繁、严重。据历史资料记载,近300年来,流域内共出现大小洪灾200多次,平均三年二次,每次洪灾都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又据解放以来50年(1949~1998年)资料统计,流域平均每年受灾93万亩,成灾51万亩,其中安徽省平均每年受灾79万亩,占全流域每年受灾的85%;每年成灾44万亩,占全流域每年成灾的86%。流域内成灾30万亩以上的年份有25年,平均2年一次;成灾面积100万亩以上的有9年,平均不足6年一次。洪水泛滥,给流域内的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破坏,也严重影响了流域内国民经济的发展。
形成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有: ⑴上游山区缺乏控制性蓄洪工程,中游区间洪水亦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本流域位于南北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地带,受低压槽、江淮切变线及台风等影响,上游山区常以灾害性暴雨气候出现。特别是1990年以来,暴雨发生的机遇增加,先后发生了1990、199
1、199
5、199
6、1998和1999年局部或流域性特大暴雨,给中下游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已建陈村和正建港口湾水库虽可发挥较大作用,但水阳江上游东津河、中津河及支流华阳河、郎川河和漳河等均未建蓄洪水库,常使中下游地区形成洪灾。
⑵中下游河道泄洪能力严重不足,加之圩区水系紊乱,泄洪不畅。 目前,水阳江干流双桥河口以上河道安全泄量约5000m3/s,宣城北门约4000m3/s,两水庵以上约3000m3/s,新河庄约1300m3/s。而解放以来,宣城站实测流量超过4000m3/s的年份就有10年,通过双桥河口分流约1000m3/s,并考虑港口湾水库的削峰作用,仍有199
6、198
3、1961年等年份的洪峰流量超过河道安全泄量。在一些年份,当上游约4000m3/s的洪水至两水庵、新河庄,通过蔡庄河、北山河分洪入南漪湖约1500m3/s,尚余约2500m3/s需下泄入江。而小河口至西陡门段泄洪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如在1999年洪水位下干流仅下泄1300m3/s左右,计及裘公河分流约500m3/s,合计仅下泄1800m3/s左右,约相当于干流来水的70%左右,致使该河段成为排泄上中游洪水的卡口河段。洪水被迫滞留在中游水网区,使新河庄、南姥咀、水阳一线持续保持高水位,对中游圩区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中游地区破圩成灾的根本原因。青弋江干流由于上游修建了陈村水库,中游河道安全泄量已达5000m3/s左右,泄洪能力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下游河道泄流能力仍然不足,需要结合青弋江改道予以解决。此外,漳河行洪能力不足1000m3/s,需要结合青弋江改道进行其下游裁弯,以扩大河道行洪能力。
青弋江西河镇、水阳江宣城水文站和漳河资福河口以下进入圩区,“两江一河”进入圩区以后,水系紊乱,水网交错,泄洪通道不畅。在青弋江和水阳江之间有乌溪河、青山河等相通,当青弋江和水阳江同时发生洪水时,由于芜湖口出水不畅,加之水位受长江影响西高东低,青弋江大部分洪水由清水河~乌溪河东下,部分洪水由青山河出当涂口,另一部分进入水阳江干流,或注入其下游湖泊,或转经姑溪河出当涂口。这样不但妨碍水阳江洪水顺利下泄,而且抬高了水阳江及下游湖泊水位,延长了青弋江和水阳江洪水持续时间。青弋江和漳河之间,上有资福河、下有上潮河相通,在一般情况下,漳河洪峰在先,部分洪水通过资福河流入青弋江,当青弋江洪峰到达时,漳河洪水减小,可通过资福河向漳河分流。因此,资福河为一天然调节河流,而上潮河目前淤积较大,调节洪水作用不明显。
⑶流域出口受长江洪水影响,常出现顶托甚至江水倒灌现象。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出口直接与长江相通,尚无控制工程,因此常常出现长江洪水顶托甚至倒灌现象,抬高了内河水位,充蓄下游湖泊。倒灌时间一般在4~9月,且主要由芜湖口倒灌,倒灌水量或充蓄湖泊、河网槽蓄容积,降低本流域洪水的调蓄能力(如1980年),或挤占由当涂口排洪入江的河道,延长防汛时间(如1983年)。长江洪水顶托倒灌的主要原因在于芜湖至当涂之间的长江河段,由于东、西梁山锁口壅水,形成0.7~1.0m的落差,抬高了芜湖水位,影响了本流域的出流,加重了下游广大圩区洪水灾害。
⑷湖泊围垦、河道设障,加重了洪水灾害
自六十年代起,流域内的一些人为因素加剧了洪灾的损失。其一,流域下游湖区由围湖造田、低圩灭螺,发展到大规模、无计划盲目围垦,与湖争地,使湖泊调洪作用减少,目前下游丹阳、固城和石臼三湖面积分别减少了82%、60%和23.4%,中游南漪湖面积也减少了7%;其二,出于塞支强干、联圩并圩,减少堤防战线的需要,一些支岔河道被封堵,而干流行洪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其三,干流河道堤外江滩被围垦,有些河段堤外建房、建码头矶头、过量抛石等。
以上种种因素,降低了湖泊调蓄能力及河道行洪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上游来量与中下游泄量不平衡的矛盾,降低了中下游圩区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增加了防洪负担。
1.2.3流域防洪形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国50年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本流域的治理工作,先后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迄今为止,流域中下游堤防均普遍进行了加高加固,已初步形成了堤、库结合的防御工程体系,防洪能力有所提高。目前,水阳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堤防防御能力约5~7年一遇,漳河接近20一遇,郎川河约7年一遇。与此同时,流域内还修建了大量的综合利用水库,据统计,流域内现有水库457座,总库容约40亿m3。其中位于青弋江上游的陈村水库和位于水阳江上游支流西津河上的港口湾水库,为流域上游防洪控制性水库,水库总库容分别为26.9亿m3和9.58亿m3。陈村水库建成后,可使青弋江中游地区的防洪形势得到显著改善,防御洪水标准由5年一遇提高到约30年一遇;港口湾水库建成后,可使宁国县和宣城市的防洪标准达到约20年一遇,使水阳江中游圩区防洪标准达到约10年一遇左右。
经过多年治理,流域防洪工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流域整体防洪能力仍较低,洪灾仍然频繁严重,防洪形势仍然相当严峻。
流域防洪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⑴上游山区洪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水阳江上游河沥溪以上东、中津河和漳河上游的洪水得不到控制。
⑵中下游河段泄洪能力不足,加之圩区水系紊乱,泄洪不畅。特别是新河庄以下至西陡门河段安全泄量目前仅700~900m3/s,与该河段泄洪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⑶水阳江中下游湖泊尚无控制工程,加之由于围垦减少了湖泊的调蓄作用; ⑷流域出口无控制工程,受长江洪水顶托,常出现江洪倒灌现象。 ⑸洪水预报、调度手段落后,非工程防洪措施不完善。 总之,上述问题是本流域综合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水阳江中下游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但防洪能力最为薄弱,改善该地区防洪能力不足的现状是流域治理的重点和当务之急。
1.3规划指导思想、原则、标准和水平年 1.3.1规划指导思想
以《水法》和《防洪法》为依据,贯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按照人水协调的治水思路,研究和制定流域防洪体系及总体布局,为流域防洪工程的分期实施和国家有关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3.2防洪规划治理方针原则 根据《水法》中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基本原则以及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总方针,水阳江、青弋江、漳河流域的开发治理以解决防洪问题为主,结合除涝、灌溉、航运、发电。综合利用规划的总方针为:“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团结治水,分期实施。”,达到兴利除害,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根据本流域的自然条件和防洪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流域防洪治理的原则为:上、中、下游兼顾,上游以蓄为主;中游泄蓄兼施;下游在充分利用湖泊调蓄作用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洪水外排;江口建闸控制,防止长江洪水倒灌;同时注重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建立起完善的防洪体系。
流域治理涉及到两省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综合治理开发时,要贯彻顾全大局、团结治水的原则,协调好各方面的矛盾,促进治理开发方案的实施。
1.3.3防洪治理标准与设计洪水代表年
依据《防洪标准》(GB50201-94),结合流域的防洪现状、洪水灾害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小,以及兴建防洪工程的合理性,并考虑到本流域是长江开放城市芜湖市的腹地,是皖江开发的重要一翼,拟定本流域防洪治理标准分别为:水阳江中游万亩以上大圩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宣城市是地级市,是皖东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加之318国道穿城而过,考虑城市发展需要,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远景配合其他防洪工程到达50年一遇;流域内郎溪、高淳、泾县、宁国、旌德、广徳、芜湖(湾沚)、南陵、繁昌、当涂等县城,按照其城市规模,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这些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水阳江、青弋江及漳河下游水网区,水系相互串通,圩区耕地总面积100余万亩,防御标准取20~40年一遇。芜湖市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防洪城市,其防洪标准按照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1990年修订)的规定,以长江1954年洪水为防御对象并拟定相应的防洪工程措施。
由于本流域洪水组成复杂,三江出口又受长江洪水影响,总体采用频率洪水作为防御对象较为困难,宜选用与防御标准基本相当的代表年洪水进行防洪总体安排。根据宣城、西河镇等水文控制站资料统计分析,1996年典型洪水在水阳江中游约相当于20年一遇,在“三江”下游水网地区约相当于20~40年一遇。防御对象取为1996年洪水,基本符合上述拟定的防洪标准。本规划中选取1996年为设计洪水代表年,长江水位取1996年实测水位,进行整体洪水分析,安排流域防洪治理措施。“三江”出口段下游堤防受长江洪水影响,以1954年型洪水位控制。
1.3.4规划水平年
本次规划的基准年为1999年。
根据本流域经济发展和防洪工程建设情况,拟定规划水平年近期为2010年,远景为2020年。
1.4流域防洪体系与防洪工程规划 1.4.1流域防洪体系
早在20世纪70~8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皖、苏两省对本流域的防洪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并确定了流域防洪治理的总体布局。本次防洪规划,经进一步分析论证认为,原规划总体布局是较为合理的。但由于几十年来,流域工程现状、水文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拟定流域防洪规划总体布局如下:
上游除已建陈村、在建港口湾水库外,结合兴利修建牛岭、凤凰山和汤村水库(总库容41.14亿m3,其中调洪库容14.37亿m3),以控制上游黄山、天目山暴雨中心洪水,削减干支流洪峰。
中游地区,青弋江、漳河两岸圩区需要继续加高加固堤防;为改变青弋江洪水东下的状况,减轻水阳江行洪压力,修建青弋江改道工程;水阳江中游继续加高加固堤防,实施南漪湖控制运用(包括修建双桥闸、马山埠闸及北山河局部整治和油榨沟封堵等,使双桥河分洪入湖流量达到1300m3/s,北山河最大倒灌流量达到1700m3/s和设计出流量达到1000m3/s左右),以充分发挥其调蓄干支流洪水的作用;为保证宣城市城市防洪安全,拟在干流右岸孙家埠附近双桥联圩设置分洪区,分洪区面积约5km2;另外,将新河庄设计洪水位提高到13.0m,使其在遭遇设计洪水时下泄流量达到2300m3/s左右,并通过南漪湖控制运用,为下游防洪创造条件。
下游地区,结合青弋江改道工程进行漳河下游裁弯取直和对漳河肇家埠扩卡;水阳江水阳镇河段卡口拟进行拓宽,扩大行洪流量;裘公河拟对东门渡、杨泗渡两处卡口河段进行整治;并进行猫儿湖分洪旁道整治;丹阳湖拟定为蓄洪垦殖区,固城、石臼二湖建闸控制运用;对姑溪河进行局部扩卡和水下切滩,对铁、公路桥阻水建议与交通部门商议解决;青山河局部崩岸段进行抛石护岸治理;为减轻长江洪水对圩区威胁,在芜湖、当涂二口建闸控制。
此外,还需建立较为完善的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和防汛指挥决策支持体系,加强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及防洪工程的管理。
1.4.2防洪工程规划
⑴上游兴建综合利用水库
本流域上游系天目山、黄山暴雨中心,河道坡降大,洪水陡涨陡落,汇流迅速,结合水资源综合利用,兴建大中型水库以有效控制洪水,从而减轻中下游洪水威胁。经过多年规划研究,提出上游兴建陈村、港口湾、牛岭、凤凰山和汤村等五座水库工程。其中陈村水库已于1972年建成,港口湾水库现已基本建成,为青弋江、水阳江防洪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他三座水库也在有关规划文件中多次予以肯定,现仍考虑作为控制上游防洪的主要措施。
以上水库均有综合利用效益。主要表现在:防洪方面水库削减了洪峰流量,减轻中下游地区的洪水威胁,提高下游防洪标准;其次,为中游丘陵区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为农业增产创造条件;同时具有发电、水产养殖等效益。五座水库主要指标详见表5-7。
⑵河道整治
水阳江中游是本流域防洪问题比较突出的河段之一。上游兴建港口湾水库,可提高本河段防洪标准,但仍不能适应该河段防洪要求。为了进一步解决中游防洪问题,原规划在综合分析基础上选择中游分洪道方案。198
3、1984年大洪水,特别是九十年代连续发生几场大洪水后,流域水情、工情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次规划分析认为,上游洪水经港口湾水库调蓄、且近期主要工程实施后,双桥河不需再实施原扩大方案。而当上游洪水通过双桥河分流1300m3/s左右,尚余约4200m3/s,经北山河倒灌流量1700m3/s,考虑河道槽蓄后,基本与新河庄设计下泄流量相应。这与安徽省《水阳江中游南漪湖治理规划报告》分析结论基本吻合。同时,经过分析拟定南漪湖最高洪水位为13.50m,新河庄最高洪水位为13.0m。为了实现南漪湖控制,北山河需局部扩卡,封堵油榨沟,同时在双桥河、北山河建闸控制。
水阳江下游起于新河庄终于当涂河口。为了提高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需对新河庄至西陡门河段和姑溪河局部河段进行拓宽整治。本次规划经分析认为,由于九十年代以来水阳江中游堤防普遍经过了加高培厚,同时水文系列延长后设计洪水有所增大,考虑到1983年以来新河庄水位多次超过13.0m,最高已达14.65m这一实际情况,应结合中下游堤防现状对新河庄设计水位予以修正。本次经过洪水演进方案分析计算,当遭遇1996年洪水时,若新河庄设计水位取12.50m,新河庄附近需分洪约1.8亿m3洪水,破圩分洪面积约50km2,规划拟定新河庄设计水位13.0m,新河庄附近不再需破圩分洪。
水阳江下游新河庄至西陡门河段整治基本维持原规划方案,即猫儿湖旁道整治、牛耳港封堵、水阳镇开卡拓宽和杨湾闸加高等。水阳镇开卡在国务院批准的水计〖1989〗46号文所定线路的基础上江苏省相国圩再向内多退5m,并在水碧桥河口建闸。考虑裘公河的历史与现状,规划对杨泗渡、东门渡两处扩卡,使其在设计条件下安全泄量达到700m3/s。
姑溪河是水阳江入江主河道,分上下两段。上段花津至魏家渡长18.73km,河道安全泄量约1300~1500m3/s;下段魏家渡接青山河后至当涂的金柱关入长江,长4.7km,河道安全泄量约1500~2000m3/s。九十年代,安徽省先后对姑溪河进行过一些治理工作,目前河道断面和泄流能力基本达到设计标准。本次规划,经水网洪水演进分析计算认为,上姑溪河青山水泥厂至窑头村段束水河道需进行局部扩卡,下姑溪河船厂段和拉丝厂段需继续完成水下疏浚,上述工程完成后姑溪河泄流能力基本可满足规划要求。而姑溪河铁路桥桥址处河道狭窄,桥面下缘较低,高水时阻水严重,应与交通部门商议予以解决。铁路桥至公路桥段河道断面小,泄流能力不足。另外,需加强河道管理,防止水泥厂、窑厂弃渣形成新的阻水河道。
青弋江水系在上游干支流兴建了陈村、牛岭水库后,其中游西河镇防御标准将达到约30年一遇,基本满足中游防洪要求。西河镇以下,由于与资福河、上潮河相互串通,加之受长江高水位时倒灌影响,在下游水网区形成极其紊乱的水系,从而造成水阳江洪水宣泄不畅并增加青弋江洪水入江流程及历时,抬高了清水河~雁翅一线水位。为了有效改善下游平原圩区防洪问题,改造极为紊乱的水系,并为有效地控制运用下游湖泊创造条件,根据高水高排原则,拟结合漳河下游裁弯取直,实施青弋江分洪道工程。经综合分析,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分洪规模拟定为2500m3/s。
青山河左岸为芜当联圩,右岸为大公圩和下六圩。大公圩段河势复杂,流态紊乱,右岸基本无边滩,河槽近岸近堤。查湾渡口段由于对岸姑山铁矿厂过去开采时的废弃矿渣大量倾倒在沿河外坡,从而形成对查湾渡口段的挑流冲刷,加上该段堤身堤基含沙量高,抗冲刷能力低,致使该段堤坡坍塌严重,危及堤防安全。随着青弋江分洪道工程的实施,本河段分流减少,河岸冲刷会得到一定改善。需对青山河局部坍塌段采取抛石护岸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发展。
漳河上游无适宜的地形修筑控制性水库,防洪问题需通过加培堤防来解决,随着青弋江改道工程的实施,漳河防洪可得到较大改善。另为有利于洪水下泄,需对肇家埠河段进行局部扩卡。
⑶湖泊综合利用
本流域内的湖泊有南漪湖、固城湖、丹阳湖、石臼湖。南漪湖位于水阳江中游,固城湖、丹阳湖及石臼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四湖在12m水位时,总面积为695km2,总容积达38.1亿m3。有关湖泊特征值见表58。
天然湖泊(包括湿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财富,应当从环境保护要求出发,根据其地理位置,特点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全面规划,综合利用。针对本流域湖泊大规模盲目围垦的情况,早在1980年水利部在有关文件中指出,湖泊的利用应本着“瞻前顾后、全面规划、综合利用,一般不应围湖造田,更不应大规模围垦”的原则进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尤其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中央明确提出了“退田还湖”的基本方针。对已围垦的湖泊,希望皖苏两省按照水法规定,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对于上述四湖的综合利用,在长江委1981年提出的《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提出的有关意见的基础上,规划安排如下:
南漪湖:地处水阳江中游,有双桥河、油榨沟、蔡庄河、北山河与干流相通,并接纳最大支流郎川河的来水。干流出现洪水时,南漪湖通过分流河道分蓄洪水,郎川河洪水经南漪湖调蓄,在干流洪水稍退后,南漪湖所蓄纳的洪水由北山河排至干流。该湖在天然情况下调蓄干支流洪水作用显著。但由于进出河道无控制工程,相当一部分调洪容积被峰前来水充蓄,使南漪湖不能充分发挥调蓄干流洪水的作用,同时主要出口河道北山河过流能力不足,不能及时抢排湖泊充蓄的洪水,限制了湖泊调洪容积的重复利用。为此,规划拟定,扩大北山河局部卡口段,在北山河、双桥河河口建闸控制,并封堵油榨沟,以充分发挥南漪湖分蓄洪水的作用,同时为灌溉、航运等创造条件。本次规划拟定南漪湖设计洪水水位13.5m。
固城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右岸,原有牛耳港、水碧桥河,砖墙河、狮树河、官溪河等与水阳江干流相通,对干流洪水有一定调蓄作用。70年代初期,官溪河杨湾建闸,固城湖初步控制以后,苏皖两省先后封堵了砖墙河、狮树河、牛耳港,使水阳江小河口至西斗门河段泄(分)洪能力减少。考虑两省联圩并圩、堵塞分洪支流的现状,规划在相国圩原退堤堤线基础上再向内多退5m,同时实施牛耳港封堵,水碧桥河建闸和杨湾闸加高加固,以改善固城湖地区的防洪条件,其中水碧桥闸在设计洪水以下(二十年一遇)不再向固城湖分洪,当出现超标准洪水时,仍需开闸承担分蓄干流洪水任务。
丹阳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干流穿湖而过,因长期泥沙淤积,湖底高程在7m左右,枯水期成为沼泽地,钉螺滋生,血吸虫流行严重,皖、苏两省60年代为灭螺而开始围垦,后逐渐加高圩堤。目前丹阳湖已围垦82%以上,堤顶高程一般超过13.0m,对水阳江干流排洪带来一定影响。考虑到流域的防洪、血防及农业生产的需要,规划确定丹阳湖圩区为蓄洪垦殖区,当下游干流水位超过设计水位时临时扒口分洪,以降低下游圩区水位。
石臼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右岸,为充分发挥其综合利用效益,有效分蓄干流洪水,建议建闸控制。对石臼湖盲目围垦的现状,亦希望皖、苏两省按水法规定,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⑷堤防加高加固
本流域洪水灾害严重,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洪灾较为频繁,在抗御洪涝灾害过程中,圩区主要堤防逐步得到加高,但堤防断面相对较为单薄,需按标准对未达标堤防进行加高培厚。经过洪水演算,并根据解放以来实际发生的最高水位和有关城镇、农田防洪要求,拟定流域主要控制点设计水位为:宣城北门16.8m,新河庄13.0m,南漪湖13.5m,芜湖13.4m,三埠管14.0m。
按照上述设计水位,依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并考虑本流域实际情况,对主要干流堤防进行达标建设,以形成本流域的堤防防御体系。
⑸江口建闸
本流域的出口直接与长江相通,长江洪水一般较水阳江、青弋江和漳河洪水发生的时间早,汛期常出现长江高水顶托甚至倒灌,抬高内河水位、提前充蓄下游湖泊,延长下游水网区高水位持续时间,当本流域洪水到来时,使湖泊丧失调节洪水能力,对水网区防洪不利,规划在芜湖、当涂二口建闸控制。二口建闸后,当1954年洪水重现时,芜湖关闸防止江水倒灌,可降低下游圩区水位0.3~0.6m。当1996年洪水重现时,芜湖关闸控制可减少江水倒灌流量约1800万m3,下游圩区洪水位相应有所降低。
漳河出口澛港在长江高水时洪水倒灌较少,青弋江改道实施后倒灌更少,规划不考虑澛港口建闸。
1.5主要城市防洪规划意见 1.5.1规划目标与原则
本流域城市主要受江河洪水的威胁,需要防御的洪水峰高、量大,一般都不能完全独立地自行解决,必须在流域总体防洪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其自然地理、城市经济发展和防洪治涝工程现状,通过适当兴建或按防洪标准加高加固堤防,建设或完善城市防洪封闭保护圈。使近期达到规定的防御标准,初步形成较完善的城市防洪治理工程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快所在河流上游防洪水库建设的步伐,从而进一步提高城市防御洪水的标准。
城市防洪规划应以流域总体规划为依据,并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相协调。规划的总原则是: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统筹兼顾、分期实施。因地制宜、因害设防、蓄泄并举,近期与远景相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正确处理好外洪与内涝的关系。
1.5.2城市防洪规划意见
芜湖市:位于长江下游右岸、青弋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市区有芜铜、皖赣及淮南等铁路,附近有湾里军用机场和沿江内外贸易港口等重要设施,是安徽省长江经济带的中心,是皖南的门户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防洪城市之一。市区土地面积230km2,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约35km2。1998年末市区人口62.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379.5亿元,其中工业产值340亿元,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81亿元。根据1996年3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的《芜湖市城市总体规划》,芜湖市被定为区域中心城市,规划到2000年成为宁汉之间最大城市,主城区人口60~65万人,建设用地65km2;到2010年主城区人口将达到90~100万人,建设用地109km2。
芜湖市城市防洪分城北和城南两片保护,其防洪规划方案如下:城北片,采用中间圈堤方案,堤线自青弋江的弋江站起,沿青弋江北堤至永安桥,再沿扁担河西堤至庄村,向西折至龙头山,与四褐山长江大堤相接。线路全长44.9km,其中堤长40.8km,保护面积116km2;城南片,规划采用麻浦桥方案,堤线自桂花桥以北一线直至工农窑厂,桂花桥向南沿长江堤延伸至澛港、再沿漳河堤到麻浦桥,在麻浦桥向东沿白马山~鲁港公路新筑一道横埂堤,接白马山再向北沿岗地和沿铁路东侧筑堤连接岗冲洼地直到工农窑厂,堤线总长30km,堤长22km,保护面积45km2。
根据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拟定的防御1954年型洪水,作为芜湖市的防洪标准。主要控制站设计洪水位分别为:漳河口13.70m、青弋江口13.48m、姑溪河口12.44m、清水镇14.00m和麻浦桥13.76m。
宣城市:系皖东南门户,周连8县,位居中枢,其东临郎溪县,南接宁国市,西靠南陵县,北接当涂县。现城区下辖螯峰、济川、澄江、西林和敬亭山5个办事处,城区面积14.18km2,人口14.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51万人。根据《宣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年城区规划人口35~40万人,建设用地面积45km2。改革开放以来,宣州市经济发展迅速,1998年工农业总产值96.2亿元,其中工业产值85.6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57.4亿元,人均6988元。 宣州市位于我国经济基础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影响圈中,与皖江经济带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芜湖市仅距76km,受沪杭经济辐射强烈,经济基础较好。根据《防洪标准》,宣州市属地级中等城市,考虑到宣州市是皖东南门户,是全区乃至皖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同时兼顾国家、地方财力情况,宣州市的防洪标准近期取20年一遇,远景配合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达到50年一遇。
按照流域总体规划,拟定宣城水文站和宣城北门防洪设计水位分别为18.50m和16.80m。依照上述设计水位进行敬亭圩、城东联圩堤防加高加固,并兴建陈村~水阳江边的水口隔堤,使城东联圩成为一个封闭的圩堤。宛溪河和道汊河内河堤防设计请地方按照规划拟定的干流控制点水位为边界条件推算求得,并相应进行支流堤防的加高加固。另外需进行敬亭山撇洪沟整治工程。
郎溪县:郎溪县位于安微省东南边锤,北部与江苏省高淳县和溧阳市毗邻,东南接广德县,西与宣州市接壤,全县辖8镇9乡,总面积1104.8km2。县城位于老郎川河北岸第一联合圩上半部,总面积18.65km2,距老郎川河入南漪湖口13km。城区地面高程(吴淞基面)10.0~13.0m,至2000年底城区面积4.0km2,人口4.3万。规划至2010年城区面积7.9km2,人口8~10万人。据统计,199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4.39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0.88亿元。1999年县城遭受特大洪水灾害,造成全县经济大滑坡,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下降30%左右。
县城所在的第一联合圩南北以老郎川河与钟桥河为界,堤防总长度27.6km。历史上县城一直以整个圩区设防,由于防汛战线长,堤身隐患多,尤其是第一联合圩下半部堤顶上村庄密布,给堤身加培和防汛抢险增加许多困难,造成郎溪县的防洪标准较低,建国后县城四次进水,分别是19
54、19
57、1983年、1999年,损失相当惨重。如198
3、1999年县城进水均是下部溃破洪水倒灌入城。1999年大水后,为提高县城防洪能力,沿县城西缘南北方向建设一道内隔堤,将第一联合圩一分为二,县城位于内隔堤以上,使防汛战线由27.6km缩短为17.6km。
建成后的城区防洪保护圈由郎川河堤(罗山闸至城西站5.38km)、钟桥河堤(史家村至吴桥长3.8km)、内隔堤(长3.97km)和南、北撇洪堤等组成(长分别为0.95km和3.5km),全长为17.6km。
依据《防洪标准》,郎溪县城所在的第一联合圩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根据流域总体规划,南漪湖设计水位取13.5m,利用中斗闸控制老郎川河下泄800m3/s,推算得郎溪县东门埂水设计位为15.5m,以此对县城封闭圈堤线全面加高培厚。
高淳县:高淳县城淳溪镇城区南临固城湖,西靠官溪河,北抵大丰圩,东部为丘岗。城区现有面积14.18km2,县城总人口15万左右,其中流动人口5万人。全县1999年工业总产值29.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23.0亿元。
城区地势高差较大,最高处吴淞标高为21.7m,最低处为4.0m左右。县城警戒水位为10m。目前,沿高淳的土堤堤顶高程为14.5m,堤顶宽度6~8m,内外坡比缓于1:2.5。浆砌块石防洪墙长2.5km,堤顶高程14.5m,防洪能力相当于20年一遇。
按照《防洪标准》,高淳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提高到50年一遇,相应固城湖水位为13.0m,以此为标准进行县城防洪封闭圈建设。 泾县:地处皖南丘陵山区,是著名的宣纸之乡。泾川镇为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区面积约7km2,县城总人口5.6万。全县工业总产值22.3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0.5亿元。
按照安徽省政府批复的城市规划,泾县县城东以青弋江总干渠堤防、南以秦坑河堤防、西以青弋江干流堤防和北以山口河堤防形成县城防洪封闭圈。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青弋江总干渠位于县城上游,地势高于城区20余米,一旦发生险情,城区将遭受重大损失;青弋江穿县城而过,长1050m的古城墙基础多处被水掏空,部分城墙严重外倾,防洪过水断面不够;山口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口城关段河床逐年淤高,影响泄洪。对于上述问题需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从而保证县城防洪安全。
依据《防洪标准》,泾县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宁国市:宁国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全市总人口38.19万人,总面积2487km2。市区现有人口8万人,面积12km2,位于西津河与东、中津河交汇口上游的三角洲地带,2001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5.7亿元,财政收入2.88亿元。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特殊,山区洪水来势凶猛,且流经城区的西津河、东津河防洪标准较低,市区易受淹。目前,东津河防洪堤防洪标准为5年一遇,西津河防洪堤经加高加固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但城北防洪堤尾部有1000余米未封闭,且两河受河道上桥梁阻水影响,城市防洪压力较大。目前西津河上游骨干防洪工程港口湾水库已建成拦洪蓄水,大大提高了市区防洪能力。
市区防洪排涝规划遵循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疏堵结合,牺牲局部,保护重点的原则,采取以下防洪保安措施:维修加固窑潭大堤,新建津北竹林段护岸,整治小南河、龙潭河、星河;新建河沥溪分洪河道,加高加固河沥溪段河堤;对西津河、东津河市区主河道疏浚、清漳,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依据《防洪标准》,宁国市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以此为标准对县城封闭圈堤线进行加高培厚。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旌德县:旌德县位于皖南山区北麓,东与宁国相连,南与绩溪交界,北与泾县毗连,西与黄山市接触。全县面积905.5km2,
旌德县县城在旌阳镇,辖3个街道居委会,5个行政村,城区总面积3.2km2。城区人口2.7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75万人,农业人口0.92万人,暂住人口0.10万人。1999年工业总产值1.79亿元,农业总产值1588.4万元。2001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6.25亿元。
旌德县城区主要受徽水河洪水的直接威胁。沿河两岸保护城镇的防洪工程少,原有防洪设施年久失修,工程老化,由于缺少维修经费,一直带“病”运行,有的基础淘空,有的墙身坍塌,已逐渐失去抗洪能力。前人所建的“三桥”,历经沧桑,已是千疮百孔,急需加固。
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发展,县城防洪的重要性日显突出,结合县城的防洪现状及县级经济的实际,近期按20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防洪设施,在支流白沙河上修建白沙水库(控制面积46km2),城区临江堤修建钢筋混凝土防洪墙,下市桥下游修建节制闸或橡皮坝。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可适当提高县城防洪标准。
芜湖县城(湾沚镇):地处青弋江下游东岸,呈长条形,以芜湖路为中脊线,向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西缘为沿河路,地面高程为12.0m左右,东缘为芜屯路,地面高程为14.60m左右。 芜湖县城每逢汛期,需抵御青弋江洪水袭击,目前县城防洪沿青弋江分为城南段、城中段、城北段。芜湖县城现有城区面积5.0k㎡,规划拟向东、南扩展,将罗保圩、小泥圩纳入城关防洪圈内,2010年城关防洪保护面积达10.3k㎡。根据《防洪标准》GB5021-94的规定,芜湖县城属一般城市,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在经济条件许可时可适当提高防洪标准。为此防洪规划安排为:达标建设罗保圩、小泥圩青弋江堤防约9.5km,改建涵闸斗门,拆迁堤身房屋;改建城中段现有的钢筋混凝土防洪墙;加高城北段芜屯公路;扩建罗保圩、小泥圩4座现有排水站,扩建城关排水站,新建南湖(6160kw)和东湖(4160kw)排水站。
繁昌县:地处皖南北部,东以漳河与芜湖县为邻,南与南陵县接壤,西以黄浒河与铜陵县为邻,北临长江与无为县相望。全县辖9镇11乡,总面积880k㎡,总人口44.7万人。2001年全县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2.5亿元。县城位于全县中部,属山间盆地,城区面积4.11k㎡,2000年城区总人口6.24万人。城区地处峨溪河上游,地形为西北高、东南底,被西门河、南门河二分为三,城区上游34.5k㎡的来水经西门河、南门河汇入峨溪河。由于流经城区的西门河、南门河河道狭窄,河床淤积,阻水建筑物多,加之城关的安定圩防洪标准不高,城区易进水成灾。
城区防洪排涝规划应遵循以排为主,发展为辅,牺牲局部,保护重点的原则,采取以下工程措施:加固长江及漳河成圈堤防;建设峨桥排水站增容站,增强排哄能力;对城区的西门河、南门河进行整治,修建防洪墙,加固城郊成圈堤防;新建城区撇洪道,理顺城区水系,更新城区现有泵站,增强泄洪和排涝能力。依据《防洪标准》,宁国市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在经济条件许可时可适当提高防洪标准,以此为标准对县城封闭圈堤线进行加高培厚。
南陵县:南陵县地处长江以南,属黄山余脉向沿江圩区过渡地带。东与宣州市隔青弋江相望,南与泾县接壤,西邻青阳、铜陵、繁昌县,北与芜湖县毗邻。全县总面积1263.7平方公里,辖21个乡镇,总人口54万,耕地面积51万亩,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17.8亿元。
南陵县城位于漳河中游两岸,城区以上流域面积341km2。目前建成区面积6.75 km2,常住人口5.4万。根据《南陵县城总体规划》,2010年城区规划人口11万人,城区面积13 km2。
根据城区上游狮子山水文站实测资料统计,漳河中游20年一遇洪峰流量约1040m3/s,50年一遇洪峰流量约1440m3/s。依据《防洪标准》,南陵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防洪规划主要措施:⒈上游兴建向山水库(控制流域面积60km2,总库容6500万m3),削减洪峰;⒉打开肇家埠锁口,确保中游洪水顺畅下泄;⒊加高加固现有西城区堤防5km,新建西城区防洪堤防4km,新建东城区沿河堤防6km,确保规划城区位于堤防保护范围内。
广德县:地处皖东南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属长江流域水阳江水系,土地总面积2165km2。城区位于318国道、宣广高速、广宁公路和宣杭铁路的交界处,2001年城区总面积9.3km2,人口10万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到2005年规划总面积15 km2,人口15万人。到2010年规划总面积为25 km2,人口达18-20万人。2001年城区国内生产总值28.9亿元,人均5674元,工农业生产总值44.9亿元。 城区内主要河流有无量溪河和粮长河。其中,无量溪河和粮长河分别穿越现城区长3.5km和4.7km,防洪能力约5年一遇。1984年开始,在粮长河考勤城区段右岸修建了1.5km的防洪堤,使该段防洪标准达10年一遇。城区现有主要排水沟总长11.5km,仅3处出口,老城区198
3、198
4、199
1、1999年内涝严重。内涝较为严重的1984年,洪水标准仅20年一遇,城区平均进水深达1.5m。
根据《防洪标准》的规定,广德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远景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城区拟采取分区设防,即老城区、双河工业区、西关商业区和新城区等4片。
老城区:主要防御粮长河洪水,规划防洪堤全长4km,其中在筲箕湾上下游2.6km,两岸兴建钢筋砼防洪墙,与原防洪堤相接,对宣广高速钱村大桥以下2km进行裁弯取直,并对老河道淤积严重段进行开挖疏浚。
东部双河工业区:主要防御无量溪河洪水,规划防洪堤东大木桥以上3.5km,对整个河道进行开挖疏通,并对2.5km河道进行裁弯取直。
西部西关商业区:在做好粮长河防洪墙的基础上,对西关和太极商城排水不畅地带兴建排水工程,总长计13.7km。
南部新城区:规划在南部新城区上游建一水库,水库来水面积30 km2,总库容2400万m3,沿318国道自西向东开挖一条撇洪沟引洪入无量溪河,全长2.5km。
当涂县:城区北界采石河与马鞍山市相邻,西临长江,南界姑溪河,东依十里长山丘陵区。城区总面积46km2,总人口10.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3万人。城区内外水系主要有长江、姑溪河、采石河、襄城河和乙字河,据2001年末统计,城区工农业产值4.6亿元。
城区防洪堤长19.51km,经过近几年来建设,白竹山至采石闸段堤防基本能抵御1954年型洪水。但对山丘区山洪经采石河下泄却严重受阻,由于采石闸口未建排洪站,汛期洪水不能自流入江抬高采石河水位,直接影响城区至宝庆圩段5.5km堤防安全,对城区防洪构成较大威胁。由于该段堤防已在流域之外,建议有关部门统筹安排。
根据《防洪标准》的规定,当涂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1.6超标准洪水对策研究
在主要规划项目实施后,流域总体防御1996年型洪水,相应防洪标准约为20~40年一遇。但在遇到超标准洪水时,要充分利用综合治理工程并配以其他应急措施,防止发生毁灭性的洪水灾害,使洪灾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为此需研究超标准洪水处理方案。根据本流域特点,处理超标准洪水的主要对策有:
⑴超标准洪水优化调度:通过建设完善的洪水预报预警系统等,提高洪水预报的精度及洪水预见期,相应制定合理的洪水调度方案,以减轻洪灾损失。
⑵在一定条件下提高新河庄运行水位:水阳江中游是本流域防洪的重点,也是防洪的薄弱环节,新河庄水位在防汛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次经过大量的分析研究,规划新河庄水位为13.0m。但在流域遭遇超标准洪水,如遭遇1983年和1999年型洪水时,同时遭遇长江高水位,如芜湖弋矶山水位分别为12.41和12.01m,均超过警戒水位。为了提高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增加外排泄量,减少新河庄附近的超额洪量,新河庄实时运用水位可提高到13.5m。而且,根据调查由于九十年代流域接连发生大洪水,流域内主要圩区堤防普遍经过了加高,特别是新河庄以上干流堤防高程均超过14.0m,因此适当提高新河庄控制水位是可行的。
⑶提高南漪湖运用水位:南漪湖面积在12.0m水位时,面积214km2,库容10.7亿m3,对调节水阳江中上游地区区间洪水起着巨大的作用。本次规划拟定南漪湖设计水位13.5m,但在发生超标准洪水情况时,南漪湖运用水位可提高到14.0m,约增加调蓄容积2.75亿m3。
⑷在一定条件下打开水碧桥闸,向固城湖控制分洪。规划水碧桥建闸,一般条件下水碧桥关闸不进洪,在发生超标准洪水,水阳镇水位超过12.80m时,开闸向固城湖分洪,当固城湖水位超过12.0m时关闸停止分洪。
⑸运用分蓄洪区:当新河庄水位超过13.5m,南漪湖水位超过14.0m时,如仍有超额洪水,则运用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等湖泊的部分圩垸破圩分蓄洪水。
⑹其他应急措施:当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满足调蓄超标准洪水需要时,则可考虑在干流双桥河口至新河庄、郎川河合溪口以下及南漪湖周边地区选择适当地点进行破圩分蓄洪水。 1.7水土保持规划意见 1.7.1水土保持现状
水阳江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多种森林植物和经济作物生长,天然植被由乔、灌、草构成,人工造林以杉、松等针叶林为主,森林覆盖率为54%。农业生产用地土壤以水稻土和红壤土类为主。该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重力侵蚀次之,水力侵蚀占侵蚀面积的94%,侵蚀模数973t/km2.a,属轻度侵蚀。
本流域下游水网区的地貌特征是以平原为主,地势平坦,鲜有台地和丘陵,其中平原区广泛分布着水稻土。根据水土流失普查以及区域划分结果,绝大部分水土流失地区是重点预防区、重点监督区,很少涉及到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的形式以面蚀为主,其次是沟蚀、重力侵蚀、人为侵蚀。总的说来,该区水土流失并不十分严重。近年来,随着工业、交通和水利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城镇工业的兴起,森林资源的盲目开采,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尤其是工程建设中缺乏水土保持措施,破坏了原生植被,废弃石渣乱弃乱堆,一定程度的加重了水土流失,应在建设过程中加以重视。
1.7.2水土保持规划意见
遵照《水土保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实行预防为主,防治并重、因地制宜、因害设防、水土保持与生产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拟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植树造林可以涵养水源,减少坡面流速,减缓地表径流的冲刷作用,同时拦截泥沙,减少洪水含沙量,延长洪水汇流时间,削减洪峰,减免洪涝灾害。同时对气候也将产生有利影响。因此,应大力提倡封山育林、植树造林为主的生物措施。利用荒地种植经济林、用材林等。在城市主干道种植风景林。在25度以上的坡耕地实行退耕还林,对15~25度坡地采取植树、种草的原则进行治理。同时通过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结构,进行保土耕作。
修建水工建筑物来防止水土流失,主要以坡地改造工程和沟道工程为主,大力发展水平梯地,对一些侵蚀较为严重的地区,以小流域为单元,按照先治坡、后治沟,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的原则,兴建谷坊、鱼鳞坑、拦沙坝、山塘等工程设施,控制水土流失的发展。
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弃土、弃渣、弃石,不得随意向江河、湖泊、沟渠倾倒,首先应将挖方用于筑堤、填塘,尽可能减少水土流失。对无法用于筑堤、填塘的弃渣必须予以妥善处理,必要时修建拦渣工程。对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边坡应采取相应的护坡措施。取料场使用完毕后,应及时进行料场平整。对弃土、弃渣场和料场,宜复耕的复耕,无需复耕的尽可能作为绿化用地使用,植树种草。
另外,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水土保持法》,各区、县应设立预防监督站,各乡(镇)、村配备专职或兼职监督员,以形成预防监督网络。建立、健全水保执法体系,以杜绝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发生,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1.8环境影响评价 1.8.1环境影响分析
随着流域防洪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的实施,将形成较为完善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可显著提高流域防洪标准,有效减轻洪涝灾害,对流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如南漪湖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通过上下两闸的控制运用,使南漪湖水位保持相对稳定,对开发养殖、发展灌溉和改善航运都将产生有利影响。如青弋江改道工程实施后,结合下游圩区水系整顿、联圩并圩、缩短防洪堤线,相应减轻下游水网区防洪负担。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的主要有:施工期将产生大量的弃土、弃渣,如处置不当易形成水土流失。施工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易形成蚊、蝇、鼠等病媒的孳生地。施工期对空气的影响源主要为粉尘和燃油废气,对人群较集中的村镇影响不容忽视。施工机械的噪声级较大,这些噪声对靠近施工点或场内外交通道旁的居民产生一定影响。施工中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将对水环境产生影响。工程实施后,如南漪湖建闸控制、青弋江改道并建闸,将隔断洄游鱼类通道。另外,工程建设将不可避免地占用大量土地、耕地,地表植被和土壤也将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对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施工时大量施工人员集中在血吸虫病流行疫区,对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也应引起重视。
1.8.2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针对各防洪工程实施后产生的主要不利影响,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⑴防洪工程建设要严格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⑵防洪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应在不同工程设计阶段,进行环境保护设计或编制环境保护实施计划,最大限度地减轻工程施工造成的环境影响。如施工期产生的弃土、弃渣、废水、污水须进行妥善处理。如弃渣运往指定地点集中堆放,废水集中排入沉淀池,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生活污水集中排入附近农田坑内。施工废气、噪声也需采取措施,使其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加强施工区环境卫生及防疫等。
⑶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应采取措施保护珍稀生物。如配合建筑物修建鱼道,建立鱼类增殖站等。
总之,在大力开展防洪工程建设的同时,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使流域防洪标准和环境状况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为当地人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
1.9防洪非工程措施
防洪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洪水预报(包括洪水测报和洪水通讯预警系统)、防洪减灾规划、超标准洪水的处理预案、政策法规研究等。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流域是一个洪灾频发地区。经过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建设,本流域内已初步建成了防汛站网系统。防汛信息的采集、处理收集等技术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存在手段落后、自动化程度低、防汛标准低等问题,不能及时、可靠地将测报信息传送给决策部门。规划全面提高流域的水文基础设施的防洪标准和水文测报能力,完善水文信息测报系统,实现流域内水情、工情、灾情等信息自动采集、存储和处理,并通过超短波、通讯卫星和有线邮电网实现测站、中心站、预报预警中心、防汛指挥中心之间的信息传输。
洪水预报是重要的防洪非工程措施,在防汛指挥决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流域的洪水预报系统应以洪水测报系统中各水文网站自动测报的雨情、水情等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库、计算机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手段,结合本流域的河流水系特点,选用先进的洪水预报模型、降雨径流模型、河道洪水演算模型、水库洪水调度模型,甚至全流域的水网水力学数学模型等进行分析,实现流域洪水的可预见性,为防洪决策提供依据。 通讯预警系统是防汛工作的生命线,主要为水情、工情、灾情等信息,为防汛调度、抢险救灾、指挥命令的上传下达提供通信手段,以及向分蓄洪区发布洪水警报等等。本流域通讯预警系统的建设应充分利用邮电公网和监测系统所建立的超短波、卫星通信系统,在现有防汛通讯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流域的通讯主干网,提高水情、工情、灾情等信息传输的及时性、可靠性,确保防洪通讯指令的畅通。
洪水保险是防洪救灾的有效手段。通过推行洪水保险制度,鼓励分蓄洪区和防洪受益区的法人、公民都参加洪水保险,适当开发分蓄洪区的土地资源,建立合理的洪水保险运行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加快恢复受灾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减少洪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可通过增加洪水保险费用的办法,限制防洪区内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本流域内的洪水灾害发生频繁,应结合新的水情、工情,加强对流域洪水的研究,特别是超标准洪水的防御对策研究,制定超标准洪水预案,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起用相应的洪水预案,把洪灾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另外,通过立法和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如建立洪水保险,控制分蓄洪区人口和经济规模等,达到减少洪水灾害和降低灾害损失的目的。对于河道、湖泊管理应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法规。严禁对河道、湖泊、洲滩进行新的围垦和侵占,对狭窄河段应进行清障、退建处理,对已围垦湖泊进行必要的退田还湖、拟定分蓄洪区和蓄洪垦殖区等。制定科学合理的分蓄洪区运用调度方案和分蓄洪区运用审批程序,通过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防汛部门在分蓄洪区运用的相应权限等。
1.10防洪工程实施程序意见
本流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较多,应区分轻重缓急逐步安排,分期实施。针对流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建设条件较成熟,综合效益大,收效快的工程,优先安排,以尽快提高流域的防洪能力。
在流域上游,目前已建成陈村、港口湾两骨干水库,使中下游地区的防洪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牛岭水库已完成初步设计,与陈村水库联合调度,将进一步改善青弋江中下游地区防洪条件,建议尽早实施。凤凰山、汤村水库也应抓紧进行前期研究工作,逐步安排建设。
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工程,对于改善下游地区的泄洪条件,减轻中游地区的洪水压力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长江委根据水利部(88)水电计字第53号文、水计(1989)第16号文和国务院批准的水计(1989)46号文精神,编制完成了《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工程初步设计阶段性报告》并上报。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本流域洪水灾害频繁,加之由于人为原因,干流河道被进一步束窄,支叉河道被封堵,本河段卡口更加严重。为此,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迫在眉睫,规划列入第一批工程实施。同时,为使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能顺利实施,牛耳港封堵、水碧桥建闸宜同步实施。另外,根据洪水分析计算,为了使1996年洪水顺利外排入江,还应同时进行裘公河的局部扩卡拓宽,使裘公河分洪流量达到700m3/s左右。同时对猫儿湖分洪旁道进行疏浚整治,使其承担一定的分洪任务。
水阳江中游南漪湖控制运用工程:即在南漪湖进出河道双桥河、北山河上分别建闸控制,并封堵油榨沟,局部扩大北山河。南漪湖在天然情况下,有一定的调蓄干支流洪水的作用,但由于进、出河道无控制工程,相当一部分调洪容积常被峰前洪水充蓄,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调洪作用。规划在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基础上,实施南漪湖控制运用,即在上游来水不超过河道安全泄量时,尽量利用河道使洪水排泄入江;当上游来水超过河道安全泄量时,利用南漪湖调蓄洪水,将有效降低新河庄、南漪湖、水阳等控制点水位,花津以下及其下游水网区水位也有一定程度降低,从而减轻水阳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因此,南漪湖控制运用工程是流域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程,对提高水阳江中游防洪标准作用较大,建议尽早安排实施。
青弋江分洪道工程是改善流域下游防洪形势的重要工程,利用高水高排,让青弋江上游洪水大部分从澛港排出,将显著改善下游地区洪水的总入流与总出流间的严重不平衡,从而使湾址以下水位大幅度降低。同时,本工程对水阳江新河庄以下水位降低也较明显,为水阳江水阳镇河段开卡、南漪湖综合治理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因此,规划将此工程列为第一批实施工程。
姑溪河局部整治对改善水阳江下游入江口的泄流能力有一定作用,建议列为第一批实施工程。
芜湖口控制闸工程也是改善流域下游地区防洪形势的重要工程。工程实施后,在发生1954年型洪水时关闸以拒长江洪水倒灌,配合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可降低闸内水位0.3~0.6m,大大改善圩区的防洪条件。因此,规划将其列为第二批实施工程。
堤防加高加固、圩区水系整理、局部河段整治等工程项目,应结合每年的水利基本建设逐步安排实施。当涂及石臼湖口门建闸,在条件成熟时亦应逐步安排实施。
1.11投资估算
社会工作研究综述范文第6篇
体裁 (genre) 一词源于法语, 原义为“类型、类别”, (kind or class) , 国内也有学者把“genre”译为“语类”, 如方琰 (1998, 2002) , 张德禄 (2002) 。体裁及体裁分析 (genre analysis) 最初应用于修辞学、文学理论领域, 其后被人种学家正式引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swales, 1990, p34) 。20世纪80年代开始, swales等人对学术语篇的体裁研究使体裁分析成了应用语言学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阐述的体裁分析亦限于语言学领域。
2 国外研究体裁分析的两个主要学派
语言学家们对体裁的概念界定不一。根据他们对体裁的概念界定, 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学派:以Swales和Bhatia为代表的“Swalesian School”和以Martin为代表的“Australian School”。John M.Swales认为, 体裁是“包括具有共同交际目的的一组交际事件” (Swales, 1990, p58) 。Vijay K.Bhatia (1993) 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阐明, 秦秀白 (1997) 对Bhatia的定义作过较详尽的总结, 认为Bhatia的定义可分为4点: (1) 体裁是一种可辨认的交际事件; (2) 体裁不是一般的交际事件, 而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 (3) 在建构语篇时, 我们必须遵循某种特定体裁所要求的惯例; (4) 尽管体裁有其惯例和制约性, 内行人仍可在体裁规定的框架内传达个人的意图或交际目的。澳大利亚学派的J.R.Martin认为, 体裁是“一种作为我们文化成员的说话者的有步骤的, 有一定既定目标的, 有目的的行为” (方琰, 1998) 。Eggins (1994) 把体裁定义为“使用语言达到的有步骤、有目的的活动类型”, 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多少种已被承认的社会行为就有多少种类型的体裁”。而同属这一学派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Eija Ventola (1995) 也认为体裁是一种具有可辨认步骤的交际过程, 且具有常规性 (routinelike) 。
尽管两个学派对体裁的定义存在差异, 但是不难看出他们的本质是一致的:
(1) 交际目的的决定性。交际目的决定了体裁的存在, 形成了语篇的特定框架, 影响着语篇的内容和风格的选择。属于同一体裁的实例可在某些方面存有差异, 但是如果它们具有相同的交际目的, 仍可被看作是具有相同体裁的语篇。
(2) 体裁的常规性。体裁是为其使用者所共同遵守的、程式化的社会交往工具, 具有重复性和习惯性, 其基本原则不能被随意更改。
(3) 属于同一体裁的语篇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体裁的常规性并不意味着体裁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 由于体裁分析是交际活动或交际事件的一种分类, 所以随着文化因素或语篇变量 (text parameter) 的不同, 属于同一体裁的语篇之间仍然存在某些差异, 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体裁运用者可以在不破坏体裁基本结构的原则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体现出文化特征。
3 体裁分析的研究对象
体裁分析自被引入语言学领域之后,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称为“体裁分析之父”的Swales主要研究对象是学术语篇, 比如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 (1990, 2001) , 其新近的论文 (2007) 则对英法两种语言的摘要进行对比研究, 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国际性杂志上发表论文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Bhatia涉及的研究对象除了学术语篇 (1997) , 更多的是专业领域的语篇 (1993) , 如法律语篇 (1997) , 而且他不断深入研究发展体裁分析理论。Bhatia (2007) 认为在体裁分析中要改变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 而应重视文本以外的因素 (texteternal factors) , 将体裁分析与专门用途英语和专业实践有机结合。
Swales和Bhatia对体裁分析的研究也鼓励着世界各地的学者, 从而推动了体裁分析的发展, 也使体裁分析的对象不断扩大。除了对学术写作方面 (Cargill&O’Connor, 2006Hempel&Degand, 2007) 继续深入研究之外, 各地学者 (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将在第五部分介绍) 将之应用于各种语篇的分析, 比如对个人陈述类 (personal statements) 信函 (Huiling Ding, 2007;Samraj&Monk, 2007) 的研究, 对网络日志 (weblog) (Herring et al.) 和网络百科全书 (online encyclopedias) (Herring et al., 2005) 的体裁分析, 以及会计公司与客户之间往来的课税计算信件 (tax computation letter) (Flowerdew2006) 的研究等等, 丰富了体裁分析的研究对象。
4 体裁分析研究方法
体裁分析既涉及文体分析, 又涉及语篇分析, 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产物, 其根本宗旨是研究交际目的和语言使用策略。在语言学领域, 对体裁的分析方法可归纳为两种:
(1)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哈桑 (Hasan, 1985) 是第一个对语篇体裁进行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为以后的学者对语篇体裁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她对主导体裁变化的成分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语篇体裁理论, 其中的两个关键概念是体裁结构潜势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 和语境配置 (contextual configuration) (于晖, 2001) 。哈桑 (1985) 认为体裁结构包括必要成分、可选成分和重复成分。必要成分及其顺序决定体裁类型, 而可选成分和重复成分则表示同一语类内部语篇的不同。体裁结构由语境配置决定, 而语境配置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组成。从这个角度讲, 体裁与语域在同一个层次上, 或者说, 体裁结构反映语域在语篇内的模式。马丁 (Martin, 1992) 用的相关概念是语域配置 (register configuration) 和纲要式结构 (schematic structure) , 同时也阐述了对语篇的话步 (move) 分析模式。无论是哈桑还是马丁, 他们都是从功能语言的角度确立语篇体裁的宏观结构。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对语篇体裁进行分析, 如黄国文 (1998) 、方琰 (1998) 、张德禄 (2002) 、于晖 (2000, 2001) 、易兴霞 (2006) , 郭艳玲 (2002) , 尚媛媛 (2001) 等, 其中于晖在《语篇体裁分析:学术论文摘要的符号学意义》中着重从学术论文摘要的社会文化目的性出发, 探讨语言与语篇体裁的关系, 指出语言的实现方式不仅是对自然现实的表达, 更反映了语篇所处的社会文化及交际目的等语境因素, 体现了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境观。
(2) 专门用途英语的研究方法, 国外主要研究者代表是Swales和Bhatia。他们通常以语步 (move) 和步骤 (step) 作为语篇分析的出发点, 以学术和职业语篇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s) 作为分析对象, 从而总结归纳出特定体裁的基本话步和步骤。例如, Swales (1990) 总结了学术论文中引言、研究方法、结论等各部分的话步和步骤, 这就为高级写作和学术英语的教学等实际应用环境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专门用途英语研究方法也都把体裁视为一种社会活动, 认为体裁可能随着交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Paltrigde (1995) 从语用学的角度, 把体裁的变化概念和体裁的原型 (prototype) 概念相结合进行研究, 来发现某个样品语篇所具有的原型性的量。国内对于某一特定体裁的分析, 相比而言, 较多采用专门用途英语的研究方法。如赵福利 (2001) 、鞠玉梅 (2004) 、王宏俐和郭继荣 (2005, 2006) 、杨瑞英 (2006) 、汪谓超和周杏英 (2007) 等均运用Swales的话步框架对学术语篇或专业语篇进行体裁分析。
5 国内体裁分析的发展和现状
国外体裁分析的发展也推动了国内对体裁研究的发展。笔者检索到1997年至今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和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关键词为“体裁分析”) 有关体裁分析的文章共计70余篇, 硕士论文30余篇。由此可见国内的体裁分析在过去的10年间得到不断的发展。从时间上来说, 2000年之后发展尤为迅速。30余篇硕士论文均写于2000年之后, 而70余篇文章中, 2000年之后的占了50余篇。从内容上看, 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2方面:
首先, 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广:由最初对体裁分析的纯理论介绍 (方琰、秦秀白、于晖、张德禄、李美霞等) 发展到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分析, 如对学术英语摘要的分析 (鞠玉梅、杨瑞英、易兴霞等) , 对商务类英语的分析 (李俊儒、汪谓超和周杏英、王宏俐和郭继荣、徐鹰等) , 对新闻通讯类语篇的分析 (顾恒、胡涛、李妍、赵福利等) , 也有探讨如何将体裁分析和教学二者相结合的文章 (陈平、苏勇等) 。另外, 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近年来也成了体裁分析的热门话题之一 (史利红、罗怡、王晶等) 。
其次, 研究方法也不再单一, 由最初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理论语篇分析发展到现在的两者齐头并进, 既有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体裁分析, 也有很多用Swales和Bhatia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对国内的英语教学及ESP教学的发展具有实际的意义。
但是国内的体裁分析研究起步相对国外较晚, 成果较少, 特别是关于体裁分析的专著几乎没有。而且国内的研究对象相对国外也较窄, 对法律英语、医学英语、计算机英语等语篇的体裁分析涉略较少。对两种不同语言同一体裁的对比研究也比较肤浅, 没有深层次地挖掘原因。另外, 国内对于体裁分析教学法的研究也仅处于试验性阶段, 还有待进一步的推广。
6 结语
体裁分析研究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的研究成果, 它是在传统的语域分析 (register analysis) 、语法修辞分析 (grammatical-rhetorical analysis) 和语篇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 是对语篇宏观结构的分析。但是在目前的国内外体裁分析研究中, 学科之间的结合研究还是不够。而且对于体裁的话步和步骤分析容易忽视不同语言同一体裁的差异性, 得出“千文一面”的结论, 用于体裁教学法则可能使教学活动具有浓厚的“规定主义” (prescriptivism) 色彩。
语言学领域的体裁分析研究仍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话题, 所以仍有待于进行多方面多维度的分析, 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扩展。
摘要:体裁分析 (Genre analysis) 较早用于文学研究, 直到近年才被引入语言学领域。本文主要讨论语言学领域的体裁分析, 介绍国外体裁分析的两个主要学派、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对象, 以及体裁分析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和现状, 指出体裁分析的发展前景和存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语言学,体裁分析,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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