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局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回顾与总结（精选6篇）
农牧局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回顾与总结 第1篇
向产业化推进的**旗农牧业
**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环绕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全旗总土地面积为24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5万亩;平均海拔1600米,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为120天左右,年均降水量360毫米左右,平均气温5℃:现有4镇3乡,总人口23.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万人。
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旗农牧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较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制度的建立,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种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的为食而种养转变为为卖而种养,有力地推进了全旗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迎来了我旗农牧业生产一个最好时期。
一、种植业结构逐步优化调整
我旗建旗后的农业生产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由于农业基础十分脆弱,生产水平低下,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很差,致使粮食产量大起大落,丰年最高1.9亿斤,灾年最低只有5000多万斤。就群众的小农经济意识,三农农业生产一直徘徊在自食自解、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路子上。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对农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将适宜种粮的农田提升为高产稳产田,保证粮食生产,实现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同时合理安排适当的农田种植经济作物,使经济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增大。1994年后,按照“围绕市场种田,调整结构挣钱”的思路,认真实施“双百万”工程,出现了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上升的趋势,全旗种植业结构比例由1990年的粮经76:24调整到1994年的粮经、草73.1:20.l :6.8。随着全市“进、退、还”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民的种植观念进一步发生变化,草业在种植业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到2000年,全旗的粮、经、草比达到45:46:9。并引进培育了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使全旗的农牧业生产开始向产业化逐进。随之出现了调整种植结构的第二次高潮。2003年,全旗的粮、经、革比达到50.9:22.6:16.5,形成了三元种植结构。1994年农民从种植业中获取的收入占到人均纯收入的53%,到2002年,农民从种植业中获取的收入虽然仅占到人均纯收入的30%,但从畜牧业中获取的收入却占到人均纯收入的45%,其它收入也占到人均纯收入的25%。
在农业发展开发项目上,从1990年开始大搞“三亩田”建设,旨在“兴水抗旱,集中连片,区域建设,集约经营”建设内容以早改水,坡改梯为重点,使人均建成一亩水浇地,二亩旱作稳定田。1994年按照委行署提出的“进一退二还三”战略,加快调整种植结构,在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走农牧结合的生态基地型农业之路,为牧而农,为养而种,农牧结合增加农民收入,全旗将133万亩计税耕地划出进区和退区,耕地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之后全旗以年均13万亩的进度,将坡度在15度以上的坡耕地逐年退耕,恢复植被和种树种草。目前,耕地面积退到65万亩,并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牲畜头数逐年上升,奶牛、寒羊已成为立旗产业,为建设畜牧业大旗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旗通过开展“三亩田”建设,使全旗的水浇地面积由改革开放前的不足10万亩,增加到2004年的28万亩,人均达到1亩以上。通过实施“125”工程,不仅使全旗的种植业结构趋于合理,农村经济稳定增长,甜菜、蔬菜、马铃薯、玉米已成为全旗的支柱产业,而且使贫困地方农民彻底解决了温饱,收入逐年增加。全旗粮食总产稳定在2.2亿斤左右,瓜菜总产突破5亿斤,逐渐向避灾农业和设施农业、精细农业发展,使产业化基地面积占到总播面积的80%以上。在近几年以来,我旗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的战略决策,按照“统一设计,自愿自建,验收合格,政府补贴”的发展原则,科学规划布局,配套基础设施,积极筹措资金,切实把发展设施农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新亮点,下大力进行了培育发展。通过近儿年的积极建设,我旗的设施农业得到了长足地发展。目前,全旗新建下卧式、无立柱、厚墙体5分日光温室累计达到3236座,每座纯收入6000多元,在建设日光温室中,政府共投入1690万元,全旗新购进大型喷灌圈10套,中小型喷灌圈11套,喷灌面积达6700亩。
二、畜牧业发展得到稳定完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旗的畜牧业开始摆脱长期徘徊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实现了稳定增产,其发展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特别是1994年,实施“进退还”战略以来,舍饲养殖逐渐成为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以养羊为基础,以奶牛为重点的养殖业结构顺利实施,各种养殖小区,养殖专业村、专业户应运而生,并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迈进,而良种的引进与繁育,又显著提高了个体
农牧局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回顾与总结 第2篇
从1978年到2008年,察右前旗的商品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经过30年的发展,我旗的商品市场经济不仅表现为量的巨大积累,同时市场经济结
构也出现了质的飞跃。
一、商业系统全面改革
1957年7月,旗商业局建立后,与旗供销社共同担负着全旗城乡人民的商品供应和商品收购。当年,全旗国营商业零售额134万元。经营方式采取除销方式。1958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合并,国合商业网点298个,其中国营商业网点163个,合作社商业点135个。1961年,国合商业分设。1965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商业再次合并。合并后全旗商业经营机构145个,其中国营商业24个,供销合作社商业90个。直到1977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才又再次分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我旗国营商业平稳发展时期。期间,商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商品销售量明显提高。1985年,国营商业零售额1212.31万元,比1978年增加109.09万元,增长9%。1988年,由于市场的误导,出现抢购风,旗内商业系统各专业公司开始盲目进货,占用了大量资金,致使商业系统流动资金严重紧缺,购销调度困难。截止1990年,全旗大部分国营商业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机制不活等原因陷入困境。为了能够适应当时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我旗商业行经理负责制和企业承包责任制,新制度的探索和尝试,极大地改变了企业现状。
新的市场形势,给流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我旗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中,有步骤地推行了多种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
经营方式方面:在国有商业企业当中,按照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过程中,实行国有商业企业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其它多种经营方式,使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分配方式方面;在企业改革中,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企业效益相挂钩,打破了分配的平均主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非公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成功加入wt0,在这一时期,我旗的商贸经济更加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同时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我旗商贸企业也在企业组织、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着转变。
在企业组织结构上由“小而全、小而散”向专业化、协作化和公司化、集团化转变;在产权制度上,由自然人产权向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转变;在企业管理上,由传统的家庭式管理向科学现代化管理转变;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7年,我旗对物资总公司的资产实施公开拍卖,资产变现194万元,用于解决在册职工103人的养老金问题,同年又会同国资局、建设局、土地局等部门对物资总公司的剩余土地等资产和食品公司现有土地等资产,在认真评估的基础上,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竞标拍卖462万元,用于解决职工养老金问题。
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上世纪70年代,旗外贸公司是全旗唯一从事出口商品业务的机构。进入十五期间,我旗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一)积极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
我旗商贸经济企业一方面坚持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业和实用技术的力度,推动本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合理引导外资投向,根据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我旗经济发展态势,加大外商投资项目在我旗境内的融资力度,优先安排国外商业贷款指标和联合国发展计划开发署的专项资金,支持优势产业及出口创汇项目。
(二)不失时机的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县城经济发展中,我旗按照比较效益的原则,坚持互利互惠、优势互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转移国内长线生产能力,合作开发我们需要的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着力扩大商品出口和劳务输出,以增加海外投资或者以现有设备和成熟技术到境外公司加工贸易,带动我旗境内设备、原材料、零部件、技术出口和劳务输出,实现对外投资、外贸、外援、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有机统一。利用我旗位于北部边疆的地缘优势,积极发展与俄、蒙、西亚、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
农牧局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回顾与总结 第3篇
一、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发展第一阶段 (1978~1990年)
在这一阶段,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 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由单一的财政资金供给逐步转化为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
(一) 融资模式及特点
该阶段的融资特点主要有:首先, 国家改革固定资产折旧制度。一是将折旧基金交由企业自主使用;二是将按综合折旧率计提改为按分类折旧率计提, 并提高折旧提取的比例。同时, 对企业利润分配制度进行改革, 在1979~1982年间, 国有企业先后推行了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和盈亏包干办法, 从1983年起实行利改税, 从1987年起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上述改革, 企业留利能力逐步增大, 自我积累能力得到增强, 内源融资增加。其次, 国家调整了流动资金管理体制。从1983年起, 原来由国家财政供给的企业流动资金作为留给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 不再增拨, 不足部分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补充。这种资金供给制度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大部分流动资金来源从财政拨款变为银行贷款。最后, 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募集方式走向负债化。1979年开始试行拨款改贷款, 1982年试行拨款改贷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到1985年, 国家预算内资金安排的项目一律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继续保持拨款方式的只限于少数无还款能力的建设项目。1988年, 国家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 又将“拨改贷”相应变为基本建设基金贷款, 但其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上述一系列改革打破了企业原有的单一融资渠道, 各种融资方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尤其是银行融资得到快速发展。银行不仅是企业流动资金的供给者, 也是企业固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 银行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加。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表1可以看出, 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1980年的18.7%快速上升到1990年的57.1%。“拨改贷”之后, 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快速增加, 最终导致负债率过高, 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又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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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80~1992年的数据来源于谭克 (2005) ①, 1993~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 原因分析
造成这一时期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陆正飞, 1999) ②:
第一, 改革不配套, “拨改贷”与股票市场发展脱节。我国全面实施企业基本建设投资“拨改贷”起始于1985年, 从1985年到1990年, 基本建设投资有3年增幅超过10%。与此同时, 国家拨款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快速下降, 由1985年的35.5%下降到1990年的21.3%, 这些国家投资主要用于无偿还能力的基础设施项目, 而不是投资于一般企业。企业利用贷款及自筹等资金来源在基本建设投资来源中所占比例则相应快速上升。总体而言, 企业负债水平必然随基建投资来源中国家投资比重的急速下降而不断上升。这是导致该阶段我国企业平均负债水平上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1990年我国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正式成立之前, 股票交易极为不便也极不规范。因此, 截至1990年底, 我国各类股票发行金额累计仅为45亿元, 仅占同期 (1985~1990年) 基本建设投资额8421亿元的0.53%。可见, 在1985~1990年的6年间, 除直接引进外资外, 我国企业几乎失去了从外部筹措权益资本的任何渠道。“拨改贷”与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时间上未能很好地衔接, 对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企业权益资本筹集和高负债带来影响。
第二, 承包制下企业行为非理性, 盲目投资, 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实行基本建设投资“拨改贷”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克服“财政拨款型”企业投资体制的弊端企业片面争投资、争项目, 以扩大产值, 而不对投资效益承担经济责任。基本建设投资“拨改贷”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几乎是同步发生的。由于“承包制”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企业完成一定的利润总额, 对利润总额的追求就成为所有承包制企业的共同愿望, 而与企业经理产生机制无关。对企业而言, 只要有助于增加利润总额, 无需关系诸如资金利润率等更能体现投入产出效果的相对指标。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往往只是抱着增加利润总额的良好愿望, 而对项目建设及营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缺乏缜密的考虑, 草率决策, 而对国家的依赖是造成投资决策随意性强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三, 国有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信贷失控。国有银行贷款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中所占比重, 虽然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而逐渐下降, 但始终十分突出。1985年, 这一比重高达94.2%。由此可以看到, 国有银行信贷对于企业负债形成无异于一道巨大的闸门;国有银行信贷失控也因此必然地成为企业走向过度负债的主要外部因素。
第四, 企业资金效益不佳, 积累相对不足。“拨改贷”后, 我国企业资本的增加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的多少, 一方面取决于利润分配制度和由此决定的留利比例, 另一方面则受企业资金效益水平的影响。随着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不断改革, 国有企业实现的净收入在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总的特征是国家所得比例明显下降, 企业及职工个人所得比例不断上升。然而, 这种有利于企业多留利润的分配格局变化, 并没有缓解企业资本不足矛盾, 积累相对不足的问题反而日益加剧。其主要原因在于, 企业留利的比例虽然提高了, 但因资金效益水平不断下降, 企业留利绝对额的增长相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仍显缓慢。
第五, 企业破产机制不健全, 破产率过低。大量连续多年严重亏损且资不抵债的企业艰难经营而不选择破产, 必然导致全社会企业平均负债率的上升。我国企业破产率低, 并不是因为我国企业都效益良好且财务稳健, 而恰恰是因为破产“难”。破产“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破产机制不健全, 大量该破产的企业无法顺利进行破产。破产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权不明;二是银行受压;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需要说明的是, 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并不是这一时期所独有的。事实上, 20世纪90年代前期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更加突出, 造成高负债的原因也没有根本变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三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和目的之一也是降低国有企业的过高负债, 改善资本结构, 提高企业效益。
二、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发展第二阶段 (1991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股票市场的建立和上市公司的出现, 使股份制走向了高级阶段。1992年, 中央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使产权关系明晰, 改变过去以政府行政手段分配资本, 企业融资渠道单一, 信贷约束软化的局面, 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通行规范强化投资主体自我约束机制。企业取代原先的政府或财政部门成为融资主体, 融资也从过去的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发展到财政融资、银行融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多种方式, 同时, 由于商业信用融资、国际融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飞速发展, 企业融资方式日益灵活。证券市场快速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数量由1991年的14家上升到2007年底的1550家, 股票市场融资由1992年的16.52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8680.17亿元③, 2007年以企业为主体的债券发行总量已达5712.28亿元④。股票市价总值占GDP比例由1992的3.93%增加到2006年42.69%⑤, 从最初的微不足道成长为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资源配置市场。与此同时,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 如表1所示, 资产负债率在1994年达到最大值67.9%, 随后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56.2%。与非上市公司相比, 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更加多元化, 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更复杂。
(一) 融资模式及变化趋势
本文主要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作为回顾和评述的对象。表2和表3分别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在过去十几年间的变化趋势, 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 从1991年到2000年间, 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水平除1991年较高外 (为0.66) , 其余年度均在0.50左右, 且总体上呈略微下降趋势, 而从2001年到2006年, 整体负债率水平上升趋势明显, 由2001年的0.47上升到2006年的0.56。流动负债比率走势与负债比率基本相同。流动负债在企业的总负债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从表2中可以看出, 除1991年外, 其余各年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达到0.70以上。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负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流动负债, 而长期负债所占比例很小。
第二, 与表1中同期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比, 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远低于国有企业。这说明与未上市的国有企业相比, 股权融资使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表3也显示, 在1993~1997年间,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所占比例很高, 其中有四年融资比重高于60%, 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持续的股权融资也大大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第三,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趋势也反映了证券市场发展和政策法规的影响。在证券市场成立初期,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期国有企业差距较小,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证券市场融资额不断增加, 上市公司融资优势明显, 资产负债率逐步下降。如表3所示, 1992年和1993年上市公司负债率连续大幅度下降, 而同期国有企业负债率持续上升, 1994年高达67.9%。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多, 未上市国有企业数量减少,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国有企业的差距逐渐缩小, 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一致, 分别为56%、56.2%。1994年和1995年股权融资金额比1993年明显减少,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又有所上升。随后1996年和1997年股权融资额又迅速增大,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又有所下降。1997年前, 证监会对增发和配股没有任何要求, 任何公司都可以配股, 且配股比例不受限制, 配股成为上市公司“圈钱”的捷径。1997年证监会对配股行为进行限制, 要求上市公司配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距上次配股时间超过一年;每次配股比例不超过股本的30%。1999年和2001年又对配股资格进行修改, 要求净资产收益率三年平均不低于6%。2000年后, 上市公司又利用增发进行“圈钱”。2002年我国证监会对增发资格进行限定, 这些政策大大约束了上市公司利用配股增发进行“圈钱”。2001年开始, 我国证券市场进入漫长的“熊市”, 证券市场融资功能基本停止, 直到2005年开始股权分置改革, 证券市场融资功能才重新恢复。在此背景下, 股权融资占筹资现金流入的比例由1998年开始快速降低, 2005年只有2.1%, 2007增加到14.33%, 而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也从2000年的47%逐步上升到2006年的56%, 2007年下降到54%。
(二) 融资行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与融资行为有着重要关系。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偏好股权融资。阎五达、耿建新和刘文鹏 (2001) ⑥研究发现, 在达到证券监管部门配股条件的上市公司中, 69.26%的公司会公布或实施配股方案。张少安和张岗 (2001年) ⑦研究表明, 在1993年至1999年间,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占全部融资比例平均在50%以上。而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 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倾向并不明显。在大多数年份里, 美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股票净发行量往往为负值, 即股票回购量往往多于同年新发行股票量。
资料来源:1991~2006年数据由笔者根据CSMAR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一般财务数据库整理而成, 2007年数据由笔者根据色诺芬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一般财务数据库整理而成。
资料来源:1993~199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与融资结构研究》, 陆正飞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6年数据由笔者根据CSMAR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一般财务数据库整理而成, 2007年数据由笔者根据色诺芬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一般财务数据库整理而成。
第二, 更多采取配股方式进行股权融资。增发和配股是上市公司可以利用的两种不同的股权再融资方式。配股是针对原有股东进行的再融资, 其基本特点是, 只要所有股东都参与配股, 配股行为就不会改变原有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增发是面向所有潜在投资者的股权再融资行为, 因此, 增发完成后原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通常会改变。增发是比配股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一种股权再融资行为。上市公司更多选择配股, 较少选择增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配股比较容易成功, 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增发则风险较大。如前所述, 在股权分置情况下, 大股东持有的主要是非流通股。大股东在提出配股计划之后, 真正参与配股的多为流通股股东, 而作为持有非流通股的大股东, 往往放弃配股。之所以流通股股东不得不参与配股, 而非流通股股东则往往放弃配股, 其原因就在于, 对于广大流通股股东而言, 由于配股价低于市价, 配股完成后, 股价一般会有小幅下跌, 位于配股价和配股前市价之间。为了弥补这一潜在的跌价损失, 流通股股东不得不进行配股。而对于非流通股股东而言, 其手中非流通股的持有成本通常远低于配股价格, 参与配股反而会提高其平均持有成本。因此, 在控制权不会成为问题的情况下, 放弃配股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第三, 在负债融资时, 更倾向于利用短期负债。从表2可以看出, 在1991年到2007年间, 我国上市公司短期负债率占总负债之比平均为75%左右。考虑到财务的安全性, 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短期负债比例过高容易引发财务危机, 尤其是在银根紧缩的时候。陆正飞和高强 (2003) 的调查结果显示, 公司上市后使用过的融资方式, 按累计融资额排序依次是短期借款、利润留存、配股、长期借款、增发新股、发行普通公司债券、发行可转换债券和其他。国外实证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融资选择一般符合融资顺序理论, 即优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 (即留存收益) , 其次是债务融资, 最后是外部股权融资。我国上市公司虽然也表现出优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即利润留存的倾向, 但与融资顺序理论相对照, 存在两个特点:一是长期债务融资排在外部股权融资 (配股) 之后;二是短期借款融资方式高居首位。净现金不足可能是导致上市公司大量使用短期债务的原因, 得不到长期融资机会的公司为了经营生产的需要而不得不选用银行短期借款的融资方式。
第四, 融资行为存在地区差异。陆正飞和赵蔚松 (2003) ⑧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发现样本公司中, 北京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低于上海与深圳。通常认为, 账面资产负债率的正常范围应在30%~70%之间。如果以此作为一个比较标准, 三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都落在这个范围内, 但北京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接近“下限”。另外, 对比资产负债率和资产长期负债率, 可以发现三地上市公司的债务资金来源都严重依赖于短期负债, 北京、上海和深圳上市公司负债中短期负债所占比重依次约为85%、90%和90%, 北京上市公司对短期负债的依赖程度略低于其他两地。此外, 其研究还发现, 按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计算的收益率与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关系趋势相差不大, 但三地之间则存在一定差异:北京与上海上市公司的收益率水平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加出现一个先增后减的趋势:当资产负债率在某个水平之下, 收益率均值可以达到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程度;当资产负债率超过某个水平, 收益率均值则陡减;甚至当资产负债率超过一个水平时, 收益率为负值, 呈现出极端恶劣的形态。深圳上市公司收益率水平随着负债率的提高, 虽然出现些微的先减后增, 但总体上还是呈下降趋势, 即获利能力随着负债率的提高而下降, 负债率与企业的获利能力呈反方向变化。
(三) 公司自身特征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资本结构除了受到融资行为的影响外, 还会受到公司自身特征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特征与其资本结构 (资产负债率) 之间的关系。从当前研究情况看, 我国学者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比较全面, 既有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等企业特征方面进行的分析, 也有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税率等方面进行的研究。研究表明, 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第一, 公司业绩。一般情况下, 当企业获利能力较强时, 企业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盈余, 较少负债 (陆正飞、辛宇, 1998) 。另一方面, 亏损企业由于得不到股权融资的机会, 所以只得举借大量的短期债务解决资金需求 (冯根福、吴林江、刘世彦, 2000) ⑨。陆正飞、辛宇 (1998) 以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为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发现, 企业的获利能力与负债比率显著负相关。
第二, 企业规模。一般而言, 规模大的企业信用能力强, 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或纵向一体化, 以此提高效率, 分散风险, 并通过内部调节有效使用资金, 因此预期破产成本低, 可比小企业更多地负债。洪锡熙、沈艺峰 (2000) ⑩也以总资产为解释变量, 得出企业规模越大, 负债水平越高的结论。吕长江、韩慧博 (2001) ⑪, 陈维云、张宗益 (2002) ⑫, 吕长江、王克敏 (2002) ⑬, 肖作平、吴世农 (2002) ⑭均以总资产对数为解释变量, 研究结果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第三, 成长性。对于成长性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 国内研究成果的分歧是显著的。沈根祥、朱平芳 (1999) ⑮认为, 我国高成长性企业一般是一些新兴企业, 处于起步阶段, 基础较为薄弱, 运作和管理均不太成熟, 这会限制其负债融资活动, 从而使实证显示出负债率与成长性负相关。但由于公司资金需求大, 配股审批时间长, 不得不依靠增加融资速度较快的负债来解决资金需求, 成为成长性与负债率正相关的主要原因 (吕长江、韩慧博, 2001) 。而高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在确定其资本结构时未充分考虑企业成长会产生的资金需求, 在筹资方面缺乏长远规划, 这又会使成长性无法显著地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 (洪锡熙、沈艺峰, 2000) 。
第四, 公司治理结构。黄少安、张岗 (2001) 在分析股权融资偏好成因时指出, 公司的内部人控制是由于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比重过大而内生的;而且上市公司党委、董事会、经理层的职责不分, 董事会中的内部董事占大多数。失去控制的内部人完全能够控制公司, 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价值取向选择融资方式和安排融资结构, 使上市公司可以大量、低成本地套取股东的资金, 却不必高效地使用这些资金, 不受股东的约束, 不受市场的约束, 这必然导致股权融资的强烈偏好。刘明、袁国良 (1999) ⑯还指出, 股票价格不能反映公司价值, 不能反映经理层的能力和努力程度, 也使股票价格的变动失去了对管理层的约束和激励, 管理层不关心配股造成的股价下跌。杨兴全 (2002) ⑰对上市公司1999~2000年的资产负债率进行分析后认为, 融资信号传递效应在我国还不存在, 股权融资成为最廉价的融资方式, 不但不会影响经理层对企业的控制, 反而比债权融资更有利于经理层对企业的控制。
第五, 行业。不同行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及自身状况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不同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存在差异。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 经济规模要求的投入资本起点就较高;反之则反是。 (2) 行业生命周期阶段差异。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行业具有不同的经营风险等级, 由于预期的财务拮据和代理成本的存在, 经营风险大的行业中的企业就不可以过多负债。 (3) 不同行业的产业壁垒高低不等, 产业集中度存在差异。集中度越高, 竞争性越弱, 企业就越可以更多地负债。陆正飞和辛宇 (1998) 研究发现, 沪市1996年上市公司不同行业的负债率存在明显差异。姜付秀和刘志彪 (2005) ⑰研究发现, 成熟产业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衰退产业和成长性产业, 企业对竞争对手的行为越敏感, 企业的负债水平越低。
第六, 税率。经典资本结构理论表明, 公司税率影响资本结构, 其原因在于负债的利息具有抵税作用。公司税率越高, 更倾向于债务融资。因此, 公司税率调整将引起资本结构相应的变化。吴联生和岳衡 (2006) ⑲首次实证检验了公司税率外生性调整与资本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 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 由于取消“先征后返”优惠政策提高了公司税率, 也相应地提高了公司的财务杠杆, 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资本结构理论。同时, 该文还发现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 其提高财务杠杆的方法是增加公司债务融资, 而不是降低所有者权益。
三、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与融资行为发展展望
近几年, 随着《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深入贯彻落实, 股权分置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 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这将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的未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资本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如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不同股东之间相互制衡难以实现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结构仍然不合理,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旧突出, 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等。因此, 应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继续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 加大力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也会对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为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流动性过剩不断发展的局面,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反通胀, 货币政策在诸多政策目标之间需有所取舍。因此, 今后一段时期仍会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基于以上分析, 预期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将呈现以下特点:
(一) 资产负债率趋于下降
如表3所示, 2005、2006和2007年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占筹资总额比重分别为2.10%、6.42%、14.33%, 持续上升, 发行债券和借款占筹资总额比重分别93.53%、91.08%、78.07%, 连续下降。如表4所示, 2008年第一季度贷款占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量的比例为89.1%, 远低于2007年同期的97.7%, 股票所占比例为8.2%, 远高于2007年同期的2.2%。今年第一季度资产负债率下降趋势明显。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高通胀状态, 从紧货币政策影响逐渐凸现, 随着原有银行贷款到期, 新的银行借款难度增加;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力度加大, 股权融资量仍会持续增加, 债券融资快速发展, 但短期内难以弥补银行借款的减少。此消彼长, 资产负债率将在2007年下降的基础上继续降低。
(二) 债券融资比重趋于上升
近几年,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 债券融资比重快速增加。2007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曾提出, 要加快发展债券市场, 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大力发展公司债券, 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2008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企业债券发行核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缩短发行周期, 大大提高了融资效率, 降低了发行成本。2008年2月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发布了《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 从中可以看出, 债券市场是近期发展的重点。2007年以企业为主体的发行人通过发行各类债券实现的直接融资规模比2006年增长了近四成, 包括企业债、公司债等在内的债券发行总量已达5712.28亿元, 甚至超过了全年股权融资的总规模⑳。从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情况看, 企业债融资量由2007年第一季度的41亿元增加到2008年同期的739亿元, 所占融资总量比重也从0.3%增加到4.1%。与此相对应, 2007年上市公司发行债券占筹资总额比重由2006年的2.04%快速上升到3.15%。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债券融资快速增加, 这种趋势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上市公司债券融资占总融资量的比重会持续增加。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二00八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股票融资不包括金融机构上市融资额。
(三) 股权融资偏好趋于弱化
3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第4篇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周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它影响或改变了数代中国人的发展和前途,也推动了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的现代化步伐。同样,我国高等教育在这30年中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高等教育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同时它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基本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曾经历了几个快速发展时期,但不论是院校的设立,还是专业及学科的设置,其质量和数量都不能与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的成就相比拟。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高度重视科技及高等教育的发展,曾多次进行全国性的院系、学科调整,但总体上高等教育的体制与其他领域体制一样,深受前苏联体制的影响,不能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广大毕业生毕业后学非所用现象广泛存在。受阶级斗争路线的影响,当时能上大学的年轻人不仅数量有限,上了大学主要也忽视专业学科的学习,而把主要精力用于从事阶级斗争,从而使绝大多数年轻在校大学生荒废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相反,改革开放30年,我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目前为止,高等教育在我国以三种方式并存──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考考试。它们不仅丰富了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也都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贡献了力量,构筑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格局。
人们不会忘记,30年前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初期,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果断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对科学技术的历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从此表明了党和政府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重大决策的改变,“读书无用论”从此遭到彻底摒弃,知识就是力量重新为国人所认同,由此迎来了教育、科技的大发展、大繁荣。此后,党中央又相继提出科教兴国和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为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找到了正确方向。可以说,经过1978年的思想大解放,高等教育的春天才真正到来,无数学术禁区得以解禁。在邓小平同志教育要“三个面向”思想以及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指导下,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批批我国原来没有而又急需要的,有自身特色的院校、专业、学科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比如民办高校的兴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一些热门专业的开设等等）。从1951年10月1日,当时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起,我国延续了50多年的大学毕业分配制度,也随着2007年4月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而宣告结束。这种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其意义远不止于高等教育本身,它不仅是人才培养、使用制度上的变化,更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果体现,是与国际接轨、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此外,随着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办学模式、办学经验的引进,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论在发展的数量上(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飞速提高。高考制度不断改革,招生考试从全国统一到多元化的变革正在兴起,1977年全国高校招生数是27万人,但是去年却达到了570万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在校人数达2700万人,规模居世界首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可以说短短的30年,就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走完了西方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
推而广之,3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以饱满的热情和脚踏实地的态度,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上演了一幕气势恢宏的改革开放大剧:我们在着力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推进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改革开放,把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带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的主流文明。
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邓小平曾一语中的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是取得30年辉煌成就的法宝
总结经验,30年辉煌的取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解放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为改革开放提供动力源泉。
什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们在不断实践、开拓、探索时,总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获得新知,掌握新方法,探索新途径,采用新策略,实施新举措,取得新成功的。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以及计划经济的巨大惯性等许多因素的干扰,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开道。可以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冲破禁锢、不断打破僵局的思想解放史。1982年的解放思想,使我们突破了传统的对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认识,接纳了计划经济为主体,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的思想解放,使得我们突破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战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抗过了亚洲乃至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时期。2002年的解放思想,使科学发展观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使我国在小康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天,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如何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关键仍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全党同志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就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尚处于发展时期,尽管说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高等教育的人均资源享有度仍然相对落后,不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人说,社会的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公平上并非空穴来风: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不论是人均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还是高等教育体制本身或一些具体运行环节,都存在着大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需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出了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并在“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把教育摆在首位,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对教育进行了新的部署。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在给我们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不断的解放思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教兴国道路。
作为多年从事教育的工作者,结合自身的工作体会,我们认为高等教育中的解放思想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探寻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途径。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有质的提高,也要有量的扩展。比如高等教育中的公平问题,就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有在科学发展中才能合理有效地解决供求问题。因此,凡有利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措施,我们都要大胆地试,大胆地摸索。第二,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信息社会使得事物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稍有不慎就会落伍,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面对激烈的竞争（包括生源等方面）,较快的发展速度是高等教育综合竞争力的体现,没有一定的速度而谈论高等教育的发展,往往是崇尚空谈,坐而论道,使机会在等待中不知不觉地丧失。第三,在不断改革创新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能原地踏步,因为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解放思想也不会一劳永逸,要使思想与实际保持一致,必须在创新上做文章,与时俱进地创新思想解放的内容、丰富思想解放的形式。
因此,在新形势、新机遇面前,不论是一所学校（单位）,还是一个地区、省份或者区域,乃至全国,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发展,最根本的还在于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法宝──解放思想。
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
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正如近年来国内很多专家学者指出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处”以后,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随着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上对改革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以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语言所强调的那样:“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里既讲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又强调了党领导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在方向和道路上的正确性、坚定性,使我们明确了改革开放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才刚刚开始。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就是为了继续发扬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大无畏精神,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前进。
高等教育作为特殊的行业,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如教育部门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再比如,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由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领头,高校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官本位制,让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些知名学者或因做官或因大量的行政会议而牺牲了大量的学术时间,造成科研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追逐行政级别的风气同时还造成了一批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被轻视。这些都偏离了国家办教育的宗旨,尚需要在继续深化改革中加以化解,停步不前没有出路。
而且,高等学校一般都具有程度不等的地域性。就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来看,这些年很多地方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但就目前的发展水平来说,除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之外,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泛泛说来,我们以为今后地方的高等教育发展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突出自身的责任:第一,要在地方经济建设方面力求有更大的作为。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应积极主动地发挥生力军的作用,不仅要在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方面起基地的作用,而且要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起孵化器和辐射源的作用。今后,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区域产业结构,合理调整、设置区域经济发展中急需的专业、学科,增加大学生实验实训课程量,尽可能缩小高校与企业间距离,尽快实现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第二,要在促进地方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方面加以努力。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作为地方高校,要在促进本地教育机会公平上多下功夫,树立教育公平理念,推进教育政策和制度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创教育环境的公平。通过提高本校的教育质量,走内涵式扩展之路来发展自己、繁荣地方高等教育事业;第三,要为地方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大繁荣作出新贡献。作为高等学校,主要包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要做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排头兵,积极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发掘、整理地方文化,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要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作用,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方面多出成果,等等。
农牧局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回顾与总结 第5篇
**虽是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半农半牧区，但工业起步相对较早，从1953年国家进入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就依托当地资源和交通便利的条件，工业经济得到有效发展，逐步建成了以云母、石灰、建材、煤炭、五金、机械、鞋帽服装、木器加工、造纸印刷、粮油加工等小型加工企业，但总体规模较小，工业经济总量不大。70年代，**工业稳步发展，期间相继建起化肥厂、糖厂、水泥厂、玻璃厂等一些较大的国有企业，70年代末，全旗共有工业企业119户，固定资产2700万元，工业总产值1923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糖厂、化肥厂、水泥厂、玻璃厂相继进行了扩能改造，全旗的工业基础设施、技术装备水平、生产能力均得到大幅度提高。1994年以后，全旗工业经济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精神，以改革总揽全局，深入实施“一体两翼”（以农畜产品加工为主，以矿产与建材为两翼）发展战略，加大内引外联力度，加速工业企业改革的进程，使工业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截止2000年末，全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户，实现工业总产值17572.5万元，工业增加值6131.7万元。
根据国家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从1996到2004年底，全旗40户国有及集体企业全部完成改制工作。
“十五”期间特别是十六大以后，旗委政府充分认识到推进工业化的重大意义，为此提出“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抓项目”的发展思路并全力实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使全旗工业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可以概括为“量质并举”。
产业结构调整日趋优化，工业主导地位日益显现，优势特色产业渐成规模。“十五”期间，全旗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6132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6.3亿元，年均增长6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旗gdp的比重由23%增加到43% ；“十五”期末，全旗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71.8%提高到87.9%；全旗三次产业比例由2000年的50：23：27调整为2005年的30：43：27，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由农牧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的转型。
“十五”初期，全旗立足区位交通和农牧业产业化基础好的优势，将农畜产品加工业确立为全旗的支柱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并于2002年规划建设了察哈尔生态工业园区，以此为平台加大招商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引入绿色食品开发、农畜产品深加工等项目，形成了乳、肉、薯、糖等新型支柱产业，农畜产品加工业已稳定成为全旗的主导产业，2005年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2.5%。2006、2007年，原有部分企业进行了扩能改造，又相继引入农畜产品加工新项目10个，在原四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乳、肉、薯、菜、饲草饲料、杂粮等六大产业，进一步巩固了优势特色产业的主体地位。
工业企业数量猛增，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十五”期间，全旗共实施新建、技改工业项目42个，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2000万元，到“十五”末，规模以上企业由“九五”末的12家增加到28家，全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由2000年的没有一家增加到2005年的6 家。2006年**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仍将发展工业放在首要地位，提出到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由“十五”末的30：43：27调整为13：66：21，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46亿元的奋斗目标。2006----2007年两年共上新项目28个，总投资23.1亿元，特别是建成投产的伊利乳品厂、蒙帝乳业、大红碗食品、六合电子等企业，对全旗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
截止2007年底，全旗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共有36户，较“十五”期末增加了8户，完成工业增加值14.32亿元，较“十五”期末增加8.01亿元，入库税金8985.9万元，较“十五”期末增加5331万元，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达到285，资产总额12.83亿元，从业人员7775人，形成了以农畜产品加工业为主导，重化工业和其它工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全旗重化工业产品综合生产能力达到60万吨，作为乌兰察布市唯一的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察哈尔生态工业园区，按照
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乳业加工聚集区的奋斗目标，坚持以绿色食品开发、农畜产品深加工为主导产业，通过近几年培育发展，已成为乌兰察布市最大的农畜产品加工基地。工业园区已成为全旗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大平台。
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工业经济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培育和造就了一批管理规范,成长型好,发展势头强劲的骨
农牧局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回顾与总结 第6篇
二、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初显成效近年来，**县注重把计生工作重心放到基层，在农村推行村（居）民自治，建立了自治网络、配齐配强村（居）领导班子和计生专干，选好育龄妇女自管小组长、整建计生协会、形成村两委、计生专干、计生协“三位一体”服务管理体系，依法建立自治章程，明确自治途径，让群众对计生“事前参与、事中介入、事后评议”，使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实现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调动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全县普遍推行了村(居)民自治工作。全县167个村（居）中，村村有计生专干，村村有人口学校、村村有计生协会，并选出育龄妇女自管小组长578名，95%以上的村敢抓敢管计生工作，初步形成“县指导，乡负责、村为主、组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技术服务事业快速发展，广大群众生殖保健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四、坚持科学管理，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工作中注重方法创新，把现代管理的理念、手段、方法引入计划生育工作之中，全面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引入了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服务的轨道。建立和完善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公示制度、评议制度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按照“七不准”要求，规范执法文书，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从xx年10月起，简化生育审批手续，同时行文取消不合法律法规的行政处罚、行政收费及各种保证金和抵押金，减轻育龄群众负担。1995年以来全县无一例因计生部门执法不当引发的恶性案件和集体上访事件，群众满意率达85%，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xx年，被省人口计生委评为“贵州省依法行政试点工作先进县”。
五、以计生“三结合”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完善
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取得明显成效
七、综合治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制逐步健全完善**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成立**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流动人口成员单位和各乡、（镇）和机关部门的职责任务，落实了齐抓共管，分级负责、综合治理的格局。针对**县城流动人口集中的商业一条街（湖南街）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发放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品，聘请计划生育管理员，进行常规管理，改户籍地管理为居住地管理，对外来人口经营户逐户核查，纳入流动人口合同管理，合同签订率达100%，遏制了外来人口抢生躲生的势头，使流动人口变无序为有计划的管理服务。全县初步形成了党政重视、部门配合、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流动人口的工作格局。
八、计划生育干部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按照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会管理、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要求，加强计划生育干部队伍建设。涌现了获得“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贵州省人口奖”的黄祥友等一批热心人口计生工作，乐于奉献、敢为人先、工作踏实的优秀计生干部，现全县计划生干部队伍已由组建**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的5人发展到143人，村级计生专干从无到有，全县167个村村村配有计生专干，并选配有578人担任育龄妇女自管小组长，为抓好人口计生工作夯实了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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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具**民族特色的宣传教育方式使婚育新风深入人心**县是“民族歌舞之乡”，民间艺术底蕴非常深厚，群众性文艺之花遍地开放。为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中，突出抓了“南皋苗年节”、“排调镇锦鸡文化节”、“龙泉山‘五月’杜鹃花旅游节”、全省“关爱女孩行动”启动仪式、全国“关爱女孩万里行活动”在**召开等大型宣传；举办了**县首届“计生杯”农民运动会；长青乡在春节和“三八节”等重大节日活动中，将“婚育新风”、“关爱女孩行动”内容融入男女老少都喜爱的花灯戏中进行表演；排调镇的也都、麻鸟、羊先等苗族村寨在“三八节”组织苗族妇女开展“苗歌唱计生”和芦笙、刺绣等民间文化体育比赛活动；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文化、教育、计生等部门联编了“婚育新风进农家”、“关爱女孩行动——控辍保学文艺节目”，下乡巡回演出，令群众喜闻乐见，深受群众的欢迎，使宣传教育的内容更富有针对性，更富有实际效果，全县广大群众的政策知晓率达95%以上，婚育新风深入人心。
十、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统计和管理服务水平得到提高我县把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作为提高计划生育统计和管理水平的突破口来抓，先后投入资金70多万元，为县、乡两级配置了微机等现代设备，并建成县级局域网和县、乡广域网，目前，各乡镇都开通了宽带（或拨号）上网，县、乡（镇）之间可通过网络上报和下传各种数据、文件材料，初步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和网络化办公，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回顾过去，硕果累累，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新的形势下，**县委、县人民政府正积极抢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新阶段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机遇，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深化改革、狠抓落实，为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跨越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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