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发展范文（精选11篇）
民族发展 第1篇
民族教育是少数民族人口教育的简称, 定义其教育范围为除汉族外其余55个少数民族。
民族人口发展是人口数量、 质量和结构及其与社会经济、 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 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人口和教育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不能离开人, 没有人更不用说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更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经验传递和继续都离不开教育, 人类社会持续和发展依存于教育。 教育与人口有着紧密的关连, 两者相辅相成又相互约束。
一个国家教育规模的基本影响因素是人口的数量。 一个地区教育水平高与低、教育经费多与少以及教育能否大力推广都是基于人口数量来衡量的。人口数量过大会限制教育的投资, 影响招生和升学人数甚至造成文盲率居高不下。
教育需求的多样化是由人口素质决定的。 伴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 人们加大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力度并给予资金扶持, 教育组成模式随之更新, 教育的等级相应的得到提高。 人口的迁移和分布, 决定了迁入地和所在地的教育投资、 教育规模、教育模式和教育等级。处在不同行业的人口, 划分出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跨行业的人员流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受教育水平。
教育的发展, 是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办法。 生育率与教育事业成负相关, 逆向发展。 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迁移数量, 迁移距离成正相关, 充分发挥正向效应有利于人口的合理分布。 教育在职业和行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提高对职业的选择性和适应性。
二、贵州民族教育现状
贵州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长期居住着苗族、 布依族、 侗族、 土家族、水族等53 个少数民族, 除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外, 其他民族在贵州均有分布。 2011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1255 万人, 总量位居全国第四;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比为11.03%, 占全国第五;贵州少数民族的素质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的发展离不开贵州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因此, 要更加重视民族教育, 贵州地方政府长期致力于发展民族教育, 初步构建了具有本地区特色和符合民族特点的教育体系, 全省初步形成了有初等到高等、由幼儿到成人的层级分明, 结构相对完整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体系。 据统计, 到2006 年年底, 贵州省共有14258所小学, 少数民族小学159 所, 城市2 所, 县31 所 (含私人1 所) ;农村126 所 (其中私人1 所) 。 少数民族小学1565 班, 一年级239 班、 二年级244 班、 三年级255班、四年级265 班、五年级274 班、六年级277 班、复式班11 班。 全省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1884252 人, 其中女生846487 人; 城市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69902 人, 其中女生31307 人; 县镇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282656 人, 其中女生126305 人; 农村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1531694 人, 其中女生688875 人; 小学教职工总数是196785 人, 其中少数民族教职工80843 人, 专任教师77220 人, 代课教师7283 人, 兼任教师110 人。 贵州省2666 所中学, 其中独立民族中学109 所, 市里7 所, 县城42 所, 农村60 所。 中学的少数民族教学班共2268 个, 其中初中1368 个, 一年级475 个, 二年级454 个, 三年级439 个;高中900 个, 一年级328个, 二年级297 个, 三年级275 个。 全省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814761 人, 其中女生356073 人;城市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41842 人, 其中女生18090 人; 县镇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374862 人, 其中女生141110 人; 农村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382655 人, 其中女生144415 人; 中学少数民族教职工53067 人, 其中女教师45791 人, 专职教师48605 人, 代课教师734 人, 兼职教师142 人。
(单位:人)
三、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现状
1.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
根据表1 可以看出, 在小学教育中民族教育基本和汉族相当, 但是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教育中, 受教育水平较汉族水平偏低。 随着学历的升高, 贵州少数民族受教育人口逐渐减少。
2. 不同教育程度就业人口占本行业人口的比重
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素质产生要求, 经济越发达, 文化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口文化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体现是, 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 低文化素质劳动者不可能替代高文化素质的工作。 从各种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布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受小学以下教育的就业少数民族人口中, 有90%以上是农业生产人员, 由于受教育程度限制他们很难胜任对文化素质要求较高的工作, 不能适应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需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难度。 从上表还可看出,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 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逐渐减少, 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可从事选择职业的范围就越大。
3.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分布
整体上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分是 “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 贵州少数民族聚集合在非城镇地区甚至偏僻地带。 以苗族为代表的民族大多靠山而居, 仡佬族居住在山谷, 布依族、侗族、水族沿水分布居多。
相比于我国经济发展,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 这就导致其人口的城乡构成与发达省区有明显的不同, 即乡村人口多, 城镇人口少。 发达省份人口城乡分布是:城镇人口分布多, 农村人口分布少。 贵州的各个民族的世居地在农村, 从事传统的农业, 城镇化水平不高, 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今文化水平差异造成的。 少数民族人口适应和习惯了传统文化和生活, 造成了他们文化素质水平偏低, 离开自己的世居地生活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 造成少数民族分布在农村县城居多, 城市较少。
4. 贵州主要民族 ( 人口数较多的民族) 妇女活产子数量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根据表4 可以看出, 贵州15~50 岁的妇女活产子数量与其受教育程度的密切关系。 文盲半文盲妇女活产一个子女的比重是12.76%, 多胎生育即活产三个级三个以上的比重高达56.45% 超过一半以上的妇女是多胎生育。 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文化教育的妇女活产一个子女的比重高达93.56%而生育三个以三个以上的比重最低, 只有0.35%。 受教育水平对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影响最大是从初中开始, 活产一个子女数量从小学的23.53%上升到初中的48.88%, 增加23.35 个百分点, 增长了1.07 倍。 活产三个子女的比重从小学的38.33% 下降到初中的18.41%, 下降1.08 倍。 受过大专以上文化教育的妇女生育多胎的不足1% , 可以说大专以上妇女基本没有多胎生育。
通过表4 分析发现, 随着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生育率大大降低, 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单位:人)
四、贵州民族教育与民族人口的联系
1. 教育与再教育提升就业层次
贵州少数民族劳动者中, 受教育高者不仅有着广泛的工作选择权, 即使未能从事到能力所及的工作, 也可以从低就业甚至从低几个层次就业。而受教育低的劳动者, 不仅就业范围受限, 如果受教育水平处于最底层有可能会面临失业。这个时候如果劳动者无论是主动的接受教育还是被动的再教育, 都有获取扩大就业范围和更高等级就业的机会。
2. 借助教育平台推进人口合理分布
贵州的少数民族分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城镇化低并居住偏远。 一般情况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会选择从经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 因为城镇化高的地区有更健全的公共服务和更多的工作机会甚至更高的薪酬。 然而受教育水平低的人迁移到城市的可能性就很低, 除了固守在农村传统作业外也没有从事较高层次工作的能力, 城市即便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也不能成为迁移的动力。 如果要改变这一现状, 就要借助教育的平台增强民族地区人口的就业能力, 吸收合理的人口数量进入城镇, 科学的促进城镇化发展。
3. 伴随教育水平加深对生育思考
民族地区活产子数减少, 生育意愿低, 生育率持续走低在一定时段内可能是符合省情的, 但是从长远来看, 除了政府的主导外每个家庭内部也应该思考与家庭相匹配的生育模式, 这不仅是每个受过教育人口的义务更是为了民族长久发展传承的责任。 一般来讲受教育低家庭对孩子的抚养效用停留在养老的效用和劳动力效用, 而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会考虑除了物质效用外的精神效用, 更多层面关注的是孩子的素质。 由于受教育水平不同, 分布地区不同, 家庭收入不同等要素每个家庭都具有差异性, 具体生几个孩子既可以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又满足家庭的精神需要, 是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和深思的问题。
五、总结
综上所述, 贵州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提升民族人口素质的同时也渐渐的改变这少数民族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存理念, 使少数民族人口能够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工作。在推进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同时扩大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层面并对贵州省产业升级起着有效的推进作用, 更为少数民族人口的生存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机遇和选择。
贵州省是个少数民族大省, 少数民族人口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问题应该更应该加大关注力度, 在教育资源加大投入的同时还要优化分配, 鼓励支持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的同时不落下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再教育的步伐, 对待少数民族子女上学问题不止要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 还要设立适合贵州省省情的民族教育体系, 为民族人口素质与民族人口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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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人炳, 等.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如何搞好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 第2篇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度优越性 民族区域自治我国的一项政治制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社会的任务。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关键的是要好《民族区域自治法》。要加大民族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各民族的法律意识，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要从XX民族地区，可行的措施，自治法。要强化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制，监督主体，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在XX事业的发展中更大的作用。要和党和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政策，使XX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真正实惠。配套性法规，和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和合法权益，把行之的民族政策上升到法律法规的，使之更性、长期性和强制性，使民族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的发展，要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身地充实、和，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与时俱进，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真正，为和发展XX民族关系强的制度保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的是民族政策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学习钻研现民族政策，把民族政策用好、用足。要综合运用好更要运用好在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文化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西部大开发、扶贫政策等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XX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要制定自治区配套政策，着重在建设投资、财政补贴、资源开发等可行的措施，加大扶持，帮助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要与时俱进，《民族区域自治法》，更多的政策支持；要制度的优越性，优先扶持民族自治县、民族乡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使民族感受到党和的关怀，共享发展。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好新农村
新农村建设，是党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长治久安的战略措施，是在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担负和的一项使命。从1982年中共发出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开始，至今共发出了8个“一号文件”。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农村，在农业，在农民。农村小康，就全国小康，农业现代化，就的现代化。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XX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根椐XX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了以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品牌、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文化项目带动型——“阳朔模式”；以绣球和壮锦等民族文化产品为依托，使之项目化、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民族生态文化型——“靖西模式”；以发展民族民俗娱乐文化为，开态旅游、建设富裕家园的休闲文化旅游型——“恭城模式”；以农民自办文化节为载体，科技“搭车”引领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文化型——“北流模式”；本地农业资源、以文化知识致富型——“横县模式”。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是XX各族的，是农村生产生活模式的重大变革。应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XX精神，用的双手建设各民族美好家园。
XX是农业大区。农业人口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XX当前的区情。自治区成立五十年来，是改革开放，全区农业和农村了历史性的，民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市居民和民族农民的收入差距，制约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城乡差别越拉越大。全区党员干部对此应有清醒和的认识。
面对XX的区情，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城乡发展是其的组成。科学发展观，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发展进程、共享发展。农民的愿望和切身利益，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应当认识建设新农村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自觉、地投身新农村建设，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建设新农村，是建设小康社会，“富裕XX”的任务。XX的小康社会建设在 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要建设新农村，民族农村发展进程。建设新农村，是“XX”的基础。社会离不开农村的。XX民族农村社会关系总体上是健康的和稳定的，但也不容的矛盾和问题。新农村建设，民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有利于民族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村的社会矛盾，农村的不稳定因素，为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建设新农村，造就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是农民的事业，需要农民的主体作用和性，农民素质。应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对民族农民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为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面向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使民族农民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较强就业能力的新型农民。
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发展是基础。在农业产业结构上，基层应和服务职能。鼓励发展专业协会和经济合作组织，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效益。新经济合作组织的服务带动功能，提升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新技术应用和新品种推广，着力培育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乡村经济能人和致富带头人，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戏剧发展之拙见 第3篇
一、贵州少数民族戏剧的
地域性划分
贵州省有49个民族，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仡佬等16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7.99%。贵州有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以说，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众多，但主要人口还是汉族的多民族杂居省份。于是，按照省份作为少数民族戏剧分部的划分方式在贵州并不适用。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分散，对于其民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多元化、缓慢化的综合性特征。以苗族为例，高坡苗、红苗、芭沙苗、短裙苗等各不相同，他们的习俗、歌舞乃至戏剧都极具特色，同时，也因为人口少、地域小、经济落后等造成了民族戏剧发展缓慢甚至消失的情况。
目前贵州有7个主要戏曲剧种，京剧、黔剧、花灯戏、傩戏（地戏）、侗戏、布依戏、撮泰吉。其中，仅有京剧、黔剧、花灯戏有专业剧团，其余或于近年转企改制合并成综合文艺单位，或存在于民间班社、票友会等。少数民族戏种、傩戏等更多地以人民群众自娱自乐或民间祭祀活动的形式存在。如“黎平肇兴侗戏班”等民间演出团体，仅仅依托旅游业发展，定位旅游演出而勉强维持生存，谈不上发展。更多的民间演出团体则无固定演出场所、创作队伍及演员，基本没有演艺能力，濒临灭绝。
二、贵州4个少数民族
主要剧种的生存状况
目前贵州少数民族戏曲主要有：侗戏、布依戏、撮泰吉和苗戏。
1.侗戏
贵州的侗戏主要流传于贵州黎平、从江、榕江县，由侗族歌师吴文彩于1828年创建，距今已经有170余年的历史。拥有《梅良玉》《金汉列美》《珠郎娘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代表剧目，至今仍在侗乡村寨的戏台上演出。目前黎平、从江、榕江三县都有侗戏保留剧目，但往往只在民族文艺会演时才有演出，平时并无演出活动。近年来，各地州市文化改制，很多剧团解散或者合并，保留下来的演员主要承担地方政府接待性演出任务和旅游景点的民族风情演出。由于侗戏只流行于侗语南部方言区，其他民族的人听不懂，因此，接待演出和民族风情演出都是以简短、精巧的侗族大歌为主，基本上不演侗族戏剧。侗戏班只有在侗族村寨普遍存在，组织结构松散，演员多为本寨成员，人数不等。没有固定的演职人员，除戏师、腊汉头和琴师相对稳定外，其余人员经常轮换，缺乏稳定性。如今由于戏师大多年事已高，已无精力从事侗戏剧目的编排，有的村寨戏班已无戏师，只得从邻寨聘请，出现一个戏师带几个戏班的情况。
侗戏因受众面窄和演出时间等因素制约，没有办法出现以演侗戏为职业的演员群体，致使乡村侗戏发展缓慢，仍保留着音乐旋律简单、表演程式单一的原始戏剧特点。职业演出团体的缺位，使得侗戏演出集中于秋收后和春节期间。近年来，由于政府文化部门的鼓励、引导和扶持，演侗戏逐渐成为南部侗语方言区过年期间的文化习俗。但由于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是靠口耳相传，随着老戏师的离世，侗戏的继承出现了很大问题。
2.布依戏
布依戏流行于贵州省黔西南州的册亨、兴义、安龙、贞丰等县的布依族村寨，其活动中心为南盘江沿岸，该地区被认为是“布依族的发祥之地”。布依戏包括民族传统剧目和移植剧目两类。民族传统剧目均用布依语，民族特色十分浓郁。代表剧目有《罗细杏》《人财两空》等。移植剧目主要源于汉民族历史故事、唱本以及其他剧种剧目，用双语表演，形式活泼，风格质朴。
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编剧、演员、导演队伍，发展十分缓慢，形式还处在简单的层面上。由于参加表演的演员都是临时组织的，完成演出任务后就解散返乡了，因此布依戏在剧目的积累、演出水平的提高、专业演职人员的培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布依戏一直在乡村业余农民戏队唱主角，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专门培训，随着老戏师的先后去世，年轻人又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纷纷外出打工，导致布依戏传承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存世的艺人越来越少；缺乏按照布依族的民族形式、欣赏习惯、审美情趣等气候土壤中产生的精品之作。剧目、剧本、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缺乏创新，更谈不上研究发展。
3.撮泰吉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撮泰吉是仅存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裸嘎寨的一种古老的戏剧形态，有着“戏剧”活化石之称。撮泰吉为彝文译音，“撮”字意为鬼，“泰”字意为变化，“吉”字意为游戏，通译为“变人戏”或 “人类变化的戏”。主要反映彝族迁徙、农耕、繁衍的历史。2005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撮泰吉因具有民间信仰和祖先祭祀的功能，深深植根于彝族的生产、生活及文化历史中。撮泰吉因仅仅在一个偏远的区域流传而一直延续下来，并较少受到外界影响，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这种只被少数人掌握和传承的艺术显得十分脆弱，再加上随着民族信仰的逐渐淡化和缺失，撮泰吉在传承和发展上更显得风雨飘摇。2015年，由我作为编剧的彝族古剧《撮泰吉》，将彝文的老剧进行了重新编写和汉文翻译，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获得了编剧奖、导演奖、演员奖。这是一次“非遗”保护的尝试，更是民族戏剧保留与发展的尝试，此剧后来在央视进行了纪录片和戏剧全剧的播放。
4.苗剧
思南苗族高台戏是在苗族民间花灯、山歌的基础上，逐渐吸取傩戏、湘剧的表演形式而构成的一种独特的地方剧种。它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现流行于印江、石阡、德江、沿河、凤冈、湄潭、务川和余庆等地。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巧英晒鞋》《麦粮封官》等。近年来，贵州省的戏剧工作者们给予苗剧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实验戏剧《季刀苗寨的女人》等一些探索作品。但同样的，因为没有专业剧团，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语言的障碍等问题同样对该剧种的发展造成了重重障碍。再加上在苗族艺术形式的提炼上，更偏向于更加有名的苗歌、苗舞，更多的是提取苗族历史故事、传说为素材进行其他艺术样式的表现，比如：苗族歌舞剧《仰阿莎》，该剧获得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此类作品贵州很多，比如以傩戏为素材创作的舞剧《天蝉地傩》，以侗族民间故事《珠郎娘美》改编，以侗族大歌为基调的侗族音乐诗剧《行歌坐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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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数民族戏剧的
发展困境与思考
近年来，贵州对少数民族戏曲保护、发展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立项经费补助；支持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建立传习所开展传承工作；搬上舞台进行展演；组织赴外展演，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开展进校园传承；对濒危的戏曲项目，通过音像、文字、图片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数字化保护、保存等，对鼓励民间戏剧的传承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贵州少数民族戏曲资源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依旧停留在开发利用价值的“资源”状态，而无法进入大众视野。
1.人才匮乏，后继无人。
戏曲从业人员年龄严重老化，艺术骨干人才青黄不接、行当不齐、后继乏人。由于职业演出团体的缺失，专业剧作者的缺位，致使贵州民间戏剧出现剧目老化，艺术质量低劣，停留在老演老戏，老戏老演的状况。
2.剧团、班社基础设施落后，丧失培育观众、市场的机会。
3.演艺市场低靡。受新时代多样化文娱方式的冲击，戏曲观众越来越少，受演出剧场、创作经费、演员队伍等因素制约，演艺市场长期低靡，这一艺术形式长期脱离人民群众。
要符合当代观众审美，要生存发展，戏曲表现内容及形式必然要走上创新、改革之路。戏曲发展规律表明，每一种成熟的剧种必然是融合众多表演技艺精华的结果，但在融合众多表演技艺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本门类戏曲的精粹和特性，是摆在戏曲工作者面前的艰难课题。
尤其是少数民族戏剧，我认为首先应该做到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具体到剧种中，应该注意把握民族语言的保留和翻译问题。注意民族历史的传说的运用。注意民族传统和信仰的尊重和保留。应培养一批懂戏剧、懂文学、懂历史和语言的专家、学者。
其次应该给予少数民族戏剧一方净土，要成立专业剧团，培养专业编剧、演员、导演、编曲、乐队、舞美人员。只靠非遗演习所、几个传承人是没有办法振兴剧种的，而戏剧是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是最能够保存其文明精髓的方式，建设少数民族专业剧团其现实意义不仅仅只是确保一个剧种不消弭而已。
最后，应该将传承人传习与专业高校戏剧教学相结合，培养专业人员，创作、研究和探索与时俱进的少数民族戏剧发展方式。
少数民族戏剧是我国多彩的戏剧文化瑰宝，本文的一些拙见，做抛砖引玉之用，期望多元戏剧文化能在21世纪绽放属于自己的绚丽光彩。
民族发展 第4篇
贵州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 据2009年末统计, 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8.9%, 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55.5% (1) 。多民族在该地区呈“大杂居, 小聚居”分布特点。
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村落是其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 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容器与载体之一。诸如雷公山清水江区域的苗族村落、黔东南“六洞九洞”地区的侗族村落、黔中地区的布依族村落, 无不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样式, 蕴含着淳朴多样的民族风情, 承载了深厚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大部分中国城市乃至村落的历史文脉完全被工业化、全球化大潮打断而日趋一致的今天, 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却通常因为地处偏远, 受现代经济侵扰较少, 其富于民族与地域特色的乡土建筑与村落布局、浓郁而独特的民风民俗才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 原本自成一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也面临被外界强势侵入而发生异化的危险, 村落形态景观也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在此情况下, 保护这些少数民族村落成为十分紧要的议题。
与此同时,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往往又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村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全省46个县一级的民族自治行政区 (包括自治县, 自治州下辖县市) , 有36个国家级贫困县 (2) , 其中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8个县市中有7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县市中有14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村落往往因为僻居山野, 更是贫困之中的贫困。脱贫致富、谋求发展是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村落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对贵州少数民族村落而言, 保护与发展成为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 保护是为了保存人类共有的自然文化遗产, 而发展则是当地民众的迫切需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如何既得到保护又实现发展, 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首要问题。近年来, 随着“民俗文化游”、“乡村游”的兴起, 旅游业似乎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 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村落的民风民俗被外界了解, 部分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得以承继, 民族村落的物质条件也得以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也出现了“泛旅游论”甚至“唯旅游论”的趋向:“保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旅游, 发展的动力也主要来自于旅游。”文章对此展开讨论。
二、简要回顾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从开始的几乎无人知晓到近年来的广受关注, 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其间也有多方力量的推动与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界 (尤以人类学、建筑学为代表) 对少数民族聚落本身及其文化的不懈挖掘与推介;当地政府在认识其价值之后所进行的保护与引导其发展的尝试;外界大众 (包括传媒业、旅游业、商业组织、文化组织等) 在“乡土热”等潮流之下对民族聚落的关注与参访;“本土意识”正在不断加强的当地民众, 他们将成长为村落保护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力量。
(一) 学术界的研究与推介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与介绍, 实际上最早将其引入学术界视野的是学者。以人类学、民族学、建筑学以及后来兴起的整体性的聚落研究学者, 自二十世纪始兴起了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价值与典型村落的发掘研究与认识觉醒, 这是一项从无到有、筚路蓝缕的工作。从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21903年间对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为起始 (3) , 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对贵州民居的研究渐成热点 (4) , 再到最近多学科综合的, 从单纯建筑、单纯学科扩展到聚落层面的研究, 以生成整体的方式, 全方位考察聚落的生态环境、生产生活、经济社会、聚落形态等综合性问题 (5) 。学者的研究最先将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瑰宝从“边疆蛮荒”之地发掘并推介出来, 使其影响由几乎空白而至学术界, 最后再扩展至广大民众。
(二) 政府对少数民族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视
学术界的不懈研究, 对少数民族村落价值的不断发掘, 也促使了地方政府对其价值的认识, 促进了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对村落及其文化开展保护工作, 并思考其发展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陆续有一批少数民族建筑和村落的代表, 比如增冲侗族鼓楼、地坪侗族风雨桥等, 就被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市、县各级也纷纷加强对重点建筑的保护。1999年, 贵州省设立“民族村落保护与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成员由文化、民族、财政、旅游、交通、扶贫等10多个省直单位组成。从成立开始, 从全省2.5万个村中选出20个代表贵州民族特色的村寨, 作为“重点民族村落”制定保护与建设规划。此外, 还通过设立省级典型民族村寨 (第一批24个) , 以政府投入或政府引导的方式, 严格规划控制, 整体保护民族村落的建筑与环境, 提升道路等基础设施水平, 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传承民族文化记忆。
考察政府的作用, 雷山县苗族村落朗德上寨的过程很具代表性:1985年雷山县将苗族村落郎德上寨公布为民族文化村;1986年贵州省将其纳入首批重点保护民族文化村寨, 省文化厅拨专款进行历史风貌恢复和重点古建修复;1987年省、州、县联合, 将郎德上寨建成露天民俗博物馆, 将村寨整体风貌、文物专题陈列和民族风情表演结合起来, 并开始进行村落少数民族旅游的试点;2001年村寨整体以“朗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二十余年间, 经过政府在财政、规划、宣介等方面的不断投入, 朗德上寨已成为贵州苗族村落景观与苗族风情的重要“基地”。
(三) 外界大众的关注与影响
外界民众对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关注始于旅游热、乡土热、民族热的共同作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片土地。其中, 大众传媒的影响颇为深远。《老房子》书系中贵州部分, 《行走贵州》书系, 以及各种旅游、文化书籍将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成功打造成“秘境天堂”、“原生态秘境”,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成为世界十大“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旅游目的地首选地之一。此外, 还被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授予“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的称号,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旅游者。而旅游者以及关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传媒组织、旅游组织、商业组织、文化组织等, 一方面促进了当地各村落的经济发展与知名度增加, 另一方面又以一种非常直接而迅猛的方式参与并影响到当地村落的社会形态当中。
(四) 当地民众的反应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从“养在深闺人未识”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只经历了短短十余年时间。旅游者带给当地民众的除了部分旅游收入、对外界的了解之外, 还带来了对生活、观念等的巨大冲击。在实地走访中能深刻感受到“旅游村落”与“非旅游村落”中村民在生活、思想状态的不同。当地民众如何应对这一冲击, 如何以主人翁的身份看待自身家园的保护与发展, 如何实现自身的发展诉求, 将成为今后最为重要的问题。
总体而言, 这四方面的力量, 学术界最先进入, 政府随后跟进, 最终形成大众、政府、学界关注共同影响的局面。前些年间成为研究热点的“生态博物馆”正是这几方合力作出的尝试。
(五) 各方合力的一种尝试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兴起的一种村落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起源于欧洲。其核心理念是“在文化原生地保护文化, 并且由文化的主人保护自己”。1995年引入中国,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寨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生态博物馆, 此后陆续兴建。截至2008年, 贵州共建成梭戛、堂安、隆里和镇山四个生态博物馆, 分别保护、传承和展示苗族、侗族、古老汉族、布依族的传统文化。
生态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学者、政府、当地民众”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强调多方协作, “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尤其看重当地居民在该地与自然所做的互动与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其发展模式采取“政府主导, 专家指导, 村民参加管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秉承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理念, “以人为中心”。社区居民是博物馆的主人, 居民参与是其存在形式。
三、“唯旅游论”目前的现状与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 一方面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村落自身具备不可复制的珍贵价值,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民众对于发展经济有着强烈的诉求,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 发展旅游业成为一个极佳的选择。贵州各地纷纷确立了以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的战略, 将民族旅游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 各种旅游开发项目、旅游推介活动以及附着旅游诉求的各种文化活动纷纷上马。对于民族村落, 其保护和发展也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时间, 以“是否有旅游价值”作为是否保护某个民族村落最为重要的一条判别依据, “旅游”也几乎成为少数民族村落谋求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且最便捷的路径之一。“旅游是保护的主要目的, 旅游是发展的主要道路”, 在少数民族地区, “唯旅游论”正在泛滥。
不可否认, 事实证明旅游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2009年旅游业总收入 (100亿) 占到了全州GDP (250.79亿) 的39.9% (6) , 成为全州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 旅游市场开发的功利性也造成了一些突出的问题, 浅层次的比如迎合旅游者“猎奇心态”而造成的民族文化表面化、浅薄化行为, 深层次的比如旅游开发中外界文化快速侵入造成的本地文化异化、价值观改变的问题。这些都是“唯旅游论”下所面临的亟待改善的问题。
就连在初期对文化、旅游、村落有着良好设计的“生态博物馆”在面临旅游的强势介入时, 现状也让人十分担忧。离市区不远的镇、山村已几乎成为贵阳市“农家乐”的代名词, 全民皆游, “旅游接待户占了全村户数的80% (包括30%的纯接待户和50%的农业和旅游接待兼营户) ”, 一到节假日, 便成为城里人郊游、聚会、休闲的好去处, 而原本的村落文化等已几乎无人问津;黔东南州的堂安尽管村落保存完好、民风淳朴, 但其资料信息中心已交给一家旅游公司管理, 间或有部分游客来游览;隆里古村的当地政府则雄心勃勃地开发起旅游, 锦屏县政府2010年工作报告中对隆里古城的具体措施中也基本围绕旅游展开文章, 并要“组建隆里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7) 等;梭嘎当地政府也期望通过旅游能给当地带来较多的收入。甚至有学者惊呼“旅游毁灭了民族文化”, “要保留少数民族文化就必须相对闭塞, 要发展就必然导致少数民族文化的异化消亡”。
一方面是民族地区村寨的普遍贫穷以及当地民众对于发展的渴求, 另一方面却是以各种旅游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于村落文化遗产包括村寨聚落的破坏日益严重。民族地区各具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化如何保存与该地区如何得到发展必须通盘考虑。不论背景情况的一概以旅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必须得到重新审视。笔者认为, 反思目前现状, 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少数村庄的旅游致富与多数村庄仍普遍贫穷并存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数以万计, 多数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 只有其中少部分进入到外界的视野。而因为商业旅游开发所具有的逐利性, 旅游的热点必将集中于少数具备“旅游潜力”的村落, 各项资源 (包括地方政府匹配的资源) 不断向具备“旅游价值”的村落集中, 这些村落得以优先发展, 形成“明星村落”。但因各方面限制, 更多的少数民族村落也同样面临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却往往被忽视, 甚至处于明星村落的“灯下黑”的状态, 多数仍然处于谋求温饱的初级阶段。旅游产业发展在带动区域整体发展上所做贡献依然有限, 少数民族地区整体脱贫发展的目标实现起来仍然颇具难度, 而这是单一发展旅游所不能解决的。
(二) “展览性”的民族文化
在发展旅游的少数民族村落, 如何处理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文化生活与旅游之间的关系间存在很大问题。因“唯旅游论”下旅游所处的优先位置, 村落文化往往定位于服务于旅游。而旅游开发理念落后, 往往立足于浅层次的“参观式”旅游与“体验式”旅游层面, 而民族文化往往是处于“展览品”的层面, 以表面化、符号化、定型化的方式展现给带有“猎奇”心态的旅游者。比如, 部分民族村落的特定节日习俗、婚庆习俗等现在早已作为节目, 向每批旅游者表演, 由此尽管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但对民族自身文化的庄严性、神圣性以及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上却构成了极大的影响。李锦平就认为雷山县的苗族文化遗产已出现了原生态文化异化、文化变迁加速、民族价值观改变、民族文化商品化等负面效应, 这些变化如听之任之, 带来的破坏将是不可弥补的。
(三) 文化冲击与迷失
外界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而旅游者的涌入往往成倍地加快了这一冲击。一直沉浸于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的少数民族村落, 在面对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的突然涌入时, 自身生产方式、生活状态、风俗习惯乃至民族文化与之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却在于这一改变过于迅猛, 原先设想的村民对自己文化的珍视与传承, 因为其过于贫穷的现实使其在面对外来世界种种事物与思想的冲击下, 取而代之的是“求变、求富”的需求。外界的强势文化的“入侵”使其几乎完全丧失了对自身民族文化思考的过程, 并且并未意识到一些本应坚持的本民族的文化精华, 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 是不应该舍弃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村落纷纷放弃原本适应本地区一整套生态哲学的木制房屋, 改而兴建砖石混凝土楼房的过程, 即是这一过程的反映。多次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调研的潘年英也认为“梭戛生态博物馆运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中, 最主要的还是当地居民对现代生活的急迫追求与民族文化自觉能力不足的矛盾。”
四、从旅游先导到文化自觉
(一) 从“唯旅游论”到“旅游先导论”
贵州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底蕴深厚。针对这一优势资源而优先发展旅游业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旅游也为民族村落的发展注入了“起始能量”, 大大改变落后的资源驾驭能力, 使村庄驶入快速发展的车道,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遗产的保护, 促进了民族自信的形成。但是, “唯旅游论”忽视了更为广阔的发展路径与更为深远的后续发展。旅游是路径之一, 是民族村落发展的契机, 提供了发展的先导动力与资源。因此, 要以优势资源为基础, 以业已小有影响的旅游业为先导, 实现从“唯旅游论”到“旅游先导论”的转变,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以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带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这其中就旅游本身而言, 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处理好旅游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贾玎提出“分层开发、分层保护”为核心的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模式, 对民族文化进行显性文化层面和隐性文化层面的划分, 认为如服装、建筑、舞蹈等显性文化层面需要加强展示性, 而对文化比较内核的、隐秘的部分则需加强保护, 防止为旅游所过分侵扰, 以保持民族文化的核心活力与文化积聚性。杨振之借鉴美国人类学家马康纳的“前台、后台”理论, 建议在少数民族村落内经仔细研究后划分为前台、帷幕、后台三个区域, “前台”集中展示民族文化, 市场化开发民族旅游;“帷幕”作为商业区与原有生活区的缓冲, 使旅游者不致过多影响原有村落生活;后台作为村落生活与文化的核心保护区, 不进行旅游开发, 并杜绝过多的外界干扰。
其次, 是形成民族村落的旅游网络, 推动整体的发展:1975年, 法国布列塔尼大区成立“特色小村镇协会” (Association des Petites Cités de Caractère de Bretagne) , 使得各个小村镇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而形成一个网络, 影响远远超越个体的集群效应。其《特色小村镇宪章》规定, 加入这一网络的小村镇“人口一般在5000以下;至少有一个列级或登录的建筑, 以及有特色的建筑群;能够提供基本的旅游接待设施, 如一个信息中心, 几家特色餐饮或者农家乐;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政策, 同时要有清晰的活动计划。”同时, 还通过统一设置的“步道、骑术小道”等“物质性”的和通过“朝圣之旅、艺术家之旅”某一主题活动等“精神性”地串接起区域内各特色小村镇, 极大地增强了整体的吸引力。
最后, 民族村落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点, 它必须参与到区域的整体发展中来, 这才是民族村落永葆活力的关键。因此在空间规划方面, 改变围绕单个或数个旅游村落做规划的方式, 以区域思路构建整体发展框架, 将每个村落纳入区域发展格局, 合理布局包括旅游业、新型农业等在内的各项产业, 形成新形势下的地方聚落产业与文化体系。
(二) 加大少数民族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全面提升生产生活设施水平
针对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发展问题, 旅游先导型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思路, 但同时仍然需要对普遍性的民族村落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提升的保障。针对贵州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村落仍然十分贫穷而旅游业往往只关注部分重点村落的现状, 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在各项举措中, 笔者认为道路、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最为紧要, 在保护民族村落以及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 使村落获得融入现代产业分工的基础, 促进村庄自身生产能力的提升。此外, 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 全面覆盖, 完善村落的各项基本生活设施, 提升少数民族村民的生活水平。
比如韩国在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中, 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 并且十分重视农民的自身意愿。在新村运动推行之初, 首先由每个村庄向乡镇政府按需求顺序上报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经由乡镇经县级政府直至国家的汇总, 最终按顺序确定了几乎全国3.3万个村庄都需要的项目, 他们是:“宽阔笔直的进村公路;修建跨河的小桥;宽阔笔直的村内道路;村庄排污系统的改善;瓦房顶取代茅草屋顶;修葺农家的旧围墙;改善传统的饮用水井;村庄会堂的建造;河流堤岸的整修;田地支路的开辟;农村电气化的加速;安装村庄电话;建造村庄浴室;建造儿童活动场所;河边洗衣地方的改善;植树、种花等环境美化。”这些基础设施的兴建, 大大促进了韩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平, 增进了工业社会里农村的竞争力。
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一定会破坏村落遗产, 相反, 经过提炼民族特色, 采用当地材料工艺精心设计施工之后, 不仅能够提升村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更能明显地提高村容村貌水平和村落民族文化氛围。并且经过这一番改造提升, 有可能使更多的村落具备了大力发展旅游的可能, 也能促进包括旅游在内的各项产业的整体发展。
(三) 文化自觉:实现少数民族村寨的内生保护与发展
刚才所讨论的几条路径, 都带有很强的外部使动性, 即外部的因素较大地影响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而村民作为自身文化的主人, 他们才应该是少数民族保护与发展的主导, 也正是在他们的主导下, 少数民族村落才能实现永续的、内生的发展。
在面对大变革时期, 他们的文化自觉是最为根本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定义是:“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 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由文化自觉而形成的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 自我反思, 自我创建, 才能使其文化保持其本民族的特色, 而又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 继而产生内生发展的源源动力。这是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生态博物馆本身在贵州的发展也面临很多问题, 其现状与设立的初衷也有诸多的不同甚至颠覆, 但是, 其设立初期的一些理念 (8) ,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村民是他们的文化的拥有者, 他们有权解释和确认他们的文化。只有基于知识, 通过人们的理解和解释, 才有可能探究其文化的意义和它的价值。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 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整合于全面环境保护。在这方面, 传统的工艺技术和材料是必须的。”
这是一个影响广大的原则, 同时也是具备很大超前性的共识。在现阶段, 村落自信心的形成至关重要, 使其逐步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 在这个过程中辩证看待村落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并且在与外界的扩大交往中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与平等性。只有当地村民实现了文化自觉, 理解他们的文化, 热爱他们的文化, 才能继续做他们文化的主人, 才能继续使其文化获得发展。比如贵州地扪侗寨的生态博物馆招募村民为博物馆工作, 教村落儿童侗族大歌, 设立文化传承人制度, 资助学者赴当地进行驻点研究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地促进村民实现文化自觉的具体措施。
五、结语
世界上很多经验证明, 可以形成一种以文化遗产促进村落的发展, 同时以村落的发展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的交互过程。在此过程中, 当地政府、当地村民、外界民众甚至学术界、文化界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这一过程的良性发展。而被誉为“朝阳产业”与“无烟工业”的旅游业, 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 正在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更应坚持“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念, 以旅游业为先导, 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保护与发展相互促进, 形成正反馈, 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保护、传承以及发扬, 村落、村民在此过程中实现民族文化自觉, 自信地对待世界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 最终使自身民族文化不断繁盛。
民族发展 第5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当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它是种族、血统、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和存养。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和日常行谊上。尤其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逆境中，所呈现出的镇定自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志节和心情上。民族精神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魂；是一个民族的独特人格的彰显；是一个民族的慧根。同一民族之间，必须其有相同的文化意识、生活习俗、道德规范、忧患心态，与哲学思想；否则必形成民族间的分歧。因此，民族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所系，是民族同心、同德的关键，更是民族绵延、发展的重要枢纽。礼运大同章、易经的时中观、大中以正的思想，春秋的夷夏之辨和王道精神，先秦儒家的仁道、忠恕、博厚的思想，道家的博大真人、寥天一的开矿胸次，墨家的刻苦耐劳、实践笃行，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张载的西铭，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慧命，也是构成我中华民族精神的资产。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之「民族精神」。
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
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
民族发展 第6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少数民族经济；协调发展
一、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概况
在构建我国和谐时代的经济发展建设中，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在经济学领域内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既存在差异性有又相互联系。
（一）民族地区经济
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聚居情况决定了不同民族之间形成的区域性生产和经济活动，我国以行政区域划分不同的区域经济，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一定的特征，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常常把一个或者多个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把某个特定的民族自治州、县等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此统计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在进行研究活动时，将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和其它以行政划分的区域内经济发展情况相互区别是研究的关键，从而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实现民族区域经济的融合与协调发展。
（二）少数民族经济
毛泽东主席在1945年最早提出“少数民族经济”这个概念，从五六十年代起，我国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或领导人讲话过程中，经常会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作为探讨对象。从产业化的角度来讲，它可以分为少数民族原生和次生两种经济层次。前者是指少数民族拥有世代传承下来的民族产业，例如：畜牧业、旅游业、民族文化餐饮业等原生行业；后者是指从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些其他行业，例如：羊牛乳业、肉业，皮革毛纺业等，这些下游产业与原生产业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产业结构，共同构成民族经济的产业链。在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一些共同的历史特征，或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不同民族群体的发展特征，找到差异性和一致性，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
（三）少数民族经济与民族区域经济的关系
民族区域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在经济学范畴中是两个内外重合的概念，而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民族地区经济一般具有一定的政治内涵，而少数民族经济是依附于民族区域经济而存在的，宏观上来说也是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的经济范畴。如果从少数民族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区域经济，其研究范围就要包括在名族区域中的汉族经济了。
二、协调民族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关系
（一）民族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分离的原因
1、对资源开发的利益冲突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开发条件优越，随着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需求越来越大，当地投资者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加上开发过后不能及时补偿自然资源的生长，使得人类与环境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之间的矛盾也越演越烈。
2、少数民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在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依靠原生态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的普遍落后，人民受教育水平偏低，在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一般很少受益。加上少数民族自身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认识的薄弱，导致过度开采和过度放牧的情况屡见不鲜，使得原生态草原被严重破坏，影响了他们的生存环境，阻碍了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无法挽回的死循环。
（二）民族经济协调发展关系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1个亿之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民族自治区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我国西部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有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发展水平也较高，但是它们所属的民族区域内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性导致少数民族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目前约有25个少数民族的380万群众属于特殊贫困人群，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35%。因此，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关注某个特定区域民族的经济发展状况。针对我国民族区域经济与少數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加快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措施和对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的补助性扶持政策，以维护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各级民族自治区政府需要提高自身的管理和协调能力，调动群众的热情和信心，积极参与到民族经济建设中来。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水平，制定合理的规范措施。
（三）加快我国民族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创新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上，少数民族由于交通条件落后、信息交流困难和工农业发展的不协调等原因常常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尽管近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一些保障性措施，但是效果甚微。当地少数民族只会利用原生态资源进行一些初级的市场交易活动，使得利润多偏向于一些中间企业。因此，国家应该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调节高收入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给予农牧民一些利益补贴，让更多的少数民族人民通过再分配的手段得到扶持。这种补偿的手段在制度管理上任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必须要进行创新，使保障手段更为完善，将直接补贴转变为投入激励的政策。在改革补偿对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生态环境建设中过于繁乱的中间项目，如果能有效的得到削减，将能给少数民族人民带到实质性的优惠。
2、提高维权意识
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都聚居在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的偏远山区，在约有77个少数民族贫困县中，78%的人口普遍存在缺水、缺食物、缺少教育的状况。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他们大多缺乏应有的产权保护等基本的法律意识，自身的利益常常受到来自外界的危害。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法律宣传，提高当地群众的维权意识。关键要在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整体素质。
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对新草原法融入新的理解和决策方针，呼吁广大少数民族农民参与到普法活动中来，切实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少农牧民还存在消费意识上的理解不足等现象，农村市场在监管方面始终是一项薄弱环节。国家应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一些投诉站点，便于随时为广大群众解决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纠纷和利益受损情况。
3、建立资源项目的开发政策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因此，在项目开发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地方政府必须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促进民族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例如，在一些以旅游为主体经济的区域，国家应该对该地旅游的基础设施加大投入，宣传旅产品和项目，吸引广大游客。对于一些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大项目，要将其延伸到其它相关利益链上，增加少数民族群众的收入，努力提高他们的就业率。另外，对于一些重化工业，政府应该关注其与其它能源产业的协调，不能以利益驱动发展，导致资源的浪费。
结束语
为了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民族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的协调稳定是一大关键，这也是巩固我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因素。针对民族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发展中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从而制定合理的政策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是时代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覃艳.加快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02）
[2]崔玉敏.对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思考[J]满族研究，2000（12）
民族发展 第7篇
关键词：舞蹈,发展,文化,民族教育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 且人人能歌善舞, 体现了民族舞蹈的群众性和普及性, 其中朝鲜族、维吾尔族等就是典型代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特点为:南方以杂散居为主, 北方以聚居为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特点为:南方信仰原始宗教, 北方信仰萨满教。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南方是稳定安逸的农耕经济, 北方以渔猎经济为主……所以, 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独具本民族风格和特点的舞蹈。
中国少数民族大多以杂居共处, 即使同一民族, 由于所处地域不同, 也会产生不同形式的舞蹈形式。如瑶族代表性的舞蹈———长鼓舞, 就包括湖南长鼓舞、广东长鼓舞和广西长鼓舞等, 且表演形式不同, 各具特色。民族传统体育舞蹈作为一门表演课程, 不仅能丰富民族院校或体育院校的授课内容, 还能培养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和热情。如在新疆高校的体育课中已将刀郎舞健美操引入课堂。新疆高校开设的刀郎舞健美操课程, 是由新疆传统舞蹈改编而成, 采用动作节奏鲜明、热情而奔放的韵律, 深受当代大学生的喜爱。学习该舞蹈课既可锻炼学生的身体, 又可使学生了解新疆的传统文化, 还能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为培养全面素质人才服务。民族传统体育舞蹈作为一个表演项目, 既可以丰富民族体育内涵,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又可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如“小荷风采”的比赛和表演。
一、少数民族传统舞蹈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
舞蹈最原始的意义就在于自娱和宣泄感情, 这是舞蹈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舞蹈的节奏、表情、构图给人的美感和愉悦上。舞蹈文化是营造高校人文气息和培养高雅文化氛围的支柱之一, 也是推动高校文化发展的有力源泉。如就读大连民族学院的各民族学生在欢庆节日庆典时, 会身着各式民族服装, 载歌载舞登台表演, 既充分展示了个人才能和少数民族的风采, 又视舞蹈为一种快乐的体验和享受, 享受56个民族是一家的舞蹈盛会, 同时还增进了民族大学生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跳蚤舞是舟山传统民间舞蹈, 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舟山跳蚤舞已发展成为一些小学的大课间活动内容, 且已在低年级学生中得到普及和发展。如今一些新兴的舞蹈项目, 如健身操、体育舞蹈、街舞、肚皮舞等, 也在大学的校园中得以发展, 深受学生喜爱。学生自编、自学、自练、自演, 已成为校园文化生活的内容之一。
学生还可借助舞蹈这一文化载体, 与社会文化进行交融、互补和提高。如一些学校特别是民族传统学校会成为少数民族项目的训练基地。各省市民族项目的训练基地承担着培养人才, 提高各专项技能,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教育的重任。一些学校还会积极参与大型活动的开幕式或文艺表演来提高舞蹈水平, 让学生走出校门, 了解社会。一些学校通过参加校内和校外的各级舞蹈竞赛, 不仅丰富了校园舞蹈文化内涵, 弘扬民族舞蹈文化, 还促进了民族教育全面协调发展。
校园内还可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文化节, 促进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体育文化节应以团结协作、公平竞争和拼搏进取为宗旨, 以“健康、快乐、文明”为目标, 努力在校园内营造一种健康文明、团结向上、高雅清新和竞争有序的校园文化氛围。大学生要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 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和锻炼兴趣, 逐步形成“每天锻炼一小时, 健康工作五十年, 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健康理念, 从而实现体育强国梦。
二、少数民族传统舞蹈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舞蹈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决定着舞蹈的发展水平, 同时舞蹈也反映出社会生活。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曾以某个国家或王朝的乐舞风气来判断它的民风和盛衰。我们通过对不同时期舞蹈进行研究, 可以知道该国在某一时期的综合国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俗等方面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以原始宗教为内容的舞蹈逐渐被弱化, 但它的影响并未终止。如东北的萨满舞对满、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等族舞蹈都产生很大影响, 其舞蹈形式也深深地沉积于当代舞蹈艺术中, 对舞蹈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少数民族舞蹈内容繁多, 形式多样, 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例如, 源于狩猎风俗的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原始社会狩猎是人类生存技能之一, 是为人类提供食物的来源之一。人们为表达狩猎成功的情感以及有想重新体验狩猎喜悦的需求, 于是将狩猎的动作重新表现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狩猎动作作为一项娱乐活动流传下来, 经过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以狩猎为主题的传统舞蹈。如奴该勒舞是反映鄂温克族游猎生活特色的民间舞蹈, 贵州荔波县瑶族地区的打猎操, 拉祜族的舞蹈“撵山”等。
又如, 源于生产劳动的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如“摆舞”是拉祜族的一个表现生产劳动的舞蹈, 表演时通常以女性为主。鄂伦春族反映劳动生活的代表性舞蹈有“依哈嫩”舞, 它是表现人们猎取野兽后往马背上驮动作的舞蹈;“红普嫩”舞是表现妇女采集时的劳动场面;还有“鲁力该嫩”舞等, 都是表现鄂伦春族人民生产劳动情景的舞蹈, 以舞蹈的表演形式再现鄂伦春族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特征。
再如, 源于图腾崇拜的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如生活在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 从事狩猎的鄂伦春族表演“黑熊搏斗”的民间舞蹈。鄂温克族妇女表演的“跳虎”“逃陟舞”等舞蹈, 这些舞蹈动作大多模仿鸟兽动作, 表演时还要边喊边跳, 从舞蹈表演中可见原始图腾崇拜的意愿。还有赫哲族的跳鹿神舞, 满族的《抓鼓舞》《晃铃舞》《神刀舞》等萨满舞蹈。而《萨满舞》《手鼓舞》以及丰收舞等满族舞乐, 又是借助萨满舞的原型发展创新的。
舞蹈成为各项大型赛事、文艺表演主要内容之一, 且已成为民运会的竞赛项目, 它制造快乐, 愉悦身心, 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舞蹈的竞赛项目包括土家族的欢乐操、佤族的健身操、黎族的动感操、蒙古族的奔腾、撒尔荷、土家族的肉莲响等民族健身操, 既突出民族特色, 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舞蹈的内涵, 又通过舞蹈的竞赛表演继续制造着快乐, 并作为今日民族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延续快乐, 经久不衰。
少数民族传统舞蹈, 由最初的娱乐、助兴等发展而来, 以娱乐、表演和竞赛的形式, 吸引各族人民参与其中, 使人民享受到民族舞蹈带来的快乐。它还会吸引民族舞蹈的爱好者和工作者参与到民族舞蹈的研究中来。本民族的大学生随着知识面的拓展, 探索研究能力的提高, 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理解, 决定了他们在民族舞蹈文化事业中更有其自身优势。他们通过不断地改革、发展和创新, 可以促进民族舞蹈事业健康发展。
民族教育的目的是为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服务。而民族舞蹈作为民族教育的一项内容, 它丰富了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内容, 吸引民族地区的儿童走进学校, 学习各方面的知识。通过民族舞蹈的文化建设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 必将促进民族舞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通过民族舞蹈这一教育载体必将增强民族间凝聚力和向心力, 增进民族的团结和互助, 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合作, 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郭天红.黑龙江满族萨满的职能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8 (4) .
民族发展 第8篇
一、认真落实《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多年来, 我市坚持在中小学有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一, 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各学校切实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工作计划, 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不断完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设置,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资源建设, 确保学校各部门和学生有书可用、有资料可看, 以满足不同学段民族团结教育需要, 推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民族法律法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市各族青少年学生心中。
第二, 积极开展主题鲜明的宣传教育活动。学校通过学科渗透、专题讲座、班团队会、社团活动、读书竞赛、艺术展演、节日庆祝、社会实践等各种形式,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宣传民族政策,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了各族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市教委、市民委每年围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 在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民族知识、民族歌舞、书法绘画等比赛和展演。2007年举办了天津市学校“民族团结之光”歌舞展演活动;2008年组织了天津市民族学校“庆奥运、颂团结”书画展活动;2009年我们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之中, 并组织了“天津市少数民族学生参观团”赴津京两地参观学习, 弘扬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精神, 激发了各族学生爱祖国爱天津的热情,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区县教育局还建立了民族教育网站, 搭建民族教育工作的交流平台。
二、不断提高民族学校办学水平, 着力促进民族教育优先发展
市教委坚持把办好民族学校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市现有民族学校21所, 其中中学4所、小学8所、幼儿园4所、中职学校1所, 西藏班学校1所、新疆高中班学校3所, 形成了由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组成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经过布局结构调整, 改善办学条件, 有一批民族学校被列为示范性高中、模范小学、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 同时还作为市委、市政府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的实事予以重点建设, 这些学校成为我市城市建设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 开设国际商务、阿拉伯语等专业,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5%, 有百余名学生已走出国门就业, 赢得了家长的信赖、学生的欢迎和社会的认可。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民族中学先后被全国民族中学教育协会命名为示范校。
三、办好内地西藏班、新疆班, 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红光中学是全国最早承办西藏班的三所内地学校之一, 早在1985年就开始为西藏地区培养学生, 天津市第五中学从2000年开始承办新疆高中班, 也是全国最早在内地开设新疆高中班的学校之一。2002年以后,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有关精神, 第二南开中学、第七中学、北师大天津附中和南大附中等四所示范性高中校, 承担了招收西藏插班生的任务, 微山路中学和崇化中学成为面向新疆地区招收高中学生的学校。为办好西藏班, 我市投入专款近亿元, 异地重建了红光中学, 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为使这些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得到良好的教育,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大力支持, 学校教职员工也倾注爱心, 不仅在学习上谆谆教导, 而且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不仅注重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而且注重在学生中引导树立民族团结观念。如今的红光中学在西藏昌都等地区的家长和学生中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品牌学校。
目前, 我市西藏班、新疆班在校学生分别超过800人和1400人。以红光中学为代表的西藏班、新疆班学校, 为西藏、新疆两地区培养了数千名初、高中优秀毕业生, 有一千多人考入大学, 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全国知名重点大学, 有一批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学生学成后, 都选择回到家乡参加建设, 为当地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认真落实民族政策, 确保各民族学生健康成长
我市民族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民族政策, 坚持把民族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摆上学校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始终, 建立健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责任制, 及时研究解决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生学习和生活都有专人负责, 学生需求和建议都能得到及时了解和反馈, 保证学生安心学习、快乐生活、健康成长。每逢藏历年、古尔邦节等民族节日, 市教委都会资助学校组织简洁、隆重、有教育意义的庆祝活动, 使学生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各高校注重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 注重与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沟通, 注重在实践中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学生干部。各学校还普遍设立了少数民族学生奖 (助) 学金、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发放返乡补助和慰问品等, 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学校尊重民族学生的民族习惯, 精心抓好清真食堂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五、做好教育对口支援工作, 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近几年, 市教委积极承担教育对口支援任务, 不断加大对西藏、新疆和甘肃等地的教育支援力度, 支持民族地区教育事业进步发展。
第一, 积极选派教师赴西部民族地区顶岗任教。近两年, 市教委已累计选派五百多名骨干教师到甘肃省100所中小学任教, 连续多次选派中小学骨干教师到新疆喀什地区任教。教师们以先进的理念、高尚的师德、精湛的业务, 担负起受援学校的教学教研任务, 为提高当地教育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 积极组织基础教育讲师团“送教上门”。市教委先后派出28个讲师团到甘肃省进行巡回讲学, 受训教师达到两万多人次;还先后派出两批讲师团到西藏昌都地区, 开展教育、教学、管理和新课程改革的专题培训。
第三, 积极承担干部教师挂职培训的任务。从2008年开始, 市教委面向西藏昌都地区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连续举办四期培训班, 每期60人, 培训两个月, 所需费用全部由市教委承担。从2009年开始, 市教委将举办四期新疆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培训班, 每期一年, 共500人。此外, 我市还承担了甘肃省一千多名干部教师挂职锻炼或培训学习任务, 今年30所示范性高中接收甘肃省31名高中校长挂职学习。
第四, 积极开展“手拉手”帮扶及物资援助。我市有65所中小学校与甘肃省学校建立了“手拉手”关系, 促进了两地基础教育的共同发展。我市还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优势, 通过联合办学、订单培养等形式, 不断探索东西部合作办学的有效途径。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等高校还专门为甘肃省18个民族县培养了三百多名本科生和“专升本”教师。近年来, 我市不断加大对西部对口地区的物资援助, 仅为甘肃省贫困学校就捐资一千多万元, 援建希望小学26所。
民族发展 第9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戏剧,音乐文化,发展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戏剧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在逐渐加大,它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渗透到了音乐文化相关产业中,我们应该积极抓住有利时机促进少数民族戏剧加快发展。
一、少数民族戏剧发展促进了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
旧时的戏剧主要是指戏曲艺术,当代的戏剧则包含了戏剧、话剧、歌剧、舞剧、诗剧等艺术形式。中国戏剧发展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种类丰富,各民族的戏曲剧种有三百多种,少数民族戏剧也是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少数民族戏剧主要有蒙古族二人台、阜新蒙古剧、朝鲜族歌舞剧、满族新城戏等。
从音乐方面来说,少数民族戏剧的曲调多是在本民族曲调上发展而来的。满族新城戏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流传于吉林省扶余一代的满族戏剧剧种,因为扶余镇曾是清朝新城府治所,故而定名为满族新城戏。它的唱腔是在“八角鼓”基础上,大量吸收满族民间音调、清代宫廷音乐以及宗教音乐形成的。常用板式有慢板、三眼、原板、弹颂板、行板、快四板等,曲牌以四句板、靠山调为主。朝鲜族的戏剧主要指的是歌剧,由韩国传到中国,它的曲调主要来源于朝鲜族说唱艺术盘索里,盘索里主要以唱为主,曲调也是多来源于朝鲜族的民歌。
从伴奏乐器方面来说,一般都是采用本民族的乐器,例如蒙古剧的伴奏乐器主要是马头琴、四胡等,马头琴、四胡是蒙古族最具特色的乐器,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从戏剧题材来说,少数民族戏剧选用的题材都是在本民族有影响力的故事,例如满族新城戏的代表作《红罗女》就是选自于满族古代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少数民族戏剧题材最初关于宗教的内容比较多,随着社会发展,世俗化的内容越来越多,戏剧题材涉及比较广泛,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变化,这是戏剧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戏剧另外一个重要的表演元素就是舞蹈。许多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舞蹈种类繁多,能够表现不同的生活含义以及喜怒哀乐的感情,这些舞蹈不仅丰富了戏剧的表演手段,还突出了戏剧的民族性。通过这些舞蹈语言,使观众突破语言障碍,更加深刻理解戏剧表达的含义。另外,少数民族戏剧中的唱腔、对白、服饰也都有各民族的特色。
二、少数民族戏剧发展态势
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提升了音乐文化产业的层次和质量,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少数民族戏剧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很多剧种都被列为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如满族新城戏被列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为吉林省新兴的三个地方剧种之一,成为吉林省重点扶持的地方剧种。
少数民族戏剧发展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本民族、本地区的人民是它的主要受众,他们热爱自己的戏剧,并将这种热爱传承下去,因此也培养了许多剧作家、表演家,促进了本民族戏剧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他是蒙古族戏剧音乐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这是在他的引领下,蒙古族戏剧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使得蒙古族戏剧在北方少数民族戏剧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说少数民族本土艺术家就是少数民族戏剧发展的动力。
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丰富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潮流激发了少数民族戏剧的蓬勃发展。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国家完善的法律、政策的扶持、振兴民族文化等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
三、对少数民族戏剧发展的建议
(一)繁荣少数民族文艺创作
纵观戏剧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甚至是文化繁荣阶段,都会出现大量经典的作品,正是有了这些经典作品,才促进了戏剧的发展。我们不仅要求作品的“量”,更要求作品的“质”。“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在创作中,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把“中国精神”当做“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一方面努力培养创作人才,给予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创作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少数民族戏剧创作中。
(二)鼓励民间演出与交流
以前,文艺演出主要是由文艺团体承办,例如吉林省有吉剧团、朝鲜族歌舞剧团、松原满族艺术剧院等,他们肩负着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尤其是戏剧表演发展的重要责任。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单纯的文艺团体演出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同时也不利于戏剧的发展,我们应该在加大支持文艺团体产业化发展的同时,积极鼓励民间演出与交流。重视培养民间演艺“达人”以及民间演艺团体;扩大喜欢少数民族戏剧观众的数量;增强专业团体与业余团体的交流以及与观众的互动。让少数民族戏剧深深地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而不是成为“高岭之花”。
(三)加强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发展
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文化的传承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戏剧在传承过程中,除了少量的文字记载外,大多数是靠口耳相传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承往往增加了传承了难度,而且“流派”问题也增加了传承的复杂性。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广播、网络等手段使得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或学到一些戏剧,但是关于少数民族戏剧的内容,尤其是不出名的戏剧或戏剧流派还是比较少的。因此,我们应该多借助与现代媒体推广少数民族戏剧,让人们更加方便地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来欣赏、了解,甚至学习它。
通过政府、民间举办演出、比赛等形式来推广提高少数民族戏剧水平,也是促进少数民族戏剧传承的重要手段。扶持少数民族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努力挖掘优秀作品,促进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
(四)强调少数民族戏剧要多元化发展并逐步形成品牌优势
文化元素多元化发展也要求戏剧发展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不同需求。现代文化发展、传媒力量的增强使观众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快速提高,广大观众在观赏能力方面往往是“见多识广”、“兴趣各异”的,要想吸引他们,就必须编排戏剧精品、编排各种各样适于不同人群的戏剧。从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状况来看,也要求少数民族戏剧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不仅要编排历史剧,还要编排反映时代潮流、贴近民族生活的戏剧,不仅要吸引“老观众”,更要吸引“新观众”包括青少年,只有拥有了观众的支持,才能促进少数民族戏剧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庚.当代中国戏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3]柯琳.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概观[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论中国民族品牌发展 第10篇
首先从我国民族品牌的内在因素剖析中国民族品牌存在的问题。
1.1 民族品牌意识淡薄
当前中国许多产业已经是世界第一, 但几乎没有自己的品牌, 中国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没有品牌的打工经济。我国的一些企业家缺乏长远的品牌战略意识。主要表现在:有的企业法人代表没有树立品牌意识, 只是一味地追求生产经营的绩效;有的企业虽然有品牌意识, 但没有把品牌放在重要位置, 没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给予足够的重视, 往往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付诸行动;有的企业缺乏创造品牌的动力, 一遇到技术上或资金上的困难就产生为难情绪, 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对品牌的追求;有的企业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在与外商的合资合作中轻易地出让自己商标的使用权, 以换取眼前的经济利益, 而丧失了长远的根本利益。
1.2 民族品牌缺乏创新力
民族品牌必须及时把握产业的变化, 及时对产品技术和核心要素进行创新, 才能赢得市场的持续性发展, 如果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 不能根据新的消费需求进行品牌价值的创新, 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我国很多民族品牌就是由于未能把握新的技术以及产业变动所带来的机遇而灭亡的。比如润迅寻呼没能及时应对手机时代的来临, 小霸王学习机没能抵挡住电脑。这些事例充分说明, 如果民族品牌忽视产业升级, 不去创新, 而是因循守旧, 那么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1.3 民族品牌商标权流失现象严重
我国许多企业缺乏知识产权意识, 因而对民族品牌的商标权保护不利。改革开放以来, 外商不断通过并购、控股等方式限制我国民族品牌的发展, 导致大量民族品牌日渐萎缩甚至消亡。目前我国八大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或者百事可乐并吞, 四大年产超过8万吨的洗衣粉厂已被外企吃掉3个。中国的合资合作企业, 90%使用的是外国投资方的商标。当年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品牌如活力28、熊猫洗衣粉等都被外企打入了“冷宫”, 民族品牌在外资并购中“蒸发”。
1.4 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低
笔者认为, 品牌的经济价值就是品牌所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具体地说, 就是人们对品牌的认知程度和信赖感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购买行为, 从而使拥有该品牌的企业获得比同行更多的市场份额、更高的经济效益。
上述问题形成的原因, 主要是中国民族品牌起步比较晚、起点比较低, 以及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存在一些混乱因素。对此, 我们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醒。
2 发展中国民族品牌的几点建议
长期以来, 民族品牌的发展问题一直都是我国政府、专家学者、企业界仁人志士不断探索的重点问题。根据中国民族品牌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遵循民族品牌的发展规律, 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民族品牌的成功经验, 笔者对如何加快发展中国民族品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 尽快制定和完善中国民族品牌发展战略
首先, 中央政府要制定全国性的民族品牌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应当包括发展中国民族品牌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途径、推进举措、配套政策、体制机制等诸多内容。考虑到品牌发展与经济发展具高度关联性, 建议把民族品牌发展战略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如十年发展规划、二十年发展规划。为形成激励机制, 建议中央政府出台奖励民族品牌的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争创民族品牌。
第二, 地方政府也要制定本地民族品牌发展战略。地方性的品牌发展战略要在全国民族品牌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要符合中央政府确立的方针政策, 同时, 地方性的品牌发展战略要从本地实际出发, 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地方性的民族品牌发展战略要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第三, 企业要制定自身的品牌发展战略。中国的民族企业应当注重自身品牌建设, 用长远的、全局的眼光制定有利于自身品牌发展的战略。企业的品牌发展战略要具体可行。把哪一个或者几个产品作为品牌来发展, 怎样发展为国内知名品牌, 怎样发展为国际知名品牌, 都要纳入品牌发展战略之中。一旦制定了发展战略, 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切不可把品牌发展战略变成一纸空文。
2.2 大力推进民族品牌创新
创造中国民族品牌, 必须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包括民族品牌观念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如果不走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就难以有自己的民族品牌, 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就难以有一席之地, 就会永远处于竞争的劣势, 甚至会被强大的竞争对手吞并, 正如可口可乐收购中国的汇源果汁一样。所以, 企业要尽最大程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锐意进取、推陈出新, 形成强大的民族品牌自主创新体系。要加大投入, 大力开发和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 推动新产品的研发和新市场的开拓。特别是集中力量突破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 抢占国际竞争市场的战略制高点, 永葆民族品牌的青春与活力。还要创新管理方法, 创新组织结构, 形成有利于品牌成长壮大的体制机制。
2.3 不断提高民族品牌质量
品牌的质量是企业立足之本, 也是实现品牌战略的基础。只有创造质量过得硬的产品, 才能提高产品知名度, 才能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 才能提高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忠诚度。企业应始终如一地狠抓产品质量, 保证持续稳定的质量品质体系, 从产品整体质量出发把握产品质量, 以消费者满意为最高标准, 生产高质量的名牌产品,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满意度。要提高产品质量, 必须强化产品的质量监管, 对于不合格的产品, 坚决不能出厂, 坚决不能上架。要深刻吸取“三鹿奶粉”的沉痛教训, 不能在产品中掺杂使假, 不能搞水货产品, 更不能搞毒害消费者的产品。
2.4 为发展中国民族品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品牌的成长, 需要良好的环境, 正如果树的生长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样。企业是创造品牌的主体, 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主体, 因而要为企业创造品牌提供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服务。面向世界, 中国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制定并完善有利于中国民族品牌发展的政策、法律和法规。面向国内, 中国政府要打破长期存在的由于行政垄断而导致的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 净化市场环境, 规范市场竞争, 淘汰竞争力较差的商品和企业, 使优秀品牌脱颖而出。
摘要：2008年9月3日,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汇源有限集团公司联合发布公告, 正式宣布可口可乐旗下全资子公司将以每股12.20港元、总计179亿港元收购汇源果汁全部股份的计划。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人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到底是支持可口可乐的收购行为, 还是反对此次收购行为坚决捍卫中国民族品牌?这两个问题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但并不是核心问题, 关键是中国人从这一收购事件中引出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民族品牌如何发展?将从中国民族品牌的实际出发, 分析中国民族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关于发展中国民族品牌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品牌意识,商标权,民族品牌
参考文献
[1]年小山.品牌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2]王成荣.品牌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 .
[3]凯文.莱恩.凯勒.战略品牌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6, (9) .
民族发展 第11篇
如何帮助渝东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 已成为新形式下, 重庆市委、市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当年, 国家设立重庆为直辖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发挥“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联动效应, 以加快川东南 (今渝东南) 等边远落后山区的经济建设步伐。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过去渝东南地区与全市发展差距非常明显。在新形式下, 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已提上议事日程, 它不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 不仅是局部问题, 也是全局问题。渝东南地区的发展关系着全市能否如期实现富民兴渝,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 关系着重庆市的稳定。正确处理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 归根结底要靠发展。
直辖十年来, 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新发展。与1996年相比, 2006年渝东南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85.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长205.8%、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33.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61.4%, 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7.1%。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瓶颈初步缓解, 开发式扶贫取得很大成效, 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 渝东南民族地区已经站在一个新发展起点上。但是, 也要看到, 渝东南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差距, 一些主要经济社会指标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小、产业薄弱、贫困面大、社会事业发展短腿、农民增收难度大、农村社会保障差等问题仍然是制约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难题。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民俗游的可行性评价及SWOT分析
渝东南民族地区要摆脱贫困, 当前仍受诸多因素的困扰。长期以来, 渝东南民族地区人们大多以从事传统的农牧业生产和简单的工业生产来维持生计, 由于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落后, 经济发展缓慢。这种“靠天”吃饭的财政,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如何转变观念, 调整产业结构, 寻找新的致富道路, 无疑是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渝东南民族地区是重庆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土家族、苗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70%左右。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 既是一笔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 也是一宗价值极高的旅游资源。[2]旅游业是一项投入少、见效快、关联度强的产业, 渝东南民族地区若能依托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旅游资源, 因地制宜优先发展旅游业, 无疑是当地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渝东南民族地区民族特色鲜明, 地理环境复杂多样, 再加上过去交通不便, 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小, 孕育了极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渝东南民族地区精美奇特的建筑, 风味独特的饮食文化, 多姿多彩的歌舞艺术, 奇特的原始宗教仪式, 尤其是他们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婚恋习俗和节庆活动对旅游者具有极大吸引力。因此, 挖掘当地土家族、苗族富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 发展民族民俗游, 是一项符合当地实情, 投资少, 收益高的旅游开发途径, 也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以下是对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民俗游的SWOT分析。
(一) 优势 (Strengths)
(1) 政策优势。长期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都非常关心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 制定了诸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民族工作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市人大通过了《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决议》, 为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3.14重要讲话及重庆设立“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这两件大事给重庆以及渝东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相应也带来了一些政策优势。渝东南民族地区还是重庆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因此还可以打好“少数民族地区”牌, 争取国家更多的民族地区开发扶贫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
(2) 资源优势。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且资源组合良好。该区人文资源独特, 自然资源丰富。既有观光型资源, 又有休闲度假型以及参与体验型资源。当地土家族、苗族占总人口的70%, 拥有深厚的民族民俗文化。风趣诙谐的秀山花灯、优美明快的土家摆手舞、高亢激越, 随口演唱的土家族、苗族民歌、音色柔和, 曲调欢快的民间自制乐器“咚咚奎”、号称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傩戏、情真意挚、催人泪下的“哭嫁歌”、唱山歌与敲打乐紧密结合的“薅草锣鼓”都极具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美观实用的土家民居吊脚楼、肉沫合渣菜、火炕腊肉、咂酒, 舍巴日、赶秋节、四月八等则代表着独具土家风味的生活。当地自然资源种类丰富, 档次较高。有才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的武隆峡谷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有在国内保存完整的地震湮塞湖黔江小南海, 有似桃花源一样的酉阳大酉洞桃花源溶洞, 有风景如画的乌江画廊, 有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龚滩古镇和龙潭古镇, 有沈从文笔下宁静安详的洪安“边城”。这些旅游资源地域组合较好, 大多分布在国道319线的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湖南吉首国道上, 以及渝怀铁路的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湖南怀化线路上。
(二) 劣势 (Weaknesses)
1. 可进入性较差, 基础设施落后。渝东南地区地处武陵山区, 交通闭塞, 基础设施落后。交通对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瓶颈制约作用。渝东南中心城市黔江距重庆市有400公里, 过去只有公路相连, 且道路崎岖不平, 到重庆要10小时以上。乌江长期以来水流湍急, 险滩密布, 航道缺乏管理和规划, 水运作用十分有限。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要致富, 先修路”的道理, 下大力气对当地交通进行发展和整治。随着渝怀铁路的开通, 当地交通状况已有较大改善, 但连接黔江等中心城市和旅游资源间的道路发展仍很迟缓, 交通发展仍任重道远。除了交通以外, 渝东南民族地区其他的基础设施诸如餐饮、住宿在数量档次规模方面也较落后。
2.民族民俗资源汉化严重, 亟待整理开发和保护。当地土家族、苗族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汉化演变。一是“改土归流”以后, 流官为了革除当地少数民族“有伤风化”的陋习, 加强统治, 发出强制性《禁令》、《文告》, 使得当地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 缓慢消失, 逐渐汉化了。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也颁布了诸多法令, 革除当地一些封建迷信的陋习。如《婚姻法》的颁布使得当地流行多年的“骨种”, “换亲”, “坐床”等落后婚俗得以根除, 一种提倡简朴文明的新婚俗逐渐流行开来。因此, 当地真正具有民族特色, 原汁原味的民俗已所剩不多。不过, 在一些地处偏僻山区的土家族、苗族村寨仍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和旅游开发价值的民俗得以保存下来。如土家摆手舞、茅古斯舞、哭嫁、跳丧、过赶年、西兰卡普, 苗族的芦笙、木鼓舞、赶秋、蜡染等都是一些亟待整理和值得开发的民俗项目。
3.“国贫县”, 旅游业发展缺乏资金。渝东南的五个县 (区) 过去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经济发展水平很低, 财力有限。地方财政实行分税制后, 除了维持行政人员工资开支, 以及用来保证农业重点建设的投入外, 基本没有太多资金用于旅游业发展。所以, 仅靠地方财政发展旅游业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争取更多的政策资金扶持, 拓宽融资渠道, 发展多种旅游经营开发模式。
(三) 机遇 (Opportunities)
1.重庆设立“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渝东南作为“一圈两翼”之 “一翼”, 面临重大发展契机。今年, 渝东南民族地区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作出的“3.14”总体部署, 重庆市提出了 “一圈两翼”的发展新格局。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圈两翼”之一翼, 较以前“三大经济圈”时期有了更多、更实惠的发展机遇。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指出:“渝东南这”一翼“在”一圈两翼“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这里既是我市唯一集中连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贫困地区, 同时又是重庆通往东南沿海的陆路大通道和全市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渝东南地区的发展面临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当前, 渝东南民族地区还可乘重庆设立“新特区”的东风, 加快发展建设步伐。今年6月7日, 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就决定了重庆今后一个工作重心是“城乡统筹发展”。渝东南民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 是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最薄弱的环节,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已引起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必将得到比过去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发展旅游业资金短缺问题将逐步得到改善。开放的渝东南民族地区将吸引更多潜在游客。
2.交通得到极大改善, 渝东南发展面临新的机遇。目前, 渝东南民族地区的交通已有了较大改善。渝怀铁路的通车, 大大缩短了重庆到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距离。渝东南中心城市黔江到重庆只要3个小时, 渝东南最偏远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到重庆只要5小时。渝怀铁路通车以来, 带火了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旅游。319国道三级路改二级路现已开工, 建成后从重庆到渝东南边界秀山只要6小时, 从重庆到黔江只要4小时。黔江舟白机场正在紧张施工中, 它的建成将进一步缩短渝东南民族地区与重庆乃至全国的距离。渝东南民族地区交通设施的逐步改善必将提高该地区的可进入性, 加强该地区与外界的交流, 从而扩大潜在游客群。
(四) 威胁 (Threats)
1.周边旅游项目的竞争。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长江三峡、武隆芙蓉洞仙女山风景区与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之间。这几个景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闻名遐迩的。这些旅游资源品质高, 开发早, 已形成一定规模, 具有先开发优势和首因效应, 从而形成对渝东南地区较强的竞争态势。
2.旅游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旅游业对地方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旅游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消失。权宜之计, 当然是两者兼顾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是,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旅游开发者面对当地长期贫困落后的现实, 常常会急功近利地选择前者, 而忽视当地生态环境和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旅游资源一旦破坏, 便难以恢复。
三、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民俗游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民族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往往带来负面影响, 诸如旅游资源退化、民族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和庸俗化、民族习俗及其生活方式受到冲击等。[3]如何避免这种负面影响?最根本的是在开发规划和经营管理时, 充分重视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 使其能够长期保持独特性, 本真性和持久性, 以保证当地民族民俗游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 开发规划时应注意保持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本真性
要将民俗文化资源改造成旅游产品, 必将有一个包装和商品化过程。当地政府和开发者往往考虑到当地老、少、边、穷的实际, 抱着短期急功近利的思想, 仅考虑民俗文化资源作为商品的吸引力、可展示性和可接受性, 而忽视了它的本真性。比如独具土家特色的民俗哭嫁, 是土家姑娘出嫁时伤别离, 惧未来有感而发的哭唱歌谣, 新娘在结婚前半个多月就要开始哭, 有的要哭一月有余。它现在也应游人之邀, 可即兴表演, 而不必等到结婚嫁娶之时。这种展现人伦真情的哭唱歌谣, 已变成了旅游需求驱使下专事展演的“虚假民俗”。不知游客看过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文化盆景”后, 对土家族哭嫁婚俗能了解多少。开发者在进行旅游开发时, 往往仅将“民族”看成一种可供利用的市场资源。为了强化旅游的“民族” 身份, 他们常将民俗事项简化为更易把握和利用的形式, 使旅游者在目不暇接的观赏活动和趣味盎然的参与活动中, 满足了其领略多姿多彩民族文化的需要。但这种简化和省略使民俗事项变成了游客眼中“奇风异俗”式的被动观赏物, 失去了它的生活本真性。对那些把真实性作为旅游动机的旅游者来说, 降低了他们的旅游满意度。[4]因此, 如何在开发当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时, 兼顾民俗事项的本真性, 是发展当地民族民俗游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重大问题。
(二) 降低异地副文化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过去, 渝东南地区特别是其中一些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甚少。因此, 一些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和风情民俗得以保留下来, 成为民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亮点。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游客的涌入, 外来的异质文化、思想和生活习俗必将对当地传统文化带来冲击, 引起当地民俗的冲淡、形式化甚至消失。如渝东南土家族传统民族服饰同化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过去土家男女一年四季都戴头巾, 男穿对胸衣, 双排至十一扣, 俗称蜈蚣扣, 袖口、领口及裤管末端加花边;女人则右开襟, 袖大而短, 饰花边, 挂银铜佩饰, 俗称“满襟”, 有满清遗风;男鞋多为青蓝布, 女人穿绣花鞋。目前, 随着渝东南地区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 就连最偏僻的土家山寨, 也难得一见身着传统服饰的土家人了。更严重的是外来旅游者的思想文化给旅游地社区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如社区居民通过对旅游者行为的观察, 逐渐在思想和行为上发生消极的变化, 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厌倦, 故而先是盲目仿效, 而后发展到有意识地追求, 最后甚至导致出现不良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 影响了旅游地的社会秩序, 破坏了旅游地本土文化的纯朴性, 对当地民俗文化产生严重污染。这种带根本性的外来文化威胁是我们在进行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时应充分考虑的问题。
当前, 渝东南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民俗游, 是切合当地实际, 富有特色, 可操作性强的旅游产品。对渝东南这“一翼”脱贫致富, 实现小康, 达到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现实意义。但民族旅游是脆弱的, 在本质上具有自我毁灭性。[5]因此, 在开发民族民俗游时, 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野下兼顾当地开发和保护的问题, 在保持民族民俗旅游资源独特性、本真性及持续性的前提下, 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室.重庆市情[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183-192.
[2]杨兆萍, 李晓彦.典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地开发与保护[J].干旱区地理, 2001 (4) .
[3]简王华.试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化旅游开发[J].干旱区地理, 2003 (3) .
[4]吴密虎, 余青.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民族研究.2000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