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科技兴农投入（精选12篇）

农业科技科技兴农投入 第1篇

1 关于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内涵的研究

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投入的内涵与外延是不一致的,因而其统计口径也有较大的差异。目前,理论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把农业科技投入归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每年用于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的总支出。袁康来[2]、姚永康[3]、黄金辉[4]、何利辉和经庭如[5]等人都认为,农业科技投入包含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和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两个部分。其中农业科研投入主要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科研机构和农林院校的财政拨款,以及农业科研机构和农林院校开发创收收入中用于农业科研活动的投资;而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则主要是指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及其推广基本条件的财政投入。可见,农业科研投入只是农业科技投入总额中被用于科学研究的部分[6],它与农业R&D也不相同,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统计口径不同:农业科研投入是以农业科研个体各项收入的加总为统计口径,而农业R&D却是以科研创造活动中所支出的费用为统计口径[7]。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可以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农业科技投入的水平,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实力的关键性因素,理论界通常用农业科技经费的投资强度(农业科技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包括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与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两部分[8]。王安国等[9]则将农业科技投入概括为主要包括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两方面资金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并认为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体制密切相关,同时还与所在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此外,理论界还有一种观点是将农业科技投入归结为投入到科技活动中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如丁学东[10]把农业科技投入归结为科技资源财力、人力和物力等各个方面的投入。其中的财力是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用于农业科技活动的资源都可以用货币形式加以表示,则农业科技投入则可称为农业科技经费的总投入,包括科技资金投入、人力投入、物资投入、政策投入、管理投入和技术投入,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理论界关于农业科技投入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是不同的,其中一种理解是单纯从农业科技经费的投入主体、经费组成和经费投资去向来概括说明,以这种方式界定农业科技投入,便于收集整理统计数据,便于进行农业科技投入的动态分析和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而另一种理解不但要考虑农业科技经费的投入,还包括政策、管理与技术等软投入,其内涵更宽泛,这样界定农业科技投入,虽然较为全面系统,但收集整理统计数据有一定的难度,有的科技投入还难以量化,因而不利于定量研究。

2 关于农业科技投入强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由于农业科技投入包括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技术推广投入两部分,因此,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也相应地分为农业科研投入强度和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强度两方面。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投入强度增长趋势的研究中,戴镇海等[11]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R&D投入强度增长趋势遵循S型曲线规律,并且分为缓慢增长期、快速增长期与稳定发展期三个阶段。那么,农业科技投入的特征如何。

Roe&Pardey等通过对世界各大州多数国家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支出占农业GDP的比例在1971年和1985年间呈普遍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1981-1985年间),其中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的科研支出增长最快,年均增长6.7%;而发达国家科研支出的年增长率虽然只有4.0%左右,但由于其基数较大,所以其年实际科技支出增加数仍然较大。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投入增长速度和农业科研人员人均科研支出均呈下降的趋势。其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重,随着农业科研人员数量的增长,科研人员人均科研资源的占有量大幅减少;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投入虽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但其增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12]。而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农业科研投入力度正逐年加大,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其农业科研的投入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相对水平上,都严重不足[8]。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正从20世纪80-90年代的缓慢增长期[6,13]进入新世纪的快速增长期[14],在2000-2005年间,我国的农业科研经费总投入年均增长11.1%,其中政府投入经费的年增长率更是高达15%。但如果从科研投资的强度进行分析则可以发现,我国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经历了波动的过程。首先是从1985年的0.37%下降到1997年的0.22%;到1998-2003年间,则开始以年均0.01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增长;到了2004-2005年,其增速进一步提高,其中2005年达到了0.49%[15],但这仅相当于本世纪初发达国家平均农业科研投资强度(2.36%)的20%,也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0.80%)的60%左右[16]。这说明我国目前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在国际上尚处于较低的水平[14]。

在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强度方面,据黄季焜、胡瑞法[17]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强度达到了0.6%以上,低收入国家在0.44%以上。至于中国的农业科技推广投入强度,有研究表明[18],其总体上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且在下降中徘徊,以1986-1995年为例,在长达10年的期间内,一直处于微降徘徊的状态,始终未能超过1986年的投入水平(0.46%),其中1990年降到了最低点(0.35%),随后虽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不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开始进入稳步的增长期,由2000年的0.42%上升到2006年的0.59%[19],但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从国际比较分析来看,一方面,各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较大,同时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少且有较高的科技素质,因而他们往往有意愿、有能力加大投资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国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是由私人承担,而这些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往往没有包括在统计范围之内。但即使这样,其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投入强度仍然远高于中国。

从以上相关专家学者的分析和论证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和技术推广投入强度虽然曾经出现了徘徊不前甚至在局部时间内还有一定程度下降的情况,但其总体趋势是处于平缓上升的趋势之中,而且今后随着社会各界的日益关注,这一趋势有望得以延续。但即便如此,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含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和农业技术推广强度两方面)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如黄季焜和胡瑞法[17]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达到2%以上,农业科技推广投入强度超过0.6%时,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和农业正常发展的需要。因此,今后应不断地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强度和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支撑力度,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缩小我国农业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才能实现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对农业科技的需求。

3 关于农业科技投入主体与投入结构的研究

有关的文献资料显示,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的农业经济学家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将农业科技投入作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一个要素,从总量投入上进行分析,并围绕着回报率和贡献率来研究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作用。如Grilches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提出了经典空间模型,还设计了逻辑曲线来解释空间模型所体现的含义,并据以说明杂交玉米技术在美国各州的推广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延滞性;而Evenson、Cline、Huffman、Davis和 Peterson等专家学者则对农业科技投资的效率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了农业科技回报率较高的结论,并据以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力度。同时,部分的美国专家学者还对农业生产率贡献的决定因子进行了研究,并着重对政府和私人机构对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的投入贡献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者中,以Gxiliches、Hufffman和Evenson、Alston、Craig,以及Pardey、Yee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运用政府和私人对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总投入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认为政府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总投入对农业生产率有着积极的影响[7]。

同时,现有的研究还表明,虽然私人投资在农业科技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地上升,但由于受农业、农业科技和农产品特性,以及农业技术市场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私人投资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容易受到保护、市场潜力大、产品市场开放程度高、以产前和产后农业技术为主的应用研究上。正因为如此,政府科技投入的主要对象相应的应该是农业基础研究、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以及那些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的、技术难以物化的,或者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农业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科研投资在科研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均在10%以上[5,20]。王安国[9]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在美国的农业科研经费总投入中,其私人投资所占的比重超过了50%,但私人投资的重点在于那些能直接应用于生产且具有市场潜力和高额利润回报的开发性研究上;至于那些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却会对未来的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性研究,则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美国的农业科技经费主要来自于联邦政府拨款、州政府拨款和企业自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对中等城市科技投入总量中的51%被投向农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农业局;另有30%投向各州,还有12%则被用于竞争性项目的拨款,主要被用于国家研究计划和小型独立项目;其余的7%则属于特别项目拨款。

而从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其研究领域涉及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的来源状况、政府和非政府投资主体在农业科技投资中的不同侧重点、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科研资金在大农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情况及今后应重点保障的领域,等等。如王安国等专家学者[9]尝试着将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的经费来源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私人企业的投资;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三是通过政府拨款而采用的“科研合同制”。黄季焜等专家[13]认为,政府在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上的投资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所有的涉农公共投资中,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方面的投资对农业生产的贡献最大。同时,黄季焜和胡瑞法[21]还从农业生产、农业技术以及农业产品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政府是农业科技投资主体的论断;并且通过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国际比较,指出当时我国的非政府部门还不具备成为农业科技投资主体的能力。与此相对应,在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方面,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该以政府部门为投资主体,同时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投入机制。此外,不少专家及学者都认为,政府部门应该为私人部门介入科技投资提供便利,并应尽快地建立健全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以保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而刘晓昀和辛贤[22]则针对私人科研活动的有偏性特点,认为政府应该重点保证对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重大科技的联合攻关以及新技术推广与转化的资金投入。

对于农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科研资金在大农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农业科技投入的重点一般为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基础研究在科研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偏低,这就直接地影响到后续的研究。因此,今后应逐步地提高基础研究投资所占的比重,以便为增强农业科技应用和开发研究奠定基础[20,23,24]。同时,在科研资金的投向上,李锐[25]认为农业科研投资的行业结构要与农业总产值的行业结构一致,并指出在当时的大农业科研投资构成中,畜牧业所占的比重过低;黄季焜和胡瑞法[26]也提出,中国的农业科研投资政策应不断地改进,应将畜牧业和水产业作为科研投资的重点,而经济作物尤其是园艺作物应成为种植业内部的投资重点;马发展[20]、李福荣和曹庆臻[27]也都提出,应逐步地增加畜牧和水产方面的科研投资。

以上关于农业科技投入主体与投入结构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说明,国外在投资主体方面相对多元化,既有政府财政的投资,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政府投资,而且其投资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而国内对于农业科技的投资目前仍然主要集中于政府财政的投入,其来源相对较为单一,今后非政府主体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我国应该积极地借鉴国外农业科技投资的先进经验,争取按照“分类投资”的原则推进改革的深入,即政府应重点投资于公益性基础研究,以及那些知识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技术难以物化的,或者公益性较强的农业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非政府投资则应在那些知识产权受到较好保护、市场潜力较大、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应用研究上发挥主导作用。此外,我国的农业科技投资还应特别注意协调好大农业中农、林、牧、副、渔各行业之间的关系,应特别注意增加对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科技投入。

4 关于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的原因及其对策方面的研究

从理论上而言,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是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理性选择。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农业科技投入不足问题。根据张立冬和姜长云[28]对国外相关文献的综述来看,Guttman[29]、Huffman and MiranowsKi[30]、Rose. Ackermna and Evenson[31]等专家学者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影响,并提出了用以解释财政资源在农业科技和其他公共项目之间进行配置的实证模型。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及其来自于农业领域的收入比例都将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因而代表农民利益的立法者和其在立法机构中所占的比例也将随之下降,进而导致农业科技等公共支出水平的下降。Oehmke and Xiaobin Yao[32]将Guttmna等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用政策偏好函数表示政府效用,认为政府一般会选择既能改善社会福利,又可以从利益群体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的政策集合,并力求通过对公共农业科技和其他公共支出项目的财政支持,以使其政策偏好函数达到最大。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农业科技的贡献率提升,农产品的均衡价格下跌,消费者成为农业科技的主要受益者,而生产者则会因此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政府理论上应选择那种能使消费者获得最大利益的资助公共农业科技的政策,同时通过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补偿生产者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其综合作用的结果往往造成农业科技的财政资助难以达到最优的水平,即一般表现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不足。此外,Khanna、Huffman and Sandler[33]从公共产品的特征出发,认为科技成果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溢入或溢出弹性差异,致使地方政府缺少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

近年来,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通过对利用“绿箱政策”支持农业科技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绿箱”支持结构严重扭曲,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绿箱”空白。有关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部门的直接开支和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占用了95%以上的“绿箱”资源,因此能够被用来直接地转移支付给农业生产者的剩余资源就很少了[1]。黄季焜和胡瑞法[21]、农业科技政策研究课题组[18]都认为,由于相当部分的农业科技成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同时,由于农业科技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的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徐磊[34]、陈和明等[35]则分别从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机制的缺陷,以及地方财政的状况和地方政府政策偏好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的原因。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及创立一个良好的投资机制至关重要。而在对于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强度的研究中,陆海燕[36]指出,中国在从科研成果到现实的生产力继而实现产业化的整个链条中,目前还缺乏类似于风险投资之类的投融资机制,因而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筹集。覃肖响和王树进[37]则指出,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目标的影响,国家在投资政策上依然偏向于那些见效快的部门,趋利思想使得政府转而增加对那些能够很快地体现其政绩的项目的投资。可见,政府投资的非农偏好致使投入到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转化之中的资金严重不足。

针对我国目前在农业科技投入上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黄季焜先生早在1997年就对我国农业科技投资政策提出过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一要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二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家长期的发展规划,有重点地扶持某些行业;三要建立一套能够促进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投资机制和监督机制,国家应在法律条款中确定一个具体的农业科技投入年增长率的最低限度(如不得低于3.5%),然后由各级政府财政“切块”分别履行,并由各级人大分别监督其实际执行情况。乔桂银[38]、汪飞杰等[39]在对于农业科技投入的保障机制上,也认为我国应通过法律来保障科技投入的比例,以确保农业科技投入得以稳步地增长。张峭[23]则在强调政府是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主体的同时,认为应开辟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应吸引农业科技风险基金投资,并积极地开展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商五一[7]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国家应下决心扭转财政农业资金分配不平衡的状况,要充分利用好“绿箱政策”,从而为农业科技投入提供巨大的增长空间,以期实现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的比例。覃肖响和王树进[32]则认为,要通过制订鼓励政策,加大国家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转化的支持力度,并借以调动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尽快地建立健全长期、稳定的国家财政预算支持制度与运行机制。马发展[20]认为,要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绿箱”政策体系,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和调整投入方向。针对新形势下存在的竞争性研究项目经费大幅度增加的特征,胡瑞法等[14]提出,政府首先应减少对那些可以实现商业化运作的科研领域的投资;同时,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最后,政府应重点加大对相应领域的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撑力度,并为这些领域的私人与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和保障。黄季焜和胡瑞法[16]还认为,有关各方要明确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要强化农业公共科研单位的公益职能,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政府财政对农业科研单位及其科研项目的固定性经费拨款比例,建立国家农业科技人才基金。

可见,针对我国目前在农业科技投入上的不足问题及其原因,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这些对策中的大多数均为各个专家学者从自身的专业角度所提出的,因而还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5 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加强科技投入促进粮食生产 第2篇

近年来，在中央、省、市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指引和鼓舞下，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安阳县农业局党组和全体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为核心，大力实施“强农稳县”政策，在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的情况下，全县粮食面积单产、总产连续七年创历史新高。

一、基本情况

安阳县位于河南省最北端，交通便利，下辖21个乡（镇），幅员面积1202平方公里，耕地7亿平方米，全县总人口93万，其中农业人口80.2万人，人均耕地867平方米，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区域内气候、土壤条件好，光照资源充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在推动工业化城镇的过程中，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坚持把粮食生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着力打造粮食生产大县。2007年以来我县连续五年荣获“产粮大县”的荣誉称号。

二、发展粮食生产工作的思路、目标任务

今年我县将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求，继续落实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的基本思路，加快农民增收步伐，抓好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以保护基本农田和加强耕地建设为基础，以科技为支撑，以粮食高产创建为抓手，集成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1亿平方米以上，总产达到75万吨以上的目标任务，进一步优化粮食品种、品质结构和区域化布局，努力提高优质专用小麦和专用玉米所占比例，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三、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措施

（一）落实国家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要认真落实粮食直补、小麦、玉米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等扶持粮食发展的惠农政策，加大对粮食生产支持力度，提高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各乡镇要以实施良种补贴项目为契机，科学规划、合理安排良种补贴项目实施区，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对粮食生产的促进、带动和示范作用。同时，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确保农民得到最大实惠。

（二）切实保护耕地，提高耕地利用率，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搞好土地复垦、管理和后备资源的开发，确保全县耕地面积稳定在7亿平方米以上。主管部门要强化管理职能，农业部门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加强对基本农田保护、用地补偿和农业环境污染的监控管理。在落实国家粮食补贴政策时，做到受破坏的粮田不能享受有关的优惠政策。同时，要因地制宜指导农民实行科学的间作和轮作，增加粮食复种指数，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加强基本农田质量建设。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中低产田改造建设力度，加快标准农田建设步伐，不断提高基本农田的抗旱排涝和高产稳产能力。继续扩大“沃土工程”实施规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有机肥积造，大量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综合利用和改土培肥三项重大技术，要结合沼气富民工程的实施，增施沼气肥，保护耕地用养平衡和肥料资源优化配置，逐步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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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重大灾害应急预警机制，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制定旱、涝、冰雹、重大病虫害的防御、补救措施，以提高我县粮食生产应对重大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春耕、“三夏”、“三秋”等重大农时季节，及时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分赴各乡镇开展工作督导和技术指导，帮助乡镇抓好面积落实、田间管理、机收机播等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报，制定防灾减灾预案，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在自然灾害方面，重点防范大范围的干旱、洪涝和突发性的风雹、低温冻害，特别是做好防特大旱灾的物资和技术准备。在病虫害方面，结合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活动，辐射带动扶持一批专业化服务组织，培育一批专业技术队伍，推广一批先进实用技术，努力提升病虫草害防治效果和水平。

3.积极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抓住国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的大好机遇，以我县玉米良种繁育等项目建设为重点，加快我县优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步伐，全面提升粮食大县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四）优化粮食品种布局，提高粮食品质。

结合小麦、玉米良种补贴项目的实施，重点抓好中东部乡镇主要品种布局规划，逐步实现种子优质化、管理规范化、种植区域化、生产标准化，提高小麦、玉米的品质，提高商品性，增强市场竞争力。

（五）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全面提高我县粮食生产科技水平。

根据国家、省、市粮食生产高产创建活动精神，全县各乡镇要因地制宜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加强资金支持，整合项目资源，集中向万亩示范片倾斜，做到层层抓高产创建、主要农作物都有示范。把高产创建与培育种粮大户、专业化服务、产业化龙头企业结合，探索农业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经营的新途径。今年，我县建成10个万亩方、10个千亩方、12个百亩方、20个0.7万平方米超高产攻关田。粮食高产示范方建设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同时，加快推广普及小麦优质良种、适期播种、精量半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氮肥后移和玉米“一增四改”等关键技术，树立不同规模的高产典型和样板，辐射带动全县粮食生产，全面提升我县粮食生产科技水平。

四、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一）划定粮食主产区保护范围，保证粮食生产能力。

划定粮食主产区后，国家应当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优惠政策。一是调整土地承包政策，为便于机械化耕作，提高耕作效率，现行政策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集约经营，不利于粮食主产区规模化生产。因此国家在土地流转方面给粮食主产区更多的扶持政策，推动土地合理流转，促进粮食主产区的规模经营。二是进一步完善粮食收购有关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业投入力度，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粮食主产区一般经济实力较弱，国家要加大对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投资力度，以增强其发展后劲，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要求，使国家预算内的农业基本投资落到实处，尤其要增加对与粮食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比重，兴修农田水利、交通等配套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粮食生产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

（三）大力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效益。

粮食产业化可增加粮食生产附加值，这是带动农民进入市场，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效益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扶持一批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和农户，把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结合起来，形成产、加、销一条龙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四）加强农村科技服务推广体系建设，加大科技兴粮的力度。

国家应将农村科技服务推广体系建设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要建立健全县、乡、村农技服务机构和农村科技示范户，应通过讲座、农民函授、示范推广、典型引路、发放技术资料等

方式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引导农民走科学种粮的路子。

解读6000亿元科技投入 第3篇

事实上，在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的几个月里，各地纷纷上报各项投资计划，但社会各界普遍忧虑大量投资项目可能面临重复建设，并缺乏新增长点。自1月份以来，国家高层多次强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产业振兴规划和科技创新的作用，这显示出经济政策调整中，长短期目标结合，标本兼治的取向。

在环环栢把的一系列经济振兴计划中，依次是扩大内需，大规模增加财政投入；调整和振兴产业；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持金融的稳健以支撑经济。

2月9日，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要抓紧实施与扩内需、保增长紧密相关的科技電大专项任务，”刘延东在科技大会上表示。1月温家宝总理在江苏调研时提及，将把原来《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准备投入6000亿的6个与当前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重大专项提前进行。

业内人士表示，温家宝提及的6个重大专项可能是9个民日专项中的6个。目前已经通过验证，全面启动的重大专项有9项，分布在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等主导产业，也包括水利、医药和农业等涉及民生的领域。

这些第一批分食6000亿的重大专项分别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水体污染控制，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多个领域受益

2月1日，科技部组织了“科技应对金融危机专家座谈会”，包括科技部处以上千部，各省科技厅长，各行业的点大型企业领导，共计258人。参会负责人所在的企业产值占全国比例的22％。

以“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计划第二批课题为例，在2009～2010年度，针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精神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性病原菌感染、肺结核、病毒感染性疾病等10类重大疾病，将进行自主研制一批化学药物、现代中药和生物技术新药。

同时启动综合陸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专业性新药研发技术平台等项目，仅2009～20]0年期间，这批课题经费安排约为63亿元。

在农业领域，仪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总资助额可望达到200亿元。此外，根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休污染控制与治理”“十一五”计划(2006～2010年)，这期间水专项将启动33个项目，238个课题，总资金投入为11266亿元。

水专项是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的水污染治理科技项目，总经费概算300多亿元。该项目将分3个阶段进行，执行时间至2020年，第一阶段目标主要突破水体“控源减排”关键技术，第二阶段目标主要突破水体“减负修复”关键技术，第三阶段目标主要是突破流域水环境“综合调控”成套关键技术。但这三个阶段都将相应向前推移。

此外，直接的产业科技创新投入也是6000亿资金流向的重头之一。如仅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的投资，也将超过80亿元。

1月19日，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扦发重大项目中的两个子课题“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勘探成熟区精细评价示范工程”和“渤海湾盆地精细勘探关键技术”在胜利油田启动。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还特意举行了申报动员会议，但由于很多重大专项从公布到截止申请的时间太短，很多企业根本来不及准备材料。

但重大科技专项的进展亦面临难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一位专家指出，以新药创制为例，10类疾病中任何一种都是人类还未完全战胜的敌人，短短几年就自主研制一批化学药物、现代中药和生彻技术新药，非常困难。

管理体制创新

本次科技重人专项的申请规则也有一些变化，如过去国家计划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现在科技部正在制定实施海外创新高级人才引进计划，希望吸引海外高层次华人参与。此外，在是否让海外上市的企业参与重大专项上或将有所松动。

科技部的初步考虑是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对专项实施过程的重大节点进行评佔，对重大技术和方向的调整提供咨询。

这将进而带来一系列管理体制的相应变化。相较过去重大科技专项由科技部牵头的惯例，此次科技部不是任何专琐具体实施的牵头单位，而只是担任了三个专项的领导小组组长。

目前初步确定的16个分別来自9个民日的重大专项均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负责，其中，中科院作为专项领导小组副组长单位的有5个，成员单位的有4个。

在重大专项具体分工上，国务院安排各专业部门具体组织落实。如工业相信息化部就有8个对应项目：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大型飞机、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

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溢出效应研究 第4篇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的农业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82010年农产品的产量保持了年均4.4%的增长速度。其中, 渔业增长最快, 年均增长6.8%, 其次是牧业, 年均增长5.9%, 然后是林业, 年均增长3.9%, 种植业增长较慢, 年均增长2.9%, 但是考虑到改革开放30年来耕地面积大幅减少, 种植业取得的成就依然相当惊人。我国农业产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有两个原因不可忽视, 一是政府对农业科技的巨大投入, 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二是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消除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市场分割的弊端, 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在不同区域的自由流通, 这就使得一个区域农业科技的发展对其他区域农业科技会产生带动作用, 即农业科技投入的溢出效应。正式基于上述考虑, 中央在2012年1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 提升农业科技推广能力。

2 研究方法

计量模型的设定:

依据科学技术外溢性理论, 农业总产值的提高除了受到来自科技、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 同时还是科技投入溢出程度的函数。本文利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通过某一地区自己的农业科技投入和其他地区农业科技投入的总量对该地区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来测定是否存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我们借鉴Aitken和Harrision (1999) 的思路设定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MFP表示农业总产值, RD表示农业科研投入, K为农业资本投入, L为农业劳动力投入, Wi, j为空间权数矩阵, Wi, jRD表示农业科技投入的溢出效应,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 ui表示地区效应, εi, 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减少异方差带来的影响, 上述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断点大多出现在1992年以前, 1992年以后基本不考虑结构断点的问题, 并且重庆在1997年才成为直辖市, 因此, 本文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0年。模型中所需1997年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 (市) 面板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君安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 我们分析农业科技投入的溢出效应对农业总产值的总体影响。同时, 对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进行估计。对 (1) 式估计结果如下表1。

注: (1) 系数下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的值; (2) Sargan检验、差分Sargan检验和残差自相关检验AR (2) 给出的都是统计量伴随P值; (3)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1可知, 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的溢出效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就全国范围整体来看, LnRDt-1系数为正, 表明农业科技投入产生地区内溢出效果, 从而所在地区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这与Jaffe (1989) 认为地里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溢出效应的发挥的观点不谋而合。模型中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WLnRDt-1系数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某一地区的农业产值与其他地区的农业科技投入存在正向相关性, 即农业科技投入在我国存在地区间溢出效应, 这与Poncet (2005) 、钟昌标 (2010) 和潘文卿 (2012) 等学者强调地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

分区域来看, 东、中、西部农业科技投入对本区域的农业产值的增加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其中中部的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产值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 东部次之, 西部最弱。这是由于中部省市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畜禽、淡水鱼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基地, 也是我国最大的农业技术、产品交易市场, 其中江西、河南和安徽占了全国6个粮食净输出省的半壁江山, 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较大, 在农业装备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结构调整、创汇农业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其次, 东北农业科技投入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 中部稍差, 西部则完全没有溢出效应。这是因为我国东部农业科技投入远远多于中部和西部, 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东部省市每年的农业科技投入是中、西部省市农业科技投入的5-10倍, 由于地理因素在溢出效应的发挥上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 最先受益的是地理位置距离较近东部省市、其次是中部省市, 而地理位置偏远的西部省市基本没有影响。此外, 虽然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中央政府虽然加大了对西部的扶持力度, 但是农业科技投入一直是薄弱环节, 农业科技推广力度不足, 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都制约了农业科技投入溢出效应的发挥。

农业科技投入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显著说明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不同地区间的农业市场分割得到消除, 农业产业的地区保护主义和内循环结构弱化, 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业科技在不同区域自由流通不仅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 还扩张了农业产业发展的空间。

关于影响农业产值的其他因素, 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古典增长理论仍可以用于解释农业经济增长现象, 即农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产值的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并且结果都很显著, 这在大部分涉及农业经济增长的文献中都有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

4 研究结论及建议

如何有效的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发挥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农业科技投入的溢出效应, 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多年来, 我国政府资金一直是农业科技投入的唯一来源。自2001年加入WTO后, 与国外相比, 我国高成本高价格的农产品越来越难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在无法直接通过价格手段对农业进行补贴的情况下, 国家可以充分利用“绿箱政策”来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 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强化其外部功能,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所以,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一是国家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 包括直接拨款和鼓励企业进行农业科研活动,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从而提高农产品质量, 发展生态农业, 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等;二是完善农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参与到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中来。

第二, 合理分配地区间农业科技投入的比例。从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地区流向来看, 地区之间的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投入差距甚大, 以2010年为例, 农业科研投入最多的上海是农业科研投入最少的西藏100倍, 因此, 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收到来自农业科技投入溢出效应的推动。此外, 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基本都是农业大省,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更能有利于当地的农业经济的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协调经济发展的重要要求的战略角度出发, 增加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科技投入, 优化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 增加对于这些欠发达地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专项转移支付, 比如将一部分无条件的转移支付资金, 转变为有条件的农业科技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政府可以参照农业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的情况, 事前确定重点项目或重点发展方向, 合理而有效的使用科技资金, 以便真正的带动、引导和提高这些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三, 增加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政府农业科技投入, 加强产、学、研合作。从政府介入科技投入的理论依据得出, 政府农业科技投入应主要流向高校和政府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而分析我国近几年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流向, 却发现大部分政府农业科技资金用于产业部门, 对研究机构和大学投入严重偏低。政府农业科技投入应政府科研部门和高效倾斜, 使产、学、研的政府科技投入比例稳定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区间, 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 促进研究与开发活动与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接轨, 提高农业科研投入的产出水平和效率, 促进农业科技投入溢出效应的发挥。

参考文献

[1]Aitken.B and Harrison, A.E..Do Domestic Firms Beni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3) :606-620.

[2]Brun, J.F., J.L.Combes and M.F.Renard.Are Ther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Noncoastal Regions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161-169.

[3]Evenson, R.E.Economic Impact Studie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J].Working Paper, 1997.

[4]Groenewold, N., G.Lee and A.Chen.Regional Output Spillovers in China:Estimates from a VAR Model[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7, (86) :106-110.

[5]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 2010, (1) .

[6]Torvik R..Natural Resources, Rent Seeking and Welfar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2) :455-472.

[7]潘文卿.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 2012, (1) .

[8]尹静, 平新乔.中国地区间的技术溢出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 2006, (1) .

农业科技科技兴农投入 第5篇

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联的实证分析

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为基础,依据我国1991～20的统计数据,对科技投入各个指标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科技投入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研发经费的投入,其中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作用最明显,同时提出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作 者：贾鹏 王晓明 贾燕子  作者单位：贾鹏,王晓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贾燕子(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12)

刊 名：科技与管理 英文刊名：SCIENCE-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 6(4) 分类号：F207 关键词：灰色关联分析   经济增长   科技投入  

浅谈科技投入与生态农村环境发展 第6篇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环保科技；生态农村环境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也呈现快速增长，农村面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这不仅关系着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而且还会对城市产生各种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结合环保科技的投入找到适合农村环境管理的办法对于加快生态农村的发展，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１．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情况

一方面，农药、化肥和农用塑料膜等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为了最求高产和经济效益，使用的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膜的数量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畜禽养殖业排泄物对农村环境的污染。随着畜禽养殖业规模化的发展，畜禽粪便污染的程度明显扩大，已经成为主要的污染来源之一。未经处理的禽畜粪便随意被排放，造成水体大片被污染。有些地方甚至将粪便撒到池塘喂鱼，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空气也被粪便产生的臭气污染。

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对环境的污染。乡镇企业的发展虽然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由于乡镇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防止污染的措施，污染问题就尤为突出。珠江三角和长三角的部分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的地方，造成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恶化。另外，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量也在逐年增加，由于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差，很多村镇的生活垃圾和污水直接丢弃或排放到路边或河流，导致农村环境恶化。

2.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农村环境保护机构还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机构还很不健全，县级以下的政府很少有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和专职的工作人员，环境质量检测工作也没能力开展。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置也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环境保护的需要，农村环境监管差不多处于空白状态。

2.2 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资金投入不够

在我国农村地区，大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环保资金的投入非常有限，有些用于环保的资金甚至被挪作他用。农村社会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农村环保工作能否有效开展的最大因素。

2.3地方政府监管能力严重不足，环保秩序混乱，环境保护措施贯彻不力

在我们国家，政府是推动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程度加剧的局面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主要表现在环保执行机构分工不明确，机构设置混乱；个别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虽然我们在农村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出台了以保护环境为主的多个环保性法律文件，但远远无法满足农村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2.4 我国农村居民素质普遍较低，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在农村地区公众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对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环境污染潜在的危害性的认识都是很模糊的。这些都难以适应农村环境形势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在有些地方，农村社区领导的家庭成员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利益获得者，他们对这些环境污染的行为自然就采取默许和妥协的态度，这在客观上也加剧了农村环境污染的局面，使农村环境污染情况进一步恶化。

3.加强我国生态农村环境保护的建议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既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又能够促进和改善农村生态平衡。同时生态农村环境建设又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业，它需要有相应的经济条件、政策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等与之配套。依据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特点，应该采取相应的农村环境保护对策。

3.1增加农村环保资金的投入，提高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力

在各乡镇设立合理高效的环境管理机构，深化环保部门的体制改革，逐渐的使环境监测部门成为独立的法人单位，这样有利于他们依法办事。并配备具有专业水平的专职人员，有计划地组织环保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同时加大环保资金投入，要确保环保资金专款专用，努力提高环保人员的专业素质。要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奖惩制度。可以把地市级环保部门换代或淘汰或旧仪器和设备投入到县级环保局，改善他们的硬件设施。另外，可以在乡镇设置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农村设立一级环保办．配备环境监察员，通过分集中执法、分散管理，来强化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力度。

3.2 加大环保科技的投入，推广切实可行的环保技术

生态农村环境的发展，科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借助科技手段，让我们能逐步弄清楚农村环境如农药、农膜、畜禽养殖等的现状和基本规律，以便采取针对性的环保措施。同时，我们只有依靠科技的进步，农村的各种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首先，要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科研机构和研究队伍的建设，组建高水平的环保专家队伍。同时要增强对环境基础科学的研究，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和合理开发的力度，，着重解决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的问题;做好植被恢复和退耕还林、还草的研究开发和技术推广;要增强对防治病虫害防治、经济林业、多种植物共生等技术的研究，从而促进生态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做好农村环境保护最佳实用技术的筛选和推广工作，确保环保技术的切实可行。我们都知道农村的污染处理技术不能同大城市相比，大型的污染设备无论从运营成本方面，还是从建设成本方面考虑，农村都没办法承受。因此农村的環境治理设施尽量要求规模小、成本低、可操作性强。

再者，要推广成熟的农业技术，减少农用化学品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同时推广污染处理技术，降低治理成本，让废物资源循环利用，科技进步在环境保护中护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高。

4.加强环保宣传的力度，提高广大居民的环保意识

环境保护不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首先应从孩子抓起，结合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其次，借助多种媒体宣传环境保护知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有进一步的了解，；再次，要多开展环保行动，提高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１］徐晓云.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东北:东北师范大学,2004.

［２］梁晨.加强环境保护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11).

［３］廖建求.农村环境保护的经济分析[J].理论月刊,2009,(12).

我国科技投入绩效评价 第7篇

►►一、我国当前科技投入的总量分析

1.与世界发达国家科研投入的横向比较, 选取的指标包括研发经费总额, 研发经费与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由表1可知, 与世界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科技研发经费不仅在总量上差距很大, 而且相对指标也有很大的差距。2006年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仅占美国的10.9%, 在投入强度上, 我国在2006年研发经费与GDP的比重也仅仅是日本的23.3%。从国际上看, 目前我国科技投入的总规模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2.纵向比较我国历年的科技投入规模

科技投入的规模分析, 主要指标有科技投入的金额、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科技支出的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2010年统计年鉴)

从表2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科技投入从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744.52亿元, 我国科技投入的总量增加了50多倍, 从总量上来说我国科技投入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但其相对指标不但没有增加, 却显现下降的趋势, 1984年, 我国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5.57%、占GDP的比重为1.31%, 到2009年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为3.5%、占GDP的比重仅为0.82%, 既低于发达国家2.13%～ 3.10%的比重也低于发展中国家1.15%的比重,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认为, 政府科技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不到1%的国家, 是缺乏创新能力的国家; 比重在 1% ～2%之间是有所作为的国家, 大于 2%, 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可能会比较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 我们仍然属于缺乏创新力的国家之列, 这显然与我国建立创新性国家的战略以及未来经济发展不相符合。[2]

(数据来源:2010年统计年鉴)

由表3可以看出:GDP增长速度变动幅度最大, 1993年增长幅度最大, 为31.24%, 1999年仅为6.25%, 到2007年又上升到17.75%, 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财政总支出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不是很大, 而财政科技投入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相对来说就很大, 尤其是1999年增长速度为23.99%, 2000年急速下降到5.84%, 两者相差达18.15个百分点, 这说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国家财政并没有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机制。

由表4可以看出我国科技投入的增速波动较大,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从两者的关系看, 两者没有呈现同步增长。根据国家《科技进步法》规定,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的年增长幅度应该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但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增速很多情况下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 这就是说, 财政收入的增长中用于科技的支出比例没有相应提高, 说明财政科技支出的增长幅度不高。

►►二、我国当前财政科技投入的结构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 我国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较小而且显现下降的趋势, 应用研究投入的比重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由1995年的26.39%下降为2008年的12.46%。而试验发展的资金投入比重却快速上升, 2008年达到科技投入的82.75%。从R& D经费来看, 由于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 它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科技投入的优先领域。目前, 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 D 经费支出的比重大多在20%左右, 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支出的比重长期保持在5%左右。此外, 卫生、保健和环境等社会公益研究是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 在应用性研究中, 只对具有产业竞争力及未来国家战略起重要作用的领域给予重点支持。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 我国支出结构存在着失衡。2008年我国 R& D 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 其中,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4.78%、12.46%和 82.76%, 也就是说我国大部分的经费投向了应用性科技开发活动, 而且支出范围广泛没有针对性, 而需要政府支持的基础性和公益性科研项目经费投入不足, 这样的支出结构既会造成财力分散、难以形成对产业支柱领域及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的重点支持, 又会因基础性研究领域的投入不足, 影响其长期发展, 进而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3]

►►三、结论

1.财政科技投入相对量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虽然财政科技投入绝对量增长较快, 但是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对量却不足, 严重影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2.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失衡。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投入财力分散, 缺乏对关键领域和产业支柱领域的支持, 严重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潜力。

参考文献

[1]方新、柳卸林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求是2004 (5)

[2]包健我国财政科技支出优化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10 (6)

[3]华锦阳、汤丹科技投入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科技政策的建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 (3)

[4]王书玲、王艳、于睿政府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及启示探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 (5)

公共科技投入原则的分析 第8篇

1 公共科技的“公共性”

公共科技研究与一般的科技研究不同, 是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公共科技研究的核心问题首先是科技的“公共性”问题。国内外对此有很多的定义和解释。实际上, 科技的“公共性”应该是在不同时代和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对公共科技有不同的理解,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 对它的理解也应该日益更新。体现在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下的我国的公共可以应该有以下几个特征:

1.1 公共科技满足的是“公共利益”需求

一般来说, 公共科技体现的这一“公共利益”表现出在同一时间内可使多个个体受益的特征, 虽然它不能保证由全体个体受益, 但它是被集体消费的。其外部性和非排他性使公共利益具有正极效应。即它越外部性和普惠性, 其公共效应就越大。但它不像私人利益一样可以被瓜分、被划分, 不可以按个人偏好来取舍, 其提供的成果和服务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或外部不经济性。

政府是公共科技的主要提供者, 虽然社会公共科技研究本身并不像理论那么抽象、那么单纯, 但靠政府安排是不可能满足需求的, 还可能造成效率低下。政府在提供公共科技的形式上也更多地采用间接供给, 即政府通过引导和控制, 运用预算安排和政策安排, 使非营利研究机构和私人部门参与社会公共科技研究的生产。但从目前来看, 政府提供公共科技产品仍然是最有效、也是最普遍的。

1.2 公共科技提供的是“公共技术”

判断公共技术哪些是公共的, 是一个动态的效率选择问题, 不同体制、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会有不同效率选择, 划定公共技术的有效边界并没有统一的界限。但可以有一个总效率原则:即在给定的目标要求下, 某项技术作为公共技术的供给能够比个别厂商更有效地提供整个产业的核心技术水平。这一原则也使公共技术更为接近“纯”公共品, 如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环保技术、天气预报技术、卫生健康技术等。也就是说, 受益者越多, 公共性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对公共科技的界定范围产生了较大的难度, 政府在具体计划和预算层面上进行项目选择, 以保证公共技术产出效用最大化就具有相当难度, 这就是优先领域的选择问题。如果从公共技术与公共产品的严格区分来看, 公共产品具有“纯”或“准”公共品的特点, 而公共技术由于具有较鲜明的专属性, 即它的受益范围或依产业或依厂商而有较明显的边界, 一般被看作是“中间公共产品”, 尽管很多的公共技术, 如环保、保健等都属于公共产品, 但更多的公共技术则与特定的部门、产业和区域有关, 具有专属性和“自然”的受益者范围。

1.3 公共科技提供的是“公共消费”产品

公共科技研究是围绕“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技术”的一项高智力活动。虽然不要求产生经济利益, 但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 其成果也是一种知识产权, 其成果形式一般采取著作和专利。这种知识产权与商标、专有技术等的商业行为最大的不同是其技术是公众普遍享用和消费的非物质财产。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 其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然而, 作为知识产权, 政府以知识产权制度 (著作权、专利权) 进行保护, 其目的是为了激励智力劳动者创造知识产品的积极性, 促进社会公共科技成果的生产, 为成果的社会享用提供丰富的源泉。这样就使得成果在形式和消费上产生了冲突, 即知识产权的私人“排他性”专有特征与公共科技的公众“非排他性”的共有特征的矛盾。这对“专有性”与“共有性”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在实现公共科技成果的广泛扩散和共享的前提下, 由于公共科技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为保证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 通过一定的制约、约束制度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是平衡这对矛盾的关键。所以, 国家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安排保护权利人利益正是为公共科技在更大范围更有效扩散和社会公众更多更好地享用公共科技服务的。

2 公共科技的投入原则

2.1 战略性原则

如前所述, 公共科技由于其“公共性”, 政府作为主要的资助者, 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产生公共科技成果, 使广大社会公众受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各国正致力于使公共产品特别是公共技术的提供能够更好地为增强国家竞争力服务, 使其越来越具有国家战略导向和生产性功能。各国都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 并努力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投入和利用各种经济杠杆融通社会资本, 来提高公共技术的溢出效应, 有效地为国家发展目标服务。从很多国家来看, 科技投入已成为一个重要战略, 科技政策正取代产业政策成为政府新的国家干预手段, 很多国家都通过有力的科技投入政策间接地实现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和调控。

我国虽已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 但还没有制定明确的“科技投入战略”。国家重大科技投入项目投入在国家发展规划中的稳定性体现不足, 政府科技投入和企业科技投入还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 如果按照我国将科技投入总任务与总目标界定为“自主创新、战略产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公益科技产品供给和技术成果财富化”五大目标的话, 虽然五大产出目标, 都与政府科技支出有密切关系, 但并不在同一层次上, 其政府科技投入与社会科技投入的结合方式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 自主创新、科技基础设施、公益科技产品供给和科技成果财富化环境建设的政府科技投入, 属于经常性、持续性的科技投入范畴, 而战略产品、战略项目以及重大科技工程等则属于非经常性、持续性的科技投入范畴, 带有集中性、个案性的特征。目前我国战略项目的政府科技投入强度依次是:技术创新计划 (67%) 、“863”计划 (62.7%)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 (38%) 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其中, “863”计划、攻关计划等基本上属于单一的政府管理、政府投入、政府考核的计划经济模式, 而“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等是属于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直接相关的科技计划, 基本也体现为政府资金的直接投入或补偿, 但这些计划是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操作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战略性原则问题上, 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政府与产业部门投入的界线问题, 也就是政府投入的方向问题。虽然能清晰地看到我国政府科技投入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还能清楚地知道哪些应该是政府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但实际工作中, 公共科技的概念和范围是动态发展的, 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技术水平下不同科技投入总量、不同GDP总量大小来确定不同政府科技投入目标、不同政府和产业部门的投入比例。所以, 整体来看, 我们的战略原则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发展阶段、什么经济社会现状, 完成什么科技战略产品, 达到什么科技目标, 时间是多少, 资金需求量是多大。

这样, 确定我国的战略目标, 大致如下:

总目标是:逐渐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体系, 包括财政科技投入政策、管理方式和支持体系等, 从而有效实现原创技术为主的科技任务目标。

分目标是:市场经济的深入, 政府在科技投入地位的转变, 需要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科技投入的界线, 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或与现代市场经济不一致的科技投入体系, 解决市场失灵;

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消耗资源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 要逐步向以技术为增长点的新的模式转变, 改变现有的科技投入制度、政策、规章、办法等, 向技术资源型经济转变;

WTO规则完全导入中国, 我国的国际化进程将更加迅速, 要尽快修改、调整一些与WTO规则相抵触的制度、规章和办法, 必须进行必要的清理、调整、废止和补充, 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兼顾中国国情的新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

在资本经济, 即以财富增加为主的市场经济框架下, 政府将公共科技投入的目标确立为以增加社会福祉为目标, 即以提高人民身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支持文化教育等投入为主。

2.2 保障性原则

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 WTO规则完全导入我国, 科学发展观战略的全面实施, 意味着我们的科技事业将更加市场化、国际化和科学化。作为为科技发展服务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条件的政府, 科技投入需要更加强调为市场化、国际化、科学化做好保障性的投入工作。这种保障性投入原则包括:

2.2.1 安全性投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地位的提升, 大国崛起后的安全形式日趋多样化:如国防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卫生安全等一系列安全性需求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这种需求不可能依赖市场提供, 而是公共财政的首要功能。尽管在这一方面, 我们已有了一定投入, 但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际科技水平速度来比还是不够的, 没有持续、稳定、足够规模的投入是难以满足社会对安全性的需求。

2.2.2 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

科技基础设施是为满足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基础技术研究和公共适用技术研究研究的保障条件。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已不再是物化的设施、设备等, 而是表现为对科学技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这部分一方面表现为为科学发展而进行的、为满足人类求知和增进全社会福利的科学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政府为共性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研法基础技术, 包括基础标准 (行业的) 、标准检测工具、产品性能测试、校准方法和质量保证技术等多方面的水平。这种科技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 单个企业或市场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利益驱动去实施的, 如全面质量管理或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应用与推广, 对整个社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影响是深远而具决定性的。

2.2.3 公益科技投入。

公益科技投入是造福于人民、惠及所有大众、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投入, 更是公共科技投入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性目标。这部分资金的保障一直缺口很大, 各地区和各部分之间的分布也不够合理, 政府资金不仅应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投入机制, 还应该对一些特别群体和行业给予充分的资金保障, 如科普、社会弱势群体的技术援助;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环保体系的建设等。

2.3 经济性原则

公共科技投入的经济性原则讲求资金使用的最大效益。一方面资金的有限性或约束性是资金投入需要更为科学的经济性;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相关主体与公共科学技术有关, 公共科技的供给和需求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所以, 经济性原则就是需要政府以“小钱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或“四两拨千金”的做法实现公共科技的最大效益。虽然科技的特点难以做到或不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应该说, 目前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环境只能要求如此。这可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控制:

(1) 优先领域的设计。优先领域的设置既是“科技推动”也是“需求拉动”所致。而经费预算约束近几年对我省公共科技来说, 应该是设置优先领域的重要原因。由于优先领域的设置关系到方方面面, 确立优先领域在我省可试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制度模式, 政府和公共研究机构进行对话, 同时组成一个分散的科研机构或独立的顾问团, 由政府、企业和公民代表组成进行推荐、研究、评估, 最后由政府做出决策。不要“花了钱办不了事”, 或“花大钱办小事”。 (2) 重复投资问题。因为科技不是一个行业或部门, 它存在于各行各业, 这种特点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投资。虽然不能避免, 有些重复投资还是应该尽量可以避免。这就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资源统筹。目前科技厅作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 可调度的资源极其有限, 科技厅下属没有一个这样的部门可以行使这样的职能, 造成项目重复和支持不足并存、资金短缺和资金浪费同存的局面。设立一个资金使用和调度的部门, 并通过预算口、统计口、成果管理口等多方面进行控制。 (3) 绩效管理。虽然公共科技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但公共科技是能产生间接经济效益的, 特别是专属性强的公共技术, 它的作用和效益可直接体现在企业赢利上。所以, 绩效管理除了对公共科技投入后产生的成果进行有效管理, 即论文、著作等以外, 还应该对其间接产生的市场效应进行分期、分段的评价。以市场方法评价公共科技投入的经济性。

3 偏离原则

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实际工作中, 各级政府在实施公共科技资金投入中出现了一些偏离原则, 大致有以下几点:

3.1 强调有经济效益的就支持、没有经济效益的就不支持

由于各级政府的出发点不同, 对公共科技投入考虑的角度和因素不同、侧重点也不同, 对公共科技投入强调“经济效益型”, 即在实施公共科技资金投入上强调市场化、效益化原则优先原则, 这势必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特别是对于中央和省级政府来说, 这种“经济效益型”的公共科技投入不仅影响公共科技为社会大众服务、产品为公众消费的宗旨, 而且会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在投入原则上的“引导性错误”。不是说公共科技就不能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而是强调经济会导致公共科技投入的原则性偏离。

3.2 强调有市场需求就支持, 市场不需求的就不支持

我们知道, 市场需求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变量。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任何现时的市场需求只能代表一种现时的表现行为, 但它还可以表现为潜在的、未来的市场需求, 如果只强调现时的市场需求很可能会忽略潜在或未来的需求。而公共科技除了一部分反映现时的市场需求外, 更大部分是反映潜在和未来的需求的;二是还要处理好市场与非市场的关系。不能说有市场需求就需要科技投入, 没有市场需求就不需要科技投入, 因为公共科技投入必须主要到一些非市场的需求。

3.3 强调企业的事企业管、政府不管企业的事

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下, 政府和企业的断层关系十分明确。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需要定位清晰、职能明确、分工到位, 但科学技术强烈的外溢性、辐射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政府与企业是难以有一条明显的界限。调研中发现政府出现两种资金投入现象:一是注重前期投入, 没有后续跟踪投入或补贴, 如大型公共设备投入, 政府花大价钱买下来后就再也不理了, 用得如何、利用率多高, 也不再增加设备的折旧和维修等费用, 一律由企业自行负责;二是只管成果性收益, 不看前期、中期投入。政府关心得较多的专利、著作等成果, 很少对这些成果的前期和中期进行较多的关注, 认为这是企业或个人自己的事。实际上, 国际上, 政府与企业在公共科技投入上没有分得如此清楚, 很多企业也做了很多公共科技投入的事情。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有些人已经看到的“政府只下种不浇花、或不下种只浇花”的现象。科学技术是一个连续而不间断的渗透活动, 需要政府和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紧密合作和配合。

参考文献

[1]GEISLER E.科学技术测度体系[M].周萍, 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3.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研究的治理——走向更好的实践[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6.

[3]刘立.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4]张先恩.科学技术评价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5]赵学文, 龚旭.科学研究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6]孙福全, 等.中国社会公益科技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7]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指标[M], 2006.

[8]贾康, 等.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财政科技投入问题研究评述 第9篇

关键词：财政科技投入,市场失灵,实证检验

财政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财政投入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财政科技投入主要涉及财政对科技领域资金支出的机制、方式和过程等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财政科技投入的理论依据、财政科技投入的实证检验、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对策建议四个问题上。

1 财政科技投入的理论依据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运用公共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得出来的,认为财政介入科技发展领域的主要理由是存在市场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性等问题),这将导致私人提供的低效率。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Gregory Tassey(2002)认为与外部性或溢出的存在有关,也就是经济利益并没有被创造技术知识的公司获取,而是大部分知识溢出到别的公司,这样会降低进一步进行R&D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他提出政府的激励性和补偿性的财政支持是刺激R&D投资的一个重要机制。N.Shah(2000)认为鉴于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性,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者就不能得到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全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私人谈判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解决。此外,研究与开发资本也具有共同品的特征,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几乎都能免费使用,这对免费搭车行为产生了强烈激励,因此需要政府干预。孙晓峰(2008)认为科技创新活动的成果是公共物品,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存在完全或部分的外部性。因此,政府的干预必不可少。陈少晖(2010)也认为科技活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和高风险等市场失灵特征,私人部门一般不愿意介入,因此需要财政支持。

2 财政科技投入的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只能从定性的角度解答财政是否应当对科技进行投入这个问题,至于要判断财政投入对科技发展究竟有多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构成显著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就需要实证检验。

目前国外的研究主要是采取统计描述和回归的方法进行的,对政府R&D投入变动对其它变量(如私人部门的R&D投入与产出、产业界R&D投入与产出)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政府R&D投入与科技发展的相关规律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如:Ikuo Ishibashi,Toshihiro Matsumura(2006)利用经验数据证明政府R&D支出是私人R&D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Raffaello Bronzini,Paolo Piselli(2009)则分析得出政府公共研究支出对私人R&D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国内的研究主要是根据近年来的财政投入量和科技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等,得出两者关系的结论。如刘和东(2009)对我国19952006年财政科技投入与原始创新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原始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动态均衡关系、显著的因果关系和持续的双向促进效应,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些对策建议。叶子荣、贾宪洲(2011)利用19982007年的样本数据对我国科技财政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自主创新产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财政科技投入对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还提出了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科技财政政策。

3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偏低始终是困扰各级政府的一个焦点问题,这反映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制度还存在不足和缺陷。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目前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科技投入量不足。如包健(2010)指出近年来虽然财政科技支出绝对量增长较快,但财政科技支出占GDP和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偏低且增长缓慢,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还不够。周庚旭(2010)认为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总量增长较迅速,但是增长速度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没有达到《科技进步法》的要求,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和GDP的比重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家财政科技投入量不足。肖鹏(2006)发现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强度都处于较低水平这么一个事实,这与我国的国力和经济规模不相称,充分表明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依然不够。

(2)财政科技投入结构不合理。白鹤天、李小捧(2011)发现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财政科技经费的比重过低,财政科技资金被大量投放到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活动上,这种投入结构不利于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车文军(2010)认为基础研究是最需要政府财政资金大力支持的领域,而我国目前又没有将基础研究作为重点投入方向,全部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的规模很小,大部分集中在本不需要政府过多资助的实验发展和科技产业化领域,这种配置状态不协调。高茹英、张红莲(2008)指出,我国财政科技资金被大量用于试验开发阶段,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空间受到压缩,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严重偏低。我们没有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领域,这样就出现配置结构上的矛盾。

(3)财政科技投入的方式不科学。徐博、王自强(2010)发现目前我国财政对科技主要采取直接投入方式,很少使用贴息、担保等间接方式,没有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杠杆效应,没有充分引导社会资金流入科技领域。白鹤天、李小捧(2011)认为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没有充分运用贴息、担保、风险投资等方式支持科技创新的融资,不能鼓励金融资本和风险资本流向科技开发项目和企业,导致很多科技开发项目和企业受到融资的制约。孙晓峰(2008)认为目前我国对于一些间接手段,如科技溢出、产学研结合和构建R&D联盟等运用尚不成熟,这使得企业创新能力普遍较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

(4)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体制不健全。杨林、宋妍妍(2010)指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存在层级划分不明确,资金重复、交叉投入;科研项目重复立项,资金分散,难以形成聚合效应;科研经费的使用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白鹤天、李小捧(2011)认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现象,由于各部门自成体系,部门之间科技计划难免有重复,这导致了科技资源的重复配置,同时经费多头管理使得财政支持的项目过于分散,难以集中资金发挥最大效益。高如英,张红莲等(2008)发现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缺乏真正、有效的宏观协调机制,同时也没有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科技计划和项目信息查询网,这导致了科技资金的多头配置、自成体系现象,造成了重复立项和资金分散,不利于整合政府科技资源,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4 完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对策建议

4.1 增加财政科技投入量

如包健(2010)提出要加大财政科技支出的总体规模,要将财政科技支出增长率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挂钩,要把财政科技拨款占GDP和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纳入政府预算支出目标,实现其制度性增长。周庚旭(2010)提出国家应当制定合理的财政科技投入发展规划,稳定增加财政科技投入规模,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对强度。肖鹏(2006)认为主要应通过立法保证每年政府科技投入较快的增长速度,要建立稳定的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增长机制。

4.2 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如白鹤天、李小捧(2011)指出要把财政科技支出的重点领域转向基础研究,要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重,要优先安排和稳步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车文军(2010)认为必须大力整合财政科技资源的配置,要将投入的重点由实验发展和科技产业化转到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上来,提高后者的经费比例。高茹英、张红莲(2008)提出主要应合理配置三类科技活动经费的比例,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重,在每年科技投入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要优先安排和稳步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4.3 改进财政科技投入方式

如徐博、王自强(2010)提出要拓宽财政科技投入的方式,除了采用直接的财政拨款方式外,还可以采用一些间接手段,如财政贴息、担保、补贴等,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从事科技开发企业的成本,提高其税后收益,支持其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缓解财政压力。白鹤天、李小捧(2011)提出要综合运用各种投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要采取参股或补偿的形式支持企业增加科技开发投资;要通过担保、补贴和贴息形式支持科技融资等。孙晓峰(2008)提出要综合运用无偿资助、贷款贴息、风险投资、投资后补助、偿还性资助等多种间接支持方式,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科技投入。

4.4 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体制

如杨林、宋妍妍(2010)认为要明确划分各级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界限,避免和减少不同级次上的重复投入现象;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整合各部门科技计划和科技资金,避免部门间重复、交叉投入;要规范科研项目的立项审批,健全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实现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的协调统一,推进财政科技资金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方位的监督等。白鹤天、李小捧(2011)提出要梳理各部门职能,改变目前多头管理的局面,对科技计划和项目进行统一规划,制定统一政策;对于科技经费要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统一预算分配权,要规范科技经费的使用,整合现有科技资金,提高对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力度,以集中财力办大事。高如英,张红莲等(2008)认为要完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体制,一方面要建立政府部门和层级之间的科技协调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和层级之间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合作,另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覆盖全国的科技计划和项目信息查询平台,促进各地、各层级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通过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避免科研项目的多头、重复和交叉立项。

5 简评

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10篇

1 什么是农业科技投入

从狭义的角度说, 农业科技投入就是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农业科研投入和成果转化的投入, 而在传统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而从广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农业科技投入包含的内容则相对较多, 像农用机械和化肥农药, 以及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 都属于广义的科技投入。在本文中, 主要是从广义的农业科技投入对其进行研究, 从而能够更好的将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说明。

对于农业科技投入来说, 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农业科技投入, 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农业科技的投入研究一般是从2 个方面:理论研究, 通过对投资主体和投资力度等对农业科技投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解决, 使其能够更好的提高农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实证验证科技投入的效果, 通过农业科技投入的资金和农业的经济增长, 并运用多种计算方式得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2 实证分析

2.1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能够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 在该研究中需要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的检验, 而在本文的研究中, 主要运用的是Eviews3.1 软件, 通过该软件能够对各个水平的序列进行假设, 且其时间序列都是不稳定的。对于研究的2 阶差分, 则没有单位根的假设, 也就是说其时间序列是相对平稳的, 被称为2 阶单整, 通过对同阶的平稳性进行检测, 能够将相互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明确的分析。

2.2协整检验

在本文中, 主要采用的是极大似然法对相关的变量数据进行协整检验, 且将得到的结果通过相关统计量对其进行滞后阶数判断, 并将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准确的检验。将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当结果在5% 以下水平时, 上述所说的变量有3 个以上存在着明显的协整关系, 而在本文研究中主要是对电力和化肥等4 个变量进行研究, 因此, 只将上述4 种研究内容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 另外4 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从而得到4 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上述得到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且其中的化肥、电力和农机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正面影响, 具体数据为:当化肥使用数量增加了1% 时, 农业经济将增长大约2.815%, 而电力的使用量和农机的总动力增加相同的百分比时仅仅为0.7% 多。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农业化肥的增长量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效果非常明显, 而对于农业科技投入来说, 其增长对农业的经济增长甚至还会出现一定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对农业经济的增长作用基本没有。

3 建议

通过对协整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虽然我国的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非平稳序列, 然而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协整关系。通过对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2 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相关性, 农业科技的投入将会大大带动农业经济的增长, 且2 者之间存在着唯一的协整关系。本文作者通过对多年的农业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弹性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不同时期的数据来源不同, 因为农业科技的投入具有很明显的累积效应, 也就是投入的时间越久, 其产生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因此, 通过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得到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系数大约为0.0488, 这个数据和我国得到的数据相差较大, 从而说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从长期发展考虑, 这种影响确实是非常持续的。根据对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能够发现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是具有正面影响的, 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够发现, 但是, 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种影响将会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 保证农业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在长期内这种效果更加的明显。

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两者之间只有合理的进行配置, 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而目前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其农业科技投入不足, 因此, 我国需要尽快改革农业科技体制, 将农业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保证我国农业科技的持续稳定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近几年的农业经济增长和科技投入进行对比研究, 总结了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科技投入之间的关系。然后, 通过协整检验, 再运用一系列的公式和计算方法, 对我国近几年的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 发现2者之间具有很强的正向交互响应作用, 且随着时间的增长, 其表现越明显。

关键词：农业,科技投入,经济增长,关系

参考文献

农业科技科技兴农投入 第11篇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科技投入问题，不禁想到以前曾看过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来，它本是美国供应学派经济学家拉弗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论，在学界存在很多争议，但它的理论解释力很强大，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主要理论观点是关于课税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即税收与税率在一定范围内，税收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当税率超过一定比例时，税收收入不是增加反而是减少。这点很好理解，当税率为O或者100％时，国家的税收都是零，前者国家不收税，所以税收为O，后者国家完全剥夺，则厂家拒绝生产，由于没有税基，国家的税收也是0。只有当税率处于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国家的税收才会增加。拉弗曲线的原理被里根政府采纳，在任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实，科技投入与产出跟此有些相似，当国家没有投入时，科技产出很小，这是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内在秉性决定的。而当国家的投入无限大的时候(实际不可能)，科技产出也随之下降或者停滞不前，当然这时的科技产出不是不增长，而是相对于投入来说增长率为零，甚至为负增长。基于这种理解，根据拉弗曲线对中国的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一些简单分析，寻找出其边界空间，应该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通过近十年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科技投入的增加，我国的科技产出增加效应明显。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基本上都超过2％(R&D／GDP)，中位数是2.5％左右，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科技投入的缺口还很大，上升空间也很大。但是由此而来的现象值得关注，即随着我国科技投入的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科技产出数量的增速将减慢。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中国未来科技投入的最适宜的比例是占GDP的2.5～3.5％之间，之所以出现超出中位数的情况，是因为中国科技人员的基数过大的原因。超过这个范围，中国科技的边际产出率将快速降低，当然总量还是会增加的，只是这种增加是极度不经济的。美国取消超级超导对撞机以及消减科研预算，从本质上讲都可以看作是对科技边际产出率快速降低的一种有力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科技投入越多越好，一旦超过一个比例，这种投资是不经济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边际产出率降低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一种主观原因，即增加的科技投入对某些科技共同体成员来说人为地造成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过早发生。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因为，中国的学术场域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自律机制，再加上科技资源分配与评审体制严重不健全，导致资源的过度垄断与集中，严重影响了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些都加剧了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

广西科技投入现状与对策建议 第12篇

1 广西科技投入现状

1.1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经费)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是指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学校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支出,是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的总额,也称R&D经费,它是评价各国科技投入、科技活动规模和强度的通用指标。

“十一五”期间,广西R&D经费支出快速增长,从2006年的18.2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62.87亿元,年均增长的速度为36.3%;但广西R&D经费支出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在全国的排位处于第23位。

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是测度一个地区R&D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而“十一五”期间,广西的R&D经费投入强度变化幅度不大,从2006年的0.38%增长到2010年的0.66%;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位处于第25位,广西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从科技经费投入在R&D活动中的不同分配结构来看,R&D活动一般要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个阶段,阶段性表现出基础研究成果转换成应用研究成果,应用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验发展成果的过程。3个阶段经费的一个合理分配结构是发挥R&D系统内在能量,提高R&D绩效的前提,能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种类型的研究得以协调发展,使科技创新活动保持持续发展。美国R&D经费的分配结构近30年来基本稳定在1:1.6～1.7:4.8～5范围内,其余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法国的R&D经费的分配结构大致与美国相似,这些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保持稳定持续发展也说明这种分配结构是基本合理的。2006年,广西在R&D活动中3个阶段的分配结构是1:3.22:9.65,2010年的分配结构为1:2.65:13.80,参照发达国家R&D经费分配结构可以看出,广西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中投入的经费结构不够合理,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经费投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地区来看,2010年R&D经费超过亿元的有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玉林和崇左7个市,共投入R&D经费59.3亿元,占全区R&D经费投入总量的94.3%。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区平均水平的仅有南宁、柳州、桂林3个市。

从产业分布来看,2010年R&D经费投入强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最高的行业是机械产业,为1.69%,其次是医药产业,为1.24%;投入强度在0.2%～0.5%的有5个行业,分别是有色金属产业(0.44%)、石化产业(0.43%)、电子产业(0.40%)、食品产业(0.28%)和建材产业(0.22%);其他产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均低于0.2%,尤其是造纸产业仅为0.01%。各产业的R&D经费投入主要用于试验发展,而用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较少。

1.2 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原科技三项费用)

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是国家为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于1953年设立的专项资金,分别归口于科技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经贸委3个部门管理。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入WTO的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了重要改革,2002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经贸委归口管理的科技三项费用从原“科技三项费用”中分离出来,更名为“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并制定了专门的管理办法;2004年科技部归口管理的科技三项费用更名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并制定了专门的管理办法。2007年,广西科技三项费用更名为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并制定了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

表1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广西各级财政每年安排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投入普遍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远未达到法定要求,而且各市的投入很不平衡,仅有南宁市和柳州市的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本级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达到了《广西科技进步条例》中有关法定比例(1%)的要求,其他12个市均未达到法定比例。

(单位:%)

1.3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是指地方财政的直接拨款数,包括科学事业费、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科研基建费等,不包括国务院部门拨给地方各部门的科技经费,也不包括国家和地方采取减税让利的优惠政策等间接资金投入。

“十一五”期间,广西财政科技拨款额逐年上升,从2006年的9.27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21.66亿元,全国排位在18～20位;但财政科技拨款占全区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6年的1.27%下降到2010年的1.08%,在全国的排位从第14位下降到第18位,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

2 广西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广西科技投入总量不断增长,投入结构不断优化,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建设创新型广西的角度来审视,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来分析,与国内一些省市比较,广西的科技投入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2.1 科技投入总量相对不足

广西科技经费投入虽然持续稳定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不强,广西科技投入的总量还是相对不足,R&D经费投入强度偏低。2010年,广西R&D经费内部支出为62.87亿元,仅占全国总额的0.89%,在全国的排位处于第23位;R&D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0.66%,远远低于全国1.76%的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位处于第25位,在西部地区排第8位,在全国属于第4集团的下游(如图2所示)。

2.2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规模和投入强度较低

2010年,广西地方财政科技拨款21.66亿元,仅占全国总数的1.36%,仅相当于广东的1/10;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2006年为1.27%,2010年为1.08%,2010年在全国排第18位,远远低于全国2.15%的平均水平。广西科技经费投入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研发经费不足,导致广西创新活动少、科技成果少且水平不高、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核心技术,难以支撑广西现代产业发展,难以做大做强广西优势特色产业。

2.3 科技投入结构不合理

从结构来看,2010年广西R&D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中的分配结构为1:2.65:13.80,与发达国家1:1.6～1.7:4.8～5比例相比,可以看出广西科技投入的结构不够合理,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经费投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4 科技投入不平衡

从地区来看,经费投入严重不均,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广西各级财政每年安排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投入普遍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达不到现行《广西科技进步条例》法定的比例要求。而且各市、县的投入很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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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建议

随着科技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必将对科技投入产生大量的需求。增加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充分发挥其对全社会投入的引导作用,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建立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是满足科技投入需求不断增长的有效途径。

3.1 增加科技投入总量

目前,全球公认的美国、日本、韩国等20个创新型国家R&D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5%～10%。而2010年广西财政科技投入额仅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R&D占GDP的0.66%,比重偏低。广西要跟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达到R&D投入法定要求,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的引导作用。同时,要建立和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认真落实《广西科技进步条例》等法规、政策、文件的有关要求,切实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大幅度增加财政科技投入,确保各级财政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扩大政府科技投入的规模。

3.2 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技问题的有效措施。科技创新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还不能有效结合,科技投入“撒胡椒面”、重点不明确的问题相当突出。近年来,在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安排上,以组织实施重点项目为重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分布面广,项目支持力度不够大,成效不明显。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成效,还需要针对自治区党委、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例如自然科学基金、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高层次人才专项资金等。同时,要突出科技投入的重点,从广西当前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投入应该重点投入促进千亿元产业发展、支撑“两区一带”区域协调发展等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方面的创新活动,包括实施千亿元产业重大科技攻关工程、技术创新工程、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等。

3.3 优化政府科技投入结构

在不断增加政府科技投入总量的同时,还应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重新调整投入配置,重视引导,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广西应当加大对具有公共性质的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和研究基础条件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保证这些研究资金的给付充分。对于不具备公共性质的相关研究应当加少投入力度,或者减少直接投入的力度,通过其他途径推进其发展,例如对于那些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在一定时期内能产生较大经济效益、受益面相对有限的科研项目,应当交由市场,按经济规律进行运作。

3.4 引导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也是创新投入的主体。应当充分发挥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各种政策的激励作用,引导、鼓励、推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特别要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等有关鼓励企业加强创新的优惠政策,激励和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创新投入的主体,大中型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一般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2.0%以上。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应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3.0%以上。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建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3.5 推动科技与金融结合

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开发适合科学研究、技术创新需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鼓励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加强上市公司后备资源的筛选、培育,支持企业上市、发行债券。鼓励金融机构改进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服务,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建立相应的授权授信制度。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加快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大科技信贷投入,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鼓励和引导信贷资金、风险资本、私募股权资本及民间资本等各种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建立健全贷款、担保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利用贷款担保、贴息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信贷支持,扩大和吸引社会资金的科技投入。

3.6 建立完善的财政资金使用监督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完善资金投入和使用的规章制度,建立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评价机制,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确保财政科技投入使用公开、公正、公平、高效,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科学技术经费分配、使用应当加强监督和审计,保证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