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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现代公关
来源:火烈鸟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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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现代公关(精选5篇)

《论语》与现代公关 第1篇

在现代社会, 公关人员是企事业单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 公关人员在单位中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沟通左右的枢纽作用, 儒家的中庸之道与公关人员的工作内涵不谋而合, 能指导公关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因为中庸之道对公关人员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实现自我道德修养、出色完成工作任务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而且公关人员本身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实践着中庸之道。

一、以和为贵, 养成优雅气质

孔子说:“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从现代公关人员的角色来讲, 修身就是要求公关人员要能修养自身, 培养自身的气质。孔子说:“仁者, 爱人也。”“仁”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观, 也是贯穿整个中庸之道的主干, 因此公关人员首先要做到“仁”。公关人员要做到“仁”, 要成为一个仁者。所谓仁者是对公关人员内在的要求, 即要做一个仁人, 要有宽厚之德, 仁爱之心。这就是中庸之道所倡导的“仁者无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有了宽厚之德, 仁爱之心, 有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怀, 那么想问题、办事情自然就会境界开阔。

将内心的修养延伸于外就要做到立己立人, 达己达人, 这叫做“爱人”。人与人交往不是容易的事, 难免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 公关人员对上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领导交代的各项任务, 对下要和同事和睦相处, 对外要起到联络沟通作用。公关人员的工作多而杂, 所以经常会因处理事务而让自己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所以公关人员在处理这些矛盾或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有广阔的胸襟, 要有容人、容事的雅量, 要宽人严己。孔子所讲的“谦恭、宽厚、信诚、敏锐、施惠”五种品德就是“仁和”思想的外在体现, 也是现代公关人员必须具备的修养。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中庸》说:“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强调和谐是国家人伦关系的五个“达道”, 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个人人共生共存的最根本的人伦关系。应用到公关人员工作上, “和为贵”的“中庸”思维方法, 可以全面地协调好公关人员和其他内外人员的人际关系。公关工作的职责使公关人员处于广泛而复杂的人际网中, 公关人员经常要充当领导与领导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上下级机关之间的“润滑剂”和“调节器”, 要尽力化解、淡化、缓和各方间的矛盾, 所以公关人员就更应该秉持以和为贵的思想处理好各种关系和事务。

二、过犹不及, 强化素位意识

《中庸》认为:“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愿乎其外。”意思是君子做本分以内的事情, 不做本分以外的事情。还说:“在上位, 不陵下;在下位, 不援上。”指在较高的位置上, 不欺压处在下位的人;处在较低位置上, 不要巴结在上位的人。所以公关人员对自己的定位要准确, 这就是中庸之道所倡导的素位意识。

现代公关人员的素位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失职, 就是说要及时完成各项工作, 全面履行各项工作职责, 遵循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与同事和谐相处。当领导需要意见时, 公关人员要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当领导交付工作的时候, 公关人员不能畏首畏尾, 要放心大胆去做。当公关人员应该有所为而不为时, 那就是失职。二是不越权, 公关人员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事, 不可超越公关人员的权限。公关人员不能自作主张, 在公关人员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要作决定时去向领导请示;公关人员也不能代替领导行使职权, 需要领导亲自出面的地方, 公关人员不能越位代替领导去做。要做到果断而不武断, 主动而不妄动, 参谋而不参断, 用权而不弄权, 参与而不干预, 办事而不多事。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在其位, 谋其政;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孔子将中庸视为一种最高的道德, 中庸就是反对过与不及, 要求做事把握好“量”和“度”, 保持好事物间的协调。《中庸》中说:“素富贵, 行乎富贵;素贫贱, 行乎贫贱;素夷狄, 行乎夷狄;素患难, 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由此可以看出公关人员应该对自己的位置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找准自己的定位。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公关人员对“量”和“度”的把握。公关人员待人处世要知进退, 不要“狐假虎威”、“假传圣旨”, 更要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说话要点到为止。在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观点时, 一定要与当时的“大环境”和自己的“位置”相对应。相反, 如果不能把握好自己的位置, 该进反退, 该退反进, 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陷入困境。

三、行远自尔, 彰显真诚品性

《中庸》道:“行远自尔, 登高必卑。”意思是走路一定是从近处开始的, 登山就一定是从低处开始的。荀子也说:“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这就是中庸之道提出的从小事做起, 循序渐进, 并且全力以赴。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甚至有人提出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已经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培训员工的经典,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细节的重要性。孔子说:“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其意思是小小的德性就像川流不息的江河, 润物细无声, 尽管它很微小, 但是它深入到了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因此, 不藐视和拒绝小就必成其大;反之, 不注意小处, 就必定要走向失败。公关人员必须能从细节当中发现玄机, 天下本无大事, 所有的事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 所以公关人员要从小事做起, 做好每一件“小事”, 把那些看似简单、平凡的小事做好, 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早在几千年前, 我们的哲学家就明白了真诚的重要性, 中庸之道倡导做人要“诚”, 要待人以诚。中庸之道认为:“诚之者, 人之道也。”真诚是自然天道的法则。一个人如果真诚, 由真诚而达到明白道理, 做事情就会“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其实中庸之道的“诚”不仅是天道的法则, 而且是人道的法则。

《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意思是, 在下位的臣子如果不先得到君王的信任, 就不可能治理好百姓。要得到“上位”的支持离不开对领导的忠诚。公关人员也是一样, 做好工作的前提, 就是要得到领导的信任, 只有得到上级的信任, 才能真正放手去做事;只有领导信任公关人员, 才会对公关人员工作进行支持和指导, 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说:“为事不诚, 则事败, 与人不以诚, 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由此可以看出, 公关人员待人以诚才是做人成才、谋事成功的根本。

四、事豫则立, 持有积极心态

《中庸》二十章说道:“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跆, 事前定则不困, 行前定则不疚, 道前定则不穷。”这句话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所谓“豫”就是要有准备, 如果做事情没有准备, 失败是必然的。孔子依序列了四个方面:言、事、行、道。“言前定则不跆”, 就是说在讲话之前打一个腹稿, 说话就不会颠三倒四, 更不会语义不通和思路不明;“事前定则不困”, 即做事情之前有了充分的准备和思考, 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好, 就不会陷入困境;“行前定则不疚”, 也就是行动之前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 就不会后悔;“道前定则不穷”, 是说当你要行大道、做大事时, 必须思前想后、考虑周详, 才不会走向困境, 而是走向通途。因此公关人员在做事之前先想一下做事的方案, 做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怎样做事才能事半功倍。同样在说话之前, 也应好好想想说什么, 怎么说, 免得出言失误。同样, 在公关工作中, 运用想象力来推断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对方什么样的反应, 对于公关人员正确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 处理好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代在不断发展, 公关人员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经历了从“花瓶专业公关人员行政专员”的变迁过程。从变迁过程看, 社会对公关人员的知识要求、专业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公关人员要以积极的心态, 不断学习, 与时俱进, 这也正是中庸之道倡导的“弗停”。

中庸之道告诉我们:“有弗学, 学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问, 问之弗知, 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 弗措也;有弗辨, 辨之弗明, 弗措也;有弗行, 行之弗笃, 弗措也;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 己千之。”对不同的人来说, 学习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然而中庸之道要我们相信, 笨鸟也是能先飞的, 如果别人一次就能做到的, 自己就用一百次去做到;别人十次能够做到的, 自己就一千次去做到。人人都有成功的可能, 只是看你是否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而已。中庸之道还指出, 如果还没有学就赶紧去学, 学了就不要放弃, 要坚持到最后。公关人员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解决困难的关键就是要有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念, 不断地去学习,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中庸之道对现代公关人员养成良好的素养有着积极长效的作用, 中庸之道让公关人员的知识能力得到了提高, 同时也使公关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 有助于公关人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 中庸之道能让公关人员养成良好的心态和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 这对公关人员开展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庸之道倡导以人为本、和谐共荣, 现代公关人员在工作中协调好人际关系, 进而为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不仅有利于企事业单位的发展, 而且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要: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而中庸之道又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以其独特的现代价值, 对提升现代公关人员的素养能起到积极长效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公关人员自身的成长和企事业单位的发展, 而且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庸之道,公关人员

参考文献

[1]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07.

[2]曾参, 子思.大学·中庸[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03.

[3]张弘.儒家“仁和”思想对公关人员处理人际关系的影响[J].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4) .

[4]刘成纪.《中庸》的理想[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08.

《论语》与现代企业家的管理艺术 第2篇

[摘要]:《论语》曾对中外一些大企业家产生重要的影响,作为现代企业在汲取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同时,还应从传统思想,特别是集中了孔子思想主要内容的《论语》里寻找源泉。《论语》提出的“人为本”、“施仁德”、“重诚信”、“和为贵”、“已身正”等思想对现代企业家来说,是企业经营管理制胜的法宝。

[关键词]:企业家 管理 艺术

1998年诺贝尔获得者聚首巴黎时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孔子的管理艺术思想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他对现代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现代企业家在汲取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同时,还应从传统思想特别是集中了孔子思想主要内容的《论语》里寻找智慧的源泉。为此,笔者仅对《论语》的粗浅理解,尝试着为我国企业的领导者们提供以下建议。

一、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家管理的根本

《论语》中,“仁”先后重复出现了109次,它是孔子人本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当然,“仁”的内涵很丰富,但其本义就是“爱人”,以仁爱之心待人。就一个企业家来说,要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就是要解决好如何对待员工,并依靠员工办好企业这个根本。

第一,以仁爱人,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人”是管理活动的核心,企业家应把员工看成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当孔子听说马棚失火时,首先问的是“伤人乎?”不问马,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态度。在我国员工是企业的主人,特别是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企业必须把员工看成是最活跃的生产力,是创造企业名牌的最终主宰,是市场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比任何资本都宝贵的财富。只有牢固树立以员工为本的思想才能使企业富有生命力。

第二,以义统利,使社会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论语》中倡导:“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曾使历代中华儒商取得了辉煌。要使企业不断发展,就不能只考虑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还要实现、维护和发展好员工的利益。想员工之所想,急所员工之所急,为员工办好事办实事。实践证明,只有把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利益高度民主结合起来,才能推动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每个企业追求利润,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因素,必须肯定的。但对任何事情都不应过分强调,如果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的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孔子提出“见利思义”,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实践中,一些企业家吸纳了儒家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第三,以德服人,企业家要率先垂范、廉洁自律。《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这说明孔子并不反对“法制”,但更主张以仁德来管理,以礼教来整治。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现代企业在依法治企和以德治企的结合中,企业家更应注重通过道德来规范员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用精神文明来塑造员工的灵魂,培育一个良好的企业道德环境。在加强纪律和制度约束的同时,企业家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把正确思想情操灌输到员工们的头脑中去,使之化为内心的自觉行动。

第四,把企业创建成学习型组织。《论语》中说:“以不教民战,是弃之”。一个企业要提升竞争力,就要关心员工的学习,否则不仅员工会被抛弃,同时企业也会被市场所抛弃。现代企业应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和的组织,并不断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提高企业和员工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二、无为而治是企业家管理艺术的总原则

孔子为解决好管理艺术问题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无为而治”。这里“无为”是指国家和企业的领导者不自为或尽量少自为;“治”是把国家的管理工作充分做好,到达所谓的“大治”。用现代管理科学的术语说,即实现最佳的管理目标。孔子把舜看作这种高超管理艺术的典型,极口称赞:“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说舜谦恭谨慎地处于最高位上,从容不迫,不躁不乱,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自然而然地进行着,而且做到恰到好处。这自然是管理艺术的很高境界。

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要点放在“治”字上,无为是为治服务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治术,也就是说基本上属于管理艺术的范畴。现代企业领导者要达到无为,就要求领导者不自为或尽量少自为,即不做管理助手和管理对象做的事。企业内部应有明确的分工,凡属管理助手或管理对象职守范围之内的事,应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领导者不应自为。也就是说,企业领导者应努力实践能力主义和权力下放的原则,充分发挥下属工作的主动性和创见性,提高企业整体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三、以诚信为本来塑造现代企业家的形象

《论语》中反复强调,“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要义。历代儒商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作为其经营信条。但另人痛心的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经济合同失效、欠债不还、广告失真、假冒伪劣商品横行等严重破坏信誉的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营造讲求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氛围,以诚信为本、信誉第一的信条来塑造中国企业家的形象。

首先,要高度认识诚信是企业的无价之宝。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与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诚信是企业领导者的生命所在,是一个企业的立业之本,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利器。没有了诚信,也就谈不上竞争力。现代企业家要重视“诚信”这个金字招牌,要让它成为企业永不枯竭的财源。

其次,学会依法维护诚信。讲诚信还需要法律做保障,企业家应利用诚信体系对不讲诚信、败坏自己信誉的人和事做有理有力的斗争。进入21世纪,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企业家应学会依法维护自己企业的信誉和利益。没有诉讼意识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

四、已身正是领导企业的力量源泉

《论语》中强调要加强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尤其要求领导者自己首先要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几段话可以说相当精辟,很值得现代企业领导者深思和反省。这里反复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首先管理好自己,要正人,首先正已。“将者,智、信、仁、勇、严”,作为企业的“将”,企业家应注意五德的养成,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方面都率先垂范,为人表率,严格要求自己。这也是作为现代企业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企业家要使员工信服,一要“敬事”,即要有敬业精神。办好企业是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而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不仅需要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企业家,而且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挑重担;既能参与经济运行,又不唯利是图,具有崇高的社会风范,团结大家共同战胜困难,迎接曙光。二要“克已”,要做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和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自觉地约束自己,克制私欲,行正道,不做一切非礼之事。三要“不骄”,在企业取得一定绩效时,不沾沾自喜,千万不可随之骄傲起来,满足于现状。四要“宽众”,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宽厚就会赢得员工的拥护。要将心比心,常设身处地调换角度认识问题。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五是“知礼”。不管在工作中或生活中,无论是对直接公众或是间接公众都坚持恭敬、诚恳、有礼貌。

五、以和为贵是企业旺盛的法宝

《论语》中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用现代企业管理学的语言表达,孔子相当重视管理系统的团队精神。企业领导者一定要做到和气待人,要善于使自己的企业保持一团和气。要认识到这不是别人非要求你这样做不可,而

是你经营的企业这个整体的利益所决定的。“和为贵”是一个内容极广的概念,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和实践。就企业家而言,它就意味着要面对企业中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追求、利益的冲突,如何承认矛盾,通过解决矛盾,达到积极的和谐,也就是使企业上下左右都能呈现一种向上的和气,人气旺,人心齐的最佳状态。日本企业就是从中悟到了这个真谛,他们许多企业所以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个重要经验,正是把这种“和”的团队精神运用到企业的管理中,在企业中形成一种链条式互助循环关系,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了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团结合作精神。一个企业能否一团和气是同企业是否具有生命力画等号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团结就是力量”、“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一样。企业家应不断增强亲和力,并实现企业与外部各方面的和谐,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六、器之是企业家用人的艺术原则

孔子对使用人才,在《论语》中提出了“器之”的原则。“器之”即因材任使,像对器具一样,什么样的器具派什么样的用场。孔子称道舜为无为而治的典型,就在于他认为舜的手下人才济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怎样合理有效的使用优秀的管理助手或骨干呢?这就要求企业家讲求用人的艺术。

在领导者自身的作用问题上,孔子强调“君子不器”;在对管理助手的使用问题上,孔子则主张“器之”。这是基于分工的需要得出的两个不同方面、不同性质的管理艺术:领导艺术和用人艺术。领导人的职责是领导全局,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决策和用人上,而不能把自己放在“器”即局部、具体工作执行者的地位;否则就会妨碍自己对全局的观察和指导,也会妨碍管理助手的作为,削弱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管理助手则是受领导者委托负责局部、具体工作的,他们是因为有各自的专长而被遴选担任某种或某方面工作的。如果他们不具备这种条件,遴选他们担任有关工作就是领导者无知人之明;他们具备这种条件而不把他们摆在合适的岗位上,那就是领导者不善任人。既善于识别管理助手的才具,又善于为他们安排适宜的工作岗位;既知人,又善任,就叫“器之”。

《论语》的管理艺术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前进的历史趋势。他把发挥管

理助手、管理对象的主动性作为提高管理艺术和“尊美”、“摒恶”的前提,而把教育和经济利益作为调动、激发这种主动性的两个主要手段。孔子认为以暴力压迫来进行的管理是恶的,而以教育及经济利益为手段来调动主动性的管理,则是美的。

当然,孔子时代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的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且等级森严,人身依附关系极为严重。孔子的管理艺术思想,自然也不免会打上这种时代落后性的烙印。例如在用众、使民的问题上,《论语》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同他重视教育手段的思想就是正好相反的。

现代领导干部与公关语言艺术 第3篇

一、公关语言艺术在行政领导活动中的意义和作用

(一)公关语言艺术有利于沟通取得最佳效果

美国一些管理学家曾在社会调查中对领导者提出一个问题,“你每天耗时最多的是什么工作?”被调查者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回答:“沟通、协调工作。”通过调查他们得出结论,领导者每天至少要用60%的时间沟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那么,领导者靠什么与各方面沟通、协调呢?当然是语言。领导干部只有运用公关语言艺术与公众沟通、协调,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公关语言传递的是公关信息,它是为树立组织的良好形象服务的。通过公关语言信息,可以传递各种消息、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内容。例如,介绍党政机关的组织概况,公布党政机关解决民生问题的新举措,向公众输入某种情感等等。这些沟通都有利于加强党政机关与公众的联系,有利于塑造党政机关的良好形象。

(二)公关语言艺术有利于在政务活动中协调公众关系

在政务活动中,领导干部往往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被动局面或尴尬场面。这时如能巧妙运用公关语言艺术,便可以一种愉快的方式使交往对象获得精神上、心理上的快感,化紧张不安为轻松和谐,有助于缩短彼此距离,协调交往双方的关系。

古今中外这类经典事例不胜枚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邱吉尔到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参战抗击德国法西斯。邱吉尔受到热情款待,并被安排住进白宫。一天早晨,邱吉尔正躺在浴盆里,抽着特大号的雪茄烟。门突然开了,罗斯福走了进来。邱吉尔大腹便便,肚子露出水面。两人都甚感窘迫。邱吉尔扔掉烟头,说道:“总统先生,我这个英国首相在您面前可真是一點也没有隐瞒。”说罢两人哈哈大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关语言艺术是使政务活动摆脱尴尬局面的“疏通剂”。

(三)公关语言艺术有利于在领导活动中协调公众关系

公关的重要目的是改变公众的态度,引导公众的行为。这正是公关语言艺术的重要功能,也是运用公关语言艺术的效果。这里关键是要摸清对方的真实情况,找到缩小双方观点距离的语言艺术。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将领张自忠屡建战功,被委任为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但他吸毒成癖,致使全军上行下效,严重影响了战斗力。1939年李宗仁去张部视察时,曾劝其戒毒。张也曾当众销毁烟具,焚烧烟土,但后来还是难敌鸦片的诱惑。爱国人士胡秋原先生与张自忠私交甚厚,深为张的健康和33集团军的军风忧虑,于是便请周恩来想办法劝张自忠戒毒。周恩来得知胡秋原的来意,沉思片刻之后,托胡秋原带了两样东西给张自忠——一张中国地图,图上标有侵华日军的蚕食情况,还有被八路军缴获的显示皇军“赫赫战果”的照片。张自忠目睹这两物,神色大变,激动地对胡秋原说:“值此国难当头,余身为军人,还这样吞云吐雾,致使军营风气日下,我还算个人吗?”从那以后,张自忠就再也没有吸过毒,直到为国捐躯。

像张自忠这样名噪一时、立有大功、手握重权的人,其自尊心非一般人可比,一般的劝谏办法是难以奏效的。针对张自忠爱国爱民、痛恨敌人的心理特点,周恩来巧妙地运用了公关的非言语艺术,即借物抒情,以情感人,达到了任何语言都达不到的效果。

二、公关语言艺术的方法技巧

(一)循循善诱法

习近平同志曾对新闻媒体说:“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不会说话,主要表现在:与新时代群众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领导干部不懂得公关语言艺术的突出表现。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一缺点,除了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能使人听懂外,关键还要掌握循循善诱法。

领导干部与公众见面后,要善问。善问等于与对象公众打开了话题。而要把话题引向深入,就需要善诱。循循善诱,即有步骤地、耐心地引导对方思考,要“诱”得得当、巧妙,使对方心悦诚服。在“善诱”的同时,还要注意以信任的态度,不断鼓动激励对方的讲话情绪,以礼诱之,以情导之,最终达到双方极为融洽的地步。

(二)因人而异法

领导干部每天都要与群众沟通,与上下级沟通。沟通的实质就是相互交流信息,相互说服对方,形成共识。这就要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沟通对象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第一,与群众沟通时,平等交流,讲大众语言。所谓平等交流,就是领导干部不要居高临下,讲起话来盛气凌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以理服人,而不能自以为是,仗势欺人,以权压人。所谓讲大众语言,就是讲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

群众的语言是生动的,也是鲜活的,领导干部要注意向群众学习,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跟群众交流。切忌讲官话、大话、套话、空话,也不要长篇大论,把非常简单的道理绕来绕去。否则,不讲群众还明白,越讲群众越糊涂,这样既降低了领导干部自己的威信,也容易与群众产生隔阂,影响工作。

第二,与同级和同事的沟通要体现主动、体谅和谦让。所谓主动,就是先采取动作或方法。如先给自己和同事乃至同级部门创造交流和相互了解的机会,先主动地帮助他人,主动地为其他部门提供合作和支持等。所谓体谅,就是在人际交往中要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从他人的角度看他人,从他人的角度看自己,学会理解他人的难处。所谓谦让,就是对那些参加工作时间比自己长、任职资格比自己老的同志要始终在言语和态度上保持谦虚和礼让。当同事之间、平级之间遇到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如果真是自己的认识脱离了实际,或者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甚至错误,就要勇于面对,敢于承认。在交流过程中,面对不同观点的碰撞,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要有虚心听人讲话和接受正确意见的胸怀和度量。

第三,与上级沟通要把握好分寸。请示和汇报是与上级领导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在请示或汇报时,我们应注意首先仔细聆听领导的指示,把握领导的意图。回答领导的问话和向领导询问时,要做到准备充分且语言明确、简洁、果断。不要就一个问题纠缠不清,也不要嗦嗦。总之,与上级领导进行语言沟通时,要尊重而不吹捧,请示而不依赖,主动而不越权。更不要反复讨论已经明确了的问题,以免耽误时间降低效率,引起领导的反感。

第四,与不同性格的人沟通在语言风格和谈话内容上要有不同的侧重。与控制型性格的人进行语言沟通时,要简明扼要,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不拐弯抹角,无关紧要的话少说,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与互动型性格的人进行语言沟通时,要让对方参与进来,注意充分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谈话最好采用商量的口吻,在讨论中达成共识;与内敛型性格的人进行语言沟通时,可以适当增加拉家常的时间,等对方比较放松的时候,再切入实质性的问题。

总之,仔细揣摩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并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区别对待、运用不同的语言技巧,就会获得较好的沟通效果。

(三)名人效应法

在公关活动中,时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时之间很难用言辞说服对方,尤其是有求于对方时。这时不妨采用名人效应法,邀请对对方有较大影响力、说服力的朋友来充当“代言人”,由“代言人”来劝导双方。这样,双方的信誉度都会得到提升,利于消除分歧、解决问题。例如,前面讲到的爱国人士胡秋原请周恩来规劝张自忠戒烟,就是典型的名人效应法。

(四)设置“陷阱”法

领导干部在行政领导活动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固持己见,刚愎自用的对象。如果像对待常人那样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一般很难达到目的。对于这些人,既要有耐心,更要讲究策略,可运用设置“陷阱”法。领导干部可就对方的看法和观点,设置一个“陷阱”,引导对方暴露其自相矛盾之处,以此来否定对方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

运用设置“陷阱”法,关键是对问题要精心设置。设计什么样的问题,放在什么时候提出,都必须非常巧妙地围绕你的核心目的进行。这种方法虽然在语言技巧上有一定难度,但用得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借题发挥法

借题发挥,即在对方企图抓住自己弱点进行宣传时,就对方原来的话题进一步引申,使话题朝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展开。一般是在重述对方话题,甚至作进一步引申之后,突然转折,循着对方提出的问题,反口诘问,迫使对方自己解答。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回避难题的目的,还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借题发挥法,关键在于要抓准问题,反诘有力,否则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六)以退为进法

当说服教育不顺畅,甚至陷入僵局时,领导者可以先绕开话题,作些适当的让步,陈述利害。正如古人所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样往往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国春秋时代的齐相晏子最擅长使用这种方法。据《晏子春秋》记载,齐国有人得罪了齐景公,景公大怒,命人将他绑起来,置于殿下,召集武士来肢解他,有敢劝谏的,定斩不饶。晏子左手持着那人的头,右手磨着刀,仰面向齐景公问道:“你知道古代贤明的君主要肢解人时,从哪里开始下刀吗?”景公顿时明白,说:“把这人放了吧,过错在寡人。”晏子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以退为进方法解救了这个齐国人。

《论语》与现代公关 第4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 历朝历代注重“礼”, 尤其注重孔子的“礼”, 儒家《论语》所提倡的“礼”, 对个人以及社会的发展和完善都有巨大的正面作用。

一、《论语》中对礼的理解

有子曰:“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礼的运用, 应当是以和谐为贵的, 古代的君王他的治国方法, 先贤流传下来的道理, 其中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依礼行事, 不论大事小事, 如果只是不灵活的按照折中的办法来做的话, 有时也会行不通, 这是因为为了和谐而和谐, 而不是依照礼治来节制, 这样是不可行的。“礼”通过人们的真心来得到时间的应用, 这样“礼”的本质才可以得到真的体现。李零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礼是处理差别的, 通过差别, 建立秩序, 秩序就是和,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尊敬, 友善, 关爱定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赞许。昭示着和谐的珍贵与美好。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 与其奢也, 宁俭;丧, 与其易也, 宁戚。”林放问礼的本质。孔子说:“你的问题很有意义呀!就一般而言, 与其铺张浪费, 不如朴素俭约;就丧礼说, 与其仪文周到, 不如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哀悼。”那么礼的根本是什么呢?孔子是这样回答的: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 但根本不在于形式上而在内心里。所以, 礼的根本意义在于人内心的真情。孔子强调守丧三年之礼, 他认为这是人性道德情感的必然表现之一。

二、《论语》中的孝礼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人伦纲常,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长幼有序。在《论语》中, 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如何侍奉父母的孝道也做了深入探讨。

子曰:“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旁而不怨。”侍奉父母, 如果他们有做错的地方, 就要和颜悦色, 慢声细语的劝说。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从你的劝解, 还是要恭恭敬敬的, 但也不能违背道理, 为他们操劳的时候, 也不要有所怨恨才可以。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 我对曰, 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孟懿子向孔子问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不久, 樊迟替孔子赶车, 孔子就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道, 我回答他说, 就是不要违背礼节。”樊迟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道:“父母活着的时候, 就依规定的礼节去侍奉他们;去世了的话, 就依规定的礼节去埋葬他们, 祭祀他们。”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子游问孝道。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道, 就是说能够养活爹娘就可以了。那么至于狗马都能够得到饲养;若不真心严肃地孝敬父母, 那养活爹娘和饲养狗马怎么样去分别呢?做到“孝”,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长期能够做到“孝”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孝”不仅仅是是要让父母衣食无忧, 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慰藉, 让父母从内心真正地感到满足, 这才是真正地做到“孝”了。

宰我问:“三年之丧, 斯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 礼必坏;三年不为乐, 乐必崩。旧谷既没, 新谷既升, 钻燧改火, 期可已矣。”子曰 “:食夫稻, 衣夫锦, 于女安乎?”曰 “:安。”“女安, 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 食旨不甘, 闻乐不乐, 居处不安, 故不为也。夫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对于君子来说, 有丧在身时, 吃美味不觉得美味, 听音乐不觉得高兴, 闲居也并不觉得安逸, 因为亲人的去世而从内心真正地感受到了悲伤, 表现出来的就是在服丧期间对于任何美好的东西也不再觉得喜爱了, 父母在自己不能食不能语时尽心的照顾使自己的内心感到失去亲人的巨大的悲痛, 做到了真正的发乎情, 这才是真正的孝礼。

《论语》中的孝可以总结为:“生, 事之以礼, 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孝敬父母的态度。

在《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四十条中: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 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皆然。君薨, 百官总以听于冢宰三年。”子张说:“《尚书》上说:‘殷高宗居丧守孝, 住在凶庐, 三年不问政事。’为何这样呢?”孔子说:“不仅高宗是这样的, 古人都是这样的。君主死了, 文武百官管理各自的职务都要听命于盅宰三年之久。武丁的父王去世后, 武丁就亲自守孝三年, 国家的大事全由宰相管理, 国君自己是不参与政事的, 他也不谈政事, 以此来表示对父王的沉痛哀悼, 表示的就是“祭之以礼”。在汉文化中, 有披麻戴孝之说, 孝服的不同, 体现着与死者的亲疏以及辈分关系。中国古代, 在朝廷里当官的人, 要请假回家服丧, 这就是“丁忧”。“丁忧”期间, 除了不能做官, 更不能应酬, 只能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守墓, 素衣粗茶, 不能洗澡, 剃头, 刮胡子。而朝廷如果有特殊原因强行要求官员继续做官的, 叫做“夺情”。明代张居正的父亲去世, 但他在丁忧期间担心朝廷被政敌控制, 指使亲信给自己开出了“夺情”的圣旨, 遭受朝野抨击。这就说明, 在中国传统中, 对父母去世后的儿女所行的丧葬之礼也是十分重视的。

在现代, 三年守孝的情况已经很少了, 但是祭祀过世的亲人的礼节却还是一直流传了下来。每年的清明节实际上就是一个孝节, 人们都会去扫墓祭献先人;重阳节, 与父老一起登高, 插茱萸, 饮菊花酒, 期盼父母长寿。

在民间, 东向而坐, 一般为最尊贵的。在堂中, 面南而坐最为尊贵。父母坐在堂中, 背部向背面朝南, 而且, 古代吃饭时, 父子是不能同席的。吃饭时, 长辈没有动筷子之前, 小辈是不能先行夹菜的。在古代的礼仪中, 有一个“晨省昏定”。“省”就是探望, “定”就是要休息。《论语》中所提倡的“孝”, 所认同的“礼”, 就是不仅要赡养父母, 让他们衣食无忧, 最重要的就是当儿女的要心甘情愿的孝顺父母, 让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得到慰藉, 让父母的内心感受到儿女的真心真情, 感受到儿女所尽的孝是出自真心的, 这样才做到了《论语》中所提倡的“孝”。

礼仪, 是被用来引导人们向善自律的。一个懂礼的人, 必然是知道如何与人和睦相处, 如何要求约束自己的。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礼仪经过丰富, 嬗变, 形成了各个不同民族的礼仪文化。《诗经. 鄘风. 相鼠》云:“相鼠有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胡不遄死?”这句话是说, 瞧瞧老鼠还有皮呢, 你作为人却没有容仪, 为人而毫无容仪, 不死还有什么意思。荀子说过:“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国无礼则不宁。”就是说, 人们只有通过礼仪的亲身实践, 才能够增强自己内心的文明意识。才能够养成自觉的文明行为。

礼, 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 决嫌疑, 别同异, 明是非。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根本, 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儒家就是通过礼的行为和秩序规范, 以此来培养人对社会道德伦理的自律性, 让尊崇礼仪成为每个人的自觉意识。孔子的礼仪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观念最重要的核心, 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确立自身地位的重要支撑。在礼仪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需要把古代礼仪的精华和现代的礼仪相结合, 这样才能更好地使我们的礼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并能更好的继承并创新古老的礼仪, 使其得到更多现代人的认可, 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更好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刘殿爵:中英文对照《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朱黎辉.孔子礼学思想及当代价值[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1.

[3]孙亚丽.《论语》中的礼[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 (1) .

《论语》与现代公关 第5篇

细读文本, 笔者一方面发现《论语》半月刊确实在努力迎合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提倡的文学和教育的复古潮, 发掘和展示了一大批“老货”;另一方面, 林语堂在琳琅满目的“老货”中独独选中晚明小品, 似乎与单纯的“复古”不尽相同, 甚至别有意图。本文将从《论语》半月刊引发出的散文创作的复古热潮来探讨和揭示林语堂提倡晚明小品文的真实目的和实践冲动。

一、由《论语》半月刊引发的现代散文创作复古热

20世纪30年代, 国民政府大力倡导和推行“复古读经”运动, 以林语堂为编辑《论语》半月刊积极响应。首先, 《论语》刊物向读者大力推荐历史上的一些哲人名士, 如儒家的孔子、道家的庄子等, 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小品文名家更为他所钟爱。晚明小品文的前驱徐渭、李贽、屠隆到张大复、汤显祖、陈眉公, 从晚明文学的代表公安三袁到竟陵派, 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王思任和张岱, 再到清代的袁枚、金圣叹、张潮等, 《论语》将晚清小品文名家几乎搜罗殆尽。其次, 《论语》刊物大量刊载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人的读书随笔和小品散文, 这类文章在文体形态上趋于精致短小, 为同时代人树立起写现代小品文的新规范。此外, 同气相求的文人借助现代传媒的便利, 纷纷将晚眀小品文翻印、评点、选编, 使之成为适合大众阅读的普及性读物, 如最早是沈启无的《近代散文钞》, 后有影响极大的刘大杰标点, 林语堂校阅, 周作人、阿英、郁达夫作序的《袁中郎全集》, 有施蛰存编选、周作人题签的《晚眀二十家小品》, 还有周离庵点校, 周作人、林语堂作序的舒白香《游山日记》, 也有阿英编校的《明人日记随笔选》等。[3]可以说, 《论语》不但自身散发出浓厚的古韵, 而且还引起时人品读古代小品文的兴趣, 这让鲁迅极为反感, 他批评《论语》是“乱点古文, 重抄笑话, 吹拍名士, 拉扯趣闻”[4]。

二、复古热背后林语堂对现代散文出路的思考和努力

从表面看, 林语堂极力推崇晚眀小品文迎合了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提出“尊古读经”的复古运动, 客观上助长了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但是, 这真是林语堂办《论语》和提倡“幽默”小品文的真正意图吗?笔者认为, 在30年代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极大的转向:从一名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变为一个通达温和的绅士, 由一名激进的五四个人主义知识分子转变成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 他一直接受西式教育, 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等现代思想的影响。直到中年, 他才真正涉足中国古典文学, 一接触, 竟欣喜若狂, 相见恨晚。他深深地惊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雍容典雅, 沉醉和迷恋传统的东方式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生活, 特别是晚明小品文中所流露出的真性情、活泼的个性和注重独创性等特点与林氏的文学理想非常契合, 以至于他发出“近来识得袁中郎, 喜从中来狂乱呼”之声。但是, 这并不能断定林语堂想复古。此时的林语堂已人到中年, 在目睹和亲历各种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大起大落后, 更在深入了解中西文化之后, 平和稳健的中年心态让他能静下心来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与传统截然对立的二元思维的霸权性, 以及如何正确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和更好地用中外文化来建设新文学等实质性问题。其实, 这并非林语堂最先发现并思考的孤独之举, 早在20年代末, 新文学各路人马都全面开始对五四文学进行盘点、清算、总结并各自亮出新的观点。初生的革命文学已完全否定批判五四的激烈态度, 力图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而大多数昔日的五四健将们则从更深层次审视与反省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的得与失, 浮躁而喧嚣的文坛让他们渐渐地省悟到没有一块丰厚土壤的滋养, 新文学的绚丽将会是昙花一现。他们本身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浓郁的古典审美趣味让他们重新回归和吟咏古代经典显得毫不费力。于是, 在细细体味传统文化风味的同时, 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将新文学的源头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相接。林语堂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也出于同一目的, 他意图借晚明小品文的精气和灵性来刺激并激活日趋僵化单一的新散文。

三、林语堂对晚明小品文情有独钟的隐秘目的和创新冲动

中国文化有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极其辉煌灿烂的文学体裁和文学代表, 但为什么林语堂却偏爱并不引人注目的晚明小品呢?笔者认为, 首先, 林氏在晚明诸多小品名家的作品中发现“明朝的名士的文艺, 诚然是多由隐遁的色彩, 但根本却是反抗的”[3], 况且“现在中国的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 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之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 这原是不足怪的”[3] (《永日集·燕知草》) 。这一历史环境的相似不仅触动了《论语》作家的闲适隐逸之心, 更是他们据历史对现有政治环境进行的审视和观照, “晚明情结”由是成为30年代文化专制下现代文人抒怀、隐喻、抗争的心理依据。同时, 他们也非常欣赏晚明作家中一些敢于反抗、蔑视礼法与权威、玩世不恭的真名士和真斗士, 如徐渭、金圣叹、李贽等。从这些历史名人身上, 他们在想象和美化古人的同时间接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平衡了心底的无奈和失望。其次,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朝, 封建体制逐渐走向瓦解, 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 人的自身欲望开始复苏, 它要求冲破理学的重重禁锢, 追求世俗人生之乐, 这反映在文学上就出现了表现个人性灵、反映生活情趣、在形式上创新敢于突破的小品文。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晚明小品文实际上是明末文坛反复古思潮的生力军。

200多年过去了, 天性活泼温厚、崇尚自由无拘的林氏与晚明的那些敢爱敢恨、放荡不羁的名士们及其清新活泼的性灵小品一见倾心, 晚明小品文的内在精神外在风致和林语堂的西式文学理想也非常契合。林氏对晚明小品文学文学观念的认识和承继是建立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上, 如他把西方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和个性主义、表现主义投射于晚明小品文中流露出的性灵、个性、人生欲望和个人情调以及反复古追求形式创新等特点上, 并赋予晚明性灵说一个现代的灵魂:“大凡此派主性灵, 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 性灵派之排斥学古, 也正如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反对新古典文学, 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 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5]30年代的文坛, 国民党在中小学教育中推行“尊孔读经”运动, 提出“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 从而掀起一股复古的反动思潮, 各类新八股披着白话文的羊皮横行其道, “塾师教作文, 不教心中要说的话, 心中不可不说的话, ……将来小学生成士大夫、委员、秘书, 起草宣言, 满篇皆得体文章……及至士大夫发宣言, 作演讲, 洋洋洒洒, 无一句老实话, 恬不知耻, 报刊强迫刊载, 学生引为楷模”。[5]林语堂深恶此类陈腔滥调, 于是, 他意图借新颖活泼的晚明小品打破新文学散文创作已经僵化的条条框框, 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可以说, 论语派对晚明小品的价值进行挖掘和重估是现代与传统的一次亲密接触和深层对话。在论语派家心中, 传统决不能完全等同于封建, 传统与现代更非泾渭分明、决然对立, 它们之间有着外在时间和内在逻辑的承继, 传统依然是现代的底色或基础。周作人在为现代散文说溯源探流时, 发现“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 实在是‘古已有之’, 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 但风致实是一致, 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 使它有一种新气息而已”[6]。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论语》虽然表面古意盎然, 实则是在反对复古, 寻求散文创作的新突破。它力图把晚明小品文的灵性与生气融入日趋僵化的现代散文的躯体中, 在肯定晚明文人“颓废”的近代人性论色彩的同时又以五四的现代性追求反思晚明文人的颓废, 毕竟这一代学人曾沐浴过现代科学和道德文明, 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才能发现晚明小品文与现代文明的相通与契合之处, 从而使新时期散文的创作能兼得本土与西风优良资源的滋养, 呈现出一番新景象。

摘要:林语堂曾在《论语》半月刊中大力提倡和介绍晚明小品文, 从而推动现代小品散文的写作和流行。本文通过分析和揭示林语堂提倡晚明小品文的真实意图, 进而体现《论语》刊物在融合传统与现代文学资源上的尝试和努力。

关键词:《论语》半月刊,林语堂,晚明小品文

参考文献

[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J].现代, 1933 (6) .

[2]郑伯奇.幽默小论[J].现代, 1933 (1) .

[3]吕若涵.“论语派”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4]鲁迅.从帮忙到扯淡[G]//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118.

[5]林语堂.论文[G]//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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