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境遇范文（精选6篇）
女性境遇 第1篇
一、敞开与被看的两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 其初衷是对父权统治下女性历史被遮蔽和拆解的抗争, 对男性话语霸权和理性叙事的颠覆和消解。从我国女性写作的现状来看, 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对男权伦理道德、欲望特权和阅读经验的确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但女性大胆突破男权对女性的性欲禁忌, 在打开自己的身体企图冲破男权传统、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同时却落入了被男性窥视的圈套, 间接迎合和满足了男性窥视欲的需求, 再次跌落在男性审美视野的陷阱中成为被观赏的风景和欲望代码, 最终陷入一种敞开与被看的两难境地。有学者分析个中原因:“女性在张扬自我决斗宣言的时候, 因不慎而成为男性眼中又一道奇异的风景, 独白变成展览, 平等、自由的争取演变为话语实践。商业主义的叙事策略和西方新潮理论来到中国, 因新奇而急于诉诸实践, 总会结出意想不到的畸形果实。”[1]面对社会商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男性写作对女性形象妖魔化界定的双重挤压, 女性写作仿佛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 她们所进行的努力绝不亚于一次精神的探险之旅。
追究女性写作两难境遇背后的原因, 女性作家对于“身体”敞开的大胆轻率和“欲望化”的叙事倾向确实难辞其咎。但相比之下, 同时期男性作家的“欲望”文本同样层出不穷。文本不但充斥着性欲的冲动, 还弥漫着浓重的男权意味, 传达出男性对于权威地位的怀念和对菲勒斯中心的捍卫, 对于肉体情欲堪称精于此道的撰写绝不亚于女性, 为何他们没有陷入类似的境地?为何男性的目光总是最先投射在女性文本中的“身体”之上而忽略了其作品内在的文学性?此种现象的存在不得不说是男权制度之下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制和带有性别色彩的语言暴力, “与女性有关的说话、写作和思考, 一度被一些做秀的女性和一些庸俗的媒体合谋所损害, 以致有越来越多的人误以为, 新锐女性 (尤其是写作者) 都是身体文化的热爱者和实践者, 还有一些人, 甚至能从女性写的每一个字中闻出肉欲的气息。这样的误读已经接近于杀人”[2]。这种有良知的批评足以让那些偏颇的评论自惭形秽。
“晚生代”作家如卫慧、棉棉们之所以成为身体叙事的标签, 就在于其作品在商业价值面前的全面失守, 她们在作品中所传达的现代都市生活的颓废、迷茫和绝望并非扭捏作态的无病呻吟, 但由于文本过多停留在个人欲望的表层叙事, 对形而下内容的浓墨重彩使得形而上的追求被悬置起来, 因此文本缺乏理性支撑和精神层面的关照, 顺理成章地成为商业炒作的对象。“美女作家”们在品尝了作品与市场“亲密接触”的胜利果实后, 也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现实, 市场经济和文学在“身体写作”这个关节处以丧失作品文学性的惨痛代价达成了看似完美的接轨。女性写作钟情于感官欲望的表达方式, 成为市场经济热潮中赚取经济利益的最佳途径, 看似围绕女性审美体验的大众文化市场, 实际上依旧操纵和把持在男性视野和权利范围之内, 而女性写作的某些作品最终只能沦为市场与大众文化合谋的牺牲品。“一旦女性的隐私, 女性的躯体, 女性的性欲及情感欲望, 被他人或自己出于商业投机的目的, 以向世俗的男性阅读市场示爱、讨欢或献媚的方式进行‘季节性降价销售’时, 无疑将女性小说生命召唤的意义, 在一片美丽的谎言中降格为一摊鼻涕。”[3]
究竟是以唤醒女性独立意识、开辟和建构女性自由空间为目的, 还是以吸引男性眼球、自愿充当商品化的牺牲品、成为促销手段和炒作卖点为目标?这一立场问题是女性文本首先需要面对的, 这既是对于文学创作态度的检验, 是女性写作保持文学个性的重要前提, 又是正确达成新的叙事策略的有效探索。因此, 身处男权传统束缚和市场化包围双重险境中的女性写作, 应该改变狭隘的创作观念, 打破女性写作题材狭窄化的瓶颈, 拒绝商业化的利用和诱惑。如果在文学个人化倾向的道路上仅仅局限于“性”和身体, 并以此作为资本来炫耀和出卖, 那么对于女性写作的发展将会后患无穷。当然, 女性作家最需要明确的是, 无论以何种话语方式进行突围和革命, 都不能放弃对于深度和审美意义的追求, 不能降低文学本身所应具备的精神和灵魂的高度。
二、失语与认同的悖论
女性主义认为, 千百年来由于男性话语的遮蔽, 女性一直处于沉默的他者地位, 要么就是身处男性中心话语内部无从表达;要么就是在没有话语权的情况下扭曲地言说自我。因此, 想要摆脱男性的压制, 必须采取一种不同的话语方式表达和书写, “女人腔”、“私欲式”独白或者“躯体修辞学”的表述方式应运而生, 女性话语方式的建构代表着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价值的探寻。陈染特立独行的表达方式、林白梦呓呢喃式的言说, 都成为“女人腔”表述的典型代表。
然而, 这种表达方式是否真正起到了颠覆男权话语的作用?女性用自己的声音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心门, 但对个体自我倾诉的高度关注使得女性写作忽略了倾听、认同与被接受的重要性, 大大削弱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接受性, 在沉迷自我空间的同时失去了联络外部世界和其他群体的机会, 实际上又跌入了言说与失声的矛盾险境。“所以说, 一方面, 我们肯定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同时也要警惕这‘声音’陷入‘自说自话’和‘话语真空’”[4]。女性在过于强求颠覆男权话语的同时, 是否过多地依赖了自己的性别反而使得自身身陷囹圄?女性写作的真正威胁似乎并非只来自“男权话语和主流话语的双重覆盖”, 还源于女性的自我封闭、不断复制和拆解, 这样的结果只能促使女性写作在狭路上顿步不前, 自生自灭。
女性渴望摆脱男权话语的束缚和阳性中心的话语引力场, 从而采用私语式的写作和叙事风格, 同时期待着征得整个话语系统的认同, 而现有话语系统又不可避免地贯穿着男性话语认可和沿用的传统模式及规则, 男性标准以一种隐性的形式无形地制约着现有话语体制的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矛盾, 女性试图建立的女性话语谱系依然徘徊在男权话语的边缘无法彻底挣脱。如何在被整个文学系统认可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话语中寻得女性自己的立足之地?是以决绝的姿态与之做无望的徒劳抗争, 还是借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借用现有的话语模式从内部瓦解和抨击男权话语?女性写作究竟有没有可能和必要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和独立于男性话语的女性话语系统来进行文学创作?这些都是女性写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实, 女性文学批评的根源在于女性主义对于已有文化和话语的设定, 如果认定现有的所有文化和言说方式都是男权统治的工具和媒介, 那么女性主义势必将自己置于一种负隅反抗、颠覆解构的绝境, 而刻意地创造和寻求一种迥异的话语方式又必然会使女性写作在现有文化体制中陷入自掘坟墓的局限, 用女性的自我呢喃、独白私语构筑的作品文本只能是一些语言的片断和支离破碎的情节, 这样的非理性文字和话语结构最终只能陷入类型化的拷贝和言说误区, 与颠覆男权话语的终极目标似乎相去甚远。因此, 女性写作应该在尊重现有差异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进行与男性话语的对话和交流, 避免女性主义文学走入自我封闭和隔绝的魔障。真正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作品, 应该都是由内而外的多元化表达, 而不是刻意选择操持何种言说方式和过多依傍性别特征而写就的文字。对于本身就具有丰富性和个性特征的写作来说, 作家的性别并不重要, 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叙事特征才是作家应该追求的真正目标。
三、隐退与遗忘的矛盾
女性写作在文本中往往封闭自我, 只关注自己的世界, 陈染的《无处告别》、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情节大多如此。但是女作家们如果只钟情于自身而丧失对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兴趣;只专注于网罗个人经验而游离在公共话语和题材之外;只沉迷于身体、性欲、成长的叙事角度和内容而忽略了道德和精神的层面, 那么即使在文本中“男性”被无数次地杀死, “男权”被千万次地诅咒, 在现实社会中依然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如果女性写作不能摆脱私人化写作倾向的狭窄出路, 只是沉溺于个人欲望的言说而忽略了对人类心灵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那么, 即便这样的隐退可以暂时逃避男权的压制, 即便作家本人有着再多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感受力, 狭隘封闭的写作终会被自我独尊的意识渐渐封死, 而作家和文本终将面临被整个社会遗忘的危险, 对于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社会和体制而言自然构不成任何实际的影响。
对于现存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对自我之外的“他者”的关注, 以及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承担, 应该成为具有女性独立意识的女性写作的真正内容, 进而充实女性文本的主题并深化其内涵。波伏娃曾经指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但要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5]这似乎也应成为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出路之一, 作家林白从私人化写作向社会实录式抒写转变的创作历程可以算作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佐证。“个人化的最好出路就是找到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 这样可以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和张力, 而不至于慢慢退缩和委顿。”[6]
女性写作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抓住有利时机, 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开放氛围, 创作出有深度有分量的作品。“女性本身就处于一种被看的境地。因此男人要看女作家写什么———这可能有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不希望女作家写许多政治、社会、历史, 他们不希望她们创作出对社会历史有影响的作品。”[7]面对男性这样赤裸裸的坦白, 女性作家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封闭的最终结局只能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最终被尘封和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男性目光的注视下, “她们”的写作应该冲破这种摆布和约束, 从退守的狭小领域中走出来, 改变主题单一的模式化写作, 达成个人空间与外部环境的“对接”, 将专注于自身的目光转向他人, 面对开阔多元的外部世界、面对宏大的社会和历史发出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 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增添绚丽浓重的光彩。
四、两性对峙的僵局
纵观我国当代女性写作的作品, 在整体上始终弥漫着强烈的火药味, 贯穿着两性对抗的性别色彩, 旨在解构男权中心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 在自我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却又跌入了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的陈旧轨道:一方面怀有破除男权束缚和压制的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 另一方面却又无望彻底割断与传统文化积淀和男性话语千丝万缕的联系, 女性写作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当中, 却依然执著地拒斥着男性和来自男性世界的任何信息。
在女性写作的文本中, 男性遭受了或被淡化、或被彻底放逐的命运, 女性将男性排除和拒绝在自己的门外, 转而隐退在自己隐密的内心生活中, 显示出女性对于男性盲目的排斥和逃避心理。在张洁的《方舟》《无字》、铁凝的《玫瑰门》《秀色》、陈染的《私人生活》《无处告别》、林白的《瓶中之水》等很多作品中都存在着类似的叙述角度和表达手法, 男性在这些文本中索性缺席或被丑化, 或者就纠缠在无法调和的性别对立的两极矛盾中不能自拔。女性作家在形象塑造方面对于男性形象的贬低和扭曲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偏爱和复仇心理, 《回廊之椅》中懦弱的希达和别有用心的陈农;《致命的飞翔》中丑陋卑鄙的秃头男人;《棉花垛》中乘人之危的国, 等等, 都饱含着强烈的性别意识和“门户偏见”。
其实, 这种“厌男症”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女性浮出地表之后对于女性自身的认识和澄明, 是对以往处在男性话语包围中女性形象的重笔改写和对男权体制有声地反抗, 另一方面似乎又存在矫枉过正的流弊, 形成了“性别凡是论”或者单一的唯性别论, 凡是男性文化语境中存在的就是男权中心主义的, 凡是沾染男性性别的就是父权制的等偏激思想。这种极端对立的姿态使得女性主义原本对男权体制下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平等宽松、自由多元的话语环境尚未完全摆脱阳性中心的统治, 又将面临陷入阴性中心的女性霸权危机之中, 这种新的二元对立和性别战争显然有悖于女性主义的初衷, 是女性主义极端意识一手种植的苦果。女性写作只有突破性别壁垒, 抛弃在偏执的女性主义立场下形成的新的性别相对论, 有效地汲取来自男性有益的批评意见, 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对男性话语的对抗。
正如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说:“真正的女性主义立场并不意味着与男性对立, 更不是对男性的仇恨, 而是终止对男性的迎合与屈服, 实现同男性的平等相处。”[8]因此, 在新世纪文化语境已经转向共建和谐的当下, 女性面临的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挑战和批判, 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两性自省基础上的双性和谐。真正的女性写作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男性决绝对抗的文化姿态, 不是在解构和建构中更替性别话语中心霸权的较量, 更“不在于单纯地创造女性性别文化, 而是唤醒公民注意历史和现实性别文化的残缺, 参与全人类合理化生存的文化实践”[9], 是与男性和谐相处、平等发展的真正打破性别门户偏见的写作。毕竟这个世界是男女两性共在的世界, 男性和女性仿若天平的两极, 任何一极的改变, 势必要借助另一极的配合才能够保持平衡, 女性主义争取自由平等环境的努力, 不可能与男性毫无干系, 只有基于双方平等对话、求同存异、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的构建, 才能实现最终的和谐。
五、批评与实践的断裂
我国女性作家对于自己作为“女性”写作者的身份认同存在着严重的思想障碍, 她们不但不能接受对自己作品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分析, 甚至不愿意在自己头衔之前被打上性别的标识。我们熟知的很多优秀女作家如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 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可圈可点地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觉自醒的女性独立意识, 许多作品甚至成为我国女性写作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然而正是这些最符合女性主义标准的作家们, 却都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非女性主义”立场。不可否认,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我国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 首先遭遇到的就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作家文学创作二者之间互相脱节的现实。
针对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断裂, 一方面暴露出移植理论本土化发展必须面对的许多问题和困难, 女性主义在男权话语之下存在被“妖魔化”的潜在危机, 女性主义总是被歪曲成为一种妄图颠倒乾坤、建立女性霸权的理论主张, 其实这种“妖魔化”策略本身就说明了男权传统对女性解放的恐惧和担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国女性作家们在思想观念上由来已久的顾虑和性别敏感意识的匮乏。她们表面上对于女性主义的避讳和反感, 与她们在作品中反映出的很多实际存在的女性问题及流露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构成极大的反差, 说明她们对于女性主义立场并非视而不见, 而是在传统思想的长期影响下, 女性在接受男性文化统治驾驭的漫长历史中, 逐渐形成了一种默许和隐忍的姿态, 她们内心存在着对于男权体制和话语权威震慑之下的畏惧和退让。当然, 女性作家力求摆脱性别限制, 找寻更宏大和宽广的题材进行写作的态度本无可厚非, 因为真正的写作就应该立足于个人化的真实表达, 不应局限于性别的差异。但是需要强调的是, 两性和谐共建的基础和前提是性别偏见的消除及男女两性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彼此认同, 女性作家如果不能首先明确自己的性别身份、正视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 不能够对自己女性写作的身份和女性视角产生认同感, 那么她们对于女性主义立场的回避则是一种向男权文化的妥协甚至是与男性权威的合谋, 她们的创作实践只能是个人孤独的低吟浅唱, 而不可能达成集体的和声。
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指出, 文学叙述存在着作者的、个人的和集体的三种叙述声音模式, 女性作家要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形成这三种叙事权威, 并特别强调了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必要性。我国女性写作面临的现状正是“集体叙述声音”的严重缺失, 女性作家在性别壁垒的隔离中, 只关心基于个人经验之上的创作, 这种散兵游勇式的文学实践由于整合意识的匮乏始终无法形成集体协作的局面, 其结果自然无力与男性共同构建平等交流、和谐相处的世界, 这也正是我国女性写作为何至今不能确立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或者立场明确的创作范式的根源所在。当然,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努力, “女性主义”正在人们逐渐加深的理解中洗刷着过去被强加的妖魔化的罪名, 女性作家对于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视角的认知和态度也有很大转变, 已经从过去的讳莫如深逐渐转向正面承认和深思熟虑之后的淡化。但是, 女性意识的确立和性别主体观念的普及在目前依然任重道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接轨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才能达到完美融合。
总而言之, 女性写作在我国的发展依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虽然面对着如上文所述的诸多困境, 但女性作家的所作出的有目共睹的努力和男性作家的勇敢的接纳和突破, 已为女性写作的未来勾画出了美好的轮廓。
摘要：我国当代女性写作在发展过程中, 从被历史和男性遮蔽的地表之下浮出到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 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突围。突围之后, 女性写作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境遇, 既有对菲勒斯中心的突破, 又有作茧自缚、进退两难的尴尬, 既品尝了破解男权话语的欢欣, 又体会着失语和背离的漂泊感。由此, 女性写作在我国的发展依然有着多元和分流的可能。
关键词：女性写作,男权话语,私人化写作,女人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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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2:235,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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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霞.自己的声音:联系与隔绝.文艺评论, 200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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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小斌.个人化写作与外部世界.中国女性文化, No.2:63.
[7]王干, 王丽霞.性别深化的坍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批判.当代作家评论, 2005 (1) .
[8]徐岱.身体与写作:进入边缘诗学的一个视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04 (4) .
女性境遇 第2篇
一、变迁中的村落文化—当代乡村女性精英的生存场域
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村落文化的变迁, 而当代乡村女性精英正生存于这种文化急剧变迁的场域中。
1、农业女性化
编剧张继为观众呈现了这样的图景———男人们成群结队的进城打工, 把村子和家留给了女人, 由此, 张岭村成了女人的村庄。这是影片为观众提供的故事时代背景, 也真实地反映了当今时代农村发展的现实。农村改革带来的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政策上对农民限制的放宽, 使得大量农民转向二三产业, 越来越多的男性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农村的“男耕女织”已经变成了“男工女耕”, 妇女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主要力量。
2、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交汇
在现代化的今天, “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封建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使男女两性都陷入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交汇所产生的矛盾之中。剧中我们看到当张西凤提出的养猪基地计划, 女人们都说自己做不了主, 需要问问丈夫。但是看到张西凤这样的新时代女性, 她们也想自立自强, 也希望被丈夫、公婆尊重, 她们想着前进却始终没有办法自主前进。
二、“都是性别惹的祸”———乡村女性精英面临的发展困境
1、来自社会传统偏见的阻力
在剧中我们看到, 对于在张岭村建立生态养猪基地的计划, 投资商说:他很难相信没有男人的村庄, 女人有能力承担起养殖的重任;村里的老人说张西凤在瞎折腾;村里的男性从内心抵触张西凤的管理……社会传统偏见制造的障碍使得张西凤的工作一次一次受阻。受“男尊女卑”“头发长见识短”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女性参政、女性创业受着旧观念、旧道德的影响, 对女性持着怀疑、轻视、歧视的态度, 他们不相信女性的能力。社会传统偏见成为女性自立自强的一大障碍, 阻碍了女性的发展。
2、来自家庭的阻力
事业与家庭, 往往是女性精英人生中一组永恒的矛盾。女性走上领导地位, 工作的繁重, 给予家庭的时间少了, 角色冲突的矛盾加剧。妻子担任干部后职务高于丈夫, 使丈夫心理上失去平衡。剧中我们看到在张西凤要启动生态养殖项目的时候, 丈夫景才的不配合, 还一次一次的干扰张西凤的工作。
3、来自同性的阻力
(1) 女性主体参与意识不强。
“男尊女卑”这种历史的因素逐渐沉淀在性别气质中, 女性心理上的这种沉淀较男性更为深厚, “女主内, 男主外”的历史沉淀仍顽强地束缚着女性的心理。社会上视女性为弱者的心态, 形成了女性的“弱化”心理, 自卑、依赖、软弱、狭隘等弱化心态无形中使女性受到自我压制, 看不到自身的才智, 缺乏自强自立的意识, 心安理得地落在男性后面。面对家庭重大选择时, 往往是自觉地将决定权让给男性, “这个我做不了主, 他是当家的, 我得问他”, 张岭村的女人们就是这样, 当张西凤已经拿到贷款批准, 需要她们签字的时候, 她们纷纷拿不定主意, 不敢签, 致使张西凤的计划一再延迟。
(2) 同性嫉妒, 同性排斥。
现实社会中, 同性排斥往往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封闭的乡村生活中, 小农的自私狭隘使得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对于女性领导, 很多女性同胞们的态度往往并不是以此为荣, 相反是排斥嫉妒, 处处阻碍, 冷眼嘲讽;即使不是领导, 对于同性村民也总是“见不得别人好”, 到处说是非。女人不帮女人, 不管我们的女性精英多想维护女性权益也是枉然。剧中李二白对于张西凤的工作的不支持, 与莲花的争锋相对, 影响了张西凤工作的开展。
三、“何以成功”———乡村女性精英成长条件的探寻
剧中我们看到整个农村的社会环境在变, 变得更加有利于女性发展, 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给予了女性更多的支持, 女性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发展机会, 但“张西凤”的成功更主要源于其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1、较强的女性主体意识
“张西凤”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思想中, 她相信女性可以撑起一片天, 自己有能力把村里的事务做好。在她看来, 女性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 自强自立, 不能无理由地接受男人的呵斥, 所以看到村里的女人因为男人不在家生活乱套, 她把村里的妇女们都组织起来, 自力更生。作为女性政治精英, 她的主体意识不仅仅是个人性的, 更是群体性的, 她要树立的是代表全体女性村民的主体意识, 她要争取的是全村女性的整体利益。
2、较好地处理了家庭关系
前文提到, “张西凤”开展工作受到了来自家庭的阻力, 但是最后她成功获得了家庭的支持和理解, 这是她成功地实现角色转换的结果。在村里她是村主任, 但回到家, 她不会摆官架子, 只要有空, 她会为公公洗脚, 为丈夫做菜, 为儿子补习功课, 竭力尽自己该尽的义务。
3、充分利用了女性性格优势
在一个群体中, 领导者吸引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领导者自身具备的个人素质的一种影响力, 带有较大的主动性、自觉性。在自然影响力发挥发面, 女性领导者较之男性领导者有强大优势。“张西凤”则是充分利用女性性格优势, 工作中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 善解人意的工作态度, 使人产生亲切感, 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力、极大耐受力等品德, 更使乡亲们尊重和敬爱。
四、关于农村妇女发展模式的思考
影视人类学的意义在于影视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为观众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人类行为文化模式, 提供一些人类学信息。在本文对影视文本《女人的村庄》的解读中, 我们看到, 社会环境的优化、男性的让权往往只能“治标不治本”, 女性群体的意识觉醒才是根本。
与实要交织穿插才能达到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的效果。具体来说, 如果建筑物内部可以看作是实, 由建筑、山石、植物所围的外部空间则为虚, 而那些亭、廊、榭则可以看作是虚与实的过渡空间;使园林建筑看起来轻巧玲珑, 衬托的整个园林更加虚幻、空灵。
(三) 、节奏和韵律
节奏和韵律在园林中的运用可以说是把空间时间化了, 把空间之美表现为时间流动之美。节奏是有规律的重复, 它是以一个或一组元素为单位, 反复、连续、有条理的排列所形成的, 是一种节拍和波浪式的律动。它的组织形式有等距离的, 如园林中树木间距的种植;也有渐变的, 如园林中色彩的过渡。当声、色、形等整齐而有规律的重复出现, 并富有变化的排列组合, 就产生了节奏感。
韵律是借用诗词的用语。园林形式美中所说的韵律, 主要是指在节奏中表现
出来的像诗歌一样的抑扬顿挫、平仄起伏。韵律美的产生不仅仅是审美客体的自然属性, 更重要的是要和审美主体产生共鸣。由这些富有节奏的实景、实形而唤起人们的情感, 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四) 、多样统一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一直都把“虽由人作, 宛自天工”作为造园准则, 要达到这一要求, 就必须突出它的参差之美。这在江南苏州园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例如苏州拙政园中部, 是以四面厅远香堂为布局中心的, 远香堂的两侧完全打破了均衡对称的布局, 它西面是水, 东面则是山;西面是轩、廊, 东面则是亭、墙;西南是水院, 东南则是旱园, 两面竟如此故意地避免对称, 真可说是“为体互乖”, 这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 女性个人主体参与意识的强化。摆脱自卑心理和依附心理, 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 积极参加学习教育、工作培训, 提高自己, 自强不息。二、女性群体意识的增强。女性地位的提高, 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 更应该是女性群体间的团结互助, 只有拥有较强的群体意识, 群体归属感, 群体共同努力, 才可能改变“失语”的局面。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妇女地位提高的进程是不可能同步进行的, 这中间需要一个过渡, 效仿“共同富裕”理念, 我们提倡“共同进步”, 一部分女性先进步, 先进带动后进, 逐步实现共同进步。乡村女性精英在一般女性村民的支持下发展, 发展起来的女性精英在树立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 提供机会资源帮助女性村民发展, 通过农村女性各阶层间的共同努力及女性群体内关系的充分协调, 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 让农村妇女理直气壮地撑起女性的半边天。
当然, 影视片毕竟是一种带有剧作者本身个人经验及需要迎合市场审美需求的文化产物, 其中难免存在一些非科学性的见解和文化认同, 所以笔者在本文的论述中, 只是做了一些解读式的文化阐释, 对于乡村女性精英成长境遇的考察, 有待于真正落实在田野之间的人类学研究。
摘要：《女人的村庄》是一部描绘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状态的电视剧。本文从影视人类学的视角出发, 对剧中乡村女性精英“张西凤”进行个案解读, 深入理解新时代凸显的乡村女性精英的发展境遇, 反思农村妇女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影视人类学,乡村女性精英,发展境遇,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庄孔韶:《文化与灵性》,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孟宗范:《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女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
[3]杜芳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7
[4]王行娟主编:《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海豚出版社, 1995.3
传统媒体的境遇和方向 第3篇
传统媒体面临的三大挑战
传统媒体, 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新媒体的迅猛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 互联网异军突起, 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风靡媒体市场, 这使得传统媒体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据统计, 全球互联网平均普及率为23.6%, 其中北美的普及率更是高达73.1%。2009年2月的调查统计显示, 全球共有网站2.16亿个, 比2000年增加了约10倍。而由网络衍生出来的更多新媒体形式, 则正在颠覆性地改变着现代媒体版图的格局。调查显示, 目前全球约有1.84亿人拥有自己的博客, 博客的影响力几乎每天都在增加。网民数量和网站数量的剧增, 导致了报刊读者的流失和广告的减少。
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之二是版权侵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人们从各种新闻网站和搜索引擎上可以免费获取大量信息, 而这对传统媒体来说则不啻是一种灾难。
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之三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一现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尤为明显。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自然是首当其冲。据报道, 美国甘尼特公司等几家最大的报业集团的广告收入今年第一季度下跌了大约30%, 其他所有报纸的广告收入降幅多在20%以上。
新技术为传统媒体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 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由于技术的变革, 传统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作用的手段也在发生变化, 并且具有自身的一些优势。
深度报道传统媒体的自身优势和必然选择
虽然网络上的受众能自由地占有大量信息, 但由于普通受众缺乏把关人的素质, 尤其是缺乏职业的新闻敏感、宏观的透视角度以及对信息材料的过滤和二次加工能力, 故进行深度报道, 深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这项工作, 是受众无法胜任的, 这就是传统媒体的专长和优势。可见, 在数字化传播时代, 深度报道仍大有可为, 是传统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所在, 也是传统媒体扩大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为受众释疑解惑。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其释疑性和解惑性, 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 深度报道能够承担起释疑解惑、引导舆论的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职能, 帮助受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评判、选择、分析、认识, 建构新的理念和价值观;不仅向受众提供信息, 而且告诉他们怎样认识这些信息, 从而满足受众对于信息深度的需求。通过一层层的挖掘, 将事物的本质和问题的症结暴露在受众面前, 解释他们对现实问题的迷惑, 让他们了解新闻后面的东西,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分析事物的发生、发展、演变, 从而得到深刻的理性启迪。
充分开发利用新闻资源。它是当前尚未引起新闻界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 应该敏锐捕捉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热点问题;一个思考型的新闻工作者, 应该学会从纷纭复杂的新闻现象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 并把它放到社会、历史的坐标中深刻分析, 给人以启迪。这个捕捉热点、总结规律的过程, 就是对新闻资源进行集约开发、利用的过程。
对重大题材形成舆论强势, 引导舆论导向。一般来讲, 深度报道大都涉及重大题材或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深度报道在抓住重大的社会问题后, 反映该问题深层次的原因, 并对它的未来走向作出预测, 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工作中, 常常起着导向引路的作用。特别是那些集中的连续和系列报道, 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对重大题材营造出强大的舆论氛围, 形成“轰动效应”, 并造成舆论强势。深度报道既可发挥消息“短、平、快”的作用, 又能充分运用通讯、评论、图片等多种灵活表现形式;既向人们叙述客观事实, 吸引读者, 又能在其中揭示某种深刻的道理。由于上述优势, 深度报道能在一定时期内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再加上新闻媒介的正面引导, 便会在受众中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从而保证了以正面宣传占据舆论阵地。
更好地进行舆论监督。深度报道往往与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三位一体, 深度报道是实施舆论监督的重要武器。舆论监督要做好, 深度报道是必不可少的表现手法。社会问题的热点、难点和敏感点都是新闻深度报道深入挖掘的重点。深度报道通过观察生活、深入生活, 大胆切入社会焦点, 针砭时弊, 抓取具有震撼力的事实, 使受众产生认同感。
激发受众的参与意识。深度报道不仅会给受众以强烈的刺激, 形成人们的热门话题, 还可以唤起各界的参与意识, 合力共举, 促进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深度报道不是针对个别情况, 而是具有普遍性, 它所揭示的大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自然会唤起社会关注, 并随着报道的逐步深入, 不由自主地参加进来, 进行思考, 或采取必要行动。
当下玉雕大制作的境遇 第4篇
一、玉雕绝世精品的出现,需要上层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和财力支持
从近代玉雕的历史发展看,不管是18世纪清皇朝下令的玉雕巨制,或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指令性玉雕大制作,在确保大题材大制作方面,唯有上层统治阶层,在财力、人力、物力、技术、玉料运输等方面的高度统筹,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全面的保障,才能使富有时代精神特征,体现统治阶层权利意志的大制作孕育出世。
清代乾隆皇帝富有时代特色、显示统治意志的玉雕巨作《大禹治水图》,代表了当时中国玉雕制作的最高水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玉器巨作,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它也是皇家宫廷组织民间高手共同进行的一项伟大的工程。皇家历史文献详载该巨型玉雕的规模尺度及造办过程。《大禹治水图》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五千三百三十多公斤。该玉料取自新疆海拔近5000米的昆仑山山脉,用上千名役夫扶把推运、一百多匹马拉着轴长11米的巨型专车运载到北京,费时整三年。之后,该旷世巨作的制作在乾隆帝亲自策划下,北京造办处如意馆定题制样、扬州玉匠雕制,前后花费十余年,其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空前绝后,占用了庞大的宫廷和民间资源这既表明了远古帝王大禹治水的圣迹,也隐喻乾隆皇帝为政的无畏魄力、帝政雄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这里要注意的是位于紫禁城内的皇家造办处。它是专门应承制造皇帝和宫廷所需的各种器物、日用品、艺术品的机构,汇集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创作了诸多传世的工艺颠峰之作。即便如此,《大禹治水图》这一巨型玉雕仍依凭乾隆一人意志,劳作北京、扬州两地官场、匠人,平添无数花费。
二、社会主义国有体制是大制作、传世之作问世的坚强后盾
时光跨越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流散各地的琢玉艺人陆续被社会主义体制组织集合起来,肩负起为国民经济创汇的重大使命。1958年新建立的上海玉石雕刻厂,由原1955年成立的蓬莱玉石雕刻厂和上海雕刻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合并组建,隶属国有企业,当时从人员近二百人。60年代上海玉雕创作,逐渐形成题材以炉瓶、人物、花鸟和走兽四大类为主打、风格玲珑飘逸的海派特色,继“北派”、“扬派”、“南派”之后获得“上海工”之美誉上海玉雕尤其在玉石俏色的利用上别具特色,50年代以后至80年代,上海玉雕经历了复兴、辉煌的发展阶段。
上海玉石雕刻厂在特殊的计划经济年代,精心制作颂扬现代社会主义的红色大型题材,如分别在1959年至1962年制作的表现我国登山健儿成就的大型密玉雕《把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1971年至1974年制作的大型翡翠玉雕《中华第一塔》和1979年制作的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型青玉雕《万水千山》,都是现代玉雕史上的经典巨作。
1962年竣工的大型密玉雕《把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以传统玉雕山子的技法表现罕有的登山题材,是有史以来玉雕表现现代内容的一大突破,形式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创举作品重2.5吨,高1.37米,宽1米,由艺人魏正荣领衔设计制作,率领13名能工巧匠,历时3年半雕刻完成。玉雕中有“绒布冰川”、“冰塔峡谷”、“冰雪崩裂”、“北坳冰坡”等8个主要惊险场面,再现41个姿态各异的登山健儿的英姿,1972年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国宝”级艺术品
1971年,由老艺人周寿海领衔设计创作的大型翡翠玉雕《中华第一塔》,以上海龙华塔为主形,综合借鉴河南开封佑国寺塔、福建泉州开元寺塔、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等楼阁式塔形而成。该塔共有九层主塔,每层由塔身、塔围、塔顶组合而成,塔身净高1.80米,加底座高2.52米,塔底直径33厘米。每层卯榫连接,塔角飞檐上翘,塔角垂挂72只铃铛,塔头绿头俏色,窗格窗棱线条清晰,玲珑剔透。主体用料搭配色泽均衡,层次安排由粗至细,一气呵成。此塔用翡翠料1.78吨,从设计、制作、磨光到配底座等工序,先后有七十多人参与,至1974年历经3年完成。现收藏于上海老凤祥玉石象牙雕刻有限公司(原上海玉石雕刻厂)。
137×100厘米 1962
1933年,由上海张文棣出品的大型“翡翠宝塔”曾在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展出,也是当年中国馆轰动一时的展品。该塔采用“金丝种”名贵翡翠料,外形参照上海龙华塔,由一百五十多名手艺人,耗时10年精心制作。因为战争等原因,这座翡翠宝塔滞留于美国,后被捐赠美国奥克兰州博物馆。《中华第一塔》与其外形颇为相似,是传统题材的惊人再现和传统玉雕技艺的再创造。
1979年,由肖海春、朱宁芳、汪观清担纲设计制作,由一批新中国培养起来、毕业于60年代上海工艺美术大学的工艺美术专业人才组成创作小组,历时两年完成中国红军长征题材玉雕作品《万水千山》。这是用世界上最大的整块辽宁青玉雕刻而成,高2.6米、宽1.4米,重7.3吨。大型玉雕《万水千山》突出了雪山、草地、冰川、泸定桥、延安宝塔、遵义会议等一系列长征重大主题事件,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和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壮丽篇章。作品采用了圆雕、立体雕、深浅浮雕、透雕以及镂雕相结合的技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1995年10月,原上海第二轻工业局将此作赠予海军上海基地。2012年6月至8月,上海老凤祥玉石象牙雕刻有限公司委派专业人员对《万水千山》做整体修缮,精心打磨,使之更具光彩夺目。这些玉雕精品大制作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创作的产物。技艺精湛的老艺人不计个人名利报酬,忘我奉献投入,他们的个人技艺在玉雕艺术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个人的艺术价值也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可谓为上海玉雕事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是贡献卓著的无冕玉雕大师。这些玉雕巨作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上海玉雕界乃至全国的最高水平,将流芳百世。另一方面,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民族的文化复兴,为了国民经济,在众望所归的崇高目标指引下,玉雕的大制作在企业里获得玉料、人力、技术等诸多资源,制作出绝世精品,这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作玉雕巨作的最大优势所在。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玉雕大制作的急转直下
20世纪90年代,国家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上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战略方针。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中心的转移,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玉雕大制作的土壤和氛围消失殆尽。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生产和营销不再被国家包揽和统筹安排,企业自身独立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部分企业资源重组,有的国有企业改制成小规模企业,个体化经营模式涌现,与国有企业悄悄地竞争。上海玉石雕刻厂的生产制作和市场销售受到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上海玉石雕刻厂原先都是以接受上级指令性出口创汇的创作任务为主,一般都以制作传统题材居多。但是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制约和影响,上海玉石雕刻厂或许无奈地关注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与他们相抗衡的民间小作坊和民间收藏市场在悄然兴起,威胁和冲击着上海玉石雕刻厂。这首先表现在人才的严重流失。私企业主以多以国企工资几倍的高薪为诱饵,暗中挖掘上海玉石雕刻厂经过严格师承培训的玉雕专业人才,为他们私企盈利。而当时上海玉雕厂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挽留住人才的策略、对策和与社会市场相对应的策略。人才是事业的保障,人才流失,国有企业强有力的玉雕制作实力受到削落。曾经90年代,上海国有企业玉雕厂员工从鼎盛时期的一千余名到中后期缩减至一百多位,这其中包括退休、转岗、辞职等,令人嘘唏!
当时港台玉雕市场逐渐升温,拉动国内玉雕内需市场。玉雕价值因西风渐近,人们眼界的开阔,生活水准的提高,收藏投资之风渐热,被人们重新估量和认识。同时国内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股票市场的兴起,社会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提高,辛苦付出与工资报酬不成正比,致使这些国有企业起着顶梁柱的优秀人才,在高薪的诱惑下流向私人企业,为私企加工和制作雕件,或者自立门户。国际上,以1989年为分水岭,海外欧美市场被严重打压封锁,大件海外玉雕市场出口受阻。另外,体制改革的企业管理机制的缺陷,监管不力,玉材管理不善,无人问责!这样人才流失,宝贵的玉料流失,社会民间玉雕市场不能作有效的开拓,拱手让港台商人强占,上海玉石雕刻厂一落千丈。
上海玉石雕刻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冲击影响下,失去原有竞争力,至今没有回复元气。另一方面,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年事已高离任离世;中青年精英人才流向私营企业或辞职自己创业,仅有少量员工维持常规的制作。除人才流失,还有技艺传承方面。过去那种在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里,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玉石资源统筹规划,合理分配,重大项目集体攻关,众多师长诲人不倦,相互切磋技艺交流,集众之长,协作攻克难关的大制作氛围已经风光不再。传统玉雕技艺的有序传承消失,之前的通力合作创作和无私奉献精神不再,玉雕的大制作大合作辉煌时期已经过去。
改革是把双刃剑,自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以来,上海玉石雕刻厂已今非昔比,目前主要维持常规的生产和制作,很少有影响力的规模化大制作。而一些之前90年代从玉雕厂出来的玉人,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搏击中,几经沉浮,经过一段时间卧薪尝胆的磨砺,不但没有淹没,却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冲杀生存,建立起个人的玉雕品牌和玉雕工作室。究其原因何在?这些时代的玉雕弄潮儿,之前他们早年在上海玉雕厂打下坚实的玉雕真功夫,已是拥有绝技、出类拔萃的玉雕工艺师。他们所传承的绝技绝活能在关键时刻起到渡过难关的支撑作用,并且能与时俱进,随时调整自己的玉雕制作,适应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工艺美术,出台相关政策,并把它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系列。这些玉雕从艺者,他们以立足于市场的艺术精品、影响力和口碑,也适时地荣膺上海市和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利双收。个人收入、社会地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在体制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里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市场让适者生存,更游刃有余地发挥玉雕从艺者的聪明才智!但是传世的通力合作的大制作精品,不可能再现。个人是体制改革的最大收益者,唯有大师凭借自己出众的技艺,精雕细作的小件作品或许能传世。而今上海玉雕界的各路人才,独领风骚制作的是玉牌、玉雕小件的天下。传统的玉雕炉瓶制作和大题材大制作已经难以寻觅。当然除玉料的价格上涨令人乍舌之外,还有从上海玉石雕刻厂出来的玉雕人才,当年的玉雕生力军,如今已非创作大制作的黄金年龄。他们工作室所引进的玉雕后继人才,在技艺传承和技艺成熟方面,尚不能和他们自身相比,能够独挡一面。
通识教育的中国境遇 第5篇
一、通识教育的两种“理想类型”
依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 因果关系错综复杂, 为了理解社会现象而不导致某种单一形式的决定论, 就有必要构建某些社会概念框架, 这就是“理想类型”。韦伯指出:“一种理想类型是通过片面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 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和偶尔又不存在的个别具体现象而形成的, 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片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到统一的分析结构中。”[1]所以“理想类型”是一种纯净的“概念体”, 它不是“理想的”, 却是“现实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理想类型”的功能主要是启发与说明, 它有助于学者通过模式的确定, 达到理解和阐释事物本质的目的[2]。借助这一分析范式, 我们将欧美等国家的通识教育作出一个粗略的归类, 并抽取出两种理性类型美国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当然, 后面对我国通识教育发展现状的研究也是借用了“理想类型”方法。
通识教育源自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自由教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 历经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以及后来的人文教育、博雅教育, 到20世纪中叶在美国被发展为通识教育, 当然, 除了最基本的核心要素, 每一次概念的变化都导致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整合了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同优势的通识教育迅速被学界所接受, 但是最终在实践层面, 在原有的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分野的基础上发展成两种模式。一类是美国模式, 本科阶段前部分实施通识教育, 后半部分实施专业教育。另一类是欧洲大陆模式, 以专业教育的形式实现通识教育的理念。
美国大学视通识教育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并且是主修科和副修科的补充课程, 认为每个学生都有些共同的基本的知识必须学习。
以哈佛为例。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主要由“二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通识教育或普通教育阶段, 又称之为核心课程阶段;第二阶段为专修阶段。学生在一、二年级主要学习核心课程, 接受通识教育, 后两年为专业教育。
不论是哈佛还是耶鲁的课程设置, 都明显强调本科生学习的自我建构, 强调专才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的课程设置体系。在美国, 专业性较强的理工科院校同样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 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尽皆如此。除此之外, 一批美国小型精英文理学院, 比如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 、阿姆赫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等, 更是声名远播。
欧洲大学通识教育实行的是与美国大学不同的思路。欧洲大学否定北美模式这些所谓共同课程的有效性, 认为通识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仅仅透过几个特别设计的课程便能达成, 而是必须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 将通识教育课程结合到整个大学的学术活动里。欧洲大学虽然没有明确设置专门的通识课程, 但同样在精神上继承了源自古希腊的自由教育传统。
比如, 在德国, 那种现代美国式的通识教育并不存在。德国大学的课程设置通常集中于学生所选择的一个专门的科目, 有时候也会要求辅修科目, 例如要求主修经济的学生辅修法律课程, 要求主修哲学的学生辅修历史课程。除此之外, 学校通常不会强迫学生们接受更多的通识教育。在德国学者休伯 (L.Huber) 看来, 通识教育不仅不应该脱离学习者的专业领域, 而且应当从其所在领域开始:第一, 在专业学科中应当探索一些可作为范例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它们不仅可以运用于专业领域, 而且同样能够运用于相关领域;第二, 可以把专业领域的主要方法理解为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变式;第三, 那些通常不是很明确的范式, 即通常联系几门学科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 应该得到更多的确认[3]。应该说, 德国大学专业领域的学习更多地渗透了科研的要素和精神, 充分体现了历史上的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统一”的传统与精神, 并表现出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通识化特征。
英国大学与德国大学有着同样的思路。虽然英国大学并未在具体的学科上对通识教育进行限定, 只是在他们看来, 把多种文化科目系于专业学习之中, 比任凭学生在诸多科目中杂乱无章地选修好。例如, 在怀特海看来, “并没有一门课程只给学生普通陶冶, 而另一门课程只给专门知识。为了普通教育目的而学习的学科, 也就是专门地去学习的专门学科你不能把一件无缝的学问外套割裂开来”[4]。英国通过设置联合专业以及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重视技能的可迁移性开展通识教育。显然, 这也是以专业教育的形式实现着通识教育的理念。
二、对通识教育本土化改造的理性反思
通识教育在中国历经30年的探究式发展, 目前呈现出三种理想类型, 即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为代表的精英模式、以复旦大学复旦学院为代表的大众模式和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代表的传统书院模式。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精英模式。元培学院的教育理念认为, 本科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 也是一所大学成为优秀大学的关键。元培计划将本科教育分段而治:首先, 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和基础教育, 目的是加强学生的基本能力, 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其次, 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这一计划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不仅满足了学生自身对个性化培养的需求, 而且还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元培学院采取选拔入学机制, 其学生从一年级新生中招录, 只按文理分为两个专业, 2011年度共有在籍学生793人, 2012年在籍学生806人, 目的是为了培养基础知识相对宽厚扎实、知识结构合理、综合能力强、整体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的大众模式。复旦大学复旦学院与北大的元培学院不同, 它采取的是不同于北大挑选本科生进入元培学院的精英化体制, 而是保持全校、全面推动。复旦的所有新入学本科生一律进入复旦学院学习一到两年后才进入各专业学院。显然, 这是一种大众模式的通识教育路径。
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书院模式。1963年, 由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所组成的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自成立以来就以“结合传统与现代, 融会中国与西方”精神推动通识教育, 自1986年全面推动通识教育改革后, 其书院模式的通识教育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大中华地区通识教育的经典模式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学, 学生是有双重身份的, 即书院身份和学院身份, 学院的义务是“学科为本”的教学, 书院则负责“学生为本”的教学。香港中文大学下属四个书院都十分重视学生的“成人”教育。如新亚书院就十分重视促使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均衡发展, 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求知的兴趣、敏锐的触角、冷静的分析以及团队精神。
整体上看, 当下中国典型的三种模式都是吸收了美国通识教育的先进理念与做法, 并将“美式”通识教育进行了有效的移植与改造, 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增加课程设置和设置专门机构 (学院/书院) 而推进的方式实施通识教育。不同之处是三种不同通识教育模式分别有着自己不同的理念系统、课程体系与组织构架, 当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功效。但是由于整体实施时间不是很长, 而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跟踪与研判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 所以孰优孰劣尚不能过早评价。
但是, 至少从形式上看, 三种模式除了各有千秋外, 也还各有瑕疵。
(一) 认识与理念的检讨
首先, 三种模式在整体设计上几乎都是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和理念, 即在专业教育之外增设通识课程, 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分而治之。
这种理念与认识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在操作层面却容易产生课程设置的系统性与学生知识结构生成的矛盾。当然, 这也是“美式”通识教育的共同问题。一方面, 无所不包的课程容易导致“大杂烩”或“拼盘式”的课程体系, 各科目之间的联系性降低, 再加上学生选课的“避难趋易”, 问题就更难评估。二是, 这种模式的弊端还表现在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容易导致学生为了学分而选课的结果。事实上, 通识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给予学生以大量的自由思考和讨论时间, 由于没有时间的保障, 这种模式的通识教育容易导致专业水平下降和“通识教育知识化倾向”。所谓“通识教育知识化倾向”就是仅仅把相关知识的掌握作为通识教育的目的, 而没有达到深度体会、个体理解、思维训练和文明养成的境界。也许这种方式实现了“通才”的教育, 即, 什么都知道一些的教育目标, 但是, 归根结底, 通识教育的“通”是知识与技能可以融会贯通的“通”。
美国教育界早就发现这一问题, 但是由于美国有着完备而发达的研究生教育制度, 规模大、层次高的专门性与专业性研究生教育解放了本科教育专业化的压力;另一方面, 美国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低生师比、小班化和研讨课以及完备的助教制度、选课制度与导师指导制度等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 通识教育的本质之一是做减法让学生有更多自由思索和讨论时间。形式上也有很多种途径, 比如欧洲大陆的专业教育通识化等。在刚刚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 借鉴或部分借鉴英国和德国的以专业教育的形式达到通识教育的目标, 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二) 制度设计的反思
首先,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 北大的精英模式彰显的是自由主义的平等观, 虽然, 北大的学生都可以视为精英, 但是效率导向的“知识精英”培育除了产生实质上占用公共资源的不平等现象外, 还对北大的学生进行本质上的分类并剥夺他们上升为北大意义上“知识精英”的权利。而事实上, 在中国大陆现实社会中, 北大培育的这些“精英中的精英”是很容易转换为“社会精英”的, 也就是说, 北大在成就一批“社会精英”的同时却牺牲了另外一大批北大学子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当然, 北大也意识到这一点, 除了元培学院外, 似乎通过全校性的通识教育公选课来淡化和调和这一冲突, 但是, 这种弥补显然不够。复旦学院模式和香港中大的模式除了符合教育公平正义精神外, 在组成形式与运转方式上更是借鉴和吸收了中外高等教育的精髓。比如两校都采用书院制, 尤其是香港中大模式更是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书院文化的精髓, 使民族文化的内涵与通识教育的形式有机结合。
当然, 复旦和香港中大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 众所周知, 英美名校的通识教育成功除了理念与课程的保证外,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师比, 像哈佛与耶鲁等, 每年的本科生招生数仅仅是2000名以下, 且多年只在这个水平徘徊, 其他各校也是这样, 这就保证了必要的生师比。而复旦一年招生则在3000左右, 这还不包括师资方面之间的质与量的差别。此外, 在课程设置上, 如何使中外文化互通融合, 而不至于重蹈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旧辙则更需要时间和智慧。
(三) 示范价值的评估
三种典型模式的贡献不容抹杀, 但是, 三种模式是否具有推广价值或示范意义呢?
本质上, 这三种理想类型仅代表了目前中国一流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路径, 或者换句话说, 他们依然属于整体的“精英模式”, 一大批地方高校因为师资、生源和资源等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完全按照他们的探索经验和操作模式实施通识教育。在具体而现实的资源禀赋制约下, 利用已有条件, 推行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通识化也许是目前一大批地方院校实施通识教育的选择。
与通识教育相对的是专业教育,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存在差异, 但是正如欧洲大陆模式的通识教育一样, 通识教育是可以通过专业教育的方式达成的;另一方面, 通识教育所倡导的价值理性只有化作学生自身的心理需要和生活需要, 才可能有效地引导并提升专业教育的功利追求, 为个人主体性向类主体性的过渡和发展创造条件, 培养造就自由社会中健全人格的个人和公民, 而这种结果的前提是不能使“通识教育知识化”。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86.
[2][德]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M].郭锋,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21-222.
[3]L.Huber.From General Education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J].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02, (15) :19-31.
作业的当下境遇与取向 第6篇
一作业的当下境遇:鸡肋
在学校里, 作业是教学关键词。《学记》曰:“大学之教也, 时教必有正业, 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 不能安弦;不学博依, 不能安诗;不学杂服, 不能安礼;不兴其艺, 不能乐学。”“正业”是正式的课程, 指课内学习;“居学”即指课后作业。诚然, 教学内容如果仅仅依靠上课, 而不辅以一定数量的作业是不可能得到消化、巩固、延伸、拓宽的。今天, 作业是检测目标达成的工具, 几乎成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教学常识。从教的层面看, 在制度上, 学校教学常规 (备课、上课、作业、考试、辅导) 会对作业作具体规定;在课堂上, 教师会对作业作布置和讲评。从学的层面看, 学生把做作业、交作业作为必要的学习活动。
作业几乎无处不在。课前, 有预习性作业;课中, 有练习性作业;课后, 有延伸性作业。记忆性的知识, 有积累性作业;理解性的知识, 有分析性作业;程序性的知识, 有应用性作业。要求较短时间完成的, 是即时作业;要求较长时间完成的, 是中长期作业。抄写、朗读、订正, 是低水平作业;想象性写作, 则是高水平作业。
在现今学习离不开作业的教学情境下, 今天对作业的技术研究日益精进:研究其性质属性、内容种类、操作要点、功能作用等。以积累性作业为例, 从性质属性来讲, 主要针对的是语文的陈述性知识, 在能力层级上属于低层面的识记层次。从内容种类来讲, 主要有文学文化常识、文言字词、课文内容、写作手法等。如沪教版高中第一课《沁园春长沙》,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词, 它常见的积累性作业往往有文体常识, 包括词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词的别称、词牌、词题等。其次, 《沁园春长沙》的作者作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 他的生平、艺术风格与写作特色也需要整理积累。从功能作用来讲, 通过艾宾诺斯的遗忘曲线可以发现:识记, 要经历从“记”到“忆”的过程, 这其中包括了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记熟了的材料在接受之后, 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忘记得比较快,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记住了材料, 以后忘记得就会比较慢。因此, 有经验的教师常常课堂上当场布置作业, 规定学生在第二天上学时就要交作业。其教学目的之一, 就是用作业来巩固知识, 防止遗忘。从操作要点来讲, “学而时习之”, 不断学习新知识并且按时温习旧知识, 是由其必要性的。识记性的知识, 要通过学生的书写、梳理、归纳, 才有可能加深理解。一般来说, 对同一个知识以安排四、五次反复为宜。反复次数过少, 不利于认知“内化”;反复次数过多, 会抑制学生思维, 适得其反。此外, 由于识记性的知识是随课文学习的, 倘若死记硬背, 那么不管材料是否有潜在意义, 学习都将是机械的。因此, 识记知识的结构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在语文学科中, 有经验的教师常常要求学生以文学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横坐标, 以重要文学现象 (诗经、楚辞、赋等) 为纵坐标, 整理识记大量零碎的文学文化常识。
各项作业调研表明, 学生普遍不喜欢作业, 主要理由是作业负担重、效益差。有些教师不喜欢作业, 主要理由是作业的批改负担重和反馈效益差。作业, 沦落到了不得不减负增效的尴尬境遇, 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
为什么传承至今的作业教学经验失灵了?我们可以从教学习惯用语“作业布置”中一窥究竟。从词义的角度来分析, “布置”, 是为完成任务进行的安排。作业布置的目的是完成教学目标, 它的指向是物 (客观的学习任务) 。通常来说, 作业布置是批量生产的产品, 主要考虑的是作业是否有教学价值, 作业的陈述是否准确恰当。然而, 作业布置忽视了本不应忽视的作业主体学生层面, 如学生心理上是否接受并喜欢这个作业, 操作上是否能用这个作业、易用这个作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作业布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作业主体的缺失, 折射出传统作业观目标至上的不良倾向。“作业布置”, 因为丧失了应有的以学生为本的人文关怀, 作业技术研究也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作业的当下取向:设计
近几年, “设计”进入了中小学基础教育中的作业领域, 为我们理解作业的性质和运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说文解字》对“设计”的内涵作了较为详尽的诠释:“设, 施陈也。从言役。役, 使人也。”“计, 会算也。从言十。”用今天的话来说, “设”的意思是以言语来役使人。“计”的意思是以思考、言语来完成具体的数的计算。简言之, 设计有人为设定的目的要素, 有先行计算规划的过程要素, 有预估达成的评价要素。设计, 为作业由教转向学提供了可能。
作业引入了设计概念, 设计的意义和基本要求必然要体现在其操作要点上。
1. 学生需要什么样的作业
奠定现代设计基础的包豪斯指出:“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 作业设计也是如此。设计要求教师以学生真实的学习需求和期望为中心, 把作业作为一个统筹规划的教学活动过程来认识, 即把作业看作是一个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教学活动过程。各项作业调研表明, 学生接受并喜欢的作业, 内容构筑层面是少而精的;形式构筑层面是开放而灵活的;运用层面是易用的、好用的。这样的作业, 不仅仅是检测目标达成的工具, 而且是引导学生智性和精神成长的工具, 这其实是教与学的另一种对话。
即使是同一个作业点, 因为布置和设计的出发点不同, 作业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以《沁园春长沙》为例设计两个作业:
作业1:赏析“独”与“立”。
作业2:追思作者的丰功伟绩, 赏析“独”与“立”, 领略诗人风范。
这里, 作业1和作业2的作业点都是鉴赏炼字“独”与“立”。但作业1是典型的布置式作业, 而作业2则是典型的设计式作业。从学生使用作业的角度来看, 作业2更好用, 因为作业2用具体的操作步骤追思、赏析、领略, 指导抽象的作业任务鉴赏炼字, 用可测的行为动词使语文作业化虚为实。其次, 从作业对学生的影响来看, 作业2以褒义词“丰功伟绩”、“风范”肯定了诗人“独”与“立”的形象, 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 作业2提供了鉴赏炼字可操作的思考路径, 有助于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
2. 教师如何设计作业
基于学生的需求分析作业是检测什么目标的, 这是作业设计的第一步。教师要对学生的认知基础、学习期望做出合理分析, 准确筛选出真实的作业目标。教学研究表明, 建立常态化的学生作业档案, 有助于教师全面地了解学生的认知基础;引导学生参与设计作业, 有助于教师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期望。这是因为, 扩大了教与学双方的信息公开区, 使得合理筛选与作业有关的情感、经验、观点、态度、技能、目的、动机等等信息成为可能。这是设计给教师的又一启示。
作业设计的第二步:基于作业目标规划作业的形式、内容, 使之能用、易用、好用, 并令人向往。主要解决下列问题:与目标相匹配的作业是什么样的?学生完成作业的操作过程是怎样的?如何剔除学生完成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如何对作业本体作出评价?这也是设计的题中之意。
以意象作业为例, 作为语文学科的核心概念, 从能力层级来说属于理解层面。理解性的作业需要学生付出努力, 需要动脑筋思考才能解决, 需要新知识与认识结构中已有的概念和原理能建立联系。此外, 理解性的作业对设计的基本要求是, 有意识地在内容或形式上稍有变换地重而不复, 而不是对已掌握的规则机械运用和反复训练。因为, 这能增加新出现的意义的清晰度和稳定性, 以防止遗忘, 达到“温故而知新”的作业目的。
教师在教学中尝试用整体关照、分层组织的方法设计这类作业, 获得了教师和学生的认可。以《再别康桥》为例设计以下四个作业:
作业1:意象是融入作者主观情思的物象, 是诗歌的要素, 鉴赏诗歌不妨从意象入手, 体会下列诗句中的意象所传达的丰富内涵。
作业2:作者擅长以古典融于现代, 请问这首诗有哪些字词是有古典风味的?
作业3:在本诗中, 徐志摩如何透过景物的描写, 传达他与康桥之间深厚的情感, 请加以分析说明。
作业4:阅读徐志摩的诗《偶然》、《雪花的快乐》和学术随笔《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 请以“徐志摩诗中的意象探究”为题, 写一篇小论文。
这一系列作业聚焦的作业点都是意象。作业整体设计, 前伸后延相关知识, 深究新旧知识的连接, 体现知、情、意的层级递进, 由浅入深、分层组织的设计感很强。作业1的落脚点在诠释, 映射了语文知识、原理、技能、策略等方面的固着点, 以小知识点简介的形式给出“意象”的概念。作业2的落脚点在比较, 引导学生发现新诗意象与古典诗歌意象间的联系:这首新诗的“金柳”意象, 脱胎于《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青荇”意象, 脱胎于《诗经关雎》有“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诗人是在文化传统基础上运用这些意象的所指意义的。作业3的落脚点在归纳, 从前2个作业聚焦的“意象”拓深至相连的上位概念“意境”。作业4的落脚点在应用, 规定作业的成果是写一篇小论文, 这类综合性作业是对学生分析与表达能力的双重考验。紧贴核心概念创建系统的集中性的作业, 不仅可以充分发掘概念的内涵, 还能提示学生逐阶而上, 深度、广度兼具, 可谓一石三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