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精选4篇）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第1篇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海外流亡时期：《清议报》: 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清议报》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刊，梁启超、麦孟华为主编，梁启超为第一撰稿人.每期30多页，约3万余字，发行40000份左右.梁启超在完成报刊主编工作之余，还先后在它上面发表了3013多篇政论文，数部专著，一些专栏作品和不少诗文,进行变法改革和宪政思想.《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该报创刊初期，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出自于梁启超之手，其中《新民论》是最为有影响力的一篇.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该文章也成为《新民丛报》板报的指导思想.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时报》(1904.6.12,上海)是戊戌政变后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梁启超在该报酝酿期间,曾一度从海外秘密返沪,参与该报的筹备工作并明确宣布: “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发刊词和体例也都出于梁氏之手.初办时报刊的论说,大都由梁从日本横滨寄来.《政论》(1907年10月,月刊)梁启超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政闻社的机关报.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2月，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有他在日本编订后寄往上海印刷发行,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由梁启超密友徐佛苏于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公报》主要撰稿人仍为梁启超, “倡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辛亥革命回国期间：《大中华》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

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五四时期：《晨报》: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梁启超的“新民文体”(梁启超早期独自办报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梁启超认为，要维新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就得创办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为达到这种要求，梁启超要求其创办和主持的报纸做到:其一，“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着井以议天地矣”;其二，“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其三，“博收交涉要案”，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馒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其四，“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知一切实学源流径门，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褥然而自大矣”.这便是梁启超早期的“耳目喉舌”论，它以“去塞求通”为内涵，既强调闻的作用也强调言的作用，既强调上情下达也强调下情上达，还强调内外之间的沟通了解.其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新闻，传播的目的在于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行思想启蒙，宣传维新变法，使中国自强于世界.（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

来监督政府.（3）报纸的功能

1902年10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称道: “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赋予了“耳目喉舌”论以新的内涵: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监督和向导问题.（4）办好报纸的四项原则

一.宗旨定而高.“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情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他认为报纸的最高宗旨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思想新而正.梁启超认为，报纸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要能传播新知，开人眼界，..“故思想不可以不新”;三.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该是“全世界之知识，无一不具备”，但必须严格选报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及时，应该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5）健全舆论主张

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形成﹑力量﹑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问题..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 “一曰常识”，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要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必须不畏强权；“四曰公心”，不能怀有党派偏见；“五曰节制”，不要狂热炒作.（6）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浸润和煽动.（7）在新闻文体和编辑方式上的贡献:时务文体和新民文体.新民丛报时期的编辑创新.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1.创造报刊新文体,推动政论写作的发展.2.写出了一批堪称中国史上重要文献的文章,形成自己的报刊思想.3.开政治家办报先河,提高报人的社会地位,是将中国近代政治报纸发展到顶峰的人物.

梁启超的新闻舆论思想 第2篇

(一)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 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篇章的名人, 无论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还是中国的社会化的推动, 他都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并且在中国新闻的发展史上, 这样一位政治家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 梁启超言论思想影响之大, 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之媲美。他不但是一个积极的改革家、一个慈善的社会活动家、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更是维新派中最著名的报刊评论家和政论家。在他从事报刊活动的27年中, 一生创办、领导报刊17种, 被称为“舆论界之骄子”。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梁启超从来不受这些影响, 说他善变也罢, 说他反动也罢, 他总是“当风独立, 我做我事”。因此他的舆论监督思想的提出, 犹如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启明星, 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二、戊戌变法之前的舆论思想

(一) 《万国公报》

梁启超和报刊最早的接触, 就是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中外纪闻》。在1895年, 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再一次落地之后, 他对于科举考试的兴趣, 早已经淡薄了。但是, 当一名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被激活, 他必定会挺身而出, 介入政治。梁启超也不可避免, 一直沉睡于心底里的家国情怀, 忽然惊醒, 就这样, 一个学术至上、闭门读书的青年, 被现实所趋, 冲上了政治的舞台。当康有为、梁启超决定在北京组织一个学会时, 响应者却寥寥无几。他们认识到, 要办学会, 必先办报纸, 让大家知道你在想什么。梁启超对于报纸则寄予厚望, “报馆之议论, 既浸渍与人心, 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与穰卿足下说》) 由此可以看出, 从一开始办报, 梁启超就很重视舆论的宣传。

(二) 《时务报》

1896年,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对于新闻理论提出明确概念的文章, 这便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由此, 得出了梁启超著名的“耳目喉舌论”, 即报纸如耳目喉舌一般, 成为一国之主与普通臣民, 上下之间的沟通渠道。当然, 这一思想理论的得出, 不乏前人对他的影响。首先, 虽然梁启超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蒙家, 但是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再者, 是著名思想家严复以及著名报人王韬对他的影响。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中国, 内忧外患, 亡国的危机也已迫在眉睫, 但是大部分百姓都是麻木的, 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以及全球的情况无从知晓。于是, 在严复“一日通上下之情, 一日通中外之故”以及王韬所强调的报馆重要性的基础上, 得出了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

为了使报刊达到一定的舆论效果, 使全体国民开始参与政事, 以此使国家强大, 梁启超开始革新文体。在《时务报》上所刊载的文章, 打破了传统的古文、时文的束缚, 无拘无束, 畅所欲言, 并且富于情感, 又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喜欢运用排比和夸张, 最重要的一点是形象化, 常用简单通俗的比喻, 将深奥的事物浅显地表现出来, 不但让读者能够读懂, 还要让读者爱读。

在梁启超担任《时务报》的主笔时, 该报的每期销量增长了四倍有余, 这成为了中国自有报纸以来突破的最高销售量。新文体以及梁启超的犀利言辞, 使得《时务报》在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一时风靡全国。

三、戊戌变法之后的舆论思想

(一) 《清议报》

梁启超自亡命日本之后, 努力学习日文, 在李瑞棻赠赤金二百两的支持下, 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自任总编撰。内容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立国耻为宗旨, 尤其对于宣传普及民权, 列为第一要务。在经历一场生死逃亡之后,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越来越奔放, 主张也开始激烈起来。他主持的《清议报》, 谈论风生, 大吹大闹, 肆无忌惮, 不断挑战极限, 发表一些批评大清的文章。

(二) 《新民丛报》

在日本期间, 日本舆论的兴盛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很大, 他已经感受到报刊强大的舆论宣传作用, 更加加剧了他自己办报的决心。虽然《清议报》被迫停刊, 但是没有灰心的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了第二份报纸《新民丛报》, 报纸的取名表明梁启超办此报的目的就在于启发教育国民, 让他们能够了解、接受新的思想。这份报纸是一份半月刊,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的刊物进行模仿, 不但内容丰富多彩, 而且印刷精致。如此用心, 可见梁启超对这份报纸有了更加明确的期望:“本报以教育为主脑, 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 故于政治亦不得不祥。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 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 不暇沾沾词费也”。《新民丛报》一经面世, 销量连梁启超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报纸引导中国循序渐进, 平稳进步。

随着办报实践的深入, 梁启超关于舆论的思想也逐渐清晰起来。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 梁启超以不容置喙的语气论述道:“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 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于是, 舆论监督的概念被明确地提出, 其功能成为了报馆两大功能之首。并且形成了梁启超相对独特完整的舆论监督思想:第一, 舆论监督是必须的, 政府需要有其他的力量对他进行约束, 那么他的政府职责才能得到履行。第二, 舆论是一种可遥控的力量, 它与法律、宗教都不相同。第三, 确信了舆论的地位, 报馆与政府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甚至于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政府的, 并且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第四, 明确了舆论的重要性, 在梁启超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中, 他认为有“英雄豪杰”的存在, 所以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只有顺应民意服从舆论, 甚至是操控舆论, 才能够有所作为。因此梁启超对于报刊的监督舆论作用抱以极大的希望, 甚至认为其作用与国家、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梁启超的舆论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梁启超不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之一, 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他的思想使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取得了卓越的发展, 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

梁启超通过利用报刊不但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 而且介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 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利用舆论, 梁启超获得了一大部分爱国人士的支持, 并且发出了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新中国的号召, 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

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进行积极的舆论活动, 他以特有的紧迫的使命感以及饱含激情、鼓舞人心的文字, 对中国近代新闻界以及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近代中国明确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第一人, 梁启超对于舆论的分析显然还存在某些不当之处, 但是我们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更好地推动舆论监督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曙明.启明之星:梁启超传[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年

[2]彭甜.论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J], 新闻世界, 2012年11期

[3]杨萧.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现代意义[J], 商情, 2012年04

[4]王文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对梁启超的影响[J], 青年记者, 2012年

[5]李志松.梁启超的孔子研究论述[D], 西北大学, 2005年

[6]夏涵.浅析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至今的发展和相关启示[J], 剑南文学, 2009年07期

试论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 第3篇

【关键词】报刊活动 新闻自由 舆论监督 读者意识 报刊自律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①

一、其在各历史时期的新闻活动

1、维新运动时期

梁启超在《时务报》的第一期发表了论说文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指出报纸对于国家的重大作用，就是“去塞求通”，他也一直坚定“以报馆为倡始”的信念。②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参与创办以及主编的报刊主要有《中外纪闻》（原名是《时务报》《万国公报》），主编《中外纪闻》。

2、新民运动和立宪运动时期

在戊戌变法运动之后，梁启超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有很大的转变，认为报刊的功能是代表国民公议的机关，而不仅仅是以往的“宣德达情”的工具，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也跃入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1902年10月梁启超于《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写道。③

梁启超将报刊看作是与政府机关相独立的，报刊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观点无疑是巨大的前进。

梁启超一直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由他主持的报刊通常新闻报道只是配角，而政论是主要的；即便在新闻报道中，也是多见政治意见的发表，常常寓评论于报道中。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期间他仍将报刊作为利器引领舆论引领潮流，利用报刊活动来开展救国运动。他参与创办以及主编的报刊主要有 《清议报》（1898年）、《新民丛报》（1902年）、《政论》（1907年）和《国风报》（1910年）等，多达3O多种。

3、民国时期

办报宣传一直是梁启超的职业政治活动之一。民国时期他参与创办和主编的报刊主要有《庸言报》(1911年)、《晨钟报》(1916年)、《解放与改造》(1919年，后改名为 《改造》)。

二、传播思想

1、报刊传播功能

（1）舆论宣传作用。梁启超把报馆作为独立于政府机关的舆论机关，等同于舆论中心。他还把新闻界看作“言论界”，认为报刊之所以有监督功能是因为报刊拥有舆论效应。

《新民从报》通过“新学”来激励人们要大胆破除迷信和奴性，并从封建传统文化之中得以解放，保持人格的独立和自由。《新民说》中，宣传要“新国”必先“新民”，激励人们“爱国”“尚武”“自尊”“冒险”等，并且“人人自护其权利”，痛斥种种传统学理观念，宣传了一整套的朝气勃勃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以及精神样貌。④

就总的变法宣传来说，梁启超充分利用了近代报刊这样一种传播的形式，通过《时务报》的发行将民主启蒙、知识普及的触角散落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⑤

（2）传播信息，共济国事。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和沟通朝廷与民众信息，说明报馆在传播信息方面的特殊功能，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闻的本质。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表明了借报馆力量达到共济国事的目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以政治家身份办报的指导思想。

（3）报刊政党性质与其政治功能。梁启超认为报刊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党派性，是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力量武器。他提出的著名论断“报馆有益于国事”，预示了政治家办报理念开始萌芽，也体现了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对新闻观念的影响，预示着要实现政治理想，需通过创办报刊来唤醒民众，激励民众，组织民众，并使报刊成为党派组织的传播工具。

（4）去塞求通。梁启超著名论说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国家的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信息是否通塞，要救国必需改变中国信息不通，言论不畅的现状。

“通”包括把政府的政策“喻之于民”，把百姓的下情达之于政府，为了 “知己知彼”而改变闭关锁国的现状。

（5）“耳目喉舌”。梁启超把报刊比喻成 “耳目喉舌”，即像人体器官。“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也。”

（6）其他功能。教育大众，启迪民智，以及娱乐民众的功能。

2、办报宗旨

梁启超在办报实践过程中认为办报需先明确其宗旨。提出办报宗旨主要有四条：一、增支那人之学识。二、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三、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义。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⑥

3、新闻自由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个对新闻自由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的新闻人。他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严厉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权思想和新闻自由。他还强调报刊要履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职责，同时要允许思想自由，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在其新闻自由的基础上主张报馆的职责在于“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起天下之废疾”；主张报刊报道各种事实；主张报馆独立于政府；还主张报刊议公共之事并对政府进行批评。

4、舆论监督

中国近代梁启超是第一位如此看重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并对舆论深入而全面探讨的政治家。他认为“若立法、司法两权独立，政党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他主张利用好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通过报馆办报来进行舆论宣传，对国家政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并达到共济国是、救亡图存的目的。

在早期改良派的时候梁启超就提出了报刊“通上下之隋”，“通中外之隋”的功能，并将其抽象为“耳目喉舌”、“去塞求通”，即民众言论通畅、获取信息渠道畅通。他将报刊通过舆论力量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对民众的向导作为报馆天职。

为了健全舆论，他提出了五大要素，即“五本”说：“一日常识”，“二日真诚”，“三日直道”,“四日公心”，“五日节制”。

梁启超对报馆以及报馆的从业者也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要具备 “八德”。梁启超认为，报刊意义之大，如果报馆以及从业人员必须力求做到“五本”、“八德”，才能达到期望之目的，在全国形成信息畅通舆论健全的局面；只有形成信息畅通舆论健全的局面，才能实现民主宪政，“国家乃可以措诸长治久安，而外之有所恃以与各国争齐盟”。

5、报刊业务的突破

（1）对报纸的分类有在当时看来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梁启超按照报刊的不同内容、不同学科，将报刊分为专业性的 “分报”和综合性的 “大报”两类。又按照报纸的编辑出版时间、读者对象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并且对它们给予高度重视和准确定位。还将集各报精华于一体的报纸独立出来，谓之“萃报”。⑦

（2）创立独特新颖的时务文体：梁启超在主笔 《时务报》时，通过实践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文体模式，因为其形成于《时务报》，被称作 “时务文体”，后世学者也将这种文体命名为 “新文体”。时务文体将自由化和通俗化相结合，无论是语言表达、思想内容还是文体形式，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风格，平易畅达，文白结合。时务文体在内容上紧密结合时事政治，对现实直陈时弊；在写法上不拘一格，不但延续了中国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文学的一些句式，语言力求饯显流畅，惟恐文意艰涩，不能为尽人所解。⑧

他所创立的 “时务文体”自由奔放，语句非常平易畅达，不但具有丰富的修辞而且充满了热烈真挚的情感，内容上更是密切关注时事消息，因而风靡一时，吸引了广大的读者。

（3）办报四原则：即“材料富而当”， “报事确而速”，“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

（4）对于论说，提出“公”、“要”、“周”、“适”的四原则。

（5）对于记事，提出了“博”、 “直”、“速”、“正”、“确”的五原则。

（6）编排技巧：不断进行创新变革，使报刊形式和内容相匹配，从版面到内容更好地吸引读者，服务于读者。

6、读者意识

设立专门栏目方便与读者沟通。《时务报》从第3册起就增加了“本馆告白”的栏目，附在报刊末尾，将报馆的各个业务和报刊版面的改进都通告给读者，增加读者对报刊的了解，增加报馆工作的透明度，不但使报馆的各项工作能更好地开展，也通过良好的沟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

7、报刊自律观

规范报刊的记事论说，强调新闻工作者提高自身职业道德修养。报馆首要任务是健全舆论，而前提是新闻人员具备“五本八德”。

8、报刊言论独立的要求

梁启超认为对社会负责的前提就是让报刊言论独立、言论自由。梁启超主张报刊成为民众的发声器、社会的公言。他在《庸言》特别强调道，报刊要“极力保持言论独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

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促进了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对新闻事业的认识。梁启超的报业理论以及报刊实践都激励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人。□

参考文献

①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②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③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⑤赵书刚，《从近代化视角看粱启超的民权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4）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

⑦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⑧皮后锋，《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1995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第4篇

简述梁氏新闻职业观

梁启超认为, 报馆从业人员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 方能履行报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他在多篇著述中均有所论述, 特别是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 更是明确提出了报馆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五本”、“八德”的具体要求, 并做了深入的阐述。

“五本”即, 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所谓“常识”, 即指报馆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丰富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时事热点等常识;“真诚”是指发表意见的态度要真诚, 要从良知出发;“公心”指发表意见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不能以个人好恶或怀有党派偏见来判断是非善恶;“直道”指从业人员要具有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品格;“节制”则是指要善于引导和控制舆论的范围和强度, 在制造舆论的同时要有所节制, 要防止恶意炒作。

“八德”即, 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所谓“忠告”, 是指报馆对政府或国民的有失偏颇之处均不能偏袒, 但也不能嬉笑怒骂或戏谑, 要给予忠告, “晓之以情, 动之以理, 以诚动人”;“向导”即引导、指导, 对象是国民与政府二者;“浸润”是指“向导”要采取“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方法进行, 要循序渐进;“强聒”是指报刊观点不能为民众接受之时, 也不能轻言放弃, 而要有耐心、要反复规谏;“见大”是指新闻舆论要善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要分清主次、有所选择;“主一”则是说制造舆论的方法可以多样, 但宗旨要始终如一, 不能变;“旁通”是指从业人员必须积累广博的知识, 要触类旁通,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正确判断, “向导”政府或国民;“下逮”是指报刊文字要“下逮”底层民众, 即要通俗易通, 不能故作高深。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派生与补充

梁启超的“五本”“八德”观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追根溯源, 这些观点的形成, 均是基于其对报刊功能的认识, 是其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于报刊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梁启超先后提出了“去塞求通”、“舆论监督”和“向导国民”的功能。他在《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认为, 报刊可以充当政府和国民的耳目喉舌, 在“去塞求通”、“宣德达情”和改变社会风气上发挥重要作用。此后, 他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到: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 一曰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 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是也。他认为, 对于政府来说, 报刊是民众的“代言人”, 应该利用舆论, 监督政府的偏颇之处;而对于国民来说, 报刊又是“先觉”者, 需要对民众自发形成的不成熟的舆论进行引导, 即“掖而进之, 先觉之责也。”

通过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 在梁启超心目中, 报刊实质上是一个“信息载体”和“舆论平台”, 承担着传播信息和制造舆论的使命, 而要完成这种使命, 正确行使“去塞求通”、“舆论监督”和“向导国民”之职, 从业人员就应该是“先觉”者, 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常识”、“旁通”的能力, 而且要有“直道”的品格, 在开展舆论监督舆论引导时, 则要能“见大”秉持“公心”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 同时还需以“强聒”之心, 行“主一”之旨, 取“浸润”之法, 守“节制”之度, 写“下逮”之文, 方能收到“忠告”、“向导”之效。

由此可见, 梁启超的新闻职业观与其新闻思想是紧密不可分的, 是其主体新闻观的延伸和补充。

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的新闻职业观具体、系统、全面, 涉及到记者的道德品格、知识水平和业务素养等各个方面, 强调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自律观, 即便在今天, 仍对我们正确行使记者职责, 履行媒体职能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

1.坚持公正立场

梁启超认为, 民众所发表的舆论能起到监督政府和官吏的目的, 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而报纸则是舆论形成和扩张的重要渠道, 又是无形舆论发挥之代表, 因此掌握着舆论监督的大权,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他又认为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不健全舆论”两种, 健全的舆论能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不健全舆论不仅与事无补, 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梁启超的上述观点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的著名论断相一致, 所以记者和媒体都应该慎用舆论监督权, 应该制造和引导“健全舆论”, 要“公心”为上, “公正”为先, 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利恶炒舆论, 更不能为了眼球效应无中生有。

此外, 他还在《〈时报〉发刊例》中对“论说”也提出了“公”的要求。他说, 立论时要做到“忠告”, 要以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为重, 不附于一党一派之见, 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梁启超不仅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的。1915年, 他写了一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文章, 批评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 袁世凯得知后, 立即派人找到梁启超, 要以20万银元巨款买下此文, 但梁启超不为所动, 毅然决然地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 体现了他不畏强权、刚直不阿、不为利诱的高尚品德。

2.积累广博学识

梁启超认为, 报馆从业人员应当积累丰富的知识。在他看来,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重大现象以及原理、原则等知识, 本国及世界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时事热点, 都是普通的常识, 是进行判断的基础, 而记者要承担“向导国民”的天职, 自己首先就要广泛收集各种资料、积累广博的知识, 做到“识涂至熟, 择涂至精”, 只有这样才能“有以导人”, 给普通民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帮助民众形成正确的判断。

梁启超本人更是如此, 他自幼聪颖过人, “八岁学为文, 九岁能缀千言”, 11岁中秀才, 16岁中举人, 被誉为“岭南奇才”, 成年后于学术研究更是涉猎广泛,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3.培养辨别能力

梁启超在其新闻职业观中, 将辨别力列为报人的必备素质之一, 提出了“见大”的要求。他认为, 国家百废待兴, 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 因此报人在制造和引导舆论时, 要分清问题的先后主次, 对制造舆论的对象要有所选择。此外, 他在《〈时报〉发刊例》中对“论说”也提出了“要、周、适”的要求。所谓“要”, 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来说, 不能用小事来误导读者;“周”, 就是要分清主次;“适”, 就是内容要适合中国国情。

4.掌握宣传艺术

梁启超认为, 要达到宣传效果, 必须要掌握高超的宣传艺术, 因此他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提出了“主一”、“浸润”和“强聒”的观点。

如今, 随着人类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 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 更是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 但在更加注重传播效果研究的今天, 掌握宣传艺术仍是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5.行文通俗易懂

梁启超的“下逮”之论认为, 报刊的文字语言应符合读者的知识水平, 要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写文章, 以便于受众接受媒介的观点, 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 文章多用文言文, 在诸多报人固守“之乎者也”时, 他打破陈规, 采用通俗自由的新文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坦言:“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 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 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 务为平易畅达, 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纵笔所致不检束, 学者竟效之, 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 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 笔锋常带感情, 对于读者, 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的文章浅显易懂, 便于读者理解, 并坚持以情动人。他的新闻实践, 近乎现在倡导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结论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 他不仅是一个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的政治家, 也是一个杰出的新闻职业人, 他以丰富的新闻实践, 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也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后世报人树立了一个楷模。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 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神圣而崇高的事业。新闻工作者要用眼睛观察社会, 用头脑思考现实, 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整个社会的进程, 推动社会的前进。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 都直接关系到新闻事业与社会功能的发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新闻事业的看法,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誉, 因此重温梁启超的新闻职业观, 能有效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现实意义, 从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自觉用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检验自己的职业行为, 正确行使自己的职业权利。■

参考文献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梁启超:《清议报叙例》〔A〕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A〕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A〕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