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法律制度存在漏洞。要解决该问题，必须转变观念，尊重外资企业市场退出的正当需求，消除过度管制现象，疏通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法律渠道，同时强化对违法者的责任追究制度。
[关键词]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清算；破产；责任追究
[文献标识码]A
外资企业的非正常撤离现象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已经有零星外资企业从中国“一夜消失”，但并未引起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集中关注。从2007年下半年起，中国部分地区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开始密集出现，引起了社会关注。据统计，青岛市自2003年至2007年非正常撤离韩企达206家，涉及工人2.6万，拖欠工资1.6亿元人民币，拖欠银行贷款近7亿元。2007年，有244家外企从广东“不辞而别”。大量外资企业未经清算而非法逃离，给工人、供货商、贷款银行等相关债权人造成了巨大损失，留下了大量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
由于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问题出现较晚，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关于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原因，普遍观点认为是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和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对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中小外资企业冲击较大，加之这些企业本身规模较小，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在近年来员工工资、原材料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面前缺乏竞争力，导致这些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失败退出市场是一种客观现象，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必须通过合法解散和清算程序进行，蓄意逃避清算义务而“一走了之”，则是一种为法律、道德和舆论所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然而部分外资企业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此种行为有蔓延之势，从侧面说明了中国相关法律规则存在制度失灵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检讨和完善。
一、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民事法律责任问题分析
准确定性非法逃离者的法律责任并予以追究，是解决外资企业非法撤离问题的基础。从理论上分析，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股东、董事或实际控制人的非法逃离行为，可能会引起民事、刑事和行政等多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但根据中国公司法和外资企业法相关规定，民事责任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责任，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民事责任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一)来履行清算义务的外资企业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分析
外资企业属于中国法人，依法应当遵守中国法律规定。1986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21条规定：“外资企业终止，应当及时公告，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2005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4条规定，除因公司合并或分立之外的公司解散，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2001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73条规定，外资企业终止的，应当在终止之日起15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日起15天内，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报审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对外资企业解散或终止时赋予了明确的清算义务，该清算义务主体为公司的股东、董事等。对于不履行清算义务的当事人，2008年5月份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通过上述法律规定，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公司清算法律责任体系，上述法律规定依法适应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注册的外资企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未经依法清算而选择“夜半逃离”的外资股东和董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于其“逃跑”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丢失和无法进行清算，因此依法应该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法理上讲，那些未经清算逃回各自国家的控股股东或董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应该对在中国开办公司期间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无限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控股股东、董事或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连带债务清偿责任的司法解释是2008年5月份公布并施行的，对于在此之前已经逃离的外资企业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一个必须予以明确的重要问题。中国现行法律没有关于民事法律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规定，但是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明确，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尽管这是对刑事案件司法解释适用的原则规定，但是其确立的基本原则也同样可以为民事法律司法解释所借鉴。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是司法解释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早在古罗马时期，查士丁尼就赋予对法律整体进行解释的《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追溯效力。现代西方国家，除了司法机关外，立法机关也对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制定解释性法律，这些立法解释或者解释性法律和我国的立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作出的“解释”、“规定”类司法解释相同，都是一般的、抽象的，但这些一般的、抽象的解释都是溯及既往的。人们之所以自古至今赋予法律解释以溯及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律解释是对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的具体规定，其内容是法律的已有或应有之义，因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应该具有被解释法律的法律效力。在时间上，应当回溯至被解释法律施行之日发生作用。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明确的逃逸外资企业控股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的连带民事清偿责任是具有溯及力的。逃逸外企负责人头脑中那种“一走了之，到了国外没人追究”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二)追究非法逃离清算义务主体法律责任的法律和经济障碍
尽管从法律上讲，中国方面债权人完全可以诉诸法律，
追究非法逃离的清算义务主体(控股股东、董事、公司实际控制人等)的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然而，据笔者调查，目前外资企业逃离案件中的大陆受害者能够通过民事诉讼渠道得到现实救济的案例凤毛麟角。尴尬的现实背后是法律制度安排的困境。从债权人诉讼便利和诉讼经济角度来看，在中国大陆法院对非法逃离外资企业控股股东、董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提出民事赔偿要求，并在中国大陆法院进行审理，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和主要国家已经签署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仅限于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基础上的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的仲裁裁定，并不包括法院民事判决。以在中国大陆发生非法逃离现象最为严重的韩国为例，2003年7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5条仅规定了双方相互承认和执行在对方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而在此种情形下最为常见的民事判决文书则不在相互承认之列。由此，一旦外方投资者非法撤离回国，中方债权人就面临着两难选择：若在中国法院起诉，则判决结果不能被被告方所属国承认和执行，在中国诉讼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到被告方国家法院起诉，则不仅要承受高额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还要承受因外国法院适用外国法所造成的法律风险。因此，对于大多数小额债权人来说，现实中的他们只能被迫选择放弃债权。法律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变相鼓励了部分无良外商逃避债务的行为。
二、外资企业清算障碍问题分析
外资企业“夜半逃逸”问题的实质是外资企业当事人故意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从而逃废债务。部分韩资企业从中国非法撤离现象发生后，韩国媒体寻找韩商非法撤离的原因，提出两个法律方面的“理由”，一是中国的清算“手续复杂”；二是需要返还当初进入中国时接受的各种优惠。此种说法无疑具有片面性。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是中国法人，必须服从中国法律，外资企业解散和清算的法律渊源有《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和《公司法》，这些法律确立了外资企业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正常清算和破产清算的一系列规范。公司清算是公司退出市场时结束公司债权债务的重要程序，事关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的切身经济利益，必须严肃对待。以所谓“手续复杂”为理由逃避清算义务显属托词，并不能构成合法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规定，“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和第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年至第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10年的，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由此，退还减征、免征的所得税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所得税减免本身是一种超优惠待遇，享受优惠需要符合东道国一定条件本无可厚非。因此外商抱怨“返还当初进入中国时接受的各种优惠”并无充分道理。
当然，大量外资企业非法逃废债务的行为之所以发生，除了前述对违反清算义务当事人责任追究不力外，中国清算法律制度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检讨中国清算法律制度的问题，对于寻找外资非法逃逸的制度原因和完善我国相关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资企业解散与清算的前置审批程序问题
《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外资企业在解散之前，除因期限届满解散或被有关机关依法撤销外，均需要事先提交终止(解散)申请书，报审批机关核准。该条例第73条规定，外资企业应当在终止(解散)之日起15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日起15天内，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报审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根据以上条款，外资企业在解散和清算之前，被要求履行两道前置审批程序：一是企业解散需要审批机关(外经贸部门，下同)批准，二是在清算程序、原则和人选方面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在实践中，由于各地方外经贸部门囿于地方税收、就业考量和“招商引资”政绩观的影响，对于拟解散撤资的外资企业态度消极，企业难以顺利取得批准。一些中小外资企业老板知难而退，遂“一走了之”。上述制度规定构成了外资企业解散和清算的制度障碍之一。
从立法目的来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在带来投资、税收、就业机会的同时，会影响中国外汇、外贸进出口平衡和国民经济产业布局，国家出于经济安全利益考量对外商投资进行管制是必要的，因此《外资企业法》设立了开办外资企业的前置审批程序。但是，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因市场原因或其他原因难以为继，其决议解散企业的行为是否还需要审批，则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审批机关不允许外资企业解散，则势必会置当事人企业于尴尬境地。资本的存在目的是获取利润，如果在中国市场难以取得利润，审批机关不允许外资企业解散从而延宕时日造成财产价值的巨额贬值或营业亏损，应该由谁来负责?外商是否可以以政府不作为为由而请求国家赔偿?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负责任的审批机关只能作出同意的批准。既然一旦外资企业提出解散申请，审批机关并无其他选择，那么此种审批的必要性就大可质疑。同样，在外资企业的普通清算过程中，现行清算委员会组成和清算方案必须报审批机关批准的制度安排也是不合理的。由于普通清算要求资产大于负债，能够完全偿还债务，此时审批机关介入并无特别需要，如果勉强介入，势必形成审批机关(行政机关)干涉企业清算事务的局面，这既不符合法治理念，引起外商种种顾虑，还可能造成个别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插手外资企业清算事务，寻求权力寻租的机会。如果企业资不抵债，则依法必须转变为破产清算，破产清算由法院全面主导，审批机关更无介入必要。因此，外资企业普通清算过程中的前置审批程序并无充分的法理依据。
(二)申请破产外资企业的受理问题
分析已经发生的外资企业逃离案件，当事企业绝大多数在逃离前已经陷入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状态，依法应该申请破产清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法院对外资企业破产案件受理受政府干预程度较大，态度消极，致使正常破产清算渠道壅塞，“迫使”这部分外资企业弃债外逃。当然应该看到，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经营过程中，采取了与国外关联公司相勾结，通过“高进低出”、“两头在外”的手段秘密转移利润，导致留在大陆的外资企业人为亏损，从而逃避税收、逃废债务。此种情况下，如果允许该企业正常破产清算，则会造成该企业的利害关系人事实上的不公平。此种问题需要在破产清算过程中，通过适当的程序和方式加以解决。
(三)特别清算的组织问题
根据1996年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外资企业清算分为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企业能够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为普通清算，企业不能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或者依照普通清算的规定进行清算出现严重阻碍的，企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等权力机构、投资者或者债权人可以向企业审批机关申请进行特别清算。企业被依法
责令关闭而解散，进行清算的，依照特别清算的规定办理。“企业进行特别清算，由企业审批机关(政府外经贸管理部门，下同)或其委托的部门组织中外投资者、有关机关的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委员会”。在实践中，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因不参加年检等原因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法应该由审批机关进行强制清算。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终止后财产清算难度大，事务繁杂，审批机关往往不愿意组织特别清算，时而会引发以审批机关不履行特别清算义务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于审批机关没有司法机关的处罚措施和强制执行手段，组织强制清算措施不力，加上需要特别清算的外资企业数量众多，审批机关人力物力难以承受，因此长期以来，大量依法应该进行强制清算的外资企业只能“一拖了之”。此种情况下，把不进行清算的责任完全归于逃逸外资企业股东、董事等当事人，似乎也不甚合理，这里显然存在着制度安排失灵的因素。令人欣慰的是，新修改的《公司法》完善了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清算程序，把组织清算的义务主体明确为股东，特别清算的组织者为法院，从而消除了上述制度障碍。《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也于2008年1月被国务院明令废止。
三、外资企业清算问题的法律经济分析和理性选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企业优胜劣汰，乃是平常之事。对于不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经营失败的外资企业，我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尊重市场选择和投资者意愿，提供给他们顺利退出的机会，通过普通清算或破产清算等途径来了结陷入困局中的外资企业，体面地终结其市场主体地位；另一种是不能正视外资企业经营失败的现实，从地方局部利益或狭隘政绩观出发，为外资企业正常撤离设置障碍，导致外商“有来无回”，或者被“困住拖死”，或者干脆悄悄转移资产，最后“一走了之”。经济问题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在规律面前易疏不宜堵。采取第一种态度，尽管在破产或清算过程中，债权人只能按比例得到清偿，势必会损失一部分利益；但采取第二种态度，债权人却可能血本无归，丧失全部债权。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外商逃逸企业案件中，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可能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从而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因此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应该转变观念，在对待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的态度上变消极为积极，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外各方利益。在该问题上，中国大陆还存在着较大的帕累托改进余地。
国际金融公司在对世界130多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做出的《2004年商业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评价一个国家是否适合公司发展，有五项基本标准，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国家是否有健全的企业退出机制。其他四项标准为：1.在这个国家创办公司是否容易，2.能否自由解雇和雇佣工人，3.合同的执行是否困难，4.信用体系是否完善。中国各地招商引资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出于鼓励外商投资目的，纷纷采取外商投资“一条龙”式服务，使得设立外资企业的过程十分高效。但是由于前面分析的原因，外资企业的退出却十分困难，这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中国要成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顺应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转变观念，完善企业的退出机制。使企业“进得来，退得出”，这既是外资企业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内资企业的共同愿望。
四、防控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法律对策
(一)完善对妨害清算行为人的责任追究体系
对于违反法定清算义务的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已经加以明确，其责任人需承担未清算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这是恰当的法律制度安排。为了走出目前外逃当事人民事责任追究的司法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进行制度完善。主要措施有：
1.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署工作。目前中国只和20余个国家签有条约，而中国许多重要的贸易伙伴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恰恰不在其列。
2.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民事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条约》。目前已经签署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大多数只包含了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仲裁裁决的条款，并未包括民商事司法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这对非法撤离外资企业的中方债权人极为不利。
3.积极引导中方当事人在民商事交往中事先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以争取发生纠纷时将案件提交中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权利。中国已经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加入公约方各国相互承认和执行在对方境内做出的仲裁裁决。中国大陆市场主体与外资企业从事经济交往，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尽可能利用仲裁手段来保障己方的合法权益。
(二)取消外资企业解散和清算过程中的前置审批程序，消除外资企业清算的人为制度障碍
基于前文分析的原因，现行外资企业解散和普通清算的前置审批程序是过度管制的产物，并且构成了外资企业进行清算的人为障碍，应当明确废除，以鼓励外资企业履行清算义务。鉴于外资企业清算过程中前置审批程序的准据法一《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业已在2008年1月份被国务院废止，因此目前只需要通过修改《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取消外资企业终止(解散)的前置审批程序即可。在未完成法规修改之前，作为过渡措施，审批机构应该转变态度，积极为申请解散、清算的外资企业提供方便。
(三)切实解决申请破产外资企业的法院受理问题
根据《破产法》、《公司法》的规定，企业股东、债权人或清算组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申请法院依法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和解。这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义务。长期以来各地法院拒绝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做法，违背了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造成部分外商非法撤离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必须予以纠正，全面及时受理外资企业破产案件。至于部分外商存在通过“两头在外”方式转移资产和利润的问题，应该通过债权人的民事诉讼或《破产法》中的破产财产保全制度加以解决。
(四)建立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预警法律体系
对于外资非正常撤离问题，我国还可以建立包括事前控制、事中监管、事后救济在内的一整套过程性法律防范机制。主要措施包括：1.企业债务预警与报告机制，2.外资企业劳动者工资保护制度，3.外资企业资产处置与转移预警与报告机制，4.建立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担保制度，5.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偿债特别风险基金等。当然上述措施的建立和实施，必须按照法治原则进行，必须符合“WT0规则”和国际惯例的要求，因此需慎重决策。
总之，治理和预防外资企业非法撤离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建设和制度完善是根本。外资企业的非法逃离问题，暴露了中国市场主体退出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软肋。该问题不仅仅困扰着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同样也深受其害。因此必须彻底转变观念。疏通企业清算和破产的制度渠道，使企业“进得来，出得去”，才能兴利除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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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我国政府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货币，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这正式宣告了人民币升值的开始。短短3年间，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但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呼声愈演愈烈。笔者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及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汇率 升值分析 应对措施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背景及历程
自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不断升级，我国政府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货币，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正式宣告了人民币升值的开始。自此，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不断升值，由2005年1美元兑8.25元人民币到2008年4月突破7.0大关，到如今的6.8：1。短短3年间，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但对于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并在金融危机后愈演愈烈。美国、世界银行、IMF及欧盟齐促人民币需升值，令人民币升值预期更为严峻。2009年11月，欧元集团“三驾马车”领导人来华委婉施压人民币升值。2010年3月16日，美国130名国会议员联合发布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同时，来自世界银行、IMF及欧盟的人民币升值呼声也此起彼伏。世界银行3月17日发布中国经济季报时重申，人民币应考虑升值。同一天，IMF总裁卡恩在欧洲议会下属的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上再度强调，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仍被低估。
面对各方的施压，我国政府先后做出了积极有力的回应。温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就强调人民币没有被低估。第一，人民币现行汇率没有影响欧美国家的出口；第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第三，人民币现行汇率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不应受外界强制力影响；第四，我国已经在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需要以市场实际供求为基础稳定发展。3月21日，我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更是强调美国已经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汇率问题是一个国家主权内的问题，而不是两个国家之间讨论的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原因分析
首先，从美国角度而言，人民币汇率问题显然已经升级到了政治高度，而已不是简单的贸易或经济问题
美国自冷战结束形成“一超多强”的格局后，被世界公认为“一超”，而“多强”是指欧盟、中国、俄国、巴西等。其中。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是发展最为快速的国家，也被普遍认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国家。美国一直把中国列为威胁其地位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并在2010年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候选名单。很显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因汇率导致的进出口贸易摩擦，而是政治对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崛起也遭遇了美国严酷的“制裁”。1985年前后，美国制造业在日本的出口攻势下节节败退，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日美贸易摩擦逐年加剧，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1090亿美元，财政赤字达到近1000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迫使日本升值，一纸“广场协议”使得美元贬值、日元快速升值。历史证明这是日本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导火索。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曾经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以制造业起步，靠着贸易顺差积累下巨额外汇储备。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看到中国日趋强大的威胁，自然希望故技重施，通过人民币升值放缓中国的增长势头，减轻对美国的威胁。但中日完全不同的与美经济关系和世界政治地位使得中国绝不会因为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而轻易放松现行汇率制度，更不可能连续快速升值。中美这场汇率拉锯战还将继续下去。
其次，世界银行、IMF及欧盟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却有着不同的思考
世行从抑制中国国内通胀角度出发，认为要缓解通胀预期，关键是要“确保2010年新增贷款控制在7.5万亿元以内的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建议中国当局通过加息及人民币升值以对抗通胀压力。汇率升值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平衡增长。从长期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可以确保中国货币政策相对于美国经济周期的独立性。
IMF强调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之际，人民币再次与美元挂钩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因为美元在最近几个月随着不断流向安全资产的趋势逆转而贬值，人民币一直追随走低。IMF认为，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将加强其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并“鼓励制造性资源从出口行业转向国内服务行业”。人民币的升值反过来也帮助了美国，因为相对贬值的美元将“便于美国对过度扩大的国内需求进行必要的调整”。
再次，欧美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更多的是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
受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侵袭，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巨大冲击。欧洲大部分国家受到严峻的货币贬值和高失业率的挑战，中美洲发展中各国的出口量和侨汇量均出现明显下滑，导致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激增，赤贫现象日益严重。经济萧条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巨量的经济刺激计划让企业和国家负债累累，为新的债务危机埋下隐患。而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缓慢的人民币汇率爬行形成鲜明对比。这造成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众矢之的，欧美国家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进一步缓解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压力，尽早恢复经济，稳定国内情绪，确保社会政治稳定。
虽然欧美各国及组织给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加强烈，但也有一些反对声音更为理性地分析了此次人民币升值是否会给陷入经济低迷的欧美国家带来利益。法国《欧洲时报》认为，“人民币升值难医全球贸易失衡”，全球贸易失衡应归结缺乏监管的金融体系、超前消费的欧美文化和过度储蓄的亚洲习惯一样，亟待着各大经济体做出调整和改变。西方国家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明显是在卸责。“欧元之父”蒙代尔更是明确表示，人民币大幅升值会阻断亚洲的贸易，可能令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好几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却不能给美国的贸易赤字带来任何显著改善。人民币大幅升值非但无助于世界经济，反而会削弱世界经济增长。
三、我国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预期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是一柄双刃剑，有利有弊
首先，人民币升值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进出口贸易，升值利于进口，不利出口。出口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因为丧失成本优势从而减弱，尤其是初级产品出口。根据2010年一季度的贸易数据，我国实现贸易逆差80亿元，说明人民币升值预期已经给我国进出口市场带来了巨大变数。出口减少可能导致国内就业压力加大，使得失业率提高，更加剧了低收入人群的压力。另外，由于出口企业受限，导致过剩的产量无法消化，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供求失衡。其次，升值后我国吸引外资能力减弱。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国
外去投资建厂。虽然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在华外资企业的赢利能力(以美元计算)，但相应的新增投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有的外资企业会继续留守，而新增资金回转向其他国家投资；但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此外，人民币升值还会提高人民币购买力，提升我国GDP国际地位，减轻还本付息的压力，也会带来诸如通货紧缩和热钱投机行为等问题。根据历史经验，人民币快速升值在短期内将体现“升值”价值，但从长远来看，将抑制我国的经济成长的长远发展。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升值”教训是我国最好的警示。但是，不论是外界还是我国均心知肚明，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外界普遍预期在2010年我国两会前后人民币将做出“升值”调整，而事实没有，这也更刺激了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及组织带来更为强烈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面对各方压力，我国需要采取更有实效的举措，为迎接这场“货币战争”做好准备
第一，适当调整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构是当务之急。出口、投资与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我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对出口、投资的依赖特别严重，尤其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成长的贡献比例超过1／3。面对国际金融海啸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与预期，我国受到最大影响的经济结构无疑是“出口”。2009年至今持续的出口增长率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调整结构是当务之急。国内结构调整，其核心是国内要素价格的改革，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能源、大宗商品等价格改革。通过调整，国内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出口，也就不会出现整体经济不平衡、外储剧增等现象。同时，蒙代尔认为，中国需要纠正巨大的贸易顺差现象，不是通过汇率，而是通过提高国内工资水平、增加内需，这是实现平衡的最佳途径。
第二，针对于眼前势必“升值”的预期，对出口企业而言，需要提前备战，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出口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可以考虑增加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条款，控制合同的期限，并运用外汇市场掉期和远期衍生工具，帮助企业应对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在“升值”危机来临之前，通过技术革新和产品创新，及时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也能有效抗击“升值”风险带来的损失。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预期成了推动我国出口企业向创新型技术型方向发展的有效动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同样任重道远。如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我国目前采取的特殊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政策中的组成部分，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特殊政策迟早有退出的问题。面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可以考虑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汇改。每年以非常微弱的速度(比如2％一3％)，通过5-10年较长的时间进行升值，期间根据国内通胀水平、币值等进行因素调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持续缓慢的升值预期会促使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做出更为理性的市场判断，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就显得更为稳定和有效了。
四、总结
就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舆论压力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不会消退，人民币汇率升值只是一个时间和速度问题。我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短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对稳定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对待升值预期需要拿出更为有效的措施，从长远看，调整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更为理性，更为有效，也是对我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正确诠释。
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在分析汇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三大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等计量方法对1994—2010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我国服务业贸易进出口与人民币汇率的相互关系，据此提出合理运用人民币汇率调整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 汇率变动 产业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以至于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又由于连续多年巨额的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了持续升值的状况。中国参与和影响世界经济的深度与广度正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自然成为世人所关切的重要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汇率水平问题是这重大关切中的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得到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增长相对较为缓慢，第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研发、咨询等行业得到极大发展。但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存在优化的空间。通常，在发达国家的GDP构成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30%，而第三产业所占一般为65%以上。截至2011年底，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01%、468%、431%，而我国的服务业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则显得较为落后。可见，在产业结构上还需要优化升级，要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以此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看，自1995年起，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进入持续升值期。1994年的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缓慢升值。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不贬值，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升值现象。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由1995年4月的8031急剧上升为2002年2月的11693，升值幅度达到了456%。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进入持续升值期。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指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从2005年7月汇改至2010年第一季度间升值143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828%。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124%，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934%，对日元汇率累计贬值049%。在2008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人民币非但没有贬值，实际有效汇率反而升值了145%。
中国“十二五”规划指出，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到从数量扩张向结构转换、效益提高的关键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转型升级是保证我国经济在未来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影响一国经济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表明，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条重要途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作为一种重要的价格指标，是本币与外币之间价值联系的桥梁，在本国物价和外国物价之间起着纽带作用，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生产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可见，一国货币汇率变动对该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较早地注意到一国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会随着该国与外部发生经济往来而改变，最终产业结构也受此影响发生显著性的变化。H钱纳里等人（1989）通过分析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统计数据发现，制造业这类加工部门的增长明显依赖于出口的增长，对于规模较小的经济实体表现得更为明显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Obstfeld和Rogof（1995）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开放模型：所有的企业在出口商品时只能采用生产者货币定价，而不能采用消费者货币定价，那么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伴随名义汇率的波动而变动，汇率的传递机制是完全的。泰勒（Taylor，2000）则分析了汇率的传递效应在发生通货膨胀时可能产生的影响。泰勒设定了一个交错定价模型，由于成本的变化不易被厂商发觉，厂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由于在低的通货膨胀环境下而降低了，因而企业对于价格的调整行为不再那么频繁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也因而降低了。
关于汇率升值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孙咏梅与祝金甫（2005）认为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汇率改革的目标。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李铁男与祝金甫（2005）则认为，因为长期实行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制度，导致人民币的汇率被长期低估，国内产业结构的协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如果想有序调整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就必须向均衡汇率水平进行调整。李天栋与姜波克（2006）则认为，如果本币发生升值时，生产要素将会更多地流向非贸易品部门，从而使非贸易品部门相对于贸易品部门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本币贬值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它会促进本国贸易品部门的发展。莫涛（2007）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促进我国经济向内涵型增长、有利于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的升级，并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可以长期得到可持续增长。
黄先军和曹家和（2011）通过构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汇率驱动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汇率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影响较大。刘芝江（2011）选取了2000—2009年的数据，从正面和负面分别说明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三大产业的影响。谭小芬和姜媌媌（2012）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李利（2012）通过构建汇率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计量模型，从影响渠道的角度考察了汇率变动的产业结构效应，发现实际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贸易渠道影响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产值比重，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弱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FDI渠道的作用强于贸易渠道。
因此，无论是从实现我国“十二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还是从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的出发，研究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分析汇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三大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等计量方法对1994—2010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我国服务业贸易进出口与人民币汇率的相互关系，据此提出合理运用人民币汇率调整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二、影响机制的简要理论分析
经济学理论表明，汇率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及其调整。那么它是怎样实现其影响的呢？本文主要分析汇率影响产业结构的三条渠道。
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条途径是通过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来发挥作用的。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汇率的变动能够影响到国内商品的消费价格，汇率能够调整外部经济的失衡。一国货币升值后，对于该国各个生产部门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受益，有的受损。对于那些获得收益的部门来说，他们生产的商品被市场广泛认同，价格提高，分配到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也会相应增加，这又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要素使用效率，使得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对于那些遭受损失的部门而言，他们生产的商品不被市场认同，如果不及时提高对要素的使用效率，那么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经过这样的过程，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新的产业结构也由此形成。
汇率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改变国外产品与本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与竞争力，来改变该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继而一国的产业结构也能得到调整。
从贸易结构效应的视角来分析，尽管汇率变动会导致国内各种贸易产品的价格调整幅度相同，但是汇率变动对各种贸易产品需求的影响程度却是不同的。如果出口弹性比1大，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则相对较大；如果出口弹性比1小，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就相对较小。
具体而言，本国货币贬值会造成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有不同的上升倾向，出口商品和进口代替商品的价格可能会随之提高，这会吸引资源投入到进口代替产业、出口产业和与出口相关的产业，而且促使资源从非贸易部门向贸易部门和与生产贸易品的相关部门转移，使国内资源进行符合所需要的分配。如果贬值前汇率是高估的，那么在扭曲的价格信号下资源配置未能最优化，贬值能够使资源向进口替代或出口的部门流动，或者说使资源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动，从而使资源配置更合理。相反，本国货币升值则会促使资源从贸易部门和与生产贸易品相关的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升值前汇率是低估的，本币升值同样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
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的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的。其一，FDI流入东道国后，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丰富了东道国当地的资本要素比例，为生产要素提供了新的更高水平的结合机会，从而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作出物质上的铺垫。其二，汇率水平的变动影响了FDI的投资成本，如果东道国货币贬值，那么外国投资者的成本降低了，FDI继而增加了流入部门的资本，最终影响了东道国的GDP，再加上FDI的资本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东道国获得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或管理水平，有利于优化该国的产业结构。其三，汇率变动会改善FDI的投资结构，汇率升值尽管会对FDI的投资总量产生负的影响，但是货币升值能够改善FDI的投资结构，通过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增大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力度，最终达到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的。
三、实证分析和结论
（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一共选取了六大变量来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人民币与各国货币的双边汇率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所以本文选择反映一国货币在全球货币市场地位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数据来作为实际汇率的指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上升代表本币升值，下降代表贬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一指标剔除了通货膨胀对于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还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能够较为综合地反映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衡量，选择SDP（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T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用产业占GDP的比重变化来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动。本文不考虑农业部门，主要是因为农业部门长期存在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对资源的吸引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另外，本文还选取了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口总额IM、出口总额EX等指标作为影响产业结构的解释变量。
其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关数据来自于BIS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于巨灵金融平台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样本空间取自1994—2010年，因为我国GDP数据只有季度数据，所以本文所选数据皆为剔除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季度数据。
考虑到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不会影响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且能使数据的趋势线性化，同时还可以避免出现序列之间的异方差问题，但因为SDP、TDP皆为0～1的数值，取对数后其值为负，因此仅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这四大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得到四个处理后的变量，lnREER，lnFDI，lnIM与lnEX。
2对第二、第三产业影响的模型分析
分别建立两个模型，模型1分析汇率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模型2分析汇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
（1）单位根检验
下面将依据ADF法来检验各个变量的单整阶数。
表1
单位根检验
注：在表的检验形式一栏（c，x，t）中，c表示时间序列存在截距项，如果c=0，说明没有截距项，根据AIC准则所给出的滞后阶数来决定x的取值，t表示存在时间趋势项，t=0表示该时间序列没有时间趋势项。结果中用*来表示在5%的水平下平稳。所有的结果均由Eviews60软件得出。
表1中的结果表明，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因而满足对相关变量做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2）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序列有线性趋势项而协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检验形式，利用Eviews60得到如下的结论：
表2
模型1序列协整检验的结果
从表2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与lnREER、lnFDI、lnIM、lnEX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lnREER、lnFDI、lnIM、lnEX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表4与表5可知，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REER、lnIM、lnEX是变量SDP的格兰杰原因，而lnFDI对SDP的作用不强，lnFDI与TDP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模型1将建立SDP、lnREER、lnIM与lnEX这几个变量之间的模型，模型2将建立TDP、lnREER、lnIM与lnEX这几个变量之间的模型。
（4）VAR模型
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建立以上四变量的VAR模型，模型滞后期的选择见表6：
由于评价指标的值越小越好，所以根据表6与表7的结果，两个模型都将建立VAR（2）模型。模型1的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见表8至表9；模型2的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见表10至表11：
表8
模型1的VAR参数估计值
注：表中参数估计值下面的第一个括号内的数字是估计系数标准差，第二个括号内的数字是t检验统计量值。
表9
模型1的VAR整体检验结果
从表8可以看出，以SDP作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的方程拟合效果较好，可以看出对SDP影响最大的是其自身的一阶滞后值，其次是其二阶滞后值，lnREER对SDP产生负向影响，但其影响较小，lnIM与lnEX对SDP产生正向影响，影响效果也较小。由表9可知，VAR模型的整体检验中AIC和SC分别为-1971739和-1852303，说明这个模型整体来说拟合得比较好。
表10
模型2的VAR参数估计值
从表10可以看出，以TDP作为因变量，可以看出对TDP影响最大的是其自身的一阶滞后值，其次是其二阶滞后值，lnREER、lnIM对TDP产生正影响，但其影响较小，lnEX对TDP产生负影响，影响效果也较小。由表11可知，VAR模型的整体检验中AIC和SC分别为-2003729和-1884294，说明这个模型整体来说拟合得比较好。
（5）脉冲响应分析
首先对刚才建立的两个VAR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AR图显示，两个模型都是稳定的。
对VAR系统模型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得到脉冲响应，图1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变量的波动幅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由图1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第二产业产生负向的影响，从第一期到第四期，影响逐渐变大，随后保持这一趋势持续下去，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是负向的，存在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进口对第二产业产生正向的影响，在第二期时其正向影响最大，而后逐渐减弱，说明在短期内，增加进口，有利于改善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从第一期到第四期，出口对第二产业产生微弱的正向影响，第四期后，出口对第二产业逐渐产生渐渐变大的负向影响。
由图2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第三产业产生正向的影响，从第一期到第七期，响应效果越来越大，随后保持这一趋势持续下去，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是正向的，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
综上所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第三产业应当把握好人民币升值的大好时机。
前面的大部分实证分析只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贸易的影响，所以下文将专门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对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采取了先总量分析后结构分析的方法。由于我国国际收支统计的历史原因，在结构分析部分，本文采用1997年以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来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按照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分类，本文也将服务贸易分为：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与宣传、电影与音像、其他商业服务、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这十三个服务类别，并分别用编号1～13表示，用大写字母Xi，Mi，（i=1，2，…，13）来表示服务贸易各项的出口额与进口额。
2模型分析
本文用Sx来表示服务贸易的出口额，用Sm来表示服务贸易的进口额，因为我国服务贸易的数额都用美元来计价，因此本文用字母e来表示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价。另外，yf表示外国的实际收入，yd表示本国的实际收入，g是一个与汇率有关的虚拟变量。
本文准备用GDP来衡量本（外）国的实际收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均按现值美元来计算。
关于虚拟变量g的设定，是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将2005年汇改前的g设置为0，汇改后的g设置为1，从而来分析汇改对于我国服务业贸易进出口的影响。
使用Eviews60作为工具，采用简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OLS模型来进行检验。并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贸易方程模型变为：Xi=α
3实证结果分析及结论
通过观察R-squared这个指标，说明此模型对于总量的拟合度很好，也就是说，用本（外）国的国民收入、人民币汇率与虚拟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情况。无论是本国还是国外的收入的符号均为正，这符合现实的实际经济情况，即增加国外的收入，本国的出口也会随之增加；增加国内的收入，则会带来本国进口的增加。在出口贸易的公式中，汇率的符号为负，说明人民币的贬值将带来我国出口的增加，而在进口贸易中，汇率的符号为正，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使我国的进口增加。以上这些实证结果都是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传统理论相符的。
从结构上来分析，在出口方面，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影与音像在模型的拟合上并不是很理想，这主要说明我国保险和金融等服务业的出口与我国的良好的宏观经济并不是同步地发展，而且这些行业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政策、出口贸易壁垒等的影响也比较大。而进口方面，金融服务、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模型的拟合度不及其他项高；这些都说明我国对于金融服务、政府服务的进口还需进一步放开，积极地引进国外这些发达的服务，来改善我国的服务贸易，最终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四、几点启示和建议
1保持汇率升值的主动性和小幅渐进原则，继续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作为一个国家维持其国内外经济均衡的一种手段，汇率对一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巨大。现阶段，稳中有升的人民币汇率与渐进式的汇率制度改革，为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争取到了有利的时间，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通常是缓慢的，这一缓慢性与保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双重地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应当保持小幅渐进的原则。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所以人民币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大幅度升值现象。因此，有必要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保持小幅度地升值有利于维持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以促进资源要素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最终使得国内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渐进式的汇率制度改革则使我国拥有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更加自主的选择权。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出现较大的变动，使得我国在现阶段调整与优化经济与产业结构时，可以拥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外部环境。
2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民币的升值必将使我国进出口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为我国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条件。对于出口行业，政府除了需要给予政策扶持外，还要引导它们积极开拓国内市场，为扩大内需增加商品供给。对于进口企业要利用人民币升值引致企业成本降低的机会，加速技术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大做强。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树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品牌，从而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3鼓励FDI对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着力培育新兴产业。相关数据表明，外资比较青睐投资技术密集型行业，国内有很多行业急需对技术投入的资金供给，而FDI的流入，无疑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由于FDI的资本与技术的外溢效应，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都有助于我国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效率水平。FDI能够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促使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另外，FDI的流入也为各类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能够为我国的人才储备提供更为新鲜的血液，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原动力。
4优化货物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支柱产业依然是工业，优化我国的货物贸易结构依然很有必要。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但却称不上是贸易强国。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产品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不再具有那么明显的价格优势。我国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很有必要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它们的科技含量，改变我国贸易产品低附加值的这一状况。因此，借助人民币升值之势，我国的外贸结构也应当进行优化与转变。优化货物的贸易结构是指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多生产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选择性地引进能源与高附加值类产品，由此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5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前面的实证部分我们发现，我国的服务贸易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现代化的标准之一。第一要完善我国服务贸易的立法，为我国服务业提供健康发展的法制环境；第二要积极培育服务贸易增长点，一方面大力推进旅游业、文化产业和娱乐业的对外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既要重视引进来，同样要重视“走出去”；第三要加大对服务业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展服务业人才的职业与技能培训，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服务类人才，以适应服务业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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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不断升温。国内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媒体、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到人民币汇率的大讨论之中，对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方争论观点，主要有三种：人民币升值论、人民币稳定论和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外汇储备
一、人民币升值论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强烈反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低迷，给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进入21世纪美国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出了衰退期，世界经济走向了萧条，全球笼罩在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颗明珠，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续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他们以为中国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获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巨额双顺差，是造成美国失业增加的原因。第三，他们还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中国外债压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我国政府和国家高级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蒙代尔、麦金农、谢国忠等国际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学者李扬、张曙光、华民、干杏娣等都认为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升值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币升值信号“失真”，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双顺差的构成中，主要是资本、金融项目下的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贸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拉动。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人。首先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此而下降，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其次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最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将导致通货紧缩恶化，甚至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等。三是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灵丹妙药。
三、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的国际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体系的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高，同时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主张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影响不大。二是温和升值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三是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使通货紧缩加剧。四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可以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四、对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几点思考
汇率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一个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太关注日常汇率的波动。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能够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一国在经济发展中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整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列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世界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当今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外部不平衡是经常出现的，从全球来看，各国的顺差值之和只能为零，一国的顺差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逆差，不可能所有国家同时保持顷差。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导致巨额外汇储备，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平衡状态。汇率作为一种调节外部不平衡有效的政策工具，对汇率进行调整理所当然的事情。汇率调整，短期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也应当对世界经济均衡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辨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面对巨额顺差给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动用外汇储备，增加中国战略物质(如石油)的储备，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些措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针对外部不平衡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最有效的汇率调整的办法呢?那我们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呢?在开放的社会，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思想。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邀请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共同研讨人民币升值问题，力争求得一个均衡解，达到多方共赢的结果。
(二)如何退出盯住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
盯住美元汇率政策是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迫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一种必然。我们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采取更加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放宽发行外币债券限制，丰富债券品种，完善债券的期限结构，不断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废除限
制市场主体参与外汇交易的规定，扩大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适时推出外汇期货交易、外汇远期交易、外汇期权交易等交易品种，不断完善外汇市场的功能。这样就会建成一个功能完全，且具有一定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一方面有助于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操作，提高干预的效果：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可以充分地反映外汇的供需状况。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形成较接近实际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
(三)汇率水平该如何确定?
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我们知道汇率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比价。要确定一个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不仅要弄清楚决定均衡汇率的因素是什么，还要运用有效的测算方法来计算出均衡汇率。决定一国汇率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均衡汇率水平的根本因素是该国经济体制优化、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从中短期来看，该国实施的财政金融政策、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国内外利差、资产价格、投机资本流动以及公众预期、甚至政治上的博弈都会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
(四)我国以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应当转变?
在过去20多年中，以出口导向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功不可没，但也给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对外开放度为20％以上，外贸依存度达到50％以上，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越来越依赖出口。我们知道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获得贸易顺差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目的。通过低估人民币币值增加贸易顺差，但我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
(五)增强国民防范汇率风险意识
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在加入WTO前，全国人民都在喊“狼来了!”，但加入WTO一年多来，实际上“狼“并没有来。因为我们做好了对付“狼”的准备。而今年春天，当人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之中时。SARS这只“猛虎”却搅乱中国，乃至世界的秩序，给人们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冲击。
人民币汇率再一次考验中华民族的智慧!我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和高度负责的民族，她一定会为人民币汇率求出一个最优均衡解，实现多方共赢，不断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向前发展!
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延续4月快速上涨的趋势，5月21日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其中，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1911；即期汇率盘中最高报6.1305，均为历史新高。5月以来，已经有5个交易日中间价高至6.19附近，年初至今人民币累计升值1.59%。不过，有分析称这轮人民币升值或已加重出口衰退对经济造成的下行风险，同时也导致热钱持续流入套利
赔本赚吆喝：汇率变动与出口
在我国，货币升值和贬值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出口来谈论的，“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贸企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出口企业来说更多的是不利的影响。”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5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1～4月，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快速升值，其中，4月份升值进一步加速，对外贸企业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对此，继汇丰和渣打之后，瑞银也下调了今明两年中国GDP的增长预期。
对于货币升值和贬值的影响，要更加全面地认识、评估，不能仅仅把眼球放在出口问题上，本币升值以后，进口可以更便宜，进口必需品的降价有助于降低中国的CPI，比如石油，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是60%上下了，民众对于油价早已非常敏感，本币升值油价更便宜，对于降低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善莫大焉；此外，中国经济发展建设所需的大量资源都要依靠进口大宗商品，从铁矿石到铜、棕榈油等等，进口这些商品也变得更便宜。另一方面，尽管贬值促进出口，但只要中国的外贸企业有利润增加，国际垄断财团就会给集中度不够的中国外贸企业压价，多得的利润就要被他们占有，这会让我国的出口依然处于“赔本赚吆喝”的地位。还有人说升值和贬值是与国际上同类制造国比拼竞争力，但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比着贬值和压低成本的结果，就是以外汇结算价值来看国内收入进一步降低和资源进一步贱卖，这是一个囚徒困境，这是一步步让金融霸权的进口国巧取豪夺的过程，出口国身处囚徒困境之中，怎么都不会得利，中国现在就是要跳出这个困境，我们的产业升级就是不要这样的低层次的竞争，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发达是带来额外溢价的，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也是周边国家所不能比拟，中国人民币升值虽然会有转移制造效应，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是不好完全替代的。
出口企业是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吃亏的，但另一方面进口企业就得利了，而人民币贬值的话，看似出口企业得了便宜，但这个便宜在美元计价的视角下是没有的，差别是出口企业原材料和劳动者的收入在美元视角下降低，才有了出口企业的利润，这个利润来源不是从外国取得的，而是一个国内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货币贬值给出口企业所带来的利润来源是国内其他经济要素按外汇定价贬值所带来的，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如果出口的价格被压低或者出口企业因此有条件降价进行竞争，结果就是国内其他要素的价值减损变成全球瓜分的外贸利益了，实际上变成了赔本赚吆喝。而如果本币升值，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的价格以人民币计算就是赚了，而由于我们的出口利润极其微薄、受到成本的刚性支撑，从这个角度计算了进口收益以后可以看到贬值对于中国没有升值有利，但中国的进口产业很分散、话语权不足，出口企业有更大的话语权，外国也需要中国大量廉价出口，很多出口企业本身有外资背景，因此话语权上当然是不同的。
劣币逐良币：西方货币贬值战略与输出通涨
进一步回顾历史，1992年索罗斯进攻英镑，英镑大幅度贬值，按照贬值可以促进出口、进而促进经济的主流说法，应当是举国欢呼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是一片哀鸿。再看1998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亚洲新兴国家都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损失渗重，其具体表现也是本国货币剧烈贬值，这对于这些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怎么不说是促进出口的利好呢？因此所谓“汇率贬值促进出口提振经济”本身就不是必然的。但为什么西方国家就不断地讲货币贬值的好处呢？而且他们事实上也确实通过印钞不断地促进货币贬值，对此笔者认为所谓“贬值刺激出口”是解释货币贬值时上得了台面的原因，这个说法与他们忽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论调一致，但他们的贬值和印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他们贬值带来财富的源泉在于货币的输出，在于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出口！应当注意到美国和欧洲都是货币输出国，日元也大量对准了中国，日元宽松、中国立即会感到流入资金压力的加大，日本财团的制造业大量在中国，他们是产业链整合调配资金的，中国的外汇管制难以控制日元流动性对国内的输入。
经济学上有一个大家广为知道的定律就是劣币逐良币，在一个市场是有多种货币流通的时候，人们普遍的倾向就是把良币收藏起来尽快花掉劣币，这样就让劣币流通更快，很快市场E就全部是劣币在流通了。这样的原理在全球货币市场则变成有贬值趋势的货币会以通缩所替代，有升值趋势的货币汇率上会以通胀所替代，有贬值趋势的货币是劣币，可以驱逐市场上的良币，因为汇率上的升贬和通胀通缩可以通过货币的国际流动来实现。如果美元的贬值趋势改变，大量美元回流美国会激发美国的通胀，这样的通胀会加剧美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因此维持贬值趋势让美元持续流出就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
在国际间多个货币进行博弈的时候，实物产品的进出口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便宜，而关键是汇率的涨跌趋势对于国内通胀通缩的影响，以及这样影响的背后因素。货币汇率贬值所达到的效果是国际上货币的流动，通过这样的贬值趋势，使得本国货币可以流向他国，避免本国货币过多所造成的通胀。美国多次实行货币宽松和印钞的量化宽松，美国的货币是严重富余的，美元成为国际货币需要美元大量流入世界市场而不是回流美国本地市场，如果美元的趋势从贬值变成了升值，那么大量在国际流通的美元就要流通到美国国内，美国国内就要造成巨大的通涨危机。美国QE2购买6000多亿美元的国债，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增加5000多亿美元，美国的货币贬值趋势是让市场当中的美元持有者尽快想办法以投资或者贸易等方式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这样的兑换行为会强迫维持汇率的他国央行买入，如果不买入则在持有者卖出后造成汇率的实际贬值，直接取得了汇率收益，市场上这样行为的结果就达到美元输出的目的。这就是笔者在拙作《涨价的世界》一书当中论述的世界怎样印钞印出通缩，加息加出通胀的道理。
而美国等国家逼迫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货币升值，背后就是给美国等西方国家输出货币找到市场，这些有汇率升值趋势的国家或地区就是国际资本和热钱追逐的对象，贬值出口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也需要有升值趋势能够进口这样的商品的市场，这些货币出口到这些国家是要换取商品的，这些商品进入货币出口国，给货币出口国带来了财富和繁荣，所谓的货币贬值促进经济的真相就在这里。印钞不是关键，关键是印钞不能通胀，更关键的是印钞的货币能够输出带来真正的财富！因此货币输出才是汇率贬值背后真正博弈的目标。贬值不是目的，进出口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货币输出，尤其是输出低劣货币。因此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真正给中国带来危害的就是输入性通胀，这个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在西方想要向中国等国家输出货币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恰恰为他们输出货币带来便利，中国出口那么多的资源和，血汗加工品，换来的是外汇储备被迫不断增长，增长的外汇只能存储或者购买美国收益率极低的债券忍受贬值的损失，而人民币升值还引发了世界的套利驱动，中国的高利率与西方接近零利率的利差就产生了套利的空间，而且西方的金融体系还可以为这样的套利提供杠杆，把套利的效应放大，这套利的损失是要由中国通胀埋单的，中国的输入性通胀也是这样造成的。对于有升值压力的货币如果你不让之升值，必定是外来流动性的涌入造成通胀，升值趋势被通胀替代也是共识，这通胀的损失就是给输入性通胀和套利埋单。因此，我们控制汇率控制升值也是要与防通胀等国内经济需求连成一体的，需要一同考虑。
做空中国：西方资本的对华攻略
很多人总说升值给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大量的损失云云，我们看到中国确实有极其巨大的外汇储备，升值也确实有损失，但还要注意到中国的外商投资和进出口情况。根据商务部数据，2013年1至4月，全国进出口总额8.36万亿元人民币，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4.3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7.4%；进口3.9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6%。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按照央行网站的数据，2012年底的外汇储备是33115.89亿美元，外汇损失确实存在，但中国的外贸数额一年的进出口总额就要超过外汇的变化。再看外汇管理局公开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12年末我们的外汇净资产是17364亿美元，中国的其他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资产和负债是相当的，形成净资产主要是储备资产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差别产生的，但在华外国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5028亿元，再考虑大量中国投资海外失败的案例，在会计上的这5000多亿元是有很大损失的，这些损失在这个表上是无法得到反映的。而且在西方世界普遍陷于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对外投资总数基本上是没有增值的。相比之下，外国在华投资的2万亿美元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当中增值巨大，如果发生西方大规模撤资的情况，对于中国可能是灾难性的结果。2012年S月21日高盛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全部出售其在中国工商银行H股的剩余持股，具体出售价格为每股5.47至5.50港元，市传最后以每股5.5港元即上限定价售出，套现11亿美元（折合约85.8亿港元），高盛连续7次卖出获利72亿美元。与此消息相类似的是前两年美洲银行也大规模清仓建行股票，这些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资本在卖出，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在卖出！
西方做空中国、外资大规模外流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些资金增值巨大，如果算上这个增值，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挡不住的，而诱发外资撤出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人民币贬值预期，这个情况在西方国家是没有中国严重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贬值通道里了，在他们国家的外国投资本身受到汇率的影响不会有中国大。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外商投资主要的增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资金避险和赌博升值的需求是很强的，因此中国的货币维持不贬值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升值过快同样会产生未来的贬值预期和获利套现的需求，一样会有资本外流的压力。外资没有大规模外流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这个管制是限制做空和攻击中国汇率的城墙，如果没有管制则中国金融安全就更加堪忧了，我国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资本外流和金融攻击的因素考虑进去。不论升值还是贬值，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被1998年那样金融攻击的风险，金融攻击所造成的损失大大高于汇率变化对于外汇储备和进出口所带来的损失。
对于汇率变化，我们有多种调控手段，在传统的利率政策和央行准备金以外，在外汇管制要退出的大势所趋下，新的市场手段很重要，比如市场的调控税收手段，税收不仅仅是给政府创收，也是调整各个经济环节的权重，在资金要外流的时候不能管制但可以收税，收取汇率变化所得税、投资所得税等等，这些税收的软壁垒经常比外汇管制的硬杠杠更为有效。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冗余，我们的出口导向和外资优待政策也是需要反思的，防范资本外逃和金融攻击可能比招商引资和出口更重要。
我们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要全面的认识，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出口，进口也要考虑，中国资产的增值也要考虑，套利和资本的流动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同时思路不能局限于外汇储备的损益，金融安全是更重要的层面，这与我们金融改革、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也是相关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是简单的汇率涨跌，这些因素的变化是与世界大环境、国内小环境息息相关、随时变化的，对此不能刻舟求剑，要认清其中的主要矛唇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我们最好的对策。
人民币升值问题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本文针对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提出了进口企业在支付货款时，可通过人民币升值预期等金融衍生业务，降低进口企业支付货款的购汇成本，实现无风险收益。
【关键词】 进口企业 人民币汇率 金融衍生业务
我国自2005年7月进行新一轮汇率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攀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从2005年的8.19到2013年6月底的6.17，升值幅度将近25%。图1为近五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对进口业务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在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钢铁、石化、航空、交通、电力设备等行业进口依存度较高，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上述行业的原材料物资进口成本。上述行业通常进口业务批量大、金额高，如进口一船原油单笔付款金额通常达几亿元人民币。目前我国进口业务基本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轻微波动对企业的实际付款金额都将有较大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计还将保持持续适度升值趋势。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2013年以来，美元卖出价通常低于外汇管理局制定的中间价，一改往年卖出价高于中间价的现象，外汇买入、卖出价由市场交易确定，卖出价低于外管中间价，表明人民币升值尚未到位；此外，远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旧也保持看涨态势，更进一步证明人民币升值趋势依旧。
此外，美联储依旧没有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继续采用较低的利率刺激经济，导致市场上出现美元贷款利率与人民币存款利率倒挂的空间。
针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及美元贷款利率与人民币存款利率倒挂的空间，进口企业如果采用适当的金融衍生业务，锁定远期汇率，推迟实际购汇时间，则可降低进口付汇成本，实现无风险收益。本文将就进口企业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衍生业务，实现无风险收益进行探讨。
目前外汇市场主要存在以下两项远期外汇业务：境内的远期外汇交易（Deliverable Forwards ，简称“DF”）；境外市场（主要是香港和新加坡市场）的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on-deliverable Forwards，简称“NDF”）。两项业务虽同为远期外汇业务，但DF业务需要到期后实际交割，即以人民币按照约定的汇率够买约定金额的美元；而NDF业务则只需要进行轧差交割，即按照约定汇率与到期日汇率的差额及约定的美元金额进行轧差交割。两项业务在具体操作流程、所实现的收益及进口企业的组织架构要求及等方面各有不同。下面将分别讨论如何利用DF及NDF业务为进口企业降低购汇成本，实现无风险收益。
一、利用DF业务为进口企业实现无风险收益
1、DF业务实现无风险收益，降低进口付汇成本的原理
假设A企业进口一批货物，总金额为1000万美元。采用传统的进口付汇方式。A企业需用人民币向银行进行购汇后支付。假设付款当日购汇汇率为6.1497，则A企业需支付6149.7万元人民币用于购汇并支付进口货款。如果A企业叙做DF业务，则A企业需在付款日完成以下几项业务用于支付进口货款。
（1）与可从事外汇业务的银行叙做一笔美元贷款业务。贷款金额与进口货款金额相同，用该笔美元贷款支付进口货款。假定贷款期限3个月。美元3个月期限的贷款利率为2.57%（美元贷款利率通常为当日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加多少基点，具体根据当期美元利率市场情况及银行美元贷款成本确定），到期后企业需支付美元贷款本息金额为：1000+1000？鄢2.57%？鄢90/360=1006.425万美元。
（2）与该银行签订一份远期外汇售汇合约。假定当日市场上3个月的远期售汇汇率是6.1330。
（3）同时存入一笔人民币保证金，期限与美元贷款期限一致。用于支付美元贷款到期时，按照约定的DF合约价购汇，并偿还美元贷款本息。目前人民币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为2.85%。
A企业到期需要支付美元贷款本息所需人民币金额为：1006.425？鄢6.1330（远期合约价）=6172.404万美元。则所需的人民币保证金本金为：6172.404/（1+2.85%？鄢90/360）=6128.737万元人民币。
（4）美元贷款及DF业务到期后，A企业将所存入的人民币保证金本息6172.404万元，按照约定的DF合约价6.1330，购汇1006.425万美元，偿还美元贷款本息，该业务完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A企业实际支付1000万美元的进口货款时，实际仅支付了人民币6128.737。相比直接购汇，可节省购汇成本6149.7-6128.737=20.963万元人民币。
实际操作中，企业在叙做DF业务支付进口货款时，所实现的收益情况需根据所选择的的业务期限、当期的DF价格、美元贷款利率及人民币存款利率确定。业务期限可以是3个月、6个月、1年或2年，具体选择多长期限的业务，可比较不同期限业务所实现的收益确定。
2、DF业务的账务处理
支付进口货款日：
借：原材料 6149.7
贷：应付账款 6149.7
借：应付账款 6149.7
贷：银行存款（人民币） 6128.737
财务费用——汇兑损益 20.963
以上账务处理没有关于美元贷款及人民币保证金存款业务的相关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实质重于形势的原则，企业对人民币保证金存款不具有实际支配权，保证金存款固定用途为到期日偿还美元贷款，同样美元贷款已有固定来源的保证金用于偿还，可视为人民币保证金存款及美元贷款不构成企业的实质资产和负债，且收益已在业务叙做日确定，为简化企业账务处理，该种方式在货款支付日利用差额核算了收益，业务到期后不再进行账务处理。
二、如何利用NDF业务为进口企业实现无风险收益
1、NDF业务实现无风险收益，降低进口付汇成本的原理
NDF实现无风险收益的原理与DF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DF业务由进口企业一家即可操作，而NDF业务需要有进口企业及境外两家单位完成。为实现收益共享及财务管理要求，该境外企业最好是进口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付款日进口企业在境内叙做美元贷款及人民币保证金存款业务，境外企业在境外叙做NDF业务；交割日进口企业在境内用保证金购汇偿还美元贷款本息，境外企业按照NDF合约价及当日汇率进行轧差交割。该业务境内外两家企业实现的总收益确定，但收益会分别体现在进口企业和境外叙做NDF业务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导致一家盈利超过总收益，一家亏损的现象。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付款日进口企业A企业需叙做以下几项业务：与银行叙做一笔美元贷款业务，并支付进口货款，具体操作与DF业务相同；同时存入一笔人民币保证金，用于美元贷款到期时，支付本息。因该业务收益会体现在境内境外两家公司，为准确核算A企业的收益，保证金金额与即期购汇所需人民币金额一致，即6149.7万元人民。
付款日境外B公司需叙做的业务：同日，B公司在境外与金融机构叙做一笔NDF业务，到期日与贷款期限一致。B公司需有良好的融资授信能力，该业务则无需缴纳保证金，叙做日只需与银行签订一份NDF业务合约，合约主要内容为：NDF交易金额，与美元贷款本息金额一致；业务期限，与美元贷款期限一致；NDF合约价。为便于说明收益在两家的分配情况，假定当日3个月的NDF卖出价也为6.1330。
交割日进口企业A企业叙做以下业务：假定交割日汇率是6.05。A企业按照当日购汇价偿还美元贷款本息，则A企业偿还美元贷款本息需支付人民币：1006.425？鄢6.05=6088.877万元人民币。则A企业实现收益：6149.7？鄢（1+2.85%？鄢90/360）-6088.871=104.645万元人民币。
交割日境外B企业进行NDF合约交割：B企业亏损：1006.425？鄢（6.05-6.1330）/6.05=-13.807万美元。
交割日进口企业A及境外公司B累计实现收益：104.645-13.807？鄢6.05=21.112万元人民币。
折合到业务叙做日收益为：21.112/（1+2.85%？鄢90/360）=20.936。
与业务叙做日测算的总体收益一致。
由上可见，叙做NDF业务收益在境内外两家公司的分配情况取决于交割日当日的汇率，若当日汇率高于NDF合约价，则境内企业亏损，境外企业盈利；反之则境内企业盈利，境外企业亏损。
2、NDF业务的账务处理
（1）进口付款日A企业的账务处理：
借：原材料 6149.7
贷：应付账款（美元户） 1000？鄢6.1497=6149.7
借：应付账款（美元户） 1000？鄢6.1497=6149.7
贷：长期借款（美元户） 1000？鄢6.1497=6149.7
借：其他货币资金（保证金存款） 6149.7
贷：银行存款（人民币） 6149.7
（2）业务交割日A企业的账务处理：
人民币存款利息：
借：财务费用 43.81
贷：应收利息（人民币） 6149.7？鄢2.85%？鄢90/360=43.817
美元贷款利息：
借：应付利息（美元） 1000？鄢2.57%？鄢90/360？鄢6.05=38.871
贷：财务费用 38.871
收回人民币保证金存款本息：
借：银行存款 6193.517
贷：其他货币资金 6149.7
应收利息 43.817
偿还归还美元贷款本息：
借：长期借款（美元户） 6149.7
应付利息 38.871
贷：银行存款 6088.871
财务费用——汇兑收益 99.7
A企业收益体现在财务费用里，即存款利息43.817-贷款利息38.871+汇兑损益99.7=104.645。
（3）交割日B企业账务处理：
借：投资收益（美元） -13.807
贷：银行存款 -13.807
三、DF业务及NDF业务对比
第一，DF业务操作简便，只需要进口企业一家公司即可完成；NDF业务则相对繁琐，须有境外公司参与。对于没有境外全资公司的进口企业，叙做NDF业务的意义不大。
第二，DF业务收益全部留在进口企业，NDF业务则可能导致进口企业及境外外公司出现收益或亏损，如果境外公司为进口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则可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进行收益分配。
第三，实际业务中，DF与NDF业务的收益也不一定相同。为简化业务分析，上述案例中3个月的DF和NDF采用同一价格，实际操作上，因境内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且实际交割和无本金交割对投资者资金能力等要求不同，以及其他复杂因素影响，导致同一时期的DF和NDF价格不同，如2009年境内DF价格通常高于香港NDF价格1000多基点，NDF业务收益通常是DF业务收益的2倍左右，但2013近几月年NDF收益通常低于DF收益。因此，对有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进口企业，在叙做该项金融衍生业务前，可对DF及NDF两项业务收益进行对比，选择能使企业获取最大收益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