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版范文（精选7篇）

民国出版 第1篇

邵洵美是民国时期上海最负盛名的出版家。学者李欧梵曾高度评价邵洵美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他为出版事业倾尽财力, 出版了高水平的文学刊物《金屋月刊》、《论语》等, 而且他十分重视书刊的装帧设计, 具有很高的艺术设计水平, 他还具有敏感的当代意识, 出版了《时代》等几份流行杂志, 团结了一些有天分的艺术家, “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时间、文学天赋和金钱”[1]261。邵洵美全力倾心出版业, 既有经济实力的因素, 也有个人兴趣的因素。

邵洵美很早就对出版发行业有了兴趣, 大约12岁时他每天家塾放学以后, 模仿日报的格式, 把当天听到的新闻或谣言, 用一张32开纸, 缮写四份“家报”:一份给祖母;一份给母亲;还有两份给住在他家的两位姑母。邵洵美在一次题为《文化的班底》的演讲中, 明确表示要学英国新闻大王北岩爵士成功的经验, 搞出版推动文化进步。

1927年1月, 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邵洵美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 诗集出版得并不顺利, 因看重经济利益的出版商不愿意出版销路不好的诗集, 后来费了很大周折才让书局出版了该书。为了让自己今后作品的出版不必求助他人, 邵洵美决心自己开办书店。1928年3月, 邵洵美受曾孟朴办真善美书店启发, 办金屋书店, 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 唯美派的作品居多。1928年, 邵洵美与相交甚笃的徐志摩合伙经营新月书店, 出版《新月》月刊、《诗刊》等杂志。邵洵美在漫画创作方面也颇具天赋, 1928年在新婚之际, 他曾绘制了与盛佩玉两人的漫画, 谐趣和温情并具。中国漫画的奠基人叶浅予创办《时代》漫画陷入资金困难, 邵洵美慷慨出资接手经营, 为中国漫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先后成立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等出版社。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界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先后出版报刊12种, 其中有《时代画报》、《时代电影》、《时代漫画》、《文学时代》、《论语》半月刊、《万象》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等杂志, 涉及文学、时事、评论、电影、漫画等各个领域。事业鼎盛时期, 邵洵美名下同时出版的刊物有七种, 每隔五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 无人能出其右。

此时邵洵美的经济状况如何呢?据妻子盛佩玉回顾:1932年, 洵美的嗣母去世, 丧事讲究排场, 大出殡花钱很多, 用去了很多钱, 经济日益紧张。加上两个弟弟结婚, 先前在钱庄抵押的房产是高利贷, 利上加利, 付息都很困难。1934年, 邵洵美父子只有忍痛将祖上留下的房产全部作价售给钱庄还清本息, 余下几万元, 父子俩分了。洵美心中很急, 留下这一些钱应当怎么办才能作出事业来?可是在他的脑子里就是想出版事业。于是办了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采用影写版技术的印刷厂[2]15。邵洵美把分得的款项花五万美元向上海德商泰来洋行订购了德国郁海纳堡厂制造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机, 也是中国第一台影写版机器。这套印刷设备包括两层楼高的印刷机, 配备照相设备、磨铜机、镀铜机等一系列完整配件。邵洵美亲自研读厚厚的英文说明书, 以期印出满意的产品。邵洵美的出版物被人称为“上海最精致、最讲究的, 也是最昂贵的”。大名鼎鼎的《良友》画报也曾一度在时代印刷厂印制。邵洵美对自己出版的刊物、著作, 不论是内容还是装帧, 他总是追求完美, 贴钱亏本也在所不惜。诚如谢其章评价说:“其实, 邵洵美对30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面的, 然而又是30年代文化人中被低估得最为严重的一位。”[3]56

1935年冬, 有上海滩第一大银楼之称的杨庆和银楼因发生挤兑风波倒闭, 这是邵洵美的产业, 这一事件对他的生活和事业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从1928年到1937年近十年间, 邵洵美穷一己之力大办出版事业, “他可是才子儒商, 可说亏损累累, 营运艰辛, 经济上时有捉襟见肘之虑。不过洵美不以为苦, 反感到‘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然而, 正当他踌躇满志, 文章挥洒自如, 出版如日中天, 发挥其才智与能耐的鼎盛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炮火几乎把他整个摧毁。且不谈时代的杂志全部被迫停刊, 他几乎是空着手携家眷仓促逃离杨树浦的家。镇江的当铺夷为灰烬, 余姚的田地又哪里还有收入, 洵美几乎成为一个无产者了”[4]168。在敌伪时期, 邵洵美穷得靠出卖鸡血图章和田黄过日子, 他的弟弟邵式军在日伪政府身居财政要职, 给哥哥送来五千块大洋, 却被邵洵美严词拒绝了, 还宣布和弟弟断绝往来, 令人肃然起敬。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 邵洵美携家逃难, 为了照看抢救出来的印刷机器, 搬到霞飞路1802号。1938年7月, 《大英夜报》中文版创刊, 邵洵美是股东之一, 该报时常刊登反对日伪的文章。邵洵美一度为《大英夜报》写社论, 每周三篇, 工作很紧张。1938年9月, 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自由谭》月刊, 邵洵美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0月, 毛泽东著名的《论持久战》 (英文版) 由《自由谭》发表, 同时邵洵美还秘密印刷了该文的单行本, 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渠道发行, 一部分由邵洵美亲自开车和他的助手秘密投递到在沪的外籍人士信箱里。

邵洵美一生推崇“为艺术而艺术”, 他不懂生意经, “天性不善锱铢, 经营又不够精明, 五六年中竟亏蚀了一二百万元, 简直可以说是个‘毁家兴书’的诗人”[5]52。夫人盛佩玉在身后遗留下的回忆录中记载道:“洵美出版无资本, 要在银行透支, 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 洵美毫无收入, 我的首饰陆续出笼, 投入当店, 不懂利弊, 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洵美没有生财之道, 脑子每天动在书上。”[4]375前后几十年, 邵洵美继承的万贯家财基本上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

1949年5月, 上海解放。不久, 时任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夏衍拜访了邵洵美, 与之商议人民政府收购影写版印刷机一事。虽万分不舍, 但邵洵美顾全大局, 把那台德制影写版印刷机卖给政府, 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买, 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刷机器后来用于印制《人民画报》。据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20多年中, 这套设备都不落后。

邵洵美获得一笔卖机器的款项, 又想投资出版事业。他与人合股开设时代书局, 1950年, 邵洵美正准备筹划在北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然而, 上海时代书局的出版物遭到《人民日报》长达一周的批判, 随即, 时代书局收到大批新华书店的退货, 书局无法维持。1951年, 政府提出改组上海的时代书局, 公私合营。由于有的股东不同意, 书局关门。邵洵美从此告别心爱的出版业。但邵洵美对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正如张伟所说, 邵洵美是一个“虽败犹荣的出版家”[6]182。拨开文学史的层层迷雾, 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邵洵美是一个以理想为生活的真文人。

参考文献

[1]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2]盛佩玉.我和邵洵美[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5 (2) .

[3]谢其章.邵洵美:一个人的期刊画报史[J].博览群书, 2008 (11) .

[4]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5]温梓川.毁家兴书的邵洵美[J].文学界, 2009 (12) .

读《民国出版史》 第2篇

2011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永贵的《民国出版史》是近几年出版史著作中内容厚重、独具特色的力作。通读这部近80万字的巨著，笔者以为，该书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国时期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从1911至1949年，只有38年的历史。在这当中，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不定，时局动荡不稳，中华民族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难之时。其间历经洪宪章制、军伐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业，处于新旧世纪之交，新思潮迭起，革故鼎新，适值晚清出版业向新型现代出版业转型时代。本书作者站在历史巨变的关口，以概述晚清出版业向近现代新型出版业转型为切入点，采用纵横结合相互交叉的论述方法，围绕民国出版业的形成、发展、兴盛之艰难历程，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编辑出版活动、经营管理、重要出版物分布与类型，尤其是教书科的出版、出版法规与审查制度等，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多侧面、多角度、全景式地缔构了民国时期一幅绚烂的出版蓝图，可谓内容厚重。一册在手，民国时期出版业的概貌尽收眼底。从作者对民国出版业全面的展示与考察中凸现了民国时期出版业鲜明的时代特色。转型时期的民国出版业具有时间短暂、变化急速；民营出版机构群体崛起，竞争激烈；出版人重视出版质量，精心经营；环境险恶，艰难前行等特点。上述几点，打上了民国出版业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是突出出版机构、出版人物两大主干。全书十三章，作者以四章的篇幅侧重写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构成全书的一个主线。出版机构是出版活动的主体，是出版物市场竞争的主体，也是出版人进行编辑出版、施展才能的舞台。民国时期，由于历史的政治原因，一时间学术团体丛生，各类各样的民营出版机构林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出版机构上万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时局艰难夹缝中生存的出版机构中，有的善于经营，抓住机遇，迅猛发展，虽屡遭劫难，不改其志，在艰难中站稳了脚根，在同业竞争中愈战愈强；有的经营机构定位不准，方向不明，资金匮乏，不善运作，在经营中失利，朝生夕灭，销声匿迹。但这些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都有各自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以供后人借鉴。作者采用了突出重点与概述相结合的方法，重点介绍评析了有代表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七大出版机构的办社经验。而对其他小出版机构的某些特点、出色之处也略作介绍。这些都便于我们了解当时出版机构的概况，作为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益。

一部出版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批杰出出版家活动的历史。因为杰出出版人是推动事业发展前进的强大动力，是影响出版业发展最活跃的因子。民国时期出版业一度的繁荣发展，是与一大批出版人的努力奉献分不开的。作者用浓重的笔墨为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章锡琛、邹韬奋、叶圣陶、赵家壁等20多位重量级人物以列传的方式详加介绍、评析，而对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近百个出版人也都作了概括介绍。这些灿若群星的出版人，尽管他们的经历各异，所处环境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出版工作为己任，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为发展社会文化而不懈努力，即使面对外敌势力的压迫、国民党在文化上的高压禁令及文化围剿，他们也从不屈服，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为真理而斗争的崇高精神。

学术著作也可以写得生动活泼点。为了更好地展示出版人物的光辉业绩，教育后人，在介绍这些人物时，作者重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揭示，重视对人物个性特征作形象化的描写，以增强感染力与可读性，达到可信、可敬、可学的效果。如张元济的以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为己任，竭力改变旧制，提倡新学，重才、爱才、识才，广泛吸引人才，虚怀若谷，主动让贤的高风亮节；王云五的好学精干，讲求实效，科学管理的高超运作；陆费逵的善观时局、审时度势、远见卓识的精明；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出版事业的模范。他们全心为读者服务的感人业绩跃然纸上，其人格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是史料丰富翔实。出版史的研究要立足于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做到总结经验、借鉴过去、利在当今、启示后人。出版史的写作应在掌握大量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概括，做到论从史出，真实可信。本书作者在写作中对资料的运用颇下功夫，可谓广泛收集、旁征博引。粗略统计，书中引用资料近1?100多条，来源于古今中外图书报刊和文献档案，增强了本书内容的厚重感和可信度。加之本书内容这一时段和当前距离较近，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功过得失及其教训，对今天的影响比较直接，更值得研读。

任何一部著作若想至善至美，实难做到。从更高更严要求，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为完整的民国出版史，其内容应涵盖图书、期刊、印刷、发行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出版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期刊，应在书中放在重要位置。在上世纪30年代，不仅期刊众多，而且名刊云集，在当时影响之大，可以与图书比肩，可惜该书对期刊的研究显得薄弱。二是对某些出版人物介绍过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出版活动中曾有过重大出版贡献的陈独秀、李达、张闻天等应详加介绍，这方面显得不足。

民国出版 第3篇

这一系列民间故事书,共计40余种:《 徐文长故事》( 一至五集, 1925/7) 、《 民间趣事第二集》( 1926) 、《 吕洞宾故事》( 1926) 、《 鸟的故事)( 1928)、《 呆女婿的故事》( 1928)、《 新仔婿的故事》( 1928)、《 巧舌妇的故事》( 1928)、《 民间趣事新集》( 1929- 1931)、《 历代名人趣事》 ( 1929) 、《 渔夫的情人》( 1929) 、《 换心后》( 1929) 、《 徐文长故事集》 ( 1929) 、《 金田鸡》( 1930) 、《 民间传说》( 1930) 、《 鬼的故事》( 1930) 、 《 鬼哥哥》( 1930) 、《 三儿媳故事》( 1930) 、《 穷秀才故事》( 1930) 、《 瓜王》( 1930)、《 徐文长故事外集》( 上、 中、 下册,1930- 1932)、《 沙龙》 ( 1931)、《 董仙卖雷 》( 1931) 、《 呆黄忠 》( 1931) 、《 云中的母 亲 》 ( 1931) 、《 三个愿望》( 1931) 、《 文人的故事》( 1931) 、《 八仙的故事》 ( 1931) 、《 民间传说》( 1931) 、《 趣联的故 事》( 1932) 、《 独脚孩子》 ( 1932) 、《 怪兄弟》( 1932) 、《 三将军》( 1932) 、《 贪嘴的妇人》( 1932) 、 《 小猪八戒》( 1932) 、《 灰大王》( 1933) 、《 相思树》( 1934) 、《 朱元璋故事》( 1935)等,收入故事近千篇。 这些故事主要通过征集来稿获得, 来稿地域覆盖北京、山东、河南、河北、福建、湖南、内蒙古等地,尤以浙江、广东、江苏一带居多。如此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并有系统地出版民间故事在民俗学史上是第一次,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也标志着北新书局出版方向的一个重大转变。

早年的北新书局以出版新文学著作为主, 经过多次封门后,为着书局的发展与经济利益计,在出版方向上进行了向通俗书刊方向的转变。 转向后的北新书局仍然以教科书、民间文学等作品坚守着启蒙的初衷。

1924年北新书局由李小峰等人于北京成立(注:关于北新书局成立的时间,也有认为是1925年的。 如蔡漱六、李宗奋认为是1925年3月15日。但张静庐的《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中《 出版大事年表 ( 现代部分)》 记载“: 一九二四年……北新书局成立于上海。 ”本文采张静庐说法。 ),最初的出版计划多集中于新文艺书籍。 这与李小峰本人的志趣与早期经历有关。 1918年李小峰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加入新潮社。新潮社除编辑期刊《 新潮》外,还出版两种丛书———《 新潮丛书》 和《 文艺丛书》,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开始主要由徐彦之负责,徐彦之毕业后,改由李小峰、孙伏园负责。 这些工作为李小峰日后从事出版累积了经验。“ 五四运动以后,北大成为新思潮领导之中心,当时出版界异常沉寂,多数未能担负出版任务,李小峰等有鉴于斯,继承北京大学新潮社之精神组织出版机构,定名北新,发行新文艺新思潮书籍,嗣短期出版书籍风行全国……”[1]北新书局成立之初专门从事新文化出版事业的方针,既让北新书局在短期间内得到迅速成长,又让北新书局遭受了两次生存危机。 第一次是因为受《 语丝》 第72期( 1926年3月29日) 至75期( 1926年4月19日) 上谴责政府残杀北京上街请愿学生行为的文章所牵连,北新书局被段祺瑞政府查封,好在李小峰事先避居在外,段祺瑞政府又很快垮台,这次危机很快过去;第二次是1927年奉系军阀入京,到处搜捕知识分子,李小峰在好友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前往上海,10月底北新再次被封,北新书局总部从此迁往上海。上海虽然比北京的文化环境好,但也存在风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文化的控制,1930年夏天北平的北新书局被封门,1931年3月北新书局又因卖进步书籍被查封。 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社,反反复复因为进步书籍被查封对书局的发展肯定不利。在1929年《 北新》期刊上有一则“ 北新书局扩充招股”广告“: 本局不敢自满故此我们抱着远大的希望本着过去的经验从事扩充预定计划( 1) 大规模介绍外国文艺名著( 2) 聘请国内最有名学者选译各国最新出版政治经济社会巨著( 3) 聘请各有名专门学者编辑各种教科用书( 4)编印各种通俗用书提高国人常识( 5) 整理旧籍印行国学名著( 6) 设立印刷所改良印刷……”[2](封二)计划表明北新出版重心开始从新文艺书籍转移,通俗书籍的出版计划比重增大。 北新书局的这种转变遭到了学界的诟病,却也成就了民间故事出版上的一次高峰。

李小峰年轻时追求新文学,又身处首倡“ 歌谣运动”的北大,交往的人是鲁迅、周作人等,因此颇重“ 民间”。北新书局出版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正是受当时民间传说故事采集和出版风气的影响。 虽然李小峰在这一系列书籍中,仅担任编者,主要负责收集、整理、编辑的任务,故事都来自其他讲述者,但是仅这种搜集推广,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史上意义重大。 李小峰本人也亲自搜集过民间故事。《 晨报》副刊1924年7月12日登载了以李小峰的笔名“ 林兰女士” 为名搜集的 《 徐文长故事》 ,文首有作者关于徐文长故事大概的介绍,以及自己所听说的三则异文。 徐文长是“ 恶讼师而不名”“, 但讲述者的语气,又往往左袒他,听者也称快于他的作弄人,表同情于被作弄者的很少。 这大概是朴先生所谓‘, 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 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 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的缘故。 据我所听到的,有些与朴先生所述略有不同, 有些是朴先生所没有道及的。 今就记忆所及,一一写出,以供学者研究的参考”[3]3。 接下来,作者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其他三则徐文长故事。 文中的“ 朴先生”指的是1924年7月9日和10日在《 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的“ 朴念仁”,而“ 朴念仁” 是周作人的笔名。 就李小峰本人而言,他对民间故事也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进而自己动手采集。 早期北新民间故事的出版基本上都是由李小峰策划完成,这也有赖于他个人的专业素养。

北新书局改变出版方向后,又进一步罗致人才。 1930年赵景深在李小峰的盛情邀请下进入北新担任总编辑, 同年12月陈伯吹又加盟北新,出任儿童编辑室主任。 这两位分别是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者和创作者,北新书局民间文学、儿童故事的出版如虎添翼。除了继续完成民间故事集的出版外,北新书局还出版了《 儿童文学丛刊》、《 图书故事丛书》、《 小朋友丛书》 等。 北新书局的一系列民众读物在当时的出版文化界,颇负盛名。 其他的学者也很信赖将自己的作品交予北新出版,因此北新书局还出版了许多其他民俗学出版物,如钟敬文编的《 客音情歌集》( 第1册)、《 歌谣论集》,赵景深著 《 童话概要》 ,章铁民译《 波斯故事》 ,陈穆如编《 岭东情歌集》 ,陈伯吹著《 儿童故事研究》,周作人编《 苦茶庵笑话选》,民间文艺研究社编 《 白雪新音》 ,罗香林编《 粤东之风》 ,方纪生编《 性风俗夜话》 等等。

有关北新书局出版的民众读物转向, 鲁迅先生对其颇不以为然“, 先生以为这是大大的失着。 如果他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4]237。 鲁迅作为北新书局成立之初的主要作者与支持者之一,当然极为不愿意看到北新书局的转向,但是说它不再为文化服务,却有失偏颇。北新书局对通俗书刊的重视,既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又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发现儿童”和“ 发现民间”思潮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改造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是新文化运动“ 启蒙”和“ 救亡”的着眼点,北新书局新文艺书籍的作者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是此中大力提倡者与实践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新书局渐渐减少新文艺书籍出版的比重,在对社会的批判上自然不如以前那么犀利,这虽然是出版的商业属性使然,可是转向后的北新书局仍然以对“ 人”的审视的坚守,换一个角度呼应了新文学运动的启蒙理想。

北新书局一系列民间故事的出版,虽然为其带来了利润,但也有着强烈的学术动机。 具体来说,搜集民间故事可以为学者提供研究文本,同时给普通民众提供大众读物,进而对普通智识阶级进行启蒙教育。在对一些书籍的介绍上,我们可以明了这些出版目的。《 民间趣事新集》“: 本书是从民间搜集得来的许多有趣的故事。 完全按照平民的口吻写出,方言都加以注释。 使人人都能了解,我们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把它来消遣。 ”[5]127《新仔婿故事》“: 不独可使读者解颐,且为研究民间文学者极好的参考材料。 ”[5]128《巧舌妇故事》“: 这是一册惊人的富有艺术意味的民间故事,在这里面充满着斗智的,讽刺的,调笑的,一语双关的,天真烂漫的对话、诗歌与对联,只就技巧的一点而言,已为关心民间文学者所必需注意的了”[5]128。《 徐文长故事》“: 本书不嫌重复地把它搜集起来,是一部很值得研究的民间故事”[5]129。

出版业为何出现“民国热” 第4篇

一

上世纪90年代，出版界开始集中关注民国题材，重点在民国学术，东方出版社在1996年编选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将王国维、梁启超、郭沫若等民国学者的著作尽数纳入其中，可谓是对此期刚刚露头的“民国热”的一种总结。此后，对民国题材的关注开始向政治史、教育史等诸多领域扩展。之后，“民国热”开始向小学语文课本、小学生作文和小学生读物领域蔓延。最出名的当属再版叶圣陶撰文、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2010年，这套教材在各大图书网站热销至脱销。陈丹青在2010年9月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带有一种特殊的“民国范儿”。从此，“民国范儿”成为社会的文化热词。2011年，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契机，“民国热”达到了高潮。大量的民国题材著作得以出版。此时，“民国热”早已逸出了出版界，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热点。

二

任何文化热点都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必然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因素。“民国热”的出现首先是基于对民国历史的再认识。民国时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8年，由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蒋介石时期所构成。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央权威不足，各地政治军事集团拥兵自雄，相互之间兵戈不息，中间又有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革命”和“救亡”，社会上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过渡阶段，甚至许多人认为民国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叙事范式的多元，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以往单线条图解式的民国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发现袁世凯一生的文治武功，绝不仅仅是“窃国大盗”这个标签可以概括的；蒋介石等政治人物也有不同的侧面。历史是复杂的，通过对民国历史人物的重新解释，人们的历史观渐渐趋于理性。学术界和知识界通过对民国历史人物的重新发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层问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清末的改革是如何导致革命的，辛亥革命后中国是怎样走向不断革命的历程的，知识界对民国史的重新建构表达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注。

与政治史相比，民国知识分子史更受到了知识界和社会的共同重视。在学院体制内，余英时、钱理群、许纪霖等对知识分子史的表达了持久的关注。近些年，体制外学者也悄然兴起了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热潮，获得了一个更为广泛而稳定的读者群体，如《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等都是以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的著作，并且都在图书市场上受到欢迎。在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里，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也值得注意，这些回忆录富有历史现场感和生动鲜活的细节。这其中引起广泛注意的有西南联大毕业的、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涉及1920、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学术氛围、知识群体，让我们对民国大学有了身处其地的感受。

在中國的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不但是书写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书写的对象。通过对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梳理，人们逐渐看到，民国不仅是一个战乱不已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化多元、思想宽容、产生大师的年代。章太炎、胡适之、沈从文、鲁迅、徐志摩、蔡元培等……人人个性强烈，各具独特风采。民国大师之一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去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傅斯年一生拒不入党，拒不做官。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在对民国历史再认识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民国，看到了充满矛盾的民国，正是这种丰富性和矛盾性引发了人们对民国的兴趣。“民国热”表面上是对历史的关注，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现实的潜流”，体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对民国大师的种种追忆，事实上反映的是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的不满、焦虑甚至失望。一些文化名人、专家教授在经济热浪和文化消费中表现出的市侩、粗俗、禁锢和功利，使文化人一直以来在普通民众中的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陈丹青说，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话虽偏激，不无道理。

人们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关注，不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缅怀与尊重，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学术品格与生活态度的书写，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历史的镜像。

对民国课本的重新认识，表现的是对当代教育制度的担忧。当今的应试教育存在许多弊端，作为百科基础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受到的批评最多。人们的批评不仅指向了教学，更指向了教材，借着对开明课本的热捧，实际表达着对当年中小学生自由朴实文雅的文风的某种认同和对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批判。

三

在“民国热”中，出版人是重要的参与者，可以说没有出版人的推波助澜，“民国热”可能不会出现。但出版人在积极参与的背后，又表现出了某种缺位，这种缺位是思考和社会责任的缺位。一是对“民国热”的过度娱乐化熟视无睹甚至迎合参与。当前通俗历史市场上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在涉及宏大主题的时候，用简单的叙事来写所谓的“小故事”“片段”“混乱”等，这在当下的民国作品中屡见不鲜。二是出版人对民国读物中反映的历史观缺乏认真的思考。不可否认，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都礼遇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尽量包容。但是，民国的宽容与自由有着很复杂的背景。从民国建立起，中央的权威始终难以将全国整合到一个行政管理的框架中来，在军阀混战、地方半独立的状态下，存活于各个分治板块的知识分子有几分自由，显得卓尔不群。但这种自由与独立不是国家基本制度赋予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自由而有趣的民国”混合了许多当代人的想象，远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是一种“片面的真实”。由于一些出版人对于“民国热”缺乏深刻的思考，没有很好地承担文化引领的作用，因此，拼凑而成、价值不高的出版物很容易获准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学者写作的有思想骨力的、对历史有关怀的作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出版空间。

有时读者在接受一种文化信息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一些历史观错误、品位不高的图书是在出版人的放任中传递到读者手中的。因此，出版人必须要意识到图书出版的商业化运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一定要有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在出版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实这也正是民国文化大师的精神追求。

（本文编辑 谢宁）

民国出版 第5篇

民国文人发现“因为科学的发达, 新的广告媒介物日益增多, 但期刊仍能保持它的重要地位”[4]263, “报纸为广告媒介物中的主要骨干”[4]265。本文以1930年前后的《申报》为信息载体, 兼及同一时段的若干重要文学杂志, 由文学出版广告审视民国文坛的文化传播现象, 从出版广告的内容设计和登载方式中探究民国文人之间的场域竞合情况。

一、出版广告、文化场域与文人关系

戈公振认为“甲午以后, 始有学校广告, 出版广告亦渐多”[2]285。近代中国印刷、教育、交通等事业日益发达, “作为发布、沟通书业信息重要工具的书业广告, 开始借助于一些新型的大众传媒, 成为近现代书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 新的书局书店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这种极其繁盛的文化景象“在《申报》的书刊广告栏里有清楚的反映”[5]216。“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确立和快速发展时期, 也是书业广告蓬勃兴起和最为活跃精彩的历史时期”, 该局面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出版经营者之间的竞争, 即“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 铸就了出版经营者浓厚的书刊商品意识, 推动了书业广告的兴盛与繁荣”[5]219。

谈及“资本”和“竞争”, 易使人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他看来, 场域意味着“冲突和竞争的空间”, “参与者彼此竞争, 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6]18;在场域竞争中, 争夺资本是为了取得一种“权力”, 即“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 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6]139。本文借用场域理论, 分析民国出版广告所隐含的文人立场和文人关系。

布迪厄认为“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场域竞争者“占据特定位置”以获取“不同类型的权力 (或资本) ”[6]133。在文化市场中激烈竞争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必然都会重视优越地位的争夺, 凭借有利的场域位置以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以及话语权。这种文化场域内的权力 (资本) 争夺现象, 在民国文人对于出版广告的态度及实践中得以显现。1928年, 海派文人在其编辑的《狮吼》半月刊中申明:“这期广告, 我们特地做得格外触目, 这是一种尝试, 希望国内出版界都注意到这一点”[7], 正是基于场域竞争的考虑。

虽然民国文人可以粗略分为左翼文人、国民政府趋附文人、海派文人、自由主义文人 (京派文人) 、开明文人等几种类型[8]50, 但是各类文人之间的彼此关系可能远比后人总结的情形复杂得多。本文试以民国文化场域中的出版广告为切入点, 考察民国文人的文化立场、宣传策略、传播方式等方面, 或许对于揭示各类民国文人客观、微妙的历史关系有所助益。

二、商业竞争与文化宣传———文学出版广告的双重解读

民国文人认为“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 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2]180, “广告的五种基本职能”包括“引人注意”、“发生兴趣”、“产生信仰”、“深印心中”、“购买行为”[9]12, 表明他们对于广告在商业竞争与文化宣传这两个方面所起作用的重视。民国时期的文学出版广告在内容及形式设计方面常采取以下传播策略:

其一, 放大商品价值以刺激购阅心理。例如:宣称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初卷》“已公认为中国近年来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 褒扬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替小品文开了新纪元”, 夸奖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有压倒一切的价值”, 推重张恨水的《春明外史》“确是空前未有的一部好小说”, 等等。

其二, 采用具有诱惑力的广告标语。广告标语即“最合乎标准的完善的标语, 是一句简短、易记、不含时间性, 而能表明商品的优点的句语”[3]96。民国文人指出:“广告全幅上最重要之文字, 厥为标题。盖标题者, 全幅广告之精粹也。”[1]33在出版广告中, 标题与标语实际上是重合的, 现以《申报》上刊登的出版广告为例, 列表如下:

其三, 运用有关形式技巧。民国文人注意到“广告之面积愈大, 其效能亦愈伟”[10]31;“将同一广告反复登载时, 能加深读者对于广告的亲切, 因而注意的吸引力也增大”[4]53, 等等。《语丝》、《北新》、《奔流》均为北新书局出版的期刊, 北新书局在《申报》上登载出版广告时, 除了运用反复式广告法之外, 还注意这三种期刊的广告面积变化, 表明广告者意欲陆续地推销同一书局出版的三种期刊、不断地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商业心理。

民国时期的文学出版广告附带文化宣传效应。民国文人指出广告可以作为“宣传利器”[11]69, 声称“有许多从新闻、从时论或从报屁股上看不到的奇文佳作, 却往往从广告中发现出来”[12], 鼓吹“广告更其成了文化的俘虏, 说得卖劲点, 现代的文化, 几乎是广告文化了”[13], 文学出版广告尤甚。

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 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 (1929年5月30日《申报》) 。

《前锋周报》便产生了……爱好文艺的青年只有向这方面努力, 才是正确的出路 (1930年9月7日《申报》) 。

民国文学出版广告既煽动消费者购阅的心理诉求, 又反映了不同文人群体的文化立场, 折射文化宣传的若干主题。

三、文人的场域竞合———基于文学出版广告的分析

鲁迅抨击文坛浮夸的广告作风, 但他“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刊也是登广告的”, 经他处理的出版广告几乎都是“多么诚实、别致的一种广告”[14]274。鲁迅之于北新书局、胡适之于亚东图书馆、夏丏尊之于开明书店、陈望道之于大江书铺、张资平之于乐群书店、自由主义文人之于新月书店、海派文人之于金屋书店等业务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民国文人而言, 登载何种性质的出版广告以及如何推销某类文化产品, 并非一件纯粹的商业交易行为。鲁迅断言“看广告的种类, 大概是就是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15], 文学出版广告亦然。

民国文人在文化场域中的竞争姿态在出版广告方面有多种表现, 比如增加刊载数量、提高广告频率, 以及上文所说的放大商品价值、采用有诱惑力的标语, 此外还表现在广告话语中包裹的“夺位”心理。在民国期刊上, 往往可以看到包含“唯一”字样的出版广告, 如下表所示:

《白话文学史》是自由主义文人的著作, 《开明英文读本》系开明文人发行的教材, 《创造十年》是左翼文人的作品, 《前锋周报》系国民党官方文人主持的刊物, 《春明外史》是通俗文学家的小说, 这些书刊出版广告均冠以“唯一”二字, 映照出民国文人争夺场域话语权的文化态势。

布迪厄将场域活动看成游戏, 认为游戏者之间的“勾结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6]134。文化场域中的民国文人既竞争又合作, 构成一种“竞合”关系, 即便在看似冲突的文人群体之间有时也可能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兼容”事件。

通过为文学出版广告的刊登或交换达到相互声援和支持之目的, 这种现象在民国文坛屡见不鲜, 郁达夫提到“有许多想和《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交换广告、互求介绍的刊物”[16]。民国文人通常在自己编辑出版的刊物上登载与其文化立场相同或相近的期刊广告。

某些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刊物有时也会彼此推介。在自由主义文人编辑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刊登的出版广告中, 除了海派文人创办的《真美善》、开明文人编辑的《一般》之外, 还有鲁迅“大力扶持与援助”[17]115的春潮书局编辑出版的《春潮月刊》, 刊登在第2卷第六、七期合刊的《新月》杂志上的《春潮月刊》出版广告中赫然列出了鲁迅的名字, 而《新月》杂志曾是梁实秋等人与鲁迅笔战的重要阵地, 出版广告所暴露的文化斗争战线上的“越位”现象说明民国文人的场域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四、文学出版广告的史学意义、研究价值与现实启示

从已经被发掘的具体、客观的材料或现象出发, 通过细致、严谨的话语分析对其作“考古”式追踪, 能使蛛丝马迹的昔日事件呈现出厚重的史学内涵。广告是一种重要传播方式, 文学出版广告又直接与人类文化生产相勾连, 对以往的文学出版广告的话语分析有助于揭示前人的文化生活图景。

民国出版 第6篇

根据民国文献资料的记载,在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有着显著的成绩和光荣的历史”,它“开办最早”,“成绩最佳”,“信用最著”。从1915 年3月至1946 年12 月期间,商务函授学校先后开办共计25 个不同门类的专业;在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尤其又以它开办的其英文科办学持续时间最长、学员人数最多、办学声誉最著、办学影响力最大。直到1946 年12 月,英文科才真正全面停止办学,可见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创办最早、停办最晚,不可不谓是“历史悠久”。英文科与商务函授学校自始至终,共生共存,可以这么说,31 年英文科的办学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商务函授学校发展变迁的缩影。

不可否认,商务印书馆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正是充分体现了其以“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开启明智、昌明教育”的出版文化理念。面向广大社会民众,直接开展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被视为这一出版文化理念的具体延伸。但是,作为一家私立商业出版机构,“在商言商“,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弘扬其出版文化理念,它必须借助和通过自己的商业出版经营活动,赚取一定份额的经济利润,获取足够多的商业经济回报,才能更好维持、推动自身业务的正常运转。在此必要经济条件前提之下,才能更好地将其文化出版理念付诸实践活动,才能不断地推动出版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历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遭遇重创,但是在当时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它却一直坚持函授学校英文科的正常办学。不妨进行一个假设,如果英文科没有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的话,那么函授学校将会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当时,就连自身出版业的正常运行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商务印书馆又怎么可能始终力挺其附属的函授学校英文科!商务印书馆为什么对函授学校英文科如此情有独钟?拥有4 万多名学员的函授学校英文科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怎样的商机?英文科究竟为商务印书馆创造了怎样的经济效益?

从出版史的角度去审视、探讨商务函授学校是如何推动商务自身出版业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截止到目前为止,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未见有任何类型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就是文献资料的匮乏,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掘,就很难取得突破。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首屈一指的相关研究成果应该是著名出版史专家汪家熔编著的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1985 年)这部学术著作。汪家熔先生在书中这样看待商务函授学校与商务出版业之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所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几乎都有助于推销它的图书。毫不奇怪,任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直接间接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确实利用这些文化教育事业做宣传自己书刊的阵地,从而使日益复杂的股东成份对办文化事业无话可说”。后来,汪家熔先生又在其最近新著的《张元济》(2012 年)一书中再次谈到了商务函授学校与商务出版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在这部著作的相关观点与上述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的阐述内容基本完全相同,并无二致。

还有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著作是出版文化专家吴相所著的《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1999 年)。作者在书中认为商务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单位,这个“教育单位”应该不仅指其出版物所起到的传播知识的作用,还应该包括商务直接创办的学校、夜校和函授学校。从办学的发端看,有多重因素,尚公重在普及教育,商业补习学校旨在为商务培养人员,函授学校则可能是借鉴上海外侨办函授学校之风,找到一条生财的新路,但其所起的扶助教育的作用却是十分显著的,也是商务一贯抱持的宗旨。通过办学,商务把文化理想和经济增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汪家熔、吴相二位先生在论及商务函授学校对商务出版业起到推动作用的时候,并没有给出相关的史料依据,但是他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对笔者撰写此篇论文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探讨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对商务出版事业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近代商务印书馆是如何通过其开展的多元化的经营活动把其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追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且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近代出版事业与教育事业之间互动关系。

探讨出版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历来都是出版史学界格外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很显然,探究教育如何推动、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这一命题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目前学界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仍然相当薄弱。著名出版史学家肖东发教授在论及21 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趋势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出版与教育、出版产业与文化产业是怎样的关系?这些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做”。

综上所述,鉴于目前学界对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是如何推动商务出版事业发展的这一问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相当匮乏,因此,无论是从个案、还是从整体的研究层面而言,无疑,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在中国出版史研究领域将会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亦不乏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英文科:书刊促销活动的新途径

(一)通过发放奖励品、赠品的方式提升学员积极性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为了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进取精神,使学员保持较为持久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力,动态性地制定了一套多层次、多种类、多元化的奖励机制。这套奖励机制所面对的受益对象非常广泛,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位英文科函授学员都有机会经常会获得一些价格不等的奖励品,这些奖励品全都是商务印书馆经营的书籍和期刊。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奖品奖励制度是年度奖品奖励制度,其详情如下:

除了获得年度奖学金的12 名学员以外,其余“未经录取者诸君亦可酌给奖品”,就是说,只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只要寄回课卷的学员均可得到种类不同的物质奖励。每一次奖励给学员的物品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1925 年8 月第8 届的评奖结果中,除了12 名优秀学员获得现金奖励意外,“其余成绩在第十名之前者,各给以价值一元至五元之西书及纪念品。至第十名以下,凡参与本届奖案诸君,亦均有赠品”。

而在1926 年7 月第9 届的评选结果中,“其余每级第四、五两名均赠于价值三元至五元之西书及纪念品。第六名以后亦均有纪念品奉赠”。到了1928 年8 月,在《申报》上公布的第11 届评选结果中,“其余每级第四、五、六三名均赠以书券一元至三元。第七名以后一、二两级学员,各赠《英语语音学纲要》一册。三级学员各赠《鬼沼禄》一册。四级学员各赠《英语中国故事》一册”。由此可见,随着获奖次数的推移,奖励给学员的奖品价值贵重程度在逐年提高。

还有一种是赠品奖励制度。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还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报名参加函授教育的新学员赠送英语类书籍杂志,比如,在1928 年5 月1 日—31日期间,就专门制定了相关规则,向不同级别的新学员分别赠送数量、种类不等的由商务出版的书籍、杂志。新学员获得的赠品主要有下列:一册《初级标准英汉字典》、一册《英语语音学纲要》、一册《袖珍英汉辞林》、一册《双解标准英汉字典》、《汉英辞典》和一套全年的《英语周刊》。

如上所述,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制定的这套奖励机制中,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将一些由商务出版的社科类书刊作为奖品直接赠送给学员。

这种“直销”型的宣传、促销方式虽然不能为近代商务印书馆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它们会为商务印书馆创造间接的经济效益。通过直接免费赠送给学员书籍、刊物的方式,这本身都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促销活动。学员通过亲自浏览、阅读这些书籍、刊物,至少会对它们的编写内容产生一个比深刻的印象。如果学员对这些书籍、刊物的编写质量相当满意,他们当然会有可能向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重点推荐、介绍这些书籍刊物。通过这种“人传人”的信息传递、传播方式,就会有效地扩大这些书刊的影响力、提高它们的知名度。一旦学员通过阅读这些由商务印书馆精心挑选的书籍、刊物、并从中受益之后,这些数量众多的英文科函授学员很有可能在自修英语的过程中,还会再次或多次购买一些其他种类的与上述这些被赠送的图书相关的书籍、刊物作为自学辅导参考书。

如上所述,其中第二项措施就是英文科将购书券赠送给学员。商务函授学校赠给函授学员的这些购书券都具有一定数额的面值,面值的范围通常都会在1 元—3 元之间不等。而且学员凭借购书券在一定的时间期限之内,都可以向商务印书馆设在上海的总部及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索取任何一本价格与购书券面值等同的书籍或杂志。

除了上述两项重要的措施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即第三项措施)就是将购书优惠券赠送给学员。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各自制定的这套奖励机制还包括一项非常重要的购书优惠券奖励规则。购书优惠券往往都是针对一些特殊种类的书籍而专门制作的。

英语工具书,如字典、词典类图书通常亦是学员自修英语、查阅资料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书,但是其价格往往比较昂贵,对于一般学员而言,很难承受。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对于英文科学员购买商务印书馆新进出版的英语工具书,商务印书馆给予一定数额的优惠,并专门制定了一套优惠方法。比如说,在1923 年3 月、1928 年3 月,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就先后赠送给每位学员一份购买《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综合英汉大辞典》的优待券。

凭借这些购书优惠券,英文科学员所能够购买的图书种类往往都是以价格较贵的英语工具书主体。这些种类的书籍价格往往比较昂贵,不仅对于一般学员、就是对广大的社会民众而言,一般情况下,也是要承受一定的经济压力的。此类书籍的编辑出版成本费用较高、售价较贵、且专业性较强,这就造成了它们所面对的读者群体相当有限。与其他类别的书籍相比,这类书籍的待售周期较长,销售量较少。因此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印刷、发行这一类的书籍的时候,通常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金,而且还需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

但是,英语工具书,如字典、词典类图书,通常都是任何一位学员自修英语、查阅资料不可缺少的、手头必备的重要工具书,如果商务印书馆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大批的英文科学员就一定不会放弃这样难得的购书机会。由此可见,商务通过向英文科学员发放购书优惠券的方式,有效地增强了他们对英语工具书的关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购买能力,有力促进了一些特殊类型书籍的宣传力度,提高了此类书籍的销售业绩,取得了良好的促销效果。

(二)通过发放函授讲义的方式促进学员自主学习

由于函授教育是一种远距离的开放式教育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函授教学活动都要通过函授讲义才能顺利完成。因此,商务印书馆高度重视函授讲义的编写工作,专门组织一批著名专家、学家共同合作、精心编写了一套种类繁多、适合学员自主学习的高质量的函授讲义。鉴于这些种类繁多的函授讲义在学员自修英语的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商务印书馆便充分利用这套函授讲义对函授学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所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几乎在每一种函授讲义内容的讲解即要结束之际,都会专门独立设置一个小节,特意向函授学员重点推荐、介绍一些重要的辅导、参考书籍,以期更好地帮助学员顺利完成学业。[2]

举例而言,在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编著的《第三级第一种———读本》(第6 分册,共计6 个分册)讲义中的结尾之处,就会发现一个独立设置的一个小节。这个小节的名称为:自修用书,相关具体内容如下:

Books for Self-Study(自修用书)

本讲义取材丰富,注解详明,学者细心读毕之后,识字既多,句法渐熟,从前所不能读之书若再展卷读之,必有头头是道之乐。此种乐境惟用功读书者始克有之,然学问之道无穷,如以一得自满,不求深造,是名自画,学者之大疾也。今姑举与本讲义程度相若,及较本讲义程度稍进之书若干种,开明如下。学者于读过本讲义后,可任购数种读之,唐人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志读书者,当深体此意也。

(下列各书可向商务印书馆购阅)1.China’s New Century Readers,Vol.Ⅳ,《新世纪英文读本卷四》,定价五角。2.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ader,《英文工业读本》,定价六角五分。3.Commercial Press New English Readers(revised edition),《商务印书馆英文新读本(订正本)卷四》,定价一元。4.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原文天方夜谭(附汉文释义)》,定价八角。5.A Wonder Book,by Nathaniel Hawthorne,《原文足本古史钩奇录(附汉文释义)》,定价八角。6.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by John Ruskin,《原文足本金河王(附汉文释义)》,定价三角五分。

由上述分析、阐述可知,英文科通过函授讲义向学员重点介绍、推荐一些相关的人文社科类书刊的时候,呈现出了很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应用性。它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在学员读文某一种类的一整套英文函授讲义之后,在其已经具备相当的英语基础、理解能力、阅读能力的前提下,告诉学员应该在不同的自修阶段,要选择哪些与已经阅读过的函授讲义内容有着紧密联系、且难易程度相当、又适合自己水平的课外英语读物,这样才能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巩固所学知识、强化相关技能,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自学效果。通过这种专门针对函授讲义而向学员推荐自修参考书籍的方式,其直接目的就是让学员学会如何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有重点、有目的、有选择地购书、读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学员养成良好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和阅读习惯。

由于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编著的这套高质量的函授讲义受到了广大学员的好评、欢迎,因此这套英文函授讲义在学员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学员已经对它产生了足够的好感和信任。它对学员而言,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感染力,更何况这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推荐方式。不难断定,应该会有相当多的英文科学员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会去购买适合自己阅读水平的相关参考书籍。

(三)通过发放函授辅导刊物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商务函授学社英文科尤其重视利用函授辅导刊物,加大宣传力度,推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人文社科类书籍、杂志。首先,通过《英语周刊》(English Weekly)设置的《C. P. C.S.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这个重要栏目,经常向广大英文科学员重点介绍、推荐商务印书馆新近发行的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在1922 年7 月,英文科郑重向函授学员介绍了最近上市的一部英语语音学研究著作,其具体内容如下,“介绍新书:本社干事长周君由廑所编《英语语音学纲要》一书,经已出版。全书五章:1.总论。2.论语音学发生之理。3.辅音之类别。4.元音之类别。5.杂论。初学英文者,先读此书,可免后来读音差误之弊。已读英文者,细读此书,更可考见其平日发音不正确之点。全书用汉文讲述,尤为当今语音学书中仅有之本。我社学员之有志者,考正其英字之读音者,当以先睹为快也。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每册定价六角”。

再举一列,商务印书馆曾经耗时八年的时间,组织数十名专家、学者,精心编著了一部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在1928 年3 月,就在这部大辞典即将问世之际,商务函授学社英文科特意在《英语周刊》之《C. P. C. S.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栏目向函授学员介绍这部辞典的编著特色,并给予学员购书优惠政策,相关详情如下,“商务印书馆近出综合英汉大辞典一书,共计四千页,分订两厚册,定价十二元,预约价八元。兹为优待本社学员起见,特备优待券一种,凭券购书,书价得照预约价九折实缴……大好机会,幸勿失之交臂也。此书综合英美各字典之长,搜罗最新材料,重加编次,费时六七载,前后参与编辑者数十人,始克告成。书中所收单字约十三万,成语约七万四千条,并广採百科用语及中外人名地名。至各字在文法上应行注意之点,说明尤为透彻”。

不仅仅如此,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还通过函授刊物《英语周刊》设置的《问答》这个固定栏目,不失时机的向有所需求的学员推荐适合于自己的一些人文社科类书籍。随意翻阅1915 年10 月2 日至1932 年1 月16 日年期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份《英语周刊》(第1 期—第837 期),上述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受制于篇幅的所限,不再进行举例说明。

上述的第三种宣传、促销方式,与前两种相比,虽然它即没有第一种方式那样具有诱惑力,也没有第二种方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明显具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它对人文社科类的书籍所涉及的主体内容,介绍地相当详细。这就势必会给学员留下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一旦学员有所需求,一定也会去考虑购买的。

此外,除了上述的三种特色鲜明的宣传、促销方式以外,与普通的书业广告方式一样,商务印书馆还在其发行的每一期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的首部、尾部或中间之处,滚动式地、反复地登载大量的简易书业广告,通常只刊出相关书刊的名称及价格。[3]虽然广告内容相对简单,但是一般情况下,出于自修英语的切身实际需求,函授学员会认真翻阅、浏览每一期的函授辅导刊物。所以,这种持续刊出的简易广告也会给学员带来一定程的视觉冲击、产生一定的印象。时而久之,它所带来的商业效果也应该是相当显著的。

综上所述,商务印书馆通过开办英语函授教育事业,开辟一条书刊宣传、促销活动的新途径。这种新途径,与一般刊登在主流纸质媒介上的书业广告相比,它的受众对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且上述论及的那些纸质媒介已经在受众对象面前塑造了一个良好的传递“文化”的正面形象;而且其受众对象通过阅读此类纸质媒介,已经受益匪浅,已经对它们产生了较高程度的信任感,以上这些特点就决定了这条宣传、促销的新途径带给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直接、间接的商业价值要远远超出一般类型的书业广告。面对数以万计的英文科函授学员,这条新途径不仅为商务印书馆开发、培养了一大批购书者群体,更为重要的是,而且还为它们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体。购书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最简单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往往是一次性的或暂时性的;而后者往往是多次性的或较为持续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在读学员和毕业学员加在一起足有4 万之多,如果将上述哪怕只有1/4 的学员群体能够开发、培养成它们的读者群体;一旦达到这个目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函授学员毕业之后,他们还会持续不断地关注、购买、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各样的人文社科类书刊。由此,他们本身就构成了这个广阔图书市场的终端消费群体。这些曾经受益于英语函授教育的、遍及全国各地的特殊读者群体将会给近代商务印书馆带来一笔巨大的经济效益,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商务印书馆开发的这条书刊促销活动的新途径确实产生了相当不错的宣传效果。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设置的固定栏目《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通告》所发布的一系列信息证明了上述情形的发生,比如说,1915 年11 月3日出版的《英语周刊》就发布了与之相关的两条信息:“英字切音第一版,已经售罄,第二版正在赶印”;“学员购买敝馆出版书籍,请直接与敝发行所接洽,以免周折”。再举一例,1916年1 月29 日出版的《英语周刊》也刊发了一条类似这样的信息:“学生询问事件,除关于讲义及课艺须寄至本社外,其余如付费购买书籍文件等,均请直寄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以清界限”。

三、英文科:开拓出版“隐形”教科书的新业务

(一)“隐形”教科书———英文函授讲义的编、印、发特点

函授教育一种不同于学校教育的开放式远程教育。在20 世纪上半叶,函授教育作为一种在民国初期才从欧美引进的新生的教育制度,它在民国社会还处于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国人对这种远程教育的认识、理解和研究水平还十分有限。所以,近代的函授教育通常都缺乏面授的教学环节,它的重要性、必要性还没有被广大教育界充分地意识到。在当时电子媒介极度匮乏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互通信函的教学方式,在教师的“遥控”指导下,学员主要通过函授讲义来获取知识,形成技能。但是远程教育就决定了一位教师可以面对数十倍于自己数量众多的学生,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本。而函授学校是一种虚拟校园,实际上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一所函授学校不需要修建教室、操场、图书馆等场所,无需购买大量的教学设备、雇佣大批教学与管理人员,只需要数间的固定办公地点和一定数量的教职员工就可以了。很显然,一所函授学校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就远远要低于一所普通学校,可谓是“投资小、见效快”。

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函授学校又不同于一所普通的函授学校,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函授学校,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这所函授学校的总部挂靠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就是说它的总部办公地点设置在编辑所内部;这所函授学校的二级组织———各地的函授站也隶属于商务印书馆在各地设立的分支结构。通常情况下,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根本不需要单独设置办公点。

其次,作为办理函授学校的主体机构,商务印书馆是集编、印、发于一体的近代著名的大型综合性民营出版机构,自身拥有雄厚的外语人才智力资源、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和现代化的先进印刷设备。而函授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主要依赖大量的一系列的函授教材才能顺利完成,这就意味着商务函授学校完全可以“自产自销”,直接从事函授教材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向数量众多的英文科学员提供一系列函授教材。

不仅如此,商务印书馆还可以直接向其开办的函授学校提供高素质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人员,来自于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兼职,承担相关的教学与管理工作。所以,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教职员工队伍都是由以商务自身拥有的编辑人员为主体、以所聘请的外来人员为辅助而构成的。这所函授学校所具备的这种“特殊性”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消耗成本,可以节省一大笔份量极重的开销和支出。

综上所述,维持商务函授学校能够保持正常运转所消耗、支出的人力、物力、财与一所普通的函授学校相比,还要远远少于很多,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所“低投入、高产出”的函授学校。英文科学员在办理报到注册的时候,如果一次性交纳所有费用,就会按照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依次向学员发放读完每一级所需要的不同门类的课程函授讲义;如果分期交纳学费,每交纳一次,就会发放相对应的一部分函授讲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英文科学员所交纳的学费应该是主要是用来购买函授讲义和支付教学、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系列函授教材通常包括下列三种:主体函授教材———函授讲义、有声函授教材———《英文留声机片》、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但是有声函授教材、函授辅导刊物通常都是需要学员额外购买的,只有函授讲义的费用被包括在学费之中。函授教育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函授讲义是这家特殊函授学校所获取商业利润的最大的“卖点”,在其学费收入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函授讲义的商品的属性来看,它不经过市场流通环节,采用直销的方式,直接邮寄到每位学员手中。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显然,它的商品属性与公开面向市场发行的教材有着很大的不同。下面,让我们重点分析、探讨一下这种特殊的英语教科书是如何为商务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一种“隐形”教科书。这种“隐形”教科书指的是不公开发行、不通过图书市场流通环节、直接发放给内部学员的函授讲义。这种“隐形“教科书具备下列六个显著的特点:

1.函授讲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

函授教育的特殊属性就决定了函授讲义是学员获取知识、形成技能的主要来源,这就势必要求讲义的编写内容必须讲解清楚详细,面面俱到,循序渐进,便于自学,因此讲义的内容量大,页数比普通教科书要多出很多,所以它的每一次印刷总量就相当可观。具体而言,商务函授学校英文本科(学历教育)共计有4 级构成,学员完成每1 级的函授课程,共计需要8 大套函授讲义,每一大套函授讲义平均至少都有45 小册构成。

2.函授讲义的印刷总量与实际需求数量具有一致性

商务印书馆印刷的英文函授讲义不像公开发售的教科书那样,它的发行计划、发行数量都是相当精确的。首先,函授学员必须先交费,才能办理报到注册。从办理报到注册到印刷、邮寄函授讲义往往都会有一个时间周期。然后商务再按照所收到的费用总额情况,再组织印刷一定数量的函授讲义。也就是说,每一批函授讲义的印刷数量在通常情况下,是与实际需求数量是完全一致的。

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一直都是民营出版机构高度重视的一块“重中之重”的出版业务,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知名民营出版机构彼此之间常常展开异常激烈的竞争活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可以事先获取一定数额的教科书预定金,但是所收到的预订金总额毕竟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印刷教科书之前,很难能够对市场的需求量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预判。显然,商务已经公开发行的教科书总量与图书市场的实际需求数量往往会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这种不可预控的市场因素通常会导致两种情况的发生。一种是发行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在一定的经营周期内,可能会来不及进行大批量的生产,错过最佳销售期,导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营出版机构的营业收入。第二种情形是发行数量过大,超出市场实际需求。这种市场供需状况是比较糟糕的。印刷、发行大量的教科书往往动用大量的资源、占用大量的资金,不利于资金流动链条的有机衔接,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小学教科书经营业务通常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风险机率,增加了超出预期的生产经营成本,在一定的经营周期之内,不利于提高整体工作效益。

由上述分析、阐述可知,这种“隐形”教科书———英文函授讲义的出版过程,明显地不同于公开发行的中小学教科书。商务通常是先收费、后印刷,讲义印刷总量与函授学员的实际需求基本一致。这种特殊的出版过程就能够有效地避免资源浪费,大大降低市场风险机率,大幅度提升经营业务的利润空间。

3.一套完整的函授讲义的所有费用须提前预付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每一级或每一阶段(学历教育)开设的课程门类较多,需要印刷大量的不同级别、种类的函授讲义。学员通常都是按照函授学校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在较长的一个学习期限之内才能完成学业;但是在办理报到注册手续之际,函授学员所交纳的学费却已经包括了所有课程学习所需要的全部函授讲义费用。由此可见,商务就可以充分利用学费中所包含的这笔提前预定的函授讲义费用,将它们作为一大笔可观的流动资金,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管理与经营的正常运转。

4.函授讲义的版权属于商务印书馆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函授讲义是由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富有教科书编写经验的编辑人员或联合外聘专家,共同联袂打造而成的,讲义没有作者署名。[4]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上述这套英文函授讲义即然都没有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而发行、出售,其版权又不属于任何个人,属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无须向个人支付版权费,可以一次性将酬劳支付给所有参编人员。函授讲义具备的这一特点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函授讲义的编写费用。

5.函授讲义通过“直销”的方式发售给学员

函授讲义不对外公开发售,直接发放给学员,供需双方之间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和空间,没有任何的折扣;无须任何营销环节、营销活动,也不需要经过图书市场的流通环节。这种特殊的“发售方式”就省去了供需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环节。商务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回扣和佣金。

民国时期的书业界普遍采用的寄销制,发行过程中的书籍折扣及回佣办法等一些行业内的行规,都是开始于晚清并得以长期固定下来。商务、中华等大型出版机构都非常重视中小学教科书销售业务,彼此之间经常开展激烈地竞争、促销活动,给予需求方更高的折扣、回扣和佣金都是惯用的手段。根据《张元济日记》的记载,上述现象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了提高销售竞争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中学英文书》零售的价格也有6 折的折扣,小学各科教科书的批发价达到了4.5 折的折扣程度。而在同一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各科教科书的批发价格甚至达到了3 折的折扣程度,小学各科教科书的批发价亦有5 折的折扣。

由于教科书的发行利润最大,销数最稳定,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对学校的推销。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不仅要向相关当事人提供折扣、回扣和佣金,还要支付一笔不小的应酬费用。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非常擅长教科书推销方面的工作,被戏称为“交际博士”。据当事人的回忆:当时竞争的办法,首先是“推销回佣,照上海书业公会协议,大概每百元取十五元至二十元。若为竞争关系,各家就自动放宽至二十元、二十五元。第二是依靠中小学校长,因为学校采用哪家课本,大概都由校长决定,所以各书局拉拢校长的手段,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第三,依靠当地士绅,请他们向中小学校施加影响。这个办法,效果较好。因之请客送礼,联络士绅,花样繁多,不胜枚举”。显而易见,上述诸多额外的花销就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每一本公开出版的教科书的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了营业利润。而直接发售给学员的每一套函授讲义就不存在上述情况,它的利润空间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6.函授讲义的制作、生产成本较为低廉

每套函授讲义的装帧、版页设计都相当简洁大方,且对纸张的质量要求不高,制作技术含量不高。函授讲义“重内容、轻外表”,[5]不经过市场销售环节,不需要通过精致的包装吸引消费群体的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每一套函授讲义的制作成本。

除此之外,由于商务是集编、印、发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版社,自编、自印、自发,形成一条流畅、完整的自我掌控的编辑、生产、销售链条,这种生产方式也有效地节省资本,提高各个环节的工作效率。由于函授讲义的需求量非常大,可以大批量的集中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每一套函授讲义的生产、制作成本。

(二)“隐形”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丰厚收入

上述诸多特点就造成了这些特殊的函授讲义带给商务印书馆的纯利润是非常丰厚的,从《张元济日记》的一系列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在1916 年8 月28 日的日记中,他做出如下的记录:“告邝,函授部开办十一个月,有学生八百余,实收一万五千元。应加推广”。函授学社英文科开办仅仅11 个月,在校800 余名学员所交纳的学费就有15000元。而如前所述,这笔学费主要是依赖函授讲义的发售而获取的。由此可见,主要是由于这套特殊的“隐形”英语函授教材的发售而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此后,张元济格外关注函授学社英文科的办学动态与学费收入情况。在1917 年12 月10 日的日记中,他又这样写道,“英文函授社,四年七月至六年十一月底,共收三万二千五百十一元。付出四百两正。改卷周、王、李、程四人,兼办《英文杂志》、《英语周刊》均不计,月薪共二百七十五元。办事马、顾二人薪水六十二元。邮费约共廿三元。周锡三半月薪水一百元。此外,杂费约四十元。每月五百元”。由上述记载可知,从1915 年7 月至1917 年11 月底,英文科所收取的学费共计带给商务印书馆32511 元的总收入。正犹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学员所交纳的学费主要用来购买函授讲义、支付教学与管理人员的工资。那么,教学员工工资、邮费及杂费共计每月花费400 两正,即500 元。商务所收费的学费数额都是以上海通用的银元为计量单位的。这样算来,减掉上述每月支出的费用500 银元,28 个月共计支出:28 个月×500 元=14,000 元。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主要凭借其向学员直接发售的这套“隐形”教科书,在2 年零4 个月的时间期限之内,就为商务印书馆创收(32511 元减去14000 元)18511 银元。

张元济又在1919 年4 月11 日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1916 年、1917 年、1918 年的英文科学费收入情况,这对我们探讨商务印书馆如何通过发行大量的“隐形”英语教科书而促进自身出版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详情如下:在1916 年,本科新生839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7810 元。本科老生续交学费4774 元。售出的讲义费为140 元。共计收取学费为12694 元。

在1917 年,本科新生809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8345元。选科新生102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987 元。本科老生续交学费5615 元。售出的讲义费为263 元。共计收取的学费是15211 元。

在1918 年,本科新生622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6271元。选科新生162 人,其学费为1517 元。本科老生续交学费为4221 元。售出的讲义费为242 元。共计:12252 元。

如果按照前面提到的英文科每月支出费用为500 元的标准来计算,每年支出的总费用为6000 元。那么,在1916年,英文科为商务印书馆带来(12694 元减去6000 元)6694银元的额外收入。在1917 年,英文科为商务带来(15211 元减去6000 元)9211 银元的额外收入。在1918 年,英文科为商务带来(12252 元减去6000 元)6252 银元额外收入。

由于受制于史料的所限,我们无法找到1919 年以后的商务印书馆每年所收到的英文科交纳的学费总额。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某一年英文科所拥有的本科学员、选科学员人数,对学员所交纳的学费进行一个大概的推算。截止到1927 年12 月底,英文科共计有在读本科学员17068 人,在读选科学员3650 人。英文本科1—4 级学员如果一次性交清所有学费,1 级学员需要交纳20 元,2—4 级学员则需要30 元,由此可以得出平均各级学员需要交纳学费27.5 元;而选科共计开设9 门课程,每门课程平均收费约9.7 元。又由于本科学员的学习期限为6 个月至2 年的时间,选科为6 个月的学习时间,[6]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推算,在1926 年1 月—1927 年12 月期间,商务函授学校英文本科学员交纳的学费总额是:17068 人×27.5 元=469370 元(以上海通用的银元为货币单位)。商务函授学社英文选科学员交纳的学费总额为:3650 人×9.7 元=35405 元。那么在1926 年?—1927 年期间,商务函授学校英文本科、选科学员共计交纳的学费总数是:469370 元+35405 元=504775 元。

当然,这笔学费总额还不是商务印书馆最终获取的资金收入,还有几个与学费总额相关的资金问题需要解释清楚。首先是有两项重要的经费支出需要考虑扣除,其中一项是: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每年都需要向优秀本科毕业学员发放一定固定数额的年度奖学金,并且对学完一级、继续升级的本科学员减收一定数额的学费。由此,这笔花费需要从上面提到的学费总额中扣除。另外一项是:根据前面提及的《张元济日记》的记载,每月还要支付给相关教学、管理工作人员一定数额的工资。

其次,除了正常情况下所交纳的学费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的资金收入,需要考虑将其计入商务印书馆最终获取的学费总额之内。其中一项收入是:上面推算的学费总额是在学员正常交费情况下(即一次性交清)而获取的数据,但是,实际的交费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学员可以有多种分期交费的方式,因此有相当多的函授学员会选择分期付清。问题是一旦选择分期付费,学员所交纳的学费总额通常要比在正常情况下的交费总额高出1 元至4 元不等。显然,这是一笔不可忽略的重要学费收入。

另外一项收入是:根据前面提及的《张元济日记》的记载,在1916 年、1917 年、1918 年,商务印书馆通过英文科而获取的资金总额还包括通过额外销售函授讲义而或获取的收入。在此需要做出解释的是,按照1918 年编订的《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本科简章》的规定,函授讲义一律不对外公开发售。学员交过学费之后,就可以领取一份相应的英文函授讲义。但是,学员如果不慎遗失讲义或由于其他原因仍然还需要额外购买另外一份相同的函授讲义,或需要购买其他种类的函授讲义,在此情况下,函授学校可以向学员出售函授讲义。如此算来,这笔额外的讲义出售费用加在一起,其资金总额也相当可观。

受制于资料的所限,我们无法将上述两项经费支出和两项额外资金收入进行一个较为精确的统计、核算,但是我们不妨将上述两项经费支出和两项资金收入相互抵消,尽管这样的推算不够精确,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仍不乏一定合理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以上所述,现在我们姑且可以这样认定:在1926年—1927 年期间,商务印书馆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而获取的资金收入总额为504775 元。还不仅仅如此,为了有效提高函授教员批改作业的效率、保证批改作业的质量、并便于统计学员的每次作业成绩、及时进行存档,英文科要求学员必须将每次按时完成的作业写在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印刷、有一定规格要求的课卷纸上。学员读完英文本科每一级的所有课程需要大概两份课卷纸(即作业本),而每份课卷纸的售价约为1元5 角,而选科学员每次购买课卷纸的费用不得低于5 角。

按照这样的一种需求数量来计算,如前所述,截止到1927 年12 月月底,英文科共计有在读本科学员17068 人,在读选科学员3650 人;那么,仅仅通过销售课卷纸这项新增加的印刷业务,本科学员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资金收入为:17068 人×(1 元5 角+1 元5 角)=51204 元。选科学员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资金收入为:3650 人×0,5 元=1825 元。英文本科、选科学员购买课卷纸的费用共计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资金收入为:51204 元+1825 元=53029 元。

综上所述,仅仅在1926 年1 月—1927 年12 月期间,英文本科、选科学员所交纳的学费总额为:504775 元,英文科学员购买的课卷纸费用是:53029 元,两者相加的总和为:504775 元+53029 元=557804 元(以上海通用的银元为货币单位)。这样一大笔资金在民国前中期对于任何一家私营企业而言,都绝对称得上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在这笔价值不菲的收入中,经过前面的分析、探讨,毋庸置疑,英文科函授讲义的价值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那么,在1926 年1月—1927 年期间,商务印书馆要发售给英文科学员多少套成本低廉的“隐形教科书”呢?不妨计算一下,英文本科共计:17608 人×45 小册=792360 小册;英文选科共计:3650人×17 小册=62050 小册。

现在,“谜底”即将揭开,商务印书馆通过开办英语函授教育而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通过图书市场销售环节,每年采取“直销”的方式,向数以万计的英文科学员发售了数以万套的、成本低廉的“隐形教科书”。原来如此,商业的机密已经破解了。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独辟蹊径,通过开办英语函授教育,开辟了另外一个充满无限商机、有着稳定的巨大需求量的、“没有战争硝烟”的“隐形教科书”市场。很显然,这套“隐形教科书”带给商务印书馆利润空间是相当巨大的。当然,还有“积少成多、薄利多销”的课卷纸也使商务获利颇丰。

综上所述,商务印书馆开展长达31 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极为突出的办学成就,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为民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通过这种直接参与办理英语函授教育的方式,商务印书馆不仅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而且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英语函授教育事业的成功开办也为商务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充满生机的图书消费市场。在“以出版促教育”的出版文化理念的引领下,商务印书馆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英语人才智力资源、纸质媒介资源的独特优势,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办理英语函授教育,成功实现、弘扬了其先进的出版文化理念。反过来,商务印书馆又通过精心办理英语函授教育,又为其开阔了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图书消费市场,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毋庸置疑,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有机地、恰当地、科学地将商务的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融合在了一起,使英语函授教育、纸质媒介资源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循环。不难断定,商务函授学校是一个彰显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追求的双重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

四、英文科有效推动商务出版事业的发展

(一)对当今出版机构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的启示

商务印书馆在1929 年9 月出版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商务印书馆三十年来对于文化事业的努力》文章,全面回顾、总结了在其长达30 多年的出版经营活动中是如何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谈到,“本公司编印各种教科书、图书以供全国学校之采用,且从事实际教育事业,举办尚公、各科函授学社等,并设东方图书馆,公开阅览。凡此努力,无非为辅助教育、发达文化计耳”。显而易见,在其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商务的确是认认真真地执行、彻底贯彻了“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的这一重要出版文化理念。

但是,作为一家近代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在选择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的时候,如果打算将某项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并长期经营这种文化产业,它还必须考虑所选择的这种文化产业是否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果不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商业利润,就会成为企业、公司的一个经济负担,就无法保证可以将这项文化产业活动长期开展下去。“在商言商”,这本来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有这样,它才能为这项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的人才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与社会与民众。因此,商务在选择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这一文化产业的时候,它们确实是考虑到了开办函授学校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回报。根据前面提到的《张元济日记》的记载,张元济就是由于看到了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效益,为此,他才果断做出要扩大英文科办学规模的决定。曾经供职于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著名作家茅盾在1916 年8 月上旬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之际,就被安排到函授学社工作,其具体任务就是批改英文科函授学员的课卷作业。他后来这样回忆道:“周越然在英文部势力极大,除了部长就数他,而况他又是创办‘函授学校’的建议人,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宣传之路”。茅盾的这一回忆片段也有力证明了商务印书馆在创办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之际,也确实是考虑到了它的经济效益。

商务印书馆通过精心办理英语函授教育,不仅大力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也有力推动了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诚然函授学校英文科的成功开办,对于国家、对于普通社会民众、对于自己而言,都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真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举三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代商务出版人的“大智慧”。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商务函授学校是一个彰显出版文化理念、商业利益追求的双重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历史发出这样的昭示和启发:在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博弈和纠葛的过程当中,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和支撑点。但是,无论如何,坚持其正确的出版文化理念是源泉、是动力,是最初的出发点和原点,商业利益必须建立在出版文化理念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代编辑出版人在从事多元化的经营活动的时候,必须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出版文化理念,那就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传播现代文明,为广大社会民众奉献最佳的精神食粮,不断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反之,鼠目寸光、利益熏心、舍本逐末,最终将会极大地损害我们出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商言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坚信,只有能够密切关注当今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动态、新趋向,在摸清市场需求、搞好市场调研工作的前提下,找准一个适合自身出版机构的经营项目,即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民众,只要用心去经营、凭良心去办事,就一定会取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就一定会推动出版事业的良性循环。由于时空的不可逆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完全重复和再现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场景,但是已经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社会图景往往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是历史给予我们最有价值的昭示和启发。

摘要：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出版文化史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具有较高的个案学术研究价值。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理念的引领下,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通过长达31年的办学生涯,不仅为商务印书馆成功开辟了一条书刊促销活动的新途径,而且还开拓出了一种出版“隐形”教科书的新业务,这种发行数量巨大的“隐形”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使商务印书馆获利颇丰,有力促进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发展。探讨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如何推动近代商务出版事业的发展这一历史事件对当今出版机构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 第7篇

[关键词]西方文论 翻译 新文学 现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与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与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与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与俄苏文论相继地参与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俍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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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琛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堃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1—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6]。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翼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十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2 西方文论的翻译：“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

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匮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二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节译与改译问题。因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归化”与“顺化”的问题。对于当时新兴的西方文艺理论，国人最初感到的是与传统本土文论之间极大的异质性。因此很多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采用节译与改译，对原著中的某些内容作相应的改编。比如章锡琛深感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的过程中，往往将过多的日本文学典故与例子删掉。而这一点景昌极在翻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时候也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东西文学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则译以明畅之词。或竟以散文译诗句，以求达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译文中易以本国之类似者……盖因国人于西方学术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国材料，为人人所共晓者”[8]。

三是很多西方文论的翻译者采用了编译或辑译的形式。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社为庆祝建刊20周年，将以前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艺理论，以《东方文库》丛书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等。这些编译作品大多由单篇论文组成，来源不同，风格多样，节译与改译并存。对于俄苏文论，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苏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多采用集体编译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的《科学的艺术论》等，均是集体编译。这种集体编译的形式对于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撰写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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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现代出版业与西方文论

游走在商业与人文两端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生存空间，同样也生长出新文学的话语规则。然而在商业与人文、生产与消费、阅读与接受的两端，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并不像新文学那样有着明显的利益制衡。因为作为新文学的小说、诗歌，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的文化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为大众提供难得的文化产品以资消费，甚至是娱乐。但作为文学生产与写作而存在的文学话语规则，因其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势必很难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最终在普通读者的文学消费层出现真空。西方文论最终还是在中国得以大量翻译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据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文学杂志与相关出版社出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艺理论，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一方面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写作与发表提供阵地，另一方面也通过输入国外文艺理论为新文学理论建设提供话语支持。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们，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左联”的作家们，他们一方面本人亲自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职于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以资借鉴。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最先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固定刊物《文学》上。而傅东华翻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等则发表在新文学骨干成员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之上。又比如“左联”的众多刊物后来成为俄苏文论的发表阵地。现代派作家施蜇存所办的水沫书店更是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马列文论以及俄苏文论。

二是众多专职翻译家与杂志社、出版社的结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投身写作与翻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生产掌握着新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杂志社与出版社而获得生存资本。比如最早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章锡琛，一方面凭借其熟练的日语翻译了好几本日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更是凭借其掌握的媒介，将其翻译的文论发表出版。又如傅东华的经历亦是如此。在中学毕业后，凭借良好的外语水平，最先供职于中华书局作专职翻译员，后来又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最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但其一生的经历都与出版活动难分难舍，不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而且翻译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这些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注 释

[1]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M]//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14（1）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7]姚振华.东学西渐[J].东方杂志，1904（6）

[8][英]温彻斯特著；景昌极等译，梅光迪校.文学评论之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收稿日期：2012-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