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人口范文（精选9篇）
农村劳动人口 第1篇
摘要：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基于劳动力转移之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视角,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得出中国农村劳动力产出仍然为负值, 土地面积对农业产出没有必然的正向关系, 劳动力转移仍将持续进行,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是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根本举措。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农业生产,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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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美艳.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6, (3) :70-73.
劳动社区人口普查工作总结 第2篇
2010年是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调查，对国家的管理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搞好人口普查工作是人人有责的事情，所以当这次人口普查的工作任务下达到我们社区时，我们都非常重视，不敢有一点的马虎。
我们依照上级的部署，将人口普查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15日到10月31日，是摸底工作，第二阶段从11月1日到11月20日，是正式普查。
在摸底期间我社区的15个普查员对5个普查指导员对我们辖区内的15个普查小区共1600余户家庭进行了逐门逐户式的摸底调查，对社区的户籍姓名底册进行了逐一的登记和核实，并将空挂户，外出户和流动人口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做到了楼不漏户，户不漏人，为了把误差控制在最低的水平，在整个摸底工作期间，我们往往都选在晚上大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之后再去入户，经常要忙到很晚，有时候甚至来不及吃晚饭，在进行入户工作时，我们每个人往往每天要走访调查几十户，平均每人最少要爬十几层楼，可以说每天都非常的累，但是在工作中我们的普查员表现得非常出色，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家干起工作来一个比一个责任心强，一个比一个认真。而且在入户的过程中我们还向居民宣传了人口普查的相关政策和规定，消除了部分居民对普查的抵触情绪，在我社区全体普查人员齐心协力下，我们出色的完成了摸底的工作任务，为正式普查的进行做好了准备。工作进入正式普查之后，我们更不敢马虎，正式普查期间我们社
区的普查人员对我们所负责的普查区内的4000余名居民的信息进行了详细的核查，并依照普查的要求认真的对每一户、每一人进行登记，然后对登记的资料进行全面复查。在完成了基本任务之后，又和其他社区进行了互查，进一步核实了普查信息，纠正了一些错误，尽全最大努力把普查信息的误差降到了最小，在正式普查期间，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发扬了不怕吃苦的社区传统，经常加班核对信息，可谓废寝忘食，在我们普查员们的辛勤工作下，我们辖区的普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没有遗漏一个住户，没有遗漏一个人员，没有漏登一条信息，为国家反映了我们普查区内最真实的人口信息。
在整个人口普查工作期间，我们社区的普查员们发扬了劳动社区多年以来形成的不怕吃苦的社区传统，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优异的完成了人口普查的工作任务，反映了我们普查区内最真实的人口信息，向国家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农村劳动人口 第3篇
本文基于吉佛的引力模型、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和刘易斯模型,并对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作变换,改变其自变量并考虑人口规模,即用教育水平作为其解释变量,并根据明瑟收入方程和内生增长生产函数模型,构造中间变量收入函数,再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最后就能建立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的模型。当然须注意的是,此模型还有不足之处: 1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如政策制度,户籍,转移距离,就业制度等, 而这里只考虑了教育水平。2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 如市场制度,物价水平等,但此模型主要关注了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M是关于d的增函数,M表示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数,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p表示城市就业可能性, γ 表示现代工业部门的工作创作率,n表示工业部门总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劳动力规模 ( 这里s是一个地域概念) ,( s - n) 表示失业人数。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表示农村实际工资水平。
经典的明瑟收入函数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y表示收入,f表示教育水平,x表示工作经验, β 表示明瑟收益率。基于本文主要考察教育水平的影响,对明瑟收入函数变换得到如下收入方程:
这里aα表示就业经验等其他因素对收入产生的影响,β 为教育水平的收入弹性。由于教育的边际报酬一般是递增的,所以 β > 1 。
所以可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 ygap) 为:
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令 β0= α( a1- a2) ,β1= β 可以得到城乡收入差距计量模型如下:
根据上述分析可建立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为ptrans被解释变量, 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ygap为中间变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egap和城镇就业概率p为解释变量。
2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的定量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样本区间为1998—2012年,各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可以从 《中国统计年鉴》上直接获得,并利用1998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对这两类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再将两者相减,最终得到城乡收入差距 ( ygap)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规模 = 当年城镇新增人口数 - 当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数,当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数 = 上一年城镇总人口 × 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至于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水平,本文采用国际通行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办法来进行测算,根据各年度城乡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乘以相应的教育年限计算得到,并将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教育年限分别定义为1、6、9、12、16年。城镇就业概率 = 1 - 城镇登记失业率。
由于前面已建立计量模型,代入变量形式如下:
因为为了消除变量ygap和egap中存在的异方差,我们进行了对数平滑处理,这样意味着,egap的一个百分比变化会引起ygap的一个百分比变化,用数学式表示为:
β1= lnygap的变化 / lnegap的变化 = ( Δygap / Δegap) × ( egap/ygap)
3模型结果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与受教育差距的协整分析
由于协整分析要求两变量是同阶单整的,所以进行协整分析前需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并使用赤池 ( Akaike) 的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以保证残差是非自相关的。使用Stata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可知lnygap、lnegap变量的ADF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 下的临界值,可以认为,两个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继而按EG - ADF检验法,首先对两变量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有:
然后对残差序列ut做单位根检验
由表可知,残差的ADF值小于1%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认为,残差项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所以, 1990—200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然后根据EG - ADF检验方法构建协整模型, 如下:
设定模型方程: d. lnygap = β × d. lnegap + γ × ecmt -1+ u
其中 β,γ 为系数,ecm为误差修正项,u为随机干扰项。
由上述EG - ADF检验可知,ecm模型方程为:
模型的回归方程是:
由于变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人数和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转换变量回归分析,得到表2。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次模型提升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且整体和系数都比较显著 ( 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 ,回归方程是:
4模型结论与计量分析含义
开展全区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通知 第4篇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有关企业：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全省1%人口抽样调查制度的通知》（鲁政办字〔2006〕152号）及省统计局《关于开展全省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的通知》（鲁统字〔2013〕33号）和市政府
办公厅《关于认真开展全市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的通知》（淄政办字〔2013〕69号）要求，按照省、市统一部署，今年我区将开展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为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的重要性
人口和劳动力数据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数据，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搞好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准确掌握全区人口总量、结构以及人口城镇化状况，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规划提供依据，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努力建设以富裕、生态、文化、幸福、平安为标志的活力博山、魅力山城的客观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统一部署，精心组织，确保调查工作取得成功。
二、调查时间、规模及范围
2013年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的标准时间为11月1日零时，现场登记时间为2013年11月1日至10日。我区共抽取了23个普查小区，样本量约为6000人，调查范围覆盖全区各镇、街道、开发区。
三、调查方式、对象和内容
调查采取由调查员直接入户访问的方式进行。调查的对象为抽中小区内的全部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包括家庭户和集体户。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抽中小区内住户的基本情况和每个人的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就业、失业、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社会保障等情况。
四、切实加强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
农村劳动人口 第5篇
(一) “人口红利”和“人口机会窗口”
一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要经历三个阶段, 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间段内, 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 在一个特定时段内,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 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 被称作“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这一特定时段就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一旦人口转变的这一阶段结束, 人口年龄结构老化, 通常意义上的红利便相应消失。
(二) “人口红利”是影响经济超常增长的一个因素
“人口红利”是一种人口经济学理论, 即分析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红利”通过供求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比非人口红利期更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供给, 二是通过数量相对更丰富的劳动人口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即高储蓄和高投资来扩大需求, 实现高增长。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 各国经济都有一个稳态的增长, 包括低收入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中的极为低下的稳态增长, 以及高收入国家处于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水平。也就是说, “人口红利”只是影响经济超常增长的因素。没有“人口红利”, 经济依然会保持常规的稳定增长。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在1997年“人口红利”理论被首次提出之前,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决定经济稳态增长的因素进行过研究。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着重于经济稳定增长的物质条件的分析, 强调土地、实际劳动量、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之后,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劳动力流动等。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 一个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总之, 制度、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要素。在人力资源中, 人口总量、结构和素质是决定经济稳态增长的因素, 而“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源各要素中影响经济超常增长的因素。决定经济稳态增长的常规因素更值得关注。
(三) “人口红利”既不是经济超常增长的必要条件, 也不是充分条件
从各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 没有“人口红利”, 也可以实现经济的超常增长。如下表所示, 20世纪80年代前的韩国和新加坡、20世纪70年代前的马来西亚的人口抚养比都比较高, 但其经济增长率都很高。有关研究用“人口红利”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 以及西方经济史上新大陆经济超过旧大陆经济增长的部分, 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100%不等。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抚养比变化
但是, 有“人口红利”也不一定能实现经济超常增长。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人口迅速增长, 有巨大的“人口红利”, 但是, 直到改革开放前, 我国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工业化程度极低, 人口因素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反而是经济增长的负担。之后, 由于采取了赶超战略和公有制, 制约了人口要素作用的发挥。直到改革开放后, 人的要素得到解放, 实行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改革, “人口红利”才真正成为经济超常增长的有利因素。从其他经济体的情况看, 越南和新加坡具有相同的“人口红利”期, 但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而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20世纪60年代后的日本人口抚养比一直很低, 但除了70年代经济超高速增长外, 其他年份经济增长率并不是很高, 在1990年～2000年更低至1.5%。使“人口红利”要素得到利用也是有条件的:首先, 经济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 对“人口红利”这一要素有需求;其次, 实施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要素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 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
我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 我国老年抚养比一直在下降, 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更多, 劳动力供给充足, 同时人口负担率轻, 可以保持高储蓄率, 固定资产形成额与GDP的比值很高, 这是我国获得“人口红利”的依据。根据有关研究, 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 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 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 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 即1/4强。
同期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1978年～1998年, 中国实现的年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 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 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 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 劳动力部门转移, 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 (农业) 向生产率高的部门 (非农产业) 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 余下的未解释部分, 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3%。世界银行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 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 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 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除去“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约25%的贡献率, 还有75%的经济增长是缘于正常的物质资本增长、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增长、劳动力流动和制度创新因素。这一方面说明,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达到的高速增长成就, 的确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 同时也说明, 其他常规的经济增长因素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根据有关测算, 我国15岁～60岁年龄段人口数量到2011年停止增长, 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约到2014年达到峰值9.97亿人, 之后,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 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按照“人口红利”理论, 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
但是, 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将持续很长时间。第一, 虽然我国依靠“人口红利”等要素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优势, 但是, 总体上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资源可以开发。第二, 还可以开发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后, 由于健康寿命延长, 在合适的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情况下, 老年人口仍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劳动力供给, 仍然能有助于储蓄率提高, 进而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而不会形成“人口负债”。第三, 我国地区差异巨大, 以外向型出口产业为主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收入水平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量中西部省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地区间在资源禀赋、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产业模式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使得未来国内的发展空间巨大。第四, 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3000多美元, 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金、制度、管理等各方面还存在巨大差距, 未来的发展可以充分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 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 充分利用外资, 而不需要自身进行积累。上述种种差距提供了我们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只有通过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 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总之, 只有逐步缩小差距, 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在此之前, 我们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可能的发展空间内, 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发展, 决定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利用生产要素, 也就是决定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在我国讨论“人口红利”问题, 其正向意义仅仅在于, 强调要重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其反向影响却很大:一是过分强调“人口红利”的影响, 使得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掩盖、忽视, 使得我们的相关讨论跑偏;二是误导社会对劳动力供求形势的判断, 以为“人口红利”结束就是劳动力开始逐步短缺。这些片面和错误的认识充斥舆论、误导社会, 会影响我们对就业形势的判断, 进而影响政策制定。
局部的、阶段性的、结构性的劳动力供求失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
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的含义是, 劳动力的总量供给能力持续地、稳定地低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个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的经济体一般有以下特征:一是受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规律决定, 进入人口稳定负增长阶段;二是经济也进入了依靠要素质量提高和不断创新的内涵式发展的发达阶段, 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不断地找到人口要素之外的新动力。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来观察, 尚未有过哪个经济体在经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就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也没有发现哪个处于劳动力短缺常态的经济体经济尚未现代化。也就是说, 不可能在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就出现劳动力短缺。这一规律几乎可以被当做一个常识。
在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性等原因, 局部的、阶段性的、结构性的劳动力供求失衡经常会出现, 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在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的情况下, 即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 人口要素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 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到总人口开始负增长, 还有一个时间段。在这段时间里, 劳动力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利用空间, 包括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资源素质等。此外, 劳动力供求失衡中, 还有大量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有待开发利用。
我国“人口红利”结束并不等于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根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 我国人口总量在2033年前后才到达最高点, 为15亿人, 随后绝对减少。因此, 从人口总量看, 我国至少还有20年的时间才会面临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届时, 我国是否会面临劳动力短缺, 还要看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 达到396858.4亿元, 为此, 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7%。但事实上, 前9年的年均增速已达到10%。照此速度, 2011年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2020年时, GDP将达到849552.7万亿元, 翻三番还多。2000年～2009年年均GDP增长率平均为14%。2000年单位就业人数创造的GDP为13764元。如果2010年～2020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保持在14%, 则2020年GDP翻三番时的就业人数仅为4.68亿人, 将占当年劳动年龄人口的51%, 就业人数比2000年减少35%, 年均减少1.8%, 年均减少1266万人。如果这期间劳动生产率有更快提高、经济增速放缓或有波动, 实际的就业减少的速度还会更快, 就业减量也会更大。
我们再看当期的劳动力供给。根据预测, 202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23亿人, 按60%的劳动力参与率估算, 经济活动人口为5.53亿人。如果有4.68亿人就业, 还有8500万名失业人员;按60%的劳动力参与率, 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3.7亿人处于非经济活动状态。
从劳动力资源 (16岁以上的人口数) 的情况看, 根据有关预测, 2030年以前, 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持续增加, 2020年达到11.4亿人。由于人口寿命延长, 60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人口也是有待开发的宝贵人力资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1953年为4.4%, 1964年为3.6%, 1982年为4.9%, 1990年为5.6%, 2000年上升到7.0%, 到2017年将超过10%。到2020年,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1.4亿人, 即使按照10%的劳动参与率, 也将有1400万的老年劳动力供给。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 老年抚养比在2017年将超过14%, 并在其后不断提高, 可以预期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劳动力加入到就业大军中。有项调查, 目前已有1/3的60岁以上老人没有离开劳动力市场。
假定城镇化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 中国似乎还需要近30年的时间。而按照1%的城镇化速度计算, 2006年～2016年城镇每年会新增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1500万人左右, 从数量上来看, 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内并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问题。
综上所述, 劳动力短缺不但取决于劳动力供给, 即人口增长, 同时取决于劳动力需求, 即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结束, 既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停止增加, 也不意味着经济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 因此, “人口红利”结束并不意味着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上述分析也表明, 无论从供求哪个方面看, 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都不意味着我们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或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我们离劳动力短缺时代还比较遥远。
“人口红利”是一种经济增长理论, 不是劳动力供求理论。用“人口红利”来解释劳动力供求情况, 会产生很多问题。
农村劳动人口 第6篇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对劳动力供给影响并不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假以时日,人口老龄化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更加明显时,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劳动力的供给以及未来经济发展。从另一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的也能造成技术层面的不断翻新、还可形成一些新的工作岗位这样可以加速社会中老龄产业的形成。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即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影响
1)人口老龄化给新进入人力市场的劳动力资源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派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如产生出关于卫生、医疗等服务行业。这些行业会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对就业也会带来改变,能给老年人提供很多岗位。另一方面,老龄人口退休、离休时,就会有很多新的岗位腾出来,这样下来就业压力就会有所缓和。
2)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力转向密集型供应。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年纪相对较小的老年人所具有的工作技术、实践经验浪费到,如果把这些资源好好利用起来,就可以降低对年轻人的培训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及搜索代价,这可以成为新社会新时代的一种财富。
3)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力资源在就业上更为灵活。人口老龄化促使社会上形成许多新的产业。同时,一些已经退休的老人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就比较灵活了,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进行一些相应的劳务。
3、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
1)老龄化的人口会使得能够进行“劳作”的人数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不同年龄结构的影响千差万别。如:青少年和中老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将会是能够提供正常老五的劳动力的数量变小,并有可能引发未来劳动力提供的大片空白。
2)人口老龄化致使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老化。在生产率方面,处于中老年阶段的劳动力往往不及青壮年,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又对经济发展起不利作用。
3)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家庭里能提供供养的来源减少。在劳动力供给中,家庭是最小单元,其劳动供给却对整个社会的劳动供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家庭所提供的劳动力主要在时间和分工这两个方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时间上家庭成员不得不从原来用于工作的时间里分出一部分用于照顾家里的老人,人口老龄化使得一个家庭要负担的老人数量增多,这个家庭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分工上,一个家庭不得不从原来用于工作的人数里分出一个或几个来照顾家里的老人,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这就需要家庭做出分工,以使家庭收益最大化。
4)人口老龄化限制劳动力资源创造力。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创造力也有许多影响。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不能和节奏比较快的经济活动合拍,不能满足科技的要求,他们接受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过程耗费时间长且效率也不高,动手能力和协调能力也相对不足,这样不利于技术的革新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削弱企业综合竞争力。若是对中老年劳动力重新进行培训,既耗费时间又耗费资源,而且得到的结果也不一定理想。再者中老年劳动力的职业流动性比较低,他们往往是结构性失业的最先承担者。
5)人口老龄化会对生产率造成不利影响。老年劳动力在快操作化的生产活动中不具有优势,尤其是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产业中,更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对于老年劳动力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吃力的过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结果所用时间可能也会很长,这样就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的变革。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不能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固然是带来了许多问题,但老龄化社会也给许多行业带来了商机,从而刺激了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
老龄产业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切入点,但是现在老龄产业的轮子还比较小,与老龄事业的发展不能做到很好的协调。在我国生产老年用品的企业规模小、品种不够齐全、市场占有率也很低,致使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老年产品缺乏“老年性”。如假牙护理,这在国内几乎是一个空白行业。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越是空白的行业越有市场,这就促进了这个行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如假牙护理行业。目前我国对于这个行业的护理知识了解的比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健康,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继续那些老年护理行业的兴起,急需老年护理产品的出现,这也就需要对老年护理知识有充分了解的劳动力。一个新的行业的兴起,必然会刺激社会中对这个行业有专业知识的劳动力的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生活质量的进步,促进老年消费市场的不断繁荣,这也就刺激了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产业的出现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劳动需求是派生需求,那么为老年人福区的产业就业是派生需求,而且也会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会刺激劳动力需求。
二、降低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老龄化是人类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类型的转变都有必然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人类文明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等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了。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以便缓解趋势和解决问题。
1、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
现阶段以人为本的概念深入人心,树立科学的人口观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实际情况出发,使人口数量和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新出生的婴儿过快,人口数量急速增长,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对应,控制人口就很有必要了当经济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不开但是人口年龄区域偏大的条件下,如果还严格的控制人口就会导致未来的发展失去协调、失去平衡以及不可持续,就需要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
2、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退休年龄制度,即博士生和小学毕业生的退休年龄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延长在知识领域工作的人的退休年龄,提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退休年龄,这样既可以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又能在客观上提高劳动就业率,增进社会福利,提高整体国力水平。
3、形成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氛围,积极推行健康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不仅是指一个老年人在心理上的健康和身体机能上的健康,还指的是一个社会老龄化的状态,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不是很大。这不仅是一个医疗保健目标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发展战略。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明显,更应该加大力度推行健康老龄化。创造一种和谐的、健康的老龄化氛围,可以:一、积极推行老龄化教育,普及健康老龄化知识;二、创办一个社区可供老年人进行活动和交流;三、加大对健身设施的投资力度。
4、建立和完善笼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一个目标。推动示范型养老基地建设,加大为老年人服务的办事力度,鼓励开办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落实有关老年福利机构扶持政策,大力弘扬后代养老、家庭养老和邻居之间合作的传统美德。加大养老服务机构管理队伍建设,按照老年人的一定比例配备工作人员,实行养老服务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
5、大力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目前我国居民在老年用品市场的消费额还是很高的。但我国所有老年用品生产企业的提供的产品与需求相差很多。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力度去扶持还在萌芽阶段的老年产业,鼓励开发老年产品,不断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其次,积极推动医疗保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改进和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最后,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可统一规划,兴办老年产业,如:开办老年活动中心,是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更加和谐。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形成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氛围,积极推行健康老龄化、建立和完善笼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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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人口 第7篇
1 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态正在恶化,老龄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呈现井喷状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口出现持续和独特的变化趋势。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口性别的不平衡和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伴随着这一人口变化趋势的是包括生活方式、生产工具、职业种类以及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特征已经成为深刻影响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疾病谱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方面,使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薄弱,城市医院面临巨大的服务压力。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全球疾病负担和卫生部对我国城乡医院住院病人前十位疾病构成的统计都表明,在我国,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转型的驱动,因贫困和不发达引起的疾病风险与在高收入国家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同时并存,从而导致我国面临双重疾病风险负担[2]。图1是根据历年卫生部发布的卫生统计年鉴整理的我国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1993、2003和2008年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8年的我国居民的两周患病率比1993年的140.1‰上升了48.5个千分点,而2003年到2008年5年时间,更是上升了45.6个千分点。虽然可能存在数据的统计方式所带来的误差,也存在由于居民健康理念和就医习惯以及医学技术的发展等所带来的数据变化,但是上升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数据来源:根据卫生部历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认真分析图一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带来这一数值变化的主要人群是30-6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从图一可以看出,30岁以下人口的两周患病率08年较93年总体都呈现下降趋势,而30岁以上各年龄段人口的两周患病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50-59岁段更是大幅度上升了100多个点,60岁以上上升了200多点。这一统计结果表明,一方面,老年人口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最重要的人群;另一方面,30-60岁职业人群的健康状态正在恶化。表1关于不同就业状态两周患病率的变化情况,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岗人群,无业、失业人员以及离退休人员的两周患病率都有大幅度的上升。
(数据来源:根据卫生部历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2 妇幼保健水平大幅提升,劳动力人口患病就诊率低,就医观念亟待改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窘困一直是很多人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医治的主要原因,随着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等政策的实施,这一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近年来国家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农村卫生事业的重视,更是有效的提高了一些重点人群的健康水平。从图1和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婴幼儿、儿童以和学生的两周患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即使如此,这一人群的两周就诊率近年来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当然,这和家庭对孩子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另外,根据我国综合性医院分科门诊人次及构成变化情况,我国综合性医院妇产科、儿科2008年比1996年的门诊人次分别增加了130%和99%,远远高于同期门诊总人次的增长率(49%)。上述数据表明,妇幼儿童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重点人群,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其健康的社会关注度普遍提高。而根据图2所示我们很容易看出,2008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两周就诊率比1993年和2003年都要低,结合图1所反映的劳动力人口的两周患病率状况,在我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处于疾病或者亚健康状态,相当一部分在患病的情况下并未去医治,粗略推算,超过30%的患病劳动力人口未去就诊。其中一部分由于经济收入、职业压力等原因,而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自认为身强力壮,扛扛就会过去了,或者是对医疗机构缺乏信任而不去就医。
(数据来源:根据卫生部历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3 “以预防为主”,需从当前劳动力人口的疾病防治着手
劳动力人口即劳动适龄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拥有的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人口数量和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文化科学水平和健康状况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特定某一时期的劳动力资源状况。根据我国劳动就业制度规定,男的年满18岁到60岁,女的年满18岁到55岁,都列为劳动力资源。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是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重要的生产成本因素。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由传统的以农业为主逐步走上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大批量走向城市,分解为各种行业的产业工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环境恶化,劳动条件差、吸烟、酗酒以及工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加上就医观念和医疗保障方面因素的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3]。虽然因劳动保护不到位所引发的各种职业疾病在我国时有发生,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相关的政策法律依然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而另一部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力资源,由于职场竞争、住房和生活支出压力、工作和生活节奏快、工作应酬、子女教育、婚姻和赡养老人等方面的因素,导致缺乏体育锻炼、睡眠减少、饮食结构变化,对悄然滋生的疾病浑然不知或者置之不理。
劳动力人口自身健康状况是影响其医疗服务需求和家庭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4]。我国18至60岁人口的两周患病率指标比其他年龄段都有较快的上升趋势,但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指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由于各种原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医疗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满足,相当一部人患病而未能就诊,一些人英年早逝,给家庭造成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的压力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损失。
众所周知,老年阶段是各种疾病的高发期,但是,众多疾病从染病到发病都需要一个周期,很多老年阶段才爆发的疾病,是由于青壮年时期过度的体力支出、营养不良、生活习惯等等因素造成的。据预测,到204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中45岁以上的年长者将上升到37%左右,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5以上。新的医改方案要求“以预防为主”,从疾病预防控制效果在时间的延后性这个角度来看,对当前时期劳动力人口有效的疾病防治,就是对将来老年人口疾病的有效预防。要降低老年人口的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就必须从劳动力人口的健康保障着手。更何况在青壮年阶段,疾病预防的主要形式是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疾病的防治成本通常是非常低的,既不需要昂贵的药物,更用不着什么精密的医疗设备,关键在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政府需要在加强对用工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的劳动保护和医疗保障状况的监管的同时,进一步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劳动力人口的健康教育宣传,提高劳动力人口维护自身健康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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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人口 第8篇
关键词：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
随着人口, 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 被称为“银发浪潮”的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务院2006年12月首次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显示, 截至2005年底, 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近1.44亿, 其中, 75%以上的老人分布在农村。根据2011年4月28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1.77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的13.26%人。由此可见,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问题;二是健康问题。并由此延伸出来的如经济供养, 老年人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等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 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不如城市,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由于现实的冲击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显得更为严峻和紧迫。
1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一般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 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 或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03%, 较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了0.76个百分点,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7.69%, 较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了0.7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08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8%。据国家统计局于4月28日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3.2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可见, 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现象正在进一步加重。同时在我国农村老龄化进程快于城镇。从相对数看, 2000年, 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城镇比农村高出1.1个百分点, 但是到2050年, 农村将超出城镇11个百分点, 从绝对数看, 目前农村老龄人口是城镇的2.8倍。更令人担心的是,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同时, 高龄化也在日益加剧。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人口。因为60～70岁的老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人带病生存或是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 而且80岁以上老人在去世前平均有两年时间是卧病在床。这就为我们的养老工作带来了困难。因此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令人深思。
2 农村养老的现状及困境
早期的研究一般将农村养老模式按照居住方式的集中和分散划分为集中养老和分散养老。通常人们将集中养老等同于社会养老, 分散养老等同于家庭养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在养老模式的选择上也有差异。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 也是大多数农民的首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未富先老现象更为严重。我国农村养老过程中突显出来的各种问题不容忽视,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挑战
家庭养老是当前中国农村最普通的养老方式,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 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占16.8%, 镇占21.0%, 县 (农村地区) 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 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子女数量是保证家庭养老的条件之一, 农村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 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开展, 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已经限制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农村家庭人口也日渐小型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44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11人。可见, 中国家庭日渐小型化。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我国2005年城镇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为2.97人, 农村为3.27人。家庭子女数目的减少, 使得提供家庭养老的资源在进一步减少。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利益驱动, 农村中的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因此无暇顾及老人, 这也给农村中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带来了困难。即使是在家务农, 迫于经济压力, 大多数“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中, 年轻人还是会选择把大部门精力和财力放在抚养下一代上面, 从而对家中老人的照顾力不从心。因此,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现实的冲击下已经不能够满足现状。
2.2 土地不再是农村养老的保障
在我国农村, 土地是农村养老的一个保障, 也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个屏障。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 农村土地也正日渐丧失这个保障功能。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表明, 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人均占地为0.131hm2, 扣除农业生产性支出, 当年从土地中获得的年人均收入为433元, 仅占农村老年人全年总收入的19.4%。可见, 农村的老年人已经不能完全依靠土地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耕地被征用, 使得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 失地农民数量越来越多。据统计, 近10年, 我国被征地农民已达到4000多万人, 而且还在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由此可见, 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土地在农民养老中的作用也日渐弱化。
2.3 农村集体养老经济支持力度不足
随着传统的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功能日趋弱化, 我们迫切需要多元化的养老模式, 现代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 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这种多元化结构还非常不稳定。农村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 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目前我国公有的农村老年福利机构通常只面向“五保”老人, 并且这些机构因财政投入不足而严重滞后, 通常存在设施简陋, 功能单一, 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而民办养老机构高档化、舒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偏离了农村老年人群的实际需要。
2.4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
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 家庭养老的弱化以及集体养老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到1998年底, 全国已有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2000多个县 (市、区) 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 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信息不畅通, 人们认知的不足以及农村保险业操作的不规范使得农民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疑惑和顾虑。从2005年《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监测报告》显示, 2004年我国农村养老覆盖率仅为8.1%。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
我国农村中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保障水平较低。目前只有五保户和困难农户能够得到社会救济, 其他大多数农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即使纳入保障范围的老人所得到的资金和服务也不够。因此如何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真正发挥作用令人深思。
3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出路
3.1 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中坚力量
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 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养老成本较低;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因此, 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 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 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 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 我们要兼顾老人的身体、心理的健康, 精神的愉悦, 以及经济来源有所保证。我们要转变思想, 将长寿养老转变为健康养老, 追求养老的质量。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以家庭养老作为载体、多种养老方式为补充的农村养老模式。
3.2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支持社会养老事业
随着征地的开展, 很多农民失去了依靠, 自我保障的最后一块屏障也正在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伴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迫使社会承担起更多养老的功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 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而在农村这个比例更低。同时在农村, 由于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落后, 各种入住门槛的限制以及“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等因素, 使得农村老年人的入住率非常低。区别与农村的分散养老, 农村社会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而不管是哪种制度, 农村社会养老均需借助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相应的财力和物力, 同时还需要老人和子女对这种社会养老模式的了解和认同。因此, 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搞活农村市场, 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丰厚的经济基础, 同时还要积极宣传, 使老人转变传统的养老观念, 接受社会养老是今后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3.3 建立老人互助养老的循环发展模式
在我国, 与城市老年人相比, 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活动要长一些。他们在60岁以后, 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继续从事生产劳动, 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应鼓励老年人在养老中的自立和自助, 充分发挥老年人自己的能力和作用。老年人中的大多数, 特别是低龄老年人, 生活能够自理, 经济能够独立, 完全能够自我养老。同时我们还应积极引导他们为高龄老人服务。据有关专家测算, 低龄老人能够提供的服务总量高于高龄老人需要服务的总量, 两者比例为1.77:1。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口数量大, 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是一笔宝贵的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我们应该鼓励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 健康老人照顾患病老人, 生活自理能力强的老人照顾自理能力弱的老人。这样不仅充分利用开发了老年人的价值, 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社会涉老部门和政府的负担。
3.4 完善我国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老年人大多数没有离退休金的社会保障来源。养老的载体和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 但是没有物质上的支持, 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 必须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 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从2004年开始, 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尝试建立个人、集体、政府三方筹资, 具有统筹保障功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2009年3月份,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在今年要覆盖全国10%左右的县市。目前, 我国正在10%的县 (市, 区)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民将开始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农民老有所养,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它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差别,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在21世纪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并且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弱化的情况下, 根据国情, 我们应该发展以家庭养老为主导, 其他多种养老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体系, 我们应该倡导积极老龄化, 使得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积极自养自助, 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同时我们还要呼吁政府加强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力度, 使得农村老年人口能够平等享受国家的补贴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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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 第9篇
关键词：空巢,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 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家庭小型化趋势日趋明显, 农村开始出现空巢家庭并呈现逐渐增多之势, 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受到了挑战。如何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 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目前, 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养老模式采取家庭养老与社会救助供养相结合的方式。目前这种养老现状存在许多问题:
1、家庭养老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地位及面临的问题
家庭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国始终保持着传统式家庭关系: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 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大量资料调查证明, 在我国需要生活上照料的老人主要依靠配偶和子女。农村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严重挑战,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子女的赡养压力增大。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我国农村主要的家庭构成模式,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 80年代后的独生子女, 面临着承担四个老人的赡养义务, 同时还有一至二个子女的负担。
(2) 劳动力流动给家庭赡养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 这些人员长年在外务工经商, 势必影响对老人的供养。
(3) 农村的相对贫困, 给家庭养老带来困难。近年来, 农民收入增长滞缓, 甚至出现负增长。而由于子女教育费用的上涨, 农民收入有向子女倾斜的趋势, 这给农村老年人的家庭供养带来更大困难。
2、社会养老在农村实施的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发展严重滞后, 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的社会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尚处于摸索发展阶段。虽然城市发展近年来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与城市相比严重滞后。表现为:
(1) 对老年人经济上支持不足甚至没有支持。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农村, 对60岁的老人实行退休制度, 有的对老年人按年龄给予补贴。这对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作用很大。但这只是中国农村极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人无缘享受这种补助。
(2) 老年服务体系仍属空挡, 最具代表性的敬老院不仅不普及, 现有的许多还只是仅供参观的“展品”。老年医疗服务、生活料理服务、不能自理的老人的长期护理服务等都未建立。[1]
(3) 老年协会组织还不普遍、不健全、不完善。尽管近年来老年协会组织发展较快, 在引导和督促家庭养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目前还存在组织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 组织健全的也存在作用发挥欠佳的问题。[2]
二、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趋势
针对我国过去家庭养老的困难, 以及社会养老存在的不足, 笔者认为当前农村养老的最佳方式是建立居家养老的模式。2008年2月底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十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要力争“十一五”期间, 指出要力争“十一五”期间, 全国城市社区基本建立起多种形式、广泛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不断充实, 服务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 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居家养老服务的组织管理体制和监督评估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农村社区依托乡镇敬老院、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现有设施资源, 力争80%左右的乡镇拥有一处集院舍住养和社区照料、居家养老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1/3左右的村委会和自然村拥有一所老年人文化活动和服务的站点, 并在建成这些设施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服务需求。
1、居家养老的概念
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家”居住, 主要由家庭 (包括子女、配偶及个人) 提供经济供养, 由社区、社会为农村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服务。[3]这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 在养老地点的选择上, 居家养老模式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人传统的养老观念养老出发, 仍然让老年人居住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进行养老, 由社区及全社会向居住在家的农村空巢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2) 就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而言, 居家养老模式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更为多元化, 既有来自家庭成员的照顾, 又有来自社会的帮助, 同时由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保障, 突出强调了社区照顾在居家养老模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 就其提供养老服务的内容来看, 居家养老模式既提供包括衣食住行医等日常生活照料服务, 又包括休闲娱乐、情感支持以及心理疏导等精神慰藉方面的内容。在日常照料方面以社区服务为基础并充分利用各种照料资源, 由社区或社会服务人员协助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困难。在精神慰藉方面除了强调家庭成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还不断拓展新的内容, 丰富老人的文化生活。
(4) 就其提供的服务形式看, 居家养老模式强调多层次。行动方便的农村老人可以走出家门到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中享受生活、文化、娱乐等各种资源和服务, 对于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老人, 由社区派专业的服务人员为其提供各种上门服务。
因此居家养老模式具有地点选择人性化、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形式多层次等特点。
2、居家养老模式的现实意义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时探讨建立居家养老模式并推而广之, 对于减轻国家负担,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破解我国日趋严峻的养老服务难题, 切实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 居家养老模式适合我国国情。我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 再加上家庭小型化的发展趋势, 日益普遍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使得基本依靠子女照顾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遇到困难, 这对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 解决为老服务已经成为全社会亟待解决的任务。[4]我们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 充分尊重广大老年人的意愿和心理需求, 在继承、改革和发展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上, 全力营造一种新型的老年人在家里居住与社区照顾紧密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这样才能为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做出最适用的选择, 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 为解决为老服务难题提供根本出路。
其次, 居家养老模式有利于降低养老成本。居家养老把经济供养的责任分散到每个家庭, 减少了对国家的过分依赖。同时, 家庭收入、个人贡献与个人养老需求和养老水平的有机结合, 也充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此外, 社区服务型居家养老便于各村、各社区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多变地开展养老服务项目, 易于在广大农村推广。
再次, 居家养老是合理配置养老资源, 充分发挥资源效益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情, 应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单靠政府包办养老事业是不现实、行不通的、从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和我国过去政府包办养老事业的教训中可以看出, 政府从办到一手包揽养老事业花费高、效益低、有限资源既不能完全用到急需的养老对象身上, 又不能充分发挥资源效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思路、创新做法。变政府包办包管为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举办,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 用较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使政府的资源获得最恰当的使用和最大化的效益。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让农村空巢老人在自己的家庭和熟悉的社区环境中接受多种服务、帮助和照顾, 不仅具有覆盖面广、内容丰富、方式灵活、人性化等特点, 而且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 通过民办公助等方式, 政府资助民间力量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购买服务、补贴老人, 为农村空巢老人提供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服务, 可确保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
最后, 发展居家养老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家庭对于老年人来说, 保留了他们整个生命历程的印记, 它给予老年人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5]我国农村老年人看重的家庭带给自己的安全感、亲情感和归属感, 只有在家里才能得到。中国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家”的观念根深蒂固, 居家养老模式没有改变农村老年人的居住环境, 易于被农村老年人所接受, 他们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社区和环境, 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家中, 能够与亲朋好友保持经常地联系并接受社区工作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 有利于其身心健康, 特别是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农村空巢老人而言, 与亲邻保持密切的联系, 可以发展社区邻里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
由于形势的发展, 传统的家庭为主社会救助供养的养老方式, 已经不适应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急剧老龄化的趋势。而在国家经济不足够宽裕的情况下, 要把农村养老完全抛向社会, 也是不现实的。因此, 我们提出以家庭提供资金, 社会提供服务为特征的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模式是我国当前条件下农村养老方式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丁润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撑条件》, 《理论探索》, 2005, (4) 。
[2]王益英主编:《社会保障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3]钟建华、潘剑锋:《农村养老社会思考》, 《邵阳学院学报》, 2008 (5) 。
[4]朱庆芳:《从指标体系看老龄人口的贫困化》,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