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艺术范文（精选10篇）
民众艺术 第1篇
关键词：评剧,艺术,民间,民众
评剧艺术异彩纷呈、百年流芳, 是我国戏曲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大约1910年左右在河北省东部的滦县、丰洞、迁安、玉田、乐亭一带农村, 从对口的莲花落、蹦蹦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并逐步变为唐山落子、奉天落子。又于1923年左右正式改名为“评剧”。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 评剧作为我国灿烂的戏剧艺术瑰宝之一, 借助党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戏剧展演的热潮, 优秀剧目层出不穷, 为人民群众奉献了一部部优秀作品, 为评剧艺术的舞台带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如今, 评剧艺术也是广大民众所喜爱的一种戏曲形式, 与京剧的高雅庄重不同, 评剧以其通俗易懂的亲民性获得广大民众的钟爱。有评剧表演的地方, 就有掌声、有笑声、有喝彩声, 这是其他戏曲形式所无法比拟的艺术魅力, 而这也正体现了评剧艺术源于民间, 走向民众的艺术特点。
一、题材选择的亲民性
评剧是一种反映民众生活的艺术形式, 它取材于民间, 根植于民众, 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及意识形态。评剧取材于民间既是指反映现当代现实生活的剧目, 也包括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代传统剧目, 但是在传统剧目中反映的却是平民百姓的文化及生活意识形态, 即能够使一个平民百姓得到快乐、振奋和抚慰的题材形式。
评剧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特征, 评剧的剧目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题材为主, 即以真人真事为素材, 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状态, 反映民众在各个时代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这是评剧能够获得民众喜爱的先决条件。就像第一个评剧剧作家成兆才于1919年编写的《杨三姐告状》, 就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 经久不衰, 因为此剧反映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苦, 受了欺负无人做主、无处申诉, 于是只好幻想青天大老爷的出现, 而这也正是传统剧目中包公戏久演不衰的原因。后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又演出过一批深受老百姓欢迎的现代戏, 如小白玉霜主演的《小女婿》、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祥林嫂》, 以及《夺印》、《金沙江畔》、《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这些剧目都有一个共同的选材特点, 就是使无权无财的穷苦大众从艺术中得到满足。
不仅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剧目具有民间性、亲民性, 就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在选择题材时也注重民间性、亲民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各种媒体形式的冲击, 评剧艺术也日渐式微, 被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这种形势下, 许多专家学者剧作者认为评剧艺术应该要改革创新了, 这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改革创新, 都应该记得评剧艺术的亲民性、民间性, 题材的选择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应该具有草根性, 因为评剧艺术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 久演不衰, 就是因为它扎根民间, 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二、剧本语言的亲民性
评剧的语言具有很强的亲民性, 一是大量方言俚语的运用, 像《花为媒》中“张五可, 用目瞅……”中的“瞅”字;还有《杨三姐告状》中“谁把你咋儿着啦”的“咋儿着”、“我说咱们别说这个‘杀’字中不啊”的“中不啊”等就是唐山一带的方言, 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让人一听便有亲切感;二是评剧中喜欢用插科打诨来缓解紧张的剧情, 让观众在轻松幽默的语言下暂时缓解紧绷的情绪, 在评剧艺术中插科打诨往往充分体现着民间的智慧, 民众的生活习俗, 洋溢着草根气息。此外, 在一些经典剧目中例如《花为媒》, 语言也是具有很强的亲民性, 尤其是《报花名》一折戏更是堪称绝唱, 大家耳熟能详“六月六看谷秀, 春打六九头。头上擦得本是桂花油, 油了裤, 油了袄呀, 油了我的花枕头。”“头上顶着荷花, 花底下生藕, 藕坑里去摸鱼, 我就摸啊, 我就摸啊, 我就摸了一条大泥鳅……”这些唱词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 草根意向浓重, 是植根于农耕文化中的意象, 而绝非是迎合高雅的文人才子胃口的阳春白雪。
三、人物塑造的亲民性
首先, 剧中塑造的人物要具有亲民性, 好似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人物的塑造是生命, 如所有的戏剧表演艺术一样, 评剧的表演艺术, 也要以塑造人物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人任务, 但它所塑造的人物要具有亲民性, 是普通民众中的“人”, 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看到的人, 即使地位、角色、性别不同, 但是他们所表现的行为、语言却是普通民众所熟悉的, 甚至在看到这个人物的表现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身边的某某就是这样的, 往往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能深入人心。而在这一方面, 已经逝世的著名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她在《花为媒》中扮演的阮妈, 在《杨三姐告状》中扮演的杨母, 就成功地塑造出两个人物性格迥异的形象:前者是一个善良、热心、牵媒拉线、成人之美的媒婆;后者则是一个老实、厚道、纯朴的农妇。但无论是哪个形象, 她塑造的都深入人心, 形象经典。
其次, 人物的情感表现要具有亲民性。人物塑造的中心是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所以评剧演员的表演艺术, 要注重情感的表达, 要以情感表现为基础和灵魂。我们都知道戏曲是抒情的艺术, 只有表现人物的真情实感, 才能打动感染观众, 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从而起到以情动情的审美效应。所以评剧演员的表演, 必须以表现人物情感为基础和灵魂, 同时这种情感要是正常普罗大众所具有的, 不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脱离生活的情感, 而应该将人物的情感与观众的情感共通, 使民众产生共鸣, 让人物成为有灵魂的“活人”, 并以此打动观众。
民众资源引发民众参与 第2篇
在当今很多慈善机构都深切感受筹款难的时刻，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民众资源”——运用互联网及社会在线传媒，号召民众协作参与，这对21世纪慈善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传媒工具的发展，从移动电话到全球在线网络再到当今的数字视频共享，使得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不得不利用网络发展、吸收更多人参与慈善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需要民众真正参与进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交响乐团新媒体主管文斯·福特说，“我们需要彻底改造曾经构建的运营方式。”
巴拉克·奥巴马新媒体主任乔·罗斯帕斯说，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过互联网筹集1亿美金，这种筹集资金的能力是非营利组织最需学习的。
倡导者取悦并吸引民众的另一种方式是呼吁制作简短的数字视频。民众可以将家庭制作的小短片上传到非营利网站，在那里你还可以链接到其他的视频共享网站。曼哈顿非营利组织号召民众制作并上传视频短片，倡导在纽约骑自行车出行。自行车爱好者尼古拉斯·惠特克拍摄了两分钟短片，并上传到网站上，记录的是他骑车穿越城市狭窄道路的转弯过程。在狭窄路面行驶时，他会将摄像机挂在自行车手把上。惠特克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说明骑自行车穿越曼哈顿区是安全的，以此呼吁民众骑车出门。
网络公司经理西蒙·帕蒂尼雅说，如今手机都拥有摄像功能，人们利用社会媒介捕捉生活瞬间并与公众分享，不仅有他们感兴趣的事，还有使他们恼怒的社会不公正的事。民众既可分享拍摄到的生活信息，又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突破传统的宣传方式。
连线杂志的撰稿人杰夫·豪说，我们低估了民众参与和支持活动的能力。同时他又提出了“民众资源”的这个概念，并以“民众资源”为名写了一本书。“以前，人们要建立一个组织，必须进行实际接触。但是，随着因特网时代的到来，以前的说法不再正确。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在虚拟网络上建立组织机构，把感兴趣的事情与他人共享。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也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它的存在，对现存组织也许是振奋的消息，也许是一种威胁。
纽约大学新传媒系教授克莱·舍齐同意上述观点。“公众参与工作的程度是决定他们能否成为你的朋友的关键。如果组织得当，民众协作会对你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他说，“聪明的组织会使用这些策略，利用社会传媒使社区的民众带着钱夹来参与活动，为了持续保持这样的效果，你必须让他们持久地感受到他们参与了你的事业。”
布鲁克林博物馆，将艺术展览求助于公众，发布电子信函寻求对展览感兴趣的个人，民众可以将适合展览主题的高质量图片邮寄到博物馆。博物馆收到389幅图片。随后，博物馆又发布征召组织者的信息。这次，有3344名民众响应，六个星期后，经过对图片的筛选，最终于2008年6月27日至8月10日举办了展览。这是一次很精彩的由公众导演的展览。
完全的网络资源及网上组织，此次展览是慈善组织首次以这样的方式利用公众资源。利用新媒介构建并扩展社区，让社区外更多的人参与到行动中来，这个创意受到了《公众的智慧》这本书的激励。书中讲，来源于网络的大范围、不同种类的群体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会比少数精英作出的决定更加明智。
公众选送的图片有很多符合专业性要求，这说明民众合作在某种程度可以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使公众参与进来，还可以避免员工过大的工作量，要将所有的作品、意见进行协调后做决定，提升了几千人对博物馆的兴趣和了解。
创新改善民众生活 第3篇
光明的前途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 许许多多的创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条件, 例如寿命延长了一倍, 能源更加便宜, 食物更加充裕。如果我们假设在未来十年内, 在健康、能源或者食品领域都没有任何创新, 那么前景是非常黑暗的。对于富人来说, 健康的成本会不断攀升, 因此将不得不做出令人头疼的选择;而对穷人来说, 他们将不得不继续处于目前所处于的糟糕境地。我们将不得不提高能源价格, 以减少能源消费, 穷人则不得不在承受高价的同时, 还要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我们还将面临食品大规模短缺的局面, 因为世界人口不断增长, 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喂养他们。
但创新将可以使我们避免面临上述糟糕的后果。通过疫苗、药品和其它一些医疗技术的提高, 贫穷国家民众的健康条件将不断改善。通过更好的种子、培训以及市场开拓, 贫穷国家的农民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此外, 世界各国也将找到更清洁的方式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电力。
尽管创新是不可预测的, 但在推动创新方面, 政府、私营公司和基金会大有用武之地。富有国家政府需要在研究和开发方面加大投入, 比如, 我们需要在健康和教育领域设立一个更好的测量系统, 用来决定哪些措施是有效的。
这些将是我在这周内强调的一部分内容。我在2010年度信函中, 就创新问题谈了更多。有了正确的投资, 创新就可以帮助每个人创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我对此非常乐观。
给2010年度的信
去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十分严峻, 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是经济低迷期承受打击最大的。2009年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金融危机将会持续多久、它的破坏性将会有多大。现在看来, 我们可以说市场在3月时触底, 但是到了下半年经济便停止了萎缩并重新开始增长。今年, 我与基金会的联合受托人沃伦巴菲特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频繁地交流, 我努力尝试理解在经济领域正在发生些什么。
尽管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 但是经济依然虚弱。世界还需要花很多年来挽回损失, 包括持续性失业、创纪录的巨额政府赤字和债务。尽管经济形势如此严峻, 我仍对未来一年我们可以取得的进展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只要拥有科学创新和一批为着世界上最穷苦人民利益工作的伟大领军人物, 人类的境况一定会继续得以改善。
最特别的一个亮点发生在去年夏天, 我在印度旅行时得知他们刚刚把创新项目加入了健康体系。印度北部的卫生统计数据是惊人的有10%的孩子不到5岁就会死去。针对于此, 印度政府承诺将增加对于健康的关注和投入。比哈尔邦是印度最贫穷的地方。在旅程中, 我得以和该邦的首席部长提希库玛尔就他在提高免疫率上所作的出色工作进行讨论。我还见到了拉胡尔甘地。他是新一代的政治领袖, 致力于保障以上项目的投资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基金会正在考虑资助估量系统以帮助改进这些项目。拉胡尔非常坦白地说, 现在有很多钱并没有到达应该到达的受益人手中, 并且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他的坦诚让人耳目一新, 因为很多政治家并不会说可能会影响捐款人继续给钱的话。他解释了如何组织那些主体为妇女的地方群体来监督款项的使用, 这一战略已经产生了重大作用。我从拉胡尔以及其他年轻的政治家们那里听到了对于评估结果和改进服务递送系统的长期承诺。这使我确信, 在未来的10年里, 印度的健康状况将得到可观的改善。
正如其他我们正在开展工作的地方一样, 在印度, 穷人们所需要的远大于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争取更多的钱很重要, 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足以解决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梅琳达如此坚信创新的力量,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同样成本下做更多的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 曾经有很多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境况使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大约两倍, 带来了便宜的能源和食物。但总体而言, 社会却在创新上缺乏足够的投资, 尤其体现在两个领域。一个就是可以造福穷苦人的创新这个领域投资太少了, 因为穷人是无法创造市场需求的。第二个就是教育或预防性医疗服务因为那里没有被认可的衡量标准来告诉市场如何挑选最佳的创意。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从现在算起1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健康、教育、能源或粮食生产上的创新, 那么肯定是一幅非常黯淡的图景。富人花在健康上的开销会更高, 而其代价则会是迫使穷人滞留在今天一样的不良境况里。在美国, 教育花费的增加意味着更少的人可以获得较好的大学教育, 而K-12教育 (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2年教育) 在贫困人口中将继续效果不佳。我们将不得不提高能源的价格以降低消费, 而穷人将受累于更高的能源成本以及气候变化的后果。在粮食上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短缺, 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供养正在增长的人口并提供其日益丰富的饮食。
但是, 我乐观地认为创新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灰暗的前景。在美国, 在线学习以及其他途径的进步将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良好的教育。因为疫苗、药物以及其他领域的改善, 贫穷国家将越变越好, 而人们也会选择保持小规模的家庭。有了更好的种子、培训和介入市场的途径, 穷国的农民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世界将找到清洁的方式来进行低成本发电, 而更多的人将摆脱贫困。
谁在误导民众 第4篇
笔者曾就孙东东事件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迫切需要逻辑思维。一个北大教授讲起话来几乎毫无逻辑常识是非常骇人的现象。(附孙东东语录:“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显然不是个案,最近又有一个言论把我“雷倒”了:某巡视组组长给地方干部作党纪、政纪、法纪“三纪”教育报告,很有“讲真话”的姿态,称“部分干部因女色搞权钱交易”,且“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按这种思维,是否只要组织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和漂亮女性接触,就不会受到女色的诱惑,这样中国95%以上的腐败问题都解决了?
逻辑最基本的常识就是因果关系,比如你看见一只大公鸡在叫,同时太阳冉冉升起,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因为大公鸡叫了,所以太阳就升起来了。同样,你发现一个现象,很多被抓起来的贪官往往生活腐化,除了“二奶”,甚至有一个“加强排”情妇的也不在少数——是因为这些人腐化堕落,所以包二奶;还是因为他们有了二奶才腐化堕落的?这样的问题,用脚后跟也能想明白。看看那些被抓起来的干部,个个眼睛浮肿、大腹便便,没见什么“貌比潘安”的,若真的是“两袖清风”而非“家财万贯”,谁愿意给这种人做二奶?
这位巡视组组长之所以得出了干部腐败都怪女色的结论,本质上体现了潜意识中的性别歧视。自古以来,出乱子时把问题推给女人是最简单的因果推理。人家苏格拉底的老婆是个悍妇,但苏格拉底总结出这对自己成为哲学家有帮助。而我们,差不多所有惊天动地的坏事,探讨其原因都归结为女人不好——纣王垮台是因为妲己,唐玄宗管不好国家是因为杨贵妃……
在全社会都很关注的腐败问题上,言者无不痛心疾首。可长期以来我们除了煽情地罗列腐败现象,整个社会舆论非常缺乏符合逻辑规则、基于理性态度的思考。撇开对于腐败的痛恨,能否想一想,什么是问题的根源?香港一个新闻处长夜店消费,被狗仔队拍到,只有马上辞职。而内地某些地方领导,长年累月包上若干个情妇,直到被中纪委抓住才算“真相大白于天下”,这究竟是因为大陆的女性和香港不一样,还是有体制性的原因?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普通百姓对腐败的痛恨若不能与理性思维结合起来,往往会被利用,从而导向危险的境地。
笔者曾与香港教授郎咸平产生激烈的争执。郎教授有个特长,就是能像顺口溜一样列举很多社会腐败现象,让老百姓听了很解气,网上有人宣传他是“最敢讲真话”的人。但问题在于,我们都痛恨腐败,下面要怎么办?最基本的常识是:腐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不够,权力的运作不够透明,因此要发展民主,特别是拓展新闻舆论监督,才能使官员有所敬畏。而郎教授给出的结论是新闻越自由越乱,民主越多越乱,中国绝不能搞民主和新闻自由,相反要加强中央集权,还要大力发展中石化、中石油这样的国有企业,才能制止腐败。后来温家宝总理在公开演讲中说:“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我们的郎教授这才知趣地不再宣传他那套理论。
孙东东教授、郎咸平教授、某巡视组组长犯的都是同一类错误——如果他们是无意的,那说明他们缺乏逻辑思维的训练;如果是有意的,那说明他们的良心有问题:迎合某些势力的利益,把社会情绪导向错误方向,从而转移老百姓对于真问题的关注。
诚然,这些人同样有言论自由,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说什么。但我们是否应该培养整个社会的逻辑思维能力,以避免民众不断被“忽悠”?
以科技造福两岸民众 第5篇
近几年来, 两岸科技界多次汇聚一堂, 对发展和扩大两岸科技产业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逐步达成了共识。同时, 两岸科技相关部门还就两岸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协调机制等问题开始协商。可以说, 两岸科技合作初步形成了常态化和机制化的局面, 两岸的科技合作在今后几年中还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科技要为产业发展服务、科技要为民生服务、科技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当前, 全球经济发展比较动荡, 科技如何为产业发展服务, 如何增强抵御全球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 是两岸科技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总体来看, 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中, 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但有利于保持整个两岸及港澳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而且有利于我们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 增强我们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两岸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我们可以选择几个重点领域, 共同规划, 共同研发, 共同制定标准等, 推动两岸的科技合作, 从而促进两岸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和融合, 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产业。
科技部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心是科技部从事推动两岸科技合作的机构, 我们愿与两岸科技界一道共同推动两岸科技合作, 以科技造福两岸民众, 共同为两岸的繁荣做出贡献。
抵制日货与民众生活 第6篇
一、抵货运动造成民众生活不便
自清末以降，中国市场对日货存在高度依赖。而日货无处不在，正是国人频频选用抵货策略反抗日本侵华辱华的历史前提。普通民众弃用日货之后的选择之一，便是仿行印度的“甘地主义”，但甘地主义未必能够为中国所仿行。一是印度不合作运动本身困难重重，“因牺牲甚多，不可坚持到底”；二是该运动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与甘地本人人格甚高密切相关，“平日主张反对物质文明之发达，并以身作则，力崇朴素，拒洋布而用土布，印人亦受其感化”。三是不合作运动与中国经济绝交运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决不强制”，对于轨外行动，甘地则“垂涕而道，不惮反复劝诫”[1]7-8。
早在1908年抵货期间，广东有11岁幼童，父母让其着绉布衫，该童认为“此乃日本物，吾宁赤身裸体，誓不穿此国耻货，卒更易别衣乃已”，茶客“谈及辰丸案，有客即将身穿之日本衫裤即时拉毁，茶楼主人受此刺激，立饬伙伴收拾日本瓷器，换购江西各瓷；又有渡夫陈某向购火柴烟仔各物，因烟仔为日本货，各搭客唾而不愿，陈见众情如此，将货付之一炬，全船莫不赞美。”[2]五四运动时期，山东莱阳市面日货急剧减少，民众放弃日本火柴而使用火镰、火石取火，“遇有集市，卖火镰、火石的摆满道旁”。南京学生因理发所用剪刀均系日货，“无论西式平头，一律仍用中国旧式剃刀全行剃去。”诚然，部分民众至少暂时成为甘地主义的践行者，但此类种种几近复古的抵货之举，不可能普及。抵制外货“必先有国货以资替代，而后始可言抵制”。
二、抵货运动导致物价上涨
既然不能完全舍弃机制产品而复归传统生活，抵制日货的最佳替代便是购用国货与西洋货。但是，抵货运动强制性地打破既有市场供需关系，对日货替代品的需求转而非常旺盛，必定导致价格上涨。早在1908年首次抵货运动期间，短缺性涨价现象即已出现：“盖抵制一国之货，则必有一国之货以承其乏，而乘间侵入之势力，必至骤涨其价，而投机者流通即以恶劣之货品，为投机之经营，以获厚利。而谈抵制者，方将以意气凌人之举动，自鸣得意，虽深知亏损之太甚，亦不能卜及抵制之前途，此所谓为投机者开一方便之门者也。”供求失衡而导致国货涨价，乃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时期的普遍现象。1915年，中华国货维持会批判部分商人乘机高抬国货价格，“向之获利不过1分者，今则加至2、3分，向之获利1、2分者，今则加至4、6分，6、7分不止。如中国草帽每顶向售银洋1元有零者，今竟加至2元数角，甚至有售3元者。布匹一项向获利不过1分，今则加逾2、3分。”1919年，徐州日用国货和洋油、洋烛等美货“均不免涨价之弊”，土糖售价由每斤160文涨到260文。南京国货任意涨价，竟有超过“未抵制某货前1倍以上者”。天津米价暴涨，某日下午比上午每担高出1元4、5角。1925年抵制期间，白米每石最高限价为11.5元，但6月29日涨至12元，次日则再涨1元。山东诸城农村，1个铜板可购买10片火纸，抵制后则仅能买5片。
各种团体均试图设法抑制价格上涨，但效果显然不甚理想。1915年，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劝各商店勿高抬货价，以免影响国货销售。1919年，苏州总商会呼吁国货维持会设法平抑物价。天津总商会提出，在“人民趋向于国货”之际，须“劝告商人，以公道之价格出售，以免阻碍销路”，稍后又再次警告工商各界“勿故意抬高国货价格”。武汉学联呼吁“各商万不可乘势居奇抬高价格”。镇江商会亦劝各商家勿抬高国货价格。浙江教育会要求平抑国货售价，违者予以重罚。1931年也有人指出，抵制日货之际，往往也是国货涨价之时，提出“抵制日货之后，必须严格限制国货之售价，庶能保持国人之购买力，而收永久抵制之效”，说明国货涨价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欧美商品或西洋货，是民众放弃购买日货后的另一选择。相对而言，大多欧美商品比日货质高价昂。20世纪30年代初，济南销售的毛线仅有两种，即西洋货和东洋货。英国“蜜蜂牌”、“学士牌”两种毛线久负盛名，前者售价一般在每磅3元左右，后者每磅1.8元左右。“樱花牌”、“海鸥牌”两种日本毛线则每磅均在1元左右。日本毛线多系棉毛混纺，缺乏弹力，而英国毛线却花色繁多且质地优良。再以铅笔为例。日货“樱花牌”铅笔因价格低廉几乎垄断了济南铅笔市场，而德产“施德楼”铅笔虽质地优良，但价格昂贵。抵货期间日货价格也有可能上涨，“每经一度抵制，日货进口价值亦必增高一次。盖日本输出货物，在欧美所视为粗制滥造不欲过问者，在我国几视为不可缺少，一经抵制，来源断绝，需要益多，价格日昂”[3]102。日货在中国随处可见本是抵货运动的必要前提，而日货替代品价格上涨则必定对运动的普遍展开与持久进行构成严峻挑战。
三、民族主义难敌消费理性
性价比的权衡乃是基本消费准则，而抵货运动要求消费者将商品国籍作为消费选择的第一要素，其中困难可想而知。1908年抵货期间，时人即已敏锐洞悉民族主义与消费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之购货在于使用，其货为甲国所造，人固购之；其货为乙国所造，人亦购之，此购货之公理也。吾若有货以代之，则人必并购焉，是若分彼之利也；吾若有货以胜之，则人必择购焉，是吾夺彼之利也，此抵制之公理也。吾既无物可以胜之，又无物可以代之，而仅以空言不用，虽演说千万言，传单千万纸，仅可鼓动少数之上流社会人，不能约束多数之下流社会人，而尽强其不用也，况上流社会中亦岂无自相矛盾者乎？不用洋货之必无效果可断言也。”
强行切断与他国的经济联系，既给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又势必增加其生活成本，从而引发普通民众对抵货运动的疏离，甚至对运动的组织者产生不满。1919年5月23日的《申报》曾指出，部分商人“抬高国货价格，使购买国货者有所灰心”。由于抵制日货造成工厂原料缺乏，不但企业主对学生渐生不满，部分工人或为生计所迫，或受企业主煽动，亦将对日之仇恨转为对学生的不满。同年10月，上海松江袜厂工人严厉指责学生：“喜事少年，毫无知识，结会调查，形同盗劫。将我纱线，拦住罚金，迹近敲诈，有理难争。各厂停工，情急可想，我等工人，衣食无望。如此救国，适以速亡。”江苏宿迁县民众抱怨“布也贵，洋货也贵，都是学生造的孽。”[4]232五卅抵货期间，天津食品价格暴涨，市面谣传此为学生爱国举动所致。1931年，有人针对抵货之际国货乘机涨价问题指出：“国人虽为一时的情感冲动，勉强承购，然终不能保持其永久性。历来抵制工作之不彻底，非无因也。”
由于存在对日货的强烈甚至刚性的需求，完全禁绝日货流通极其困难。1919年11月，上海学联说：“抵制一事，卖者自卖，购者自购，公然堂然，初无顾忌，风涌云跃，应接不暇。”翌年2月，上海抵制劣货联合会声称“街头巷尾之叫卖日货者，触目皆是，店市铺户之陈列日货者，满目琳琅”，指责抵货运动有抵制之名而无抵制之实。抵货期间甚至出现日货进口不减反增的悖论性现象。1908年，广东“惟日本煤炭火柴二物，以无他物可代，现尚照销”，“日本海味及杂物，外国之货无如其价廉者，抵制恐难持久。”1915年宁波的日本火柴进口比上年增加，“日货质良，故本地火柴厂所出之品，不得不败落矣。”1919年，广州日本火柴进口“实际几无变动”。1928年, 杭州日本糖进口亦有大幅增加，“盖恐济案发生后，抵制日货风潮日形膨胀，故各商预将日本白糖，多多运进”。1912至1921年，拱北海关日本火柴进口增加3倍，“有趣的是，这竟是抵制日货的结果。”
日人勿堂行之对抵货运动给中国民众造成的生活困境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从商品类型而言，中国的进口商品多为棉布、棉丝和机器杂货等必需品，奢侈品数量甚为有限，“一旦对于某国货物实行抵制，若幸有他国货得以替代，尚不至于为难，不然，则需用者不得不强忍苦痛，于某时期内不用某国货，或出贵价购买别国类似之货，以聊慰欲望”，在他看来，中国人“锱铢必较，毫厘必计”，因抵制外货而增加耗费，乃“至大之苦痛”。故抵制外货之举，“不仅供给者之外人，将大受苦痛，而需用者之中国人，亦确受其苦痛。”[5]况且，日本输入中国的日用品价格低廉，“断非他国之所能及”，中国人摒弃廉价日货，“为暂时计，固无所困苦，尚可勉强支持，如再延长两三月之后，则中国人之不便且更甚”。他进而指出，因欧战正烈，西洋货来源“几将绝迹”，中国人如不用日货，“即欲另易他国货以代之，势将代无可代”。因此他建议日本商人“稍安勿躁，静候时机”[6]。
上述言论，当然可以视为日方应对中国抵货运动的舆论手段，但其指出的种种问题，则并非凭空杜撰。抵货期间日货未能完全绝迹，中国不少时论亦曾给予同情和理解。有人断言“抵制日货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抵货对销售者和消费者均有难处，商人“为利所蔽，宁肯不爱国而卖日货”，就消费者而言，“官僚国都可以卖，还谈什么爱国，当然买日货；工人农人因为经济的关系，只能买减价货物，国货贵，日货贱，他们买日货也不能怪他们。”著名经济学家朱斯煌也强调：“此次日货虽大受打击，而欧美货品渐形活跃，总之仍不免购买外货。偌大漏卮，终不能塞。欧美货物，每多贵于日货。今日激于义愤，虽牺牲重价，而无怨言；异日事过境迁，难保抵货之必能持久。”[7]
陈独秀曾说：“无论那一国人，爱国心鼓励的力量总没有经济压迫的力量大。”[8]这一深刻判断说明，即使没有日本的施压、官方的干涉，抵制日货运动仍会成效不著。
参考文献
[1]诸青来.求是斋经济论集[Z].中国图书服务社, 1939.
[2]粤人公愤之一斑[N].申报, 1908-04-06 (5) .
[3]金一之.国难[Z].上海:通问编辑社, 1931.
[4]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五四运动在江苏[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5]勿堂行之.日人评论中国抵制外货事[J].东方杂志, 1915 (9) .
[6]勿堂行之.日人评论中国抵制外货事 (续) [J].东方杂志.1915 (10) .
[7]朱斯煌.中日贸易之研究[J].经济学季刊, 1932 (4) .
在线交流解读民众关注事 第7篇
网友问及2010年计划执行情况, 李朴民向大家介绍了重要指标的执行情况。
第一, 经济增长平稳较快。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 增长了10.3%, 超过预期目标2.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动力趋向协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998亿元, 比上年增长了18.3%, 超过预期目标3.3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 比上年增长23.8%, 超过预期目标3.8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额29727.6亿美元, 增长34.7%, 贸易不平衡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去年消费、投资、净出口为经济增长分别贡献了3.9个、5.6个和0.8个百分点。
第二, 质量效益继续提高。财政收入8.3万亿元, 增长了21.3%, 财政赤字比预算减少了500亿元。1到11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万亿元, 同比增长49.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4.01%, 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了1.32%和3.08%。
2010年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粮食实现了连续7年增产, 全年粮食产量54641万吨, 中央做出的决策和部署比上年增加1559万吨, 增长2.9%。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 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全面完成, 服务业稳定发展,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保障能力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民生进一步改善。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68万人, 超过预期目标268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 实现预期目标;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8%和10.9%, 超过预期目标的1.8个和4.9个百分点;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3.3%, 基本实现调控目标。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新突破,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李朴民说, 从上一年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去年我们的计划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 计划目标顺利实现, 为“十一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为“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有网友提出,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行动迅速, 措施得力, 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但有观点认为,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回调”或“逆转”的迹象, 会不会使中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李朴民肯定地回答: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他指出, 我国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一宏观政策取向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 不能简单称之为“回调”或“逆转”。我们要认真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和部署, 把握好实施的重点、力度和节奏, 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实现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
会议主持人提出, 社会各界非常关注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李朴民回答说,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都认同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四大宏观调控目标。2011年的初步考虑是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基础上,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改善, 进出口总额增长10%左右。
李朴民解读说, 8%左右的增长目标统筹考虑了需要和可能, 是与“十二五”规划纲要相衔接后提出来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无论是下大力气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还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尤其是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 都需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 8%左右的增长目标比去年实际增长速度要低, 主要是为了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引导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使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关于今年国家投资总体情况, 李朴民谈到, 今年要在优化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今年初步确定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826亿元, 比上年减少100亿元。这一投资优先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 有序地启动“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要用于以下几方面, 包括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 水利设施, 农业基础设施, 教育卫生基础设施, 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 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及四省藏区、新疆等经济社会发展。
针对网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切, 李朴民回答, 近年来, 我国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资本、人才等要素积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金融机构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 创投计划和创业板快速发展。海外高端人才纷纷归国创新创业, 加速推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加快形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李朴民说, 要积极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促进有条件的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培育本土知名品牌。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有序发展。
李朴民告诉网友, 2011年,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抓紧制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 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扩大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实施规模, 研究制订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重要新兴产业行业标准。组织实施宽带中国、云计算、物联网、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空间基础设施、支线飞机和通用飞机产业化等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以及全民健康、信息惠民等重大应用示范工程。推进国家信息化试点示范。
共同打击吞噬民众财富的“蝗虫” 第8篇
为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金融稳定, 2015年7月18日《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 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种类、属性、监管等一系列内容, 这使得一直处于空白地带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了法规保障, 预期还有更多的监管条款出台, 新型诈骗正受到全面围剿。有了政策依据, 有了监管层的重视, 但诈骗并未被消灭, 这些啃噬人民群众财产的“蝗虫”和监管防范的博弈仍将长期存在。
按照学者的一般看法: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出现婴儿潮, 从1982年至2010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15岁至64岁) 占比从61.5%上升到74.5%。之后我国的劳动人口数逐年下降, 人口结构呈“中间小、两头大”的不合理形状。抚养成本与赡养成本则逐年推高, 出现“人口负红利”。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 不但影响国民经济在宏观上的整体储蓄率, 也造成退休老龄人口的增加。老龄人口自身既有养老成本上升、养老金储备不足的担忧, 也有传统的“给儿辈、孙辈帮一把”的亲情关怀。“多给子孙留点”——这种强烈的增值意识也许是很多老人被骗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多的诈骗分子瞄准了这一群体。
信息诈骗多以老龄人口、中低收入者为对象, 虽然可能以偏概全, 但对财富的迫切需求, 渴望一夜暴富, 促使这种欲望产生的原因在于一个时期以来, 财富收入的急剧分化, 贫富差距过大。固然每个人都知道应该通过辛勤的劳动来换取劳动所得。但社会上一些中高财富人群的财富创造过程大多很难归于正当劳动, 更是在社会上形成负面效应——爆发式增长的不义之财。让人心既浮动又浮躁, 客观促成了面对诈骗抵抗力的下降。
巡视监督与民众期待 第9篇
帝王亲自到各地进行视察，是古代巡视督查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萌芽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汉代，完备于盛唐，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久盛不衰，对于监督官吏和了解民情，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负责巡视工作的官员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士，如救民于水火的宋朝“白须御史”董敦逸、“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的明代“四铁御史”冯恩、面斥和珅恶奴的清代“烧车御史”谢振定等，其铁骨铮铮、不畏权势的事迹与清明廉洁、果决公正的品行，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建立巡视制度进行了长期有益的探索，最终把“巡视制度”写入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确定。时至今日，巡视工作已经成为党强化党内监督，严肃党内纪律的重要方式，更承载着民众对于反腐倡廉的热切期待。
民众参与司法审判之作用分析 第10篇
民众参与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是完善司法体系的重要环节, 能够切实有效的推进法律制度朝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 也是司法向公正、实事求是迈进一步的具体表现, 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陪审员的权利, 真正发挥陪审监督和制衡的作用。法律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 因此在保障公民陪审权、扩大参审范围的同时, 通过对民众参与审判制度的全面修正, 提高司法公信力势在必行, 加强法律的规范作用毋庸置疑。
二、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发展概况
民众参与审判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 从简单规定到单行法律条例, 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的实践和理论补充, 方才成为了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确立、制度调整、单行法律实施及制度改革四个重要阶段。最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 中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度进行重新梳理, 并重点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选任程序、参审案件范围、参审方式、参审职能、解任的情形、保障措施及处罚规则等八个方面进一步作了明确规范和健全完善。作为基本的诉讼制度, 我国制定的民众参与司法审判制度是在借鉴国外的参审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特有国情而制定的, 其规定司法机关在审判民事、刑事案件时需要有专业的但又是非职业司法人员参与陪审的司法制度。然而, 实际中,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 以及哪一些案件必须采用陪审制没有硬性规定, 换言之, 陪审制并不是法院审判案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只是法院审理案件时可供选择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弹性的法律制度, 使得法院在一审环节, 是否需要选择陪审员和选择谁参加陪审等环节, 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导致陪审制度长期流于形式, 难以发挥其实际作用。
三、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制度特点
(一) 选择上具有任意性
正如前文所述,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法院审判是否采用陪审缺乏硬性规定, 也正由于这种弹性的法律制度, 使得法院在一审环节, 导致陪审制度选择随意性大, 无法发挥其实际作用。
(二) 陪审路径的全面性
即指陪审员不仅可以参加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及一般的行政诉讼案件的陪审, 还要与审判员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此外, 陪审员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及法庭评议中与合议庭中的职业法官享有同样的职权, 陪审员既可以对事实问题发表评议意见, 也可以对法律问题发表评议意见, 且在确定判决时也与法官具有同样的职权。
(三) 陪审员相对固定化
由于陪审员的产生主要采取单位推荐和法院聘任两种方式, 且都是长期聘任, 导致陪审员变动小, 相对比较固定。
四、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主要作用
(一) 减轻审判压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法院解决纠纷, 使得人民法院的案件数量猛增, 然而受编制的限制、法官选拔的的限制等等, 使得人民法院法官的数量并没有跟上案件数量的增加。很多法院的法官每年办理几百件案件司空见惯, 然而法官的精力有限, 这无形中造成了案件办理质量的下降, 对社会产生不少影响。而专职人民陪审员的加入, 使得法院审判队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扩充, 减轻的法院的审判压力, 提高办案质量。
(二) 监督审判裁决
权力需要制约, 专职人民陪审员的加入, 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到审判当中, 对案件进行监督, 能有效的防治司法裁判当中的主观片面性, 提高审判的公正、公平。
(三) 提高调解质量
提高案件调解质量, 化解矛盾。人民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 有着丰富的阅历, 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 面对不同的案件的当事人, 可以利用本身的人生经历现身说法, 通过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使调解效率更高, 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
(四) 联系群众感情
人民陪审员来自各个阶层, 各个职业, 对联系群众有着天然的优势, 然而由于审判的严肃性, 使得法院的审判工作与人民群众有着不小的距离, 而专职陪审员的广泛参与案件, 使得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对缩短与群众的距离起到重要作用, 在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
(五) 体现司法民主化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是国家司法民主化、公开化及公正的表现。具体而言民主化就是指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大众分享审判权、监督司法审判的重要形式, 本质上就是将领导社会的权利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 从而让普通公民参与其中, 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 同时实现公民与法官审判权的共享, 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审判活动的制约和参与。
五、完善民众参与司法审判制度的相关建议
法律赋予广大民众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 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了解, 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 有利于促进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扼制司法腐败。为完善这一制度, 结合工作实践, 笔者认为最大化民众参与司法审判效能的途径之一, 即是实施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
分析个中主要原因, 即在于实施人民陪审制度其目的和作用, 就是要体现本质上的当家作主和对法院审判的监督及制约, 但其在实践过程中已经背离了基本的目的和作用, 民众参与司法审判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虽然相关法律如《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2004) 中明确规定了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机制, 陪审员的产生、任职条件、权利、培训、任期、收入、回避以及违规追究责任等基本内容, 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整权威性。制度刚执行期间有效遏制了“陪审员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 但是随着执行时间的延长, 其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陪审员权利受限未彻底解决。因而无法达到陪审的效果和目标, 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价值也因此而无法体现。
鉴于这种情况, 结合陪审人员的专业局限、行业特点及生活经历等因素考虑, 为了能让陪审员制度发挥真正的作用, 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2015) 中将调整陪审人员的参审职能作为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首次从法律上要求人民陪审制度实行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 让人民陪审员只参与事实认定审理。所以, 让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 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更加符合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情况和案件审判规律, 能增强司法的社会公信力, 同时也有利于调动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
除上述外, 为了更好地独立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事实审的功能, 还应增设专门的人民陪审员庭审询问环节, 即将庭审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等法庭调查环节一并纳入人民陪审员参与范围, 以进一步帮助其把握案件事实的细节, 以此来强化人民陪审员事实审的地位和价值。
六、结语
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是近年司法改革的重点和亮点, 同时, 将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也是践行公正公平、制度人性化的具体体现, 是充分发挥人民权重积极性, 是彻底解决“陪而不审”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将更进一步完善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制度和保障公民陪审的权利, 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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