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范文（精选11篇）

民族危机 第1篇

1.生存土壤的消失

当下民族体育事业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拥有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特色节日庆典、各民族运动会等,为民族体育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是为什么出现了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的危机呢?问题的症结在于真正滋润民族体育发展的重要“土壤”——民俗的消亡。民俗活动具有稳定、长远以及亲民等特点,它是民族体育最肥沃的土壤,是推动其长远和谐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将民族体育与民俗活动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把民族体育作为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才可以让更多的民族兄弟自觉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才能有效地推动民族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但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日益革新,体育娱乐节目已经飞进了千家万户,并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快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而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民族地区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民俗活动逐渐被现代娱乐活动所替代。

2.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发展转变,对民族体育文化影响深远。过去传统封闭的且完整稳定的民族文化环境被现代社会的新元素所破坏,工业化脚步的逼近不仅仅破坏了民族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影响了人们的文化需求。

民族体育发展的内在需求分析

1.情系乡土缘

民族体育源于乡土社会,不仅传承了乡土文化,还促进了乡土文化的发展,乡土情结使得民族体育拥有了丰富多变的外在形式、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守望乡土情缘是民族体育发展的最大诉求,是其动力源泉。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承袭,特有的文化传统对于凝聚民族情感、树立民族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个民族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民族体育文化中的乡土特色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特色文化的延续,彰显了民族精神、民族个性,维系民族心理和情感,能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2.拒绝边缘化

目前,我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西方体育文化逐渐动摇了传统民族体育的地位,迫使民族体育日益走向边缘化。由此,迫使民族体育作出抉择——是居于主流,还是面对无情的边缘化。显然拒绝边缘化是不二的选择。而民族体育必须满足以下两点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一是民族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要紧紧联系群众。由于民族体育是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因此,能够充分体现社会所提倡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还要保障群众利益,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大众生活当中。二是保证群众的幸福度。

满足民族体育发展诉求的措施

1.根本措施——发展是最好的保护

为了保护传统民族体育,我们不得不从根本措施着手,即适时适度地大力发展民族体育事业。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情况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在了解和掌握的前提下,制订与之相符合的策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口复杂、生态环境优良、地域分布不均等特点都会影响发展策略的制订。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以及民族特色,国家除了支持经济发展外,还要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各项措施的正常进行。

因此,我们必须针对以上问题努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事业,在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增强民族向心力,实现各民族团结互助。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文化道德建设,践行科学发展观,制订切实有效的方案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向前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主流。

2.具体措施

(1)加强民族性文化的开发

当下民族体育文化存在很多问题,而民族文化遗产的流失尤为突出,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开发性保护:当我们对民族文化进行开发并利用时,也在侧面保护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追究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丢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民族文化闲置、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从概念上看,民族文化开发就是把其作为一种资源,然后把它变为一种商品、一种产业,使之体现出商品应有的价值。民族文化具有脆弱性,所以我们需要用尊重的态度去保护它,而开发则会使得民族文化更具活力,对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仅要保留原来的优良传统文化,并且要自我创新,自我挖掘,以发展的眼光去创新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断提高我们传统民族文化的自身适应力和进化力。相对于保护而言,开发性保护模式有很大优势,最突出的就是它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提高和繁荣。

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开发有很多的形式,而保护性开发是当下很多国家选择的方式。从目前的情况看,多数国家都通过这种方式,借助本国比较有优势的资源条件进行开发,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开发效果。

(2)修复民族文化断层,改造出适应现代人需要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

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导致民族文化在传承出现了断层,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许多传统的体育文化活动和技能几近消亡,面对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和日益普及的现代科技,民族文化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要想使得民族体育得到保护,首先要在民族文化传承上下工夫,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当对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设立更多的基金来加大保护的投入,通过高额奖励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和保护民族文化,从而快速修补民族文化因后继无人而出现的断层;其次,要做好民族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对接。迎合现代人健身需求的五禽戏、太极拳在经过改造后成功地进入许多社区广场和学校课堂;再次,要降低个别高危民族体育技巧的难度,易于年轻人和学生学习。

(3)用体育赛事和学校教育带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少数民族运动会作为一种活动方式,不单是为了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振兴国家民族文化。纵观我国这几年的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体育项目,表演类型的活动出现了每年递增的现象:第一届时仅有22项,但到了第八届已经翻了将近7倍,达到148项。不仅如此,竞赛项目也翻了三翻,从首届的3项到现在已变为15项。在我国西部、西南部地区,居住着80%的少数民族,他们非常注重本民族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提高,依托运动会为载体,不断发展本地区的特色民族文化,加快了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步伐。

(4)贴近群众生活,构建多元化的民族体育文化格局

民族体育属于传统文化,只有根植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和创新,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发展。首先我们要重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既要用先进的现代技术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够以一种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走进大众的生活,又要弘扬其“仁爱、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其次,要坚持服务群众的发展宗旨。

结语

民族体育包含着多样性的民族文明,其具有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相互促进的生态美,具有和社会各方面发展息息相关、共生共荣的基础性功能,具有与自然生态相辅相成和谐进化的内在驱动性。只有在保护性传承的政策策略下提升民族体育的自适性、进化性,加强民族体育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化解民族体育的生态危机,践行其发展诉求。

参考文献

[1]董素云:《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特征及其功能的现代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2]陈云群:《论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与发展的价值取向》,《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3]孔翀:《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和现实作用浅析》,《商情》(科学教育家)2008年第5期。

[4]王海蛟:《浅谈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的内涵》,《科技信息》2010年第23期。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教学设计 第2篇

导入 本课引言重点指出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国际地位，也暴露出清政府腐朽无能，从而刺激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中国强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本课结构 《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教学内容

回顾近代史上的几次中外战争

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相关史实

思想上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历程

进入本课

第一目：《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1.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

① 以商品输出为主到以资本输出为主

② 直接割地到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瓜分狂潮）

③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首先以设问方式让学生通过阅读回答：（1）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方式发生了哪些较大变化？（2）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资本输出、瓜分有哪些方式？（3）帝国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争做中国债主？（4）分析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其次通过多媒体材料展示，分析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2．西方列强扩大侵华对中国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让学生得出结论：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第二目：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首先通过三个层层递进的设问，帮助学生阅读、分析：（1）统治危机出现的原因；（2）清政府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3）结果如何。其次通过多媒体进行总结。

第三目：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线索）导入，其次通过多媒体材料展示并设问：数据反应了什么现象？为什么在这时期会出现此现象？在当时的背景下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什么特点？在当时的背景下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1）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表现、原因

（2）初步发展的特点及发展艰难的原因

（3）影响

小结：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戊戌变法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危机的加深乃变法兴起的主要原因，决定了运动的主旋律：救亡图存。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运动兴起提供了经济和阶级基础。而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维新思想开始传播，从而为变法运动又提供了思想基础，这是下一节要学习的内容。

—场危机，都被战斗民族玩坏了 第3篇

因为2014年年初的时候，卢布兑美元汇率还是33：1，可是莫斯科时间12月17日上午11点，俄罗斯中央银行汇率61.1：1。

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想保值还是人民币……

所谓有钱就是任性，趁着物价还没涨，赶紧去囤点贷才是王道。如果你是个果粉，那这会儿的俄罗斯真的是购物天堂了。因为按照12月16日的汇率，一台16G的iPhone6只需547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就是3389.5元，你们感受一下，只需要半个肾就可以了。

另外如你们所知，最近俄罗斯好多中高档车的销量增长了一半左右，所以有些汽车销售商干脆表示“我们不卖了！”也有不少商店已经把高价商品放回库房，直接宣称“断货”。

还有自以为比较聪明的购物网站，用欧元标价，以为自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谁知道战斗民族的工商部门还蛮耿直，用“俄罗斯境内所有商品必须以卢布定价”的法规对他们罚了款。

不过俄罗斯人民最近的购物狂潮，也不完全是跟卢布跳水有关。1月7日是东正教圣诞节，1月上旬俄罗斯人基本不工作了，所以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采购狂欢节。谁想到上帝恰好在此时给所有人打了个五折，所以你猜，俄罗斯人最近是恐慌呢，还是欢天喜地过大年，兴高采烈把物购呢……

俄罗斯还会好吗？

这事当然没人知道，不过大家知道的是，这并不是最坏的日子。哪怕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记忆里也有坏得多的时光。

比如1998年底金融危机，美元兑换卢布汇率升值266%，股市跌幅近90%，通胀率达到惊人的84%，但就算是那样的日子，总统叶利钦的宝座依然岿然不动。相比于那时，现在的这场危机只能算是闹着玩。

这么说吧，千万不要高估经济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国格”远远比经济重要，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入俄时，普通民众基本没有反对声。

就事论事的话，卢布的下跌当然有非常深层次的原因，也必将影响俄罗斯多年。目前，俄罗斯税收的45%来自石油行业，除此之外，只有军工、航天业等少数亮点，但这些都不足以带着经济飞，所以原有市场下行的总体趋势和西方制裁，将会导致俄罗斯很难走出这一困境，也难怪外界看空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央行自己算了笔账，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60美元每桶的水平，2015年其GDP总值将下降4.5%-4.7%，2017年才能恢复增长。

不过，伟大的俄罗斯央行也不是全无办法的！他们竟然想到了让牧师到央行服务器上洒圣水的方式，让上帝来解决问题。上帝肯定在想，我都給你们打五折了……

12月18号，普京召开记者发布会，记者们虽长枪短炮对准他。不过，俄罗斯人民还是该骂美国骂美国，该夸中国夸中国，该信普京信普京，因为——

98年那场金融危机，正是普京带着俄罗斯重整旗鼓的。而且，超市里的普通货物，依然充足而稳定。（资料来源：上海观察）

民族危机 第4篇

关键词：民族志,写文化,表述危机,实验民族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 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民族志知识生产过程。眼光敏锐的人类学家纷纷着手探讨民族志文本实践的历史与创新,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一书应运而生, 至今影响巨大。笔者认为这本论文集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以“民族志写作”为研究对象。

在导言中, 克利福德便指明了该书聚焦“民族志写作”的原因和方式:一是在定义“人类学”的学科界限的过程中检视“民族志写作”本身, 写作不再是边缘或神秘的一维, 而是作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之中及之后工作的核心出现。二是探讨传统民族志方法和概念在解释当代所面临的知识和政治挑战的可行性, 亦即, 为何民族志总是陷入发明文化而非再现文化的境地, 民族志写作能否打开新的维度回应这个问题。

2. 对人类学“民族志写作”本身进行了重新思考。

经典民族志的经验中, 写作被简化为方法:通过做好田野笔记, 精确绘制地图, 就能“详细描写”结果。而究竟摆脱主观文化偏见的客观观察与描述是否可能?在一个文化传统笼罩下的人是否能理解另一个文化传统?本书一些撰稿者对此种观念进行了重新检视, 他们认为人类学似乎已经不再能够完成其传统任务——提供“异文化”生活的整体、客观描述。这无疑把传统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所建构的权威放在了被质疑的位置上,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人类学者应当描述什么、如何描述以及为什么要描述等。

3. 在诗学层面对“民族志写作”进行了反思。

本书收集的一些论文指出:作者真实的田野经历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陈述的, 人类学家在田野经历中发生的个人情感、心绪在正式发表的出版物中都被删除了 (普拉特) , 然而文学的过程——隐喻法、形象表达、叙事——影响了文化现象被记录的方式, 并影响文化的表述方式 (克拉潘扎诺、克利福德) , 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 生动而令人信服的描述, 说明民族志具有文学的特性, 一部作品应唤起读者的共鸣, 或说具有艺术的结构 (阿萨德) 。他们提出民族志写作新的形式, 要使人类学家在田野中获得的最重要、最生动、最具情感和情趣的东西, 包括人类学家对自己的认识, 得以在民族志中体现。

4. 在政治学层面对“民族志写作”进行了反思。

民族志积极地置身于强有力的意义系统之间, 它在文明、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边界上提出问题, 人类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选择、实地采访询问、学术观点表述的时候, 都不能逃避其政治性的权衡。罗萨尔多和拉比诺反思了殖民主义条件下持续的权力不平等对民族志实践的限制, 费彻尔在《族群性和后现代记忆艺术》一文中指出, 民族志所处的是一个不同族群性特征妥协共存的世界, 而不是一个文化和传统彼此独立、对抗的世界, 世界霸权的概念会导致族性和文化交往的反思、创造向度的丧失。

5. 对未来民族志写作的展望。

马库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一文中, 阐述了理论关怀向微观描述和语境问题的转向趋势, 探讨了民族志的写作惯例和民族志的权威姿态在单个文本中是如何与宏大社会理论分析目标融合在一起的, 从而呼吁新的“混合体裁民族志”。斯蒂芬·泰勒则认为, 民族志就是合作撰写的故事, 其理想的形式莫过于多音道文本 (Polyphony text) , 这种文本没有作者署名, 就像神话或者民间故事, 多音道是体现整体间各个部分相对关系的手段, 它最适应社会的形式, 适应田野工作的现实, 有助于解决主客位之间存在的权利问题。

总的来说, 《写文化》重新检视了与“民族志写作”有关的一系列信念, 如“作者权威的树立”, 方法意义上的“参与观察”与“文化翻译”, 阐释“小地方大问题”的微观——宏观策略, 理论意义上的“民族志的文学意识”, 等等。知识的文本表述和产生这些表述的职业过程都成了学科的争论焦点, 所有批评都是出于对在这个最初的文本化过程中的人类学知识起点的反思。

2009年7月到2010年8月, 笔者先后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 涉及民族语言、新农村建设、民族宗教与文化等方面。调查过程中笔者体会到, 如果和当地访谈对象不能用本地话直接而又流利地交谈, 并且由人类学家完全控制当时的场面, 那么经由翻译者提供的任何解说, 都有可能是对来自访谈对象尽可能避而不谈的资料的歪曲;而研究者就算能深入社区, 甚至就是调查自己所生长的地方, 在传统民族志的表述上仍然是自说自话。这使我意识到, 无论是田野调查期间, 还是在民族志文本书写时, 重要的是能够听到多方声音, 看到多方面孔, 换言之, 民族志应当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互动和共谋过程中完成, 而不是研究者个人的“专著”。如此, 人类学家研究的权威性似乎受到怀疑, 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部鲜活的、丰富多彩的民族志。因而在笔者看来, 不应回避个人在调查中的情感、心绪, 而要运用“自我叙述”的方式, 把民族志文本中个人的生命史与社会的历史、自我与他者、历史与现实、客观事实与表述事实等结合起来, 从而口述民族志、书写民族志和影像民族志都可以成为实验民族志的表述方式。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编著, 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2].[美]郝瑞 (Stevan Harrell) 著, 张海洋译, 《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 (一) 》[J], 《田野观察》2004年第1期

民族危机 第5篇

感谢主席感谢对方辩友刚刚有那么几个问题没有解决清楚„„（矛盾冲突）

在经历了激烈的唇枪舌战之后，我想我们还是先回到我们今天的辩题本身。当下更应该加强大学生的民族危机感教育还是民族自豪感教育。我想要再为对方辩友一一明晰今天辩题中的几个关键字：

“当下”即我国目前的现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正是国家更多的是在宣传我们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我们在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上总是习惯于总结功绩，文过饰非。就好比中国近现代史这样一部屈辱自虐被动挨打的历史；我们的宣传机器和历史教科书却将这段历史美化成民族振兴的悲壮史诗。

辩题中的“更”即我们承认大学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对当今学生都是不可忽视，两者并重的，只是基于我国目前的现状，我们觉得培养大学生的危机感更具有紧迫性。

“大学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体，而当今大学生的现状则是大学生从小所接受的便是民族自豪感式的教育，这使他们总是站在过去的荣耀中看待当今的现实，这就使他们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只会以一种批判的角度来面对问题，而并不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心态。也正视他们不健全的认知使得他们没有意识去深入剖析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加强大学生的危机感教育正是解决当今问题的最佳途径。

对方观点：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么？

我们现在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国家隐瞒了我国一些危机的状况，只是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强。的确，我们承认我国的确是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强大。而我们是否忽视了一些我国存在的危机和问题，灾难后我国宣扬着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多么团结而我们是否也该注意到我们灾前教育的环节是多么的薄弱。另一方面，当今的大学生只看到了存在的危机，而并无意识从一个深刻的角度来对这些危机进行一个理性的评估和深刻的分析，他们只是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看待我国现在面对的危机，端午节被韩国抢注，一部分大学生站出来质疑中国的民族精神何在，可是然后呢，他们并没有想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他们并没有反思如何避免这种状况的再次发生，的确，我们承认大学生在面对一些民族问题的时候确实存在能力不及的现状，但当今大学生存在的问题是从心底没有这个意识去解决，如果连解决问题的意识的没有，那么就算大学生能力之所及又如何。面对现实中的问题，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注重大学生民族危机感的培养么。

一个没有勇气正视自身弱点，而只看到他人弱点的人是注定会坠落的；一个努力发现他人优势同时又敢于正视自身劣势的人则会不断的自我完善。当代大学生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肩上本就承担着祖国发展的重任，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如果连当代大学生都不能清楚的分析我国目前的局势，又何谈整个社会的进步。

居安思危，居安思危，那么当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那么积极的外部环境时，当我们感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压力时，当我们已经身居不安时，是不是更应该思危？

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危机 第6篇

关键词：饮食文化；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G6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218-02

一、饮食文化背景

“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食物都是人类的头等大事，当人类第一次尝到炙烤后的食物时，对如何使用火开始产生了兴趣，随着火的诞生，食物对于人类就不仅仅是一种果腹充饥、维系生命的物质而已。饮食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它。食物不仅仅能解决温饱，更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地理和人文的不同造成了习惯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饮食是如何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产生文化的，饮食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饮食文化发现人类的文明，“生的食物一旦被煮熟，文化就从这里开始。”饮食文化不单纯是由产地不同的食材、形式各异的烹饪工具而组成，它与产生地的地理环境，当地人民的精神信仰息息相关，饮食文化已成为一种民族标签，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宗教理念，集体记忆和族群信仰。笔者以黔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为例，从当地的饮食文化中发现其在选材、制作、营养、储藏等形式中所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习惯与文化习俗，将饮食行为与当下生态文化相结合，探索出其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二、“稻鱼”里的文化

在中国人的生存之道中，十分讲究因地制宜，这是一种中国人应对大自然的变通，也是天人和谐的体现。贵州省黔东南的从江县是侗、苗、壮族聚居的山区，地势陡峭，土地资源匮乏，开辟耕地十分困难，但这里的祖先们却顺应山势，依山造田，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既不开山劈地，也不填塘造田，依据大山原本的样貌，创造出山地特有的梯田模式。

在这里，人们从古至今就以糯米为主食，纵横的高山梯田里种植近百种原始的糯稻。糯稻是稻的粘性变种，具有高粘黏性，是区别它与稻米的最主要特征；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制造粘性小吃如粽子、八宝粥、各式甜品和酿造甜米酒的主要原料，营养价值较高。糯稻曾是长江流域吴越民族的主食，秦汉时期北方的族群向南方扩张，才将糯稻引种在这片区域。

贵州省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从江县的加车村居住着一个苗族村寨。村民以梯田的形式种植糯稻，山上不适宜机械化的收割，人民依然沿用着传统的摘禾刀收割方式。摘禾刀只有手掌大小，人们手里拿禾刀，在欢声笑语中以集体劳作的形式收割汗水凝结的果实。但糯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的秘密。多年以前，这里的祖先就发现，水稻田里可以同时养鲤鱼和鸭子。鱼和鸭在水中的游动可以帮助糯稻清除虫害，为秧苗带来氧气，而它们的粪便又能给稻禾提供充足的养分。于是雏鸭和鱼苗被放入糯稻田中一起喂养，糯稻成熟时，鲤鱼和鸭子也可以食用了。得益于这种良性生态的稻作模式，直到科技发达的今天，这里的土壤仍旧几乎没有使用过农药和化肥，维持着原生态的模样。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这里的少数民族村落像是散落的村寨像一个个孤岛，深藏在大山深处，不过大自然的馈赠是丰富的，懂得利用的村民会在大山中结伴需找需要的植物枝叶。采摘回的树叶经过蒸煮揉捏，很快就会溶解成黄绿或紫黑的液体，成为糯米的天然染色剂。这种大山中特有的饮食行为既满足了一个少数民族对色彩的渴望，又在客观上保护了食物天然的品质。制作出来的糯米油脂丰富，结实耐饿，被当地人看做是最值得依赖的食物。

“稻鱼鸭”的耕作模式虽然为这里的民族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但在古老的大山里，过多的鸭鱼肉会成为人们丰收欣喜后的担忧。吃完了稻花的鲤鱼肥嫩硕大，如何赶在鱼肉变质变味之前保存食物的营养？面对这样的困扰，聪慧又勤俭的祖先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诞生出这里独特的饮食文化。在雷山县的一个偏僻的苗族村寨中，村民在糯稻成熟之后，排去稻田里多余的水来捕捉鲤鱼，将收获的鲤鱼制作成腌鱼的形式用来储存。吃腌鱼首先要做甜米，将去壳的糯米淘洗赶紧后上炤蒸煮，等糯米熟透后，加酒曲发酵，待糯米布满菌丝，酸甜的腌制酱就制成了。将祛除内脏的鱼摆在铺有糯稻杆的炭火上熏烤一夜，借助空气与风的力量，将鱼风干并发酵出独特的风味，制作好的鱼干颗干吃或腌制。腌制稻花鱼时，将事先发酵好的酸甜糯米混同辣椒均匀的塞在剖开的稻花鱼上，用稻绳拴住，腌鱼就做好了。这样的稻花鱼可以用来生吃，也可作油炸或蒸煮，不管用那种做法，都掩盖不住糯米和鱼一同造就的迷人酸甜。

每年收获糯稻制作腌鱼的季节，也是他们制作雷山鱼酱的最好时节。在这里，上至七旬的老人，下至黄发小孩都聚集在山里清澈的河流中寻找一种特殊的水生动物——爬岩鱼，它是制作雷山鱼酱最关键的原料，有着出人意料的美味。鱼酱一年只能做一次，必须采用时下最新鲜的辣椒，选用自家田里的生姜，中国西南地区特有的佐料山胡椒，加入大量的食盐保鲜提味。将这些食材混合搅拌均匀装在坛子中密封，美味开始慢慢酝酿。乳酸菌与酵母菌的合作，促进想起的生成，挥发性有机酸滋生出鱼酱独特的酸味，半个月后，这种酸味十足的苗家最骄傲的调味品，便练成了。一勺雷山鱼酱，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汤料陡然变得酸楚动人，再加以精心制作的稻花鱼，具有黔东南特色的酸汤，就这样诞生。

这里村民的祖先们在物质匮乏和难以保鲜的遥远年代，就发明了这些特殊的吃法，在充饥的目的下略加智慧，便诞生了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饮食。这种饮食习俗不仅仅是劳动民族对自然馈赠的一种感恩与庆祝，更是体现少数民族集体协作和分享的饮食文化。人们遵循着人与自然的和谐，采用生态的模式解决饮食问题，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逐渐成为一种饮食文化繁衍生息。

三、少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危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人们获取食物已不再像多年以前那样艰辛，储存食物的方式也开始千变万化。道路的方便，使村民在集市中的购买与交换变得稀疏平常，收入的增加，也使更多的家庭可以支付所需的冷藏工具，新鲜的食物想要保存其口感与鲜度，不仅仅再只依靠盐，更多的是将食物放进可以冷藏的家用电器中。物质较为丰富的今天，村民对食物的渴求也不想当年，人们可以在集市上随时购买到自己想要的食物，而不是在丰收季节，将所得到的肉类食品通过盐浸风干，从而保证在严寒的时令也可以摄入足够的养分。人们越来越依靠现代化的科技为其带来的便利，以前保存食物、储藏食物的方式开始慢慢被现代化所替代，每到制作食物的季节也只是少量的制作放入坛中，以便回味时食用，早已不在像以往一样依赖。现代化的速食节奏已经开始侵蚀着古老的饮食文化，这种新的饮食习惯的逐渐形成意味着一类民族的文明正在一点点的被蚕蚀。

除了现代化产品的介入影响着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大量劳动力的外移也成为这里饮食文化发展的危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工劳动成本的增加，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中，不少手工制作作坊的劳动力，已从原来的各地青壮年变成了西南部地区的中年男女。这些中年男女多半为一个家庭的全部劳动力，通过对雷山县的一个苗族村寨的统计，发现这里的多数家庭基本只剩下老人与小孩，每年只有糯稻丰收的季节才会回家。而种植糯稻的耕地也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开始萎缩，传统农耕所维系的集体生活方式也在逐渐消失。继承这里饮食文化的一代人在繁忙的生活与奔波中艰难的维持着上一辈对饮食文化的传承，在化繁为简的制作特色饮食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敷衍。

四、结语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最早、最基本、最基础性的活动。可以说人类早期各种活动都是饮食活动的扩展和延伸。饮食活动的内容、形式、程度折射着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的状况和条件，也影响着其他文化体系。贵州黔东南的饮食文化是久经岁月的洗涤所诞生出的代代劳动人民的文明智慧，是具有人类意义的一种文化体现，如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被现代人所遗忘或摒弃，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遗憾。

参考文献：

[1]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何舒平.译.食物的历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3]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李增高.我国历史上的糯稻[J].农业考古，2008，（2）

[5]刘晓芬.论饮食文化的非物质性[J].社会科学辑刊，2010，（5）

民族危机语境下的现实主义理论阐释 第7篇

一、最早的现实主义接受:启蒙救亡的思想武库

“五四”以后, 伴随着新文学运动, 现实主义发生在我们绝地求生、富国图强的时代氛围中, 并被寄予厚望, 委以政治的重任。“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 。五四时期现实主义的引进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民族状况息息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系列挫折的产物, 是与救亡图存的使命紧密集合在一起的。” (1) 自从1840年国门被打开, 一系列的战争失败, 丧权辱国, 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 谋求发展, 富国强兵。这种探索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实业救国, 到政治模式的探索由变法立宪到民主共和, 最后是寄望于文化模式, 新民以图强。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 政治模式的谋求失败。由师夷长技到师夷政体的失败, 军阀混战, 家国多难, 民不聊生。这让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 中国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和文化, 要有人的觉悟才会有民族的振兴, 要发挥群治的力量, 而新民莫先乎新文学, 新文学是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发展起来的, 个人以及整个民族都陷于连续不断的动荡与混乱之中, 就是这样的苦难的时代哺育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清政府派出去的留学生归来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以世界的眼光和继往开来的勇气大胆投入民族振兴的洪流中。他们开始倡导新的文化运动, 梁启超曾写过《少年中国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都透露出这种期待。严复也说, 西方国家“开化之时, 往往得小说之助”。1917年新文化运动, 是一次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文学艺术, 很多大知识分子都投身其中 (鲁迅弃医从文) , 他们为中国开出的诊断就是抨击旧文化, 改造国民性, 达到人人觉醒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通过文化推动社会变革。

二、过渡:20年代日本和苏联对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 标志着“为人生而艺术”一派的形成。为人生而艺术本身就凸显出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这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形势和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性格, 引进现实主义之初, 就没有深究它的理论来源及审美品格等问题, 而是一下子觉得它有用, 可以对社会人生起到疗救的作用。当然除了内部原因以外, 这也与思想资源引进渠道关系密切。

由于地缘关系, 日本和苏联对中国的社会影响巨大, 我们的文学理论也更多地受到日本和苏联文学的影响, 由文学革命演变到革命文学。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理论”、苏联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都对中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2) 我们的接受视野基本上就锁定在日本和苏联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上了。日本俨然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 大批的青年学子都留学日本, 写实主义这个词就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留日学子, 日本文学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影响都很深。他们都翻译过日本的文学作品, 鲁迅先生还翻译过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 郁达夫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写真实, 就有着日本文学的影响, 当然这些伟大的作家的创作又都结合了本民族的实际情况。

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 大革命失败, 社会一下子变得空前“政治化”, “五四”开启的思想自由的时期结束了。政治化的表现就是作家紧跟时代风云, 反映革命斗争的题材骤然增多, 急切反映现实的变动, 关注作品的政治价值, 文学艺术性相对缺乏。后期, 在艺术形式上出现了“革命浪漫蒂克”风气即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化、公式化。政治是当时的最大现实, 但是文学的“政治化”并不等于现实主义。30年代和五四时期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窄化、主观化、激进化, 强调革命的功利性, 激进地强调文学为革命服务。同时大多数的“革命文学”作品对革命斗争的描写都是粗浅的、空洞的, 因为没有实际的生活体验加上以政治主题马首是瞻, 所以内容通过贫弱的想象力都是空想出来的。革命文学的创作只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 所以标语化、概念化、口号化的问题严重, 很少有人在细节的真实性上下工夫, 在这一点上其实就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了。五四时期的“文以载道”, 载的是启蒙、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道”, 现在的“道”变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了, 而且仅仅只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那一小部分, 革命文学的时代到来了。 (3) 1934年高尔基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 (4) , 周扬1936年《现实主义试论》认为“现实主义乃是世界文学最优秀的传统, 然而现实主义的内容是取了非常复杂的形态而出现的”。在新的现实主义方法中周扬着重谈论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 (5)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 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时代对文学的革命性、宣传鼓动性的要求空前高涨。再加上我们对苏联的革命经验非常的信服, 以苏联为楷模, 日本的影响慢慢地淡出了, 所以现实主义的潮流基本上就变成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为主了, 这种影响关系一直持续到1966年中苏关系的破裂。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实主义正式被赋予政治品格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成为建国后所有文学理论解释、建构的“元理论”。 (6)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成为左翼革命文学的经典文献, 规定了建国以后二三十年的文学方向。《讲话》站在人民性的立场上, 确定了文艺的方向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确立文艺的评价标准:政治性第一, 艺术性第二的原则。新时期之前这个原则从未被突破, 《讲话》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政治标准也就越来越强烈地支配文学, 由于极左势力的推波助澜, 造成了文学公式化概念化弊病。现实主义理论的问题的探索被改写为:为工农兵服务, 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对“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的规定与裁夺。客观地说这个“方向”就当时的地域范围、工作对象、革命军的主要力量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农民比较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旧的民族形式。但是建国后我们工作的重点、面对的范围和工作的对象其实都发生了变化, 是应该适时调整的。

这时, 带有了“革命”品格的现实主义, 不仅和它在欧洲原产地有性质上的差异, 就是和五四时代的现实主义诠释也有了很大的差别。集体性、阶级性被放到了最重要位置, 个人主义没有了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投奔到延安的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文人一时手足无措, 如丁玲、萧军等。

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曲折地从国外引进的, 但并不是原封不动照搬照抄的, 它是结合着中国的革命现实, 在民族危机的语境中,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所以它有着我们鲜明的民族特色。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起源于法国, 由西方东渐至中国, 中间经过了苏联和日本, 其实现实主义每一次在不同民族跃迁, 都带上了那个民族的独特性。梳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并与西方的现实主义相比照, 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文学。

摘要：现实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 一直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衍变。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社会语境下, 现实主义理论经历了不断被政治化的过程。

关键词：现实主义,语境,衍变

注释

11 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22 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33 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44 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55 支克坚.周扬论[M].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民族危机 第8篇

一、建立和完善适合民族地区的危机管理机制

民族文化因素能加大危机管理的难度, 各民族地区特殊生存环境也使得各地区危机变得复杂多样。中国民族地区, 由于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使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业经济、历史经历及宗教信仰明显不同, 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这种独特而又复杂的多民族社会文化环境, 客观上决定了各民族地区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民族价值取向、危机意识以及应对危机的方法与策略都有较大差异。因此, 在构建危机管理组织结构时, 除了考虑与国家体系衔接, 还必须考虑各民族的具体情况, 包括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建立和完善适合于本民族的危机管理组织结构:西藏、宁夏等五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及云南、贵州、青海等应在省级部门设立常设危机管理指挥中心, 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 一方面负责各部门与省内各民族危机管理政策的协调, 另一方面领导和指挥各种危机事件的处理;由专业人才专司其职, 负责应对危机与危机管理教育、培训以及危机管理的具体工作;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也应该成立相应的危机管理指挥部, 专门负责该地区危机事件的应对与处理工作;在乡镇、村以及村寨, 得配备危机管理人员, 其中乡镇级可由武装部长兼任, 村与村寨由村长、寨老兼任, 主要负责危机资讯的收集和上报。

1.建立危机管理的资讯系统和决策支援系统

危机管理, 无论是危机的预防、准备, 还是危机的回应和危机后的重建, 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适时的资讯基础之上;危机管理的政策制定、危机决策都离不开决策支援系统的支援。危机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 这样, 完善的资讯管理对于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危机管理资讯和决策支援系统包括:资料库、知识系统、规范模型、危机的预警系统、电子资讯技术的应用平台等。这些方面, 正是民族地区的薄弱环节, 因此, 在中国广大民族地区, 应加大危机管理的资讯系统和决策支援系统建设的力度, 要把现代资讯技术运用于危机管理之中, 依靠科技力量, 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

2.为民族地区危机管理提供充分的物质和财政资源支援

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基础, 而这二者的相当匮乏, 正是造成中国民族地区应对危机事件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一方面, 政府要加大直接服务于人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 民族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危机管理的预算纳入政府的预算体系之中, 政府应设立必要的专项基金, 用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另一方面, 省 (州) 级危机管理指挥中心 (部门) 应设置“应对危机资金筹备委员会, ”专门负责向社会各界 (主要是大型企业、慈善机构及国际社会、国际组织) 筹备资金, 同时建立监督的制度和程式以保证基金的合法、合理以及有效的使用;政府还有必要建立完善各种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制度, 建立资源原始目录, 以便在关键时期有效地调动资源。

3.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的沟通机制

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智地、及时地进行资讯沟通, 即使不能防止危机的发生, 也可以控制危机及其影响;良好的资讯沟通, 可以加强反危机的协调工作;良好的沟通可以防止资讯的误传和谣言的传播;在危机发生时, 政府与民众的及时沟通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警示、教育、监督等多种作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沟通主要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政府与新闻媒介之间的沟通、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民众之间的沟通。不管那种形式的沟通, 一定要保障资讯的及时、准确和客观;要保证重要通讯基础设施的安全和资讯沟通渠道的畅通;要建立制度化的资讯公开和发布制度;对民众之间的资讯传播加以有效引导, 以防止各种误传和谣言流传。民族地区, 由于交通不便, 现代通讯不发达, 沟通渠道很不畅通, 更容易造成资讯的误传和谣言的传播。关于这一点, 历史与现实都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当危机发生时, 由于各级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 妨碍了对危机事件的及时上报, 也制约了各级之间有效的沟通。在资讯的沟通与传播上,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通畅的防灾网路。在中国应该建立“中央防灾网”下达、上传各种灾害资讯;而在中国民族地区, 需建立专门的“危机沟通电话” 制度, 即至少开通一条如火警 (119) 或匪警 (110) 一样的防灾或危机事件报告电话专线, 沟通民族地区省、州 (市) 、县、乡 (镇) 、村 (寨) 各级, 一旦危机发生或发现有危机或灾害发生的苗头, 便可通过电话及时上报;上下各级也可通过此电话进行沟通;百姓还可以通过拨打此电话咨询辨认与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有关知识。这一点应结合目前中国扶贫开发政策, 将建设危机管理沟通机制作为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加强民族地区通讯建设力度, 尽快做到村村通电话 (每个村子至少安装一部程式控制电话) , 以做到资讯的有效传达与传播。

4.加强危机管理意识及应对危机的教育

危机意识是制导危机事件的前提性意识。对于政府而言, “危机意识是这样一种思想或观念, 它要求一个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出发, 在和平发展的时期, 就抱着遭遇和应付危机状况的心态, 预先考虑和预测组织可能面临的各种紧急的和极度困难的形势, 在心理上和物质上做好对抗困难境地的准备, 预期或提出对抗危机的应急对策, 以防止在危机发生时束手无策, 无法积极回应, 而遭受无法挽回的失败。”对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 都必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感, 并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增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如日本为了提高国民防灾救灾意识, 将每年9月1日定为“防灾日”就颇具借鉴价值。近年来政府对各种危机事件的处理已经表明, 中国政府危机意识不强, 危机意识淡薄正是中国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地区, 不仅一般百姓缺乏危机意识, 各级政府官员的危机意识也十分淡薄, 集中表现为各级政府官员对危机的防范意识不强, 对可能引起危机的不确定因素、危机爆发的征兆、信号和结果等知识缺乏应有的了解, 对危机的严重后果缺乏认识。未能在危机的源头上很好地控制危机苗头, 从而使政府处于一个被动局面。危机管理的能力, 取决于多种因素, 政府官员和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知识、能力, 以及整个社会公民的危机意识。因此, 强化危机管理的教育是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发扬、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 发掘、利用各民族传统智慧

罗伯特·希斯和中国的张成福教授都意识到了文化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前者认为, 民族文化因素能加大危机管理的难度, 后者主张把危机管理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但是, 民族传统文化却并未引起危机管理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中国民族地区, 虽然, 普遍存在危机与危机管理意识淡薄的现象, 危机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 但是, 在亲和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以及与大自然长期的斗争中, 各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能力与适应环境的能力, 也积累了一定的应对危机与管理危机的经验与方法, 这些东西成为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所以能生存发展, 与这种能力的形成是分不开的。构建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 需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应该充分认识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传统民族文化体系在少数民族危机管理中的价值, 尊重各民族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化维系的生存环境, 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抛弃或否定传统文化。即构建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不能单靠外援式或政府强制式推进, 而是要靠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科技的相互结合, 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 调动各民族内在的积极性, 让各民族的危机管理成为内源式的危机管理。因此, 在构建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时, 应充分发扬和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

发扬与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不仅可行, 而且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因为只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将多方力量凝聚起来, 形成稳定、持续的社会动力, 将危机管理的社会活动持续下去。如果危机管理活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脱节, 相关民族的成员参与危机应对与管理的积极性将不能全面调动;如果危机管理各项措施根植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 那么各民族人民就能够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使之融入其日常生活之中而成为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 即成为一种内源式的管理模式, 从而大大减轻政府危机管理的成本, 提高效率。不仅如此, 发掘和利用各民族传统智慧还是成本最为低廉的危机管理手段。传统文化并非孤立地存在, 而是与当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管哪种传统文化都必然包含着有利于相关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延续的积极因素——智慧、观念、技术、技能等等。当事的个人在其日常活动中, 往往是在下意识的状况中贯彻了传统文化的行为准则。传统文化的应对特定环境中的危机的智慧与技能在付诸应用的过程中, 可以不必借助任何外力推动, 就能持续地发挥作用。由于不必依靠外来的投资, 而是靠文化的自主运行去实现目标, 因此, 也是一种最经济的危机管理方式。如生息在中国西南水土流失敏感地带的侗族、水族、苗族和土家族, 其传统的治水治土的办法是在陡坡地段预留一到三米宽的水平浅草带。靠这样的浅草带去截留山坡下泄的水土, 实现了重力侵蚀严重山区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从而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等生态危机, 且其成效持续而稳定, 并不比任何高精尖工程逊色。遗憾的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 这样的民族传统智慧似乎愈来愈为人们所忽视和遗忘, 做了不少费时费力却成效并不显著甚至起重大负面效应的事情。因此, 在构建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时, 我们在运用高科技手段和现代危机管理理论的同时, 也应该高度重视各民族传统智慧, 发掘和利用各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积极因素。

三、将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作为民兵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

将应对危机事件作为民兵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使民兵成为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主力军。民兵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一支战略力量。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兵组织, 不仅是增进民族团结的纽带, 而且是巩固基层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由于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 中国民兵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民兵训练也大都流于形式, 不少地区的民兵组织几乎处于名存实亡的瘫痪状态, 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普遍。其实, 民兵的作用与职能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在国际社会相对和平、中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民兵的职能也应该随时而变。以前, 为了维护边海防地区安全、应付边境突发情况和维护社会稳定, 曾在基干民兵组织中建立应急分队, 民兵应急分队自组建以来, 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边海防安全和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为应付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骨干力量。笔者以为, 在当今, 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挥民兵组织在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骨干作用。将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技能的训练提高到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增强民兵应对危机的能力, 不仅能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的应有作用, 启动民兵组织的活力, 同时, 可大大提高民族地区应对突发性危机的能力。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省级相关部门选派危机管理专家对各民族地区民兵骨干进行培训, 向他们传授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之后, 将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作为各民族地区民兵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来进行, 每年集中训练一次, 由民兵骨干对各民族地区的民兵进行该方面技能的训练, 内容包括资讯的收集、危机的识别、危机的应对以及危机的善后处理等。该工作可以结合当前的民兵整组工作, 指导人武部完善民兵应急预案, 利用春节前夕外出打工民兵返乡之机, 开展形式多样的危机意识教育和技能培训。通过这样的训练, 使民兵成为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专业化团队。针对危机的需要, 与日常社会服务相结合, 组建危机治理的基干力量。在团队中配置一定的通讯、交通和保障等装备, 定期性地进行类比危机的训练, 探索新技术、新方法。

四、加强国际联系, 借助国际资源

加强国际联系, 借助国际资源在公共部门的危机管理的研究中已经达成了共识。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的危机,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国际化的影响。危机管理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预防和管理各种各样的危机和灾难一直是联合国长期以来所致力于的事业。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 (OCHA) 、联合国难民事务各级委员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直接介入危机和灾变的管理。在国家层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直接代表联合国协调危机管理事务。国际气象组织、国际粮农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也介入国际和地区性的危机管理。在这个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中, 中国政府有责任, 也有压力与国际组织在危机管理方面加强联系、扩展合作。在危机管理上, 我们要积极争取国际性的组织和地区性的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道义上的支援, 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在资讯方面的沟通。在中国民族地区,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技术落后、物质资源匮乏, 当发生重大突发性危机时, 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 借助国际资源, 显得尤为必要。如中国四川省发生大地震后, 通过多种有效渠道, 向外国政府和国际性组织求援, 获得了各国政府、民间组织的巨大支援, 接收到了大量国际性的紧急救助资金和物资, 这些资金和物资对抗灾减灾、渡过难关和灾后重建工作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 目前中国的状况是:几乎所有民族地区都未同国际社会与民间组织建立正式的联系与交往渠道, 而双方长期性、制度化的联络几近空白。

因此, 在民族地区, 各级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同国际社会有效的联系与沟通渠道:首先要在省级部门设立常设机构, 并有人专司其责;其次要建立通道, 以便能有效联络;第二要确立互访机制, 平时加强事业与情感联系, 增进了解, 加深感情, 以绸缪于未雨之前。当危机发生时, 通过与国际组织的联系, 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援, 这样, 不仅能在物资上获得援助, 还能在技术、道义上得到大量支援, 从而帮助灾区顺利战胜危机。另外, 由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差异大, 在构建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的时候, 也应该充分考虑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和生存环境, 管理策略得因民族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危机, 其应对与管理措施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总之, 科学的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应该是一个由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 同时立足民族地区, 利用民间力量、民兵组织及国际资源, 既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力量, 又广泛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 发掘和利用民间传统智慧, 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内源式整合体系。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整合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生态学等学科知识和专家、学者的力量, 以及社会各界包括民族地区每一位公民的广泛参与, 在战略上, 应结合目前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 将构建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系、提升民族地区政府与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作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进行。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建立和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体制的方法和措施。在此基础上, 要发扬、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 发掘、利用各民族传统智慧和民间组织来有效抵御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在民族地区, 各级政府还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同国际社会有效的联系与沟通渠道, 当危机来临之际, 能获得全世界的支持, 以渡过难关。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危机,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1]陈铖, 汤秀莲.西部大开发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关系及协调对策[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2]杨安华.民族地区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机制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2005, (3) .

[3]房文双, 朱子波.西部民族地区的管理与发展[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7.

民族危机 第9篇

1、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

1.1、健心健智

强身健体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备的基本功能, 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相比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也具有一些共性, 少数民族体育同样具有锻炼身体的功能, 我省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都起源于生产劳作、祭祀等远古活动中。时至今日, 物质的极大丰富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举行的起因有了新的变化, 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目的也逐步过渡到强身健体上来, 传统体育开展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生存和生活, 这也是最低层次的追求, 而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健身健智的良好素材。

1.2、维系民族稳定

现代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让原本淳朴的民俗民风有了弱化, 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则发挥了重要的功效, 这就是维系民族稳定和团结, 传统体育可以将少数民族团结在一起, 通过体育项目的开展还可以促进少数民族群体间的人际交流, 同时体育运动的开展又可以使人们的凝聚力有所提升。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为实现群体活动目标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使参与群体有共同努力的目标去攻克, 这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使凝聚力提升。所以现代社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充当着维系民族稳定的作用。

1.3、传承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与传承就是一种教育手段, 始终与教育传习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我国古代就有通过祭祀、体育、竞技进行教育的方式, 如战国时期的大教育家就将射箭与“礼、乐、御、诗、数”并列为同等重要的教育方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生产、生活, 在对下一代的传播中具有教育的作用。在学校中越来越普遍地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这就很好的体现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本身所蕴含的教育功能, 同时将一些少数民族体育中所带有的激烈内容又将对人的坚毅、果敢的品质锻炼出来。

2、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危机

现代化进程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现代化带来的挑战是方方面面的, 其综合作用很可能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其带来的主要危机如下:

2.1、传承人危机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尽管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人口总量有了一定的提升, 人口的文化层次和综合素质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但在我国现代化的冲击下, 很多少数民族同胞放弃了以前刀耕火种的落后生活, 特别是青壮年大都到北上广等大城市打工来改善生活, 云南不少少数民族村落也就变成了“空村”, 村落里大多以中老年人为主, 有的青年人几年才回村寨一次, 这就使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或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器材制作工艺等失传, 这样长此以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灭绝也就不难想象。

2.2、外来文化冲击

互联网和网络时代的兴起使得世界变得更小, 文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特别是当今世界是以欧美文化为主的社会, 文化入侵的威胁是十分可怕的, 近年来我国受外来文化入侵的现象比较严重, 很多媒体报道目前我国的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 而圣诞节却被人们热捧, 端午节原本起源于中国, 但如今更是被韩国用来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这也反映出了我国对自己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不够, 春节、端午节这样在我国影响力较大的传统节日的境遇也不过如此, 更不要说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危机了, 现代体育运动的大力传播必将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处于尴尬的地位。

2.3、过度包装和开发

云南是旅游大省, 旅游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也被拿来当作旅游景点吸引游客的内容, 这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发展就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可以将即将失传的民族体育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下来。另一方面, 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过度包装和开发又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失去了本身的初衷和意义。让少数民族体育去单纯的迎合游客, 而不是将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难免会有一些缺憾。

3、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策略

3.1、完善传承人制度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 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青壮年投入到了社会大生产中, 远离了自己的家乡, 很多民族技艺的传承都出现了脱节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了重点保护, 很多村寨都出现了传承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云南少数民族体育的传承提供了支持, 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开了先河。但从目前来看, 云南省少数民族村落的传承人还较少, 政府还需要在传承人的数量上下功夫, 通过增加物质上的保障使更多的优秀青年留在村落, 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3.2、民族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 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要良好发展必须加强文化的交流, 在文化上保持一致的认识。每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 文化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 然而, 人们对一些少数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排斥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对民族文化本身不了解、不认同。因此, 我们有必要将我省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 认识到其背后的深意, 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 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必然会更多。

3.3、利用现代传媒

科学家曾预言信息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次革命, 21世纪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特别是网络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等特点。信息时代对我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挑战就是外来文化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冲击, 如NBA赛事就通过网络等数字化媒体传播的优势在我国迅速传播开来, 与此相对的CBA赛事的收视率长期低下, 不得不承认外来赛事带来的巨大影响。带来的机遇就是网络媒体可以促进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传播, 具体的可以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网络、电视等上做宣传,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长期以往就会有更多的参与到这些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中来。

4、结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体育运动, 乃至世界体育运动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体育运动项目与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同样极具价值, 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 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五彩缤纷,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这些多样性的文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保护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任务极其艰巨。我们应该利用好现代化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带来的机遇, 利用好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传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积极规避现代化带来的威胁, 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传承落到实处, 让优秀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现代化服务。

参考文献

[1]白银龙等.农村节庆体育活动的起源、表现形式及其特征探析——以弥渡县密祉乡东方花灯狂欢节为例[J].内蒙古体育科技, 2013, 26 (4) .

[2]陈宇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功能初探[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5) .

[3]董亮.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四川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8, (12) .

[4]陈振勇.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与展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1) .

民族危机 第10篇

一、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舆情现状

新媒体一词的严谨表述应是“数字化互动式媒体”, 它是一组概念的集合, 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讯网、卫星等渠道, 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为终端, 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 目前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两大类。[1]网络表达渠道的不断拓展, 让思想表达的移动化传播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舆情, 相较传统媒体语境下的舆情环境已有很大的变化, 也更难管控。这种基于网络传播的态度、情绪和意见生成迅速、内容庞杂, 具有“羊群效应”的鲜明特征, 舆情一旦产生, 就会遵循其内在规律, 依照一定方向发展, 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不可控性。

作为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一个特殊群体, 大学生是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生成对象和受影响对象。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或突发事件、校内热点事件常常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立体化方式呈现, 吸引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 由此引发的舆情危机给高校带来的问题也随之接踵而至。近年来, 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微博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事件”、江西中医学院“留学生强奸女学生”谣言事件等涉及高校的舆情事件不断出现, 给学校的形象和声誉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突发事件频发、传播内容复杂多样, 突显出新媒体发展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的新变化。

二、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特征和影响

(1) 舆情危机具有易发性和复杂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年1月的相关数据, 重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在民族地区信息网络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的同时, 其网络舆情的总量也与日俱增, 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频度呈上升趋势。那些在传统媒体时代原本可以通过面对面的协调和磋商形式解决的矛盾, 一旦被放大到网络中, 极有可能加快误会与分歧的传播, 使舆情危机的酝酿期大大缩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的传统“黄金24小时”法则在防不胜防的网络舆情危机面前已是“明日黄花”。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高校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对民族地区高校而言, 影响校园和谐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民族宗教问题, 以及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民族地区高校的少数民族师生众多,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信仰宗教或具有宗教信仰的倾向。而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于贫困的山区, 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 使得民族地区高校的宗教问题又与民族问题、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 极易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来自网络空间消极的价值观念, 以及国内外“三股势力”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广泛介入, 让本已复杂的民族问题又徒增大量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对大学生, 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尚不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 引发他们因为盲目从众、冲动或过度自尊而表现出的偏执等一系列非理性表现, 如果不谨慎处理或处理方式方法欠妥当, 就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舆情危机, 影响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2) 舆情危机具有敏感性和难控性。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 虽然学生网民的绝对数量可能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 但民族地区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贫困家庭学生所占人数比例却远远高于中东部地区。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学生, 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其一, 民族的差异性。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之间, 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学生之间, 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学生之间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学生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其二, 文化的特殊性。由于从小就受到不同类型、不同特点文化的熏陶, 本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顽强的力量始终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得各少数民族学生无论在语言、风俗习惯, 还是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第三, 信仰的复杂性。各民族学生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族别背景、认知差异和心理差异, 在信仰上体现出多面性和多向性, 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民族宗教的角度观察问题、思考人生, 甚至形成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以宁夏高校为例, 学校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学生比例较大, 回族有着严格的饮食禁忌。例如, 忌食猪肉、狗肉、马肉、驴肉和骡肉, 不吃自死的和未经信仰伊斯兰教者宰杀的畜禽肉类;在日常服饰上, 回族男子喜欢戴白色的圆帽, 而女子经常佩戴盖头;在宗教活动上, 回族过开斋节、古尔邦节等穆斯林节日, 定期做礼拜, 去清真寺参加由阿訇主持的宗教活动。对宁夏高校而言, 回族学生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和正常的校园秩序之间的冲突, 回族同学的饮食禁忌、生活禁忌能否得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的尊重, 回族同学坚持穿着的民族服饰和参加校园集体活动时的统一着装要求等具体问题, 便成为宁夏高校在日常教育活动和管理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一个民族一旦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某个方面受到影响和干涉, 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损害, 以至引发民族间的矛盾和摩擦, 进而可能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重大问题。”[3]在普通高校看来, 舆情危机的引发可能出于某种共同利益或是某类共同情绪, 但在民族地区高校的舆情危机事件中, 学生却常以“民族”为标识, 同一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同学都可能参与进来, 原本只是普通的纠纷最终却演化为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冲突。此外, 若是在舆情危机事件中涉及宗教信仰、宗教习俗等问题, 还会使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多个民族学生共同参与其中, 在参与人员上呈现同一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4]

三、民族地区高校舆情危机应对的实践路径

(1) 转变舆情引领理念, 加强民族地区高校的网络舆情危机反应能力建设。第一, 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 将监测、预警、处理有机贯通起来。民族宗教问题是影响民族地区高校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高校要把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看待, 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切实可行的民族宗教工作应急处理预案, 及时、有效化解校园里涉及民族宗教的各种矛盾, 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二, 加强网络技术管理, 但要做到“疏而不堵”。新媒体时代, 校园网络与社会网络一样, 也汇聚了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对于网上的不良信息、消极声音, 应通过主题跟踪, 对敏感话题、热点话题的识别倾向性分析等网络技术, 以及行政、法律等手段, 控制信息来源, 防止不良信息的传播和渗透。同时, 也要正确处理“疏”与“堵”的关系, 遇到危机事件不能一味采取“封锁消息”、“关闭论坛”的做法, 否则容易引发众怒, 也不利于民族地区高校形象的维护。舆情监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 更应演化为高校公共服务体系, 为民族地区高校的健康发展提供信息支持。第三, 完善民族地区高校的网络发言人制度。网络发言人制度, “是通过网上发布新闻、与网民在线交流等方式, 对网友在网络互动平台反映的诉求、质疑和建议进行收集、整理、办理、回复和公开说明的一项网络问政制度”。[5]民族地区高校的网络发言人队伍必须由了解党和国家高等教育方针与民族教育政策、熟悉民族地区高校的办学思路和业务范围、尊重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通晓民族语言的专业人员组成, 在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和公开透明原则的基础上, 及时、准确并客观地回应网络公众的提问与质询。

(2) 尊重传播规律, 强化民族地区高校网络文化自身的新媒体特征。“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这是传播学的基本常识, 也是高校不得不面对的舆情现实。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一场变革, 也为民族地区高校舆论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新课题。在涉及危机事件的处理时, 学校要“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问题”, 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介入事件的时间越早, 就越有可能干预舆论风向的形成。2013年4月, 复旦大学发生的“研究生投毒事件”中, 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事实情况并实时跟进事实进展, 使自己的官方微博成为媒体记者获取该事件的新闻源, 其“微观念”和“微语言”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校危机公关的能力。此外, 民族地区高校在做好“外御”工作的同时, 也要做好“内强”工作, 顺应时代发展的特点, 强化自身的网络文化新媒体特征。民族地区高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便捷性、开放性、共享性等特征, 开展引导人、激励人、教育人的工作。例如, 教师可以建立网上课堂进行远程教育;学生工作人员利用QQ、论坛、微博、微信、在线视频等现代化通信手段和平台, 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教务、科研、图书、后勤等部门采用先进的多媒体管理平台, 为师生提供学习、交流、生活指导等多方面服务等。

(3) 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 提升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 是针对在大众传媒时代多种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它以培养人的素质为核心, 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 并建立获得正确媒介信息、信息产生的意义和独立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6]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教育内容大多缺乏媒介素养教育。在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 都不乏有一些青年学生被“三股势力”和其他别有用心者蛊惑, 从而缺失信仰、迷失方向, 最终在其煽动下成为网络舆情危机的制造者或传播者, 甚至直接参与了群体性暴力事件, 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留下了巨大隐患。

少数民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关系到学生自身的成长成才, 更是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话题。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 重在指导民族学生理性认知并合理使用大众传媒, 培养民族学生全面解读、批判和运用传媒信息的能力。概况来讲, 就是要引导学生掌握和运用各种网络媒体平台的方法, 丰富其信息获取的渠道;帮助学生了解媒体语言, 增强其鉴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让学生理解媒体有再现现实和信息意义重构的特性, 使其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有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负责任的选择, 达到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 参与社会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手机媒体——新媒体中的新革命[M].华夏出版社, 2010:17.

[2]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DB/OL].http://tech.163.com/12/0116/12/7NT0RS9R00094MD5.html, 2012-01-16.

[3]李冰心.论中国民族地区危机管理长效机制建设仁[J].甘肃社会科学, 2010 (l) .

[4]江先锋.少数民族大学生舆情激化事件与思想政治教育对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0 (6) .

[5]张宏亮.论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领导科学, 2010 (3中) .

民族危机 第11篇

新中国是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的硝烟中建立、成长壮大起来的。新中国的建立, 结束了屈辱挨打的历史, 实现了中国人民企盼已久的民族独立的愿望。新中国建立以后, 抗美援朝, 打破外界封锁, 面对公然挑衅, 绝不软弱, 成功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民族自信心日益提高, 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重要作用, 值得我们炎黄子孙引为骄傲。民主、法制,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新中国的建立, 中国人民才彻底摆脱了受奴役受压迫、毫无民主权力、连起码的生存权力都没有保障的处境, 翻身当家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60年的努力, 已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初步框架。新中国在废墟上矗立起来,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翻天覆地的巨变, 辉煌伟业, 来自6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励精图治, 来自全国人民的艰苦创造。建国60年来, 我们祖国各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裱花, 无论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 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前期建立起来的物质和科技基础上, 有着充裕资金和丰富劳动力的中国, 对外更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和力, 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二、经济危机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

2.1经济危机加大了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

为应对经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超过1.9万亿美元减少到1.89万亿美元, 美元贬值10%20%的存量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各金融机构都变得异常谨慎, 不敢轻易放贷, 使得国际金融体系从原来的流动性过剩转变成局部流动性偏紧。由于许多欧美金融机构出现资金短缺, 他们不得不抽出其在亚洲等市场的资金来回补自身的资金缺口, 致使中国成为资金流走的“重灾区”, 最终导致目前中国股市的调整幅度超过欧美等国。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 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 将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2.2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

经济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外贸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中国对出口 (特别是对美国出口) 的依赖程度较高, 美国金融危机将会透过降低美国国内消费需求, 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 在国内消费乏力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度问题。政府就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限制产能, 并容易导致通货紧缩, 前几年中国已经出现过类似情况。由此, 出口不振将增加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 美元的持续下跌, 导致了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以进出口加工为特点的中国企业盈利会构成极大压力。所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

我国已经截止到目前我国CPI已连续几个月走低, 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面临巨大压力。而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倒闭, 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 现在我们国家头等的经济大事就是保增长, 促就业。

2.3中国出口贸易面临重大挑战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世界经济增长开始减速。而与此同时, 美联储持续大幅降息拯救经济的行为也导致美元的加速贬值。在美国经济放缓和美元贬值二者共同作用下, 将给我国出口增长带来重大挑战。经研究表明:如果美国进口下降1 0%, 中国出口将下降3.5%;如果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 0%的话, 中国出口将下降7%。外需下降无疑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构成挑战。

2.4房地产市发生泡沫破裂

房地产业是中国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行业之一, 与工业化、城市化和银行金融业均有紧密联系, 一旦出现调整, 其影响不可低估。美国众投资银行在中国大陆持有不少的房地产资产, 在现在形势下, 或者出售或者资产折让, 以争取从中国大陆获得支援总部的现金, 这样的行动当然不仅打击市场信心, 也会直接推动房市下跌。

三、中华民族抵抗住了经济危机, 获得了持续发展

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的严峻形势面前, 我国正在全力以赴, 应对时艰。既参加国际救援行动, 更面对国内新、老问题的解决稳住一方阵脚, 减少损失, 相机发展, 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 争取率先复苏。这是对全球渡过危机的有力贡献, 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抵抗发展能力, 获得了国际好评。

3.1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布置了七项活动, 为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是: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 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计算, 实施上述工程建设, 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七项活动是:1、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2、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3、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4、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5、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6、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7、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

3.2采取积极措施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央行果断宣布取消信贷配额管制, 正式宣告货币政策发生根本转向, 为新一轮房地产业和出口扩张扫清了道路;而当总额高达4万亿元, 涉及基础建设、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等十大项目的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 此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种种担心大概都已烟消云散。清华大学李滔葵教授指出, 即便按最保守的1.2倍乘数效应计算, 即便今后两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消失, 该刺激方案每年也可拉动经济增长8.4%左右。中国储蓄率高达46%, 而2004-2006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过1%, 2007年甚至还出现财政盈余706亿元, 这就意味着中国完全有能力为财政开支提供大量资金。

3.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外注重创新、建立品牌。现在全球经济出现明显的放缓, 抓住这个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 确保不失去我们现有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做到未雨绸缪, 开拓新的出口市场, 努力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出口产品品质和附加值。特别是要避免恶性出口竞争, 需要从数量竞争转型到品牌竞争。

对内立足扩大内需。美国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减速, 这对中国经济造成出口下降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仍然过高,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增长。因此, 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 进而实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脱钩”。我国可以主要依靠国内的巨大市场把经济搞好, 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完善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财富再分配制度, 采取措施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 扩大居民的消息需求, 刺激民间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在更广泛的层面提升内需, 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3.4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显著

自2008年以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很多具体的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积极就业政策基础上,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就是要求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 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通过实施更积极的就业政策来应对此次金融危机, 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在实施更积极的就业政策时, 需要根据此次危机的特点, 瞄准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实行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让公共财政在全民社会保障支出中承担更大责任, 可以相应削减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这样, 通过长期的制度安排, 可以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稳定企业和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增强人民福利的稳定性、稳定消费者的预期, 同时, 有更多的企业得以生存, 国家税收的税基也可以不断扩大, 从而实现多赢的局面。

四、应对危机, 中华民族必将持续发展

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 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制定和作出了指导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 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就一定能够胜利应对经济危机, 实现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段平方:《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危机的传导分析及中国的对策》, 《价格月刊》, 2009年第6期。[1]段平方:《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危机的传导分析及中国的对策》, 《价格月刊》, 2009年第6期。

[2]蒋定秀:《经济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企业技术开发》, 2009年第3期。[2]蒋定秀:《经济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企业技术开发》, 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