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精选10篇）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1篇
关键词：美国教育改革,政治动因
曾有教育家提出, 美国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 教育还须负起民族熔炉的特殊任务[1] 。这就意味着教育与社会政治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综观美国教育改革的历史, 几乎每次教育改革都摆脱不了政治因素的刺激, 许多政治人物力图通过对教育改革施加影响来改变不利的处境, 赢得有利形势。二战后, 美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 政治因素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国家政治目标刺激教育改革
为了安置退伍军人, 稳定社会局势, 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退役军人权利法》, 为退伍军人设置奖学金, 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鼓励他们进入高校就读。由此看来,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联邦政府维护政治稳定、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该法案的通过成为联邦政府大规模介入高等教育改革的发端。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随着政治目标的转变, 美国联邦政府从不同层面加大了干预高等教育的力度, 同时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 美国各界权威人士普遍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 很多人甚至把眼前的失利归咎于教育的失败。詹姆士科南特提出, 苏联领先是因为他们有成功的教育体制, 美国的学校应该担负起有效地抗击冷战的任务[2] 。因此, 为了保持与苏联的军事对抗, 培养高技术人才, 人们要求教育能为增加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服务。这就导致了战后美国持续不断的教育改革[3] 。同时, 美国开始致力于把研究型大学办成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中心, 开始依赖研究型大学解决其社会问题国防、空间探索、疾病、保健以及工业生产率等。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1958年, 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 这是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事件, 影响深远。在美国历史上, 联邦政府首次将教育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 《国防教育法》以立法的形式, 直接规定了联邦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若干重要措施。它有力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 实质上它成为美国战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纲领。它的颁布实施, 标志着联邦政府大规模投入高等教育、干预高等教育改革时期的到来, 更标志着高等教育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得到确立。
20世纪60年代, 民权运动风起云涌, 美国社会再次陷入困境。在民权运动的压力下, 《公民权利法》于1964年应势而出。为贯彻该法案, 联邦政府制定了旨在对少数派团体进行补偿进而稳定社会发展的“肯定性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计划, 该计划就是要减轻对少数派团体特别是黑人在就业和受教育方面的歧视。对于不履行该计划方案的学校, 政府将收回财政资助。从其影响看来, 一方面, 肯定性行动计划促进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 它对高等学校自主权的实行也带来了挑战。历史证明,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因为继“肯定性行动”计划之后, 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高等教育的最系统、最完善的立法《高等教育法》于1965年由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 它首次明确表示联邦政府要向高等院校 (包括公立和私立) 提供长期全面的资助。该法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同时联邦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它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作用和影响。《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为联邦政府正式直接干预高等教育改革敞开了大门。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由于越南战争的压力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 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职能不断提出质疑。而彼时的联邦政府不仅大幅度减少教育资助, 还减少了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 这表明, 联邦政府已经暂时放缓了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干预力度。但自从70、80年代以来, 许多社会问题突显, 给联邦政府决策者带来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教育又成了美国朝野期望克服并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美国经济的好转引发联邦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势头有所回升并继续发展。联邦政府首先发布报告《国家处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对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下降进行了深刻分析, 并提出若干相关建议。 继而制定了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战略规划《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 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由于重视数量忽视质量所引起的严重问题, 并且提出改进教学质量的27条建议。到20世纪90年代, 联邦政府推动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努力已卓见成效,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
总而言之, 二战后, 美国联邦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促进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可以说, 二战后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 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加强干预高等教育改革的时期。
政治人物推动教育改革
在美国, 政治人物经常插手具体的教育改革, 把教育改革当作其拉拢选民获得政治支持的一种有力武器和工具。乔治布什就是典型的代表, 他在竞选中因充分强调教育的作用而被誉为“教育总统”, 当然, 这为他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他提出只有提高教育水平才能使美国在世界上保持最强大、最自由的国家地位。很快, 振兴美国教育的方案《美国2000:教育战略》便出炉了。这份报告提出要实行标准化, 即要制定关于中学英语、数学、自然科学等核心学科的全国统一标准, 明确要求以新的学业标准作为基准, 来衡量学生的学业表现, 从而提高大学新生的学业水准。《美国2000:教育战略》是美国教育改革的又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在这一文献中, 布什政府雄心勃勃计划为美国制定统一的教育目标。这份文件规划了美国教育发展的蓝图, 对美国教育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4] 。
克林顿也不例外, 上任后不久即颁布了《2000目标:教育美国法》等一系列的有关教育改革的法律法规, 继续这场方兴未艾的教育改革浪潮。《2000目标》不仅涉及了国家教育目标和标准, 而且提出了对州和地方教育体制改革的新设想及各教育权力机构的职能等, 该法案使教育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 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改革。小布什政府的教育大计也丝毫不逊色, 令世人警醒的《迎接风暴振兴美国经济, 创造就业机会, 建设美好未来》 (2006) 就是在其政府的支持下面世的。其中不仅展现了美国人的危机意识, 而且针对高等教育, 美国政府提出大力培养和吸引争夺创新人才一直是美国的一项长期国策, 计划通过每年向上美国大学的美国公民提供2.5万个新的4年期竞争性本科奖学金, 来增加获得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工程学和数学学士学位的美国公民数量和比例, 通过每年支持5000个新的研究生奖学金, 来增加在“国家需要的领域”攻读研究生的美国公民数量。可见, 美国政府为应对激烈的科技及经济竞争预先就做好了长远打算。
为了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保持并提高其竞争力, 奥巴马政府也不甘落后, 在教育方面大做文章。他入主白宫后不久即抛出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 如加大教育资助、加强儿童早期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等。此外, 加强教育问责、扩大教育公平、加强高等教育等也是他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奥巴马在其演讲中强调, 全面彻底地改革美国教育是联邦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2009年, 奥巴马政府顺理成章地推出旨在提高美国教育水平的新规划“竞争卓越” 计划。这个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全面改革美国教育的新起点。依据该计划, 政府拨款扶助金43亿美元用以鼓励各州改变并继续完善各自的教育体系。奥巴马政府寄希望于教育改革, 希望依托教育改革推动美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正如2010年奥巴马发表演说时宣称的, 美国的前途有赖于美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奥巴马政府强调, 美国需要“赢得教育竞争”[4] 。
引人深思的是, 这些政治领袖人物为何会热衷于推动教育改革呢?不可否认, 他们都认识到教育至关重要, 教育关乎国家前途和社会稳定。此外, 对于这些政治人物而言, 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 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目的, 完成其政治理想。所以他们都选择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 通过对教育改革施加影响、推波助澜, 赢得有利的政治局势。
政治因素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美国的教育改革表明保持国际竞争力、保持世界强国地位的政治目标决定了美国教育改革的目标。教育改革并不完全是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进行, 有时也是适应社会需要的产物, 这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教育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 哈佛大学教授布鲁纳倡导并发起了学科结构运动, 然而他在《教育过程》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一文中提出, 教育不应该强调学科的知识结构, 而应更多地从美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角度关注知识。这个观点实质上是否定了他之前倡导的学科结构运动。同时这也显示出, 面对“社会需要”和“教育质量”这两个目标, 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们所呈现的矛盾心态。由此可见, 社会政治因素在教育改革中的强大力量。政治因素的介入, 使得美国教育改革常常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而贯彻始终的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教育家滕大春评论说:“战后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等发展的新形势迫使美国教育革新。”[1]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教育无疑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 政治因素介入教育改革仿佛一把双刃剑, 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体现在, 国家、政府、甚至政治领袖都由此重视教育, 这有利于推动教育改革的发展, 为教育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而消极的影响是, 政治因素的过多介入容易导致改革导向出现偏差, 容易出现为某种政治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急功近利行为, 而带有应时性和主观性的教育改革容易违背教育自身发展规律, 进而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忽视教育自身发展规律, 仅仅是从主观的政治需要和眼前利益出发, 决定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只会降低改革的效能, 导致教育领域的无所适从。需要强调的是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事业, 它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不同步的情况, 但不能因此得出教育不适应社会需要的结论, 更不能因为政治因素的过多介入而使教育改革的方向经常变动, 否则, 挫折甚至失败难以避免。
综合以上分析, 政治因素已经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动因。如何发挥政治因素在教育改革的积极作用, 避免消极作用, 甚至化消极为积极, 也许是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政府和教育团体的通力合作,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结合本国实际情况, 才能使教育改革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6]滕大春.今日美国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5.44.
[2]Steven E.Tozer, et al.School and Society:Educational Practice asSocial Expression[M].New York:McGraw-Hill, Inc., 1993, p.188.
[3]王天一, 等.外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90.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2篇
一、发展趋势
据统计，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章中，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报道”相关文章共236篇，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创新等方面，其中细分到政治类题材的文章有129篇。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D03年之后，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在2014年达到了发表数量的高峰（29篇）。文章所属研究学科主要分布在新闻与传媒（72篇）、外国语言文字（29篇）和中国语言文字（16篇）这三大领域。文章研究层次绝大部分属于基础社科研究（107篇），其余涉及行业指导（13篇）、政策社科研究（3篇）。文章所属研究机构主要来自各地高校，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最多，共13篇。
二、研究内容
根据知网统计，针对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中国政治类报道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媒、英语语言文字两大方面。在报道文章选择方面，主要以《华盛顿邮}鼢和衄约时}鼢美国两大主流媒体的文章为主。
（一）新闻与传媒
美国主流媒体凭借其经济实力、高科技传播手段、一流的經验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研究者从新闻传播角度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题材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搜集材料方式。在材料搜集方面，研究者主要通过互联网文本、图书馆纸质文献和数据库检索三种方式搜集样本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与手段。从新闻媒体角度，研究者主要采取内容分析方法对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进行研究，考察其报道内容，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此外，上海大学邵静的博士论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采用了框架分析法对报道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新颖独特。
3.研究主题。探究美国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研究者们的主要研究主题，从而揭示美国主流新闻报道和其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些研究者就某一具体报道主题进行分析研究，探究中国国家形象，如张楠的硕士论文衄约时报涉华女性报道分析》。一些研究者则选取某一年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再细分为不同事件，探究中国国家形象。如邵静的博士论文衄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选取了2009年整年报道进行整理分析，何霞的硕士论文衄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选取了2D07-2D08年报道进行分析整理。
（二）英语语言文学
1.搜集材料方式。在材料收集方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者同样通过互联网文本搜索、图书馆原文纸质文献和数据库检索三种方式收集样本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与手段。研究者主要从英语语言学角度，根据Falrclough的CDA分析模式和韩礼德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文章从语言层面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Fair clough认为，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话语可以构建社会现实、人际关系、信仰等，其三维分析结构有效地体现了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结合。韩礼德的批评语篇分析理论通过对语篇进行文本、过程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分析，从而揭示语言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阐释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它还能反映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其相互关系。遗憾的是，没有研究者使用英语语料库对文本进行分析，这一部分语料库建设尚属空白。
3.研究主题。英语语言研究者在主题选择上，主要是围绕语言层面对新闻报道文本进行分析，揭示语言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解析美国媒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刘旺余的《华盛顿邮报关于中越南海争端报道之意识形态微探》主要从词汇的及物性、名词化和被动语态等方面对文本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岳种的硕士论文《中美关于中越南海争端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从文本层面、话语实践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进行分析，揭露了新闻报道中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三、结语
近年来，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的论文研究正在逐年递增，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和英语语言文学领域。在研究方法方面，语料库的使用尚属空白，从而说明利用语料库对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系2015年度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英语语料库的美国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选择性分析研究”（SK2015-1）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3篇
一、美国全球战略对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美国的全球战略涵盖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权外交三个方面,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全球经济战略、全球安全战略和全球人权战略。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在经济领域,通过创建和维护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基本准则的世界经济体系,确保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同时对“极权”和“暴政”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在国家安全领域,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重要标准来判断敌友,维护美国安全,扩大美国及盟国的实力,有重点地遏制敌对国家;在人权外交领域,推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争取用和平演变的方式转变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不难看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可以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体会到美国全球战略在其对外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和制约作用。
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在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然而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只是对盟国的自由贸易,以使之获得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动力。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政治安全合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置于次要位置。安全合作利益压倒了国内经济利益,美国大方地对西方盟国开放国内市场,却不要求盟国对等开放,单边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拉拢西方盟国的政治工具。
同时,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出口管制、经济封锁、禁运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就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战略物质禁运,并利用马歇尔计划拉拢其他西方国家,成立了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进行出口控制的协调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通过该组织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多边出口联合管制,制定出口禁运货单,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税优惠。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依然存在。而世界经济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欧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日本经济复兴;发展中国家要求经济上的独立;美国国际收支恶化。美国经济面临的外国竞争压力日益剧增。此时美国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美国政府对贸易政策进行了有力的干预,提出了公平贸易政策,并将此作为报复贸易对手的一种理论依据。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日摩擦逐渐激化,美国毫不犹豫地对昔日盟国采取了很多贸易制裁措施,以此要求日本对等开放市场,实行互惠贸易。与此同时,美国并没有放弃把贸易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美国的全球战略仍对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起着制约作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共产主义国家,并依旧对这类国家实行出口限制或禁运。
克林顿执政后实行了更为体现实用主义的公平贸易政策。他把经济安全视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对外贸易,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美国外贸政策进行了调整。例如在美国推动下,宣布巴黎统筹委员会到1994年3月31日自行解散,代之以新的组织,控制向第三世界有可能导致武器扩散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军民两用技术。但美国对与其价值观念不同的国家或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仍然实行歧视性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尤其是“9.11”之后,美国对安全形势空前关注,再一次大幅度收紧了出口军品和军民两用品的管制政策,这一点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表现尤为明显。仅2001～2006年,美国因为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损失了7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这意味着美国为了争夺世界经济霸权,当经济利益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发生矛盾时,贸易政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体现国家核心利益的全球战略。因此冷战后,美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不是弱化了,而是加强了。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性干预,服从于美国国家的总体战略,干预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归根到底,透过这些理论渊源,可以明显感受到实用主义的国家哲学对其全球战略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支配和影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受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牵制和影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不断变化和调整。反映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美国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整体战略考虑。因此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方向受美国全球战略制约和影响。
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这主要反映在美国对外贸易的国别政策和地区政策的差别待遇上。在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与前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尤其强调国家安全,因此对西欧和日本等盟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严厉的出口和进口管制,甚至贸易禁运。经济制裁成为美国达到对外政治目的的手段;利用贸易政策遏制或者拉拢其他国家也使对外贸易政策成为美国政治外交的一个砝码。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主张政治缓和,并且利用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发展经贸关系来推动缓和势头。但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歧视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例如《1974年贸易法》第402条把移民自由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最惠国待遇的主要条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的商品项目有增无减,等等。
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竞争加剧,美国突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的重要性,逐渐放松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但它却变本加厉地利用所谓人权、军售、核扩散等问题,干扰、破坏正常贸易关系。至今,美国仍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对它所敌视的国家挥舞经济制裁、贸易禁运的大棒,如对古巴、利比亚、伊拉克、伊朗等国的贸易禁运、经济制裁,或者利用贸易政策要求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巴西、泰国等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按照美国的标准和要求做出让步。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国家安全在众多的美国国家战略目标中,被赋予最高的权重系数。其他目标必须服从或服务于这一目标。在反恐领域与美国合作或对美国提供协助和支持的国家,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让渡一定的经济利益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这在美国选择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中体现尤为明显。
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曾提出美国选择FTA谈判伙伴的13条标准。包括:国会、业界支持或反对的情况;贸易伙伴在WTO框架下履行义务的情况;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中与美国合作的情况;是否还有其他需要优先处理的FTA谈判目标;能够对美国国内市场注入竞争活力和海外出口机会;是本地区改革的先锋和领头羊,而这一地区成功改革的模式是美国所需要的;能够成为以后谈判的样板;有助于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的推广等等。佐立克公开表示,寻求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必须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安全目标。
美国以自己巨大的市场为诱饵,用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吸引外国投资者,以此达到政治目的。在美国所选择的自由贸易协议对象中,除了早期的加拿大、墨西哥外,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量并不大,很多国家例如摩洛哥、巴林、以色列和约旦都是小国,对美国打开对外市场的经济利益不大,但都坚定支持反恐。美国选择的FTA谈判对象一般具有高度战略地位及良好的外交关系。例如韩国可以制止美国称为“邪恶”国家的朝鲜的杀伤性武器扩散。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用以遏制伊朗、伊拉克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扩张。美国与约旦、摩洛哥、巴林、阿曼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自由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这些行动是布什总统2013年建立美国中东贸易区倡议的一部分,其经济意义在于便利美国公司向该地区输出金融、通讯、视听、快递、销售、健康保健、建筑与工程服务。其战略意义在于减少由于与传统的中东盟友沙特阿拉伯关系冷淡、与宿敌伊朗、叙利亚等关系僵化以及遭受恐怖袭击而受到的威胁,保障美国利益不受到削弱的影响。此外,其全球战略意义还在于控制该地区的石油供应,在世界石油价格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确保美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有效实施。美国对美洲国家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也突显这种需要,有利于满足美国对石油的巨大需求。
上面的例子充分说明美国政府的双边自由贸易行动的政治目的远远超出了贸易本身。
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前苏联的解体,长达40多年的冷战结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际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来看,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与区域集团贸易体系并存,对外贸易和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深化。随着西欧、日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崛起,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的趋势,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在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为此各发达国家纷纷改变其地区贸易战略。
从国际政治环境来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以往的战略对手已不复存在,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在剧变浪潮中悄然崛起,遏制中国的崛起,防止其取代苏联往日的地位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成为了美国的战略选择。冷战的结束在国际安全领域也给美国提出新的挑战:世界从两极走向多极,地区性的冲突日益增加;国际恐怖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有所抬头;来自转轨国家的危机也使美国不能视而不见。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战后日本和西欧一直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在许多产业的发展中,对产品出口进行补贴,对产品进口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使美国在很多产业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国际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对日本和西欧各国实行的保护贸易政策未加干预。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重新确保已经失去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改变其对西欧、日本等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美国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加以保护,从而提高其出口竞争力,扩大美国市场份额。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其消费水平日益提高,美国为了在争夺新兴大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实行了出口促进战略。
根据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而制定的贸易政策体现在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国家出口战略上。该战略是美国政府为扩大本国商品出口,巩固并拓展本国出口市场而提出的一项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略措施,实施这一战略的核心是政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经济、政治、立法、外交、国内外服务等各种措施,系统地全方位出击,为美国企业扩大出口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具体措施包括商贸战略和地区与国别战略等。
例如,在1993年的国家出口战略中,中国被列入新兴大市场战略;最近几年,中国连续被列为美国重点出口市场。在《2005年国家出口战略》报告中,针对如何提高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能力,报告制定了详细的出口战略,包括提高中国医药产品和医疗措施、信息通信技术、环境技术、建筑材料市场的进口需求潜力,以及挖掘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战略和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中孕育的基础建设商机。报告还提出对知识产权和标准的防控,改善中国的市场准入环境,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保护力度。在《2006年美国国家出口战略》中,重申美国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出口采取促进措施,并敦促中国降低贸易壁垒,加强对美国在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家出口战略中,针对传统出口市场,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美国也制定了不同的出口战略。
“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美国安全成为美国众多国家目标中的首要目标,国家经济利益暂时让位于政治利益,美国搬用冷战时期对付共产主义的全球遏制战略全力对付恐怖主义。这些国际因素的变化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在《2006年美国国家出口战略》中,除了中国、印度等重点出口市场,美国特别指出中东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如摩洛哥、巴林、也门等国为重点关注的市场。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曾指出,“为了反恐必须在全球传递繁荣和民主的信息。”因此,美国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以及进一步消灭恐怖主义滋生的手段。
以上的分析充分说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的,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从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高度考虑,使国内经济利益服从于对外政策目标。从长远看,这是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的。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3]Trade Promo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The2005Na-tional Export Strategy.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www.ita.doc.gov.
[4]Trade Promo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The2006Na-tional Export Strategy.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www.ita.doc.gov.
美国的“政治大嘴巴” 第4篇
韦斯特古怪言谈
美共和党议员韦斯特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大嘴巴。他是2011年才进入国会的众议员，但已经以常常制造事端，善发骇人听闻之言闻名。美国公众对他的行为见怪不怪，每有新料爆出，便称其为又一则“韦斯特古怪言谈”。4月10日，韦斯特参加了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市民会议，话题宽泛自由，气氛轻松。会议时，有人问他，在美国的立法机构中有多少“正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居然正儿八经地回答说，“民主党议员中大约有78到81人是共产党成员”。他没有提那些人的名字，但说指的是民主党中极具自由派色彩的“国会进步党团会”。这个党团会成立于1991年，包括75名众议员和1名参议员，以推动经济公正、公民权利、环境保护和能源独立为其纲领。
韦斯特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为此他的竞选经理埃德森出来解释说，这批国会议员中有人今年曾到古巴游历，一些民主党议员还曾公开称赞卡斯特罗。当被问及这些成员是否事实上是共产党员时，埃德森表示，是否贴这个标签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市场，他们就可以是社会主义分子，也可叫做共产党分子，那只是措辞而已”。
韦斯特指控几十位国会议员为“共产党”，这与他的其他古怪言谈不同，因为这令人不安地联想到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红色恐怖”。国会进步党团会立刻提出抗议，指责韦斯特是要开历史的倒车，“还没有从麦卡锡时代进行造谣中伤和政治迫害的伎俩中走出来”。
韦斯特之前在福克斯新闻的一个节目攻击奥巴马总统，说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言论所博取的知名度，被美国政治学教授毕克勒称为是一种“恶名”。毕克勒写道，“国会议员的恶名来自互联网上搜索频率，以及对他们理智是否正常，神志是否健康的质疑。……毫不奇怪的是，一位议员在意识形态上越是极端，他博取恶名的机会也就越高。”
恶名须付出选票的代价
在大众媒体时代，极端言论可以让人迅速出名，成为名人。与传统的名人不同，大众传媒时代的名人不需要是道德高尚、思想杰出的佼佼者，他们不过是因为出名而出名的“名人”，至于出的是善名还是恶名，那是不重要的。那些善于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善于谩骂或破口大骂的，都可以几乎一夜之间爆得大名。
政治人物是现实的，他们从功利目的出发，扮演“大嘴巴”的角色，很可能是一种吸引观众注意的手段。无论他们怎么故作惊人之语，他们都可以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来获得保护。
那么，难道对他们就没有任何约束力了吗？毕克勒教授认为并非如此，他写道，“恶名在选举上弊大于利。高调的议员比低调的更容易募款，但他们的恶名也在帮助对手更多地募款。在众议院选举中，至少对共和党来说，恶名对选票的份额有负面的影响。这样的结果即使对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子也有约束作用。”
比起用法律去禁止某种言论，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对于极端言论事实上具有更大的约束作用。极端言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会绝迹，但是，如果公众普遍讨厌极端言论，那么，就是有这样的言论，它的蛊惑和欺骗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5篇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危机。如果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不出现，都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机。那么，现实生活中能不能避免这几种情况的出现呢?让我们尝试做以下假设：
一、如果贷款机构不放宽贷款条件
明明知道次级房贷的申请者大都是收入水平低、信用纪录不好的人，给他们发放贷款就意味者出现坏账的风险，为什么贷款机构还要给他们放贷?
表面上看，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导致了房贷条件的宽松，次级房贷的高收益率使贷款机构甘冒高风险，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这根源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要使房地产市场繁荣，不得不放宽房贷的条件。
资本一经形成，便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使其本身具有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性。资本为什么具有扩张的本性呢?
1. 资本的增值目的驱使它不断扩张
资本购买资源不是为了实现资本所有者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价值增值，因此，新增值的价值便尽可能地不被消费掉，而是投入到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以实现再次增值，这个过程没有止境。马克思说：“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
2. 资源的资本化生存需要驱使资本不断扩张
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市场上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孤立的资源无法发挥作用。资源一经资本化之后，便必须在社会经济流通体系中才能收回成本和赚取利润，离开市场流通便等于死亡。在市场流通过程中，资本不断增值，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扩大再生产的新增资本，这些新增资本必须寻求新出路，不断把外部资源资本化，卷入社会经济循环体系中，这就必须在原来的流通网络之外开拓新的市场、新的资源流通渠道，导致经济体系不断扩张。如果社会经济体系不能扩张，那么，资本化的资源将无法流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大面积“淤血”。
3. 竞争压力导致资本的内部扩张力最大化
各个资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它使扩张速度快的企业不断淘汰扩张速度缓慢的企业，那些资本扩张不力的企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其生存权利。于是，竞争迫使资本家将新增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的转化为资本，重新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各个企业争取自身利润最大化、扩张最大化的倾向，患上了永无休止增长的“扩张强迫症”。
正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当代的资本所有者不会像欧也妮葛朗台一样，紧紧地把金钱捏在手里，让金钱腐烂，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让资本流通、让钱生钱的机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资本没有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自己开辟这样的渠道。美联储连续降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率先放宽贷款条件，就是为了激活市场，开辟资本流通渠道。而一旦发现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资本便蜂拥而至，一方面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放贷，另一方面给购房者放贷。在购房者中，收入多、信用好的人占少数，在看到房地产市场升温的情况下，为了不被其他竞争者抢去所有的利益，贷款机构不得不放宽贷款条件，把钱借给收入较少、信用较差的人。这绝不是贷款机构发善心，要让收入低的人也能住上楼房，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扩张。
二、如果不将次级房贷证券化
贷款公司为什么要将次级贷款转化为证券出售呢?一个动因是，这样做可以转移风险。通过证券化操作，房地产金融机构就可以把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由次级房贷证券的购买者来承担相应违约风险，当然，这同时也把一部分盈利的机会转移了出去。
次级贷款证券化的另一个动因是，虽然发放次级贷款能获取高收益，但将有限的资金借出以后，就使资本失去了流动性，无法灵活周转，失去了更多的钱生钱的机会。而出售次贷证券能够迅速回笼资金以发放更多的贷款，充分发挥了资本的杠杆作用。而这些新发放的贷款又可以转化为新的证券从资本市场上回笼资金，从而又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由此，发放次贷者、借钱购房者、投资次贷证券者越来越多，次贷证券犹如一根长长的链条，把整个经济串在了一起。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争相购买次级房贷证券呢?这也绝不是受到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的蛊惑，而是资本在四处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中，找到了这种高收益的投资方式。当众多的资本在投资次级房贷证券中获利时，其他资本所有者怎么能按捺得住?
三、如果房价永不下跌
即使是贷款机构向低收入者发放了贷款，即使是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的次级房贷证券，只要经济永不衰退，只要房价永不下跌，就永远不用担心借款人还不了贷款，因为有房产作抵押的债券在房价上涨时永远是优质资产，因此，风险为零。但事实上，经济衰退、房价下跌是不可避免的，这根源于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资本在竞争压力下，源源不断地吸收各种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同时这些剩余价值又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由此构成了资本扩张过程。而这个过程得以实现，必须以不断扩大的市场为前提条件。市场需求的容量提供资本扩张的空间，市场空间决定资本扩张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第一，在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有充分的市场需求，能够销售这些产品，才能实现资本的回笼与增值，真正获得剩余价值。市场需求量决定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能力。只有销售量超过一定的数值之后才能实现价值增值，否则必然造成资本的亏损。第二，在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可以预见的不断扩张的市场。只有当投资者看到不断扩张的市场之后，才可能进行投资，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两个条件构成资本扩张的社会需求条件：社会需求必须是不断扩张的系统，才能给资本扩张提供空间，资本的扩张能力才能够实现。于是，经济就像骑在老虎背上，要使资本持续扩张，社会需求必须不断增长，仅仅由于社会需求停止快速增长，衰退也可以到来。
那么，可不可以使社会需求不断增长呢?确实，人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但如果需求的增长仅仅停留在人的心理层面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的话，这种增长还不成为能够满足资本扩张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资本不会无条件地满足人们增长的需求，也不会做亏本生意。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提供住房，资本所有者也不会为低收入者免费提供。因此，要维持社会需求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提高人们的有效需求，而最根本的又在于使劳动者的现实购买力稳步增长。然而，资本逻辑注定了劳动者的现实购买力不可能稳步增长。
资本的最终来源是剩余价值，资本扩张必然要求剩余价值最大化，通过雇佣工人来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固有本性。而企业之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各个企业争相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在市场力上获得生存权利。这种压力又进一步迫使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于是，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由此导致了工人的贫困化和消费的最小化。经济越发展，资本越扩张，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因而就造成了以下情况：(1)资本的扩大产生了更大的生产能力和扩张能力，需要更多的社会需求来消化;(2)资本所有者拥有了更多的货币，但由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即使他们拥有巨大的购买力，也不会大幅增加社会有效需求;(3)劳动者变得相对贫困，虽然他们的货币收入也可能不断增加，但物价上涨的速度往往超过了他们收入增长的速度，因而无法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资本扩张需要有效需求的增长来支撑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在有效需求不足时，资本所有者便千方百计地通过刺激需求来缓解矛盾。(1)经济全球化。向国外输出产品和服务，通过国际上的需求来消化国内的剩余生产力;向国外进行资本输出，通过对国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来实现资本的扩张。这是资本在空间上的扩张。(2)扩大国内信贷。劳动者缺乏现实的购买力，资本所有者就以优惠的条件向劳动者提供贷款，让他们拥有购买能力，刺激有效需求。这是资本在时间上的扩张。然而，劳动者这种购买能力的获得是以将来偿还更多的本息为代价换来的，这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未来剩余价值的剥削。有许多劳动者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才能在临终前偿还房贷，成为地地道道的“房奴”。
为什么在200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美联储连续降息?为什么在房地产尚未升温的时候，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就以优惠条件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因为美国政府要刺激社会需求，经济衰退使资本失去了扩张的空间，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这样做。在房地产开始升温时，各贷款机构纷纷推出次级房贷，一方面是他们想这么做，来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是不得不这么做，非此不能刺激消费需求来实现资本进一步扩张。
但是，这些手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延缓了危机的到来，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也就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因为被刺激起来的国内外需求引起了资本的加速扩张，造成了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同时，资本的扩张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使得劳动者“相对贫困”进一步恶化。房地产及其他经济泡沫越来越大，提供给劳动者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当通货膨胀到购房者不得不挪用本应用来偿还房贷的钱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违约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金融危机随之爆发。表面看来，是20042006年利率的不断调高增加了还款压力，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加息原本是为了缓解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延缓危机的爆发。如果不加息，危机依然无法避免，而且还会爆发得更加剧烈。
这就是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在当前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这个悖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摘要：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深层次的追问,可以发现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由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银行放宽贷款标准是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以实现资本扩张,而资本扩张又会导致经济过热并产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因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关键词：次贷危机,根源,资本扩张,经济悖论
参考文献
[1]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48-168.
[2]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J].银行家,2007,(9):98-101.
[3]马丁·沃尔夫.解读全球金融危机疑问[J].全球商业经典,2007,(10):23.
[4]曾芳琴.次级债危机的蔓延机制及影响[J].中国货币市场,2007,(8):25-29.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7.
美国国债——政治的闹剧(英文) 第6篇
14660, 527, 773, 465.62, the number of the U.S.Outstanding Public Debt on Aug.27, 2011 at 04:20:24 PM GMT, indicates that each citizen of the U.S.has a debt of 47110.26 dollar (Hall) .The enormous number of U.S.debt became the theme of would business in the past month, because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worried about the huge number14 trillion, which is over the alarm line of U.S.budget deficit.People in China, for example, worried about the U.S.national debt because China owns treasury securities up to 1165.5 billions of dollar at end of Jun, 2011, which is 8 percent of total.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11)
However, the national debt, in my opinion, is just an important theatre of the political circus betwee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Both of them like to use the debt as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Especially next year is the presidential year; politicians in Republican Party wouldn’t miss this good chance which they can criticize current President Barack Obama.Whatever, the U.S.government would not change their goal why they sell so many debts; they want to gain money from foreign countries.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dump some of this unprofitable business, the U.S.debt and use these mon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itizen's life rather than keep huge number of it and become a tool of American politicians, even consuming ample debts has “invisible profit” on politic for Chinese government.
On Aug 2,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d signed legislation to raise the U.S.debt ceiling for he couldn’t fend off such pressures from Congress.The legislation attempts to avert a potential government default only hours before the deadline.But just three days later, an unprecedented thing happened.On Aug.5, 2011, Standard & Poor's Ratings Services lowered its long-term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AA+' from 'AAA'.And then, on Aug 23, Deven Sharma, the president of Standard & Poor's, announced he will step down as a Chief of Standard & Poor's effective September 12, 2011, and will leave the company by end of the year.
These events are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battle.If Barack Obama doesn’t want to fail in the election, he has to beat back calls to national debt.It means that the continued debate on national debt betwee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will not stop at least until the U.S.has its new President.Mencius said, “There is an appointment for everything.A man should receive submissively what may be correctly ascribed thereto.Therefore, he who has the true idea of what is Heaven's appointment will not stand beneath a precipitous wall.“ (Legge, 1895) It is obviously that the more time you keep the national debt, the more money you would lost.So if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avoid the loss, it is sensible to quit this business as much as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ug 5, Chinese citizens started to consider whether it is wise to invest the U.S.debt for its real rate of return-on-investment is negative, when they accounted the rate of exchange between RMB and US Dollar.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exchange data in Aug 30 2010 and Aug 21 2011,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RMB and US Dollar fell from 6.804 to 6.376 in one year, meaning that China had a loss of 498.83 billion RMB or 78.23 billion dollar. (Daily BID rates, 2011) The cost of keeping the debt is so expensive that equal to 6% of total China fiscal spending in 2010 and above the China health care spending in 2010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11) .Moreover, opportunity costs of holding the U.S.Treasury are low level of medical insurance, high inflation, and short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We pay a lot, but we only get the right to call on the U.S.government to cut back on spending, and friendship from one of the U.S.parties.None of these is useful.We have to right to warn the U.S.government as the biggest creditor but we don’t have right to force.And whether we buy the U.S.debt, the U.S.government would not change its policy to China.Because according to game theory, the best strategy for the U.S.government is to bash China and get profits from China; friendship would change nothing.To China, disadvantages of consuming the debt notably outweigh advantages.If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20 percent of total debt to improve Chinese live, property prices would go down, medical insurance would go up, high price of food would be solved and finally residents would express satisfaction.If not, investing in natural resources is obviously a better idea, because we get nothing from holding more than 8 percent of the U.S.debt.
In conclusion, The U.S.government is using their political power to extract the most they can from China.The case of the U.S.debt is an epitom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aware of their loss in this case, but also how to avoid losing more, and then attempt to get rid of the “parasite”, the United States.
摘要：美国国债今年到达了146600亿这个巨大的数目, 随着标准普尔对美国国债评级的下调, 一场关于美国国债的风暴席卷而来。然而在我看来, 这一切只是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国作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成为了两党斗争的筹码, 损失了利益却改变不了美国对待中国的策略。
关键词：美国国债,政治闹剧,中国
参考文献
Hall, Ed. (2011, Aug27) .U.S.NATIONAL DEBT CLOCK.Retrieved date:Aug27, 2011.Retrieved from:http://www.brillig.com/debt_clock/.
Legge, James. (1895) .Mencius:Chapter25, Chinese Classics, Vol.2[1895].Translator.Retrieved from:http://www.sacred-texts.com/cfu/menc/menc25.htm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deral Reserve Board. (2011, Aug15)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Retrieved from: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Daily BID rates. (2011, Aug) .Historical Exchange Rates.Retrieved from:http://www.oanda.com/currency/historical-rates/
围绕对华贸易政策的美国政治游说 第7篇
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对于国会、总统、法庭以及官僚机构施加压力, 这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得到法律支持, 即“和平地集会, 向政府请愿, 以求对于怨情的矫正的权利”。美国政治的这一方面允许私人利益集团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和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关于这一点, 索尔说:“当选的代表们只不过代表利益的合作主义的思想引导他们直接对政客们施加压力。结果是游说产业的显著增长说客们在干着腐蚀人民的代表和公仆, 使他们偏离公共利益的事情”。
最惠国待遇于1979年首次被给予中国, 受制于依据1974年贸易法案的杰克逊凡尼克 (JacksonVanik) 修正案的年度评审。1990年, 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的关注引发了自由贸易观点与保护人权观点的争议。1994年, 当克林顿将中国的贸易问题与人权脱钩时, 但对于其他问题的论争在美国国会的年度评审中继续出现, 并且, 在2000年, 针对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 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人权问题再次热起来。最终, 贸易保护主义联盟输掉了这一政治游戏, 但权力平衡并不是简单地偏向自由贸易联盟。在这一政治游戏中, 美国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而进行的政治博弈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精英-商业为主导的政治游说:针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争斗基本上是在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和贸易保护主义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劳工界之间进行。但是, 针对对华贸易问题的游说活动也反映变化着的和越来越多样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联盟的组成和这一联盟所借助的热点问题。1990年, 工会与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学生、人权组织和宗教团体结盟借助人权来推动保护工作机会。现在, 环境保护和宗教团体, 以及代表在台独的说客们搭上了保护工作机会这辆车, 来推销他们自己所关注的东西。
2000年4月, 当在快要来临的五月份众议院就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投票之前, 国会休会两周时, 在对于假定的三分之一未做决定的众议员的争夺中, 游说大战达到了爆炸点。几千名劳联-产联、教师和钢铁工人工会成员、一个大学的学生组织, 以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曾集结在美国国会, 然后, 工会成员们成扇形向国会办公大楼里展开, 去会见国会成员, 游说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安排了七十次会见。估计众院的每一位成员都被工会成员们见过至少四次。卡车司机在四月份举行了一次类似的游说集会。这就是劳工游说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 商业界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得到更好的资助, 组织得更好。
1994年, 作为抵制克林顿的将人权与对华贸易挂钩的行政命令的一项措施, 自由贸易联盟使用了很多有协调的游说。美中商业理事会、美国贸易应急委员会以及其他商业、农业和政治团体的代表们每周开一次会, 并频繁地通过电话交换信息。同时, 自由贸易联盟也在制造一场大规模的游说战役。大约在劳工集结, 并在国会大楼里四处敲门的同时, 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 包括商业圆桌会议、全国牛场主牛肉协会、美国农社以及波音公司, 让几千名公司行政官员和工人坐飞机去国会山, 去游说立法议员, 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同时, 作为主要集团公司领导人的全国性联盟, 商业圆桌会议在发起一个系列电视广告, 去削弱宗教自由问题的影响。
由自由贸易联盟中的商业界所发动的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活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游说是由雇佣的职业说客来做的。依据fecinfo.com上的“1999年~2000年游说登记”, 在这两年期间, 有36项有关对华贸易的游说登记。在这些登记中, 25项明确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或二者都支持。这些游说登记由商业圆桌会议、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医药研究和制造商 (协会) 、特别氮肥委员会、美国玩具制造商 (协会) 、美国在线、美泰 (玩具公司) 、微软集团、波音公司、安泰 (保险公司) 、CIGNA (保险公司) 、纽约国际 (保险公司) 、Citigroup联合公司 (金融服务) 、博士集团公司、Caltex集团公司, 以及阿诺德咨询集团联合公司赞助。有四项登记一般地提到对华贸易。这四项登记由服务产业联合公司联合会、电子工业协会、罗地亚 (化工公司) 和波音公司赞助。有十一项登记催促美国政府推动与中国的一些具体贸易项目。这些登记由西屋电气集团公司、熊猫能源国际联合公司、斯普林斯产业 (家具公司) 、联合包裹服务、美国航空集团、福莱希乐 (公关公司) 、Level 3通讯联合公司、康宁联合公司 (经营高科技产品) 、丘博集团公司 (保险业) , 以及美国任天堂 (经营视频游戏产品) 赞助。只有两项游说登记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在自由贸易倡导者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圆桌会议、大工商业公司波音公司和美国在线, 以及保险业公司、玩具制造商、电讯、化工和电力产业。在这期间, 商业圆桌会议赞助了七项支持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登记。波音公司和美国在线各赞助三项。
代表台独的说客也参与登记专业游说, 力图将台湾问题塞进对华贸易法案。台湾研究所和福摩萨公关协会, 以及一些个人授权六项游说登记, 支持悬而未决的《1999和2000年台湾安全增强法令》。遗产基金会也在网上为这一法令游说。众议院于2000年元月1日通过了这一法令。但该法令被参议院搁置, 并遭到克林顿总统的反对。
网上游说:在针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争斗中, 网上游说被双方广泛使用。就这一题目, 无数的文章、广告和声明在网上发表。一些网页, 比如, 新英格兰贸易公司联合会网页, 为他们的成员向国会议员写信提供了一份书信草稿。似乎劳工界在网上游说中比商业界更活跃。劳联-产联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网页。除过商业圆桌会议和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 大部分商业组织在网上游说中不活跃。他们在他们的主页上宣布支持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Voter.com总结出以下双方的宣称。贸易保护主义联盟宣称: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会引起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转向中国, 中国企图威吓印度和台湾地区, 中国无视已往的贸易协议, 1979年的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已经足够了。它也引用中国缺少工人建立组织的权利, 中国使用囚犯劳动, 中国有强迫堕胎, 武器扩散, 等等。
自由贸易联盟宣称:增长的贸易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改革, 促进地区安全, 武器不扩散, 和环境保护, 刺激美国的发展, 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 避免工作岗位流失, 防止日本和欧洲竞争对手从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上获取巨额利润, 而贸易制裁则会引起美国的消费价格上升。它也声称, 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年度评审并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 也没有保障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正当权利。双方都引述了太多的与工作机会丢失和担心丢掉中国市场的核心问题无关的问题。一些论点显然是夸大的断言, 比如, 卡车司机工会的政府事务主任迈克尔E.马西斯断言中国工人每小时挣0.13美元, 而却不提及人民币在中国市场的实际购买力。另一方面, 自由贸易联盟专注于扩大贸易的利益和可能的利益, 而却大都忽略扩大贸易的负面效应。
一些宗教和环保团体在网上游说中与劳工界站在一起。在它的网上游说中, 今日基督教质疑说:“自由贸易, 自由信仰?”在网上, 地球之友争论道:“对华交易忽视对环境的关注, 将美国的注意力引离绿色贸易改革。”
钱大气粗的工商阶层:商业界在游说方面相对于劳工界的优势可以通过比较双方的总体游说资金筹措来说明。依据opensecrets.org, 在1998年, 在游说费用最高的十三个部门中, 有两个强有力的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支持者:通讯/电子、农业。通讯/电子花费了186, 491, 819美元, 居第二位。农业部门花费了119, 332, 772美元, 居第六位。强烈反对者, 劳工界, 花费了23, 781, 009美元, 居第十一位。在游说花费100强中, 商会花费了17, 000, 000美元, 居第四位, 商业圆桌会议花费了11, 640, 000美元, 居第七位, 波音公司花费了8, 440, 000美元, 居第十二位, AT&T花费了7, 740, 000美元, 居第十五位, 美国农场会社联合会花费了4, 560, 000美元, 居第四十七位。而劳联-产联却只花费了4, 170, 000美元, 居第五十七位。
1998年, 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专门为支持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雇佣了一个游说公司, Hogan&Hartson, 花费了120, 000美元。商业界的游说资金筹措和有效性表明, 相对于劳工界来说, 商业界所表现出的实力和特权, 特别是跨国集团公司。
游说争斗的聚焦点是工作机会。劳联-产联引用对华贸易赤字和人权、工会权利来强化他们保护工作机会和反对从中国进口的立场。另一方面, 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争辩说, 自由贸易会为美国工人创造工作机会, 中国的公平贸易规则会在世贸易组织的规则下得到保障, 并且, 经济自由会与中国的政治自由和法治携手并行。
在构造政治气氛中, 自由贸易联盟中的有组织的商业界的力量是压倒性的。1993年, 由美中贸易商业联合会代表三十多家商业、农业和消费者协会写给克林顿的信和三百多个商业公司和协会的代表写给克林顿的信是影响克林顿对华贸易决策的关键因素。然后, 国会议员的批评轰击强迫克林顿将对华贸易与人权脱钩。麦考密克表明总统们自从1950年代以来, 特别是自从196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协议, 来绕过国会监视, 抵制国会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反弹。但在支持贸易的利益集团和国会的压力下, 克林顿被迫放弃将对华贸易与人权挂钩的行政命令, 这使得用行政措施代替国会立法的办法靠不住了。
商业界游说的威力因精英们的支持而得到强化。2000年4月, 当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战正酣时, 148位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包括10位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 与自由贸易联盟站在一起, 并向美国人民写了一封公开信, 支持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和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强调这一举措对于美国商业、农场主和工人的预期的机会。在2000年5月9日的一次白宫特别会议上, 前总统杰拉尔德R.福特和吉姆卡特、所有的在位和还在世的前国务卿、财务卿、联邦储备局主席, 以及44位州长支持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劳工界不甘示弱:然而, 商业界游说的威力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联盟的游说完全无效。虽然, 对华贸易法案主要是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商业界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劳工界之间进行权衡的交易, 由众议院所通过的法案也被设定来表达对其他问题的考虑。这一法案提出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控中国的人权、劳动规范和宗教自由;要求政府每年就对于贸易协定遵守的情况提出报告;并且, 表达了国会关于台湾应当被接纳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意见。这一法案也批准给予自由中国电台和美国之音九千九百万美元, 用于扩大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广播。
贸易保护主义联盟在游说中所表达的关切也反映在未获通过的对于HR4444法案的修正案中。密执根民主党人, 戴维E.博尼尔 (Bonior) 要求, 如果中国侵入、封锁或进攻台湾, 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就应该被取消, 但被众议院否决。参议院在挫败十三项修正案后, 于2000年9月19日通过HR4444法案。这些被挫败的修正案涉及调查中国的“劳改”、宗教权利、人权、进口替代、获取和移植囚犯器官、武器扩散、堕胎和绝育、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泄露外资信息、人类健康和环境, 以及贸易赤字等。虽然, 这些修正案被挫败了, 但为以后的游说大战提供了一个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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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浅议 第8篇
1、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宪法的地位
美国的宪法所具有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世界上所仅见,而其灵活性和随意性同样引人注目。从制宪至今未做过整体修改,任何个人或机关无权中止宪法,宪法作为全国最高法的地位由于司法审查权的运用而得到保证。另一方面,除了宪法这个文件之外,还有一系列产生于不同时期的宪法性法律,最高法院关于宪法问题的判例以及某些惯例与宪法一起构成了宪法性法律体系,而且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的解释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美国建国之初,政治制度方面的成就则是移民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应用于北美的条件,经过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前后的曲折探索,确立了有北美特色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结构,从独立之日起,各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由邦联发展到联邦,并从议会至上转变到“三权分立”,于是产生了1787年宪法,北美十三个独立国的主权地位从此丧失,由国下降为州。
1789年4月成立的合众国国会完成了特别繁重的任务,同时,第一届国会为建立联邦政府而通过的一系列宪法性法律,确立了美国政府的若干重要原则,首先,国会需要设立行政各部,第一个部便是外交部,在通过有关法律时涉及到总统免职权问题,宪法虽然规定了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联邦官员,但未提及免职问题。后来通过的设立外交部的法律把免职权赋予了总统单独行使,而后在华盛顿任内,形成了召集各部部长举行会议的惯例,内阁(而不是参议院)作为总统咨询机构的地位随之形成。
1789年宪法条例是另一项重要宪法性法律,它不仅建立了联邦法院系统,规定了各类法院的组织和司法程序,明确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州法院判决的复审权。这一规定把联邦主权的原则贯彻到司法领域,使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各州成为宪法的最后解释者,解决了州和联邦权力范围之争问题,将成为美国联邦主义的最关键之点。在最初几届政府期间,政党对立出现,批准宪法时虽曾出现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但并未形成政党,政党对立是围绕新联邦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而发展起来的,联邦最高法院组成后,就开始以宪法解释者的身份运用权力。
2、严格的三权分立
分权制衡是资产阶级国家普遍奉行的一条政府原则,但真正实行完全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恐怕只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组成后,就开始以宪法解释者的身份运用权力。开始,联邦法院数次判决某个州的立法违宪或违反条约而无效,这些判决属于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司法管辖中的审查权,仅仅体现了联邦宪法和法律作为全国最高法的原则。1796年在希尔顿诉合众国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过会征收运费税不过是一种间接税,因而符合宪法。这实际上是表明,最高法院应对国会的法令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而到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最高法院判决1789年司法条例有关条款超出了宪法关于最高法院管辖权的规定,因此,该条款无效。更有意义的是,首席法官马歇尔借题发挥,论证说违反宪法的法案不能成为法律,而解释宪法是法院的职责,因此法院有权审查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这一判决开创了最高法院判决国会立法违宪的先例,并且巧妙的避免了反对派的非难,其意义在于:体现了联邦宪法高于普通法的原则,使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对象由州立法扩展到联邦立法,确立了最高法院对于国会和总统的制衡地位,因此是美国历史上继宪法本身之后最重要的法治的里程碑,这样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标志着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最后完成,因此,这一时期的下限可大体上划在1803年。
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了其他一切旧的生产方式,但是,美国迅即由自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发生发展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新作用要求政治制度率先变革,因此,美国建国初期所确立的基本宪政结构虽依然存在,但重心位移,基本宪政原则虽未抛弃,但加进了新的解释。
由于生产在高层次上的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更加复杂,使得美国式的严格三权分立无法适应,无论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都会遇到相当复杂的专业知识问题,需要综合处理,因此,三权分立发生了变形,即在保持中央政府三权互相分立、平行和独立的基本结构的同时,在某些领域建立了混合权力结构。三权分立变形的另一表现可能更引人注目,这就是在保持三权分立结构的同时,总统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权力中心,三权依然互相分立、独立和制约,但总统处于更加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以前,尽管在发生内战的紧急情况下,总统曾运用了较大的权力,但那不过是总统权利在非常状态下的非正常运用,总的说来,原来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原则得到了遵守,而内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国会通过各常设委员会控制着行政各部的大小事务,出现所谓“国会政府”,但在克利夫兰上台后,即出现行政权在和平时期扩大的迹象。克利夫兰对普尔曼大罢工的镇压即显示了“行政权力在全局上的重要性以及行政部门在新的工人时代的潜在权力”。随后,西奥多罗斯福把总统职位变成了“宪政制度的中心”,威尔逊则进一步通过向国会报告国情发展了领导立法的权能。经过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新政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统权利的增长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有重大宪法意义的发展:一是取得了委托立法权,二是用行政协定代替条约的权力。前一项权力早在合众国诉格里默得(1911)和汉普顿公司诉合众国(1928)两案中就以被最高法院宣布有效,后在30年代的“瘟鸡”案和“热油”案中虽一度又被否定,但在1941年的奥普棉纺厂诉行政官案中,最高法院又重新予以确认。后一项权力则经过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柯蒂斯赖特公司(1936),合众国诉贝尔蒙特(1937)和合众国诉平克(1942)等案中肯定了。这样,尽管总统仍然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明显的取得了对于两外两个部门的优先地位。
3、典型的两党制以及利益集团制
体现在资本主义竞争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以所谓“多元化”为特征的,这种“多元化”在美国变现尤为显著,由于两党组织竞选,使选举过程规范化,并通过两党及其各派的争论协调着国家政策,而众多的利益集团的活动又成为两党统治的补充与依托,美国利益集团的数量和活跃程度都是其他各国无法比拟的。
两党制经过刷新,一度保持着对广大群众的影响,继续由两党控制政权,到60年代末,这种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由于侵越战争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加深,民主党的旧新政联盟在约翰逊之后即已走向衰落,卡特上台后企图重建联盟却未能奏效。共和党则由于水门丑闻等事件,建立共和党多数的希望化为泡影。里根两次竞选获胜,但脱离民主党的选民却没有变成共和党人,因此有人称1984年选举使一次解散联盟的选举,事实上,20多年俩,两党在选民中获得的支持一直在下降,其组织也在削弱,对于这种趋势,1976年的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都表示过忧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玛丽路易斯史密斯认为,独立选民是当前美国政治中发展最快的成分,他们脱离两党是因为相信,两党之间并无真正区别,两党都与他们的问题不相干。
至此,美国是一个曾有过封建制度,由移民组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式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产生于并适合于这种国情的政治制度,它有一整套系统的制衡,政治参与机制和稳定机制,因而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的修正和变形,至今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这也说明,任何一个民族,都应根据本国国情建立适合的政治制度,形成有效的机制,这对于一国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摘要：北美大陆从为世人所注意开始就和新字联在一起。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关键词：美国,政治制度,特点
参考文献
[1]洪波主编.世界政治制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美国的工会与政治 第9篇
对于美国工会的运作，我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在美国的劳联-产联工作过三年，负责中国事务。工会是美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之一，强大到足以左右小至地方大至联邦的各级选举。特别是在民主党一方，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要赢得选举是相当困难的。换句话说，工会是民主党的票仓，如今美国的工会成员大约是 1450 万。
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工会，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产生的。这是美国快速工业化的时代。在这个期间，美国建设了全国性的铁路网络，电气、钢铁、石油、煤矿等等重工业、基础工业、能源工业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宏大的规模的产业，金融业和服务业也开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产业工人的迅速增加，工会运动也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在这以前，许多行业中已经有自己的工会，服装、制鞋、烟草等等有行会传统的手工业中，工会扩展得尤其快。不过这些工会仍然带有强烈的行会性质，许多工会只允许熟练工人参加，将非熟练工人排斥在外。有的工会甚至利用自己的力量与资方签订合同，限制雇用非熟练工人，以保障熟练工的工资与工作。
1869 年劳动骑士团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劳工运动的诞生。发起成立这个组织的，是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服装裁剪工。这个工会的会员包括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并且进行了跨行业的组织工作，使得组织中既有大批传统的手工业工匠，也有新兴的大产业中的工人。十多年之后，劳动骑士团已经拥有七十万名成员。其中甚至还包括妇女、黑人的成员和组织。根据估计，其妇女会员有大约一万人，另外还有五万名黑人会员。这个劳动骑士团，就是后来美国大型劳工组织的雏形。
劳动骑士团的主旨，在于通过谈判、示威、罢工等手段为劳工争取更多的利益。当时他们提出的目标，除了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工作之外，还专门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妇女条例、禁止童工。
工联主义
美国工会遵循的是工联主义，工联主义思潮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主张在不改变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组织工会，用集体的力量为劳工争取更多的经济权益和政治影响。他们认为，雇主与雇员之间有一种皮毛依附的关系，双方存在共同利益。雇员可以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来达到在现有经济框架下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让雇主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群体，避免出现罢工怠工甚至暴力之类影响经济稳定的突发事件。
美国的土壤极为适合工联主义的发展，这个移民国家的劳工阶层与雇主阶层一样，绝大多数人对自由资本主义及其自由雇佣制度深信不疑。除非冲突到了极端的地步，否则工会的领导人与会员都奉行与雇主“双赢”的信条。
而美国人对司法制度的信心，也推动了劳工阶层更多地愿意遵循法律与和平的手段去促进自己的利益。
单独说一下矿工工会，我曾经到弗吉尼亚南部的矿区去考察过。今天的情况当然有非常多的改进，煤矿再也不是那种悲惨的样子。但是许多矿工留下来的传说与歌曲却很能反映当初的情形。
其中有一首歌我最喜欢，叫《十六吨》，那是当时工人挖煤每天的定量。
有人说人是泥土做的，但穷人却是用肌肉和鲜血来组成的。
肌肉、鲜血、皮肤、骨头，还有软弱的头脑和强壮的背。
他出生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早上，拿起铁锹就上了煤矿。
他在九号矿井挖出了十六吨，直到工头说这一天算是完了。
挖了十六吨煤他得到了什么？
老了一天，债又多了一层。
圣彼得呀，别召去我的灵魂，因为我不能走，我的灵魂属于公司的商店……
进入罗斯福新政的年代，罗斯福政府与工会建立了紧密的政治联盟。
在罗斯福主政期间，国会通过了至今还在实行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工会势力迅速壮大，这也是民主党与劳工运动之间政治联盟关系的开始。
自罗斯福以后，工会成了民主党的基本票仓。而民主党推行的各项政策也让工会势力大大发展。当时著名的事件之一，就是刘易斯派出他手下的人，用高音喇叭在各矿区广播，告诉工人罗斯福总统让他们加入工会。这一来，矿工工会人数迅速超过百万。
劳工立法
而《国家劳工关系法》是美国劳工立法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法案赋予工人加入工会以及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从此以后，雇主就不能以参加工会为理由解雇工人，也不能拒绝与工会谈判。
为了保证工人的这一权利，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其功能有点类似于一些欧洲国家的劳工法庭。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工会与资方的关系。
工人要建立工会，首先当然要在工人自己内部进行投票。超过一半的工人投票同意建立工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工会就算建立了。劳工关系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去监督这个投票过程，防止双方以任何方式作弊。资方不得威胁工人，工会的支持者也不得要挟自己的工友。
一旦投票通过，该委员会便通过官方手续承认工会的存在。
如果雇主在工会投票胜利后仍然不承认工会，双方就要到劳工委员会去寻求裁决，该委员会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立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产业工会的迅速兴起。原来的职业工会按照行业组织，这种形式的长处在于比较容易设定行业的工资和待遇标准，但是却不利于工人团结起来对付雇主。同一个工厂里，因为行业不同而有好几个工会，它们的利益也不一致，雇主可以对它们分而治之。而产业工会则是按照工作单位来组织的，所以一旦法律松动，组织起来也就很快。但是在与雇主谈判时，产业工会却需要兼顾各个不同行业，难免出现麻烦。
比如说，一家工厂里面有电工、机械工、勤杂工等等多个工种。行业工会在谈判时，只需要讨论与本工种有关的事务。比如电工工会，只需要顾及电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它行业工资再低、待遇再差，也不是他们的工作范围。而产业工会运作起来要复杂得多。要是机械工因为工资比电工低不满意又该怎么办？如果将谈判重点放在机械工的工资上，电工和勤杂工不满意又该怎么办？所以产业工会在具体运作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
到今天，美国也仍然是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并存。
到四十年代初期，工会的会员增加到一千万人。可是到了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的保守势力和反工会的力量也在上升。
194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胜，在国会内取得了多数。1947 年通过的《劳资关系法》（或曰《塔夫脱—哈特莱》法）是继《国家劳工关系法》之后美国在劳工立法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这个法案规范了新的劳资关系，阻止了工会发展的势头，给予雇主一方以制约工会以有利的法律武器。根据这一法案，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过去针对资方的“不公正做法”的规定如今也必须应用在劳工一方，工会与雇主都不得用任何强迫或威胁的手段，否则就要受到法律惩处。
到五十年代中期，整个劳工运动发展的势头基本上停了下来。面对着这种情况，劳联和产联两大组织开始商议合并。自从产联从劳联中分裂出去之后，这两大工会将很大的一部分资源用在挖对方的墙角上。双方到对方的阵营里去，用各种办法去说服地方工会加入自己这一方。
劳联-产联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劳联和产联原来的分歧已经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劳联，不但改变了对产业工会的看法，也吸收了许多产业工会加入自己的组织，劳联的会员人数这时已经是产联的两倍。
1955 年12月，两大劳工组织在纽约市召开大会，正式合而为一。在这次大会上，由鲁瑟亲自提名，劳联的主席米尼被选为新成立的劳联—产联主席，鲁瑟则成为三十七个副主席之中的一个。
有意思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马上就向劳联—产联发出贺电，并且就此作了一番讲话。他说：新的劳工组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向世界最有效地展示民主制度的程序。在这个会议中，对社会经济有不同看法的派别也必须得到严格的保护，而且他们的观点也能够得到准确的反映。劳工将以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并且增进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
合并之后的劳联-产联有一千六百万的会员，占当时美国雇员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一。这是劳工运动力量的鼎盛时期。在往下的二十五年里面，劳工组织的力量虽然没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一直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劳资关系平衡的打破，要等到里根政府时期。
到六十年代之后，工会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政府部门发展。这以前，政府雇员工会的力量在整个劳工运动中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当时政府雇员中的会员人数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三。不仅如此，他们多数都没有与雇主——也就是政府——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更不能罢工。私营企业的工潮往往能够博得更多的公众同情，政府雇员中的情况就不一样。
相对于私营企业雇员来说，公众认为他们的工资是由纳税人来付的。任何谈判的举动都是在与纳税人讨价还价。但自从《塔夫脱-哈特莱法》通过后，在私人企业里发展工会越来越困难。相形之下，政府和公营机构一方面是没有私营机构那样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有政治上的考虑，所以抵制工会远远不像私营企业那么卖力。
1962年，肯尼迪总统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给予联邦政府的雇员以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但是却没有给予他们以罢工的权利。
后来，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州也允许政府雇员罢工。从那以后，政府雇员工会就很快发展起来了。现在美国最大的工会如果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政府雇员工会，也是有大量政府雇员的工会。比如人数一百八十万、以清洁工为多数会员的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其中大部分的会员就是在政府或者公立学校中工作的清洁和勤杂工。会员人数第二的州、县、市雇员工会则统统是政府雇员。人数第三的是教师工会，基本上成员都是公立学校的教师。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制造业的蓝领工人。
与私营企业工会不一样的是，政府雇员工会的工作重点不在组织雇员的谈判与罢工上面，而在于幕后政治操作以及参与到政治竞选中。也就是说，这类工会如果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去支持某些候选人，等到他们上台之后便能够制定有利于工会的政策。有利于工会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持以及扩大政府支出，并反对任何私营化的计划。
道理很简单：只有增加政府支出，政府雇员工会才可能扩大自己的会员基础以及为自己的会员争取到更多的工资。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在与工会谈判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压低工资的动力。相反，如果他们和工会对抗，就有可能受到来自上层民选官员的压力，因为民选官员要顾及工会会员的选票与支持。当然，政府经费最终都要来自纳税人的腰包。
通过强大的游说和组织活动，政府雇员中的工会成为六十年代以来唯一得到发展的工会。
到今天，美国的政府与公营机构的雇员中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五的人属于工会，私营企业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
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雇员中的工会日益成为美国工会运动中的主流力量，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会的性质。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工会会员属于政府雇员的工会。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10篇
会计准则制定者因为对个体,特别是公司、参与者以及与监管相关的群体或个人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而受到批评。最近关于太多的政治干预会影响会计准则客观性的担忧更加升级了对准则制定者的批评。本文首先识别出了一些对会计准则具有否定权的公共性或政治性组织,接着提出了一个与政治过程有关的简单模型用以决定这种否定力量如何影响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试图识别在什么情况下公司或公司管理层有动机参与对会计准则制定者的游说活动,比如通过接近政治性参与者或代表来影响会计准则的取向,而不是参与正当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这个模型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制度框架,如美国与欧盟的会计准则制定。公司或管理层希望获得隐瞒不良财务信息的能力以及进行盈余管理以披露持续的增长或正面的财务成果的能力(Burgstahlerand Eames2006),因此他们便有动机对财务报告准则施加影响。国际上主要的会计准则制定者或主体一般会提供一个正当合法的程序让公司表达他们的观点意见,同时会加以考虑;然而,具有众多目标的公司管理层却不愿意采取公开的程序来表达他们的偏好,而是利用与政治决策者的良好的私人关系来对准则制定者施加影响,美国FASB前主席Dennis指出(2001)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国会的介入会得到制定委员会的慎重考虑,这对财务报告准则以及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会产生重大的影响(Zeff,2002)。传统的关于游说的研究一般采用经验或通过给准则制定者发送意见书的方法作为分析的基础,但Georgiou(2004)发现意见书的使用与其他游说方式的使用是相关的,这也就表明意见书的使用可以用来作为公司整体游说立场的代表是合适的。但更多的游说是幕后的,最近开始采取对政治人物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来让其进行政治游说。Ramanna(2008)发现,有动机进行游说的公司可能通过对政治人物的资助与其建立关联,这些政治角色一般拥有对FAS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方案的影响权力。Jone(2006)识别了1999年与2000年FASB所关注的三个会计主题,并发现公司的游说代价与他们对这些会计主题的兴趣相关。在会计准则由民间主体负责制定的体制下,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了政治游说的存在,并提供了证据。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影响华盛顿公共政策决策所做努力方面持开放性的态度,在其报刊上,以其通过理解政策决策过程、并传递相关信息,从而能对政策决策结果施加影响而感到自豪。毫不奇怪,一项关于政治行为委员会捐助的经验研究发现会计职业界成员对立法者有重大显著的资助,而这些立法者恰恰对会计事务有绝对的裁量权(Thornburgand Roberts2008)。此两人的发现与接近假设(接近决策者)是一致的,表明特别利益群体为了获得一席之地以对决策制定者提供相关信息,会提供金融或非物质上的资助。除了基于经验的研究,还很少有与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游说相关的公开发表的经济学理论存在,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填补这个空白,尝试在政治语境下就财务报告准则制定进行博弈分析。
二、美国、联盟会计监管体系概述
(一)会计监管体系的总体分析
在很多司法案例中,企图影响财务报告准则的政治游说时常被发现。Zeff(2006)就引用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以及其他国家对IASB的游说案例加以研究,发现施加政治影响的概率因不同国家而异。本文主要分析美国和欧盟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探讨其游说现象,以期对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提供借鉴。传统的国际比较会计研究虽然识别了美国与欧盟监管体系之间的差别,但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长期由私有部门主导,而在欧洲大陆,政府在会计监管立法中扮演一个巨大而重要的角色。在德国,政府一般会以商务法典的形式设定宽泛的会计原则,而不参考或依靠公认的会计原则,事实上法律中并不体现公认会计原则。公认会计原则的解释由法庭或法官以及会计实践领域的专家制定,并由会计学术工作者公开出版(Merkl-Davies2004)。这就给了公司及其管理层影响会计实践的机会,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解释层面;更进一步的显著差异体现在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会计学术工作者参与方面,在德国会计学术界一般会高度介入,而在美国则很少有会计学术人员直接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通过提交意见书的形式进行。而在法国,政府介入会计领域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晚期,20世纪法国维希政府主导了一般会计规则的开发,而这些规则后来都纳入了法国的会计监管体系。2002年欧盟通过IAS监管法案,极大地改变了上市公司所面临的监管形势,并于2005年正式实施,要求上市公司在披露财务信息时,采用由欧盟或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实际上是会计准则制定主体的私有化。从此,欧盟的上市公司不得不应用由私有机构制定的会计准则,然而在政治制度方面与美国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故除了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相似性,政治层面的差异性也将影响公司的游说动机,从而导致不同的会计准则制定结果,这与欧盟在操控IFRS过程中的含蓄性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希望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以争取相应得规则制定权(Dewingand Russell,2008)。
(二)美国会计监管体系的政治程序
在美国,1933年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案已经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影响并颁布财务报告准则,继而SEC将会计规则制定的权利委托给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因此,在会计监管过程中就存在两层委托代理关系:即国会与SEC之间的以及SEC与FASB之间的;故立法者与SEC对由FASB颁布的会计准则具有否定权,Horngren在1985年就揭示出了这种层次性的代理关系,见(图1)。
(三)欧盟会计监管体系的政治程序
而在欧盟,负责会计准则制定的机构设置很少是直线型的,IAS监管明确要求在欧盟实施IAS或IFRS之前,监管委员会必须确认其是否符合欧盟公众的利益诉求并满足特定的质量标准,为此欧盟采取了专家委员会程序,并受到新创建的三大主体的支持:欧洲财务报告咨询集团(EFRAG)代表私有部门的利益并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而联邦政府则代表了企业、会计师、审计人员、银行以及其它类似机构的意思表示;EFRAG的职责就是代表SARG(Standards Advice Review Group)行使职能,而SARG则由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会计专家组成;会计监管委员会(ARC)则代表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其人员都是各国政府官员或公务员。一个新的准则或解释由IASB颁布后必须由来自EFRAG的专家组对其进行评估提出是否采纳的建议,而SARG则会在三周内对EFRAG专家组的意见进行再次评估,以确认准则或解释的平衡性与客观性,结合EFRAG的建议,监管委员会提出采纳新准则或新解释的监管草案并提交给ARC,由其决定取舍。如果ARC拒绝采纳,监管委员会要么将其返回给EFRAG重新评审,要么发送给部长委员会做最终决策(Brackneyand Witmer2005)。但最近欧盟专家委员会程序已经有些改变,在背书过程中采纳了一种基于审查的监管程序。总结起来欧盟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可用(图2)来示意。部长集团一般不会否定被ARC接受的准则,反而其他的三个机构具有否定权。首先,欧洲委员会会考虑EFRAG的意见,但在可行的委员会程序下并不必然会否定之;其次是代表各国利益的ARC;再次就是由欧盟选举决定的欧洲议会。毋庸置疑,这些参与者都会受到IAS监管条款的限制,但是监管措辞必须满足各方参与主体的利益,加以权衡,并符欧洲公众的利益。(图3)给出了IASB与欧洲公众参与者之间的这种否定关系,这与(图1)中描述的美国会计准则制定层次性程序相比,显然存在两大本质性的差异。第一,具有否定权的参与者之间没有层次关系,比如没有任何参与主体可以取消其他参与者的否定意见;第二,(图3)中的层次关系仅仅是对IASB的准则提出不同的建议而已,与此相比,美国的两类具有否定权的参与者SEC与美国国会则会威胁到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存在。
(四)美国联盟会计监管体系比较与评价
关于美国和欧盟会计监管体系各自的政治程序的描述显示,除了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结构相似以外,IASB和FASB几乎采用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合法程序,由于政治环境的差异,影响准则制定的可能性会截然不同。在美国,一项新的准则必须克服两类具有否定权的主体的刁难,即立法者和SEC,SEC可以否定任何准则及其实施,然而SEC的决策会受到国会的影响,即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程序而否定SEC的否定权力,从而实施本不应通过的会计准则,另一方面国会当然拥有对一项准则的最终否定权;同时,也有一种补偿性的力量来消除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游说:由于一项法案必须征得总统及每位国会内阁成员的同意,除非所有人都同意,否则必定会存在反对意见;而欧盟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中则涉及三类否定性参与者: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及ARC,与美国相反,哪一个都不具有压倒性的控制权并取消其他主体的决策;原则上,这三个机构有自主的否定权而不必与其他两个机构达成一致,这表明对会计准则制定发表否定意见,在欧洲要比美国容易的多。
三、一个政治语境下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型和政治游说
(一)限定条件
为了深入分析会计监管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本部分将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政治过程,类似于Holburn和VandenBergh2004年提出的分析模型。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替代参与者可用一个单一的连续维度来表征,这可看作是准则允许的自由裁量权的水平或强制性披露的水平。为了符合政策,而没有否定一项新会计准则可以看作是将义不容辞的监管束之高阁,这样,民间会计准则制定主体(IASB和FASB)必须将一项新的会计准则以及随之而来的解释提交给具有否定权的公众或政治参与者来决定取舍。在一维的政策空间中,假定参与者都具有单峰的、线形的以及对称的极大效用偏好点,参与者i的效用可用Ui=-|s赞-si|来表示,s赞代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所得到的最终结果,而si则表示参与者i所期望的最优结果。每一个政治或公众主体,比如SEC与欧洲委员会,都被假定有一个独立于内部构成的单峰极值偏好,并假设整个分析过程的信息是完全的,即所有参与者的偏好是共同知识。
(二)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型分析
在美国会计准则由FASB颁布,虽然制定准则的义务被SEC授权给了FASB,但SEC保留了对单个准则的最终否决权以及拒绝应用已颁布的准则的权力,但任何会计准则的内容都有可能被比SEC更权威的主体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否定,换句话说,法律理论上可要求SEC收回他的否定意见从而承认一项会计准则。而立法程序一般要求一项法案的通过获得美国总统以及所有的参议员、众议员的表决同意,为了使模型简单化,假定国会不会否定总统的意见,如此博弈规则可表述如下:FASB制定并颁布一项会计准则,SEC决定是否通过,而立法者则评估其是否违背了现行法律的监管规则。这种动态博弈模型可以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立法机构首先决定是否通过否定一项新准则或否定SEC的意见来干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接着SEC会根据这个规则,如果新的准则不符合现行的监管规则,它就会否定之,并预计它的否定不会被一项法案所推翻;在完全信息条件下,FASB也会预测SEC和立法者的反应,并且选择二者所偏好的准则以期不被否定。为了更直观描述,(图4)(其中Senate,House和President分别表示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给出了一种对会计准则偏好的可能的分布,脚注表示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潜在的各种组织,右边三者之间的距离表示立法的范围,且三者被称为政治的核心。越往左数值越小,表示对政策的影响小,最终的结果依赖于政策线的位置,这也决定了一项新的准则是否会被否定。例如,如果现行的标准存在于总统的偏好点的右边,那么FASB就完全能满足自己的偏好,即s赞=sFASB,SEC也就不会否定这项准则,因为-|sFASB-sSEB|>-|SQ-sSEC|,这里SQ代表现行的政策标准的效用;同样,立法者也不会否定这项标准,因为-|sFASB-sSenate|>-|SQ-sSEC|,这至少意味着参议院不会同意采取立法的途径来否定一项新的恶准则。相反,如果现有的监管标准远远落在总统偏好点的左边,立法者将会否定任何的新准则,也就是-|sSenate-s|<-|SQ-sSenate|,以至于三类立法者都偏好现有的准则而非新准则,在这样的偏好体系结构下,SEC不会否定任何立法者可接受的准则,如能预计到这些否定策略,FASB将通过制定会计准则来最大化它的效用,即满足s赞=sSenate-(SQ-sSenate)。更一般的,这些发现可以做如下表述:在美国的会计监管体系下,只要SEC或三个立法机构中的任何一个偏好某一个会计准则,或三个立法机构都偏好这个准则,那么FASB就能完全控制这个准则的实施。其中的逻辑是直线的:如果SEC以及三个立法机构中的一个都偏好新准则而非已有准则,那么SEC就不会否定它且也不会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否定。同样,如果三大立法机构都偏好新准则,那么他们就会通过法律来约束SEC的否定性意见,从而确保新准则实施,另一方面,如果三大机构都更偏好现有的准则,那么就会独立否定其并不顾SEC的偏好。如果FASB能够预测到这一点,那么FASB将尽量制定符合上述二者偏好的会计准则,从而不被其否定。这也意味着如果FASB对现有的准则不完全满意,那么它有权力设定一项新的会计准则,但最终是否能颁行取决于是否存在FASB所偏好的新准则以及是否会被否定。如果sFASB≠SQ,那么当且仅当下面的两个条件都不满足时,FASB才会颁布一项新的准则,第一,SQ存在于政治核心之外,且sFASB离政治核心更远;第二,SQ位于sSEC的任何一侧,并且至少一个立法机构的偏好点与sFASB存在于同一侧的更远处。如果条件1或2成立,上述逻辑则描绘出任何FASB所偏好的S越靠近单维政策线上的偏好点,则准则最终会被否定。条件1成立,那么立法机构会通过立法来否定新的准则;条件2成立,SEC将会否定之,并且政治性立法机构也不会就是否否定SEC的意见达成一致。如果这样,FASB将不会去试图颁行新的准则,另一方面,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立,那么至少有些准则会接近FASB的最优点,而不被否定。
(三)欧盟会计准则制定模型分析
欧盟采取截然不同的程序与途径来开发会计准则。在通过一项具体的背书程序确认一项新的会计准则符合欧洲利益之后,欧盟就会采纳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所颁发的会计准则,在此过程中,欧洲委员会一般会采纳EFRAG的建议并征得ARC的同意。而欧洲议会和部长集团则通过一项IAS监管体系内的背书来检验委员会是否有越权行为。正如第2部分所讨论的,这就给其他三个相互独立的机构以否定权力:即欧洲委员会、ARC以及欧洲议会。第一步先假设IASB希望任何准则都能被欧盟背书通过,即使这意味着内容上的妥协;再讨论放松这个假设的情形,为了开始讨论,用(图5)来表明偏好的可能分布。(图5)中脚注分别表示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可能参与者,政策线上离左边越远的点值越小,与前面美国分析模型的主要差异在于:(图5)中不存在政治核心。这是因为在欧洲的政治体制下,否定性参与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而在美国则必须获得三类立法参与者的完全一致同意。其博弈的规则与过程如下:IASB先行动即颁布一项新会计准则,并预测否定者的行动策略;准则颁布后,欧洲委员会、ARC以及欧洲议会将独立决定是否否定这项新准则,更准确地说是否会拒绝背书这项准则,最终还是依赖于现行准则的SQ值。
在(图5)中,如果sARC燮SQ燮sParliament,也就是说现有准则的效用值落于两个极端之间,那么可能现行准则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因为任何改变都会使得一个否定者的状况变得更糟,从而新准则肯定被否定;如果sARC>SQ或者SQ>sParliament,那么IASB可能会实施一些接近于它的偏好的新准则;如果SQ
(四)会计趋同的含义
准则制定者IASB和FASB几乎采取了相似的程序,然而却内嵌于完全异质的政治环境。前面的模型分析表明欧盟不会被否定的潜在准则的范围比美国要大。在美国三大立法主体都偏好于现有的体系,而欧盟同行们则相反,拥有独立的否定权,这表明欧盟的政治参与者有更高的倾向来否定会计准则。有趣的是,这种体制的差异也表明了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巨大的差异性的游说或政治干预动机的存在。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最终结果很有可能不同于准则制定者最初的偏好,如果所有的政治参与者的偏好都相似的话,这是因为为了推翻FASB的准则,三大立法机构必须保持一致;在欧盟如果三大参与者的偏好不一致的话,其结果将远不同于制定者最初的偏好,因为他们有各自否定的权利,没必要达成一致来否定新准则。IASB和FASB正在致力于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Schipper2005),这在保持财务数据的可比性方面受到欢迎,却因为太严格而没考虑地区差异,受到指责(Stecher,2007)。考虑到两大准则制定实体的结构相似性,将他们看成相同的群体是合理的,并可假设他们对于会计准则的偏好是相似的,但在会计趋同方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相关的政治权威,因此IASB和FASB颁行任何偏好的共同的准则前,首先必须确保不被相应的政治机构所否定。如果对于会计准则的偏好差异很大且两大会计准则制定主体希望实现会计趋同,那么结果是会计准则会更加接近于欧盟的准则偏好,原因是任何共同准则在欧盟面临更多的否定力量。同时也表明对于美国在财务报告监管方面的霸权主义给予了太多的关注。
(五)模型的拓展
前面的模型设计很简单,是为了将政治力量纳入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可以在不影响定性结论的前提下,加入一些更加实际的因素来加以拓展。有证据表明政治家在保持会计准则制定的私有部门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确保会计准则的制定由私有部门承担,可以将这个事实纳入模型来表示政治参与的成本,那么所有参与者的效用函数都可用下式表示:Ui=-|s赞-si|-Σk(bkcik),这里cik叟0,表示当参与者k参与准则制定时参与者i的成本,bk是一个假变量或示意变量,当其取值为1时表示参与者k的介入,Cii叟0表示参与者i自身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的代价,这可能是因为政治主超越了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与业务范围而受到批评,这种情况可能会组织欧盟采纳IFRS,因为这会阻碍世界会计准则的趋同。这种成本的存在可能会在每一个政治参与者的偏好点附近形成一个对称的“非干预”区,在这个区域内干预的成本超过了获得的利益,这种成本同时增强了准则制定者的权力。而Ci≠k>0意味着一个政治主体的参与会给其他的主体造成代价与损失,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这种成本不会改变政治参与者与准则制定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准则制定者能够预测政治参与者的反应,因此它不会通过可能被否定的准则,当然这种成本的存在会使政治参与者否定本该通过的会计准则,例如:当SEC担心遭到立法干预时,会劝阻FASB不要通过关于股票期权费用的相关准则,因为这可能会形成一种不利的判例,从而影响到未来会计准则的制定。拓展模型还假定每一个准则都会单独的受到每个政治主体的评估,考虑到多个准则的情况,参与者可能会相互妥协,例如可能会因为别的参与者主体偏好某个准则而放弃否定它,这会受到回报,考虑到这种情况,会计准则否定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这也给了准则制定者更大的弹性,并且这种政治主体之间的妥协在欧盟更有可能发生,因为他们都是相互独立的进行表决。原则上,政治参与者主体的偏好异质性越大,就会导致更多的折中或联盟。前面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IASB仅仅通过会被欧盟备案的准则,但更可信的是IASB不想在任何情况下都妥协。如此便会IASB的最优点附近形成一个对称的妥协区,如果一个准则被发现满足了不被否定的条件,并且落在了这个妥协区,那么就会被通过,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总准则不存在,那么IASB就会在s赞=sIASB时通过这个准则。最后,基本模型还假定了所有的参与者具有单一的且良好界定的偏好,但在实际上这些政治主体都是由意见分歧的个体组成,然而会计准则制定者在监管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监管体系内部力量的平衡,已颁行的准则可能会有被外部力量否定的潜在威胁,这会促使内部成员借以用来推进更进一步的程序。大量欧洲否定者的存在强化了IASB那些成员的位置,他们反对与美国会计准则的协调与趋同。
(六)欧盟和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公司游说
上述分析对于公司的游说决策也富有启发,根据经验,可能进行游说的一般是财务报告的生成作者而非使用者。假设游说是有成本的且会改变政治参与者对公司的看法,因此为了影响会计准则制定的结果,必须决定影响谁,公司不会花费资源来影响对准则没有影响力的参与者的偏好。将其偏好起决定性作用的参与者称之为关键参与者,并借助于(图6)来加以描述。如(图6)所示,IASB能够随意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颁布会计准则,因为所有的持否定权的参与者都会支持新准则而非已有准则,那么希望改变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结果的游说者会将游说的努力指向会计准则制定者,因为改变IASB的偏好将直接影响结果。另一方面,如果SQ再靠右一点,从而sARC-SQ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探讨了政治语境下的会计准则制定与游说现象,建立了一个简单分析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过程的模型,并预测了受政治影响的会计准则制定系统的结果。基本模型既可应用于美国也可运用于欧盟,且发现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IASB和FASB遵循一个极为相似的程序,但却被植入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对于一个相似的新会计准则,即使两个会计准则制定主体有着极为相似的偏好,其结果也将迥然不同。一个关于美国和欧盟的财务报告监管体系的分析发现在欧盟有更多的具有否定权力的政治参与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预期到潜在的否定,准则制定者将仅仅会制定所有的参与者都偏好的会计准则,假定其他的都不变,模型的分析主要做出了三个预测:欧盟的政治或公共部门的参与者在财务披露监管中比美国的同行们更具有话语权;会计准则的趋同将更加偏向于欧盟;在欧盟,更多持有否定权参与者的出现暗示着政治参与者的更大的权重与影响力。因此在欧盟游说者们更加倾向于游说政治参与者,而美国的现实则正好相反。具有讽刺性的是在准则的背书过程中,由于多个具有否定权的参与主体的存在,在会计趋同过程中欧盟更具有力量优势,但最近SEC的一项决策却大为抵消了欧盟的影响力。2007年SEC在整理与IFRS协调的文件时决定引入国外的私有准则颁行者,然而只有那些按照IASB颁布的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才被视为可以接受的,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欧洲的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成本与报表转换代价,但是否是潜在力量的转移激发了SEC的决策,就不得而知了。前面提出的命题也可以通过经验证据加以操作与验证,在美国计量政治游说比欧盟容易的多,因为可以获取有关政治援助的数据,但在欧洲,政府有关会计事务的公开报表可以作为政治游说与政治地位的代理变量。
(二)启示
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对不同的政治主体的意见书进行比较研究,并讨论IASB对它们的反应。如果欧盟是IASB最大的客户,不同准则制定者立场的差异就反映了欧洲政治参与者的立场,从而导致IASB会随着欧盟的导向而做出反应。虽然直接通过意见书游说会计准则制定者是一个经常研究的主题,但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研究确实不多,充其量只是承认政治做主体的重要性。预计关于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的理论阐述与经验研究在未来将会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应当成为会计研究者的主攻前沿领域。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且现在正在推进会计的国际趋同与等效工作,在此过程中更应该注意准则制定及趋同等效过程中的政治影响与相关利益团体的政治游说行为,上述关于美国和欧盟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比较研究对我国完善会计准则制定也可提供独到的见解,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也是由政府授权的会计准则委员会来起草,作为会计准则制定者也会受到各种政治参与者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偏好点来制定会计准则,但由于我国具有否定性权力的政治主体比较集中,类似于美国的模式,但为了确保我国会计准则的高质量,增强我国会计准则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必须加强符合我国特色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行为研究与游说行为的识别。
摘要：本文从博弈论角度,对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过程进行了分析,用以确定公司在什么情景下有动机进行政治游说,而不是参与正常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博弈论模型分析建议政治游说在欧盟比美国更易发生。研究发现:如果准则制定者希望在美国与欧盟的会计准则之间取得调和与趋同,欧洲的公司比美国更具有游说动机与影响力,因为欧洲公司拥有更多的持反对意见或否决权的参与者。
关键词：会计准则,政治游说,监管,反对性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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