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范文（精选7篇）
历史解释 第1篇
公历有闰年之说, 即平年2月28天, 一年365天;闰年2月多1天, 一年366天.闰年计算规则一般被归纳为口诀:四年一闰, 百年不闰, 四百年又闰.即
1.普通年能被4整除为闰年, 否则为平年.如2012年为闰年, 2013年为平年.
2.世纪年能被100整除但不能被400整除为平年, 能被400整除为闰年.如1900年为平年, 2000年为闰年.
下面从公历的发展史来看闰年规则的形成, 并从数学理论方面验证其合理性.
一、公历的发展史
阳历即太阳历, 以地球绕行太阳一周的时间为依据.根据长期的天文观测得出, 地球绕行太阳一周需365天5小时48分46秒, 也就是365.2422天, 称为一个“回归年”.
古埃及人此时还未观测到这一精确时间.古埃及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尼罗河沿岸一带, 其农业的发达与尼罗河的泛滥有直接关系.日积月累中, 他们观测到尼罗河泛滥的规律:每次泛滥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是365天.为指导农时, 古埃及人设置一历法年为365天, 这就是最初的阳历.这种规定方法使得一个历法年比回归年短0.2422天, 4年就短0.24224=0.9688天, 400年就短96.88天, 三个月还多, 经过730年, 历法上的时间就比实际时间推进了半年, 冬天和夏天正好颠倒过来.对农时已经谈不上指导作用了.再过730年, 才能回到原来的起点.
公元前46年, 罗马统治者儒略凯撒对古埃及的阳历作了修改, 规定:一年分为12个月, 单月为大月31天, 双月为小月30天, 唯有2月29天, 全年365天, 每隔3年在2月加1天为闰年366天, 新历称为“儒略历”.但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身亡后, 那些颁发历书的祭司们却误将“每隔3年设1年闰年”认为“每三年设一个闰年”.因此, 从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9年就多设置了3个闰年.这个错误到公元前9年才被发现, 并由当时罗马的帝王奥古斯都 (即屋大维) 下令改正.他宣布从公元前8年至公元4年中不再设闰年, 既而从公元8年开始, 仍按凯撒规定, 每隔3年设1闰年.
当时都认为儒略历是最准确的历法.于是在公元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上, 欧洲基督教国家决定共同采用儒略历.但儒略历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历法.它4个历法年比4个回归年总长1-0.24224=0.0312天, 逐年累积下去, 400年就多出3.12日.这样, 从尼西亚宗教会议算起来, 到1582年, 已长10日.公元1582年, 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决定改革历法, 采用业余天文学家、医生利里奥的方案, 每400年中去掉3次闰年.其方法是:那些世纪数不能被4整除的世纪年 (如1700、1800、1900年等) 不再算作闰年, 仍算作平年.并规定把1582年10月4日以后的一天算作1582年10月15日, 日期一下跳过10天.改革后的新历法叫“格里历”.四百年历法年比四百年回归年只多0.12天, 经过约3333年才多出一日, 比儒略历精确多了.这就是“四年一闰, 百年不闰, 四百年又闰”这一公历闰年计算规则的由来.
二、实数理论的计算方法
一个回归年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 化成分数也就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
最精确是在43200年里, 安排10463个闰年, 这样就确保了在43200年里历法年和回归年的总长度一致.但在43200年里如何按某种规律均匀地分配这10463个闰年并且方便地服务日常生活却是个难题, 于是希望用尽可能简单的数去逼近它.
在实数理论中, 当我们希望用一个具有小分母的分数去最佳逼近一个无理数, 或是去最佳逼近一个具有较大分母的分数时, 使用连分数.
将一个回归年展开为连分数得
算法为
它的分数部分的渐近分数是
高考历史答题与历史名词解释对比 第2篇
贡：
封建时代藩属对宗主国或臣民对君主呈献礼品。
赋：
赋税，指历代统治阶级用强制方法向人民征收的实物、银钱等。
役：
徭役，即历代统治者强迫人民从事的无偿劳役，包括军役、力役、杂役等。
分封制/郡县制/郡国并行制
分封制：
即狭义的“封建”，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领地的政治制度。
郡县制：
指对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类似于现在的行政区划)。
郡国并行制：
又称郡国制，汉朝时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
宰相和丞相
宰相：
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是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
丞相：
秦汉时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
内阁
明朝的内阁：
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无决策权;是君主专制下的产物，维系了君主的绝对权力;内阁对皇帝负责，直接听命于皇帝，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来自皇帝的支持与信任。
英国的内阁：
是君主立宪制下的最高行政机构，对议会而不是君主负责，要执行的是议会的法律而非君主的意志;内阁是国家的权力重心，君主不干涉内阁，更不能任意撤换内阁。
罗马法/习惯法/成文法
罗马法：
指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7世纪古代罗马制定和实施的全部罗马法律。它随着罗马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
习惯法：
又称为不成文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确立的、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成文法：
指由国家机关制度和公布，以成文形式出现的法律，又称制定法。
君主制/共和制
君主制：
以君主作为实际上的或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政体。
君主立宪制度：
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体，它保留君主，君主的权力受宪法限制，也称为“有限君主制”。
君主专制：
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共和制：
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政体区别于君主政体，包括总统制共和制和议会制共和制。
总统制共和制/议会制共和制
总统制共和制: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揽行政权力，统率陆、海、空三军，行政机关(政府)和立法机关(议会)相互独立;由当选的总统组织政府。
议会制共和制：
议会拥有立法、组织和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政府(内阁)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当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只拥有虚位，没有实权。
联邦制/邦联制
联邦制：
即“联合的国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联邦制国家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联邦成员国在联邦国家成立之前，是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虽然不再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联邦成员的主权仍受到法律的保护。
邦联制：
即“国家的联合”，是指若干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如军事、经济方面的要求)而组成的一种松散的国家联合。邦联制比联邦制松散，是主权国家的联盟。
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
领事裁判权：
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主要内容是：该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只由其本国在居留国的领事或法庭依其本国法律审理。
片面最惠国待遇：
是指一国的通商、航海、税收或公民法律地位方面给予另一国享受现实或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同样的一切优惠、特权或豁免等待遇，此称“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取得必须有条约和根据。最惠国待遇一般是相互的，缔约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但在有些不平等条约中，往往只片面规定一国享受最惠国待遇，而另一缔约国则无对等权利，因而是片面的。
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
雅尔塔体系：
美、英、苏三国首脑主要通过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战后世界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基本蓝图，其实质是美苏两分天下。
两极格局：
是以美、苏为中心，以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两大阵营全面对抗为特点的格局。
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商品经济
自然经济：
指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
小农经济：
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
商品经济：
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总和;或以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态的总和。
资本主义萌芽：
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
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世界市场：
它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国际分工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商品流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交往活动的总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是指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即世界范围内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它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
民族工业/近代工业
民族工业：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只要是中国人办的，都是民族工业，国营民营皆是民族工业;狭义的则只指民营资本所办企业，不含国营的。一般地，民族工业是在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民族资本所办的企业。
近代工业：
是指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但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工业。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又称指令型经济，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依赖政府的指令性计划。
市场经济：
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
区域集团化/经济全球化
区域集团化：
指同一区域的一些国家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合作，通过某种形式(条约、协议)组成贸易组织，其目的是巩固扩大集团内部市场，增强经济实力，加强同外部世界的竞争。它是政府契约性的、有形的经济组织。
经济全球化：
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
历史解释 第3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发展；联系；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10-0015
经过多年的历史教学，笔者总结出：运用发展和联系的方法可以有助于教好历史和解释历史。下面，笔者将对此方法进行具体的阐述。
一、纵横串联方法
“纵”就是要找出某一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后果。如在学习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笔者就让学生联系列强的侵略在客观上促使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自然经济的瓦解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促使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壮大，新的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登上了历史舞台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变化等。这样，学生既掌握了系统的历史知识，又培养了系统思维的能力。“横”就是要找出其他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与作用。如在教学“西安事变”时，笔者就引导学生联系围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对事变的反应：德意日帝国主义，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趁火打劫；英美帝同主义，主张和平解决：亲日派，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力主“讨伐”；亲英美派，积极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广大人民、特别是东北军要求报仇雪恨，主张杀蒋；中共高瞻远瞩，主张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学习历史还要放眼人类历史全貌，找出知识的来龙去脉。“纵”是从时间上找出人类社会发展中各领域各方面的历史现象，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趋势。“横”是从空间上找出同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如在指导学生学习中国近代的历程时，笔者帮助学生由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联系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器物层面，再联系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制的制度层面，联系到陈独秀、李大钊民主与科学的文化层面，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学习利用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层次就一目了然。通过纵横联系教学，冲破条块分割，使知识连成一片，有利于深化教材、启发思维、提高能力。
二、中外结合方法
学习历史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去学习，中国发生什么大事，一般都与国际大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学习世界史时联系到中国史，不能把中外历史割裂开来。在历史学习中要以时间为轴线，把中外支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展现在历史发展屏幕上，通过对比分析，求同存异，强化记忆加深认识。如在教学“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笔者引导学生联系亚洲的觉醒；朝鲜的反日斗争、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伊朗、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埃及、苏丹抗英战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拉美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也不例外。这样，学生对这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就能顺利掌握了。通过中外联系学习，触类旁通，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和灵活性。
三、古今联系方法
学习历史还要对某一历史事件追根溯源，达到真正理解和掌握。如讲1997年7月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笔者引导学生追溯联系“香港问题”的由来：1841年英军武力占领香港岛；1842年《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日本战败后仍归英）；20世纪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洗刷了民族耻辱，这样对香港问题就一目了然。鉴古察今，学史明理，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香港在近代失去了，在现代却收回了，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在建国初又没有能够收回呢？既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四、整体归纳法
学好历史必须抓住知识范围之内的体、面、线、点之间的联系，形成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点：是指历史基本知识。如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好几次列强的侵华战争，一提到战争让学生马上就想到战争发生的背景、简单经过、结果、签定了什么条约，产生民什么影响，一想到条约马上义联系到条约的内容，这样由一个知识点串联一联串的知识，历史知识就这样轻松愉快地掌握了。线：就是指反映历史事件之间内在联系的线索。如在教学《辛丑条约》时，笔者引导学生联系前面的几大条约，鸦片战争签定了《南京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签定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了；中法战争签定了《中法新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了；甲午中日战争签定了《马关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大深了；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定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既深化了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系统思维历史知识的能力。面：是指反映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整个内容。如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条线索：西方列强的侵略史、中国人民的屈辱史和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史，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面”。体：是指“点”“线”“面”构成的历史总体。如把中国历史这门学科看成一个体，这个体中的每个社会分期、分段和朝代作为面，每个面的起讫时间、政治、经济、文化、战争作为线，每条在线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点进行学习。这样整体联系，就使孤零零的知识网络化、系统化，构成立体知识综合体，充分让学生用“联系”的方法学习历史知识。
总之，初中历史教育需要我们教师必须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引导学生学好历史、解释历史。以此为鉴，创造未来。
历史解释 第4篇
第一, 是“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关于此问题, 现行人教版必修2第44页的表述为:甲午中日战争后,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 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在第46页的“本课要旨”中却表述为:“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不是同一个概念。教材的前一种表述方式是准确的, 不知是为了节省文字抑或其它原因导致了教材前后表述的不一致, 最后导致了所要表述的意义的变化。
第二, 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是“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还是“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
对于此问题, 现行人教版必修2第104页的表述是:“1944年7月,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 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通过了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及附件, 这些文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
看到此段文字叙述后, 人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联合国正式成立于1945年, 既然联合国还没有正式成立, 哪来“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查阅有关材料, 真相逐渐显露出来。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 使美国海军蒙受重大损失。此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斯大林做了大量工作, 起草了《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初, 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宣言》上签了字。这是第一次正式采用“联合国家” (也译为“联合国”) 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是斯大林在修改《联合国家宣言》最后文本时提出来的, 并用这个名称代替了“协约国”或“合作国”。不过, 当时“联合国家”还没有被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的名称使用, 到了1943年10月30日, 苏、中、美、英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议上共同发表《普通安全宣言》, 具体体现了建立一个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主张。在这之后, 苏、中、美、英又分别举行过几次国际会议, 草拟了这个国际组织的章程, 并就安理会表决程序达成协议, 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关于国际组织的会议”, 以便正式制订《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5日, 参加旧金山会议的50个国家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同年10月24日, 《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 联合国就此正式成立了。从此, 斯大林提出的“联合国家” (即“联合国”) 一词就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名称了。所以在联合国成立之前的联合国家也可称联合国, 布雷顿森林会议也可称“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但对这样的知识性问题的认识毕竟让人颇费周折, 教材的编者有必要对之进行规范的表述或作出相应的解释。规范表述时应明确两个时段间的区别, 建议在联合国正式成立之前且与联合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会议或文件前加上“联合国家”, 而在联合国正式成立之后且与联合国有直接关系的会议或文件前加上“联合国”。
第三, 究竟哪一组织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
关于此问题, 现行人教版必修2第110页“本课要旨”的表述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
但接下来的疑问由此而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于1992年, 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于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1889年, 加入这一组织的发达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的时间是1991年。如果从时间上看, 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应该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那么教材得出如此结论的原因不得而知。
带有疑问去查阅资料, 比较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只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 是一个松散的、论坛式的协调机构, 而并未形成区域性经济集团, 也并未实现互惠关税等, 最多只能说其目前正朝着区域集团化方向发展。它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基础上, 各成员国间召开一系列会议, 在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 以声明、宣言的形式作出承诺, 推动合作。这种承诺, 各成员没有义务和责任来履行, 因为它不是立法式的或指令性的硬性规定, 对成员不具有强制性。
如果此说成立的话, 教材最好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不成立的话, 教材就必须进行修订, 重新规范表述。
第四, 凯末尔是向“苏俄”学习, 还是向“苏联”学习?
关于此问题, 现行人教版选修4第72页的表述为:“凯末尔深知, 无论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多大胜利, 如果不以经济做后盾, 胜利不会持久。共和国建立之初, 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土耳其, 数万户农民家中, 连一件原始的木犁都没有。凯末尔决定以苏俄为师, 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推行国家主义, 即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将资金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20世纪30年代, 土耳其一举成为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 长期忽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暴露出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于1923年10月, 而苏联成立于1922年12月。从时间上看, 此时的土耳其学习的对象应是“苏联”而不是“苏俄”。如果设想为向苏俄时期学习的话, 但从“将资金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土耳其一举成为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长期忽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字眼看应该更像是在学习苏联。
在此处, 也需教材有一个规范的表述或作出合理的解释。
第五, 詹天佑是“为中国建造第一条铁路”, 还是“建造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铁路”?
对于此问题, 现行人教版选修4第121页的表述是:“为中国建造第一条铁路”。此句话是作为标题出现在教材中的, 实际上是要突出詹天佑建造京张铁路的贡献。按照句式和句意, 给人的感觉为詹天佑建造的京张铁路是中国第一条铁路。但现行人教版选修4第121页“历史纵横”的表述很明确:“1875年, 英国人在上海建造了长14.5公里的吴淞铁路, 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是否教材所要表述的本意是中国出资修筑的属于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呢?但经查, 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唐胥铁路。由此可见, 京张铁路只能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
以上是我在教学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在此提出, 一方面是希望教材能编写得更规范、更科学, 另一方面更是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等的指点和引领, 来帮助解决在教学过程中碰到的实际问题。
摘要：教材内容需表述规范, 只有表述规范、意义明确, 才能使人正确理解文意。文章作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 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中的五处内容, 表述有欠规范, 故在指出问题的同时, 试做相应的解释, 以抛砖引玉, 求得正解。
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 第5篇
我们每天要对大量的现象进行说明，日全食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感冒了?中国为什么近年来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说明有没有一般的形式?对自然界的说明和人文领域中的解释是否一回事(注：本文预先把“说明”和“解释”作了区分，然后讨论它们是否一回事。本文试图讨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泰勒称后二者为“人的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但为了行文方便，文中经常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二者放在一起讨论，略去了二者之间的区别。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作为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而与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相对应。)?
人类之初，对自然界的说明通常是神话式的，把自然现象归结于拟人化的神的作用。例如，为什么会有打雷下雨的现象呢?是因为天上有司雨的龙王以及打雷的雷公。在此，神话中的“行动者”(agent)成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此后，许多哲学家则是试图为世界给出形而上学的说明，试图寻找现象背后的终极原因。例如亚里士多德用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四种原因来说明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最终的形式、动力和目的又来自于何处时，可能还得将上帝作为最后的依据，所以仍然避免不了“形而上学的行动者”(metaphysicalagent)。
因此后来的科学家如马赫(E.Mach)等人提出，我们在科学中不应该问“为什么”(Why)，只能够问“怎么样”(How)。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只需对自然界作出数学的描述即可，就避免了问“为什么”可能引入的“行动者”。
20世纪30年代，科学哲学界开始对科学说明的一般形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当时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德里希(HansDriesch)用“活力”(entelechy)来解释生物学中的再生、再殖现象。他认为，“活力”虽然就好像电场、磁场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根本不能被检测，但它是所有生物都有的。从植物到动物，它们的“活力”也越来越复杂。例如壁虎尾巴断了会再生出来，人的手指破了会自动愈合，都是“活力”在起作用。他用这一概念来解释生物学中的很多现象，甚至认为人的心灵也是它的一部分。
1934年在布拉格的国际哲学会议上，卡尔纳普(RudolfCarnap)和赖辛巴哈(HansReichenbach)都批评德里希是为了说明而引入新名词，但这一新名词却不会带来新的科学发现，因此是虚假说明。卡尔纳普为此专门撰文探讨了科学说明的一般形式。(注：R.Carnap,An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ed.M.Gardner.NewYork:Dover,
1995,pp.12―19.)
此后，波普(KarlPopper)和亨普(C.G.Hempel)都对科学说明进行了讨论，但通常认为亨普的表达更为清楚与完整，因此我们就从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说起。
一、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
亨普在1948年提出了科学说明的“演绎―规律”的模式(Deductive-NamologicalModel)，这一模型也被简称为DN模型。(注：亨普对DN模型和IS模型的讨论，可参阅C.G.Hempel,TwoBasicTypesofScientificExplanation,PhilosophyofScience:The
CentralIssues,eds.MatinCurdetal.New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
,pp.685―694.)DN模型的结构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附图
其中C是先行条件，L是普遍定律(注：这里的“普遍定律”指的是与“统计定律”相对的“决定论定律”，经典力学的定律就是这样的“决定论定律”。)，它们构成了说明项。二者的合取可以逻辑演绎出有待说明的E，即被说明项可以由说明项逻辑推演出来。
亨普提出，DN模型要分别符合三项逻辑条件和一项经验条件。它的逻辑条件是。(一)被说明项必须是说明项的逻辑结果。换言之，被说明项必须能够从说明项所包含的信息中逻辑地演绎出来，否则说明项不足以说明被说明项。这一条件是为了保证被说明项和说明项之间的相关性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因为从被说明项能够演绎出说明项，那么当说明项为真时，被说明项也必然为真。这一条件也被称为“演绎的论旨”(TheDeductiveThesis)。
(二)说明项必须包含普遍定律，而这些定律是推导被说明项时所必需的。必须有普遍定律，是为了确保说明项产生被说明项是可以重复的，因而有规律性。这一条件也被称作“含摄性定律论旨”(TheCoveringLawThesis)。当然，说明项通常也需要包含非定律的陈述，即先行条件。
(三)说明项必须具有经验内容，即它必须至少在原则上可由实验或观察来检验。这样德里希用“活力”来说明生命现象的做法就被排除在科学说明之外，因为“活力”不能由实验或观察来检验。
DN模型还需要满足一项经验条件：组成说明项的语句必须为真。如果说明项的普遍定律或先行条件本身就是假的，那么即使能够逻辑推导出被说明项，也不能视为科学说明。
在DN模型的基础上，亨普为了处理科学研究中的概率说明，又提出了“归纳―统计”模式(Inductive-Statisticalmodel)，又称IS模型。IS模型结构如下：
附图
例如我出汗后不小心吹了风，这是先行条件。出汗后吹风的人不一定感冒，但会有比较高的比率(如80%)感冒。所以我们有一个统计定律：出汗后吹风会有80%的可能性得感冒。先行条件和统计定律的合取对被说明项“我感冒了”有很高程度的支持，因此说明项说明了被说明项。
在这里，值得留意的是，从先行条件和统计定律可以逻辑地推出“我有80%的概率会感冒”。对于这样的推论，亨普称之为“演绎―统计模型”(Deductive-StatisticalModel，简称DS模型)。(注：C.G.Hempel,AspectsofScientificExplanation.New
;York:theFreePress,1965,pp.380―381.)它的逻辑形式为：
附图
但DS模型只说明的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我有80%的可能性感冒”，而不是某个确定的事件，如“我感冒了”。因此亨普更多关注的还是DN模型和IS模型。
在前面提到的IS说明中，从说明项只能逻辑地推出“我有80%的概率会感冒”，但不能逻辑地推出被说明项“我感冒了”。因此在IS模型中，说明项对被说明项只有很高程度的支持，不是必然的支持，这里用到的推断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所以，IS模型的说明项和被说明项之间用两条横线来表示，以示和DN模型的说明项和被说明项之间的逻辑演绎关系(用一条横线表示)的区别。
IS模型须满足三个逻辑条件和两个经验条件。逻辑条件为：
(一)被说明项必须有很高的或然性从说明项得出。
(二)说明项必须至少有一个统计定律，它对于推导被说明项是必要的。
(三)说明项必须具有经验内容，即它必须能够至少在原则上可由实验或观察来检验。经验条件为：
(四)说明项中的语句必须为真。
(五)说明项中的统计定律必须满足最大明确性的要求。
IS模型的前面四项条件和DN模型比较相似，不必详述。它的第五个条件是要求，在使用IS模型时，要尽量选用概率最高的统计定律。例如某人吃糖后昏倒了。如果我们用“人吃糖后可能晕倒”这一统计定律，这样的概率非常之低，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因此不能视为满意说明。但如果经检查发现这个人患了糖尿病，糖尿病人因吃糖而昏倒的概率为99%，这个统计定律具有更大的明确性，所以应该选用这个统计定律来说明昏倒事件。
亨普认为，真正的科学说明都必须符合他所提出科学说明模型，否则是虚假说明。他进而希望将他的科学说明模型推广到人文学科，如历史领域。
如果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是成立的，那么，它是否真的可以推广到人文学科领域，从而实现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统一?
二、科学说明模型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
亨普提醒我们，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是所有的科学说明都完全符合DN或IS模型的。在实际的科学说明中，为了方便或是其他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形了的说明模型。他提出了省略说明(ellipticexplanation)、部分说明(partialexplanation)和说明概略(explanationsketch)这三种形式。(注：C.G.Hempel,ExplanationinScienceandinHistory,ThePhilosophyofScience,
ed.P.H.Nidditch,London:OxfordUniv.Press.1968,pp.62―64.)
省略说明是省略众所周知的定律或先行条件，从而构成一个简化了的说明。一旦这些省去的定律或先行条件被增加进来，那么它仍然符合完整的DN或IS模型。例如我们在说明为什么铜会导电时，有时会说“因为铜是金属”。这里其实省略了“所有金属都导电”这一已知的定律。如果加上这一定律，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说明：“所有金属都导电，铜是金属，所以铜导电”，这显然是符合DN模型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用“所有金属都导电”来说明为什么铜会导电，这时省略的就是“铜是金属”这一先行条件。
在部分说明中，被说明项可以只是说明项能够推导出结论的一部分。例如根据心理学的定律，可以说明人在极度沮丧时会丢三落四，但究竟丢什么东西却是不能说明或预测的。(注：亨普认为，在科学说明模型中，说明和预测是一回事。这一观点也引起了科学哲学家的批评，可参阅MatinCurd,PhilosophyofScience:TheCentralIssues,part6,“ModelsofExplanation”.)例如从张三心情极度沮丧这一先行条件以及相应的心理学定律，只能说明“张三丢东西”，不能够说明“张三丢了钱包”。但“张三丢了钱包”却是“张三丢东西”的子集，因此构成了一个部分说明。
说明概略则是因为在说明中，用到的定律太普遍、太显明，或者定律太过复杂，无法精确地将它们陈述出来，而只能为被说明项提出说明的轮廓或方向。说明概略有别于“虚假说明”。原则上，说明概略所提出的是一个经验的假说，研究者试图通过更多的经验考察以充实它的内容。而经验是可以被验证或否证的。
例如亚洲金融风暴，涉及的因素非常繁多，相应的经济学定律也非常复杂，难以准确描述。但我们可以试着用“金融体系不稳定导致了金融风暴”来提供一个说明的轮廓和方向。这样的说明概略，显然也是有意义的。
在阐述了科学说明模型及其他变化形式之后，亨普认为历史中的解释也是符合他的科学说明模型的，因为历史解释也要有普遍性定律，只是这些定律和先行条件不太精确，或是太含糊、太琐碎，只能以部分说明或说明概略的形式出现。他特别举例说明历史解释中常用的“发生论说明”(geneticexplanation)和“理性说明”(Rationalexplanation)两种，它们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注：亨普对“发生论说明”和“理性说明”的讨论，参阅C.G.Hempel,ExplanationinScienceandinHistory,ThePhilosophy ofScience,pp.68―79.)
“发生论说明”是以一种叙事式的方式，把某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完整地叙述出来，从而为这一事件提供说明。例如D事件的发生可以最初推溯到A，从A到B，再到C，最后到D，形成了事件的整个过程。那么从A到D这一进程就是以“发生论”的方式说明了最终的历史事件D。
亨普认为，这样的发生论说明其实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因为发生论说明是从描述历史上的一个初始阶段开始，然后进展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产生与初始阶段有规律性的联系，可以由初始阶段的特点来说明。第二阶段的特点又可以进一步说明下面的阶段。即“发生论说明”其实是分阶段的说明，A说明了B，B说明了C，C最终说明了D，整个过程是遵守科学说明模型的。
“理性说明”是用来说明历史中某人有动机的行为方式，朱雷(W.
Dray)把它的形式表示如下：
A在C情境中。
在C情境中，正确的做法是X。
所以A做X。
但亨普辩解说，朱雷的说明只解释了A应该做X，并不能解释A实际上做的是X。他把朱雷的“理性说明”模型修改为：
A在C情境中。
A想理性地行动。
任何理性的人在C情境中都会选择(或有很高的概率)做X。
所以A做X。(注：朱雷对亨普的这一修改提出了批评，笔者对朱雷的回应参阅本文的第五部分“含摄性定律论旨与历史”。)
修改后的“理性说明”就符合科学说明模型了。因此亨普认为，他的科学说明模型不仅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历史领域，他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图式展示了所有经验科学在方法论上统一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注：C.G.Hempel,ExplanationinScienceandinHistory,ThePhilosophyofScience,p.79.)
三、演绎论旨与因果说明
对于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许多哲学家首先批评的是其“演绎论旨”，这一论旨又往往和“因果说明”概念联系在一起。东纳根(AlanDonagan)就试图证明，“演绎论旨”是科学说明模型所必需的(注：A.Donagan,ExplanationinHistory,TheoryofHistory,ed.P.Gardiner.NewYork:theFree
Press,1959,p.430.)，进而表明“因果说明”不适用于历史领域。
石元康对此给出了更详细的阐发。他认为，想要对事件E的发生做一个说明，必须要排除该事件E不发生的可能性。例如我们要说明“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失火”这一事件，“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显然不能为此提供适当的说明，因为“澳洲某时某地死了一只蚂蚁”不能排除“香港某座大厦在某个时候失火”不发生的可能性。而科学说明的“演绎论旨”表明，从说明项可以逻辑演绎出被说明项。这就保证了说明项为真时，被说明项也必然为真，排除了被说明项不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石元康认为，说明某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找出该事件的充分条件。在另一篇论文《历史中的原因、目的与理由》中，他进一步把“说明”和“原因”联系在一起，认为“提出说明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寻到该事件所以发生的原因。”(注：石元康：《历史中的原因、目的与理由》，《鹅湖》1983年第100期，第23页。)
但是在科学说明的IS模型中，从说明项到被说明项是一个归纳推论，不是逻辑演绎的关系。因此石元康认为“演绎论旨”和IS模型是相矛盾的，他指出：“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这个论旨将无法再坚持。同时，由于接受了归纳―统计模式’，实证论者对于说明这个概念，必须做一个彻底的修正。”(注：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史学评论》1983年第6期，第102页。)
在此，东纳根和石元康都是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并进而表明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原因”、“因果定律”等概念而只能用“理由”、“目的”等概念来说明的。这样一种对亨普的批评，在历史哲学领域也是非常普遍的。
这种理解其实误解了科学中的“说明”概念。的确，因果说明是一种科学说明，但它只是科学说明的一种形式，不能涵盖科学说明的全部内容。
首先，因果说明只是表明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但科学说明不仅可以表明事件间的联系，还可以说明定律之间的联系。因此亨普认为，“因果说明不是DN模型的唯一模型。例如，通过理论的演绎包容(deductive-subsumption)来说明一般定律，就显然不是因果说明。”(注：C.G.Hempel,AspectsofScientificExplanation,p.352.)又如，万有引力定律可以为自由落体定律提供说明，但这样的说明也不是因果说明。(注：W.Salmon将这样的理论说明也当作是因果式的，但他的做法实际上扩充了“因果性”概念，不再是传统的用法。参阅W.Salmon,ScientificExplanation:HowWeGotfromTheretoHere,Introductory
Reading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eds.E.D.Klemkeetal,3[rd]ed.,NewYork:Prometheus,1998,pp.241―263.)
附图
注释：
④因为自由落体的距离与地球半径相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因此r为常量。此处为了简化起见，将地球与落体都当作质点来处理。
其次，因果说明中所使用的因果定律是决定论定律，而科学说明中所用到定律既可以是决定论定律，也可以是统计定律。这一点亨普未加论述，但为科学界普遍接受。尤其是随着20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微观粒子只能以几率波的形式来描述，遵循的是统计定律，而不是决定论定律。因此卡尔纳普指出，“19世纪的决定论已被现代物理学所抛弃。”(注：R.Carnap,An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ed.M.Gardner.NewYork:
Dover,1995,p.288.)与此相对应，他建议通过科学定律来重新定义因果律：“世界上任何因果性都被表达为科学定律。如果我们要研究因果性，我们只能通过研究这些定律，如研究它们是以什么方式表达的，怎样被实验验证或否证。”(注：Ibid,p.227.)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因为遵守决定论定律的宏观现象最终是由微观现象构成的，而根据量子力学的观点，微观现象服从的是统计定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决定论定律是统计定律的特例。例如艾耶尔
(A.J.Ayer)就认为，因果性定律可以视为概率为100%的统计定律，是统计定律的“极限形式”。(注：A.J.Ayer,WhatIsaLawofNature?PhilosophyofScience:TheCentralIssues,p.816.)
因此，在19世纪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注：这样做需要将理论间的说明定义为“还原”(reduction)，而用“说明”特指“对事件的说明”。)，但随着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就不成立了。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批评亨普的时候，经常论证“因果说明”在历史领域是不适用的，这显然是对科学说明的误解。
在澄清了“科学说明”和“因果说明”概念的异同之后，笔者认为，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可能秉承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化”传统：从说明项到被说明项之间是数学计算的关系，而不一定是逻辑演绎的关系。在DN模型中，从说明项可以计算出被说明项必然成立(DS模型也是如此);在IS模型中，从说明项也可以计算出被说明项有很高的概率成立，并进一步将其近似(或约等于)为被说明项成立。
所以，在科学说明模型中，“含摄性定律论旨”(即说明项必须包含定律)才是最基本的。“演绎论旨”不是最根本的，它和IS模型的归纳推论也不矛盾。亨普将DN模型、IS模型以及DS模型统称为“含摄性定律模型”(coveringlawmodels)(注：C.G.Hempel,AspectsofScientificExplanation,p.412.)，因为这些模型中都包含了科学定律。
四、含摄性定律论旨与历史研究
通过前面的讨论之后，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因果说明”能否应用于历史领域，或是“演绎论旨”是否与IS模型矛盾，而是历史解释中是否必须要有定律?
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曾经提出，历史是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idiographicscience)，而科学是“建立定律的学问”(nomotheticscience)。但研究“个殊事件的学问”是否需要普遍定律呢?东纳根和朱雷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石元康在“实证论与历史说明”一文中，详细地阐发了他们对亨普的批评。(注：东纳根和朱雷关于历史中有无定律的讨论，参阅石元康《实证论与历史说明》第104―108页。)
东纳根提出，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此在人的事件中，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例如亨普说明政府机构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时，用了三个普遍定律：
(一)有职业的人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业;
(二)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不想作出改变;
(三)人们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权力和威望。
显然，这三个定律都可以找出反例：有些人巴不得早些退休放弃职业;也有人希望转变技能;虽然有些人喜欢权力，但也有厌恶权力的隐逸之士。历史事件中太多人的因素，因此东纳根认为在历史事件中没有普遍定律，科学说明在历史解释中是不适用的。
但东纳根的“人的事件中无定律”的立场显然太强了，因为我们只要能够在人的事件中找到一条普遍定律，就可以否证他的观点。虽然个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但有些事件是集体行为的结果，与个人无关。例如，“科学通常在重视理性和崇尚实用的文化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定律，描述的单位是文化或者国家。虽然个人(如伽利略、牛顿)可以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并不影响这一宏观定律的成立。
此外，在历史领域中，只要有统计定律成立，仍然可以算是符合“含摄性定律”。例如东纳根提及的三条经济学定律，虽然可能有反例，但是如果改成以下概率很高的统计定律，仍然可以说明政府机构的膨胀。
(一)有好职业的人通常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业;
(二)当人们习惯于某种技能后有很高的概率不想作出改变;
(三)很大比例的人不想失去已有的权力，而希望能够发展更大的权力和威望。
朱雷没有提出“历史没有定律”，但他认为历史事件是独特的，因此科学说明不能用于历史解释。例如在解释路易十四为什么不得人心时，人们可能会提到他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如穷兵黩武，迫害异教徒，朝廷腐败等。但是如果我们像逻辑学家那样，将其概括为“如果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P[,1]、P[,2]、P[,3]就会不得人心”，是不是形成了对历史的科学说明呢?
如果任何统治者在路易十四的环境中，执行他的全部政策P[,1]、P[,2]、P[,3]就会不得
附图
朱雷认为这样的定律太特殊了，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路易十四，也就不可能有同样的例子来符合这一定律。普遍定律怎么能只适用于一个特殊例子呢?因此在历史解释中，定律是用不上的。
亨普在科学说明模型中，区分了说明项中的先行条件和定律。在此，我们也可以替亨普辩护，将朱雷所总结的定律修改为“任何统治者在执行某些政策时都可能增加其不得人心的概率”，这些政策可以是所有坏政策的罗列。(注：也许有人会宣称，某些不好的政策如穷兵黩武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很得人心。例如第三帝国初期，希特勒的尚武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而获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但对此我们可以用化学中的规律来类比：虽然某些化学药品是有毒的，但它与另一些化学药品的化学反应得到的产物却无损健康。)然后，我们不妨把路易十四所执行的政策，如P[,1]、P[,2]、P[,3]等作为先行条件，与这一定律合取，从而说明为什么“路易十四不得人心”。当然，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政策导致“路易十四不得人心”的概率。
附图
修改后的论证可以视为“说明概略”，为解释“路易十四不得人心”提供了方向和轮廓。在这一说明概略中，虽然有关路易十四的先行条件是独一无二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历史定律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也就避免了朱雷的批评。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东纳根和朱雷都对科学说明模型的“含摄性定律论旨”应用于历史领域提出了批评，但他们未能真正排除历史领域中存在定律。历史领域中至少存在着大量的统计定律，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仍然可以成立。
五、有意义的行为与科学的客观性
温奇(PeterWinch)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这一角度，批评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可能性。温奇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使用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与实在的论述，以及“语言游戏”等概念，辩称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来。因为人的行为是受规则支配的(rule-governed)，是“有意义的行为”(meaningfulb
ehavior)。(注：参阅PeterWinch,TheIdeaofSocialScienceandItsRelationtoPhilosophy,2[nd]ed,London:Routledge,1990.)
人的行为当然要受到文化规则和规范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中有很多解释要依赖于这些规则和规范。规则性的说明和使用自然规律(包括决定论规律和统计规律)的科学说明模型是否一样呢?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自然真理(truthbynature)和规范真理(truthbyconvention)的区分。前者是普遍成立的`，后者因文化而异。物理学是典型的自然真理，因为它被认为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所有文化都必须遵循它的规律。语言则属于规范真理，例如汉语和英语各有自己的约定，汉语的语法和拼写规则不能照搬到英语中去，反之亦然。
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支配，因此在解释这些现象时需要用到规范真理。例如中国大陆车辆靠右边行驶，因为中国大陆的交通规则是车辆右行。但这不是一个普遍定律，只是一种社会规范。英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左行驶。规则性的说明可以举例如下：
附图
在这一说明模型的说明项中，只用到了规则而没有涉及科学定律。这样一来，似乎在解释人的行为时，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中的“含摄性定律论旨”就失效了，科学说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不再适用了。
但我们仍可试着为亨普辩护，将文化规则和规范作为说明的先行条件，然后再补充科学定律，就可以维护“含摄性定律论旨”。这样，规则性的说明就被修改为：
附图
这样的说明形式是符合科学说明模型的，因此温奇所提出的“人的行为是规则支配的”，其挑战应该主要针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注：对“客观性”的概念分析，可参阅石元康《意义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食货月刊复刊1982年第12卷第7期，第1―5页。)。如果社会科学不是客观的，而自然科学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也就成了问题。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作简单讨论。在历史学领域中，兰克(LeopoldvonRanke)主张历史学应“如实地重构过去”，即科学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他的观点被称为“客观主义”。
与此相反，不少学者强调历史研究是选择性的(selective)与评价性的(evaluative)，这二者都是依赖于价值的。而“客观性”是独立于价值的(valuefree)，因此历史研究不可能是客观的。他们的观点被称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证主要有：首先，历史的主题是价值负荷的(valuecharged);其次，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时的题目选取是价值引导的(valueguided)。这两点构成了“相对主义的源泉”(thefountain-headofrelativism)(注：W.H.Dray,PhilosophyofHistory,NewJersey:Prentice-Hall,1964,pp.23―24.)。
相对主义者对人文学科“客观性”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但自然科学是否如他们认为的那样就是客观的呢?
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表现在它是对自然现象的真实描述。例如，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写道：
对科学家来说，自然界总是并且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决不是单纯的现象，决不是单纯被观赏的景观，而是这样的事物：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注：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库恩(Thomas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的严重挑战。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所谓常规科学，就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解谜”活动。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世界观，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
因此，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描述不是必然的、惟一的，而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自然科学家不是在“看”(see)，而是“看作”(seeas)。正如有人将鸭兔图“看作”鸭子，有人“看作”兔子，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作”也会不同。例如经典力学把时空“看作”为静止、绝对的;相对论却把时空“看作”是物体运动的参量，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在“看着”自然界，而是要“看透”它们。(注：ThomasKuhn,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2[nd]ed.,Chicagoand London:Univ.ofChicago,1970.)
其次，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是独立于价值的，因此是客观的。这一点也受到很多科学哲学家的质疑。
例如，库恩在“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一文中提到，科学理论的选择并不在于其客观性，而是科学家根据价值观所作的决定。这样的价值观包括精确性(accuracy)、一致性(consistency)、广阔的视野(scope)、简单性(simplicity)以及丰富性(fruitfulness)等。科学理论的选择虽然不是个人的，但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接受了共同体训练的“科学家的集体判断”。他进而提出，“客观性”应当用精确性、一致性等价值标准来分析，这样“表明的可能不是客观性的界限，而是客观性的意义”。(注：Thomas Kuhn,Essential;Tension.ChicagoandLondon:Univ.ofChicagoPress,1977,pp.320―339.)
亨普在“科学与人类价值”一文中也提出，科学不能为“绝对价值判断”(categoricalvaluejudgements)提供有效性证明，反而科学知识却需要价值预设。(注：C.G.Hempel,ScienceandHuman
;Values,IntroductoryReadingsinPhilosophyof
Science,pp.110―127.)
因此，虽然温奇提出了社会科学中人的行为受文化规则和规范的支配，进而探究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但如果自然科学也同样面临“客观性”的挑战，同样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客观性问题还不足以表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分离。
六、说明与解释
与前面的批评相比，泰勒(CharlesTaylor)提出的挑战更加审慎而有力。他将人文学科领域中的“解释”(interpretation)和自然科学中的“说明”(explanation)作了区分的，从而试图把“解释科学”(Scienceofinterpretation)作为“人的科学”(scienceofman)，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
“解释”一词的具体哲学涵义，可追溯到西方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以来的“解释学”传统。狄尔泰(Dilthey)、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利柯(Ricoeur)等人对此都有详细的阐述。在帕尔默(R.E.Palmer)看来，解释学试图超越近代科学的“主体―客体图式”(subjecti-objectschema)，是对自然科学的“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objectivity)批判。(注：R.E.Palmer,Hermeneutics.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9,pp.223―241.)
泰勒认为，解释的对象通常是文本或是诸如此类可以有意义(meaning)的东西。它通常有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是有涵义(sense)的;其次它的涵义可以和其表达式分离;此外，它的涵义也是针对某个主体而言的。解释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其对象背后的融贯性和涵义。
泰勒把人类看作是“自我解释的动物”(self-interpretinganimal)。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meaningful)，因此只能用解释的方法来阐发。而且意义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是可以和其表达相分离的;只在某领域有意义，并和其他事物的意义相联系。(注：CharlesTaylor,InterpretationandtheSciencesofMan,IntroductoryReadingsin philosophyofScience,pp.110―127.)这显然和自然科学寻找普遍定律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泰勒对“解释”和“说明”的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区分成立，似乎自然科学的说明和人的科学的解释，就不再遵守同样的方法论模式。但这一结论会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分离吗?
我认为，库恩对泰勒的回应(注：参阅ThomasKuhn,TheNaturalandtheHumanSciences,IntroductoryReadingsin
PhilosophyofScience,pp.128―134.)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泰勒认为自然科学是普遍成立的(用解释学的话来说就是有科学客观性)，所以天文现象的知识也是普遍的，即人类有“共同的天体”(heavenforall)。库恩反驳了这一说法。他指出，古希腊的天体和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因为希腊人和现代人采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法。希腊人将天体分为三类：恒星、行星和流星，但和现代人不同的是，他们将太阳、月亮放在行星的范畴之中，因为太阳、月亮和火星、水星、金星等行星更为相似。而我们现在是把太阳当作恒星，月亮当作卫星。因此，套用库恩的术语，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并非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有效。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除了“范式”概念，还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人文领域的概念，所有的概念都是共同体所拥有的。这些共同体因为文化或语言的不同，会导致概念上的差异。所以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它的概念词汇也会因为“范式”的不同而意义不一样。
库恩表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都既有说明又有解释。例如，自然科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解释。刚刚加入科学共同体的人，需要由资深科学家解释科学符号的意义以及科学仪器的使用。尤其在科学革命之后，许多新的概念或仪器更需要解释，如新范式中的“波粒二象性”是什么意思，核磁共振仪该如何使用?这些不能靠普遍定律来说明，因为人们对定律中的符号等还不了解。换言之，普遍定律中的符号、意义、应用等，本身不能靠普遍定律来说明，只能靠解释。
例如，以下两个自然科学中的问题看起来形式是一样的：
(一)为什么相对地面以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质量增大了?
(二)为什么时间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
但其实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学说明的，可以用狭义相对论的公式来推导。第二个问题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时间”概念，这就不能由相对论的定律来说明了，而需要在相对论的范式中解释“时间”概念是怎么一回事。(注：这样的解释对于相对论范式是有意义的，但在经典力学的范式中就成了“虚假问题”。)
人文学科中除了解释，有没有说明呢?按库恩的想法，目前的人文学科仍然处于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前范式阶段”。如果人文学科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起自己的范式，那么人文学科的专家也能够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从事解谜的工作。当他们用人文学科的定律来阐述人的行为时，就构成了说明。
例如以下两个历史领域中的问题，就可以分别归入解释和说明的范畴：
(三)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四)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
问题三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所以需要历史学家根据不同的价值标准作出解释。而问题四要求历史学家详细地描述出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产生的条件。如果这些历史学家拥有相同的范式，信奉相同的历史规律，那么他们给出的说明也应该是一致的。(注：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历
史领域仍处于“前范式阶段”，所以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给出的说明是不一样的。)
因此，库恩同意“说明”和“解释”的区分，但不同意将此区分用来划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如果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都包含大量的解释;而一旦人文学科建立自己的范式之后，也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说明，那么笔者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仍然可以是统一的。
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一性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科学主义(Scientism)，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推广到人文学科领域。其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其中卡尔纳普和纽拉特(Neurath)的“统一科学”或“物理主义”论旨，更是希望将所有的经验科学都统一起来，并最终还原为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立场相对立的学者，朱雷称之为是观念论者(Idealist)(注：W.Dray,LawsandExplanationinHistory.London:OxfordUniv.Press,1957,p.8.)。他们倾向于认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应当各守其界，互不侵犯。
对于亨普提出的科学说明模型、这一模型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可能性及以此为基础的经验科学在方法论上统一性的论证，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异议。对此，笔者认为，首先，演绎论旨不是科学说明的根本论旨，含摄性定律才是最基本的，将科学说明等同于因果说明是不准确的;其次，历史领域中可以有定律，含摄性定律论旨在历史说明中也是必需的;第三，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都需要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都是“看作”而不是“看”;最后，所有经验科学都要涉及解释和说明，因此“说明”和“解释”的区分，不足以成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划界标准。
当然，这样的讨论或许还不足以证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就是统一的。但笔者赞同康德的观点，追求“系统的统一性”(unityofsystem)是人类的理想之一。“理想”虽然不像“范畴”概念那样具有“客观有效性”(objectivevalidity)，却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动力。正如人类会不断追求“德福一致”的理想一样，人类也会不断地寻找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当然，最终的统一未必如早期的逻辑实证论者设想的那样，由自然科学来统一人文学科，而可能是随着自然科学中的人文因素不断被发现，从而找到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契入点。不仅人文学科可以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也需要向人文学科学习，从而使二者统一为“人类的知识”。
历史解释 第6篇
关键词：PBL教学,求真,历史解释,开放
P (问题) B (基础) L (学习) 是以问题为本的学习, “求真”与“开放”是PBL历史学习核心价值取向统一体的两个方面, PBL离开了“求真”的标准、“开放”的概念, 启迪智慧将无从谈起。
一、PBL坚守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与追求
尊重客观历史事实, 是历史学习存在的内在要求。史贵求真, 敢于对史学成说大胆怀疑, 并依据真实史料进行修正和批判, 史学才有生命。我们只有坚守对真实的敬畏与追求, 才能获得不虚狂的身份以及现实存在感。
学习历史求真非求胜。《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历史教学要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 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 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课的本质内涵就是求真, 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历史课的真谛所在。PBL“问题导向学习”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产生新问题———问题反馈———教学反思, 无不体现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求真”精神, “分析问题”环节的“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人机互动”引发学生“求真”思维和积极探索求知行为, 能使学生历史思维得到更充分的发展。PBL教学本质所反映的教学行为是互动, 由教学本质映衬出的教学气氛是交流。因此, 特别需要批判性思维将互动与交流提升到学生自悟及内省的程度, 其前提就是诱发学生对历史———首先是他有向历史提问的能力。
以“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或“失败原因”为例, 有关的论题或多或少与辛亥革命缺乏“民众基础”有关。真相如何, 值得探究。1906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 是为中国谋幸福, 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 故要民族革命;不想君主一人专制, 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 故要社会革命。”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社会历史的演进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孙中山寄希望于“一场革命解决所有问题”, 由于没有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文化和意识发展等实际国情因而无法实现。至于土地问题, 属于经济领域的事务, 以国家权力强制解决, 未必有效、合适、合法。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 一度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充当它的坚强支柱, 于是再次指责辛亥革命没有民众基础。事实上, 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出, 是革命党人和独立各省的一致承诺, 也是辛亥革命实现其革命目标的重要环节。在革命过程中, 虚位以待袁世凯, 是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已经形成的决议。正由于此, 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是有条件的:必须声明承认“暂代”, 一旦袁世凯完成终结帝制的任务, 就由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正因为这样, 孙中山当选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 声明自己只是“暂代”;就职之时又宣誓承诺清帝退位之后就把位子让出来。所以, 在袁世凯完成终结帝制的任务之后, 孙中山必须兑现承诺。应该说, “让位”是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意见, 与孙中山辞职相伴随的是清帝退位和帝制的结束。
朝鲜战争,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为背景的第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 是冷战年代的第一次热战, 对主要参战国及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证明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常常引用这样一段“经典”材料:美国布莱德雷将军无可奈何地哀叹:“美国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 与错误的敌人, 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国人为之振奋!许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自己打了一场不应该打的战争。布莱德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 以什么方式、表明什么意图说这段话的?其实, 布莱德雷的这段话是1951年5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的声明, 话题是麦克阿瑟因为与杜鲁门总统发生统帅权之争, 并且主张将韩战战事扩大至中国一事。原文如下: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参考译文———坦白地说, 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观点来看, 这个策略 (按:指将战事从韩国扩大到包括中国本土) 会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 与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原来, 布莱德雷并没有反对朝鲜战争, 只是说美国不应该把战争引向中国。这段话出现在1951年5月15日, 而且采用的是虚拟语气, 表明这段话谈论的是可能发生的事, 即1951年5月15日以后可能发生的事, 是指扩大到中国本土的战争冲突。更何况, 这时还是1951年, 而朝鲜战争是1953年结束的。
“教人求真”是历史教育的本义。曲解历史, 是对过去的亵渎, 也是对今人的失职。因此, 教学尽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讲述真实的历史, 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求真、求实应该作为评价历史教学的通用标准, 也应该是平时课堂教学坚守的底线。求真、求实就是要求教学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 不能在史实方面出现解释性错误, 不能出现错误性的理解, PBL坚守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与追求。
二、PBL体现对历史解释开放的重构与理解
历史“求真”解决“历史是什么”, 要解决“为什么”就需要历史解释。学生要知道“历史是什么”, 还应该引导学生明白“历史为什么”, 以此达成历史学科三维目标。由孔子原创的儒家旧有真理, 在宋明被周张程朱陆王诸大师用当时的语言和概念予以解释和重述后, 它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在对《论语》的解释上, 于丹重新发现了万世师表孔子, 并且在人们心中唤醒了他, 这是近代以来所有热爱和痛恨孔子的人都没有做到的。德国解释学大师迦达默尔说过:“因为传统由于时间距离、文字的固定性、永久性事物的严格惯性这些因素而同当前发生了疏远。”在迦达默尔看来, 对文本的理解则是从它们的回答中提出新的问题, 以推进新的理解。显而易见, 迦达默尔的解释学的魅力在于它留给了我们选择的开放性。因此, 当我们与一个文本或一个人对话时, 不要去简单地盲目地相信我们被教授或被告诉的内容, 而是相信我们可以塑造我们被教授的内容, 因为是人决定着传统是什么和它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而不是相反。我们应该对于不存在单一的、最终的、正确的或“真正的”答案感到欣慰, 我们应该喜爱这一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答案。历史解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规范性解释, 另一种是描述性解释, 利用实地调查资料来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质;或者从档案史料中勾勒历史事件的细节, 而对一般性理论充满警惕。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目标, 就是要改变至今仍普遍存在的学生被动接受、倡导学生主动参与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PBL“问题导向学习”就是通过展示问题材料 (创设问题情景) ———激疑启思──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 ———诱导质疑──释疑解惑 (交流讨论) ──归纳织网 (归纳论点) ──检测评价等环节, 培养学生感知历史的兴趣和方法, 引导学生进行想象与体验, 加深理解的开放的学习过程。在此, 问题情景是否开放是能否引起学生探究学习兴趣的关键, 并直接影响着课堂气氛、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
历史解释是主观感受的表达, 是内心情感流露、个人见解和智慧的展现。PBL的真正价值在于获取这种感受, 体验这种情感, 理解这种见解, 转化这种智慧, 最终形成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我们今天所学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 远不是“过去的事实”的全部。历史运动有其客观存在, 但一经进入人们的眼帘, 从人们的嘴或笔尖流露出来, 就带有了主观性。我们只能通过尽可能多的史料的掌握、辨别, 去尽最大努力接近历史的真实, 这意味着历史学本身就蕴含着创新的功能。因此, 让学生知道历史有多种解读, 远比强塞给他们唯一的所谓“正确无误”的定论更具历史责任感和教育效果。事实上, 历史学科的作用既需要从族群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也需要从个体生活需要和自我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学习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而且能够通过这种学习, 内化那些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价值观。其中, 贯穿于历史学习过程始终的批判性思维是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历史的确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 但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不是目的。历史事件只是一个一个的案例, 透过这些案例, 我们要分析, 要学会如何从案例中得到一个明智的、合乎情理的见解。因此, 为了扩展学生思维, PBL通过“问题导向”使学生能够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用“请你解释”、“请说明你的理由”、“说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结论”、“你的意思是什么”、“告诉我, 你为什么支持这个观点 (或反对这个观点) ”等, 这样的问题适于学生作进一步的分析, 有助于学生澄清事实性的知识, 是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乾隆晚年, 中国经济是史上巅峰状态, 且在世界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 能够将世界白银引入中国, 依靠的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 还有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是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使中国失去了一次社会转型的千载良机?中华民族曾“独领风骚”农业文明达1500年之久。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后,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内部腐朽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以来, 是我们闭关锁国、与人为敌, 以致贫穷落后。我们以为自己虚心学习、努力追赶, 有一天就可以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哪里想到, 从19世纪开始, 不是我们而是西方锁定了打击、摧毁真正对手这一始终没有更移的大目标。因为中国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 是一个太能干的竞争种族。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如今想来如此明显的事实?究其根源就是我们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的解释。被打是悲剧, 但更大的悲剧是被打的解释权也被劫走。复兴中华, 富强只是躯壳, 真正站立起来要靠找回对历史的解释权。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的历史, 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历史教学如果不能以真为据、依据而实、据实而言, 对历史的解读就难免不存偏见。PBL致力于在历史的“求真”与历史解释的“开放”之间选取确定一个平衡点, 既不拘泥于历史细枝末节的“真实”而失去“开放”的活力, 又不为“开放”的解释而曲解了历史的“真实”。
历史解释 第7篇
1914 年至1980 年间, 在美国企业中, 管理会计偏离了管理相关性的目标。 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首先察觉这一现象,提出了“管理会计丧失管理相关性”的著名命题,并进一步将这种现象的产生归因于大学的会计教育。 这种归因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编年史学派的研究方法)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此命题做出科学的解释,不仅对“管理会计丧失管理相关性”命题有完整的解释, 也对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及管理会计推动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管理会计丧失管理相关性”的表现及其后果
美国企业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是指为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美国企业因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需求,产生了成本会计,从而降低了管理会计对企业管理需求的满足程度。 据以往文献所述,1914 年之前的管理会计尚未丧失管理相关性,即仍能满足美国企业的管理需求。 那时制造业计算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其管理相关性:一是从机会成本角度评价投资收益,选择投资方案;二是从成本控制角度优化流程和作业,提高企业收益。 然而,自1914 年开始,传统成本会计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企业管理会计逐渐丧失管理相关性。“但是,从1914年后,这些方法从制造业的会计的理论和实务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本世纪会计师为财务报告目的而采用评价存货存在的。 这些方法所产生成本信息对财务报告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这些信息却无助于战略性生产决策”。 “1914 年后,成本会计作为一门学科成长起来了。 但是成本会计并不是为了成本管理的目的描述每一产品消耗资源的情况,而是为财务报告目的,对存货进行计量”(约翰逊、卡普兰,1992)。
当时, 丧失相关性的管理会计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具体如下: 丧失相关性的管理会计给企业管理者提供了错误的引导目标; 没能提供准确的企业产品成本资料; 分散了管理者对生产效率因素的注意力而降低了生产效率, 进而追求短期企业利润; 丧失相关性的管理会计可能成为管理层操纵的工具。
(二)约翰逊、卡普兰对“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的解释及其存在的片面性
约翰逊、卡普兰认为,大学会计教育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企业的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的原因归根于大学的会计教育, 这在逻辑上是存在明显错误的。 事物发展的根源应该源于当时企业发展的经济原因。 其次,约翰逊和卡普兰没有完整、清晰地解析他们所提出的命题: 管理会计丧失管理决策相关性。 这或许可归根于他们所应用的研究方法。 约翰逊和卡普兰在《相关性的遗失:管理会计的兴衰》中运用编年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对管理会计的发展原因做出解释。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从解释经济事实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出发,而是用经济事实与管理会计之间的时间关系来解释管理会计发展的原因。由于经济事件间的时间顺序并不必然是经济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对经济事件间关系的解读可能由于解读者个人知识限制而造成其对历史资料本意的误解。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学者们对于编年史学派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仍存在质疑。 Foucauldcan曾以“视野狭窄,受个人思想影响,有否认过去和现在思考方式差异的倾向” 批评约翰逊、卡普兰等的研究方法,而众多历史学家也都对此表示认同。
(三)“管理会计丧失管理相关性”的原因解释对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及其企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企业管理会计就是为企业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 消除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企业成功解决基本经济问题的前提是要发展企业管理会计。但是,我国企业管理会计落后于西方国家企业的管理会计。 日本学者西村明(1994)在《亚洲的经济成长与管理会计》 中提出:“由问答调查可以看到, 中国的管理会计主要属于成行型管理会计与传统管理会计的阶段。 而美国、 日本的管理会计主要属于综合型管理的阶段”。 “ 有资料显示, 在2000 年,欧美已有大约25%的企业实现了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核算和控制制度,90%以上的企业实现了目标管理、预算控制和责任会计制度,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少”。
从逻辑上说, 提升我国管理会计,缩短我国和西方国家管理会计差距的思路主要有两个:一是走移植的道路。 就像引进技术一样,把西方国家中先进的管理会计全部吸收、照搬照抄地移植到我国企业中来。 二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依靠企业内部自身力量来发展管理会计,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那么,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到底应走哪一条道路呢? 我国企业拒绝西方国家中先进的管理会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否会导致资源的重复生产,是否能够赶超西方国家大型的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的移植是否受国家间社会文化、企业生产模式、企业管理范式的差异影响?
因此, 这个 “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命题的科学解释,不仅对“管理会计丧失管理相关性” 命题有完整的解释, 也对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及以管理会计推动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评述及理论框架
西方对管理会计发展的研究起源于20 世纪80 年代,并呈现上升趋势;西方对管理会计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涉及管理会计发展的过程及其原因等广泛的范围。但是,西方对管理会计发展的动因研究尚不能形成系统和全面的理论解析, 我国对管理会计发展过程及其原因的研究探索较少。
(一)国外研究综述
根据对经济事实和管理会计之间关系的认识的不同, 以往研究对于管理会计发展的动因理论解释基本上有两种思路:一是历史学的理论解释;二是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历史学的理论解释关注经济事实与管理会计之间的时间关系, 倾向于利用历史事实对管理会计的发展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叙事式研究方法, 以著名人物或者重大事件为线索来叙述管理会计的发展历史(Garner,1954;Solomon,1952),这种将科学的发展完全归因于个人的观点存在片面性。 第二种是编年史式研究方法, 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分析管理会计的发展历史(约翰逊、卡普兰,1992;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2001), 该方法因受研究者个人知识限制而存在局限性;第三种是后结构主义式研究方法, 以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分析管理会计的发展历史(Joan L.Luft,1997),这种方法对研究者能力和研究资料的完善程度的高要求导致其缺乏可行性和可推广性。
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注重经济事实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倾向于利用社会经济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发展进行研究,研究方式主要有因素研究和模型研究两种。前者通过分析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索管理会计的发展动因,包括企业外部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Allot,2000;Carolyn R·Stokes and Charles Doryland,1989;Par Ahlstrom and Christer Karlsson,1966)两个方面。这种研究方式缺乏系统性,忽略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为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提供较为全面的解释。后者通过构建框架模型对管理会计的发展进行研究,包括管理会计发展的层次模型(Carolyn R·Stokes and Charles Doryland,1989)、管理会计发展制度框架的模型(John Burns and Robert W.Scapens,2000)、分析管理会计创新模型(Trond and Olov Olson,1999)、管理会计发展的数学模型(Erkki K.Laitinen,2001)。这些分析框架将符合某些特点的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虽提高了研究的系统性,但仍未能从本质上对管理会计发展动因进行全面解释。
历史学的理论解释和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各有其优点和缺点。 历史学的理论解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它给管理会计发展的动因研究带来扎实的客观基础;但是,由于历史学的理论解释是用经济事实与管理会计之间的时间关系而非内在因果关系来解释管理会计的发展原因,这就导致历史学的理论解释具有片面性。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则以社会经济理论为依据,对经济事实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进行推导和阐述,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一方面, 经济科学是个发展中的学科,经济理论对经济事实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的解释经常因人而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史料的验证而不具有扎实的客观基础,所以,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具有主观性。
(二)国内研究综述
自从有管理会计实务就有管理会计研究,然而,从20 世纪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始, 管理会计研究才在我国出现, 一直以来我国多数学者并未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与“管理会计发展原因”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章有两篇:一是《中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制度发展与解释:1949—1999— ——从一个侧面总结成本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的应用 》 ( 胡玉明,2002)。 二是《管理会计技术方法演进之研究》(张鸣、刘华,2001)。 胡玉明的文章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总结中国企业成本管理经验, 揭示建国以来中国企业成本管理制度的特色,从一个侧面展示成本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的应用。 但是,该文仅是从“一个侧面” 即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侧面对我国管理会计(1949—1999)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进行解释,因而,它尚不能系统、 全面地对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发展的进程和原因做出解释。 张鸣的文章在综述管理会计技术方法演进的历史基础上认为, 综观管理会计的发展史,我们发现,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演进, 一方面归因于企业环境发展带来的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则归因于对相关经济、管理理论的借鉴。该文忽略了企业内部环境及其因素对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
(三)“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命题解释的动因框架
管理会计委员会1995 年的报告中提出:“多样化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新方向, 会计问题研究追求运用一种理论解释能并且应该激励另一种理论解释。 ”结合上文文献综述,出于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客观基础的全面考虑, 本文将利用企业性质理论和分工理论, 从社会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提出企业管理会计发展动因的解释框架, 并进一步结合历史资料和现实案例对该框架的可信度进行验证。
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充分认识到存在新的管理会计可以用于降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所需信息,这一发展受知识发展规律制约;二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积极推行新的管理会计,将其真正应用于服务企业管理决策的实践中,这一发展受人的行为规范制约。 因此,管理会计发展动因就是指管理会计发展的知识动因和行为规范动因。
1.管理会计的均衡与发展。 依据均衡的概念,均衡从两个方面表现:一种表现为对立变量的均等, 此时称为“变量均衡”,反之称为 “变量非均衡”;另一种表现为对立势力的均势, 当任何一方势力都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时称为“行为均衡”,反之称为“行为非均衡”。 基于此,管理会计的均衡可以理解为:一是管理会计的“知识均衡”,即企业对管理会计(知识)的需求与供给是相等的均等状态; 二是管理会计的“行为均衡”,即在一定的规范约束下没有任何相关者具有改变管理会计的动机和能力来打破管理会计的均势状态。
管理会计发展实质上是管理会计从一个均衡态向另一个均衡态发展的过程及结果。因而,管理会计均衡的破缺是管理会计发展根源, 即管理会计非均衡导致管理会计发展。 管理会计非均衡也表现为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管理会计的“知识非均衡”,它包括“知识总量非均衡”和“知识结构非均衡”,“知识总量非均衡”是指企业对管理会计(知识)的总需求与企业对管理会计(知识)的总供给是不相等的状态,“知识结构非均衡” 是指企业对管理会计(知识)的需求结构与企业对管理会计(知识) 的供给结构是不相称的状态。二是管理会计的“行为非均衡”,即企业中有人具有改变管理会计(工作)现状的动机和能力的状态。
2. 管理会计发展动因的解释思路。 既然管理会计均衡的破缺是管理会计发展根源, 那么导致管理会计均衡破缺的原因就是管理会计发展原因。 管理会计非均衡分析就是解释管理会计发展动因的思路。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非均衡分析:管理会计的“知识非均衡”分析和管理会计的“行为非均衡”分析。一方面,基于知识的性质,管理会计发展分析是管理会计的 “知识非均衡”分析。 管理会计的“知识非均衡” 分析包括管理会计的知识需求分析和管理会计的知识供给分析。 企业管理会计资源在企业的整个负反馈系统中的配置情况为梳理企业管理会计知识提供了分析逻辑。 企业外部系统(社会系统)和企业内部的生产系统和协调管理系统为企业管理会计系统提供数据信息来源, 企业管理会计系统则向企业生产系统和企业协调管理系统输送服务于生产和管控的相关信息。 因此,从社会系统、企业生产系统和企业协调系统三方面来看, 影响企业管理会计知识的企业外部因素包括管理会计的教育、科研、技术;影响企业管理会计知识的企业内部因素包括个人学习、组织学习。 另一方面,基于契约性质, 管理会计发展分析是管理会计的“行为非均衡”分析。 这是企业管理会计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分析。 管理会计发展的“行为非均衡”分析是对约束企业管理会计活动的主体的行为契约进行分析。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 企业管理会计契约在企业整个层状契约系统中的地位为分析企业管理会计行为提供了参考。 通用契约(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契约,主要包括政府颁布的法律和条例)和特殊契约(适用于单个企业的契约, 主要包括要素使用权交易的契约和企业经营管理契约) 规定并决定着企业管理会计行为应遵循的各种规范。
因此,管理会计发展分析的“行为非均衡”分析包括对特殊契约(企业经营管理契约、企业内部治理契约、企业内部非正式契约———企业文化) 和通用契约(正式通用契约、非正式通用契约———社会文化)的分析。
三、 美国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的解释
( 一) 在20 世纪初, 美国管理会计是管理相关性
据史料,20 世纪初, 美国管理会计没有丧失管理相关性。 会计系统作为管理的决策和控制的职能可追溯到19 世纪初企业的雏形。 由于对内部报告的需求,管理会计实践在整个19 世纪和20 世纪初在企业里得到广泛的发展,只是在过去60 至70 年代里,内部审计和财务报告系统开始执行管理会计的原始职能。 当今企业管理会计的不足当然可被认为是相关性方面相对递减, 而不是使传统的财务会计适合现代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滞后。 实际上到1925 年,所有管理会计实践已经得到了发展:为人工、材料和制造费用设置了成本账户,为现金、收入和资本编制了预算;弹性预算;销售预测,标准成本,差异分析,转移价格和部门业绩的评价, 这些实践已经展示了企业发展的复杂性和管理人员对信息的需求(约翰逊、卡普兰,1992)。
(二)成本会计不能适应当时美国企业管理的需要: 美国管理会计丧失相关的现象
20 世纪20 年代到20 世纪80 年代, 美国企业的成本会计不能适应原来企业管理的需要, 企业管理会计系统的功能(目标)已开始从以前为企业管理提供决策信息的功能向 “为企业外部提供报告”的功能转变了。
“1914 年后, 在制造业中管理产品成本计算方法事实上已经消失,……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本会计成为一门学科成长起来了。”但它的出现并非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管理需要而用来评估机会成本和控制作业成本, 而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对外财务报告的需要而将历史成本归集和分配于单位产品和部门的方法, 其主要目的是存货计价和收益确定。 审计师在审计财务报告时, 仅考虑期间成本和存货成本的区分, 实行这种区分不需要每种产品成本的准确性, 只要总量上正确,细节上有些错误也会抵消,这没有什么关系。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产品生产线扩大了,生产技术变化,产品的寿命周期不断缩短, 全球性的竞争激烈,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我们希望企业的管理人员重新考虑是否对管理会计体系进行投资。 但是,在1920 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产品的种类和制造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继续增加。这样,对于精确产品成本的需要和有效的生产过程的控制增加了企业的管理会计体系新的要求。 歪曲的产品成本, 拖延的生产过程中的信息, 以及短期业绩的计量并不反映企业真实的经济状况。
(三)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的实质与解释思路
总之, 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实质上是因为管理会计为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 企业为适应对外提供财务报告的需求而发生了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成本会计的产生。 从上述分析可知, 追溯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的根源不在于直接解析当时管理会计不能满足企业管理的原因, 而应解析当时情况下, 管理会计为何要向成本会计发展的原因。 因为管理会计的这种发展而导致管理会计丧失管理决策的相关性。按本文的理论框架,美国企业管理会计丧失相关性的原因如下:
1.基于知识的解释。
(1)企业生产系统的转变。 从企业生产系统看,20 世纪20 年代,美国企业生产模式从美国生产模式向大规模生产模式转变, 美国企业的发展道路从资本积累为主向资本积聚为主的道路转变。由于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美国产品市场从过去规模小向规模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发展, 美国的资本市场由于兼并浪潮的发生而呈现出剧烈的竞争, 这就导致资本市场强烈要企业提供真实、 公平地反映生产经营情况的财务报告。
成本会计的财务报表观点被本世纪中期有限计算能力部分地证明是合理的, 由经济学家倡导的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和衡量机会成本的专门研究, 用单一产品的例子可能较容易地加以论证和解释。 但是由于少数产品决策看起来简单和合理的方法不可能适用于其规模和复杂性已大大增加的企业。 对于一个经过复杂多步骤的生产过程、 生产千万种产品的企业来说,按经济学家的要求收集、存储和处理信息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企业组织不愿陷入资料和专门研究的麻烦中,那么采用归集产品成本,并将期间费用分配给成本中心和产品的简单方法是必要的。
(2) 企业协调管理系统的变化。20 世纪20 年代, 美国现代企业产生, 企业分层组织结构和管理职业化成为美国企业协调管理系统的主要特征。 随着采用美国模式的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需要越来越多的管理部门, 当美国模式发展成为大规模生产时, 建立了层次组织结构( 开始是单一层次, 后来是多层次结构)来控制更加复杂的业务活动。 为了满足企业增加的控制需求, 由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分层组织机构便出现了。 企业分层组织结构和管理职业化使当时美国经理层拥有了决策权,从而导致成本会计的产生。 使用分权化管理体制相伴的对报告( 财务报告) 的严重依赖, 也对公司办公室所有谙熟财务管理方法的经理人员施予了一种激励———这种状况会导致以牺牲长期目标为代价,过分强调短期的财务目标。
(3)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变化。 20世纪初, 美国企业管理会计是由企业一线人员(如工程师)来完成,但是,自20 世纪20 年代起, 受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影响, 美国企业管理会计不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 没有为企业提供有用的产品信息。
“从1920 年起, 有关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许多著述,不管是克拉克、爱德华兹和科斯的决策思想, 还是近期的运筹学、信息经济学和代理人理论,主要是学术专家所为。 为了说明他们的理论, 专家们强调在高度简化企业中的简单决策模型, 仅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时常只有一个生产步骤等。学术专家用逻辑和演绎方法发展其理论。 他们并不尝试研究复杂企业中管理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对实务工作者来说, 原则同意专业研究者所提出的一切是容易的, 但是在他复杂的企业应用这些建议(或方法)却相当困难。 学术专家用简单企业来陈述其理论看起来是明智之举, 但对复杂的企业来说, 这种理论却很难有效和具有相关性。 ”这就说明:一方面管理会计的研究内容不再关注企业实践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 研究依据不再来源于企业的实际数据资料; 另一方面企业管理的实务工作者对管理问题和管理方法的探索和创新缺乏兴趣。 理论和实务的脱节导致现存的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抑制管理者进行正确的决策,而且会鼓励进行错误的决策。
(4)会计教育的变化。 会计教育导致成本会计产生的观点在约翰逊、卡普兰(1992)得到充分的肯定。 “然而,最终的问题不是谁创造或需要这种非管理性的成本信息, 而是什么促使有理性的管理者在组织中自愿采用这种显然没有相关性的信息。 ” 约翰逊和卡普兰将其归咎于大学会计教育。 在对外财务报告需求的强烈影响下,与财务报告相关的理论和实务已经渗透甚至主导着当时的美国大学会计教育。因此,会计人才被灌输的是现代财务报告的思维模式和知识体系而非管理会计的思维模式和知识体系。那么,他们必然按照财务会计的要求确认、计量、记录、报告会计信息并将其作为管理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
2.基于契约的解释。
(1)企业经营管理契约的变化。 ①企业的员工选择系统发生了变化,其结果表现在管理会计的生产主体从过去的工程师向会计师转变。 ②美国企业的员工激励约束系统也从长期激励约束向短期激励约束转变。“许多文章和著作已对美国企业的经理人员鼠目寸光和依靠财务业务以求急功近利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对经理人员的批评不仅来自学术界, 而且来自他们本身。 ”杜楠(Dun)调查了230 名企业的主要行政负责人,“他们都是经理委员会的成员……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认为美国企业管理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而过分注意短期效益。 ”
从长期激励约束向短期激励约束的转变导致员工从追求为企业增加效益的努力程度向追求非生产性业务的努力程度增加。 这些都需要成本会计。
“由于经营管理者获悉有许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来实现投资报偿率目标, 所以与管理财务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增加了。最初,大约在利润中心和投资报偿率控制实施的数年后, 管理者试图通过经营和投资决策去开发新的产品,以增加销售,降低经营成本取得好的绩效。……但是,在这一时期,许多管理者发现,当企业销售下降,却成本上升,毛利锐减和企业的试验室拿不出什么富有创新产品时,通过财务部门的努力,利润和投资报偿率目标仍可实现。 管理者发现不仅通过销售较多的产品挣得利润,而且通过一些非生产性活动也能达到同样目标。 ”
(2)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美国经济主体从家族企业、 合伙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到20 世纪初,股份制企业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伴随着股份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管理权)分离,公司股东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就成为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由于人是有限理性,人的本能具有机会主义动机和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等原因(缔约当事一方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 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即使能够验证,也需要花费很大物力、财力和精力,在经济上不划算), 而产生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有两种:一是逆向选择问题,签约前当事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二是道德风险问题,签约后当事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从而导致企业管理层操纵管理会计(成本会计)来达到个人目的。
3.通用契约的变化。
(1)金融行业角色的变化。 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 企业发展的资金不能仅仅靠自我积累及权益融资, 企业必须从金融企业融资,那么,金融企业就拥有潜在的企业所有权。 由于金融企业不能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那么,金融企业对企业的外部报表的需求就加大了。
(2)政府角色的变化。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自此,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策略从自由放任的政策向宏观干预政策转变。 1933 年执政的罗斯福,在继承胡佛的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基础上推行了宏观干预为主的新政策。因而, 政府对企业的对外财务报告的需求就增加了。
“为适应政府部门和税收部门的需要,1900 年后对外财务报告也会迅速增加,即使没有其他原因,政府部门也会坚持独立审计。 因此,即使没有公证会计师的鼓励,1900 年后,为非管理目的而准备财务报告的方法,也有可能使企业保持一个非管理性的账户。 ”
(3)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日显突出。 由于家族式资本主义和金融式资本主义中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超出员工的承受程度并为员工所认识,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 企业员工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 都使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得到了新发展。在罗斯福新政之后,为了促进美国经济的复兴,美国于1935年通过国家的劳资关系法案。 该法案赋予劳动者结成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工会的权力,并要求企业同意集体协商,工人开始对现代工商企业中层经理做出的有关工资、雇用、解雇和工作方面的决策具有影响力。 工会也要求企业对外编报财务报表, 因其能够作为使工会会员确信自己已得到公司收入中公平的一份的手段。
(4)产品市场的变化。 由于交通和通信的发展, 美国产品市场从过去规模小, 向规模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转变,导致美国产品市场的相对稳定,从而导致企业产品成本管理信息的需求降低。 大规模生产因为有稳定而且大量的需求, 从而带来企业生产过程的稳定性(产品品种、质量的标准化,产品产量稳定化)。这就导致企业管理会计的相对简单化, 对差别产品的成品计算的简单化。 复杂的管理会计就没有产生的外部需求。 而美国的资本市场由于兼并浪潮的发生呈现出剧烈的竞争。剧烈的竞争要求企业规模增加,企业规模增加需要资本市场的繁荣,资本市场的繁荣强烈要求企业提供真实、 公平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财务报告。
(5) 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发展。 在1929—1933 年经济危机之后,20 世纪30—40 年代期间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转变为法定审计,企业利益相关者从仅仅关心企业财务状况转变到关心企业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产生了必须对企业收益表进行审计的客观要求。 这一时期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特点:审计对象转为以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为中心的全部会计报表及相关财务资料;审计主要目的是对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以确定会计报表的可信性,查错防弊转为次要目的;审计报告使用人扩大到股东、债权人、证券、税务、金融机构及潜在投资人。
1900 年后, 由于资本市场、 规章性等和所得税问题对公司形成新压力,所以对财务报告的需求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报告因公证会计师审计新的要求对管理企业产生了深远和持续的影响。 许多企业需从日趋分散和独立的潜在资本供应者手中筹集资本,为有效开拓企业外部资本来源, 企业管理者就必须向企业外部提供审计过的财务报表。
(6)社会文化的转变。 反映生产经营变化的美国文化也从过去以友谊和家庭为基础的非交易式社会文化转变到不注重个人之间关系的以公平交易为基础的交易式社会文化。 这种变化也导致了企业用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财务报告来增加人们之间经济往来的可信任的工具。
(7)成本收益比较导致两套体系不能同时并存。 从原则上讲,在20 世纪初期管理人员并没有为财务会计师和审计师设计成本管理体系。 他们能够保持分别为以企业管理为目的和为企业外部报表为目的的两套体系,但是, 本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再使这两种平行的体系存在。也许到20 世纪20 年代,企业的产品生产线比今天企业的产品生产线更集中, 所以一些过分简单化的方法对企业歪曲产品成本的影响并不像今天影响那样历害,对成本资料的收集和为生产管理人员提供及时的报告以控制生产过程是可能的。
四、结论
在管理会计发展史上,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提出了“管理会计丧失管理相关性”。它是指从1914 年到1980 年之间,美国企业管理会计与美国企业管理丧失管理相关性的一个论断。 这实际上是在美国的1914 年到1980 年之间,为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 美国企业因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需求, 产生了成本会计, 从而造成管理会计管理需求的丧失。
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把这种现象的产生归因于大学的会计教育。 本文认为,这种归因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编年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本文从企业性质理论和分工理论出发来构建企业管理会计发展的动因构架:企业管理会计的变迁、基于知识的动因和基于契约的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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