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与认同（精选11篇）
理性选择与认同 第1篇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现状
据海关总署统计, 从2006-2014年, 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4年全年文化产品出口额217.3亿元,同比增长16.3%。 但中国文化贸易还存在以下的突出问题:
(一)商品出口市场及商品结构不合理
从出口市场结构看,2014年中国文化产品对拉丁美洲、东盟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但对发达经济体的文化贸易出口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目前,发达经济体仍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贸易进口来源地。从出口商品结构看,2014年中国文化商品出口仍为技术含量低、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初级文化产品。 以影视媒介、音乐媒介、出版物及版权、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所占比重太小,国际竞争力非常弱。
(二)对外文化交流传播手段重复和单一
中国的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存在低效率的状况。如在传统的对外文化交流中, 政府派出艺术团体去国外表演和组织文化展览, 经费由政府承担, 但表演和展览后带来的贸易商机甚微。中国驻法国领事张国斌曾提出:“在参加了中国文化年后,有不少法国人表示,感觉中国文化年的活动缺乏活力与创意,没有让人看到现代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多年来,在对外文化交往中,我们更偏重于表演、展览、举办活动等“动态”的展现方式,诸如出版、媒介合作等“静态”的传播手段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化传播中的类似问题已严重制约着中国传播力的提升。
(三)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弱,有影响力的出口品牌缺乏
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非常弱。从中国文化企业的出口产品目录中看出,中国仍缺少世界级的文化品牌,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这与中国文化资源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胡惠林等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 CCIDI) 中提到, 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一些发达国家掌控着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在50% 以上, 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进入已无法遏制。目前,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美国、日本和韩国产品占有较大份额。美国电影协会于2013年3月21日发布报告称, 好莱坞电影2012年全球电影票房的收入达到347亿美元并创下新的纪录,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成为其海外最大新兴电影市场的崛起。
二、文化认同与创新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必然选择
(一)文化的认同是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前提
1.文化具有独特的渗透力。 一国通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传达其审美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服务理念。与其他商品贸易不同的是,它会在思想上对消费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这将直接关系到输入国消费者的购买兴趣。事实上,许多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本国文化向外民族的推广与渗透,重视对外文化的传播。然而,中国在构建对外文化贸易战略上还没有把文化认同和文化创新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地位。在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战略上,理论界和企业大都是从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角度上探讨,而从中国文化传播入手却少有人提起和研究。
2. 中华文化元素是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的有力保障。中华文化元素一般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部分构成。显性因素如文学艺术、经史典籍、民族服饰、 历史遗迹、节日风俗、书法篆刻等;而隐性因素是那种支撑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并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精神、气质、品格和风骨。陈柳在《文化认同—跨国文化竞争与中国品牌国际化》一文中提到, 在对外文化贸易中,不光要将显性的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向世界介绍、推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即隐性文化因素,因为其一旦被外国人所接受,则会加速显性文化产品乃至于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
3. 今天的文化认同就是明天的经济。中国文化产品没有国际话语权,其原因就是很少想到通过文化去卖产品。可以看到, 当代风靡全球的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国际性品牌,一般都出自发达国家,而这些世界性品牌的生成过程是与其较强的文化传播力分不开的。因此,中国文化及产品要想更多“走出去”,也必然是以中国文化的认同为先导, 通过增进文化认同,才有可能消除文化差异带给中国文化产品国际化的消极影响。
(二)文化的创新是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缺乏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品牌产品。同时,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还没有能够真正得到总结、提炼和转化,生产出能够吸引人、 占领国际市场的品牌文化产品。 结果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现象:题材取自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美国迪斯尼动漫大片《花木兰》、《功夫熊猫》却给中国文化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由三国演义题材开发成的电脑游戏软件,却成了日本文化动漫品牌,返销中国。
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力是核心,这需要注重修炼文化 “内功”。目前美国文化产业在其国内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其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创新意识强,创造出了种类丰富、内涵深刻的文化产品,风靡全球。因此,设计制作更多符合受众的创意文化品牌产品与服务是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
三、加快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思考
(一)把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作为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心
发挥政府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认同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组织、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如提炼中国文化形象的核心元素是什么、哪些是中华文化中最珍贵且最易受外国人认可和喜爱的东西、挖掘中华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哪些等,从而制定出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战略及配套措施。
(二)把创新作为实现文化 “走出去”战略引擎
应当始终不移地把创新作为中国文化实现“走出去”的战略重点。一直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主要是以中国武术、戏剧、舞狮及民俗表演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作为传播内容。但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更多的是赋予了深层文化内涵的感受。
1. 一是将先进的中华文化个性、文化特色物化到商品的品牌塑造以及服务的质量、理念中, 从而提高商品的内在价值。二是重视商品的包装设计、广告翻译等工作,提高商品的外在价值。 三是广泛开展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合作,吸收引进国外投资,推进中国文化及产品对外传播。
2. 推进中国文化产品标准和文化产业制度的建构。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建立起影响国际文化市场的中国标准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要培养对外文化贸易的骨干文化企业,围绕国家制定的文化认同战略和中国文化标准实施对外交流。二要构建中国文化传播及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绩效评估体系。如专门负责对外文化传播的绩效评估组织和机构建设等,以便定期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及时为决策部门提出建议,以利于文化传播和对外文化贸易部门改进工作。
(三)把树立国际品牌作为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支撑
如果一国长期给消费者灌输某品牌信息,消费者就会逐渐对该国的品牌产品形成固有的、 模式化的印象,在消费者再次购买该品牌时发挥作用。
1. 将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形成体现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应当重视运用最新科技手段提升这些优秀文化资源的创意水平,设计出高质量的文化品牌,让更多的中国文化品牌赋予活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培养一批拥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策划机构,将中国优秀文化资源加以转化升级,塑造出强有力的世界文化品牌,加速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国际化进程。
考生应理性选择考研院校与专业 第2篇
考研的目的是什么?必然是决定自己以后的工作，那么考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十分的慎重?答案是肯定的!在每年的考研大军中总会有这样一群考生――不讲求个人能力一心要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奔”，考研时紧钉着清华、北大等名校。跨考教育(微博)辅导专家王伟老师认为，这样盲目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考研在选择院校时一定要结合自身实力以及家庭的条件进行选择。
一、考虑自身情况
考生在报考专业时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准确地为自己定位。部分专业总体的报考人数很多，但并非所有学校的竞争都很激烈，考生应该全面分析，切记，不要仅以报考人数来判断专业的冷热程度和竞争激烈程度。而且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从大众的潮流，报考所谓的热门专业，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准确地为自己定位。跨考教育咨询专家建议，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向可能将决定一生所从事的职业，尽量选择本专业相关的专业。大学打下的良好基础，将有助于研究生阶段的进一步学习。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实力。只有既认清形势，又认识自身实力，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成功概率最大化。
二、专业选择注意三种情况
首先，如果你对某个专业特别感兴趣，那就应该去学，这个专业就是你的首选。再者，如果你对任何东西都无法形成浓厚的兴趣，那么我认为你最好选一个相对比较实际的专业。也就是所谓分配还不错，就业前景比较好，并且相对比较喜欢的专业。最后，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及自己的性格特点，再选择那些可以发挥自己长处而不是短处的专业。比如说，如果你喜好跟人打交道，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那么你也许适合去做律师、外贸等等外向型的工作。而不是选择技术性或研发性的工作。当然，如果你只喜欢而且适合搞技术，那就遵从你的爱好。
三、就业形势
就业是选择院校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考生在决定了专业后所以奔著名校去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发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江浙、广东等发达省份的大城市，人才就业竞争激烈，越来越多的公司更加看重工作经验，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直接在大城市就业的难度比较大。当前一些报道说研究生就业率低，就指这些地区。而正在发展中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却少有人问津，这种巨大的反差也是造成研究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所以考生可以摆正心态，立足实际，在就业上理性选择。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在一些中小的城市，硕士研究生学历在那里会受重视，同样机会就多，成功的机率也大。像唐山、大连等，或者将这段经历当作一个打基础的阶段，为了将来在更大的城市立足。
四、经济基础
在选择院校时还要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平，如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三年的生活费将是一笔大开销，很多考生都是大学一毕业就考研，没有经济来源，基本都是靠家庭支持，庞大的生活费对于家庭条件一般的人来说压力很大。实际上，家庭经常条件一般的考生，可以选择山东、福建等省份，生活水平不太高，但教育水平较发达的地区，也可以选择科研院所，考生进入科研院所通常是以工作来对待的，每月会有工资，部分还会有一些科研奖励，还会免学费等优惠政策。无形之中减少了很多经济压力，也可以让自己完全投入到学习中去，以便于更快的取得研究成果。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院校不再有公费研究生了，而是以奖学金制度进行奖励，这无疑是给很多考研初试发挥不理想的考生在今后的学习中取得奖学金的机会，也激励考生在研究生阶段更加努力的学习。总得来说，考生在选择院校是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院校，不要盲目。一定要对目标院校及报考专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开胸验肺”与理性选择 第3篇
张海超在有粉尘的企业打工数年，X胸片显示出明显的尘肺症状，多家医院作出尘肺诊断。尘肺属于职业病，按照现行法律，应当由具有资质的职业病治疗机构作出诊断，然而，具有资质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诊断为肺结核。张海超无奈之下，到郑州大学一附院进行手术活检，确诊为尘肺三期。事件曝光，有关部门开始雷厉风行地处理责任人，同时也处罚了“没有资质”的郑大一附院。这就是事情的大概。
这样的事情，仅仅道义谴责，仅仅事后补救，难道就可以了吗？如果不能从管理机制上解决问题，类似事件会走向何方？张海超为什么要开胸验肺？不开胸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稍有医疗知识都知道，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张海超大可不必受如此伤痛。那些义愤填膺的朋友忽视了一个问题，尘肺难道就那么难以诊断？随便找个专业大夫咨询一下就不难知道，现在的医疗技术和诊断手段下，尘肺的判断是小菜一碟。按照现有标准，仅仅用X线透视或拍片，或者CT扫描，大约有90%以上的尘肺就可以确诊。个别疑难主要是并发有肺结核或者肿瘤等疾病，对于有并发症怀疑者，只要进行肺组织活检就可100%确诊。而肺组织活检并不难，现在的穿刺活检，仅仅用针扎一下取样就足以提供检测样本了。那么，放着这样简便的手段不用，非要用更痛苦、风险更大的接近于切割肿瘤式的“开胸验肺”，这个过程是哪儿发生了癌变？
把这个问题交给精通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进行博弈分析，给定X片、CT、开胸和针刺的损益值，对病人和医生的选择列出矩阵计算，相信答案十分简单，连模型都不用建。心算一下就能解题。按照理性准则，肯定首选X片检查，顶多到穿刺就算彻底完结。至于开胸，在理性选择理论来看，简直荒唐至极。因为成本和风险小得多的穿刺，就已经能百分之百解决问题。所以，开胸方案是会被彻底摈弃的。如果当事人告诉这个经济学家，他选择开胸。这种“非理性选择”会把经济学家彻底打晕。还有这样的事情！按常理来推测，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所以，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张海超们”是不可理喻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才有人认为长期上访户多半有精神病。因为有方法更简便成本更低廉而且效果更好的途径在那里，为什么不选，偏要自找苦吃？这不是精神病的典型症状吗？
博弈不是一厢情愿，用专业术语来说，要寻找纳什均衡。那么，从医生一方来说会选择什么？表面上，医生倒有可能选择开胸，因为显而易见开胸能赚更多的手术费，有些把医生当作宰人专业户的朋友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医生不是傻子，暂且把声誉和道德因素搁置旁边，收益和风险的关系是必须考虑的。加上风险系数一算（具体算法从略，本文毕竟不是靠数学混饭吃的），十有八九，会在X片、CT和穿刺上找到均衡。依在下愚见，CT可能最划算，既能多收钱又比较保险，傻瓜才会选择开胸。况且，刚才搁置的声誉和道德并不见得无关紧要，除非这个医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江湖游医。这样看来，选择开胸的医生，虽然可能未达到精神病水平，但智力低下是肯定的。
按照某些人的经济学逻辑分析，张海超和医生选择了开胸，说客气点叫没有理性，说不客气点就是疯子对弱智。然而，问题又来了。假如这个博弈模式成立，那么，不是病人和医生有毛病，就是理性分析方法在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根据中国的国情，我宁愿相信张海超和郑大一附院，不愿相信博弈分析，也许，我也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西方尽管也有人批评理性选择理论，但是，那种批评是用一只黑天鹅来证伪一百只白天鹅。所以，这种批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寻求学术的严谨，而不是要寻求对社会的改造。而在中国，我们有那么多学者热衷于理性选择理论。但根据上面开胸验肺的案例来推测，黑白天鹅的比例在我们这里有可能倒过来了。所以，我们对理性选择提出质疑，并不是想在学术上苦心孤诣，而是想看看它在我们的现实中是多么不靠谱。如果一个社会，导致人们多数不按理性进行选择，那么，肯定是社会管理方式存在着某种巨大错失，错失已经大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无法进行常理上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错失已经不是隐患而是显患。
我要是张海超，我也选择开胸验肺。因为根据生活经验，哪怕拍一百张X胸片也无济于事。因为职业病防治所会把这种胸片看作肺结核的确凿证据。不错，穿刺检测可以确诊，但我不会选择穿刺。因为没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作出的穿刺检测结果，不会得到职业病防治所的承认。即便拿上这么一个诊断证明，一无法律效力二不能引起社会关注，想解决问题基本无望。即便横下一条心不解决问题誓不罢休，那最大可能是变成长期上访户，还有极大概率是至死也没能“落实工伤待遇”。只有开胸，这样才能触目惊心，才能引起社会关注，解决问题的概率就会上升到十之二三。而能不能引起社会关注，又要看这件事耸人听闻的程度和新闻轰动效应，一旦引起轰动，概率有可能上升到十之四五。轰动了就能够引起上面关注，到此，概率就会攀升到十之六七。如果碰上过问这件事的是位青天大老爷，那么，八九成概率就到手了。所以，张海超要不开胸才是傻瓜。
没有医生的“配合”，那么，这个提升解决问题概率的纳什均衡就无法出现。我相信，郑大一附院的医生，在开胸之前就是清楚诊断结果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透视胸片和其他医院的诊断，如果说医生不会看胸片，就好像说一个学生不会写字。固然。胸片有看错的时候，就像学生也有写错别字的时候。但是，这毕竟不是常态。不过，郑大一附院继续出具一张疑似尘肺诊断证明，无异于是一张废纸。对于医生来说，这个选择损益值为零。在病人的坚决要求下，在病人拒绝除开胸以外的其他诊断方式前提下，医生要么同意病人的请求，要么把病人推出去。固然，这个医院没有职业病诊治资格，但是，开胸完全可以有其他正当理由，比如，“疑似结核病”要求作病理检查；再比如，“患者自诉尘肺开胸活检排除”。只要医生在开胸前是按其他肺病诊治的而不是按尘肺诊治的，就不算违规。至于开胸后的真正结果，没有一个法规规定医生可以向病人谎报病情。所以，医院的选择恰恰合乎理性。
到此，全部问题就回到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如果职业病防治所完成了确诊，其他一切都成为多余。我们暂且撇开职业病防治所与企业之间或明或暗的特殊关系，假定这件事没有任何猫腻，完全按照正常的工作关系来考虑。根据法规，职业病的确诊要有来自企业的原始记录，起码要有企业证明。如果读者是医生，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你会怎样选择？没有企业提供的证据，那么，即便胸片能够确定是尘肺，但没有病史资料就只能写作“疑似”。疑似就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即便有90%把握，这个10%的风险转嫁给谁是有名堂的。由工人来承担，防治所没有损失，而由企业来承担，防治所就有可能面临着迈不过去的制度之坎—因为没有病史资料。所以，即便是在尘肺和结核对等的情况下写出疑似，也更有可能偏到结核一边。至于看胸片为什么会误读，承认能力不足、设备老化等等原因都能说得过去。如果明明看出是尘肺却非要说成是肺结核，这里面的奥秘就不是我等外人能算得清楚的。
这个选择链还可以再推论下去，而且可以推论到企业、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等等。但道理是一样的，本文就此打住。我们要考虑的是，张海超和医院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非理性的选择，如果仔细分析，就会令人惊奇地发现，里面充满了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同某些专家和官僚嘴里所谓的理性不一样。它是同经验相符合的理性，是生活积累起来的理性，而不是纯粹的数理理性。对于这种由经验和生活而来的理性，当它同纯粹的的数理逻辑相冲突时，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貌似非理性的理性”。
但是，数理逻辑并没有错。当一个科学家计算出100克钚可以发出多少度电的时候，这100克钚可能没有发电而是去杀了多少人。这并不是计算错误，而是对使用钚的边界条件发生了误判。由此，本文给那些热衷于理性分析的专家提个建议：当你运用理性工具时，首先用生活常识把它度量一下。如果离生活常识太远，就要考虑重新设定理性选择的边界条件。中国有不少振振有词的理性逻辑和理性判断，可惜往往脱离了生活常识。
再进一步，在现实的管理学研究中，边界条件的正误往往比经济学更重要。假如我们把开胸验肺事件中的边界条件做一些改变。比如，改变关于企业提供资料的制度规定，改变职业病诊治资格的认定办法等等。而且，不仅仅是改变成文制度，还有整个环境以及各种相关条件。如果说，张海超在第一家医疗机构诊治时就得到确诊，没费多少气力就认定了工伤，企业老板在没有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赔偿和道歉，等等，一旦有了这些条件，张海超还执意要去开胸验肺，那我们只好说他是真正疯了。反过来，我们正好又可以用张海超“精神病”的程度，作为一个验证博弈环境条件能够提供理性支撑的尺度。
所以，理性选择工具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前提，这些前提，比理性选择本身的分析和算计更重要。管理学不能盯着理性忘了环境，更不能只有数字没有常识。
对于专家来说，理性工具是用来干什么的，构成使用这一工具的逻辑起点。按照学术界的不成文法则，这一工具是拿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因此，面对张海超与医院的博弈，按照你的理性计算，所得出的选择结论与现实中当事人的实际选择不相符时，你先要假定现实中的当事人符合理性，当事人没有按照你的逻辑选择，就要反过来检查你的分析和计算是否有误，你给定的边界条件是否符合实际，而不是指责当事人没有理性，强迫当事人按照你的分析模型假设的边界条件进行选择。只有“穷尽”各种边界条件的假设之后，最后才能考虑当事人的理性不足或者理性缺陷。也就是说，当博弈模型与现实不符时，先要考虑模型有问题，而不是先考虑当事人的理性有问题。如果一个运用理性工具的学者，一旦碰上与你的分析不符的事实，就宣布造成事实的当事人“没有理性”而不是检查自己的模型失误，那么，这个专家就已经走进了“自得其乐”的自娱迷谷，就会陷入没饭吃而“何不食肉糜”的荒诞。
对于管理者来说，使用理性工具必不可少，专家不能代替当事人选择，而管理者必须作出大量选择，并且要面对被管理者的对应选择。现实中，有些管理措施，表面看起来账算得很精明，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斯金纳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做母亲都对孩子哭闹十分挠头，殊不知孩子的哭闹正是母亲管理孩子的习惯养成的—因为只有孩子提高哭声母亲才搭理他。实际生活中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上塔吊不给工资等等，都同类似的管理措施有关。如果管理者仅仅指责管理对象没有理性，那就等于做母亲的宣告自己爱哭闹的孩子精神不正常。
即便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处处有着如何运用理性分析的问题。正常的人不会花钱买罪受，生活中却有不少花钱买罪受现象，这只能说明存在某种环境和机制上的不正常迫使人们花钱买罪受。擅长运用理性工具的专家和管理者，先要学会对环境和条件进行判断，把自己的分析与选择限定在符合生活常识的条件下。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在助长“开胸验肺”式的事件，甚至会促使整个社会走向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状态。尤其是那种动辄批评别人“没有理性”者，先得反躬自问一下：理性是没错的，但你说的理性是什么？
我们希望拯救张海超，但我们绝不只是为了一个张海超，这个社会里到处都是张海超。因此，理性分析，终究要落脚于对社会的帕累托改进，如果理性工具的现实作用是“帕累托改退”，问题就严重了。
这个话题过于沉重，最后说一个民间流传的笑话，作为理性分析的一个反衬：
笔者老家流传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司机正在开车，突然看见前面路上有只鸡。司机赶快刹车。还好，没有轧上。但是，一个老太太挡住了车，告知司机，要求赔偿。司机说没轧着鸡，好好的赔什么？老太太回答说鸡受了惊吓，原来每天下蛋的，现在有可能会不下蛋了。两人吵起来了，各不相让。这时，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站出来，先挡住老太太，指斥她说：我们要讲道理，不能胡说。你的鸡是不是被吓着了没有证据，不能乱来。司机正高兴这位老者的仗义，老者转过身来对司机说：我们做事都要讲道理，讲证据。这只鸡，你说没吓着，她说吓着了，这不是办法。应该这样解决：你们二人带着鸡去做个CT，如果鸡一切正常，让司机立马走人。如果鸡不正常，那就让司机赔将来要下的鸡蛋。
对企业文化认同的理性思考 第4篇
企业文化, 是指企业中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大道无形, 企业文化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不少人都感觉“虚”, 不知道文化建设从哪里入手, 重点在哪里, 企业的文化建设却总是不入门, 无法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无法提升管理水平, 影响企业的创新发展和经济效益。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要让企业文化经历从理念到行动、从抽象到具体、从口号到书面的过程, 根本问题是要得到全体员工的理解, 支持和认同, 并转化为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规范, 激发企业员工的创造性, 主动性和积极性, 形成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
一、保障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参与权
参与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企业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 也是企业员工的权利, 同时也体现了企业的民主管理精神。任何企业都有文化, 尤其是对于许多大中型的国有企业, 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后, 员工对文化总有许多自己的看法, 很多企业在引入组织变革或再造时, 往往忽略了对本企业文化的考虑, 结果往往造成了“手术很成功, 但病人死了”的尴尬局面。很多人把企业文化认为是老板文化、高层文化, 这是片面的。企业文化并非只是高层的一己之见, 而是整个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只有得到大家认同的企业文化, 才是有价值的企业文化。要得到大家的认同, 首先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和企业员工一起讨论, 探讨、研究。让企业员工切身感受到构建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高管的事情, 也是企业职工自己的事情,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在此基础上, 企业要为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机会, 创造条件。一是要有计划地组织员工学习文化, 定期组织培训班, 号召和倡导职工自学, 从而提高员工的文化品位和鉴赏的水准。二是企业管理要民主, 公开透明, 尽量做到在阳光下运作, 让员工有表达权和参与权, 使全体员工切身感受到企业就是我的家, 以达到增强员工企业主人翁的责任感, 激活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三是要充分信任员工, 大胆使用员工, 让员工有用武之地, 充分发挥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和其他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企业高层管理在让全体员工参与进来的过程中, 不妨先由高层制造危机感, 让大家产生文化变革的需求和动机, 然后在各个层面征求意见, 取得对原有文化糟粕和优势的认知, 最后采取扬弃的办法, 保留原有企业文化的精华部分, 并广泛进行宣扬, 让全体员工都知道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怎么产生的, 企业文化的由来, 企业文化的内容, 以及企业文化的目的和作用。
企业确定了新的企业文化理念后, 就要进行导入, 其实也就是把理念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在进行导入时, 不要采取强压式的方式, 而要让大家先结合每个员工自己的具体工作进行讨论。首先必须明确公司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理念, 其次是每个人应如何改变观念, 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 并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与企业文化相结合。再次是让基层员工自己讨论工作中的问题, 结合企业文化, 提出如何进行改善和提高, 包括工作的流程和方法, 自己应该怎么做。通过这样的途径, 让每个员工都清楚的知道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为什么要构建这样的文化, 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做, 从而达到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整体认同,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发挥企业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所以, 企业高管一定要从大局和长远出发, 切实保障企业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参与权。
二、企业高层身体力行是企业文化得到全面认同的关键
企业高层的角色作为企业文化的建筑师, 高层管理人员承担着企业文化建设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工作。一些企业高层管理者总感觉企业文化是为了激励和约束员工, 其实更应该激励和约束的, 恰恰是那些企业文化的塑造者,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企业文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海
尔总裁张瑞敏在谈到自己的角色时说:“第一是设计师, 在企业发展中使组织结构适应企业发展, 第二是牧师, 不断地布道, 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 把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可见, 对于企业高层管理者来说, 如何让员工认同公司的文化, 并转化为自己的工作行为, 是关系企业文化成败的关键。
企业高层坚持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是在企业文化全面得到认同的过程中, 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根本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认同, 离不开全体员工, 所以企业高层要把关心员工的利益, 倾听员工的呼声, 体察民意民情放在认同工作中的首位。这是让企业文化得到全体员工认同的基本方法。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 协调、统筹的发展,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元素, 企业高层就要把企业文化的认同与其它方面的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 这也是企业高层在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当下中国的发展, 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文化的认同, 要求企业高层必须具备这样的思想, 精神、智慧和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 体制创新, 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 赢得企业新的发展。
很多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塑造和文化认同的过程中, 积极地开展一些活动、这是完全必要的。企业文化的精髓更集中在企业日常管理的点点滴滴上, 作为企业管理者, 不管是高层还是中层, 都应该从自己的工作出发, 改变自己的观念和作风, 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起。在思科, 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思科总部的员工看到他们的总裁铂斯先生, 大老远地从街对面小跑着过来, 这位员工后来才知道, 原来钱珀斯先生看到公司门口的停车位已满, 就把车停到街对面, 但又有几位重要的客人在等着他, 所以他只好几乎是小跑着回公司了。因为在思科, 最好的停车位是留给员工的, 管理人员哪怕是全球总裁也不享有特权。再比如GE公司有一个价值观的卡片, 要求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 就连总裁, 也随时都拿出这个卡片, 对员工进行宣传, 对顾客进行讲解。试想我们国内的许多公司高层管理者, 你有这些世界一流公司总裁的理念和作风吗?
三、企业文化认同要做到理念故事化, 故事理念化、沟通畅通化
理念故事化。企业文化的理念大都比较抽象, 因此, 企业领导者需要把这些理念变成生动活泼的寓言和故事, 并进行宣传。蒙牛集团的企业文化强调竞争, 他们通过非洲大草原上“狮子与羚羊”的故事生动活泼的体现出来:清晨醒来, 狮子的想法是要跑过最慢的羚羊, 而羚羊此时想的是跑过速度最快的狮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大自然的法则, 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适用。通过这样的方法, 可以将理念深入浅出, 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体员工, 从而达到人人都有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 促进工作, 增加企业的经济利润, 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
故事理念化。在企业文化的长期建设中, 先进人物的评选和宣传要以理念为核心, 注重从理念方面对先进的人物和事迹进行提炼, 对符合企业文化的人物和事迹进行宣传报道。如一家合资公司按照他们企业文化的要求进行先进人物的评选, 并在公司内部和相关媒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让全体员工都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先进, 他们做的哪些事件是符合公司的企业文化的, 这样的榜样为其他员工树立了一面旗帜, 同时也使企业文化的推广变得具体而生动。这就可以使故事达到升华, 变成一种理念, 一种思想, 一种品质。一个人的故事就会变成一片人的思想, 品质和行为。
理性选择与认同 第5篇
确立新起点，把理性认同的路子走“准”。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是辩证的统一。我们所要解放的思想，是那种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陈旧观念，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焕发出思想的活力，并将这种活力转变为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于每一人而言，所要解放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对于一个具体的地区、部门来说，人们在解放思想时也会有先有后。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统一认识的过程。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更自觉地加入到全省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坚持从实际出发，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理念上真信服、感情上真接受，才能从政治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深刻领会省委的意图，唯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解放思想“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实干兴邦”的历史责任感。
明确新要求，把理性认同的路子走“宽”。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绝不能“雨过地皮湿”，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能学用脱节，成为“两张皮”。要按照省委的要求，在富民强省的伟大进程中，找准新时期离退休干部工作的科学定位，更好地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快富民强省服务。要结合全省离退休干部工作实际，做到五个“破除”、五个“增强”。即破除一个“守”字，增强创新意识；破除一个“骄”字，增强服务大局意识；破除一个“畏”字，增强奋发有为意识；破除一个“惰”字，增强服务意识；破除一个“旧”字，增强支持改革发展的意识。
散文教学内容的理性选择与确定 第6篇
一、散文教学中的两个“注重”
（一）注重散文文本自身的特点
散文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比较散漫、自由的文体，是作者真实感情的自然流淌，和其它文体相比，散文的情感表达方式灵活而富有变化，它重在抒发作者独特的内心感受，传达作者真实的个性与情感，不论是叙事、写景、抒情还是哲理散文，其实质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情谊和志向。作为读者，我们品读散文的关键在于体会作者的独特感悟及情感的微妙变化。所以，对散文文本的解读必须和作者本人联系起来，通过作品感受作家，通过作家来鉴赏作品，如果忽视文本背后的相关内容，必然会影响到读者对文本的独特理解。王荣生教授曾说对文本的解读可以从体式入手，把分析视角逐层“下移”，从散文到某种类型的散文再到某个作家的某种类型的散文，在逐步下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文本中最值得教的地方，找到文本解读的关键点，这样解读散文文本，才能品读出作者独特的个性与情感。比如在解读朱自清的《绿》这篇文章时，通过采用“下移”的方法分析，可得这是朱自清的一篇游记散文，同时也是一篇充满诗意的美文，在此基础上来选择教学内容时就不可忽视对文本语言的品味，可以从修辞的角度、对比的运用、想象与联想、人称的变化、动作的描写等多角度进行赏析。
（二）注重对散文语言的品读与体悟
王荣生教授说：“为了使散文的情感更能打动读者，作家一般要采用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如拟人、比喻、对偶、通感、夸张、借代等等，来增强散文语体的形象性与生动性……散文的教学内容，重点在于语言的品味与感悟过程。”[1]这是由散文的语体特征决定的，从文本的语言入手，引导学生品味个性化的语言应是散文教学内容的重点之一。朱自清先生在他的写作和国文教学中都提到要“不放松文字”，在他的《<文心>序》中讲到“只注重思想而忽视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重新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也就是说在语文教学中如果放松了文字，不但不能丰富发展学生的语文能力，而且以学生原有的语汇来理解文本的主旨，也只是浮光掠影，因此散文教学必须对学生进行“咬文嚼字”的训练，能够沉入词语中，在“汉语中出生入死”。
比如《绿》这篇散文，作者最着意和用力的地方就一个字——绿，因此必须重点分析和“绿”相关的词句，如“油油的绿意”“闪闪的绿色”“醉人的绿”“满是奇异的绿”“女儿绿”，这些词语都是全文的关键词，需要仔细琢磨。比如，声调的选择，“油（顿）、油（拖长，扬）的绿（顿）意（顿）”“闪（顿）、闪（拖长，扬）的绿（顿）色（顿）”。又比如词语的搭配，用“醉人、奇异”和“绿”相连，引起我们的疑问与好奇，值得仔细推敲。
二、散文教学中的四个“关注”
（一）关注学情
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为了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师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技能、技巧对教学内容进行处理，对散文教学内容的选择可以因文而异、因生而异，但无论教学内容如何精彩它都不能违背学生自身的学情，因为教学的对象不是教材本身而是一个个独具个性、活生生的学生，太容易、学生能够自己解决的内容不需要教，太难、教了学生也难以理解的内容不能教，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之前必须了解学生兴趣、疑点和难点，关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既要看文本能够提供哪些教学内容，又要看学生能够接受哪些内容，以此为依据来确定散文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发现预设目标过高或过低，应依据现实学情及时调整，要把“学情”作为散文教学内容确定的前提。
（二）关注意旨
“散文是抒发个人情思的文类，是作者抒发自己对事物看法、态度、情感的文类。散文中会写到一些事实，即人、事、物、景，但写事实不是目的，通过它们表达出作者的态度、看法、情感，才是写作的意旨所在。”[2]因此，散文阅读与散文教学应关注人、事、物、景背后作者对它们的态度、看法、情感等，要感受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要和作者的心灵相互碰撞，触摸作者的心灵和情思，体会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也就是深入领会作者创作的“意旨”所在。由此可见，“散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不是把重点放在散文所描写的对象上，而是放在通过对对象的描述，作者所抒发的情感上，通过作者的语言体察描写对象内在的倾诉、折射的理性、作者的情思、人格的魅力。”[3]把“意旨”，也就是作者的情感、态度、观点等作为确定散文教学内容的内核，同时也要处理好文本事实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例如：《绿》一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能只停留在对梅雨潭“绿”的美丽描写上，必须关注美丽背后作者对梅雨潭的喜爱之情，对大自然、对生活及生命的热爱之情，但也不能只关注情感，也要学习文本中多角度细致描绘景物的方法。
（三）关注个性
在传统的散文教学中，教师过多的关注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创作规律，而忽视了对文本的个性化追求，对所教的每一篇散文都把重点放在“神”上面，所谓的“神”也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在课堂教学中，不管学生有怎样不同的见解，教师都会把学生引入到自己所预设的主旨当中来。方智范先生曾说：“任何对文章中心思想的归纳，都是以牺牲文章丰富的思想内涵为代价的。”在以“读者为中心”的文本解读理念引领下，对同一作品的解读，不同时代的读者与同一时期的不同读者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篇文本的理解也会大不相同。我们之所以要学习一篇篇的文章，正是因为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和独特价值，因此散文教学不能“千篇一律”，只顾遵循所谓的“规律”，而不考虑文本特有的个性，将一篇散文教成一类散文甚至将所有的散文都教成一类散文，必须处理好文类共性与文本个性之间的关系。
（四）关注内外
“文本的‘内是指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客观存在的文本，以及这种文本的‘思想和艺术；文本的‘外是指离开这个客观存在的文本向前追溯（如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背景等）与向后迁移（对作者思绪所作的引申延展等）”[4]要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需要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写作目的及当时自己的生活经历。比如，要深入解读《绿》这篇散文，我们需要知道“朱自清曾把他的散文分成两类。一类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如《背影》和《给亡妇》；另一类却是废了力气磨成的，是一个有意的尝试，如《春》和《绿》。”[5]因此，面对这样一篇费了力气琢磨而成的、具备古典美的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必然不可忽视对文本语言美的品味。但在散文教学过程中要分析主次，文本的“外”在理解文本过程中只起到辅助性作用，散文教学必须“让文本自己说话”。比如《绿》的解读，作者已经是第二次到梅雨潭了，为什么还“惊诧”于梅雨潭的绿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文本中找到作者到梅雨潭的时间——秋季，并且是个阴天，一般情况下到了秋季植物的叶子可能大都已经发黄，失去了初春的嫩绿、盛夏的翠绿，但梅雨潭却有着“醉人的”、“奇异的”、“碧玉般”的“女儿绿”，作者在“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这样一个季节，似乎又发现了春天的生机勃勃，所以作者才会“惊诧”，也才会在下文把梅雨潭的“绿”描绘得如此生动形象。
散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确定必须注重散文文本自身的特点及散文语言的品读和体悟，关注学情、作者的创作意旨、文本的独特性及读者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通过对作者独具质感的、精致语言的分析，深刻体悟作者独特的情感及文本意蕴。
参考文献：
[1]王荣生.听王荣生教授评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4]李冲锋.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与重构[J].中学语文，2013，（1）：18.
[3]范维胜.摒弃初中散文教学的“去散文化”课堂[J].教学月刊，2013，（5）：49.
[5]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2：206.
药物剂型的选择与合理性评价 第7篇
同时, 我们也应注意到, 不同剂型都有其特定的制备技术、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改变剂型后, 由于各种剂型的物质结构不同, 载药形式不同, 释药机理不同, 给药途径不同, 药物释放方式与速度不同, 它们在体内转运过程及其血药浓度与时间的关系也明显不同, 其各自的起效时间、达峰时间、作用强度也随之各异。如口服固体制剂药物, 其有效成分经过肝脏进行代谢, 将有一部分被损失;而栓剂可从直肠下静脉直接进入血液, 不经过肝脏;外用膏剂经透皮吸收有效成分进入组织;而静脉注射剂药物则直接进入血液。
因此, 如何对药物新剂型进行合理性评价, 不仅是新药审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新药研发人员在开发过程中的难点。本篇拟就这一共性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1 根据临床治疗目的选择合适的药物剂型
改变剂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临床治疗和预防用药的需要, 临床疾病种类繁多, 病有缓急, 症有表里, 应针对疾病的种类和特点, 确定合适的给药途径和相应的剂型。因此可以认为, 判断和评价药物新剂型合理性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这种新剂型相较原剂型而言, 能够更好地为临床治疗服务。作为药物新剂型研究, 应紧紧围绕临床需要, 科学地、客观地选择剂型。
例如对于心绞痛、急性支气管哮喘等急性疾病的治疗, 我们首选注射剂, 其它经粘膜直接吸收的剂型如吸入剂、口腔速崩片、直肠栓、滴丸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治疗, 如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抗菌、尿失禁、骨质疏松、关节炎、癫痫、多动症、胃食管返流疾病、抑郁症等, 缓控释制剂则是合适的剂型, 缓控释制剂能够平稳血药浓度, 降低药物不良反应, 减少服药次数, 方便病人用药, 提高药效、安全性和患者服药的顺应性。随着对药物的药理作用特点的了解不断深入, 根据各种疾病治疗的时辰药理学和时辰病理学的研究结果进行缓控释制剂的开发, 以保证平稳的血药浓度并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是近年来缓控释制剂的研究方向。临床实践表明, 许多常见病发病呈昼夜变动的特点, 如高血压病人开始醒来时体内儿茶酚胺浓度增大, 在最初几小时内最可能出现问题;心肌梗塞的发作时间呈可预测的波动;哮喘病人呼吸困难等症状在夜间最为明显。择时释药系统根据疾病发作的时间规律和时辰药理学原理, 按照时辰和生理需要而定时、定量释放出有效治疗剂量的药物。这一研究思路对药物新剂型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开发成本, 延长了开发周期, 但是这种切合临床需求的新型制剂终将是制剂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2 根据不同生理因素选择合适的新剂型
一般说来, 生理因素对剂型合理性评价的影响主要包括种族、年龄、性别等, 同一药物治疗同一种疾病, 用药对象的生理特点不同, 在剂型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1) 种族差异。药物种族差异 (ethnic differences of drug) 是指由于种族因素的差异导致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种族人群安全性、疗效、剂量和给药方案的不同。药物种族差异由种族因素 (ethnic factors) 的差异所产生。种族因素对药物作用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 不仅包括各种族间的生理差异, 还与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医疗实践等非药源性因素密切相关, 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均影响到药物作用于人体的吸收、分布、代谢、清除 (ADME) 等药代动力学以及临床疗效、安全性、量效关系等药效学反应的各个过程。如心血管药普萘洛尔使患者心率下降20%, 其所要求的血浆药物浓度, 中国黄种人比美国白种人低1倍多, 而用于呼吸抑制的吗啡正好相反, 起效剂量中国人比美国人高1倍多。抗结核药异烟肼在人体内的主要代谢途径是乙酰化, 这一乙酰化作用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快慢之分, 黄种人主要为快乙酰化者, 而白种人多为慢乙酰化者。这种代谢差异在磺胺二甲嘧啶、肼屈嗪、普鲁卡因胺和苯乙肼也可以见到。
类似的例子还有较多, 如果在进行某一药物的新剂型开发时, 照搬国外数据, 而不经过详细的临床前处方设计和一定规模的临床试验, 仅仅凭借药代动力学参数的估测, 是难以判定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药效学反应上的差异的, 这样的剂型仿制也是毫无意义的。
(2) 年龄。改变剂型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不同年龄段患者的用药顺应性。对新剂型的选择应从服用方法、外观、形状、大小、色泽、嗅味等多方面去进行评价, 这一点在儿科用药剂型的选择上尤其重要。应在把握儿童用药的质量和安全性的前提下, 尽可能考虑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选择和研发提高儿童服药顺应性的药物新剂型。
丹麦Fertin Pharma公司研发了一种药用咀嚼胶, 其10~20min的咀嚼时间, 能使大多数药物释放并保留在口腔内, 达到口腔粘膜对药物充分吸收的效果。咀嚼胶释放的药物主要通过口腔粘膜吸收, 可用于疼痛、偏头痛、过敏、恶心、消化不良、咳嗽、感冒和晕动症等多种儿童疾病的治疗。这种咀嚼胶口感好, 不需用水送服, 寓药于乐, 特别适于儿童的服药特点。
美国哥伦比亚公司采用生物粘附释药系统专利技术开发的睾酮颊含粘膜贴片, 通过睾酮透口腔粘膜治疗男性睾酮内分泌失调, 这种采用新型释药系统的激素替代疗法为老年人所容易接受。
口腔崩解片也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新剂型, 服用时不需用水或只需少量水, 也无需咀嚼, 药物置于舌面, 迅速崩解后, 借吞咽动作入胃起效。口腔崩解片在口腔内迅速崩解, 无沙砾感, 口感良好, 容易吞咽, 对口腔黏膜无刺激性, 也是一种适宜于老年人和儿童服用的新剂型。
口腔崩解片这一新剂型的优势是:可在无水 (或仅有少量水) 条件下于口腔中快速崩解, 随吞咽动作进入消化道, 在口腔内应无粘膜吸收, 体内行为也应与普通片剂一致。虽然口腔崩解片对主药的溶解度无具体要求, 但由于该剂型无需以水送服, 为达到较好的崩解效果, 一般要求主药含量要小, 总片重也应较小, 因此本类制剂主成分的选择范围相对较窄, 仅作为普通制剂的部分补充, 上述特点在新药研发中也应充分注视, 以避免盲目开发。
(3) 性别。针对妇女绝经期综合征, 先灵公司利用透皮控释技术制备的雌二醇/左炔诺孕酮控释贴片新剂型, 能比口服制剂以小得多的剂量持续释放激素, 1周1次治疗中度至严重绝经后引起的血管舒缩症状。本品改变了以往激素治疗的传统给药途径, 提高了女性对激素治疗这些症状重要性的认识和对药物有效性的信心。
Berlex公司开发的雌二醇控释贴片的剂量规格达6种之多 (0.025mg、0.037mg、0.05mg、0.06mg、0.075mg、0.1mg) , 均为易贴于皮肤上的透明薄片, 可以使女性患者采用更多个性化方案治疗绝经综合征和预防骨质疏松。
3 根据药物的理化性质和药理、生理学特点, 灵活选择剂型
药物的溶解度、p Ka值、熔点、表面性质、分配系数、嗅味、粒度、晶型、水分以及药物在光、热、湿、氧等条件下的稳定性等理化性质不同, 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生物学特点各异。因此, 应在充分掌握药物理化性质及具体处方、工艺等对制剂影响的基础上, 考虑该药物是否适宜被开发成新剂型。
(1) 根据药物的理化性质确定合适的剂型。对于难溶性药物, 通过合适的制剂手段, 将其制备成方便老人、儿童及呑咽困难者服药的口服制剂, 既可以提高病人服药的顺应性, 又可以改善药物的溶解性质, 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分散片、口腔速崩片、混悬剂或干混悬剂等都是合适的剂型, 但对于水溶性药物, 口服溶液剂、泡腾片、颗粒剂、冲剂等就在优先考虑之列, 当然还应考虑药物在溶液状态下的稳定性、晶型变化等诸多理化因素对药物制剂的影响。
(2) 根据药物治疗作用机理选择制剂。随着人们对药物作用机理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制剂技术的进步, 对新剂型中药物的选择已经突破了过去的一些原则。例如, 缓控释制剂是在普通制剂基础上发展的一类药物新剂型, 但并非所有药物均适宜制成缓、控释制剂。以往认为, 抗生素类药物, 由于其抗菌效果依赖于峰浓度, 加之其特有的耐药问题, 一般不宜制成缓控释制剂。但近年来, 在实际剂型开发中, 已成功制备了不少抗生素类缓控释制剂。
根据抗生素药效学研究成果, 将抗生素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以内酰胺类抗生素和部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为代表的时间依赖型抗生素, 一类为以氨基苷类、喹诺酮类为代表的浓度依赖型抗生素。
时间依赖型抗生素要求血清浓度大于最低抑菌浓度 (MIC) , 且持续时间要超过给药间隔的40% (青霉素类) 至50% (头孢类) 。通常剂量给药时, 其血清浓度达到最低抑菌浓度的4~5倍后, 杀菌作用即处于饱和状态, 增加给药剂量一般不改善疗效。这类药物没有或少有抗生素后效应, 维持血清药物浓度的时间主要取决于半衰期的长短。基于以上药效学的认识, 现已成功开发了头孢氨苄肠溶缓释胶囊、头孢拉定缓释片、头孢克洛缓释胶囊等新剂型, 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浓度依赖型抗生素的药效学一般要求24h曲线下面积 (AUC0-24h) /MIC≥125, 血清药物峰浓度 (Cmax) /MIC比值≥10, 且峰浓度尽量保持在防突变浓度 (MPC) 以上。因此这类抗生素的最佳临床治疗方案应为每日足量单次大剂量给予, 故不推荐将其开发成缓控释制剂。
国外开发的环丙沙星缓释片, 表面上看不符合上述原则, 但是分析其适应证不难看出, 这种缓释制剂的适应证完全不同于常释制剂, 仅限于泌尿系统感染。由于环丙沙星主要从泌尿系统排泄, 缓释制剂在泌尿系统的药物浓度高于常释制剂, 因此这一特定的药物代谢途径就成为将环丙沙星设计成缓释制剂的充分理由。我国药典收载的硫酸庆大霉素缓释片, 其适应证仅限于治疗因幽门杆菌引起的胃炎, 也是一个提高局部治疗浓度, 治疗特定疾病的特例, 与环丙沙星缓释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剂型开发的分析提示我们, 不能仅为增加剂型而改变上市品种的剂型, 还应针对具体的药物, 从药效学和药动学等各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慎重评价。
4 药物剂型的安全性评价
在选择剂型时需充分考虑其安全性。没有一种药物制剂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应比较剂型因素产生的疗效增益和风险阈值, 如果不充分考虑临床用药的经验和进行深入的文献检索, 仅从无此剂型这一论据进行盲目开发, 很容易使新药研究一开始就误入歧途。
例如, 利巴韦林作为一种抗病毒药, 在临床上有广泛的应用, 已有厂家将其开发成注射剂使用。但国外利巴韦林安全性试验结果提示其临床用药具有严重的安全性隐患,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动物实验所显示的遗传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性以及临床应用中发现的致溶血性贫血等毒副作用, 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具有剂量依赖性, 某些动物实验的结果可以外推到人。因此FDA仅批准了利巴韦林的口服制剂和需经专用装置给药的雾化吸入剂, 并在已批准的利巴韦林口服制剂的说明书中加入了黑框警示。目前国内上市的利巴韦林制剂的说明书中无安全性警示的内容, 临床医师也缺乏相应的认识, 各临床领域应用利巴韦林时也均未进行完善的不良反应监测。因此不能确定利巴韦林使用后给患者可能带来的远期后果。鉴于利巴韦林制剂的安全性特点, 即使某些剂型如粉针剂、大输液在短期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 但从长期安全性考虑, 还是需要对利巴韦林新剂型的开发重新权衡利弊。
即使药物新剂型通过了上市前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 批准并进入临床应用, 也有必要对其进行上市后的药物评价。经典的上市后药物评价是指新药临床Ⅳ期实验, 即通过开放性、随机或非随机、对照或非对照试验, 在广泛患者群中使用, 进一步确定其安全性和临床有效性。但由于临床试验在方法和设计上的不足, 评价指标的局限, 往往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分析结果。近年来, 借助循证医学的原理和技术, 结合相关学科的特点, 发展了一种新兴的新药评价方法药物循证评价法, 它是循证医学思想和方法在药品使用和管理上的拓展和运用, 是传统药物评价的完善、提高和补充。药物循证评价法主要包括药品的临床有效性、安全性、适用性、药物利用分析等内容。它不仅能提高药物使用水平, 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而且还有利于新药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利用这种新的评价方法对药物新剂型的合理性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是今后药品评价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值得新药审评人员和新药研发工作者高度重视。
5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与预测
为了使新药进入市场, 必须证明药物的安全和有效性, 这通常是由临床试验所提供的证据来证明的, 但从宏观的角度上讲, 对药物的完整评价应包括临床、经济和人道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临床方面, 即是我们通常进行的新药临床研究需要解决新药的安全和功效的问题, 而对于经济和人道方面, 则需采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和数据采集技术来衡量, 它贯穿于新药研究的各个过程。以往, 药物经济学研究往往是在产品开发的后期 (第Ⅲ至第Ⅳ阶段的临床试验) 进行, 但由于医药市场的需求瞬息万变, 这样做有些为时过晚。为了支持产品的市场准入及定价协商, 有必要在药品研发的早期就融入药物经济学分析, 这样就可以确保及时为相关人员 (包括病人、医生、药剂师、用药目录委员会、政府机构和相关部门等) 提供各自所需的信息。
为了控制企业成本, 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也开始重视药物经济学在对新药研发和成本管理上的作用, 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这一投资反映了医药企业的一个根本转变, 即从争取新药准入阶段逐步向理性商业化运作阶段发展。这一转变意味着企业认识到仅仅对药物的准入投入人力物力是远远不够的, 而应在药物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 以确保新药能被消费者接受并有良好的收益。
药物经济学研究是药品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药物经济学原理应用于药物新剂型的研究中, 对确定产品开发的优先次序, 决定是否终止研发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研发效率。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证明新药的市场价值也是新药开发与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我国目前医药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设备条件和市场需求, 以及药物经济学的有关问题等。研制和申报单位在进行药物新剂型的选择与立项过程中, 应充分运用药物经济学原理, 不仅要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文献依据试验资料, 而且还要从经济学和人道的角度充分阐述剂型选择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在调整科学的严谨和商业的相关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6 注意药物新剂型开发时的专利保护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医药企业的科研水平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与国外相比,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基础研究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差、新药研发资金严重不足等都是制约新药研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的新药研究主要是以仿制为主, 这一点在新药申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据统计, 改剂型新药的注册申请占到现有全部申报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随着我国加入WTO, 中国制药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国外大型制药公司纷纷运用专利制度提供的法律保护, 在技术竞争和市场占有中谋求最大利益, 这种保持技术优势的整体性战略, 使我国制药企业通过采取仿制手段进行改剂型的新药研发越来越受到专利保护政策的限制。
以口腔崩解片为例, 虽然此种新颖剂型在儿童、老人、卧床不起和严重伤残病人的用药上具有独特优势, 且处方组成简单, 病种适应证多, 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对这种剂型的生产有其特殊的制备工艺, 并受到诸多的专利保护。如直接压片法有Orasolv (Cima labs Inc, 美国) 专利技术, 冷冻干燥法有Zydis (R.P.Scherer, 英国) 、LYCO (Farmalpoc, 法国) 、Quicksow (Jassen Pharmaceutica, 美国) 等专利技术。另外还有Flashtab (Prographarm, 法国) 、Wowtab (Yamanouchi Pharma Technologies, 美国) 、Fast Melt (Elan, 爱尔兰) 等涉及直接压片、制粒压片等过程的多项专利技术。国外制药公司在生产口腔崩解片时, 如要采用以上专利技术, 均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由专利所属公司代为生产。这些专利技术的制备工艺条件和设备成熟, 制得的产品质量可靠, 为国际市场认可。国内厂家如仿照上述工艺, 就会有专利侵权的危险。如果要自主研发新的制剂技术, 不仅需要考虑研究成本, 而且还要对新工艺的可行性及产品质量的安全、有效性进行重新评价。因此, 针对新形势下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 在药物新剂型的选择与开发过程中, 为了本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发展, 有必要加强对药品专利战略问题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以避免损失。
7 结语
总之, 对于药物新剂型选择的合理与否, 应从药物的理化性质及生物学性质、临床治疗需要、患者用药的顺应性、已有制剂的利弊权衡、市场开发前景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剂型选择合理准确, 减少药品研究资源浪费, 降低药品评价与监管成本,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药物新剂型在医疗卫生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推动医药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郑筱萸, 廖清江.药学前沿[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4.
[2]黄胜炎.“十一五”药物制剂开发思路 (一) [J].上海医药, 2004, 25 (12) :542.
理性选择与认同 第8篇
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指个体与组织之间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的一致性,个体对组织不仅要有责任感与默契感,也要有依附感和归属感。大学文化是指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在外部影响与内部积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灵魂与源泉。大学文化与组织认同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组织认同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师生员工只有对学校具有较强的组织认同感,才能产生对大学文化的高度认同。能否富有成效地对大学文化进行整体规划与科学建构,把师生员工的组织认同由低层次的身份认同转变为高层次的价值认同,这是一所大学教育质量与学术生态的直接反映。
一、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1. 大学文化建设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内在动力。
大学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战场,一所大学“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与“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密切相关。因此,大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2. 大学文化建设是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大学文化是大学持续发展的根本,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办学和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根本。”
3. 大学文化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柱。
“大学文化建设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动力和源泉,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组织认同视角下大学文化建设的原则
1. 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统一。
传承与创新相统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要求。大学是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主阵地,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能否有效传承和创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创造力的广度与竞争力的深度。创新强调以“创造性破坏”实现“革命性突变”和“历史性超越”,是以概念创新把握新的发展要求
2. 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
科学精神包括尊重科学、尊重创造的理性精神,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崇尚学术、拼搏争先的意志。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能使大学文化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价值、意义、尊严等的诠释,包括对理想信念、道德人格的追求,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渴求,对生存意义、幸福价值等问题的反思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等。人文精神是以关注人类、造福社会、发展自我为目的的。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有利于调动师生参与大学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科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的科学精神”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创造型人才的关键。
3. 坚持系统规划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科学规划,协调推进,运用系统论的原理方法深入研究其结构层次及因子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扩大其参与大学文化建设的覆盖面和受益面,凝聚大学文化各层面的关键要素,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深入研究学校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教训,挖掘和培训新的增长点,实施重点突破,将有限的资源用在迫切需要用的重点环节,在体现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促进大学文化向纵深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培育标志性成果,提升师生员工的认同度。
三、组织认同视角下大学文化建设的战略路径
1. 充分发挥大学精神文化的擎旗铸魂功能。
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要围绕精神文化这一主轴旋转。大学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办学理念、管理思想、学术导向等内容,还体现在校训、校风、校史、校歌等方面,是广大师生所共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其一,校歌、校训和校史是培育大学精神的重要抓手,是高校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载体,高校应加强校史馆建设,通过校史资料参观宣讲等多种形式开展校史教育,激发师生员工的爱校荣校情感,促使大家自觉践行大学精神并积极投身到高校大学文化建设中去。其二,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高校要利用网络、新媒体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抢占校园网络文化阵地,加大对网络道德的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规范上网行为,对不良网络信息进行批判和阻止。其三,加强办学特色建设。加强办学特色建设,是现代大学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各高校要从自身实际出发,革新办学理念,凝聚办学方向;培育优势学科,形成品牌特色;以教师为本,加强特色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学生培养质量。
2. 充分发挥大学物质文化的熏染浸润功能。
大学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硬件,是促进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建设的载体,属于大学文化的表层部分。随着各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多数高校硬件设施建设不断取得突破,但在办学目标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功利化倾向,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学科建设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资源利用存在缺位、错位等现象,导致学科发展不平衡、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教学科研条件落后,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校物质文化建设要以育人为本,根据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体现个性和特色;要将教育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统一起来,创建符合时代特征和发展需求的现代校园,为广大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格调高雅、奋发向上的环境;要进一步明确办学目标,实现学科专业协调发展,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3. 充分发挥大学制度文化的规范凝聚功能。
眭依凡先生指出:“大学制度文化是经过学校意志选择的,具有强烈的、鲜明的规范性、组织性,属于校园范围内必须强制执行和严格遵从的文化类型。”大学制度文化是连接大学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它既是大学精神的延伸和物化,又对大学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规束和塑造功能。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必须把制度文化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国今天的大学而言,现代大学制度远比经费、设备,甚至师资更为重要。”
4. 充分发挥大学行为文化的传导引领功能。
行为文化是大学师生在日常行为和校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风尚与形象,是大学精神的动态体现。一方面,加强教风、学风、校风“三风”建设。加强师德建设和教风建设,努力增强教师为人师表的自觉性,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要加强学生的学风考风建设,在全校形成勤奋好学、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要加强教师的教风建设,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诚信,反对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另一方面,优化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大学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充分利用学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拓宽社会服务渠道,深入推进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建设,将人才培养、专业科研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进一步汇聚教育资源,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开辟发展空间,为广大师生员工创新创业营造更有利的条件,更好地发挥行为文化的传导引领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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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志刚,等.关于地方高校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煤炭高等教育,2009,(11):11-13.
[3]柳礼泉,等.新常态下大学文化建设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5,(4):10-14.
[4]潘懋元.新世纪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J].中国高等教育,2001,(3):31-34.
理性选择与认同 第9篇
一、创业教育的一般环境分析
创业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 促进新企业的不断生成和创业知识溢出, 驱动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 从而达到社会、经济与教育的友好互动和良性循环。据此, 与创业教育存在强关联的各方可以认定为政府、院校和企业, 其中政府的创业环境构建和企业的参与属于外部环境, 院校的资源整合属于内部环境。
(一) 宏观创业环境阻碍创业教育的深度推进
创业环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市场进出壁垒、技术与知识资源、人力资本、国际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金融环境、私营资本比重、税负等, 其核心在于市场化程度。资本的逐利性要求市场高度发育, 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创业的活力之源。为此, 市场的开放性、要素的流动性、企业的自主性、信息充分、进出自由、成长空间与资本回报率至关重要。据GEM的大样本统计表明, 我国属于创业活动较为活跃、但创业环境差的国家[2]。在创业环境上, 面临着诸多现实约束, 影响了创业教育的深度推进。
1. 制度设计滞后, 系统性欠缺。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等还存在着传统经济模式的烙印, 不完善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利益分配与激励制度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等, 构成了基本的制度性约束。
2. 创业机制缺失, 技术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第一, 在成果转化机制方面, 我国虽然拥有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 但经济创造力相对落后, 这说明国家创新体系还没有完成面向市场经济的重构, 创业的技术成果转化机制不顺畅, 创业企业、研发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科技成果共享程度低。第二, 在创业的中介服务机制方面, 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知识产权评估、会计师事务、管理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薄弱, 知识产权成果价值评估难, 使得很大一批产权成果无法流动, 制约了其产业化的实施。许多政策关注的是科技投入产出, 忽略了知识的流动和总体社会效用, 导致科技知识流动缓慢, 配置效率不高。
3. 资源要素市场缺陷明显, 创业企业获取资源能力和效率有限。
第一, 创业投融资体系发展滞后, 造成创业资本的供给不足。目前, 政府在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系统性的投入安排, 税收优惠也更多地表现为区域性、零散性, 创业投资数量过小, 而且运营机制和退出机制都不完善。第二, 知识产权市场规模小、发展缓慢, 导致技术成果供给不足, 增加了创业企业获得高新技术的难度, 影响了创业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不利于创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 研发经费投入不足, 制约后续创新能力。
(二) 院校的创业教育理念与行动存在脱节
创业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在高校中开展创业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需要, 是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人才需求变化的需要。目前, 我国大多数院校对创业教育的重视在不断强化, 但却又难以落到实处并取得实际成效。如创业教育中开展的创业讲座、创业竞赛缺乏持续性, 创业园和创业精英班的经验缺乏普适性。导致这种尴尬局面的关键是没有在创业教育理念下有效整合校内的教育和教学资源, 理念与行动存在脱节。
1. 教育教学对市场人才需求信息反应迟缓。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双向的非均衡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起决定性的作用, 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存在反作用, 包括全面的适应和主动的适应。全面的适应就是不能片面地适应某一方面而偏废其他, 主动适应就是要发挥主体的选择性功能, 而不是盲目地适应经济变化的需要[3]。在我国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的背景下, 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已经形成对创新性人才的迫切需求, 要求高等院校作出有效回应, 其核心就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而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得高校不能有效接收市场信息或反应迟缓, 导致对学生的管理有余, 引导不足, 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创业精神的发挥;学术教育和技术教育有余, 文化素质教育不足, 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 难以整体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从而削弱了学生的创业能力, 使创业教育成效难以显现。
2.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形成“两张皮”。
目前,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完全融合。如美国的一些高校把创业作为专业领域, 设置了创业学位, 具有完整、系统的教学计划与教育体系。而目前我国高校还未发现有这样的安排, 说明创业教育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尚处于发展初期。二是存在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现象。相对成熟的专业教育而言, 创业教育是新生事物, 两者未能有机融合, 主要表现为: (1) 观念偏差。专任教师在专业教育中挖掘本专业或本课程的创新性、创造性教育内容的同时, 未能融入创业教育的理念,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在专业学习中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知识。 (2) 运作分野。专业教育归口教务部门, 而创业教育一般归口学生部门。 (3) 只有部分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很多院校以讲座形式开展创业教育, 将创业教育列为全体学生必修课的院校并不多见, 部分高校只开设了创业基础课程选修 (如创业管理、商业计划书、企业家精神等) , 课程成熟度低, 远未形成独立的、系统的创业教育课程群。 (4) 教材建设与师资准备滞后。创业教育缺乏成熟的、权威的全国性规划教材和体现区域特色的校本教材;教师专业化程度较低, 其来源主要是学生工作者, 缺乏企业经验和创业经历, 队伍培训和规划滞后。
3. 高职院校未能有效发挥创业教育的比较优势和“根植性”作用。
目前, 创业教育尤其是小企业创业教育已成为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4]。我国高职院校无论是建制数量还是学生规模都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而且存在创业教育方面的比较优势和特有的“根植性” (embeddedness, 指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与制度中, 其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有文化意义的) , 但现实中却没有形成创业教育特色。高职教育不同于学科教育, 注重的是职业性和实践性;高职教育介于本科和中职之间, 有别于本科教育, 又高于中职教育。无论是类型还是层次上, 高职教育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空间, 创业教育也应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第一, 创业精神既不是科学, 也不是艺术, 而是一种实践[5]。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紧扣区域经济发展脉搏, 订单培养模式和校企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等举措, 可以使学生与企业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家有更加紧密的接触, 有利于亲身体验市场氛围、提前感受企业文化, 培养创业精神。第二, 高职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专业技能训练, “做中学”使之具备一技之长, 有利于在自己熟知的领域开展创业, 提高创业能力。第三, 高职教育双师素质教师的应用性科研成果多于基础性科研成果, 科技革新成果多于科技创新成果, 而且地方性适用特征明显, 这有利于培养学生捕捉区域科技革新和特色技术应用方面的创业机会。第四, 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认可度偏低, 却有利于创业欲望的激发, 创业可能成为高职院校学生具有比较优势的选择。
近年来, 高职院校与企业形成了多元合作办学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双师队伍培养、企业职工培训、技术研发平台等方面与地方企业深度合作, 区域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开展创业教育, 其“根植性”非常明显, 但笔者发现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还没有落地生根。在与区域经济的互动上, 忽视对区域经济的开发利用, 基于区域经济结构特点的创业教育导向不明显;在与区域商业文化的互动上, 未能有效利用已有文化研究成果, 并使其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创业教育内容;学校的创业教育还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运行, 未能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参与度。
(三) 产业资本与学生创业活动未能有效对接
目前, 我国开展创业教育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和稳定社会, 于是创业教育的驱动力单一, 主要来自政府促进, 缺乏产业投资基金的资助, 而政府对创业活动的单一投入终归是杯水车薪。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 产业资本参与风险投资有利于拓宽资金来源, 发挥产业资本在风险投资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产业投资基金是风险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除政府财政资金外最现实可行的风险资本来源之一。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与壮大可以解决市场机制缺陷, 弥补对创业企业种子期和初创期的投资空白, 完善对创业企业的投资体系。我国产业资本由于缺乏与知识资本合作的激励, 很少进入教育领域, 导致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足30%, 大量的成果被搁置在实验室, 停留在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上, 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产业资本与学生创业活动的对接更是微乎其微。一是因为高校“学生企业”的状况与风险投资、产业资本的标准有很大距离, 二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滞后, 创业学生没有与风险资本见面的渠道。对学生创业活动的资金扶持缺乏力度, 直接结果就是“学生企业”死亡率高, 学生创业率偏低, 进而影响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创业教育的行为理性选择
行为理性是在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上, 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 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范式 (包括行为目标、行为过程、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 , 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行为理性的最大特点是回答在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中, 为达到合理、和谐状态应“如何做”的问题。它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导向和规范, 使观念建构转化为现实结构, 实现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实际改变[6]。在创业教育实施过程中, 政府、院校和企业是不可或缺的三方, 通过创业教育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可以作为三方共同的长远行为目标。行为目标确定之后, 关键的就是如何实现。
(一) 立足于营造环境的政府行为理性
1. 政策目标。
应着眼于创业教育-创业活动-经济增长的不同环节及其关联性, 通过教育氛围、创业机制和创业制度环境的形成, 实现包括推动创业教育开展、培育创业企业、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内生增长的多重目标, 并使之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2. 政策框架与专项计划。
首先, 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组建专门的创业政策管理与监测机构。我国的创业政策缺乏整体性, 颁布政策的部门有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等, 而支持创业的政策又涉及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税收、金融、服务等;我国的现有统计和数据无法科学评估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的相关性、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其次, 需要构建面向创业教育、创业主体、创业界面和创业环境的系统的政策框架, 增强实效性和具体化。强化对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激励, 鼓励产业资本对接学生创业;激发创业主体活力, 提高创业企业成长率;加强创业群体互动, 促进技术成果扩散;提升创业市场环境和制度支撑, 如金融支持政策、税收支持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政策、产权政策、市场准入规制、法律支持政策、文化激励政策等。再次, 创业专项资助计划与创业政策相配套, 不同计划具有不同功能, 如政府通过股权激励或补贴, 促进金融机构和产业资本对种子期创业企业进行投入。
3. 工具选择。
应在现有财政、税收、信贷手段的基础上, 更多选择信息技术手段、直接性支持手段等, 以增强时效性。
(二) 立足于整合资源、形成特色的院校行为理性
1. 以创业教育理念整合校内教育教学资源。
创业教育在教育理念上已经演变为“强调教育者主导地位的同时注重挖掘被教育者个人潜能”的整合性教育活动, 整合知识传授、实践训练及品质意识培养, 整合教学计划内显性课程和教学计划外隐性课程的“整合性创业教育课程”。需要院校着手整合校内的教育和教学资源, 实现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有机结合。
(1) 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 将有关创业课程纳入专业培养计划开展创业教育, 形成由必修课、选修课、创业讲座等组成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以增强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知识。
(2) 组织学生围绕专业领域选择一些突破点进行创业实践, 使学生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创业实践中进行运用、检验或发展, 有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有助于专业思想的稳定和专业兴趣的培养, 有助于职业精神培养。
(3) 通过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和学生科研项目立项等, 增强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研究能力。
(4) 院校通过创办实体性质的实验平台、生产性实训基地等, 引导学生参与其中进行专业知识学习、科研方法实践、生产环节体验以及产品销售与市场开拓等, 可以为以后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普适性与精英化教育有机结合。
需要客观分析学生情况, 区别开展创业教育, 做到普适性与精英化教育的有机结合。高校应对绝大部分学生开展创业教育以培养创业精神, 提高创业能力;对部分脱颖而出的学生应进一步实施精英化培养, 提供方法指导、技术支持、融资支持等, 两者不可偏废。
3. 形成分层次、区域性的创业教育特色。
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设置创业学专业, 授予相应学位, 更加有力地推动全国创业教育的普及。地方性院校需要结合区域经济和文化特点, 改变现有创业教育“单打独斗”的封闭局面, 强化政府-院校-企业的互动, 发挥比较优势, 增加创业教育的区域特色内容, 编写校本教材等。
(三) 立足于介入运作的企业行为理性
1. 通过校企合作平台介入。
近年来, 校企合作培养大学生已成为高教领域的热门话题, 其中高职院校探索出了很多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成功案例, 但由于缺乏应有的激励, 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面和深度都不足。企业可以利用校企合作的平台全方位介入高校的创业教育, 如组织员工开展岗位创新培训, 提升员工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开展横向课题攻关, 提高师生应用性研究能力;建立创新实践基地, 促进学生的专业成就和业内创新;组建“实体订单班”或“虚拟订单班”, 提前储备人才。
2. 以产业资本形式介入。
产业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有成熟的产业或行业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 结合其高效的企业管理技能与财务专长, 可以为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源以及成熟的管理技术。虽然产业资本的传统投资要求与风险投资存在着一定的反差, 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越显重要, 参与高科技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在介入形式上, 产业资本以风险投资形式较为可行。大型企业可采用直接向创业企业进行风险投资, 利用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 突出主营业务和核心竞争力, 投资方向要与发展战略相符合, 将产业资本与高校的知识资本相结合, 融入到高校的创业教育之中。中小型企业可以投资于风险投资基金,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增加区域风险投资的资本来源, 借助基金的专业力量进入创业企业, 分散企业投资领域。也可以针对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情况, 在行业内组建专门投资“学生企业”的行业风险投资基金, 介入高校的创业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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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与认同 第10篇
拉兹曾言“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 这体现了法律是源于实践的规范性组合。法官作为法律的实践者由于自身知识和实践的限制得不到专业的成长。法律实践理性是法官培训的核心基础, 启动法律的经验总结之旅。
一、法律实践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关系
(一) 法律制度来自于人类实践活动, 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文明需求而生发的人类智慧结晶
人类制定的法律规范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顺畅的运行。这说明法律制度首要的特征是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判断法律正当性的标准, 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辩论术中。法律实践理性包含思维理性和行为理性, 思维理性受到自身法学知识深度和宽度的影响;法官是行为理性的实践者, 将内在的法律方法理性思维具体化为有意识的司法技术的运用。
(二) 法官培训模式, 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各国因为经济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差异造成各国法官培训模式也不尽相同。概括来讲由于法律自身具有知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双重含义, 法官培训不仅要依托于知识理性学习更要关注法律实践理性。法律实践理性是法官培训模式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在此处也是成立的。
二、法律实践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的改革
(一) 两大法系的法官培训模式
由于社会的经济与历史的发展差异, 形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两大法系各具特色, 但是一致点是都重视法官的培训教育。英美法系的美国, 它的法官选拔范围大多来自于律师队伍, 律师的法律实践能力很强却忽视了法律知识的系统与提高, 在全美建立的联邦司法中心负责提供不同的法官教育培训, 主要是集中培训形式。左贝尔法官就指出“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拥有与之配套的法官教育和培训措施”。作为大陆法系的澳大利亚建立了国家司法学院, 将法官的培训上升到国家人才计划层面, 运用现代高科技通讯手段对联邦法官和州、地区的法官进行有目标的培训。
(二) 我国法官培训模式
在我国大学内设的法学院肩负着培养具备理论知识的法官人选重任, 法律课程庞大而复杂, 短短4年学制很难腾出课程给学生实践学习, 法官实践知识往往是依靠于法院的相传受教, 但是完善的法官培训制度。法院被称为“大学校”, 以大量的人财物力支撑着法官的教育培训运转, 但是现实中受到这样培训的法官流动性很强, 很多人离开了审判岗位。总之, 弊端的出现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官的培训制度缺乏严格的规范和管理性。
三、法律实践理性给予我国法官培训模式的启迪
法律的实践理性是以知识理性为前提的, 因此, 我们在提高法官实践的技能的同时, 应该实行法学知识和实践行为双重并行的培训模式。这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 强化法官职业使命感
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形同虚设。”当法官将对法律的信仰上升到精神追求, 会更加维护法律的权威, 会更加慎重的判断与裁量, 会将这种法律精神作为毕生的理想追求。把法律作为事业敲门砖的行为就会减少, 真正追求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把法律注入自己的血液和灵魂中。
(二) 强化实践理性在法官培训中的作用
法律是实践的结晶, 是理性的思维集合。要建立法律实践理性的法官培训机制, 必须紧密与法学院校的协同关系, 实现法律资源的合理利用。第一, 改革现行法学的体制与教育模式。根据法律学科自身的特点延长学制至5年, 开设法律的实践类课程学习, 有计划性的进行实习, 将这些法律人才的胚子优化在最初阶段。第二, 完善现行的法官培训模式。结合职业法官的能力需求, 开设针对不同层次的培训。例如对于基层法院法官要加强技术多样的培养, 可以引入先进的培训模式例如美国的案例培训制度。第三, 法官与法学院合理流动。在我国法律教师和法官看起来是不同的两种职业。我们可以考虑二者之间通过合理的渠道进行流动, 例如任职多久的教师可以专做法官;法官在累积多少次理论学习后可以转入高校任职实践性教学, 实现资源的交流。
(三) 强化法官培训模式的创新与实用性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涌现出许多新型的法官培训模式, 例如网络培训、座谈会等形式的培训活动层出不穷。据了解, 现在中国合格的法官人才并非想象中的过剩还是供不应求, 我国的司法制度要不断自我充电才能适应复杂的实践基础。法官培训模式要在适用的基础上开拓适合自己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提高效率和实用性。
四、结语
法官是法律实践理性得以发展的重要主体, 担负着将法律知识转化成实践性操作的任务, 法官培训模式是把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想连接的关键一环, 这对于我们而言任重而道远。
摘要：法律的正当性来源于法律的实践理性。社会秩序需要理性的法律来调整, 这是人类为自己设置的理性规范;法官作为法律专, 将抽象的概念、法理、逻辑运用到不同案件, 解释法律的规范性。为了更好在法律的实践理论性与法官培训的合格性上有完美的结合, 本文以此为契机, 展开论述。
关键词：法律的实践性理论,法官培训,法官职业化
参考文献
[1]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2797.
[2]陈全国.黄国民国外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借鉴[J/OL].上海法院网, 2008, 1:2.
理性选择与认同 第11篇
一、经济法学教学存在的现实困境分析
( 一) 教学目标存在争议
经济法学虽然是我国本科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可是其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 这就会使得其教学目标存在一定争议。某种程度来讲, 经济法学的教学目标应该和法学教育目标相似, 并且通过经济法学教学可以促进法学专业的顺利进行。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却出现了不同的呼声。首先因为各大高校法学专业所选用的经济法学大纲存在差别。其次, 不同的大纲在要求学生掌握内容的目标设定上也有所出入。比如有一些学校只是要求学生掌握与了解经济法学相关概念, 而有的大学则要求学生利用经济法学理念和制度分析当前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一目标的差别就会造成各大高校在这一教学目标设定方面存在差别, 最终形成分歧且深入到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所占比重的问题之上。
( 二) 教学内容安排存在困境
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 不同的高校也有不同的安排。这就会引起各大高校相关教师的深思, 即经济法学教学过程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又如何对这些内容进行重点与非重点划分。哪些内容是教学过程中必须传授给学生的, 哪些内容是可以让教师一语带过的。这样的困境会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沉重的选择, 从而对学生来说, 也是进行选择的一大阻碍。要想让学生从这些内容当中选择出相应的经济法内容构成教学体系, 显然存在不现实性。
( 三) 教材选择存在困难
如果是相对成熟的学科, 则不会面临教材选择的困惑。但对于经济法学这样一门尚不稳定的学科来说, 在教材选择方面就会面临许多困难。首先, 从书本“头衔”角度分析, 就会让人眼花缭乱。“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等, 都会成为阻碍高校选择教材的绊脚石。其次, 由于版本不同, 所以教材本身的编排与内容设置都会有很大差别。每一本书中所讲解的内容都会有所差异, 所以对学生进行知识掌握有很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未来经济法学教学发展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与改进对策
( 一) 对教学目标进行明确
经济法学若想实现发展, 就必须先对教学目标进行明确。无论是注重素质教育, 还是注重实践教育, 传统高等教育都应该实现二者兼顾。作为法学专业学生, 要加大自身的实践性学习和锻炼, 注重自身法律技能的培养, 从而在未来的就业过程中满足法律对人才的要求。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受教育者具备法律思维, 而经济法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加大对学生的法律条文教学力度, 使得学生掌握经济法思维。通过强化学生对于相关概念性知识的理解, 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与理解能力, 从而让学生逐步形成利用法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二) 重新安排与规定教学内容
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编排和规定, 也是未来经济法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途径。本科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基础阶段, 所以不能够要求学生掌握过多专业性极强的知识, 相反应该注重基础知识的灌输, 使得学生可以对法学有基础认识。故而理性选择教学内容, 需要站在本科教育目标的基础之上。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尽可能减少理论知识所占据的比重, 明确教学与做学术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
( 三) 选择合适的教材供学生学习
在经济法学教材的选择方面, 可以从教材供给方与教材需求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作为教材供给方, 需要转变传统的编写思路, 尤其需要对教材中的专业内容进行删减。明确教材并非学术论著, 所以应该注重实践内容, 而非理论知识。尽量避免教学内容过于冗长, 通过言简意赅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即可。作为教材需求方, 需要科学商讨哪样的教材才是符合要求的。教师可以在集体商定之后选择出合适的教材供学生参考, 还可以告诉学生自己选择该教材的理由。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寻找更为优秀的教材资源。一方面增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学生对该学科知识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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