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治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十八大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23日在北京闭幕，此次会议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及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等任务，依法治国再次被提到重要议程。鉴于此，笔者首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治进程，然后叙述中国传统的“礼治”理念与西方“法治”理念的区别，最后从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分析当今中国法治化所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礼治；法治；法治基本要素；法治生成条件
作者简介：钟良耿（1994-），男，广西南宁人，华东政法大学本科生，社会学专业。
一、引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五年，中国经历了由成立之初的个人感召权威社会向法理权威型社会的转型进程，即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进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从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到《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使得改革开放有法可依。在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方面，从1978年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八大上将沿用了30多年的“十六字方针”更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可见中国早已经脱离了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期，选择走上了法治化的道路。如果以1997年为我国真正法治进程的开端，至今已20年。即使经历了近20年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实行，我们仍旧不能肯定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笔者将从中国社会的传统理念、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阐述个人对中国法治问题的看法。
二、中国社会传统的“礼治”理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来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中国社会在研究之时是带有“礼治”的色彩的。即使“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近20年，但“依法治国”仍旧与“以德治国”紧密地联系着，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礼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自封建君主专制以来，礼治的理念就伴随着君主专制而产生。这里所指的“礼”是一种特定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是一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不同于需要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法律，它不依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通过教化的手段使人服膺，人服从礼是一种主动的、下意识的行为，比如道德。
综上所叙述的中国古代所传承下来的“以德代法”、“以礼治世”的理念，仍旧潜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中，以“礼”为信仰的传统依旧没有被“法”的观念所破除。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近20年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施行后依旧难以真正进入法治阶段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仍旧坚持以“礼”作为主导，以“法”作为辅助，普遍缺乏一种对法治的信仰，对法律的认同感。“合于礼”仍旧是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切实地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而法律则是隐藏在礼背后的最后屏障。
三、法治的基本要素的实现
反观当今中国的法治现状，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礼治”思想无疑对法治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具有法治的信仰无疑是中国社会法治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社会的法治化需要注意以下基本要素。
（一）法律至上
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在这里所指的领导人所代表的是权力）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可以得出，第一，法律本身不会因权力的胁迫而发生改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法律并不纯粹是统治者的需要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需求；第三，法律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制度上的约束力；第四，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然而，当代的中国仍存在有违法律至上的情况，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人民大众进京上访期望上层的领导人能听取他们的苦衷，从而让上层领导对下层机关发出指示，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上访”制度中最终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上层领导的权力。
（二）良法之治
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好的法律，至少是体现一定民主政治的法律。良法之治意谓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均应是以人权为核心和前提原则构建的良善之法，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时要满足法律内在价值的善和形式的善，即在法律的内在价值上要体现保障人权、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在法律形式上要具有公开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确定性、稳定性、不矛盾性。
（三）体制保障
体制保障即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一系列能促进法治化的制度保障。这就对我国在国家体制的设计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权力制衡。二是司法独立。三是司法审查。西方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个主体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三者之间更是一种制约的关系，“三权分立”制度较好的起到了权力制衡的作用。在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处于核心地位，而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人民法院）对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就体现出司法是从属于立法和行政的，这也就造成了司法权被立法权和行政权过度干预，立法、司法、行政三者间的权力难以平衡。不仅如此，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不仅拥有违宪审查权同时还拥有宪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之一其自身却可以脱离司法审查体系。即使全国人大能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但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司法审查也很难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基于现阶段中国体制方面所出现的缺陷，笔者认为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能够部分借鉴，让司法机关进一步地剥离出行政机关的管辖，虽然由于中国并不是多党制的国家，司法机关难免会受到一定控制达不到完全的独立，但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不值得我们去追求。
四、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
中国社会要完全实现“依法治国”的理念，除了需要满足法治的基本要素，还需有以下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
（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平等的主体。只有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地位，市场交易才能得到维系。而平等的主体地位就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护，第二、自由。没有了交易自由，市场经济将被计划经济所替代，而人的自由需要由法律确认和保障，否则自由这一要素极其容易受到侵犯，无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第三、财产。公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进行市场交易，而公民的财产权也需要由法律来进行保护。第四、健全的交易规则。没有健全的交易规则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而基本上所有的交易规则都是法律来提供，交易规则更需要法律来确定。综上，市场经济绝不可能离开法治，法律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市场经济与法律相辅相成。然而，在中国由于消费者和垄断企业的地位不平等，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地位不平等，集权制的国家体系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以及诸如股市方面的市场交易规则的不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这无疑不利于法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行，由此观之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法治化就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市民社会”的发育
西方政治思想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专制国家”二元结构。在两者的关系上，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市民社会的权力，限制政治国家的权力，这就为“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至上”和“限制权力”提供一种理论论证。“市民社会”需要法治来维护，同时法治的推行也需要“市民社会”来推行，“市民社会”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一要打破“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第二要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并积极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第三要鼓励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社会组织来约束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力，实现社会自治。
（三）多元、民主政体的存在
西方社会自古就存在着多种政体并立的局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多元政体的并存，缺少了不同政体之间优劣的比较，“法治”的优点也不会较早显现，更为根本的是，西方特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在本质上能够容忍这种比较，并能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最终使“法治”优化而出。同时，一个多元化的政体有着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并不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下，文化难以将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串联起来，此时人们就会选择用法律来规制和整合整个社会，法治的理念就在社会的构成之初就深入人心。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实行的就是单一的专制政体，政治上的专制要求人们在文化上也“大一统”。这一文化“大一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中国，使得其余的亚文化则被主流的文化更加边缘化甚至成为中国社会的反文化，而主流文化的地位更加凸显，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单一性。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而共同的文化传统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礼”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因此受制于单一制的政体模式和文化背景的“大一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没有萌生出真正意义法治的思想。那么中国是否要为了满足法治生成所需要的多元政体体制就要改变当今中国“一党执政”的格局呢？笔者认为，权衡利弊后“一党执政”更适合“多元政体”。虽然说“一党执政”会对法治化的进程产生阻碍，但并不是说完全的法治化就必须实行“多党制”。虽然多元政体能够尽早显现出法治的优势，能从某种程度上解决党权大于法律的问题促进法治的进程，并最终使得“以法处事”成为普世的理念，但要构建起法治的价值理念，并让法治的优势得以凸显实行多元政体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法律能够保持自身的公正，能够比“礼”更能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那么法治的理念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法律就会逐渐地成为大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选择，成为大众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五、总结
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后所形成的“礼治思想”早已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当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开始萌发出“法治”的治国理念，但在真正的实行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上的冲突，同时也是中西方“法治”思想与“礼治”思想的冲突。当代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在社会体制上要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制度模式，构建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制，同时也要逐渐破除传统“礼治”的思想，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如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才能更加通畅。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徐永康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儒家礼治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儒家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有其独特的内涵。它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并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剖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以有助于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关键词： 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制度建设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民本思想十分丰富，它既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术，又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哲学思想，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因其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对现实的正面反映成为中国民本思想的主流。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从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提出爱民、利民、重民、养民的思想。作为古代占据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统治阶级治国的要略，对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和君主政治实际运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以君主民从的既定关系为前提，讨论设君之道和治民之道，其最终去向是通过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实现国泰、君尊、民安。
（一）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
儒家民本思想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重民”思想最早萌生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左传》中的有关论述，都突出宣扬了“恤民以德”的主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这些宝贵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其“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他将政治和伦理相结合，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孟子之后的荀子更强调民众的力量的两面性。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上之于下，如保赤子；下之视上，欢如父母”的“父母官”思想，另一方面则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他比孟子更加重视教化，更加重视对利用民心作乱的提防。
（二）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
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民众终究是“至贱”、“至愚”的，是“夫民之为言叶，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其重视民众的力量，注意民众的生计，关心民众的哀乐，归根究底是出于民众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的考虑，意识到不能以过度压迫的政策驱使这个被统治对象走向反面，失去控制，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其本质属性上看，儒家民本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政治理论，由此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三）以人文关怀为导向
儒家民本思想对其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施政，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式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为这种张力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政”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就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和主导倾向。孔子规劝人君要“薄以待一身，厚以待百姓”，并进而阐发了对君主的道德规范，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孟子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其民生主张上，概而言之，就是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施仁政于民。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儒家民本思想有其合理的方面，因而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表现在政治方面是重民意，在经济方面是重民生，在思想方面是重教化。然而，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立足点仍然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其本质属性是主张阶级调和的封建统治理论。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在封建专制君主体制既定的前提条件下，儒家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一，在政治上，从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提醒执政者要顺应民意，实行德政，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统治者地位的安危。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在当时封建集权的背景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其二，在经济上，认为统治者应当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制民于产，藏富于民，减轻徭役和赋税。孟子的民生主张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在思想上，重视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和人格教化，强调个人主观的道德修养。这对于改善当时社会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美称，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形成自身独有的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虽有其进步性，但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后就不难发现，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这一本质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正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进而导致其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首先，儒家民本思想是为了调节君民关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更好地接受“君”的统治，君主则在不损害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利民”的措施，使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其最终目的是“利君”。
其次，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标榜“重人”、“重民”，但这种“重人”的思想又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一旦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抵牾，都要无条件地让位于国家利益。同时，在“君”和“民”的关系上，“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的一方，其最终意义只能靠君主的统治和施舍来体现。因此，“重民”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最后，儒家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过是上台时巩固统治的工具。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只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和道德修养，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只能充当无力的道德说教。
三、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里孕育着一些朴素的人本和自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转变所必需的历史资源。然而，儒家民本思想中“以民为本”的“民”指的是抽象的人民大众，而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这就导致其民本思想不能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的治国理论。在当代社会，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与西方人本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相结合。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讲德治、重民本，与民主是不同的，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当延续历史的逻辑，注重利用本土资源，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一）理论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的民本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中所提及的“民”，实际上是属于“类的群体”的概念，阶级性和阶层性是民的实然属性。正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此语境中所提及的“民”一般是指相对于“君”而言的普天之下的民众，具有较宽泛的群体性意义。然而，“民”作为一个群体概念，过于抽象，无法包含个体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民众的利益出现新的分化，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公民的个人意识逐渐增强，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西方的人本思想作为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利益权利的思想体系，以“类的个体”为关注焦点，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衍生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颂扬，极大地促进了对这些客观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儒家民本思想应吸收西方人本思想的有益成分，将“民本”和“人本”相结合，完成其理论上的现代转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其基本涵义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理念是现代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来看，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也开拓了我国人本思想的新境界。
1．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传统的民本思想，往往是在统治阶层看到漠视民众利益对统治秩序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基础上产生的，是被动形成的，注意满足民众短期的、现实的需要，而就长期而言，实际上常采取愚民政策。而以人为本，不但要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且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对象，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方略和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努力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每一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2．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科学的发展必须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人为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和历史的主体，相信人民群众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能力。
3．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标准。如果说在传统民本思想领域，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巩固政权，那么，在以人为本理念中，衡量一切制度是否合理、一切工作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是是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坚持用人民的意愿这一标准来衡量一切决策，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地融合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将二者的精髓结合起来。它的目标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转化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对象由抽象的群体转化为具体的个人，其方法从传统的道德教化转变为制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科学的政策。这三个方面的转化完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理论上的转变。
（二）实践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这一点就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现代转变的理论基础。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民主化进程中，儒家民本思想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现代民主有客观的、外在的制度作保障，奉行让民做主，甚至是人民自主。公民的自由和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中，公民能够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政治目的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和意志的判断与选择，并且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利益表示极大的关注，实现了对政治国家活动的自控权。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可以自觉地去争取自由、人权，主动地去争取平等幸福。民主的基本信念“自由、平等、博爱”，是以占人口多数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受到尊重为前提，是靠法治而非法制，更非人治，靠规范化、制度化的制约监督机制来实现的。民主思想不承认人们之间的道德存在着差异性，人的活动自由受到为保护他人自由规则限制的天然界限只有法律。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中，民众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政治权力，只能由统治者替他们做主。人民的幸福完全是依靠上天即明君的惠泽，缺少一个规范并且执行有力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的利益。儒家民本思想把伦理道德看作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强调人人都要修身养性，做到“慎独”。换句话说，儒家民本思想的实现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素质，而现代民主具有客观的制度即法律保障其实行。
“正义”本身可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儒家思想的民本主张本身是一种实质正义，而它的程序正义显然不存在，因为它更多地强调思想上的教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希望以此来保障它的政治主张的实现。但是，一个民本社会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来促成，民本主义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赖一套抽象的实质正义，它需要一系列的程序法则去保障。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很快会因其不可操作性而失去。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现代民主的这一有益的成分，运用制度建设来保证自身理念的实现。
一个好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它可以极大限度地解放人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使社会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而稳定的提高。小平同志经常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运行规则。它体现了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求，是人选择的结果。人民群众的选择推动了制度的发展，而制度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从而不断解放人性。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民主和法制。其中民主因素是保持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要素。因此制度在建设中不能忽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体现民主是首要目标。因此，当前我国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其所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型民主国家，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较为缓慢，其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它自身也有其特殊的国情。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应该走一条渐进的道路，总体来说有三个步骤：首先，要增强人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减少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性，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实践中，让人民加入到政治中来，让他们感觉到政策的制定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并且让他们拥有发言权；其次，加强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培养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大浪潮中来；最后，逐步健全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度，从而保障和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其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在我国进行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大政上［Ｍ］.
［2］孔子.论语·学而［Ｍ］.
［3］孟子.孟子·尽心下［Ｍ］.
［4］荀子.荀子·君道［Ｍ］.
［5］荀子.荀子·强国［Ｍ］.
［6］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2002：227.
［7］林甘泉.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M］.光明日报，2006-10-9.
［8］栾亚丽，宋严.儒家民本思想与民主化进程［M］.辽东学院学报，2006，6：18.
［9］兰华，付爱兰.孟子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J］.山东社会科学，2005，5：47.
儒家礼治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儒家作为主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儒家的德治主张也一直被视为王道政治而加以提倡。本文就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进行分析。
关键词： 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历史价值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以德治民，奉行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治国理念，充分证明儒家思想家希望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执行怀柔政策，体现了他们的开明思想和道德观念。儒家思想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影响极为深远，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现代社会的治理也有许多需要借鉴儒家德治思想的地方。因而我们需要很好地理解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价值，并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它的指导意义。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为政以德，如果统治者具有端正的品德并对民生表现出体恤的态度，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护，形成众星拱月的良好政治统治态势。儒家德治思想传承千年，不同的儒家思想持有者对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甲骨文对“德”字的注释是“从直从行”。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遵从周礼，认为统治者应该“明德慎罚”，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道德教化，逐渐把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初步具备了儒家德治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的观念。他认为，君主为政之道应该“齐之以礼”，实行道德教化，在礼制规范的要求下，老百姓会心存廉耻，行为规范会遵从法制和道德规范，国家会政治清明，长治久安。如果君主为政“齐之以刑”，用强权和法制来施政，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和民众的反抗心理，百姓就会毫无羞耻之心，国家就会动荡不安。
综合起来，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涵如下：
1.以道德教化为核心。
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是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孔子把统治者的自身道德修养看的很重，认为君主的道德风尚具有强烈的感化力量，是教化百姓并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手段，即所谓的“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说过如果“上好礼、好义、好信”则“民莫敢不敬、不服、不用情”。上，即君主，也就是统治者，喜欢以礼、义、信的理念来治理国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来教化民众，那么就会让百姓敬畏、遵从并且不会反抗。而且如果君主真正能夠做到以德施政的话，会出现天下归心、四方来朝的局面。
2.以人为本，实行仁政。
孔子在倡导君主道德自律、道德教化的同时，希望统治者宽以待民，关注民生，实施仁政以获取民心。所谓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极为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德治思想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无论是孔子提出的富而教之，还是孟子提出的苛政猛于虎，儒家思想持有者都认为君主应该实行仁政和德政，倡导有教无类，希望能够拓展受教育的范围，信奉周礼古风，认为道德教育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伦理道德成为君主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
孔子把“恭、宽、信、敏、惠”当成君主维护统治的重要原则，让伦理道德成为君主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后世形成了所谓的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和不同政治理念的重要的道德和思想束缚
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受到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思想统治工具，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虽然儒家思想受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熏染，存在一定的精神糟粕，但是我们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儒家的德政理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增添一份力量。
1.重视领导者的自身道德修养。
儒家思想深受周礼古风影响，一方面站在平民的视角渴望领导阶层能够以自身的魅力和道德素养来影响治下民众，让民众受其教化。最终实现其天下归心的理想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以公认的道德准则来束缚上层阶层的行为。这也是在漫长的封建政治统治下，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受治之下臣子或者民众的呼声约束来维护自身的政治和道德形象的原因，因为君主失德也是政治秩序更迭的最为重要的理由。
2.重视民生。
儒家思想一直坚持统治者实施仁政的统治理念，因此重视民生成为儒家德治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孟子认为苛政猛于虎，提示君主应该实行宽和仁爱的统治政策。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实施暴政的统治者最终都会被推下神坛；只有采取轻徭薄赋的仁政，爱惜民力，关注民生，统治者实现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保证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
3.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主张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乃至普通人之间，都应有相应的道义约束。所以要求个人努力提高道德修养，遵守道义的约束。这孕育我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在调整人际关系，保持家庭，邻里乃至宗族的团结和谐，缓和阶级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儒家学说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德治为主要核心，[儒家德治的思想不仅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也认为统治者应该爱惜民力，关注民生，实施仁政，从而]儒家德治的思想不仅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也认为统治者应该爱惜民力，关注民生，实施仁政，从而孕育了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道德准则与政治理想。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文化传承与指导现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领导阶层吸取儒家德治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为行为准则，不断反思自身行为，重塑社会风气。同时也渴望领导阶层关注民生，继续开展医疗改革和农村建设以及其他民生改革措施，让我们发现儒家德治的历史价值并加以应用。
参考文献
[1] 李保峰. 论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J]. 现代商贸工业. 2008（12）
[2] 涂秋生.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论析[J]. 天府新论. 2007（01）
[3] 张喜军，蒋龙祥.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解析——一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视野下的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03）
[4] 周思敬，魏澍.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J]. 政治学研究. 2007（02）
[5] 刘首华，关晓梅.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 长白学刊. 2006（02）
儒家礼治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孔子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有明显的宗教性成分。孔子认识到人精神活动对信仰的需要，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在其情感和行动方面都有宗教性表现。
关键词：孔子：儒家；宗教
文献标识码：A
儒家与儒教经常相提并论，且往往混为一谈，不做更细致的区别。1979年，任继愈先生在《儒家与儒教》一文中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命题，阐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特征。一些西方学者更是习惯于从宗教的角度来认识与思考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从他们的一些著作标题上即可见一斑：如德国马克斯·韦伯的《论儒教与道教》，美国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学者也有这样的著作，如刘小枫著《儒教与民族国家》，李湘等编著《儒教中国》等。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著《生命的底色》，强调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精神寄托性，也就是宗教的功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一般百姓以及帝王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当成圣人，把他的言论奉为人生的指南和治国的要义，是各种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两千多年来民间和官方祭祀礼拜的香火绵绵不断。这正是西方学者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儒家思想的重要原因。但儒家与典型的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相比。在许多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如儒家一般不信鬼神，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无彼岸世界等等。所以也有学者一直否认儒家是宗教。本文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非常丰富深刻。除了有关修身养性、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等，也有宗教的追求。本文试图从宗教的本质人手。来探讨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什么是宗教?为什么要有宗教呢?随着对自身的认识的深人，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即人是有宗教的精神需要的，正如人有爱情、求知、审美的精神需要一样。宗教感对于人生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谬勒认为宗教具有先天的自觉性、普遍性和不可人为压制性：“那里有人类生活。那里就有宗教，而哪里有宗教，由宗教产生的问题就不可能长久地隐而不露。”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解决理性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常常用理性来反对宗教。但其实，人类正因为其理性的无力，才有宗教的需要。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并不能给人类的生存提供绝对的根据和保证。对人类的理性进行深入研究的伟大哲学家康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了“物自体”与“现象”的概念，明确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人只能认识“现象”的世界。无法认识世界本身。即”物自体”。而这也就给信仰留下了位置。而且单纯从理性来看，人生是悲剧，是苦难。如朝露一样短暂，如草芥一样微不足道。
人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人生有何意义?纯粹的理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理性越深究。越发看到人生的渺小、苦难、虚无和荒诞。所以，在理性所不及的地方，人需要给自己的生存找一个获得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要给人生以温暖、安慰、依托，使人生充实、温暖、超越乃至崇高。宗教就有这样的功能。给人以终极关怀。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原始宗教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活动形式。也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精神活动。人类的认识、审美、道德等都发源于原始宗教。在人与动物相揖别的时候，人首先寻找到的是神灵，借助于信奉神灵，人类逐渐走向了文明的繁荣昌盛。借助于宗教，人们超越了有限的现实生活，而进入到一个永恒的世界中；借助于宗教，人能认识到自己，认识到同时也克服了卑微渺小的感觉。从而体验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伟大和崇高，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宗教使人生充满着温暖、热情，克服了孤寂冷漠的状态，让人得到情感上的安慰和寄托。
孔子的儒家思想关注人与社会，特别是对人的本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孔子认识到人的理性的局限。也认识到人有信仰这一精神需要。“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神”，人们一般理解为鬼神，孔子对鬼神避而不谈。人们常常把这一句话用来证明孔子的无神论的观点，认为孔子思想的主导倾向是“人世”。倡导实用理性，对于“鬼神”之类玄虚的问题不予考虑。这固然是一种理解，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孔子的这句话是在向人们指出语言、知识也就是理性的局限：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不可用理性把握的“鬼神”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世界。关于鬼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对于这句话，同样可以有上述的两种理解，一般理解为对现世的重视，强调“人事”，忽略“鬼事”。而且还会援引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的话来做实用主义的解读。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话。更有深刻道理。更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说“鬼”与“死”不可知，强调“人”与“生”的重要性，但前者与后者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相对比而鲜明，前者不正是因为后者的严肃崇高而愈显严肃崇高吗?孔子强调“人”与“生”，不也正是突出了“鬼”与“死”吗?况且崇尚“礼乐”的儒家，不正是以郑重的“祭礼”来维护崇高的精神领域，也就是宗教信仰的追求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他相信有“鬼神”世界(信仰领域)的存在，而且要“敬”要“远”。要郑重崇敬，而不能“近而袭玩焉”。“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种“不可得而闻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对信仰领域的维护。在其他的宗教那里，也正是利用信仰对象的这种不可知性，来显示其神圣神秘、崇高威严，如基督教中上帝是灵，是无限的，没有形象。给上帝设像是罪。孔子还明确地把精神的信仰与祷告神灵获得实际效益的迷信进行区分。以维护信仰的纯洁性。《论语》记载孔子重病。弟子子路向神祗祈祷，希望孔子早日病愈。孔子说：“丘之祷久矣。”可见孔子对有病祷神的消极态度。《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有疾，既不祭河，也不祷神把疾病移于令尹、司马。孔子赞扬说：“楚昭王知大道矣。”
从文化的历史传承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儒家的宗教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以传承古代思想文化为己任。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周朝以及商朝的文化无疑首先是原始宗教文化为主，对神灵的信仰、崇拜、祭祀、祈祷等活动在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事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青铜文化是商周时代非常有特色的精神创造。青铜器主要是用作礼器，来祭祀神灵，而猛兽食人的饕餮图案是典型的装饰图案。威武凶猛、残忍嗜血的兽口中含着表情肃穆惊恐的人类头像，这正表现了商周时代特别是商代人们对神灵的恐惧和崇敬。为了礼拜神灵。人们经常以人献祭，求得神灵的保佑。史书记载天大旱。成汤祷于桑林，欲焚身献祭，求得天降甘霖。周代较商代进步，人的理性能力高，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识到民众的作用。虽然对鬼神“敬而远之”，但周王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神灵
崇信。而且还要借助神灵的力量来进行统治。周王和商王一样，是有与神相通的本领的天子。周公制礼作乐也是要借助于祭祀等活动来巩固自己的神权，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
孔子“克己复礼”，不仅是恢复那些周朝的礼乐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内涵的追求，其中有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有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对神灵的敬畏。孔子曾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只是玉帛钟鼓等的外在形式，更要寻求礼仪规范之后的精神内涵。而商周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原始宗教，是对某种最高意义的追求，是与神灵的交流沟通。不过。与商朝相比，周朝提高了人的地位，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人的因素更加突出的时代，诸侯争霸，兼并攻伐，以力争胜，弱肉强食。在这个时代，随着人的思想的活跃，欲望的增加，人也就离神越远，离心灵的慰藉寄托、安宁平和的状态越远。人离开了神灵庇护的精神家园。走上了一条在现实欲望的驱使下疲于奔命的征途。失去了身心的安宁。无法超越现实的喧嚣纷乱，迷失了寻找生活最高意义的方向。无所顾忌，亦无所依傍；无比强大。亦无比脆弱。野心勃勃而又倏忽即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重视人们的精神追求，为人们的生活寻找神性，为现世寻找彼岸的希望和关怀。他重视人的日常生活，更坚守崇高的精神追求。饮食男女是肉体生存种族繁衍的要求，是人的动物性本能：伦理道德规定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指导人们的行为，谋求社会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方面人类虽然比动物聪明了许多，但仍离现世不远，无法获得超越和永恒。人必然要努力摆脱动物的状态，去达到超越、自由、永恒和无限的精神存在状态。
孔子看到了人的信仰的需要，维护精神的神性，给人们划出了宗教信仰的领域。他还有自己的具体宗教观念。在宗教体系中“处于基础层面或核心层的是宗教观念(主要是神道观念)”。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信仰对象，如上帝、佛、真主等。这些信仰对象在宗教学上来说就是“无限存在物”、“精灵实体”、或“超世的”、“超自然的存在”之类抽象的哲学概念。孔子儒家的信仰层面的具体宗教观念是他的“天命”观。
孔子的“天命”观反映在他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论之中，在《论语》中有多处记载。“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是伟大的。圣人顺从天的意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决定着四时运行。生命的生存繁衍。“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冒犯了天，就必然受到惩罚，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孔子周游列国，遭到匡人的围攻和拘押，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则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决定着人事，世人无法违背上天的意志。他病了的时候，“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说：“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旧天不可欺，做人要诚实，自欺欺人实不可取，因上天自有明鉴。《论语，颜渊》中有“子夏日：‘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说：“莫知我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决定着人世的一切，人生在世都负有上天的使命，要努力去认识和完成上天的使命。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叫他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可以说是孔子的宗教情感的体验，内心有信仰，就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进入到无限的领域中。所以忘记了生死，获得永生的满足。而这种永生不是肉体的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精神上有了归宿和依托。有了这种信仰。就有了精神的保障，短暂的世俗人生就可以让人感到无限永恒、崇高神圣。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是指道义，而道义的最深层根据在孔子那里则是“天命”吧，是所信仰的冥冥中的主宰。孔子心中是有这种受命于天的宗教性崇高神圣感的，如前所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以虽屡遭困厄，但无所畏惧，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将他怎么样。即使是在当政者面前，孔子也并不卑躬屈膝，有时甚至当面教训他们：“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西方基督教《圣经》中诸多先知的形象，甚至耶酥基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老百姓也都知道这句话：“头上三尺有神明”。相信上天的力量。相信神灵就在眼前，监督着自己，所以才不做亏心事，要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神灵要有敬畏之情。要庄重严肃。神灵的崇高伟大，也正是人的心灵的崇高伟大。在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中，都强调对神灵要有敬畏之情，敬畏的心理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心理，孔子非常重视这种情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畏”字，有人释为惧怕，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等。有人释为敬畏，如钱穆《论语新解》等。李泽厚《论语今读》释“畏”为“惧怕”，记中却说：“此处三畏似均宜作‘敬畏’之‘畏’解。”“在孔子的时代，‘王公大人’虽已没有德行，但还是一种似乎是‘天’授予的崇高地位，赋有神圣的职责任务。从而足可敬畏，这是巫政合一的传统。”闭我们认为“畏”主要是“敬畏”，惧怕或害怕常指对某种具体的威胁或打击而产生的心理，敬畏则主要指对某种观念或精神的崇敬。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强调人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情，而不是仅仅对之产生恐惧或害怕。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很明显不是简单的害怕或恐惧，更多的是一种严肃崇敬。从而才事事认真，不轻慢狂妄，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许多言论和日常行为，处处都都表现出他的这种严肃认真、慎重崇敬的心理。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要坚强有毅力。因为“任重而道远”。“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死生固然大矣，对精神的追求却超越生死。《论语-乡党》章中有许多文字记载表现出孔子庄重敬畏的心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等等。可以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孔子都内心恭敬，严肃认真。这种态度让日常的生活有了充实沉重的意义，使得平凡庸俗的生活变得高尚乃至神圣。所以李泽厚说：“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宗教意味，即来自此‘畏’。‘敬畏’则排除了原始巫术、奇迹、神喻等具体仪式活动，而留下其严重深厚的‘宗教’情怀。这是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重要特征之一。”
超越现世的精神信仰领域、崇高绝对的“天命”观念、庄严敬畏的情感体验，这些都表明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因为这种宗教性，孔子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才更显伟大，被后世尊为“圣人”，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在孔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宗教性的体现，如对人的情感关怀、伦理道德的教化、四海皆兄弟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很不一样，但宗教性的本质相同。对于宗教，鲁迅先生说：“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嘲在民族复兴。儒家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有不蝎的源泉、强大的动力、崇高的追求，使我们的人生成为壮丽的画卷、辉煌的诗篇、宏伟的乐章。这需要从儒家文化中发掘这样的精神资源，而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能给我们以裨益。不过。儒家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怎样处理好儒家的宗教性与儒家的其他思想的关系，另外怎样处理好儒家思想与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
儒家礼治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大国崛起》通过讲述过去五个世纪中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成败来探索当今时代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新型道路，但是站在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宏观角度，这种探索对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负面影响，相当程度上误入了教育的歧途。
【关键词】大国崛起;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文明
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了自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的九个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和衰落的历史，作为一部面向全国大众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纪录片，它的出品究竟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及其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又对中国国民尤其是以当代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有着什么教育意义？而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因素又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将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视野对这部纪录片进行评析。
一、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特征
1、侧重于积极正面的描述，缺乏客观全面的讲解
欧洲中世纪之后伴随着西方大国崛起的不仅仅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破中世纪黑暗的启蒙思想与科技创新，还有一系列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和暴力侵略，而隐藏在侵略与扩张背后的根本因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文明本身所固有的自私自利以及对财富和名利的极度贪婪。马克思在谈起资本主义的这种原始积累时就曾指出：“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及这种发展方式时也明确表示：“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然而，这部纪录片在以一种较为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讲述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却又恰恰忽略了用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无论是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亦或是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法德俄日以及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独领风骚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介绍它们的崛起时除了展示它们在文化、科技、制度、教育和政治经济力量方面的进步之外，对于其在立足于这种力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征服扩张则冠以一种中性、单纯而又简单的描述，淡化其侵略、剥削与暴力的色彩，同时还带有近乎于崇拜的语气与态度。例如片中关于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介绍：“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英国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而在谈起西方文明入侵所带来的伤害时，就像“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那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2、主题思想倾向于现代文明，漠视中国传统文明
纪录片的主题无非是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历史为参考样本，从而探索和总结新时期大国崛起的方式与经验。然而，片中对于方式的探索和经验的总结无疑更加倾向于现代化的文明思想，而对于从中国传统文明视角出发的探析与反思则极度缺乏甚至于被漠视，因此，就像“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那样，通过这部纪录片对国家发展历史、经验的考察探究就使得现代文明成为了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文明，而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则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之中成为了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文明，并在与现代文明相比较的过程中使得当代中国人对其失去了长久以来的坚定信心。对于现代文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后的西方现代文明为主的，其核心理念就是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竞争和探索发现以及科技创新。
也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纪录片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崛起的秘诀被概括为对财富的渴望和在这种渴望的驱动下所进行的海洋探险活动以及随后的暴力侵略，荷兰则是依靠全球殖民贸易走向了商业立国的道路，大英帝国立足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和工业科技的创新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法国在强大的君权与法兰西民族独特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文化的指引下称霸欧洲，而德意志、日本与沙俄以及之后的前苏联则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开辟了自上而下的战略赶超式的强国之路，至于美国，通过国家的统一、对资本主义民主独立的坚持和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发明、探索冒险的文化制度环境，依靠移民们所带来的欧洲工业文明成果成为了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看出，片中对这些国家强大原因的概述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现代文明的支撑，与之相对照的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而中华传统文明则在这种对比下很自然地在国人意识观念中成为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并进而遭到了漠视。
3、西方文明情结与资本主义色彩浓厚
纪录片在叙述九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时，着重介绍了每一个国家的文明，这种介绍是站在这个国家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展开的，因而这部聚焦于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占统治地位时代的大片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刻的西方文明印迹，即使是对东方国家日本的历史叙述也依然不例外，“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日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因此，这也就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其主题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倾向以及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西方文明情结。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的崛起都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相伴随，即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君主制国家走的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道路，而像沙俄帝国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向的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以，片中从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角度展开的分析也就使得这部纪录片拥有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些色彩既有“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也有“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强大的宗教热情”;既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也有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我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当然，也包括以竞争价值观为基础的探索创新、开拓征服的资本主义科学信仰。
二、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宏观角度下《大国崛起》的失策
1、纪录片中“大国”与“崛起”的思想误区
（1）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在先秦的三位大儒孔子、孟子和荀子看来，国家崛起为一个备受瞩目、天下归服的大国、强国，靠的是仁政、信义与德威，而非武力的压迫、阴谋的施展和功利的夺取。因为“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换句话讲，若要维持国家鼎盛的长久，唯有从根本上依靠礼仪与德治，而铁血与残暴的统治压迫迟早会将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但这是民族融合与历史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体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占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西汉武帝确立儒家学说正统地位之后的两千余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从未真正主动地发起过对外的侵略扩张。与之相反，正是因为践行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诸如贞观、开元、康乾这些闻名古今中外的巅峰盛世，还使得汉唐时代和明清时期国家稳定、民生殷实的大一统王朝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即使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宋夏金这样的乱世，以儒家道德礼仪立国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也依旧没有改变。正是靠着儒家原初思想中的强国之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领先于世界长达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并在世界其他文明或覆灭、或变质的大背景下使其绵延至今。
（2）儒家传统治国思想映照下的野蛮之举
如果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和平崛起的话，那么始于十五世纪的西方大国的崛起则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种野蛮之举。前文已提到，西方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文明因素，更有立足于这种因素力量之上的暴力行为。在谈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君主国家时，纪录片就曾描述道：“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资本论》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片中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他大国很大程度上就由于资本主义这种天生的暴力基因走向了武力侵略的道路。马克思在谈起这些国家的殖民行为与资本扩张时说道，这种行为“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而且“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所言不无道理，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建立的全球殖民经济体系靠的是其先进的坚船利炮并且相互之间还因此爆发了一战。俄国在中亚的渗透和远东的扩张也是以武力为后盾，而日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掠夺经济资源则干脆发动了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时，这些帝国内部诸如资产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工人农民阶级的反抗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今天，在20世纪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都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印巴战争，亦或是朝鲜半岛问题等，大都是上述资本主义大国遗留下来的殖民问题。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的强国崛起都是仁义道德为先，给国内、周边乃至世界带来的是和谐福祉、是互惠双赢，唯有此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大国崛起，而靠不义之兵战劫掠崛起从而被称为大国的在儒家治国思想中闻所未闻。因此，纪录片淡化西方大国崛起的暴力色彩、侧重正面叙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美化资本主义的行为。
2、两种核心价值观宏观比较下《大国崛起》的失误
“观夫儒门‘仁’之为学，诚以为本，恕以出之;修己推己，立人达人能深入人心而历久不衰者，盖有由矣。”，“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也就是说儒家传统文明的本质就是一门以德立身治国、以道和谐天下，最终达到大同的教育学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文明无论是古代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还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亦或是中世纪之后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其核心观念始终是自由民主、创新变革、开拓探索与冒险竞争，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现实而有着程度深浅不同、内容样式不一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的内涵不仅从未根本改变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深化拓展。是故欧洲大国受这种文化理念的影响，在选择国家崛起的道路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扩张征服和掠夺压迫，就像片中“与郑和不同，葡萄牙人这次带来的不只是友好的问候：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那样。
“明朝时中国人终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的确，我们的先祖有着“胸怀远人的传统和宗旨：以德服人。”无论强盛与否，我们都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略扩张，“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继两汉时代之后，我们的先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随后一千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而“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因此，长久的辉煌成就于道德礼仪与文明和谐之上而非暴行。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片中所宣讲的九个大国在其文化基因之中都存在着“实力至上”的强硬法则，因而其崛起也就自然伴随着赤裸裸的武力剥削，所以，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纪录片对这些国家血腥崛起而又有失客观的描述是一种错误。
3、儒家传统思想视野下《大国崛起》教育的失败
综上所述，《大国崛起》的教育是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但绝对不是以片中那种误导性的宣传方式来借鉴。何谓真正的大国崛起？国家的强大不仅要为国内外的人民带来福音，也不仅仅是靠硬实力，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要依靠软实力，而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魅力。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那种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仁义为先的道德原则与博大胸襟，是故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国者，天下之利用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大师的话表明了“国家”这种天下最有力的工具以道义的原则来利用就是美好与太平，反之持以功利的原则则是最大的危险。16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间，资本主义大国带给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灾难以及一些原始部落的灭顶之灾就很精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文提到了纪录片站在西方文明角度的叙述使其具有了深厚的西方文明情结和浓郁的资本主义色彩，这种不恰当的宣讲方式使得大众无意之中会产生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赞同，相对之下，则因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而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产生厌憎之情，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导。我们丝毫不怀疑《大国崛起》的制片人们对传统文化专业而又理性的认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也有此等水平的见识，以这种方式来借鉴西方经验、探索中国道路不得不说是教育的失败。我们是要学习那些大国的历史，但绝不是以牺牲民众对民族文化的信仰为条件，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就更离不开“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思想礼仪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契合时代主题、彰显中国特色。但是，纪录片在对民众教育的意义上无疑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三、隐藏在《大国崛起》背后的深刻历史文化因素
1、根源——中国近代史
如果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来看的话，《大国崛起》的出现绝非偶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在晚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与国家衰落相伴随的是中国人五千年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消亡。而在之后的诸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国家落后这一现实的强烈刺激未能从根本上理性深入地看待儒家传统文化，再加上满清灭亡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断代，就导致了当今中国封建糟粕习俗扎根于国人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精华虽然表面上得到认同，却在人们心底和潜意识里与糟粕文化一道被批判遗弃，进而就使得当代中国人对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丧失了坚定的信心。
2、影响——中国当代社会
因此，中国教育界当前的主流教育思想就变成了西方文明中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竞争奋斗、怀疑创新与民主平等，而伦理道德的教育早就在这个重视物质建设的年代里被放到了最为次要的位置。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在它背后隐藏的本质上是精神文明层面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西方化，同时，也有中国国民在自身和整体上价值观念的西方化，也可以说是这种全国性偏西方的思想意识倾向与文化心理氛围催生了这部纪录片，这也能解释文章一开始提出的《大国崛起》的总体特征，即片中厚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气息、漠视中华传统文明的现象以及带有崇拜语气的非客观描述。不得不说，整部纪录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悲哀和耻辱。
四、《大国崛起》之后的反思与改进
1、国强而霸，必不长久
“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荀子也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世界上东西分治的格局勉强维持了一百年不到，荷兰的全球贸易霸权也不到一个世纪，日本的大东亚霸权、法兰西的欧洲大陆霸权与德意志称霸欧洲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连半个世纪都不到，时间稍长一些的大英帝国霸权、美利坚超级大国霸权、沙俄帝国东欧霸权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霸权也不及两百年。而从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确立的西汉算起，“以和为贵”的中国文明领先世界的时间则长达近两千年，虽然“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但当前及未来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势却是战前国家衰落迹象愈发明显，而过去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在经历了短短一百余年的衰落之后再次重新崛起并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四大力量之一，历史的实践证明了奉行儒家传统和谐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衰落的时间最短、强大的时间却比片中的资本主义大国远远要长。
2、必须摒弃“成功掩盖血腥”的西式思维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相对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对于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人们总是有着这样的思想误区，《大国崛起》更是在这种美化自我的典型西方式思维中开始了对强国道路的思索并走进了道德上和事实上的歧途。换个角度，如果西方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像古代中国那样坚持仁义道德、强而不霸，那么世界历史是不是既能够进步又可以避免像现在这样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弱势国家的牺牲之上呢？今天国际社会所流行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原则也会不会变成和而不同呢？毕竟西方文化中也不乏善良与美德的传统，毕竟大国依靠仁政实现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践也存在。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以史实上的成就掩盖现实中的罪恶却也不可取，开拓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明理性而又和谐的态度。
3、坚持儒家优秀的传统思想文明
“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它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其实不然，不仅仅是在今天，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大国的崛起都应该如此，而要真正做到与实现，中华文明中的儒家传统思想无疑是目前最合适的依托。新时期，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和理性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真分析其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利害得失，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大信心，必须坚持儒家传统治国思想在社会主义治国思想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弘扬优秀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这不仅是彰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元素的需要，更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五、小结
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视角来分析“大国”与“崛起”，那么它远非片中所刻画得那么简单，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纪录片在结尾说道：“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实际上，历史的胸襟总是宽广的，而它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民族只要坚持正义的和平、文明的礼仪和美好的道德就能够永远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巅峰，即使会有短暂的回落，但回落之后必将是更加坚韧、更加辉煌的崛起。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9（3）： 291， 297，296.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9（3）， 17.
[3]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四集·工业先声[EB/OL]. 央视网， 2006-11-16.
[4]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一集·海洋时代[EB/OL].央视网， 2006-11-13.
[5]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七集·百年维新[EB/OL]. 央视网， 2006-11-19.
[6]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十集·新国新梦[EB/OL]. 央视网， 2006-11-22.
[7] 线装国学馆编委会， 编著. 四书五经第一卷[M].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12（1）： 20.
[8] 线装国学馆编委会， 编著. 四书五经第二卷[M].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12（1）： 75.
[9] [清]王先谦， 撰. 沈啸寰， 王星贤， 整理.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3（1）： 287，211，202-203，199，284.
[10] 徐儒宗. 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9（1）： 1.
[11] [英]保罗·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王章辉， 余昌楷译， 朱贵生，审校. 大国的兴衰（上）·1500年～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1（1）： 29，28.
[1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等， 译.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2）： 363，253，361.
[13] 当年明月. 第四章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明朝那些事： 第二部万国来朝[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
[14] 赵化勇. 大国崛起： 第十二集·大道行思[EB/OL]. 央视网， 2006-11-24.
【作者简介】
柴鹏（1991—），男，山东济南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志勇（1990—），男，河南平舆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牛玉东（1990—），男，山西吕梁人，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组织管理。
儒家礼治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儒家德治思想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主流思想，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对封建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在儒家德治文化的深厚底蕴中，立足社会发展现实，在扬弃、继承、创新、发展中逐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体系，并将持续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关键词： 儒家 德治思想 现实创新 作用
中国德治思想始见于商末，确立于西周，经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碰撞中，由儒家集大成而成体系。在此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吸收和借鉴思想界具有社会先进性的精华文化，从而不断发展丰富，并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主体内涵
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壮大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从先秦两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不同的历史时期，德治的含义主张与社会体现不尽相同。但因其一脉相承的传统性，儒家德治思想的主体内涵并未有大的变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本思想
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德治的基础，历代统治者以儒家理论治世均体现了对民本的重视。《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表述的意思是：“人民最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认同的人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认可的人可以做官员。”未尽之意，诸侯和国家都可以更换改立，只有民众是不可变更的。所以，人民是最重要的。《尚书》中同样有“民为邦本，本固君宁”的表述，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民本思想对儒家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影响深远，贡献巨大，“民贵君轻”的思想一方面对统治者施政起到了警醒和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为民众接受统治起到了教化和安抚作用。
（二）仁政思想
儒家提倡仁政德治，提倡用“仁”的思想推行政治，用礼教统治民众，其目的是希望君主专制的统治可以获得充分的延续性与合法性，这表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是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维持专制君主的政治统治。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此有透彻的表述：“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而天下安之。”可见，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得天下，推行专制统治的安定成为实行德治的最根本的理由。
（三）伦理思想
历代儒家都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和对社会生活的维系作用，认为道德伦理是君主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安定的决定因素，因此儒家德治提倡重伦理而轻刑法。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并警示统治者“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因此，传统儒家思想认为，以道德伦理推行治国方针是建立社会安定秩序的最根本保障，只有施行德治仁政，才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所以，尽管儒家思想从来没有排斥刑法对社会政治的约束功能，但是选择以道德伦理治国还是以法律刑名治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历代入世儒家，无论是贾谊、董仲舒，还是朱熹，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前者。
（四）修身养性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要推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崇高品德修养，这个条件成为实行仁政德治的前提。依此前提建立的社会德治秩序，是包括从君主到臣工再到庶民，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产生的自然结果。孟子游说列国时称：“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其目的是借先贤圣君之名，讲述自己仁政德治政治观点，并希望诸侯采纳，让君主成为圣人。汉唐宋明时期的儒家持续倡导德治，用意与孟子一致。可见，儒家德治社会的方向，是为人君者要有成圣人之志，为人臣者要有成贤臣之志，为人民者要有成尧舜之民的德性。朝此方向努力，则国泰民安，社会大治。
二、儒家德治思想在现代的创新发展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领导核心着眼于社会发展规律，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儒家德治理念进行了批判扬弃和吸收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治理论体系，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德治思想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批判继承和扬弃发展了中国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与中国革命形势和建设形势相结合，在革命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治途径和方法。其中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核心，在此思想的指引下，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道德标准来教育党员干部。坚持以德治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重视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重视德育教育，提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德治思想
根植于毛泽东德治思想，邓小平冷静审视了“文革”后的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并结合世界发展潮流，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是邓小平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它深刻反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向世界、立足国情、勇于开拓进取的理论创新精神。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前发展的宝贵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丰富和伟大创新。在邓小平德治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社会迅速摆脱贫穷与落后，逐渐平稳向小康社会迈进。
（三）“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德治思想
党的第三、四代领导集体着眼国际变化新形势，结合国民生产力发展要求，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充分把握战略发展机遇期，以邓小平德治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民生经济和德育建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发展，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将儒家传统德治思想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为社会主义德治思想体系注入新的内容。“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德治思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现实，以民本理念为主流价值，以民生经济为施政重点，在此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发展迎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体系不断完善的“黄金二十年”。
（四）习近平德治思想及政治实践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其德治思想风格体现更具特色。在前四代领导集体奠定的深厚德治思想底蕴上，扬弃了传统儒家德治思想中怀柔和妥协的糟粕，科学地将内圣外王的理念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德治思想对内体现为大力反腐，澄清吏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外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展示责任大国的形象，民众获得感、民族自信心不断提高。
三、儒家德治思想创新的现实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尤其近现代以来，经过西方政治学说的冲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家德治思想曾一度消沉。然而，毕竟是经历了两千年历史的考验和沉淀，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当今法治建设起步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传统的、仍具有感召力的道德对民众的教化和约束显得不可或缺，这使得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首先，儒家德治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民众道德的典范。当前我国一些腐败情况与德治相违，这就需要加强民众道德建设，约束官员，抵制不正之风，弘扬道德正气，进一步获得人民的信任。
其次，儒家德治思想中蕴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辩证结合的深刻内涵，两千年以来的封建统治者正是推行德法并行的思想指导，以维系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法律严而终究有其适用范围，在法律不能发挥效用或法律约束不够的方面，只有道德来进行完善。因此，只有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才能在提高全民道德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再次，新形势下，我们已逐步认识到，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前提下，必须配合以德治国、以德治党，从而治标治本。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强化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施政。
总之，儒家德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对儒家德治文化进行探讨与研究，并进行现实改良和创新发展，使之在新时代为社会建设实践发挥巨大的正能量，具有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
[2]肖杰.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与实践[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3]任福全，等.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4]陈宏.儒家德治思想的当代转型论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5]史富祥.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当代价值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