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道德修养方法（精选6篇）
孟子论道德修养方法 第1篇
孟子论道德修养方法
〔内容提要〕“养气”说与“寡欲”说为孟子道德修养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二说的理解认识向有分歧作者认为,孟子所谓“养气”的过程,实即使人的感性行为化为由理性支配的过程,其“养气”说的实质意义是在强调理性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意义孟子关于“养心”与“寡欲”关系的认识,实包含了如何对待义利关系的观点,故引发了后世的理欲之辨。从孟子到宋需及清儒戴震关于义利、理欲关系之思想发展的经验来看,人们必须正视人欲与道德原则既矛盾又统一这一事实,依据客观实际寻找正确摆布两者关系的合理的度,任何脱离社会实际片面地强调满足人欲或片面地强调维护“理’的做法,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关于孟子道德修养方法论中的“存心”说与“尽心”“知性”“知天”等说法,作者于有关孟子的认识论与夭命观的文章中已有所论述。①这里主要谈一下孟子的“养气”说与“寡欲”说。孟子“养气”说的内容主要反映于《孟子・公孙丑上》所记孟子与其学生公孙丑的问答对话中。问题是由所谓“不动心”的修养境界谈起的。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回答说“否,我四十不动心。”公孙丑说“若是则夫子过孟责远矣”孟子说“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这里说的“不动心”,赵岐注说“丑问孟子,如使孟子得居齐卿相之位,行其道德,虽用此臣位辅君行之,一亦不异于古王霸之君矣。如是宁动心畏难,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为大道不易,人当畏之,不敢却行也。”朱熹《语录》中说“公孙丑问孟子动心否乎,非谓以卿相富贵动其心谓霸王大事,恐孟子提当不过,有所疑惧而动其心也。”是以孟子所谓“不动心”为无所疑惑恐惧而动摇之义。所谓无所疑惑恐惧而动摇之义,与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同义,实际是说思想已经成熟,处理事情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和原则在重大问题来临时这种信念和原则不会动摇,也不会因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动摇自己立身行事的原则与道德信念。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动心”,或者说达到这种修养境界呢坚守一定的信念和原则要有勇气,所以孟子与公孙丑接下去论及养勇之道。公孙丑问“不动心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熟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子日子好勇乎吾一一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从孟子对北宫黝之养勇、孟施舍之养勇、曾子闻于夫子之大勇这三种养勇方式的说法来看,北宫黝所养之勇,实际是所谓血气之勇或匹夫之勇,这种勇所凭籍的是不怕死的精神,其原则是“恶声至,必反之”,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没有什么别的考虑。孟施舍之勇是不以必胜为勇,即“视不胜犹胜”,这种勇所凭籍的也是一种“无惧”的志气或精神。曾子所闻于夫子的大勇,是正义之勇,是一种遵循理性的勇,这种勇所凭籍的不是生死不惧的血性或意气,而是“自反而缩”,即拥有道义。据此看来,孟子认为达到“不动心”之境界的方法,应从培养坚持正义的勇敢精神做起。同时,从孟子关于养勇的说法我们可知所谓“不动心”的含义实际即指具有坚守正义原则的坚定道德信念,也就是一切都坚定地按道义的原则来办,这样无论面对何种重大的责任和个人的利害得失都会不疑不惧。要做到不动心,还涉及到如何对待“言”与,合”、“心”与“气”、“气”与“志”的关系问题“公孙丑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日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级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古人误以为人的思虑器官是心脏,所以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器官为心,思虑为志,心和志只是动、静的区别,有形和无形的不同,所以孟子有时用‘志’字,有时用‘心’字,原是一样东西”。翁孟子就言、心、志、气的关系说明了他的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的不同。告子做到不动心的方法有二一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是“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古今学者各有心得,其说不一。我认为对“不得其言,勿求于心”当与下文孟子所说的“我知言”联系起来看。也就是说,孟子说告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错误的是指告子对于诸如“该辞”片面的言辞、“淫辞”偏激过火的言辞、“邪辞”违离正道的言辞、’‘循辞”无理的穷辞,不加深入思考,不去分辨其目的是使自己的心志不受到这些言辞的影响,以求得不动心。告子的这种不动心是消极的凭籍的不是孟子所说的那种理性,即经过内心自反的勇。“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我认为解释为自己感到不对即如孟子所说的“自反而不缩则不要再求助于气生气动怒是对的。也就是说,当自己已经认识到错误的时候就应服从理智,而不可再感情用事,脑羞成怒,从而动摇其心。孟子对告子的这一观点是赞成的并且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认为志是统帅气的,气是充实于人体之中的,志对气有引导与支配的作用要做到不动心应“持其志,无暴其气”。如前所述,孟子的所谓志,是指思想、信念、意志之类。这里的所谓的气,并不是很好理解的,我认为如有人仅仅将其理解为“体气”、“血气”是不够的。从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与孟子“勿暴其气”及下文孟子讲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说法来看,这个气应兼指人体自然所具有的血气和直接借助于这种血气产生的感性或者说不自觉的自然反映,如忿怒、烦躁、恐惧之类。也就是说,孟子说的“持其志,无暴其气”,是说要做到不动心,首要的是守其心志,即谨慎地保持思想信念的坚定性,因为人的理性主宰着人的血气和情感,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对气不能放任,因为志与气是互相影响的,气对志也有反作用,这久已一是“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显然,孟子的这种认识包含着辩证法的观点,是合理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就道德修养方法的意义上说,孟子既注重理性的主宰作用,同时也看到了基于人的血气产生的情感会冲击人的理智,所以解决“无暴其气”的问题也是道德修养的一个内容。这种认识表明孟子在谈人的道德修养问题时并没有把人的精神或者说理性夸大为唯一的起着万能作用的东西他承认气是体之充,实即承认人体的物质性他承认气壹则动志,实即承认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的自然体质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孟子认为要达到不动心的境界需要持其志又不能暴其气,所以他与告子进一步讨论到“养气”的问题“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二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我故日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握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搞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也。助之长者,堰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关于孟子说的“浩然之气”指的是什么大家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我认为这个气与上文孟子所说的“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气就与心和志相对的意义上说指的实是一类但两者亦有区别。说两者是一类即浩然之气的气也是属于基于血气产生的一种情感或者说是一种感性,它不同于心和志。说两者不同,即这种浩然之气已不简单地是一种基于血气或自然本能产生的情感或感性而是经过人的自觉的理性活动“直养”与“集义”的产物,即其中已凝聚有理性的意志或情感。也就是说,培养浩然之气的过程,实即使人的感性行为化为由理性支配的过程,所以孟子这种养气说在道德修养上的实质意义还是在强调人类道德生活的主观能动性。毫无疑问,孟子所讲的道与义是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但孟子这种养气说注重做人的气节,提倡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摇,坚信道义的力量,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的反映所以它为培育后来中华民族历史上诸如文天祥之类的具有崇高气节的英雄人物提供了精神养料,对于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风貌确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孟子这种养气说所讲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在人’功道德修养方法上也提供了可贵的认识。所谓“必有事焉”,即孟子所谓的“集义”讲的并非仅是认识,而是必须通过行为、活动才能培育浩然之气。所以孟子所谓“集义”实包括知与行二者在内。另外孟子讲的“心勿忘”,“忽助长”是认为道德修养既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可急于求成将道德修养视为一个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过程这种认识是符合规律的。关于孟子的养气说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孟子对于其所谓浩然之气的描述如“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被许多人视为其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如何看这个问题显然孟子的这种说法具有夸大主观精神力量的倾向。但应该注意的是孟子这种讲法所包含的真实意义在于高扬强烈的正义感、大无畏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气节。后来文天祥《正气歌》中也讲“于人日浩气沛乎塞仓冥”我们今夭赞颂英烈时也讲“英灵不死,浩气长存”之类的话。这些讲法有没有相通之处我看是有的。夸大固为夸大但有没有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的必要我看没有必要重要的倒是应从中吸取精一一神力量,受到正义感的熏陶与鼓舞。孟子的道德修养方法论,还包括他提出的著名的“寡欲”说。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上》。正如荀子所说,“人生而有欲”《荀子・礼论》,欲是人皆有之的,它主要是指基于人的本性的物质利益要求。“存焉者”,指“存心”,即存仁义之心。所以,孟子讲的养心与寡欲的关系实即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称为理欲关系问题。进行道德修养,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个人欲望与道德原则的问题,这是没什么疑问的。所以,孟子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孟子的寡欲说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借此发挥出一套理欲之辨的理论二这不是偶然的。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孟子的寡欲说曾被人们与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联系起来痛加批判,这种作法确有把问题简单化的错误。这里实际主要涉及到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人欲与理或者说与道德原则的关系问题。道德原则的确立,其意义本来就在于调整、制约人们的个人欲望,以维护相对合理的社会关系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生活稳定有序的作用。这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个人欲望在许多情况下与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因为这种个人的欲望有些是与社会公共关系的稳定或者说是与他人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对社会成员的个人欲望加以节制、调整,从根本上说又是为了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基本利益得到保障。《孟子・告子下》说“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纤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纤则不得食,则将纤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任国人与孟子所举的例子实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在有些情况下人的欲望与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有时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就会破坏社会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危害他人的利益。所以,个人的欲望应受到合理的约束或者说应服从相对合理的“理”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无论古与今都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也绝不能认为一个人因为性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去强奸妇女的做法是合理的。人要满足性欲这是合情合理,合于人道的但如为了满足性欲而危害他人破坏社会生活秩序,这就背离了人道。当然,做为历史上不同时代的道德原则其内容都有合理的因素与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因素。比如孔孟所讲的仁义礼之类,有维护统治阶级特权,强调等级的含义这是事实又有要求限制统治阶级的欲望、兼顾人民利益的含义,这也是事实。所以,历史上人的欲望与道德原则相对立的实际情形是复杂的,有统治阶级不合理的欲望与道德原则的矛盾,有劳动人民合理的欲望与道德原则的矛盾有人们的私欲与道德原则所包含的社会公益的矛盾。由此看来“寡欲”的实践意义也应是复杂的,它有要求人民容忍道德原则的不合理内容的一面也有要求限制统治阶级或一切人损害社会公益的一面。但总的说可以这样看,人欲与道德原则总是有矛盾的,任何社会要维护人们的一定关系都必然要求人欲在一定道德原则允一一许的范围内实现,人的欲望总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从理论上说,合理的道理原则应充分承认人的合理欲望,所以孟子这样一般地讲寡欲,提法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人欲与道德原则的矛盾应不在人欲之多寡。也就是说,简单地提倡通过减损人们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道德原则与人欲的矛盾,是不可取的。当然,就个人道德修养的意义上来理解孟子的提法,并不是没有合理的因素’。过多的欲望不利于人道德修养的提高,这恐怕也是应承认的事实。古人常讲“为富不仁”、“无欲则刚”、“淡泊明志”都表明人的欲望多寡对人的节操或精神境界会有影响。《孟子・告子上》说“公都子问曰‘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人。’曰‘均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己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己矣。”孟子的这种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他的寡欲说。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的过多欲望或者说人放任欲望,根源于放任自然本能,放任自然本能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发挥理智的作用。所以,所谓“养心”和“寡欲”,实际上还是强调在道德修养上理性的作用。寡欲是为了维护理性,一个人的理性占了主导,欲望就会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就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走上迷途邪路。第二,孟子讲的寡欲并不就是禁欲。孟子并不否认人的欲望和现实要求的合理性,这一点可由孟子仁政学说中关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要求的种种论述以及其人性论中对人们所共有的种种欲望的承认得到证明。后来宋儒的夭理人欲之辨,从思想渊源上说,与孟子有联系,但在宋儒那里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被更加强调,他们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与孟子的思想已有很大差别,孟子只不过是“养心莫善于寡欲”而己。在实践上宋儒的说法受到统治阶级的大肆利用,造成了所谓“以理杀人”社会现实,这也是两者的显著不同。清儒戴震正是有见于此,作《孟子字义疏证》,对宋儒的理欲之辨予以深刻沉痛的指责,以为其说已违背了孔孟道德的善良本义。宋儒朱熹讲“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语类》卷十二。“况天理人欲不两立,顶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得人欲消尽。义之与利,不待分辨而明”《语类》卷一百一十三。朱熹这种讲法表明,天理人欲之辨的实质也还是要解决义利关系问题即为了使人能处理好个人的欲望与社会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从朱熹的这种说法来看,似乎是将人的欲望与天理绝对的对立起来,其实朱熹讲的夭理本身也包括一部分人欲。有人问他“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他回答说“饮食者,夭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语类》卷十三。他还认为统治者的“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若能“与百姓同之”,即“循理而公于天下者”也应属于“天理”之范畴。反之,如“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谓灭其夭也”。据此朱熹在为《孟子》作注时赞同胡宏的观点即认为“夭理人欲,同行异情”《孟子集注・梁惠王下。这是说,同一行为,却可能有夭理、人欲之分,“公于夭下”为夭理,“私于一己”则为人欲了。另外朱熹对地主“挠虐佃户”及官僚豪强的穷奢极欲,都是明确反对的。如此看来朱熹讲天欲人欲的关系,这里面也还是有个公利与私欲或者说道德原则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并非就是要禁绝人们的欲望。当然,这并不是说朱熹这类说法没有问题。尽管任何时候都存在人的欲望一、一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但不同的社会现实这种矛盾的实际情形是不同的,在当时,实际上这种矛盾主要是人们的合理欲望得不到满足的间题。而理学家们离开这种实际,不是去强调人欲与夭理人道一致的一面,相反去过分强调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必须节制人欲的一面,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所以,这种理论在实践上被统治阶级大肆利用,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也绝不是偶然的。戴震在对宋儒的理欲关系论进行批判时说“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这是说道德的价值正在于满足人的情欲。戴氏对宁儒理欲之辨的批判,实包含了对封建社会人的合理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现实的批判,所以他强调人欲与夭理一致性的一面,在实践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道德原则与人欲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而所谓一致的一面又主要是体现在道德原则通过对社会成员个人的欲望加以约束规范来维护社会群体生活这一点上。所以,使每个人的各种欲望都得到满足,实事上是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无法办到的,做为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的道德原则永远无法做到戴震毕说的“使人欲无不遂”,所谓“人欲之各得”只能是相对,而不会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在人欲与道德原则关系的问题上,脱离社会实际片面地强调满足人欲或维护天理都会出问题必须正视两者既矛盾又统一这个事实,必须依据客观实际来确定处理两者关系的合理的度。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说的是修养德行的方法问题,但由此引发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理欲之辨,讲的就不仅是道德修养方法问题了,主要是人的利欲与社会道德原则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道德修养方法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孤立的,如何修养德行实际上本就是与人们对义与利这个道德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相联系
孟子论道德修养方法 第2篇
论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
所谓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人们在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习惯等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锻炼和自我培养的功夫.一种道德能否真正掌握社会,主要在于它最终是否转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道德修养.
作 者：赵红 作者单位：河南省许昌第一中学,河南,许昌,461000 刊 名：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YOUTH ADMINISTRATIVE CADRES COLLEGE 年，卷(期)： “”(2) 分类号：B82 关键词：道德修养 途径 方法论道德修养及其实现途径 第3篇
一道德修养的含义
道德修养是指个人在道德意识、道德行为方面, 自觉地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要求所进行的自我审度、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的活动。道德修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依照一定的道德原则规范所进行的学习、体验、对照、检查、反省等心理活动和客观的实践活动;二是指在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所形成的品质、情操和道德境界。一种道德能否真正为社会所掌握, 主要在于它最终是否转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是一种道德素质方面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
二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
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包括道德知识修养、道德意识修养、道德情感修养与理想人格修养。道德知识修养表现为对于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认识, 它是一种理性形式, 是道德行为的基础。人们只有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误的, 才能在行为上有所依据;道德意识修养主要指是非观念的培养, 有意识地区分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树立正确的善恶观念, 这是一个择善去恶的过程, 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道德情感修养解决的是爱什么、恨什么的问题, 有了正确的爱憎情感, 才有正确的道德行为;理想人格修养就是关于道德境界的修养, 理想人格指的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 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 也是成为一个最有道德的人的标准。不同时代, 不同阶级、不同人由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 道德境界也不同。理想人格修养是一个不断提升道德境界, 以达到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理想人格的过程。
三道德修养的途径
1.学习楷模, 行善积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 进行道德修养, 就必须向先进人物学习。学习先进就是要给自己树立某个理想人格的目标, 然后努力去追求和实现它。人们的工作是平凡的, 这就注定了道德修养必须从点滴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起, 从现在做起, 积少成多, 积善成德。
第一, 用名人格言激励自己。用名人格言来经常对照自己的内心活动, 检点自己的言行, 可以发现心灵上的污垢、行为上的差错, 并能鼓励自己积极向上, 不断自我完善, 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历史上的名人格言很多,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 选用有针对性的内容。如“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 , “以修身自强, 则名配尧禹” (荀况) ,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 ,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 “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重要方针, 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的自我完善” (马克思)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
第二, 树立楷模, 学习先进。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身教重于言教。”这是对道德楷模社会价值的精辟揭示。楷模的道德形象是高尚的, 用它来要求和激励自己, 可以产生巨大的动力。如居里夫人的道德形象是“蚕”, 法拉第的道德形象是“烛”;加里宁的道德形象是吸水的“海绵”, 鲁迅的道德形象是“牛”, 等等。正是这些美好的道德形象, 推动着他们在事业上不断进取并获得成功。周恩来不愧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道德人格的典范,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撰写的《领导者》一书中, 曾设专章阐述了他心目中的周恩来及其所具有的道德人格。尼克松认为, 周恩来的教养使他具备才智、尊严、风雅、仁慈、决心和毅力等品德。在周恩来身上, 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道德人格的巨大力量, 增强树立培养和完善道德人格的坚定信心。
第三, 行善积德, 贵在坚持。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不做坏事。”三国时刘备教育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善行往往是日常的、细小的、不经意的, 有时甚至是烦琐的, 它需要我们坚定信念, 持之以恒。战国时伦理思想家荀子说过:“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高尚的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 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养成的,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只有不弃不舍, 才能积成大善;只有吸取众善, 才能有高尚的品德。平时不检点、不行善, 企图一蹴而就, 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自我解剖, 省察克治
第一, 自我解剖。自我解剖, 就是通常所讲的自我批评, 它同古人所讲的“内省”“反省”的意思接近。孔子的徒弟曾参讲的“吾日三省吾身”,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原毁》一文中所讲的“早夜以思, 去其不如舜者, 就其如舜者”等, 都是指这种经常性的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最好武器。斯大林把它比喻成空气和水, 毛泽东把它比作“洗脸”和“扫地”, 这都足以说明它对于人们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真开展自我批评, 勇于严格解剖自己, 这是人们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表现。
第二, 省察克治。所谓省察, 就是通过反省检查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和行为中的不良倾向, 坏的念头、毛病和习惯;所谓克治, 就是克服和整治, 去掉所发现的那些不良倾向, 坏的念头、毛病和习惯。省察克治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通过总结以往“内省”“自讼”“思过”等修养方法而提出来的。这一方法, 旨在发挥人们的主动精神, 在自己内心深处用道德标准检查、反省, 找出坏毛病、坏思想、坏念头, 并加以克治。学习和内省是紧密联系的。只学习而不内省, 犹如水过地皮湿, 学习再多也无益处, 难以有品德上的提升。只内省而不学习, 犹如井底之蛙, 不能提高道德认识, 难以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
3.自觉实践, 坚持慎独
第一, 自觉实践。实践是道德修养的基础, 是道德修养不断发展的动力, 是检验道德修养成效的标准。因此, 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必须投身于社会实践。首先, 要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其次, 要在社会生活和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 按照正确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第二, 坚持慎独。慎独既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方法, 又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它是指人们在独处活动、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并且不会被人发现的情况下, 仍能坚守正确的道德信念, 自觉地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去行动而不做坏事。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谈到:“一个经过认真修养的共产党员, 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 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 ‘事无不可对人言’, 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 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 他也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不论多少年后检查, 都没有不合乎党的利益的事情。”由此可见, 慎独既是一种修养方法, 又是人们在修养中所形成的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如它能使教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按照教师的道德规范去行事。古人云, 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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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道德修养 第4篇
关键词：《论语》；道德修养；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34-01
《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研习学问、探索人生和社会的记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完备的道德修养体系，对个人人格的塑造、提升与完善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
一、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师者，人之模范也”之说，教师是人类知识文明的传播者、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教育理念的载体，是全社会道德修养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论语》主张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指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不仅是以身作则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教师要以身作则，就要言传身教，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有言”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知；“无言”在于示范，实际指导学生的行动。孔子强调教师要以自己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为学生做出榜样，提倡要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教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树立起道德表率，才能保证学生成才成德，促进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而作为在校师范生的我们，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提升就业竞争力，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二、提升道德修养的方法
《论语》在强调道德修养重要的同时，也提出了一整套提升道德修养的途径，通过“博学”、“内省”和“躬行”的践行，我们可以有意识、系统性地不断提升自身道德修养，为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打下扎实基础。
1.“博学”。
人非生而知之，人的内在修养是靠不断的学习获得的，对待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成为人们陶冶心性、变换气质的动力之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即使最平实的美德，不经过学习的精琢，弄不好就会成为带有某种缺失的品性，使优点反而成为缺点，正因如此，孔子极力主张要博学、勤学，“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为后世树立了“博学笃信”、“学而不厌”的学习楷模。这也正向我们昭示了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前提就是虚心学习。学习不仅包括学习基础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提升理论素养，分清正确的价值观和错误的价值观，还要求我们不断向他人学习，“择其善者而从之”，我们应在心中树立起道德修养高尚的先进典型，以其为榜样不断努力，我们要立志于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用跨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来追求专业的精神，努力塑造出真、善、美和谐统一的道德人格。
2.“内省”。
道德修养的形成，不但基于一定的知识积累，还需要反复的锤炼和打磨，是一个不断反省、改造和提升自我的过程，《论语》中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内省”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内省即对自己的内心的省视，修养者要经常在内心省察自己的言行，对照道德标准，坚持正确的，及时改正错误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如果只学习而不内省，学习的道德知识便会束之高阁，难以产生品德上的提高；只有内省而不学习，便如井底之蛙，不可能获得新的道德认识，也难以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因此，在学习的同时，更应重视内省，我们要联系自己的社会实践，学思结合，“求诸己”、“内自讼”，对照道德标准，勇于解剖自己，省察自我弱点和错误，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求得新的进步。
3.“躬行”。
道德修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论语》重视个人修养中的身体力行，强调道德修养的完善必须贯穿到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中，孔子曾讲：“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人担心自己言行不一致，所以不轻易说话，说到就应做到，他们以自己做不到为耻，因此，他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因此，在力求提高道德修养的过程中要做到言行相符，以道德实践作为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现实载体，恪守仁义至上的道德规范，“言必信，行必果”，与人为善，诚实正直，处处以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我们应该“从自我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断强化从善的观念和意志，形成人的美好的道德感情和行为习惯。
品读《论语》，从“博学”，到“自省”，再到“躬行”，《论语》实际上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提升道德修养的基本路径，在不断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的漫长的过程中，外在条件固然很重要，但最终要依靠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自觉地进行修养和锻炼。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钱逊.如沐春风——论语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3]胡雪峰、张炜.从《论语》看孔子的道德修养[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作者简介：
姜辛，女，（1987.6-），蒙古族，辽宁朝阳人，沈阳师范大学，13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
论道德修养 第5篇
之所以提出并进行“基础”课主题教学的探索和思考，直接的动因是源于对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现实问题的检视，深层的思考则源于对“基础”课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理念反思。
（一）“基础”课教学的三种类型及其问题检视
从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看，有三种主要的教学类型代表：
一是“政治灌输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的教师认为，“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职责，因此必须坚守和突出“基础”课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政治性立场。但从实际教学看，这种“政治灌输型”教学缺乏理论的深入论证和逻辑推演，缺乏思想的启迪和思维的激活，仅仅流于机械宣读、生硬照搬，其话语体系中充斥着“一定要、必须、应该、贯彻、落实、深刻领会、大力推进、积极响应……”等程式化、结论性语言。从教学效果看，这往往是大学生最为逆反和排斥的教学类型。
二是“知识传授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侧重以“纯科学”“价值无涉”的立场进行学科知识的讲解，且部分教师在伦理学、法学等方面专业知识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更易于获得思维独立、拒斥灌输的大学生的好感，甚至为学生敬佩和崇拜。然而，这种无导向的“价值中立”不仅难以担负起“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的职责，反而可能由于其无立场的“价值澄清”使得大学生思想更加困惑、迷乱。
三是“生活娱乐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的教师一般生活阅历丰富，熟悉社会生活动态，善于及时吸取社会生活中的新鲜案例，教学语言或幽默或煽情，教学中充斥着故事、段子、俏皮话，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常能博得学生的笑声和掌声。遗憾的是，笑声、掌声之后，这样的课堂给学生留下的思想启迪和心灵震撼却不多，个别有意迎合学生、庸俗浅薄的教学更是损害了“基础”课教学的声誉。对照“基础”课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显然可以看到这三种课型的局限和不足。
（二）基于“基础”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理念反思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xx]5号）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具体到“基础”课而言，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法治精神。这表明，“基础”课是一门以我国主导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遵循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规律，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增强法律意识，从而帮助其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课程。由此看来，“基础”课以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为根本教学目标，是一门融知识性、政治性和生活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知识性是指“基础”课教学目标的达成需要借助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体系的支撑；政治性是指“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意识形态教育和价值引导的使命；生活性是指“基础”课意识形态使命的完成必须与关注、服务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活需求相统一。这三重性质与特征，生活性是根基，知识性是依托，政治性是导向，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即服务于大学生健康成长，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在“基础”课教学中，知识性讲授需遵循知识的逻辑，具有系统性、抽象性、普遍性、客观性等特征；政治性引导需遵循意识形态的逻辑，具有灌输性、价值性、排他性等特征；生活性指导需遵循生活的逻辑，具有现实性、具体性、鲜活性等特征。这三重逻辑既有统一也有对立，“基础”课教学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前述三种“政治灌输型”、“知识传授型”、“生活娱乐型”课型中存在的问题，即根源于这三重逻辑关系的处理不当：或将课程当做“价值无涉”的客观知识讲授，或当做机械生硬的意识形态灌输，或当做简单肤浅的生活指南和“心灵鸡汤”。这其中任何一种偏失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难以真正全面地实现“基础”课教学目标，并偏离了课程的本质要求。也有个别教师将三种“课型拼盘”当做三者的“有机统一”，即在教学中时而“价值中立”，时而“价值灌输”，时而“贴近生活”，如同“变色龙”般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变化教学的性质和立场，学生常常困惑于教师的讲授为何有时“通情达理”，有时却又“强灌硬输”、“霸道无理”，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实效。因此，如何在教学中实现知识逻辑、意识形态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有机统一，这是促进“基础”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达成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
二、“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内在依据是什么
（一）“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
“基础”课主题教学模式试图从教材体系中提炼深层次的理论主题，从大学生成长需求中提炼针对性的成长主题，在两者的契合点上建构“基础”课教学主题，从而实现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这一努力正是遵循和实现知识、政治与生活这三重逻辑契合与统一的探索与尝试。陈秉公教授认为，“基础”课的实施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的转化，主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主要解决怎么教、怎么学和将课程目标与内容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信念和品德的问题。两次转化和飞跃前后衔接、连续一贯构成了完整的课程实施过程，缺一不可。[1]因此，第一次转化重在内容，第二次转化重在方法。第一次转化关键在教材编写者，第二次转化关键在授课教师。笔者赞同这两个阶段的分析，同时也认为，在第二次转化中，依然存在着通过授课教师实现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转化的任务。并且，教师对教材内容体系的理解、诠释和整合能力，将是实现第二次转化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基于自我对于教材内容、学生需求、国家社会要求和国际国内社会背景的理解与把握，重新组织和整合教材内容，使之转化为更具针对性和“现场感”的教学内容，其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和难度并不亚于第一次转化。
（二）“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现实依据
在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的转化过程中，教师作为思想的使节，犹如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在教材与学生之间搭建起思想信息流转的桥梁和通道。赫尔墨斯作为诸神信使，他的任务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之间，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前者是把人们不熟悉的诸神的语言转换成人间的语言，后者则是对诸神的晦涩不明的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人们熟悉的世界。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要完成这样一项工作，需要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2]（P1―5）对于“基础”课教师来说，其教学正是一项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的工作。能否兼顾各方利益或需求，是教师能否准确、有效地完成“中介”任务的关键所在。而教师能否兼顾各方利益或需求的前提则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各方利益”本身是否存在可以兼顾的契合点。对于“基础”课教学来说，其中的“利益主体”一方为国家社会，其“利益诉求”乃是国家为维护其政权统治与社会管理而遵照其执政纲领对社会成员提出的“政治化要求”，为此，它需要通过领导“精神生产”的途径与方式来培养、塑造符合自身阶级利益和需求的建设者、接班人；另一方则是大学生个体，其“利益诉求”乃是个体健康成长和顺利发展的“社会化需求”，为此，他需要学习适应和融入社会的规则与精神，掌握相应的方法与技能，以此来减少或避免成长的阻力和障碍，并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的接纳与支持。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种利益诉求在国家根本制度保障下的一致性提供了两者契合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大学生本身即是国家的主人，其政治社会化既符合于国家社会的政治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国家社会主人的发展需求。因此，在“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过程中，兼顾课程的“政治性”要求与“成长性”需求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质言之，国家社会发展需求与大学生成长要求的契合提供了“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现实依据。
（三）“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理论依据
“基础”课作为一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课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基础”课教学内容进行主题式整合得以可能的内在理论依据。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要求包括“基础”课在内的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遵循知识生成与传授的逻辑来展开教学，以此来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和真理的力量。其次，与一般宣称“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公开的价值立场和追求。这就意味着，所谓“纯科学”的价值无涉的“知识型”教学不可能真正完成，并且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和职责。第三，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对于“基础”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大学生处理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理论武器，“基础”课教学以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为己任，就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充分关注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现实需求，以具有实践品格的.教学来帮助大学生获得了解社会与人生的认识框架与实践能力。忽视、轻视教育对象及其生活世界的“基础”课教学既是盲目的，也注定是无价值、无效益的。事实上，“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以专业知识讲授和学习为主要目标的课程相比，具有自身鲜明而独特的课程特性。一般专业课程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基础”课教学作为一门以教学生学习做人、学习做事的综合性课程，则不能仅仅止步于知识，而需在“转知成识”、“转知成智”、“转知成行”上下工夫。因此，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本来就是“基础”课教学的应然状态与应有之义。“基础”课教学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和教学逻辑都决定它必须以生活为根基，以知识为媒介，以信仰为目标，并以生活、知识与信仰的三位一体来克服教学中一定程度存在的“精神分裂”与“逻辑错乱”。
三、如何进行“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
从目前的教材内容体系看，经过教材编写组专家的集体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逻辑体系，“教材的内容遵循思想、行为发生的规律，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理论的逻辑，由思想到行为、由自律的道德行为到他律的合法行为而依次展开，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有机融合的完整体系。”[3]可以看到，无论是教材的逻辑主线还是基本框架，现有教材内容体系所体现的政治性引导的意识形态逻辑是清晰明确的，这与该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是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基础”课教材内容的主题整合，就需要在坚守教材现有政治性、方向性基础上，着重从两个维度下工夫：一是深度挖掘教材，探询教材背后的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问题，通过教材内容的再组织来提炼教材内容体系中蕴含的理论主题；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学生，掌握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及其思想品德发展规律，了解大学生成长中的思想困惑和价值需求，从中提炼大学生关注和困惑的主要现实问题，即把握大学生的成长主题。理论主题的提炼意在知识性的维度上增强和保证“基础”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深度；成长主题的提炼意在生活性的维度上增强和保证“基础”课教学的针对性和生活厚度。在此基础上，寻找教材中的理论主题与大学生成长主题的契合点，形成“基础”课教学主题及其内容体系，才有可能在价值维度上获得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自觉性与精神高度。这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它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透彻理解，对教材中蕴含理论问题的深刻认识，对大学生成长需求的准确定位，对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科学把握。这需要教师看到教材观点背后的理论问题，看到生活现象背后的成长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教材内容的主题式整合，绝非抛开现有教材另起炉灶，而必须以遵循教材的基本精神，覆盖教材的核心理论观点为基础和前提。
（一）成长主题的提炼
为提炼和概括大学生成长主题，笔者结合自身近从事“基础”课教学的实践，以“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调查”为主题，自20xx年至20xx年间通过面向全国9个省市9所高校近2 0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研，以及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的访谈与座谈，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规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4]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大学生所有的需求与困惑均围绕其社会身份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如作为一名社会性个体，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包括婚恋关系）以顺利融入社会共同体？作为一名学习者，如何高效地学习以适应学习型社会的挑战？作为一名劳动者，如何获得职业并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作为一名公民，如何处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和履行公民权责？等等。事实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05）个体的成长乃是其社会本质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关系的丰富和拓展而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要求个体不断学习和逐渐培养相应的社会角色意识与能力，大学生成长的问题和困惑归根结底来自于其社会角色意识和能力与相应社会关系发展要求的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应。笔者的调查研究结果和教学实践经验均显示，伴随大学生社会化角色发展的成长问题主要反映为如下三大现实主题：求学、求友（偶）、求职，其核心则是“求发展”。即大学生在自身健康成长中追求学业发展、人际发展、职业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高层次的政治发展，以充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二）教材主题的提炼
“基础”课教材由三大版块构成，即思想、道德和法律。透过这三大版块，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分别对应和解决的主要有三大问题：“思想”版块主要解决“人生有方向”的问题，该版块实质上对应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引领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远大理想信念等问题；“道德”版块主要解决“做人有准则”的问题，该版块实质对应的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集中体现为个体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个体道德四大领域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法律”版块主要解决“做事有底线”的问题，该版块实质对应的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对于大学生的成长而言，教材中三大版块围绕“人生有方向”、“做人有准则”、“做事有底线”三大主题的内容设计的价值和意义，概括起来其核心就是“助发展”。即如何从发展方向、发展准则、发展边界等维度为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引导助推、保驾护航。
（三）教学主题的整合
李梦萱论道德修养 第6篇
李梦萱
儒家对于慎独的解释是：“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一也，然后得之。”“仁义礼智圣”为其五，也就是儒家风范的重中之重，通称为“儒风五行”。
慎独是一种情操；慎独是一种修养；慎独是一种自律；慎独是一种坦荡。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和法律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
孔子曰：“慎独！”。讲的就是在没人监督你的时候，自己的所做所为才能最为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情况。这里面有一个人的自律情况，心理道德情况等等。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周围有人时不随地吐痰，而周围没人时就随口吐了出去，就说明你的自律性很差，你的行为是出自于外界给你的压力而非自己真正拥有爱护环境美化环境的内心体验。
慎独”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方法，最早出现于《礼记中庸》篇,近代，刘少奇同志曾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慎独”作了更通俗的解释，他说：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时，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而不做坏事，这就叫“慎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