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范文第1篇
1、简单分析党内腐败现象成因
(一) 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出“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思想政治工作抓得
不紧。许多党员干部由于一段时期来，很少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致使许多干部产生了“淡化党风意识”，“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观念。
(二) 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不健
全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既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缺乏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而更多的是主观随意的人为因素，实为腐败现象的繁衍栖身提供了条件和土壤。
(三) 心理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
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
(四) 一个社会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有其内在必然因素，这就是新体制建设过程中对权力
制约机制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情况下，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新体制还未完全形成，监督、管理上还存在很多漏洞，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党员分陷入腐败之中。
2、正确看待腐败问题
腐败与反腐败是我党义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种矛盾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腐败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和自身的弱点、不足，反腐败是正视问题、勇敢面对的体现，是克服弱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的过程。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
3、怎样防腐反腐
1. 加强党员思想建设 思想腐败是腐败的根源。党员干部的堕落都是因为思想的转变，才陷进了腐败的深渊。从根本上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党的先进性。
2. 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从制度上根本保证了权力的相互监督的实现，提高了监督的主观能动性，保护了监督人权力的运行，维护了监督者的利益，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3. 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4. 加强反腐败监督体系建设 防止腐败的关键措施就是要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地监督。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廉政法律体系，促使国家公职人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本职工作上，维护公职的严肃性和公职机构的工作效率。
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范文第2篇
1、简单分析党内腐败现象成因
(一) 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出“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思想政治工作抓得
不紧。许多党员干部由于一段时期来，很少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致使许多干部产生了“淡化党风意识”，“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观念。
(二) 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不健
全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既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缺乏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而更多的是主观随意的人为因素，实为腐败现象的繁衍栖身提供了条件和土壤。
(三) 心理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
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
(四) 一个社会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有其内在必然因素，这就是新体制建设过程中对权力
制约机制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情况下，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新体制还未完全形成，监督、管理上还存在很多漏洞，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党员分陷入腐败之中。
2、正确看待腐败问题
腐败与反腐败是我党义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种矛盾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腐败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和自身的弱点、不足，反腐败是正视问题、勇敢面对的体现，是克服弱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的过程。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
3、怎样防腐反腐
1. 加强党员思想建设 思想腐败是腐败的根源。党员干部的堕落都是因为思想的转变，才陷进了腐败的深渊。从根本上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党的先进性。
2. 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从制度上根本保证了权力的相互监督的实现，提高了监督的主观能动性，保护了监督人权力的运行，维护了监督者的利益，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3. 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4. 加强反腐败监督体系建设 防止腐败的关键措施就是要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地监督。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廉政法律体系，促使国家公职人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本职工作上，维护公职的严肃性和公职机构的工作效率。
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范文第3篇
腐败现象是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凡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滥用权利(政治权力、行政权力、职业权力、学术权力)和公共资源等谋取私利行为，都可以称为之腐败。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从历史根源上看，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并且影响着一部分人，一旦这些人当官，便会想方设法搜刮钱财。从思想根源上看，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部分领导干部法纪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从社会根源来看，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权利对市场经济秩序干预过度，使权利腐败的机会增多。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形势
如今的腐败范围越来越广。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 1
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的职位越来越高。腐败也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我国的反腐败形势正呈现出逐步深入、健康发展的态势。从量化分析来看，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每年受党纪处分人数约站党员总数的比例的总趋势是下降的。从民意调查的数据来看，国家统计局连续多年的调查显示，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满意度平稳上升，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上升，这说明反腐败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从国际社会的评价来看，这几年不少国际人士对我国的反腐败成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三、腐败带来的危害
腐败破坏经济建设。腐败分子不仅通过自己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里，1999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5亿元。据胡鞍钢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17%。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崩溃。
腐败危害精神文明。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腐蚀性，如果不加严惩，就会像瘟疫一般迅速传播，腐化堕落、骄奢淫逸、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等犯罪行为充斥整个社会，从而使封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污染社会风气。
腐败破坏社会稳定。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导致社会**纷争。“乱收费”“乱收摊”等行为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
一定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对社会长治久安构成威胁。
腐败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侵害群众的经济政治利益，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四、腐败现象的防治措施
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一是要完善教育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以及基层党员轮训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使党员干部筑牢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二是要完善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权利依法运行，提高监督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要完善预防制度。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入手深入查找容易诱发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构筑起制度防线。四是要完善惩治制度。遏制腐败，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推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深化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层次。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和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完善举报人和证人的保护制度，拓展群众的监督渠道，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平台和条件。重视舆论监督和网络监督，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建立健全保障制度落实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的执行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严惩行规定，对制度落实的各项措施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明确落实时限和阶段性要求。增强制度意识。加强督促检查、加大查处力度。加大对贪污贿
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
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腐败斗争形势》上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
2.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2-
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范文第4篇
如何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
近来出现了一个热词“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是指企业与政府合作，在校园、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形态。
现如今，共享单车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已成为方便网友出行最后一公里的便捷交通方式。而最近一张手机截屏蹿红网络。在这张截图上，24个共享单车应用的图标霸满了整个手机屏幕，真的是“一图说明共享单车的激烈竞争”。而在街头，仿佛一夜之间，共享单车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各大城市路边排满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不过，随之而来的乱停乱放、挤占公共空间、影响行人出行等问题也为城市的文明建设带来另一些新问题。
首先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那我们要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走进一个门口有放雨伞的桶的商店，他自然不会把雨伞带到电里面;当一个人看到路上有垃圾桶，他们也会把刚好想扔的垃圾放进去;当一个人们看到路边有停车位的话，自然不会将车随意停在车位线外;那么，如果骑共享单车的人在停车的时候刚好旁边有自行车停车架的话，他会不会也把自行车停放在停车架外呢?
都说：共享单车的出现，为城市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方便市民出行，而且有利于改善环境，降低碳排放。虽然共享单车被人恶意毁坏、乱堆乱放影响交通等，遭遇管理困境。有利就有弊嘛!
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范文第5篇
一、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总体上出现了向好趋势。但是，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需要引起密切关注。
一是由于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加大，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场的引导力存在弱化现象。当前，在我国的网络舆论场上，对于社会事件进行公共讨论的舆论氛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单向度的媒体新闻报道方式，媒体引导舆论的角色正在显著弱化。例如，在影响力排名前20的微信公众号中，官方媒体中仅有“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上榜。26万多个微信公众号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的微信公众号仅有5个。数量相对较少、覆盖面相对较小、影响力相对较弱，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由突发社会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论争的频率加大。主要表现为：当舆论遭遇社会热点事件之后，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的舆论论争出现了频发的态势。2014年，从东莞扫黄、昆明暴恐、马航失联、鲁甸地震、招远血案、郭美美刑拘、兰州自来水苯超标准、广州茂名PX项目群体事件到香港违法占中、乌克兰政局剧变等事件，对于每一起社会事件的公共讨论，几乎都会出现意识形态论争。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舆论场上，由具体社会事件引起意识形态论争、论战的舆情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发展。小到盲道修建、奶农倒奶、警察办案，大到中央重大改革方案，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在网络上都会被上纲上线为社会制度问题，持续不断地冲击着社会民众的心理。
三是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形式日趋复杂多样。由于网络具有开放、匿名、即时、交互等特征，它能够使上述各种意识形态的观点集中呈现在一个舆论平台上，使不同意识形态的正面交流、交锋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各种意识形态都已经认识到，网络民心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资源，从而将网络作为宣传自己政治观点的“跑马场”，在这里展开了争夺政治人心的“角逐赛”。在竞争激烈的网络意识形态“角逐赛”中，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复杂性、多样性也日益深刻地显现出来。由于参与者、话题内容、话语形式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意识形态论争与学术思想论争的界限不明，甚至一些人打着学术思想讨论的幌子，公然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参与者方面，除了国内普通民众之外，还有国外敌对势力及其代理人，他们积极利用国内开放式网络舆论平台进行政治活动;在话题内容方面，对中国近代史及其英雄人物的评价、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党和政府重大改革方案、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等，都成为了当前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重要话题;在表现方式方面，既有基于理论的理性探讨，又有充满戾气的谩骂攻讦;既有仅限于网上的意识形态论争，又有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论争。
四是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对于民众心理的影响更加深刻。在公共讨论的网络舆论场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存在大量匿名用户的舆论场上，掌握话语优势的“意见领袖”，能够利用网民的从众心理，制造出有利于自己信息传播的“沉默的螺旋”。一些“意见领袖”网络参与热情很高、彼此互动密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网络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这些明星式的“意见领袖”在网民中拥有极高的关注度、追随度，他们影响网民受众心理的能力很大，能够使网民从喜欢他们到接受他们的每一句话，并能够为之盲目地参与到他们所引导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去。在这样的情势下，由这些“意见领袖”发起或参与的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往往形成舆论风暴，能够迅速号召大批拥趸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使意识形态论争朝着他们主导的方向发展。
五是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存在向政治事件转化的新动向。网上网下联动，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方面。由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屡次出现。近日，随着“维权”律师操纵网民、聚集“访民”滋事扰序的违法事件浮出水面，通过网络舆论造势、煽动街头政治的路径也得到了大众的极大关注。犯罪嫌疑人翟岩民等人供述，他们专门挑选敏感社会事件进行网络舆论炒作，广泛散布谣言，煽动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进而制造所谓“访民维权”街头事件，给政府施压、干扰司法秩序。在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事件中，从建立微信“庆安事件维权群”，到网络散布“徐纯合是访民”、“警察开枪是领导指使”的谣言，再到网络人肉和炒作慰问开枪民警的当地领导，直到雇佣所谓“访民”到庆安聚集，这种通过网络舆论制造社会政治事件的流程十分严密。翟岩民坦言：“只要国内发生一些敏感事件，就按这种固定的模式和流程进行炒作。”在网络意识形态论争过程中，借言论自由打法律擦边球的手法十分常见。把普通事件炒作成热点事件，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煽动不明真相的网民助推反政府舆论，进而演变成街头政治事件，这一程式化的网络舆论炒作手法，将导致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向社会政治事件转化的可能性继续上升，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
如何化互联网“变量”为促进稳定发展的“增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需要从解决以下突出问题着手。
一是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程度加深。网络已经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阵地，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国内物色骨干和代理人，不仅栽培个别所谓“公知”与“大V”，还收买网络写手，组织一些法轮功、民运、宗教极端势力等极端反共分子进入网络舆论场，致使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大量充斥于网络信息平台，大量反共反华的书籍在网络上传播，搅乱着人们思想，撕裂着社会共识。如今，在一些网络舆论场上，舆论走向已经呈现出被其操控的特征。例如，一些被网络誉为“打假斗士”、“青年导师”的“意见领袖”都有很深的海外背景，利用一些外资控股的网络媒体在国内迅速成名，成为网络舆论场上的意见领袖。境外敌对势力及其代言人对一些历史片段进行选择性记忆，对当今中国取得的伟大进步进行选择性失明，竭力煽动群众与党离心离德，成为当前一些地方官民紧张关系的重要肇事者。
二是“左”、“文革重现”成为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在现实社会中，否定改革开放、试图走封闭僵化老路的“左”的思潮确实存在，这对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了阻力。但与此同时，现在网络上还流行着一种一提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就被讥讽为“左”，被上纲上线为“文革重现”、“文革余孽”、“阶级斗争复辟”的现象。这些莫须有的“左”的“大帽子”压制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正当声音，使一些不明就里的网民噤若寒蝉，严重侵害了广大网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压制了一些党委政府部门管网治网的信心。在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之中，这种把左与“左”倾错误路线相互等同的观点，成为阻碍一些同志对于诋毁党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不敢积极作为、主动亮剑的重要原因。这种言论的实质是，通过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维护者“敏感化”、“污名化”的方式，企图以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对此，我们不能被他们牵着走，更不能落入他们的陷阱。
三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边缘化、污名化的危险。在网络上，一些误导民心的错误言论，企图以西方政治价值观标准塑造我国民众的价值观，与之相较，一些机构、媒体和个人缺乏自觉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感，甚至是非意识淡薄、是非观念模糊、是非判断能力较弱，不敢亮剑和发声。一些忠诚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同志，则在网络上遭到污名化，受到人身攻击和威胁。目前，这种淡化甚至排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氛围已经在网络上出现。需要警惕的是，这样的舆论氛围将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信服力弱化，导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被边缘化，进而导致网民群众的信仰危机。
四是蓄意诋毁党、社会主义和国家的网络舆论参与者，正在呈现类组织化的态势。逢中必反，逢美必捧，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攻击党、社会主义和中国类言论的典型特征。固然，网络作为社会情绪的宣泄地、社会怨气的集中地，是民众表达各种情绪的自由场所，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维护人民言论自由的坚定立场。但是，网络上确实存在着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形成攻击党、社会主义和国家的类组织结构，他们尤其善于利用社群化、裂变式的网络新媒体，通过夸大其词、制造谣言等方式，致使一个小的社会话题引发“蝴蝶效应”，掀起一次次“呲中捧美”的舆论热潮。
三、进一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建议
鉴于当前复杂严峻的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形势，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工作。
1.牢固树立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意识。从2003年在伊战中首度实施战略心理战，到2006年成立“特种媒体部队”，再到2007年抛出“网络中心战”，美军已进行了几个波次的网络战理论更新和实战检验。互联网正在成为领土、领海、领空之外的第四种主权空间，“网络战”已经在一些国家打响，互联网舆论引发的“颜色革命”已在中东北非地区真实上演。互联网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关系到我国政治、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我们必须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树立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意识，积极组建网络部队，制定网络意识形态作战方案。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国有资本组建互联网媒体企业，主动参与网络市场竞争。对于数据新闻、大数据等代表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的新技术、新行业，国有资本应该具有前瞻意识，抢先一步争取网络用户和市场空间，进而发挥网络舆论的引导力。
2.提高对于意识形态论争的科学认识能力。有观点认为，意识形态论争就是对抗，主张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还有观点认为，意识形态论争不过是说说而已，对其不必太过于重视。其实，把意识形态论争扩大化、缩小化的认识都难免存在主观臆断。事实上，对于意识形态论争概念的理解不当，会导致我们是非判断的标准模糊，进而导致一些部门在面对意识形态论争时难以积极、有效地作为。为了更好地认识意识形态论争问题，建议综合考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需要，以及社会普通民众认识问题的能力水平等实际因素，从阶层利益差异、认识方法差别等角度进行综合考察，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对于意识形态论争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明确区分不同类型意识形态论争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主动权，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舆论引导。
3.积极组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正规军”队伍。网络作为意识形态论争的主战场，需要有英勇善战的主力军。对此，我们不仅需要专门组织“网评员”队伍，而且要把全体党员干部组织到网上去。不仅要建立数量庞大的“网评员”队伍，而且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尽快成长。另外，还要扶持一批爱国民间网站，积极培植一批忠于党和国家的意见领袖，特别是要培养专家学者型的网络意见领袖。笔者尝试在拥有近3亿用户的新浪微博上开办了“书香四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会，向广大网民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目前已经拥有逾4800万人次的阅读量，进入了文学读书类微博话题的前十名，这一尝试证明，理论只要彻底、只要主动接近民众，就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为此，我们应该在党委宣传部门的领导组织下，通过建立广泛的网络爱国统一战线，让网络爱国力量勇于善于积极发声，使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市场、无人喝彩。
4.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学术话语具有准确严谨的特征，政治话语具有强调立场、突出价值判断的特征，大众话语具有通俗易懂、见文知义的特征。在进行宣传思想工作时，只有充分考虑三种话语的特征，才能得到社会大众和学术界的理解和支持。同时，由于一些话语本身具有学术和政治话语的双重属性，在网络舆论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又往往相互混淆，这造成了在舆论引导上的困难。例如，在发端于“民主”之争的一系列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中，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故意利用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大做文章，误导网民混淆中国和西方对于“民主”概念的理解和认知。此外，还有一些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声音利用“民主”学术话语搞双重政治标准，假“自由”的学术讨论之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大肆攻击，在“人权”的话语幌子下策划组织政治事件。对于这些情况，根据从认识的抽象上升到认识的具体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建议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话语内涵进行严格的界定。
5.化被动应付为主动出击。在网络意识形态主战场上，仍然有一些同志宁愿当“开明绅士”，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一方面，不愿意主动在网络上设置公共讨论的议题议程，把话语权、引导权拱手相让出去;另一方面，陷入意识形态论争旋涡中之后，缺乏主动应对的勇气和智慧。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中“老好人”现象的出现，除了有一些同志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些同志故意否认矛盾存在的客观性，说白了就是没原则、无纪律、和稀泥，是明哲保身，结果就是在一团和气的所谓“和谐”氛围中助长了错误思想的气焰，无形中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丢失了不少阵地。对此，我们需要树立起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中不作为就相当于渎职，就等同于战场上不战而逃的理念，要求各级党委在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事件中主动表态，进而调动党员干部主动积极参与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热情和信心。
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033
［
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并把它定义为：一是他们的年龄在２５岁以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距；二是他们还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国务院发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综述
1.1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利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２０１０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８ ４８７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５８．４％，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②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③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１］。王春光（２００１）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初高中毕业，职业期望值高。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是“闯天下，寻发展”，对他们而言，打工不是为了讨生活，而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又使他们渐渐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２］。深圳总工会２０１０年的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４６．８％，女性占５３．２％，两性比例基本持平，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两者的比例则为６２．１％和３７．９％。任娜（２００９）则从思想状态的角度进行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活跃，对城市的政治生活普遍热情较高，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文章援引中国青少年研究会２００６年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８０％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从业观念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个人成就并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消费观念更倾向时尚消费型，婚姻观念方面也更显自由和现代化［３］。
1.2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研究
符平、唐有才（２００９）研究发现，流动或者说漂泊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到进入社会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特征。不过，虽然流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流动频次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Ｕ”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的朝向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直流动，但到第３或第４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轨迹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Ｕ”型的发展轨迹，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这同时也说明，越是流动频繁的新生代农民工，越较少具有市场竞争力，也更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资本［４］。程艳敏（２０１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新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这些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５］。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业的选择上有更高的期待，他们不愿再从事脏、险、累的行业，而是趋向于工作环境较好、对自身发展有前途的行业［６］。
王春光（２０１０）进一步深化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从政策看，至少有五大拦路虎：就业政策，农民工失业并不纳入城镇失业率统计范围，因而无法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职业福利缺失；社会保障的碎片化；子女教育的不平等以及住房安全保障权利的不平等。许传新（２００７）分别从工作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生活适应3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现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他们在工作和人际关系适应上处于中等水平而在生活适应上处于较低水平。深圳总工会（２０１０）的调查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生存困境、制度性歧视等问题。全总课题组（２０１０）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面临着与传统农民工相同的问题，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水平以及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诉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又具有其特殊性。
1.3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的研究
张志胜（２００７）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受限制、劳动报酬权受侵害、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权缺失等［７］。中国青少年研究会（２００６）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展开调查，得出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８０％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曾煜（２０１０）认为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从忽略生活享受向希望精神需求和生活需求均得到满足转变；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动转变等等［８］李智水（２０１１）的研究发现，文化利益诉求是农民工精神层面的诉求，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健全人格的形成和未来发展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走出校门直接进入企业，他们的价值观、职业观、爱情观尚未定型。然而，由于每天工作时间长（调查中４６．３％的人工作８小时以上）、社交圈较窄、不同行业男女比例不均衡（船舶制造业男性为主、纺织业女性为主）等特点，很容易使他们精神上产生空虚感和孤独感，他们缺乏自我疏导能力，加之企业文化建设的不足和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以上网打游戏、聊天等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困惑，有的甚至导致了一定的心理疾病。他们除了每天工作之外，还需要企业、社会提供一定的沟通交流的平台、机会、空间或时间，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９］。
1.4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
许传新（２００７）通过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适应、人际适应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适应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要彻底地改变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完全适应城市社会或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可以成为城市人，但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城市性”的人。虽然他们为了适应城市社会，被城市“主流社会”所接纳，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但还有许多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是他们很难跨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落地未生根”的状态［１０］。张建丽 等（2011）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处于阻碍阶段。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歧视，同时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制度是目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１１］。曾煜（２０１０）研究发现，新、老农民工都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例如工资被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低、工伤和职业病高发等基本的劳动权益受损的话，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例如：户籍制度的制约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以及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低工资收入水平遭遇城市高房价的矛盾成为他们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致其在城市仍然多以低薪、不稳定和职业危害严重的就业岗位为主；职业规划的欠缺和职业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他们绝大多数面临着结婚、生育和子女教育等问题［8］。
2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不足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现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变迁和利益诉求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未对其角色变迁的过程、特征变化以及利益诉求方式等进行独立剖析。此外，因各种困难，不少研究未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去收集最原始的资料，未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环境，因此，研究的结果不够全面和详实，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１）绝大多数研究把新生代农民工看成一个消极的问题社会群体。但是，王兴周（２００８）对珠江三角洲９个城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是积极的：他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更有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更强。这也提示人们，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定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１2］。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要有积极的角度。
（2）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都是停留在对该群体的特征、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描述。尽管一些文献提出了要消除歧视农民工的制度障碍等建议，但是假如现有制度障碍全部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市民化，他们依然要面临一些其他的问题，诸如自身学历偏低、无技能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以体面就业问题为核心的问题集。因而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着力于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探讨如何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后续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劳动法规教育等，探讨如何让新生代农民有相应就业能力并实现体面的就业，以此为切入点才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１］“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直面新生代农民工［Ｊ］．调研世界，2011（3）.
［２］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ｌ（３）．
［３］任娜．两代农民工思想现状的差异性比较［Ｊ］．江海纵横，２００９（５）．
［４］符平，唐有才．倒“Ｕ”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１２）．
［５］程艳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Ｊ］．理论月刊，２０１１（３）．
［６］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Ｎ］．工人日报，２０１０-06-２１．
［７］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Ｊ］．求实，２００７（１）．
［８］曾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Ｊ］．北京劳动保障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４）．
［９］李智水．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协调机制研究［Ｊ］．攀枝花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
［１０］许传新．“落地未生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Ｊ］．南方人口，２００７（４）．
［１１］张健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１（３）．
［１2］王兴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特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