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范文（精选3篇）

民国前期 第1篇

一、民国前期安徽师范教育发展概况

中华民国建立后师范教育受到进一步重视, 孙中山呼吁:“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 必倚重师范。”[2]358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师范教育令》 (1912年9月) 、《师范学校规程》 (1912年12月) 、《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1913年2月) , 对师范教育进行改革, 为民国师范教育奠定基石。民国初年安徽教育获得发展,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在一年多时间里, 全省学校达到1457所, 其中小学1420多所, 在校学生48375人, 居全国第十七位”[3]16。在此基础上, 安徽的师范教育也迎来了它的高速发展期。从1911年到1915年, 安徽先后建立中等师范学校7所, 其中女子师范学校两所;在校学生数达到783人, 其中女生数达到209人;教育经费达到88583元, 其中仅女子师范就占到近25%。

二、教育部的师范教育改革相应带动安徽的师范教育改革

民国时期, 教育部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中, 首先规定“在名称上将清末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 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 初级女子师范学堂改为女子师范学校。在设置上, 高等师范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 师范学校由府立改为省立, 提高了师范教育的办学规格。规定师范教育分为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私立师范学校, 使师范教育趋向规模完备, 协调发展。”[4]655

安徽因不属于全国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六大学区之内, 因此境内没有设立高等师范学校, 而属于中等教育的师范学校, 则对照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做法, 开办得如火如荼。安徽依原府、州治的范围划分为6个师范区, 将清末的师范学堂变更设置, 改称学校。1912年开始, 先后在安庆、歙县、阜阳、宣城、凤阳设立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第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学校、第五师范学校, 分别在安庆、芜湖设立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还将芜湖原皖江中学改为师范学校。“1918年, 合肥原庐州府属五县联立甲种工业学校收归省有, 改办为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20年, 全省改划为9个师范区, 在贵池、当涂、滁县分设省立第七、八、九师范学校;在凤阳设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次年迁寿县。1922年, 全省改划为11个师范区, 即在广德设省立十一师范学校, 在休宁隆阜设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至此, 全省共设省立师范14所 (内含女师4所, 另有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筹建未果) 。”[5]376

其次, 安徽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依据民国教育部的有关规定, 作出相应改革, “民国初年, 安徽省立师范学校预科开设修身、国文、习字、英语、数学、图画、体操等8门课程;本科第一部增设教育、历史、地理、博物、理化、法制、经济、手工、农业, 共15门课程;本科第二部增设教育、博物、理化、手工、农业, 减开习字、英语, 共11门课程。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课程基本同上, 惟将农业改为家事、园艺, 英语改为选修, 增设缝纫。1916年, 师范增开读经。同年, 安徽省颁发副教员讲习科课程表。1919年, 安徽省立二师试行分科选习办法。从本科第三学年起, 设立国文、英语选习课, 并轮班选习农业课、商业课。各师范学校废除读经课, 并将修身、国文改为公民、国语。省立一师增开工科, 以培养实业学校教员, 课程除普通必修科外, 设制图、手工、木工、农业等实用科目, 并开辟生产实习农场。”[4]408安徽省师范教育增设了相应的课程, 逐步废除了读经课, 但没开设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工程机械类等课程。

再者, 在培养目标上, 民国政府教育部注重师范生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 将人格陶冶、志趣培育放在重要位置。要求师范生必须“尊品格而重自治, 爱人道而尚大公”, 增强师范生国民性教育;“谨于摄生, 勤于体育”, 重视体育教学;“富于美感, 勇于德行”, 增强美育教学教育。这一目标也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注重师范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表明其对国民未来的期望和教育救国的诉求。

最后, 安徽师范教育改革摒弃了清末教育“忠君”、“尊孔”宗旨等封建性糟粕, 增强了师范学校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清末, 安徽各师范学堂本着培养愚忠清室的驯顺奴才的原则, 遵照“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通过严格管理和修身课、纪念会训话、征引、训勉等手段, 要求学生实践躬行、训导学生听从长上的命令教诲, 引导学生不务新奇, 捍卫封建制度。

民国初年, 安徽各师范学校执行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教育宗旨和章程, 去除了清末教育宗旨“忠君”、“尊孔”的封建性糟粕。如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将校训定为“诚毅”, 其他师范学校还有“信恕”、“勤实”等校训, 校长、教务主任和教员都负有训育的责任。训育内容有所更新, 在学生管理方面,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订有训饬、禁假、记过、退学等儆戒办法。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订有校训日省, 要求学生对照11条校训每日反省自我。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对学生行为采取干涉、指导、监督三步方法, 并订有学生褒奖惩罚录。

五四运动以后, 安徽师范学校的训育工作有了较大变化, 从一度由消极管理转为积极指导, 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学生自治。一些进步教师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 宣传新文化, 使学生眼界大开, 思想活跃, 也使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传扬于安徽师范教育。如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校长李光炯和一些进步教师的启发带动下, 学生除了读书, 学习和传播料学、民主思想外, 还打破当局的禁令, 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 较有影响的有参加为争取增加教育经费的“六·二”学潮, 组织“六·二惨案后援会”, 参加反军阀统治斗争, 推翻安徽省三届议会选举、驱逐省长李兆珍等。

三、民国前期安徽师范教育改革的影响

由于社会动荡和封建势力的侵扰, 安徽师范教育的发展跌宕起伏, 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 恰如1916年安徽省向民国中央教育行政会议汇报中指出的, “各县学务之未能发达, 由于经费支绌者半, 由于师资缺乏者半。”[6]但是就师范教育在民国初年的社会发展历程的意义来看, 安徽师范教育改革是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主势力的高涨, 图强图变的思潮在教育上的明显反映, 既是社会发展产物又是社会进步的推力。

首先, 民国学制采取以民主主义精神来荡涤封建专制主义和科举制度遗毒, 剔除了前清学部教育宗旨关于“忠君”和“尊孔”的残余, 取消了读经科和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奖励出身的规定。安徽师范学校的师生员工在民国时期历次安徽人民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军阀祸皖的斗争中, 冲在第一线, 留下了光辉的足迹。20年代初期, 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合肥第六师范学校学生积极参与驱除军阀爪牙的“易长风潮”, 成为“安徽教育革新的关键”。凤阳第五师范学校学生成为凤阳地区响应五四运动总罢课和游行示威的主力军, 1922年前后, 该校附小教师还在学校教学中向学生宣传中共《向导》、《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国文和修身课教员恽代英自编《哲学》讲义, 宣讲革命道理, 教育学生热心救国, 把全校学生组成24个课外组, 分别成立了“党社”、“爱智社”、“新群社”等进步组织, 组织引导学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其次, 民国初期的安徽师范教育改革也给了安徽教育家们进行改革试验的契机与动力。在陶行知、李光炯、胡晋接等教育家推动下, “安徽教育界不仅在师范教育中推行‘教学合一’等进步教育思想, 还充分利用环境条件, 较早地提出兴办‘体育养成所’等体育教员培养机构。1918年, 皖省教育界人士利用建成的安徽公共体育场, 提出兴办全省体育教员养成所”[3]473, 体育养成所“以提倡体育, 养成中小学体育教员及童子军教导员为宗旨”[6]。

再者, 安徽师范教育改革也对安徽女子师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清廷旧学制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外, 1907年出台的新学制也只是提及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 且需限制在初等教育。民国初年学制则规定, 不仅初等教育可以男女同校, 而且师范学校也可以独立设校。1912年, 在安徽安庆, 设立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 在安徽芜湖, 设立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当时的女子师范“共计学生五级, 每级经费约占四千元而弱。”[7]888女子师范虽不是很完全, 但“整理则极清洁, 而教职员勤恳笃实, 风纪特见严整, 尤为各校之冠”[7]871。1921年, 又在凤阳设立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小学及幼稚园教员, 修业年限五年, 分为预科和本科。

民国初期安徽师范教育改革虽由于诸多原因, 未能全面开展, 但是改革也给安徽的师范教育迎来了发展机遇, 民主与科学精神随之深入, 女子师范教育进一步发展, 安徽本土教育家的教育改革探索为以后安徽乃至全国的师范教育奠定了基石。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学校总论[A].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册) [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2]孙中山全集 (第二卷) [M].中华书局, 1981.

[3]陈贤忠.安徽教育史[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4]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5]安徽省志·教育志[M].方志出版社, 1997.

[6]教育部咨安徽省长体育教员养成所简章准备案文 (第1608号) [N].教育公报, 1919 (10) .

民国前期 第2篇

关键词：民国前期,学生自治,时代条件,实践表现

受“ 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国家教育制度于民国前期逐步引入中国,且西方教育思想及其制度较之晚清时期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影响了民国教育。 随着西方民主思想、自由思想在中国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民国初期在江苏、北京、浙江等地先后出现了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学生自治组织创办的刊物也逐步增多。

一、教育新思潮是学生自治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筹建民国之时, 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先行者们已经认识到, 国民政府这种新型的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政体必须以新式教育作为支撑,也就是必须具有能够适应共和体制的新型教育体制。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其从欧洲带回了教育新思潮作为对国民政府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指导原则。 自此之后,政府开始在思想上、 理论上宣扬美国教育家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主张,而在实践上亦开始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开放女禁赋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还在高校积极提倡教授治校,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校管理的不当干涉,积极开展教育教学试验,以改进学校教学方法。 民国前期在政府主导下的教育改革以美国作为借鉴的典范,尤其是在1920年代尤为突出[1]124。 该时期主办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刊物为《 新教育》 ,经常性刊登专门介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文章。 美国教育家孟禄到中国进行的首场演讲,其题目是《 共和与教育》 ,认为中国教育道路有民主道路和非民主道路,从而将民主和非民主两条发展教育的途径直接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教育界的面前。 正是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民国前期各学校中的学生自治始终倡导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认为在学校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开展学生管理活动才是教育的民主道路。 孟禄还在《 新教育》 杂志发表题为《 旧教育与新教育》 的讲演,认为新教育和旧教育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在于是否具有民主精神,将是否具备民主精神作为判断新旧教育的标志。 杜威也极力倡导“ 民主”,陶行知深受杜威和孟禄等人的影响,认为推行民主教育就必须实行学生自治。 1919年,陶行知发表了《 学生自治问题研究》 的文章,认为学校里边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学生自治。 在上述思潮的影响之下,民国前期许多大学中逐步强调自治和自由,主要强调和推行“ 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而学生自治成为“ 大学自治”的重要方面。 民国前期的教育改革中,政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民间力量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力量[2]409。 由此可见,民国前期掀起的教育新思潮,是该时期学生自治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的时代条件

1.新文化运动转变了学生的思想认识 。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成为民国初期许多新事物开启或者繁荣的新起点。 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是先进青年和学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学生国民身份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大地转变了学生的思想认识,使不少先进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索是1919年巴黎和会中让民众看到的深刻的国家危机,这就促使不少青年学生更为真切地、发自内心地关注国家前途命运并为此竭尽自己所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具有显著的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价值, 同时也在微观上促使学生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逐步改变,让不少青年学生的权利意识、民族意识逐步觉醒,学校之中平静的局面逐步被打破,不少学生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类组织和自身的努力更为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 学生思想观念获得了极大的转变。 新文化运动也被称之为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人自觉意识的产物[3]452,新文化运动使西方民主思想和意识在学生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让先进青年学生们萌发了参与政治的热情,先进青年学生们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并参与到相应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之中。

2.杜威到中国的讲演推动了新教育思潮的传播 。 人们谈论民国教育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之时,必定谈论到美国教育家杜威。 杜威对民国时期中国教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是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教育家之一。 杜威在1919年到1921年的较短时间之内,在中国各地巡回讲演,就教育相关问题进行的讲演共有200多场次,其为了在中国进行新教育思想理念的宣讲,踏遍了中国的十多个省份。但这并不表明杜威对民国时期教育的影响局限于其足迹所到的十多个省份,杜威的讲演通过全国性报刊杂志的宣传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不少位居政府教育部门要职的官员也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这就间接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新教育思潮的传播,改变了人们传统落后的、封建的教育观念,代之以民主开放的教育观念, 为民国前期学生自治实践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理论上的强大支撑。 杜威在中国讲演期间,《 民国日报》、《 申报》、 《 新青年》 、《 新教育》 、《 新潮》 、《 大公报》 、《 东方杂志》 等许多全国性的先进报刊杂志连续刊登了杜威的讲演文章、报道了杜威的讲学活动,成为杜威在华讲学内容的宣传阵地[4]130。 杜威在华讲学期间反复强调了“ 学生自治”的问题,其讲演对中国学生组建学生自治组织并开展实践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

3.外部舆论助力学生自治 。 民国前期不少教育类杂志反复探讨教育发展的问题,许多教育杂志刊登的文章直接宣称应该实现学生自治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对学生自治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全面的探讨研究。 比如,陶行知在1919年第2卷第2期《 新教育》 上发表的《 学生自治问题研究》 ,认为只有学生自治才能体现民主治学。 杨贤江在1920年第7卷第2期《 学生杂志》 上发表的 《 学校自治何以必要》 ,对学校为何必须推行学生自治的问题以及教授治校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1909年开始出刊的《 教育杂志》 ,自创办之后发表了不少倡导呼吁学生自治的文章,比如,王菼的《 自治的训育》 、张君励的《 学生自治》 、杨彬如的《 儿童自治施行实况》 以及未署名的《 美国一个学校的学生自治制》 等,《 教育杂志》 刊登的这些文章在教育界产生了十分深远重大的影响,有效地推动了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的进程。 除了报刊杂志作为舆论推手助力学生自治外,民国前期的会议、演讲等方式也成为开展学生自治宣传的重要手段。 比如,蒋梦麟于1919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开展了“ 学生自治”的演说,同日成立了北京高等师范学生自治会,此类演讲逐步成为推动学生自治的重要舆论宣传方式。 此外,相关会议的内容及其通过的文件,也积极助力学生自治,比如,第六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于1920年通过的《 学生自治纲要》 ,“ 通告”了各省教育会,对推动学生自治产生重要影响[5]970。

三、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的实践表现

1.学生自治组织蓬勃兴起 。 民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时间内 , 学生自治组织虽然在部分学校较为零星地产生,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学生自治组织还处于沉寂之中,大部分学生自治组织并未真正开展富有影响力的学生自治活动。 随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掀起了学习欧美国家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热潮,该时期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较为健全,美国学校的学生自治成为中国教育界学习借鉴的榜样。 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清华学堂,为了让那些清华学堂的中国学生在其毕业之后顺利进入美国学校学习并适应美国学校的环境,清华学堂在教育制度上照搬美国学校的做法, 清华学堂的各个年级均成立了学生会, 遇到和学生相关的重大事项之时学生们共同商议,并且由学生推举班长、社团代表等人选,从而实现了层层节制,这些学生组织成为学生们自我约束的组织, 具有典型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功能特征。 《 教育杂志》 刊发的许多倡导学生自治的文章,在教育界产生深远影响。

民国前期 第3篇

一、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

“国际红十字会”是国际性救护组织,1864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以红十字为标志,其宗旨为尊重和救护交战双方的伤亡士兵,给予同样的人道主义待遇。清末孙淦(字实甫)等人自1888年起积极宣传红十字会的历史、性质、宗旨和任务,以唤起国人仿效。1904年2月6日日俄战争爆发。交战双方的伤兵病员由本国红十字会救护,唯独中国东三省无辜民众在战火中无助地承受着灾难痛苦。是年3月3日,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逢辛)和直隶候补道施则敬(子英)等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救护东三省伤员难民。3月10日他们又约集上海官绅及英、法、德、美四国人士协商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07年吕海寰、盛宣怀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1908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结束解散,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开办,1910年改名“大清帝国红十字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吕海寰任会长,沈敦和任副会长,为民办慈善机构,救护武汉交战双方的伤员。1912年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纳为会员国。随着会务工作的不断发展,至1922年中国22个省、3个特别区已成立地方分会217处[1]。湖南省红十字分会始建于1911年,并按照规定在各县市共建23个分会。它们承担大量的救灾和卫生救护工作,卫生宣传和教育也是其重要任务。在民国前期卫生行政还不健全的时期,发挥了一定作用。如1919年常德霍乱流行, 中国红十字会常德分会迅速在东门外五铺街设立时疫医院医治霍乱患者,“来院就医者不论中外贫富、男妇老幼随时施治,病人住院一律免费,并无号金等各项名目”[2]。

二、湖南卫生促进会

1916年(一说1915年)3月,博医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共同组织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1920年改名为中华卫生教育会。毕德辉博士为总干事长,1917年聘胡宣明为副总干事 [3]。1915年,“毕德辉博士携带卫生模型仪器多种来湘,在长沙、湘潭等处作大规模之展览演讲大会,为吾湘卫生教育工作之开始”[4]。1920年春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联合警察厅、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九团体,组织湖南省会卫生促进会,为湖南最初卫生社会组织。由张登瀛、易怀清二人主持,主要进行公共卫生宣传。当年该会从8月1日起每晚在青年会大讲堂放映卫生幻灯片,观众每次300余人,后又放映卫生活动片(电影)宣传卫生知识;散发卫生传单数十万份;热心学生演讲卫生常识;举行游街会数日宣传;拟再次邀请上海毕德辉博士作专题卫生演讲[5]。翌年夏祖应麒主持卫生促进会干事会,“总计演讲38次,听众约为3万人,游街两次,散发传单八万份,并于沿街安置痰盂”[6]惟不久即被人破坏或取去。该组织在对民众进行卫生宣传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彼时经济责任表面上虽规定各团体均摊, 实多由青年会负担。积日较久,亏欠遂多,政府既表示冷落,组织遂无形解体”[7]。因为财源匮乏,政府财力支持有限,最终于1922年解散。

三、湖南卫生教育会

1920年十一月 ,上海卫生教育会女干事艾卜登博士莅湘 ,演讲“婴孩卫生”后,胡美、颜福庆等人邀集警察厅、市政厅、教育会、湘雅医学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筹备组建湖南卫生教育会。“推张维君主持其事,专从卫生教育着手,其工作为演讲、散发传单等,并征求暑期卫生讲演人员,分向各县乡村演讲,普及五十余县,又办理夏季卫生队,举行游街大会、市民卫生会、母亲会、兄姊会、儿童卫生会、劳工卫生会等”[8]。

1922年长沙发生疫症 , 湖南卫生教育会组织湖南防疫委员会和夏季卫生队。鉴于国民卫生知识淡薄,该会特派员向各校学生演讲“今日学生传播平民卫生教育之责任”,冀借重学生于暑假返里时,担任在乡传播平民卫生教育。男女中学以上学生签具志愿书者,已达千人[9]。该会本着“推以支持其事,转从卫生教育入手”的宗旨,总计演讲20次,听众3万余人,散发传单6种,共约20万份,又画图两百张,报纸宣传约50万字,托湘雅医院免费治疗,组织防疫和提供防疫经费[10]。

四、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

1922年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副总干事 胡宣明提 出“纯由中国人组织中国卫生会”。7月11日 , 由湖南绅、商 、农、工、学各界赞助,联合改组湖南卫生教育会为湖南卫生会,张维主持其事。1923年5月12日,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主要以开展卫生运动、唤起湖南民众的健康意识为宗旨,积极普及预防传染病,传授普通老百姓公共卫生知识。该会系用征求会员办法,取合议制。第一届征得会员1546人,会费2188元。第二届征得会员944人,会费3134元[11]。同时由医界同仁组织中华卫生教育会湖南分会, 协助湖南卫生分会办理一切卫生事务。该会每届均参与组织防疫处,协助建立防疫隔离所和筹设传染病医院[12],定期开会商讨卫生事务。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23年7月23日下午3时召开,由曹籽谷担任主席,会议主题是欢迎、介绍新会员和投票选举评议部。会议选举曹籽谷、陈国钧、左学谦、李抱一、颜福庆、赵运文、汤振鹏、何绍元等30人为评议部会员,对该会一切卫生事务负责。一周后召开第一次干事会议,公推何绍元为主席,宣读议事日程,张维报告最近会务。选举赵运文为卫生会主任,赵运文在沪未返以前,其职务暂由何绍元代理。选举张维为书记,其职责主要为拟订卫生宣传事业计划和调查部筹划。选举谭信一为会计,主持本会会计年度账目,限于下次干事会交出,以凭稽核。后用抽签法确定9名干事,其任期分一、二、三年。会议决定九月举行会员同约会一次,筹备各种游艺宴请新闻界。还决定函请《大公报》将“现代思想”一栏,“每星期腾出一日,或每日另辟一栏,为本会载卫生一切资料”[13]。由上可知,湖南卫生会定期召开全体会议和干事会议, 总结前段工作, 计划后期任务,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组织。卫生会十分重视卫生宣传工作,专门委任张维负责。通过宴请新闻界扩大宣传影响,在《大公报》(长沙)辟专栏介绍卫生防疫知识,努力使民众了解不讲卫生的习惯是导致疫病传播的重要原因, 促进湘人公共卫生意识的增强。如1924年湖南卫生会拟订的工作计划中与防疫有关的有:牛痘委办会,请各医生商量点种牛痘办法,自三月起,至五月止点种牛痘;理发业改良会,现拟召集全城理发工开一大会,告以种种改良方法,如理发器具、理发手续均宜根据卫生常则,逐渐改良,并拟“创办一模范理发室以资仿照”;自三月起至六月止调查各处卫生,分组进行;三月内举行天花演讲会;小学生卫生习惯运动,“拟制成小书本、小图画,分散各小学生,使于刷牙、洗手、吐痰、大小便种种卫生习惯,都能领略”;改良公共厕所会议;征求暑假卫生演讲,多制小册,请各学生暑假归籍时附带演讲。此外,还有灭蝇队委办会、防疫委办会、霍乱演讲会等[14]。民国前期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在防治疫病方面起到了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作用。

以下为1923—1924年湖南卫生分会工作情况统计表,“此二年中之工作最为努力。惜自民国十七年以后人员星散,负责人遂无形陷于停顿”[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