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性批判范文（精选10篇）
科学性批判 第1篇
一、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最重要的认识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的非价值中立性。他看到了科学技术逐渐地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并实现了对人的控制,人类看似自由,可实际上却丧失了追求和争取自由的意识和能力。
(一)单向度的政治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已经成为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政治”,当代社会也进而成为了集权的社会。一方面,当代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促进高生产和高消费,并以此来刺激社会成员,产生了“凌驾和超越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之上的利益”[1]。统治者在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独特的控制作用后,便想方设法地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控制来维持和控制自己的统治。这是因为,“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2]另一方面,即使统治者不刻意利用科学技术强化统治,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数量上的降低也足以改变劳动者的态度,使劳动者认同他所在的技术组织,进而会逐渐失去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精神,这也促进了单向度政治的存在。
(二)单向度的思想文化
单向度的思想文化集中表现在哲学上和高级文化上。在哲学上,哲学作为一种具有辩证性的语言本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但在发达工业社会,它也变成了封闭性的预先判决的语言。实证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代表,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单向度的。这是因为,它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语言的意义同经验事实和具体的操作等同起来,并把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否定性思维的丧失,因此,不利于人们对现有的社会做出合理的判断。这样,哲学便失去了其自身的向度,成为单向度哲学。与此同时,高级文化所具有的对现实批判和否定精神也逐渐被科学技术所消解,文化和现实之间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了。文学中的主人公形象,仅仅作为对现存制度的肯定方面而存在,艺术被按照商业需求来设计,失去了创造的本质,甚至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也失去了对立性。这种思想文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2]这样,批判性思维就被肯定性思维所取代了。
(三)单向度的人
由于单向度的政治和单向度的思想文化,人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反抗,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看到发达工业社会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人们的劳动状况同以前相比有所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满足。然而,马尔库塞认为,人们所满足的是一种建立在“虚假需求”基础上的虚假的幸福。他所说的“虚假的需求”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2]因此,虚假需求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强加给个人的东西。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被不断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也不断膨胀,在这两种状态的交替过程中,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实质上是充斥着物质诱惑的幸福。人们已经被“虚假需求”所支配,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失去了否定性,成为屈从于整个社会而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
二、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局限
马尔库塞透过工业社会繁荣表象,看到了其背后的负面效应,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对如何走出单向度的束缚进行了探索。他对科学技术带给发达工业社会负面效应的描述是生动而深刻的,然而他的科技批判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马尔库塞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批判,而是停留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上
马尔库塞通过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研究,把“爱欲解放”看作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而没有对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和批判。然而,实际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被异化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马尔库塞仅仅对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而没有找到单向度的根本原因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同时,正是由于马尔库塞对资本关系认识不清,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进而使人们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于他的批判是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点上的,同时,他也把政治解放等同于心理的解放。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也仅仅局限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伴随着人的精神遭到压抑”[3]上,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阶级矛盾被掩盖了。
(二)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存在局限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众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是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更没有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把科学技术的影响范围扩大化,进而得出了科学技术的非中立性观点。然而,实际上科学技术的本质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能够为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科学技术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取决于科学技术背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同时,马尔库塞也忽视了科学技术所起的实际作用主要取决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取决于人们利用科学技术的目的。人们可以朝着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方向利用科学技术,也可以与人类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对此,人是有主动权和选择余地的。因此,如果将表面上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导致的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归因于原本并不负载任何价值的科学技术,是不正确的。
三、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尔库塞的科技批判理论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对我们今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一)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启示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和使用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本质是中立的,但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却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又为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4]马尔库塞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后,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是一个警示,科学技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制造了毁灭自身的力量。这就要求我们要思考如何去避免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马尔库塞认为,要彻底摆脱科学技术对我们的奴役就必须确立科学技术的价值目标,赋予科学技术以价值内涵。因此,“我国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注重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真实需求,关注人以及人类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使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不至于沦为物的奴隶,甚至失去做人的真正意义。”[5]
(二)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启示我们要克服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为消灭匮乏创造了条件,但是统治者的利益、操作原则和虚假的需要阻碍了快乐原则的解放以及非压抑性社会的出现。”[6]发达工业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后蕴藏着一种虚假需要,这种需要压抑人的自由和追求自由的意识,因此只有克服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以真实需求代替虚假需求,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启示我们要纠正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片面理解,颠覆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逻辑。这就要求我们要促进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克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物本主义倾向,使政府在设计政绩考核指标时选择人本主义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能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
(三)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对早中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十分深刻,但是,被马克思诊断为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在上百年之后看上去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由于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作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它们控制民众的新形式,使人的意识沦为了没有反抗精神的“单向度”的意识。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有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摘要：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并非价值中立,并在此基础上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科学技术造就了单向度的政治,单向度的思想文化进而造就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的科技批判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批判,对科学技术的看法也存在局限。但是,马尔库塞的科技批判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启示人们要正确认识和使用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要克服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同时也有利于人们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关键词：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反思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68.
[3]曹玉文.西方人看马克思主义[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34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7.
[5]朱凤青,李文彬.寻找技术社会的希望——马尔库塞单向度技术理念分析[J].学习与探索,2009,(3):47-49.
试论科学理性的批判功能 第2篇
试论科学理性的批判功能
科学理性是一种认知理性,它的`宗旨就是通过对科学事实或科学理论的哲学解释或分析,来揭示对象亦即客体的规律性,从而表明科学理性的完美.而一种理论是否完美是在一次又一次批判中完成的,科学理性的这种批判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前继理论的扬弃和评价上.
作 者：高剑平GAO Jian-ping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政法系,广西,南宁,530006 刊 名：高教论坛 英文刊名：HIGHER EDUCATION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B022 关键词：科学理性 批判 扬弃 评价科学性批判 第3篇
一、批判性思维和生命科学史
批判性思维是指能抓住要领、善于质疑辨析、有严格推断做基础并且机智灵动、清晰敏捷的思维，是个人对事物及其关系进行判断、评判、鉴赏、审定等的思维体现。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有利于个体客观评价自己和整个世界；有利于理解能力的提升和新感悟的产生，进而作出正确的行为判断；有利于创新和建设性意见的提出。
生命科学史既包括科学家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过程、研究观点和态度，又包括不同学科之间、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生命科学史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是人类思想解放，与暴力、专横、错误、迷信等进行斗争，最终逐渐成熟，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生命科学史以解释生命科学的发展为目标，解释真理被逐步发现的过程。广义的生命科学史可以说是人类的思想史和文明史。
二、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教育大都注重要求和强化学生的服从性，而不允许学生发出质疑的声音。同时，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和高考重要性的强压下，课堂教学多以大容量的重点知识灌输为主，于是导致了多数学生思想独立性差，缺乏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对于评价、探索和发展等活动的进行有着最基本的作用，并且是最富有创造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创新教育不可缺少的前提和重要内容，对学生素质的提高、教育方式方法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生命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在不断的质疑和批判中不断的进步和创新的。因此，利用生命发展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精神，不仅是学生健全思维的需要，而且也是高中生物学科发展的需要。
三、利用生命科学史培养批判性思维存在的问题
1.教师对生命科学史知识储备欠缺。
大多数教师对生命科学史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教材，仅仅停留在基本知识上，导致无法发散学生的思维，使生物课堂教育教学无法深入，更不要提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了。教师本身的知识储备缺乏，在运用时更显得力不从心，难以达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目标。
2.教师对生命科学史教育的认识不全面。
部分教师对教育中引入生命科学史认识不全面，认为只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除此之外，培养学生科学态度、批判性思维等方面往往被忽略了。生命科学史的教学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仅仅是吸取书本上的知识，而是科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知识和思维的塑造举足轻重。
3.运用生命科学史进行探究的力度不够。
知识的探究不应该停留在知识表面，何况生命科学史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所体现的知识。生命科学史的引入，教学上要求探究、发问、实验等，通过深层次的知识挖掘实现学生思维的丰富和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而目前这方面的力度仍不够。
五、利用生命科学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注意事项
1.营造良好的教学气氛。
安静的教室环境不一定就是良好的教学氛围，反而可能使学生反应冷淡，减少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该营造活泼、温暖、民主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在学习中开放自我，主动接受知识，大胆猜想和质疑，并且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猜想。
2.建立稳固的师生关系。
教师并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成长的陪伴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因此，教师不可让学生养成过分依赖的心理，这样只会禁锢学生思维的发展。师生间要分享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3.建立合理的考评标准。
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考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死知识，也不应该只是一味地考查学生的记忆能力。不论是什么科目，在新课程教学下，都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注重开放性试题、探究性实验试题等新题型的考查与改革。考评标准创新了，才有利于教育和教育成果的创新。
长期以来，高中生物只是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兴趣的激发、探索知识的过程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普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然而，学生是否具有批判性思维，决定了他们能否提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能否形成创造意识。因此，利用生命科学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钟启泉.“批判性思维”及其教学[J].全球教育展望，2002（1）.
[2]罗清旭.批判性思维的结构、培养模式及存在的问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
科学性批判 第4篇
一、哈贝马斯的人生经历与批判思想的形成
哈贝马斯之所以抱有社会批判的态度是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1929年4月18日, 哈贝马斯出生在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古墨斯堡小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其祖父是当地神学院的董事, 父亲是当地工商协会的头面人物,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哈贝马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养成了严谨的作风。哈贝马斯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的统治下度过的。他也像其他德国青少年一样, 从未怀疑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他接受了纳粹主义教育并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 所以, 1945年纳粹帝国的垮台, 着实让哈贝马斯震惊。他突然了解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政治上犯罪的社会制度中, 自己崇拜的领袖们一直在犯罪。这促使他正视现实和历史, 对自己、对国家的历史开始了一种痛苦的回顾与反思。
哈贝马斯对罪恶的纳粹统治的结束感到欣慰, 对未来社会前景充满希望。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并接受新的思想。那时, 他读过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 读过关于英、法、美资本主义制度的书籍, 也读了一些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来说, 他接受了思想上的再教育。不过, 对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来说, 他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并没有超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范畴。这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萨特的戏剧, 因为萨特为当时的德国青年打开了世界之窗, 使他们知道应该怎样从肮脏污秽的密室中向外眺望。哈贝马斯接受过良好的德国传统的初等教育, 又自觉接受了外来思想文化的再教育, 使他日后能够冲破德国文化生活中的偏狭, 形成世界性的影响。
1949年, 20岁的哈贝马斯来到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熏陶。1953年, 哈贝马斯转到波恩大学, 在那里他了解了海德格尔, 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并且偶然发现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重新认识了马克思, 这是他日后思想里程的开端。之后他阅读了一些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著作, 并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1955年, 他读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他惊喜地发现, 这本书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而直接系统地、建设性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 突出了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他更认为《启蒙辩证法》超越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时代局限性。由此, 他认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与法兰克福学派结下了不解之缘。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对纯粹的哲学研究感到厌倦的哈贝马斯当起了报纸的自由撰稿人, 对劳动力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以及企业合理化和人类关系的合理化问题作评论。1956年, 经过一位报界人士引荐, 哈贝马斯来到阿尔多诺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应聘为阿尔多诺的研究助手。
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是建立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研究之上的。哈贝马斯认为,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一特征不但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而且渗入到上层建筑, 表现为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 这就说明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过时了。哈贝马斯想做的正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批判, 以发展和重建马克思主义。196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70周年诞辰, 他发表了长篇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此外, 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还有一些相关论文, 如:《技术进步与社会生活世界》、《科技进步的实践结果》、《改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等。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 哈贝马斯指出, 自19世纪末, 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 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结合成一个体系。大规模的工业研究一般都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 而国家的安全和地位也需要军事工业的保证, 所以很多大规模的工业应用技术研究都是从国家那里接受任务, 用于军事和国防工业的研究。因此, 军事工业部门的科学技术首先得到发展。随后, 科学技术情报和信息又从军事部门流入民用商品生产部门, 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于是科学技术便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可以看到, 哈贝马斯是从三条路径来论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首先, 哈贝马斯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角度考察二者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 近代的经验科学注意方法论问题, 这对于技术发展是有利的, 于是近代科学就成为一种在技术上切实可行的知识。尤其是19世纪末电力的应用, 使得工业化技术得以规模性发展, 技术发展对于科学研究的依赖作用日益明显。同时, 一定规模的科学研究需要资金和技术条件的支持, 这也使得科学研究对于技术应用的依赖增强。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 对技术应用和科学研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于是, 科学技术便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有力力量, 科学技术便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受马克思影响的,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了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科技和生产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科学技术虽然从来都是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 但是, 大工业的恒产方式形成以前, 科学只是以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的形式出现, 是与生产劳动本身联系在一起的, 表现为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 由于生产规模和劳动规模的扩大, 产生了单凭经验解决不了的问题, 才使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理论成为必要, 也使得规范化的技术手段成为必要。于是, 科学和技术才得以在生产发展中取得独立的形态, 才成为生产发展过程中的独立因素。“资本主义大生产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 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 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第二条论证的路径则是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上层建筑对经济的渗透角度来进行的。他认为国家国防和军事的需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后军事工业的技术情报向民用工业转化, 使科学技术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第一要素。哈贝马斯的描述是客观的, 这也符合他从社会一体化出发看问题的一贯视角, 因为社会各个领域是相互影响的, 政治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是强大的。
但是, 问题在于他在谈论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时, 并没有深入分析生产力的内部结构和要素, 仅把生产力理解为包括人、知识和组织管理要素的结构系统, 即软要素的结构系统, 而忽略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两项物质要素。于是, 哈贝马斯所理解的生产力的发展便失去了重要的客观标准, 失去了发展的内部动力, 并且,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 他所理解的这种生产力也由于失去了物质性力量而失去了主导地位。因此, 他虽然承认生产发展促进社会组织的更新, 但又认为, 在一定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要靠社会组织系统的发展去容纳和促进的。就是说, 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发展, 而是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形成的社会系统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于是, 哈贝马斯似乎陷入了类似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决定环境, 环境决定人的解释的循环困境之中。
第三, 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 使得在生产过程中, 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不再起决定作用。从事直接生产的劳动者的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 科学技术便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存有质疑。科技革命在体力劳动领域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 许多体力劳动被机器所代替。但是, 自动化的机器需要工人的操作, 这种操纵往往是紧张的脑力劳动。美国社会学家拉默在《克利夫兰福特工厂的自动化》中指出:脑力的紧张代替体力的疲乏这就是不久前自动化了的工厂中工作的人的主要抱怨, 新的机器消灭了繁重的工作, 但是观察和管理这些机器所必需的紧张, 却使工人们变得神经质和容易激动。这种典型现象并不表示机器在创造剩余价值, 而是表明脑力劳动替代体力劳动、物化劳动增多而活劳动减少的一种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剩余价值仍然是由工人阶级所创造的, 哈贝马斯把剩余价值的源泉归结为科技革命与机器, 也就是否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三、关于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统治力量的观点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的自我物化, 科学技术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按照科学技术的模式来构造人类社会系统, 使得人们着重于合理行为和适应行为, 而忽视了用文化观点理解社会生活。于是, 人不仅把自己的独立劳动物化为客体, 把自己的创造性物化到技术设备中去, 而且遵从目的合理行为而使自己在社会生活中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 便形成了技术决定一切的意识, 并且这种意识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力量, 即具有了统治的力量。其一方面为政治服务, 一方面又操纵和控制国家机器, 形成了科学技术的统治。这种科学技术的统治将合理性统治发展到极限, 使得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发生了危机。
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集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国家在日益干预经济活动的同时也试图把政治事务转变成“技术上的问题”。因此, 这些事务不再成为由公众讨论的主题, 相反, 他们成了需要由科层制组织里的专家们用各种技术手段来解决的技术问题。其结果是通过把它重新定义为技术问题而出现了实际事务的“去政治化”。为了做到这一点, 国家就宣传某种“专家统治意识”, 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然而, 专家统治意识与旧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 因为它不对未来的乌托邦作出承诺;它又有与其他意识形态相似的地方, 即在掩盖各种问题的能力方面、在简化认识的选择性的能力方面、在为组织社会生活的某种特殊方式所作的辩护这一能力方面, 都有很大的迷惑力。这种专家统治意识的核心在于对工具理性的强调。也就是说, 它实现着确定目标手段的有效性的标准, 引导着对社会行动的评价以及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对工具理性的强调代替了其他的行动类型, 例如, 行动者的相互理解。这种代替作用发生于下述一系列阶段:首先, 科学被国家用来实现其特定的目标;其次, 有效性的标准被国家用来调节各群体间相互竞争的目标;再次, 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从其有效性和理性方面来进行自我估计和评价;最后, 用哈贝马斯在其《勇敢地面对新世界》一书中的说法说, 决策权被完全授予计算机, 以此来寻求最合理最有效的行动路线。
哈贝马斯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上, 以科技的意识形态化, 把马克思对产品经济危机分析的强调转向了对表达危机和委托危机的强调。如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及危机的确出自这些地方, 那么批判理论就必须集中精力研究交往互动过程, 在此过程中人们在其内部产生各种理解和意义。假如工具理性与基于相互理解和信任的行动相脱离, 那么批判的目标就在于揭示这种趋势并为人类提供克服它的途径, 尤其是由于合法性危机和动机危机使人们意识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正在失去某种东西, 并因此接受更富解放意义的选择时更为如此。因此, 批判理论的任务在于发展一种允许重建日常生活中意义和信任的理论世界。哈贝马斯认为, 这一目标将通过进一步理解人们如何沟通、互动和发展符号意义而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余灵灵.哈贝马斯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2][美]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等译.社会理论的结构 (下) [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科学性批判 第5篇
逻辑经验主义是 20 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兴起的第一个成熟理论派别，它的最初形态是 20 世纪20 年代在维也纳大学发展壮大的维也纳学派，布鲁姆伯格（ A. E. Blumberg） 与费格尔（ Herbert Fei-gl） 最早用逻辑实证主义一词指代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主张，但该学派理论的随后发展逐渐向经验主义靠拢，在 40 年代最终汇入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与它的早期形态逻辑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同义语，都被称为标准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自洛克、休谟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传统，针对当时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与新康德主义，鲜明地提出“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1]
的基本信条。他们认为，命题是否有意义，在于能否用逻辑分析与经验证实确定其真假，经验的意义标准与证实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形而上学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只有科学陈述才有意义，这一意义标准就是科学与非科学或伪科学的分界线。
一、分界标准的自我发展。
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完全接受维特根斯坦有关意义标准的观点，指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对此较为详细的解释是，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具有真理性，只需要看它是否不依赖经验事实，而仅凭逻辑语法就可以判断其真假，如当时的分析科学、数理逻辑等，其结论的证据早已包含在前提之中； 而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是经验可证实的，必须通过观察、证实得出结论。
经验可证实的命题，即石里克的“经验真理”,是包含实际知识的命题，是一种表达生活的、科学事实的命题，属于康德所谓的“后天综合判断”,判断其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必须与事实相符合。
在石里克的证实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关于“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的区分。考察“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可以看出两者虽都有证实之意，但区别非常明显。就判断一个命题或句子的意义而言，只存在逻辑证实与否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存在与否，其划分界限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哲学家所担负的任务，因为哲学本来的使命就是寻找论断或问题的意义，并把这些意义搞清楚。
至于判定一个命题或句子是否是“真”的问题不是哲学家要关心的，应该留给科学家去解决。到这里，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判定一个命题的真假了，石里克说： “在日常生活和一切科学中，每一个陈述的真（ 或） 假全都是这样确定的，即由观察和直接经验证实了一定的事实，根据这一事实便能断定该陈述的真假。”[2]
紧接着他解释到： “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何有意义的问题都能指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因为很明显，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指明问题的意义是一致的。”[2]
石里克把可证实性原则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一原则并未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逻辑经验主义而消亡，事实上，卡尔纳普在后期转向逻辑经验主义后，对可证实性原则做了诸多批评与调整，但这一原则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动摇。
卡尔纳普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又一旗手人物，20 世纪中期，他接受石里克邀请参加到维也纳小组的每周四定期讨论中，在维也纳学派前期，他追随石里克认为证实原则与意义标准是统一的，基本赞同石里克的可证实性原则，但随着该学派论争的活跃，建立在现象主义基础上的可证实性原则遇到了种种挑战，这就迫使卡尔纳普修改了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更加宽泛的分界标准。
就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而言，存在着证实的不可靠性问题，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传统的经验总结归纳出的命题难以解释科学发现的新事物。此外，许多事物的属性也是无限的，要把他们全面证实是不现实的。所以，经验的间接证实是不可靠的，甚至在直接经验中也有幻觉、错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主观性、私人性，每个人由于受主观因素或种种客观因素影响，只能感受自己的感觉，无法感受别人的感觉，相互之间不能“相通”或“交流”.针对可证实性原则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卡尔纳普决定把意义标准与证实原则分开，对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仅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句法分析，而不需要了解命题的实际内容。卡尔纳普说： “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3]
因为逻辑问题与对象问题的明确区分，哲学只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句法，而不用对科学命题的形式进行逻辑分析并对其内容进行意义证实，故此，对象问题只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哲学不直接介入对象问题。另一方面，卡尔纳普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可检验性”与“可确证性”这两个概念，对一个句子的.检验与对它的确证是不相同的，如一个全称命题，我们知道可以对它进行一系列的检验，即这一命题是可检验的，如果我们知道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证据能够验证该命题为真，这一命题就是可确证的。
按照卡尔纳普的这一区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继承下来的可证实性原则就放宽了许多。应该说，卡尔纳普在此持有的是一种温和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立场，生物学、心理学等定性描述的科学也被纳入统一科学的范畴。亨普尔曾是柏林小组的核心成员，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躲避纳粹政权迫害而移居美国。
随后，他发表《经验主义意义标准上的问题和变化》（ 1950 年） 一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和意义标准做了进一步的批评与分析，亨普尔的批评工具之一是现代数理逻辑。他指出，认识的意义标准应该满足一个虽然不充分但是却必要的条件，即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判断某个句子无意义，那任何包含这个句子的复合句也将无意义。亨普尔说： “单独一个句子通常并没有经验蕴涵，在科学理论中，单独一个句子照例不能推出任何观察句。”[4]
因此，坚持经验主义的标准，会使许多无意义的句子变成有意义，从而破坏了这里的必要条件。可证实性面临着既不能排除一些无意义的复合句，又无法证实一些公认的有意义的句子的困难。为解决这一困难，亨普尔强调，不能以单个命题而应以命题系统来作为认识意义的单位，在一个理论系统中要排除直观上无意义的句子是困难的，因为科学理论若要深刻地反映自然界的普遍定律，就必须突破一切都要获得直接观察这一框框。亨普尔对划界理论的重大贡献是放宽了认知意义标准，他指出，认知意义并非是绝对的“有一无二”分，而是可以有程度之分，正如思辨哲学关于宇宙、生物或历史的理论系统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意义，但仍不足以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提并论，因此也就不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亨普尔的观点是逻辑经验主义发展中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他称之为“分析的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在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与新崛起的实用主义之间折衷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摒弃逻辑经验主义理论传承，正像他说的： “经验主义的意义判据的一般意向基本上是合理的； 尽管用法上往往过分简单化，它的批判的应用整个说来还是有启发作用的，也是有益的。”[4]
科恩（ Jonathan Cohen） 是逻辑经验主义后期较有影响的代表，他提出了一种非帕斯卡的归纳概率逻辑，科恩称其为“培根型”归纳概率逻辑，这一归纳逻辑运用于医学和法学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个科学家的两种目的中，即一种是他接受或坚持某一假说，当且仅当它是真的或似真的； 另一种是他接受或坚持某一假说不仅当且仅当它是真的或似真的，而且他也知道证明相信它是真的或似真的证据，科恩认为只有后一种目的才能归之于科学。在科学中，仅认为目的是接受或坚持真的或似真的命题是不够的，人们的目的必须是由于正确的理由接受或坚持它们。
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分界标准的主要问题是证实问题与意义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维护和修正，构成逻辑经验主义的完整理论进路，这是它进步的一面。但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提出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经验主义理论显然并不现实，否证论和历史学派分别沿着证实与意义问题发展开来，从而孕育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命题。逻辑经验主义在修正自身不足的同时埋伏着最终衰落直至终结的危险。
二、批评与修正分界标准。
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分界标准在其发展中不断遭到各方面的批评，甚至可以说当代后起的科学哲学流派的分界思想大都是在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寻找到自己的理论基石的，其中以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最大。最终，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声中，逻辑经验主义逐渐式微，直至被后起的科学哲学流派所代替。
亨普尔是逻辑经验主义内部进行自我批评最机敏的代表之一，他首先强调认知意义的整体性特征，“在近代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所谋求的那种含义下，认知意义至多也只能赋予形成一个理论系统的那些语句，或许还不如说是赋予整个系统本身”[4],这开创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整体主义趋向，这种整体主义的系统观念无疑对于克服逻辑经验主义的彻底经验主义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亨普尔的观点靠向美国实用主义，在解释科学理论结构时，他认为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对于经验现象应该提供简单统一的说明，应该把多种多样的现象归结为同样的基本过程，并且用基本的规则来刻画这些过程，理论应该提供比一般经验定律更加深刻的对于自然界本质的理解。在解释科学的说明时，亨普尔指出，科学说明包括先行条件与一般定律两类陈述，两者组合才能满足说明的相关要求和可检验性标准，这一说明的实质是把一种现象的出现归结到一些自然定律之下，或者为它们所包容，这是一种演绎模型。亨普尔就科学理论性质、功能、结构等的研究，给予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理论不小的打击。总之，亨普尔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维也纳学派的意义标准与证实理论，但他并未完全跳出逻辑经验主义的思路，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逻辑经验主义转向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它的基本主张构成了之后否证论、历史学派及科学实在论等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条件。几十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暴露逻辑经验主义的错误与困难的过程，自 20世纪 30 年代起，来自外部的批评逐渐使逻辑经验主义失去往昔的风采。
波普尔是第一个从外部举起批评逻辑经验主义大旗的人，他认为可证实性原则对于解决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并未奏效，甚至可能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5],所以“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5].波普尔说，一个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就是从该理论推导出的预见或解释在逻辑上或原则上均有可能与已有的观察陈述等发生抵触，凡可以证伪的，是科学的，不可以证伪的，就是非科学的（ 伪科学的） .但可证伪性并不是绝对的一刀切，它还存在证伪程度的差异，甚至有证伪的免疫情况。如果一个理论的潜在证伪情况比另一个理论多，表明该理论的可证伪程度高，因为该理论对世界传达得更多，排除的基本陈述也更多。理论的可证伪程度就是它的经验内容或信息内容的量度，理论的可证伪程度越高，它提供给我们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就越多。再者，理论的证伪并不完全是定论性的，总有可能采取“特别规则”来规避证伪，如怀疑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引入辅助假说修改定义，等等。为防止科学工作者试图规避证伪，波普尔规定了两条“游戏规则”,第一，科学游戏在原则上没有终止，谁有一天决定科学陈述不要求进一步检验，可被最后证实，就退出游戏； 第二，一旦命题的假说提出后经过检验证明有优点就不能退出游戏，除非有更好的假说代替它，或者被确定证伪。波普尔强调，不要试图规避证伪，而要不怕危险，科学探索必须付出犯错的代价，即科学的“不断革命说”.总之，在波普尔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分界标准不恰当，因为它一方面可能把哥白尼的日心说等虽具有完整科学性但在当时离观察距离尚远、还很思辨的理论当作形而上学删除掉，另一方面又可能把理性宗教等具有某种可证实性的伪科学夹杂在其中。
波普尔的批评导致在分界标准上出现实证论与否证论的对立，但否证论仍是一种分界标准，并没有远离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链条，真正动摇其基础的批评是由蒯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和汉森发起的，历史主义承认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标准，从而推动逻辑经验主义走向衰微。
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1950 年） 中指出，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是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6].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涉及主词与谓词的“同义性”标准问题，但同义性既不能用定义做出解释，也不能用保全真值的相互可替换性来保证，同义词概念找不到普遍的、逻辑的根据，所以应该放弃“分析-综合”的二分。关于意义的还原论与证实论，蒯因指出，这“乃是胡说，而且是一切胡说的根源”[6],因为经验能够检验的并不是单个的句子，而是整个知识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交错的命题系统。蒯因认为人类全部知识与信念是一个由众多学科所构成的具有紧密逻辑联系的动态整体，这一整体类似于一个“立场”,只在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处于“立场”核心位置的是高度抽象的逻辑学知识与本体论信念。当知识与经验发生冲突时，我们先调整的是经验概括命题，最后才是包括数学和逻辑在内的形式科学。数学、逻辑也像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一样，都是动态发展的。蒯因主张经验主义向整体主义转向，他的整体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命题既不会被证实，更不会被证伪，那种主张在真的分析命题和仅仅依赖经验的综合命题之间做出明确分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样立足于经验证实或证伪基础上的分界标准就被“证伪”了。
“在黎明的时候开普勒和布拉赫在东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吗？”[7]汉森在《发现的模式》（ 1958 年） 一文中从上述问题入手，指出观察主体在面对观察客体时，主体的背景知识有力介入观察客体，形成一种整体的视野，避免了各种分散线条的杂乱堆积。对于开普勒而言，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真正运动的是地球，但布拉赫坚持认为太阳本身围绕静止的地球在转动，得出两种截然不同解释的并不是两人的观察角度或所使用的观察工具不同，而是观察者的知识背景不同，因为开普勒和布拉赫分别是新旧天体理论的最杰出代表。
汉森的这一“观察渗透理论”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中性观察理论”而言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存在一种不依赖观察主体背景的中性客观的观察报告，判定一个观察报告的真伪无须诉诸理论。并且，得出这种不依赖于理论的中性客观的观察报告可以为科学理论提供可检验性与真正的经验意义。汉森反对这一点，他认为两个对同一客体所持理论截然不同的人得出的观察结论是有差别的，对客体观察程度的差别，对应了主体的理论分歧程度的差别，甚至如果观察主体的理论设想对立，则可能会对同一观察客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依据汉森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试图把科学建立在中性客观的观察报告基础上，并以此区别科学与非科学（ 伪科学） 的一切努力都是不现实的。显然，观察主体背景知识的介入是对观察经验中性性、客观性的最有力消解。
对逻辑经验主义最大的挑战是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及其后来的发展，蒯因、汉森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努力使科学哲学家明白，坚持严格的意义判断标准，将没有认知意义的形而上学排除在哲学之外，总能遇到逻辑上的反例。作为标准的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的分界标准放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降低要求，意义标准最终转向整体论。回顾整个逻辑经验主义的划界理论及所遭受的批评可看出，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分界理论的确促进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分界标准也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困境，每一个后起的科学哲学家都是在批评、修正此前的分界理论，并试图提出更完备的分界理论，但最终，只因这一理论困境的无法挽回，逻辑经验主义以覆灭结局。
[参考文献]
[1][美]卡尔纳普。 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C]/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11.
[2][德]石里克。 意义与证实[C]/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39,55,68.
[3][美]卡尔纳普。 哲学和逻辑句法[M]. 傅季重，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17.
[4][美]亨普尔。 经验主义意义标准上的问题和变化[C]/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116,107,94.
[5][英]波普尔。 科学知识进化论[M]. 纪树立，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28.
[6][美]奎因。 从逻辑的观点看[M]. 江天骥，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9,39.
《聊斋志异》社会批判之吏治批判 第6篇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吏治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11-01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当明末清初，抗清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新的阶级矛盾又开始激化的时期。康熙元年，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政权也相应稳固。但随着清朝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要求和农民的残酷剥削，又逐渐激化了新的阶级矛盾。满汉大地主之间由于土地兼并矛盾激化，最终受害者便是中小地主，他们遭到破产、流入下层。蒲松龄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蒲松龄由于自己的经历，能更好的体会人民疾苦，对社会问题深刻剖析。在社会批判中，吏治批判就像是一把利剑插入统治者的心脏。
《聊斋》表面写鬼，实际写人，把现实生活中的官府化为书中的冥府。所以，从《聊斋》中的冥府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社会官府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冥府也如衙署一般有清与浊的区别。蒲松龄以怪诞的手法，借鬼怪、梦境等讽刺贪官污吏，如《梦狼》、《席方平》、《考弊司》等。[1]
《梦狼》奇异到极点，父亲白老汉思念在外地做官的儿子，却惊愕地梦见儿子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更有甚者，儿子竟然想以死尸招待老爸。原来儿子因为官不仁，早已变成恶狼。官衙以人为食，以致白骨如山。蒲松龄在《梦狼》中借白翁大儿子之口一语道破了天机。如白大公子所言：“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 官员之权力从何而来？“在上台不在百姓”也。这恐怕是中国官场最大的弊端也是种种腐败的根源所在了。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级，因此官员也就只需要将其上司哄得开开心心伺候得舒舒服服，那么仕途平坦官运亨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至于百姓之死活又与其何干呢？这个故事惊悚至极，但其怪诞手法将封建官场的丑陋面相表露无遗，对于官场贪污的现象描写批判与清代作品《官场现形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文章的呈现，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在当时的官场、人民的疾苦。
《席方平》、《考弊司》通篇描写冥府冥王、鬼人鬼事，情节奇特，但情理显得真实。冥府中也有冤案，在蒲松龄的笔下，冥府的冤案更甚于阳世官府的冤案。迷信传说中的神祗，在这些作品中一反神圣、公正，而是以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形象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地府就是以现实社会中的官场作为蓝本描写的，并且用于影射官场的黑暗。[2]《席方平》中，孝子席方平，为替父亲讨公道，毅然赴阴世告状，屡告屡败，遭受冥府各种残酷的刑罚，读之令人怵目惊心。面对淫威，面对黑暗的阴世官吏，席方平没有屈服，最终告倒从阎王到城隍的大小官员。在封建社会，像席方平这样的小民，只有盼望各级官吏“施恩”，命运操纵在当官的手里，席方平却不听这一套，演出了“民告官”的壮烈正剧。[3]《考弊司》里的虚肚鬼王不但名字出奇，所定的“成例”也出奇，居然要诸生以髀肉作见面礼。把赃官酷吏熬民膏脂、敲骨吸髓的本质面目表现的酣畅淋漓、无以复加。其中闻人生为何作出了“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的感慨？闻人生被一位秀才请到考弊司讲情，这个司挂着堂皇招牌，做索贿勾当，凡见鬼王的秀才必须被割肉。闻人生前世是鬼王的祖父，他讲情鬼王照样不听。闻人生的感慨不仅是愤懑这欺压百姓的官吏，更是在控诉这样的制度。
贪官酷吏的行为足以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人民的疾苦和官场的腐败。蒲松龄在说鬼批官吏的基础上，更是将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皇帝。[4]《促织》的故事写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给成名一家带来的惨剧。在帝王不过一无足轻重之玩物，却导致无辜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颇具喜剧性的是，当成名之子所化蟋蟀令“上大嘉悦”时，不仅抚军、县宰得以加官进爵，成名也因此“裘马过世家焉”。民众之存毁系于一小蟋蟀，这足以刻画出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娱乐、不恤民命的罪恶本质。此外，在沈德符《野获编》、陈元辑《格致镜原》、褚稼轩《坚瓠余集》等文中的记载可以看出，蒲松龄的《促织》是在史实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蒲松龄虽是秉笔直书前朝事，但其奇异怪诞也有所体现。《促织》是蒲松龄批判吏治的极致，也是《聊斋志异》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对于当时秽政的批判。这些文章揭露为政者索贿纳贿，反映现实社会中官场上的黑暗与腐败；怒斥为政者狼狠虎贪，《续黄粱》中写曾孝廉梦中为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做。“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出则“地方之供给稍迟，马上鞭挞立至。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梦中如此，难怪现实生活中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以上例子足以说明蒲松龄批判吏治的“入骨三分”，但蒲松龄的个人目的不只在于批判。《聊斋志异》中虽有大部分的文章揭露官僚的丑恶面貌，讽刺为政者媚上欺下，小说把这些媚上欺下的种种丑恶行径勾画出来，其目的就是在讽刺和批判中寄托为政当清正廉洁的政德观念。抨击为政者偏爱私钱，不满为政者昏庸无能。《聊斋志异》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德理想和政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对当时社会政治和社会风尚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作者的政德观念，多是通过批判现实的方式曲折的表现出来的，说明作者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实在是过于黑暗和迂腐。《聊斋志异》表面是揭露、抨击社会恶状，实质上是寄托着蒲松龄对社会的美好愿望。其在创作方法上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它寓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不仅表现在正面理想人物的塑造上，同时也表现在结构的严密性和情节的传奇性、语言的生动简洁华丽典雅等多方面成就。
《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批判的典型作品，其吏治批判在当代社会更有着进步意义。吏治在每个时代的意义不仅是益于人民，更是益于社会的和谐美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P146。
[2]马振方.聊斋艺术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P36。
[3]马瑞芳.谈狐说鬼第一书——跟马瑞芳读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6.P281。
科学性批判 第7篇
《杂文报》的批判:直击社会痛处
《杂文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纸, 是一份以刊登杂文为主的专业类文化报纸。这种文体决定了《杂文报》不是以告知信息为主, 而是针对社会现实有感而发。《杂文报》刊登的文章涉及社会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其中大部分是对社会问题痛快淋漓的批判。《杂文报》的征订广告中说:杂文以批判为主、以揭露为主, 它专门暴露社会阴暗面、鞭挞假丑恶, 是匕首、投枪, 是银针、良药、解剖刀。《杂文报》的口号是:革故鼎新、激浊扬清, 读《杂文报》、做明白人。且看下面几个例子:
例一:洪振快的杂文《中国贪官智慧堪胜诺奖得主》, 刊登在2009年11月27日出版的第2177期头版。作者写道: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冈纳谬尔达尔提出“速度钱”的概念, 即人们花钱加快政府机构的文件传送和决议达成的速度, 目的是减少官僚主义的低效率, 从而使企业的运转减少障碍。作者由解释“速度钱”而引出下文:中国官员的智慧超过了诺奖得主。作者举的例子是重庆市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为了取悦身为律师的情妇胡燕瑜, 在处理某银行申请的案件中人为地设置障碍, 久拖不执行, 强迫更换律师。当胡燕瑜作为该执行案的代理律师后, 乌小青便积极组织开展工作, 仅此一案, 胡得到代理律师费4000万元。作者发问, 这4000万元, 是速度钱, 还是律师费?就是谬尔达尔活过来也未必能解释这4000万元的新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腐败官员逃脱法律制裁的无穷智慧。
说中国官员的智慧胜过诺奖得主, 真的是让人沉思、心情沉重。当前, 人们的价值观正在日益多元化, 在价值观多元的状态下, 社会风气受到影响, 社会公平受到威胁。《杂文报》的这篇文章引发着一系列关于官员、钱权交易、社会风气的思考。
例二:赵丽华的文章《喜儿嫁给黄世仁之后》语言幽默、轻快诙谐。现代社会, 年轻人的价值观在日益多元化, 但是在其间, 却又有着许多无奈和叹息。文章用妇孺皆知的《白毛女》故事中的人物来鞭挞现实社会, 拷问“喜儿”们的良知。如“喜儿不扎红头绳了, 发卡改用古奇的”、“过去弄块布做包袱皮, 如今背包不是LV, 就是Dior”、“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喜儿的生活把女友们羡慕得不行不行的, 她们纷纷表示:嫁人就嫁黄世仁”、“影视明星们走在潮流的最前面, 他们挤走了黄世仁的前妻, 纷纷嫁给了黄世仁”、“黄世仁娶了喜儿后都会老夫聊发少年狂折腾几天, 后来新鲜劲儿过去了, 就找别的丫鬟了”。
这篇文章用轻快的语言, 却向人们展示了沉重的话题。当今的年轻女性, 大多不会像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那样, 逃出黄家, 匿隐深山, 继而头发全白, 而是更倾向于另外一条可以让生活变得更舒适、更简单的道路。“黄世仁新鲜劲儿一过, 就去找别的丫鬟去了”, 无奈地描述了“喜儿”们的命运。现实社会正如作者在文中写的:“骑白马的王子和骑白马的唐僧终于过时了, 嫁给开宝马的黄世仁成为一种新的潮流风向标。”
内地电视剧《蜗居》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现实和人性的争论, 该剧和网友的争论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面对困难和诱惑时的价值取向, 也展示了道德沦丧和追求爱情的最终博弈。社会的确存在问题, 但是越是存在问题, 媒体肩负的责任就越大。我们需要倡导主流价值观来引导民众的思想意识, 使社会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前进。在这一层面, 《杂文报》用冷幽默的方式, 在柔性中操刀, 兼事实和评论。有的文章借古讽今, 用文学化的手法, 痛击社会弊病、激浊扬清。
例三:2009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2175期头版许家祥的文章《全运会给我上了一课》, 让人读了之后感到与作者一样的愤慨。作者写道:长期以来, 我一直以为, 体育竞技很公正, 体育赛场很神圣。通过《文摘周报》的报道, 作者认识到:水平高低不是赛场上定输赢, 而是背后的博弈和较量;金牌多少不是竞技实力的竞争, 而是权力和财力的比拼。作者在文末说, 体育场不是真空, 不能置身于“红尘”之外。体育界领导也是官, 也有七情六欲;体育裁判也是人, “也要养家糊口”;全运会的运动员多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中国遇上了“内定”的事情, 也不必大惊小怪。
作者在最后无奈的“自说自话”, 想必给中国人当头棒喝, 重重一击。一直以来, 体育比赛给人的形象就是公平、公正, 没想到体育比赛中也存在腐败现象。作者敢于讲真话的勇气让人敬佩, 但也让人叹息。中国的官场竞争、市场竞争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杂文报》就揭露了这些阴暗面、假丑恶。因为回避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勇于提出问题, 才有利于下一步分析、解决问题。《杂文报》的批判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例四:与例三同版有一幅王征的漫画, 题为《当上千里马之后》, 画面展示的信息是一匹马叼着烟, 悠闲地开着一辆车, 车的后面插着一面旗, 上书“专用”二字。“伯乐识马”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成语故事, 伯乐千辛万苦为楚王挑选了一匹瘦马, 这匹马经过精心喂养, 果然精壮神骏、日行千里。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 立下不少功劳。在这幅漫画中, 千里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 却不需要再发挥自己的才能, 因为单位条件好, 有专用车辆代步。国务院学位办杨玉良院士曾透露, 中国博士数量达到世界第一, 其中有一半是公务员。以前博士毕业后在高校和科研院工作, 如今却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半的博士流向了学术要求并不高的政府机构, 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博士流向公务员队伍, 拥有“专用车辆”之后还会如以前那样“日行千里”吗?这幅漫画给“伯乐”、“千里马”、世人以警醒。
《杂文报》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一剂良药, 它不断地诊断出社会的弊病, 并直击痛处, 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 如果读者以批判的眼光来看, 这份报纸尚存不足, 有待完善。批判不等于批评, 不过是提出问题大家一起来分析, 即从批判入手, 最终达到建设的目的。
批判的《杂文报》:应做到批判与赞歌的平衡
早在1984年10月2日第一张《杂文报》诞生的时候, 就有人曾经提出疑问:究竟《杂文报》能办多久, 有多长的生命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不需要一张《杂文报》, 这张报纸能不能办成一张具有鲜明党性的报纸?《杂文报》原总编辑楼沪光在《目标:办一张社会主义杂文报》一文中回答, 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翼,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种舆论工具, 其存在是有必要的, 只要于党于国有利, 能为社会主义鼓与呼, 符合时代的要求, 就一定能受到读者的钟爱, 也就能获得生存权。 (1)
如今, 20多年过去了, 中国的媒体大军在改革开放强大力量的推动下阔步前进, 许多新媒体一日千里地发展着。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 传媒业出现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娱乐节目低俗化等现象, 《杂文报》却依然保持着严肃报纸的形象, 以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为己任, 保持着伟岸挺拔的风骨。笔者认为, 目前的《杂文报》应主要解决好歌颂和批判的关系问题。
《杂文报》编辑部1989年发文称, 《杂文报》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美国旧金山的《时代报》曾多次转载《杂文报》上的文章。一位海外华裔回来观光, 偶然发现《杂文报》, 仔细阅读之后, 给编辑部写信:我原以为大陆的报纸都是专门歌功颂德的, 没想到《杂文报》批评时弊这样不留情面, 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新奇事。 (2)
楼沪光总编辑在《目标:办一张社会主义杂文报》中也谈到歌颂与暴露之间的平衡, 他指出, 生活中每时每日都在涌现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新气象, 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看到这个主流。要正确处理宣传正面典型和反面典型的关系、歌颂与揭露的关系, 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杂文的任务之一, 就是歌颂光明, 礼赞先进, 促进先进事物成长、壮大, 逐步占据上风。 (3)
《杂文报》批评时弊不留情面, 保持风骨, 对于媒体来说是很可贵的, 但是作为以批判为主的《杂文报》, 又要平衡批判和颂扬之间的关系。
以2009年12月4日出版的《杂文报》第2179期为例, 头版4篇文章分别是《“肉弹”之“导火索”会点燃吗?》、《奉节出了个陈茂国》、《“强拆”的是什么?》、《挖潜》, 以及题为《赶场子》的漫画, 漫画中, 大腹便便的、脑袋画成话筒的、腋下夹着大量会议文件的人匆忙赶路。第二版4篇文章, 分别是《〈朗读者〉给我们朗读了什么》、《边看边想》、《以国家的名义》、《大学正在爬虫化》。第三版《丑陋的机关人》、《赤裸裸的主人, 神秘秘的公仆》、《公仆与公主》, 都是批判性的文章。批判的对象以机关工作、官员作为为主, 其次是土地、拆迁、大学学术堕落等问题。这样的文章集中起来容易使读者产生消极情绪, 让读者产生社会混乱、人民生活无望等悲观情绪。
因此笔者认为, 社会问题应该被揭露, 但是在揭露的同时, 应该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坚信政府的力量。在改革大潮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人民生活在改善, 社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在行政官员的队伍中, 绝大部分都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人民公仆;在社会竞争中, 给普通民众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会还很多;大学存在学术堕落的问题, 但是更多的是潜心治学的学者, 还有为学生终生发展而做出努力的老师。如果我们只注意到社会的问题、阴暗面, 就会因暂时的阴雨而怀疑太阳的存在。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配套的法律制度没有同步前进, 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受着外来思想的侵扰, 没有来得及建立起的主流价值观却被多元文化消解, 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 矛盾的出现和存在引发人们正视矛盾和化解矛盾的决心。我们应该相信, 我们的党和政府知晓这些矛盾, 正在积极解决并且有能力解决好这些矛盾。
由于媒体的放大效应, 社会事件在媒体上的报道、评论、揭露将超出正常的影响范围而被更多的人所关注, 特别是反面报道, 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从《杂文报》刊登的文章来看, 该报注重监督, 而较少重视舆论导向的问题。自身的批判精神固然应该坚持, 但是对社会和对受众的消极影响必须要全面考虑。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众论天下, 海阔天空, 品头论足。20多年过去了, 诞生侃爷无数, 但是没有诞生一个思想家、文学家, 有时反而被扣上“牢骚大王”的帽子。 (4) 《杂文报》不要被戴上“牢骚大王”的帽子才好。
虽然杂文的传统是擅长批判和针砭, 但是如果批判性文章过于集中, 既不利于人们正确看待社会问题, 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我们的社会需要审视和批判, 但是全民“愤青”的状态是恐怖的。所以在不偏离《杂文报》办报理念的情况下, 多一些歌颂性的内容, 是办报人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3]楼沪光:《目标:办一张社会主义杂文报》, 《新闻实践》, 1990 (1) 。
[2]《杂文报》编辑部:《一纸风行〈杂文报〉》, 《新闻爱好者》, 1989 (12) 。
科学性批判 第8篇
一、劳动与人的价值
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开始, 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这个理想境界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劳动, 劳动不但创造了人的对象化世界, 也创造了人本身, 以实在的、直接现实的方式发展人的能力, 实现自我生成。纵观人的发展过程, 就是一个在劳动的推动下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人以创造性的劳动得到合理应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 从而使人处在一种和谐状态中的发展。
劳动带来生产力的发展, 却在许多方面造成劳动异化, 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以及劳动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曾深刻地概述了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现实, 指出异化劳动表现的要害是人的异化, 人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 这是马克思思考异化劳动的着眼点。
首先, 从生产结果看, 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指出, 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工人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 “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 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92, 现实关系中的人都是“非人”, 因而人的发展被异化, 劳动被彻底否定和扼杀殆尽。在异化的状态下, 劳动者的生产对象既不能实现他自身、又不能满足他肉体需要, 是奴役自己的异己的东西。
其次, 从生产过程看, 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理论的双重思维向度阐发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指出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因而不是满足劳动需要, 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 这种异化劳动是一种使自己外在的劳动, 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
再次, 从人的类本质看, 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 人的类特性在于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然而, 在异化劳动状态下, 劳动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本性, 自然界、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 类同人相异化[1]97。
最后, 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通过异化劳动, 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不相干的、置身于劳动之外的阶层, 形成一种与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劳动关系, 即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与合乎人的类本质的真正的“人”相异化。
二、科技作为意识形态与人的价值
从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 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给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西方学者对异化问题的探讨也已扩展到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早在三、四十年代, 霍克海默等就提出了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思想。他们指出从19世纪下半期以来, 科学技术像哲学、道德和宗教一样, 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劳动分工, 促使人根本性异化。
60年代,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出版, 标志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形成。马尔库塞认为, 由于科学技术革命, 人们的生活福利大大提高了, 物质的贫穷也大大改善了。但在充裕的物质生活的背后蕴藏着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 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对人的奴役范围, 物质享受的满足, 使人们丧失了反抗精神, 与现存制度一体化, 进入精神的牢笼。人的价值观、理想、感情的灵性都已被社会流行的模式所规范, 丧失了精神自由。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的理论, 进一步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思想。他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 它抛弃了理想和价值, 阻碍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其目的是现实的永恒化, 因而更具辩护功能。其二, 它掩盖了实践问题, 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阶级利益服务, 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的要求, 而且侵蚀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 因此较之于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其三, 它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 因为它不具有老式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 它是透明的, 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客观的合理性[2] 。所以,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利于合理的相互作用发展。
哈贝马斯强调, 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合理化而是使“相互作用”合理化, 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 实现人的解放、个体化和非统治形式的交往的扩张, 实际上就是生活世界合理化[3] 。而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 在推进劳动合理化的过程中, 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使劳动所蕴含的物化意识渗透到人的相互作用中, 从而引起相互作用的非合理化, 人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批判的人生价值观
(一) 人是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统一, 生命的价值在于批判
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把握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与“自由的活动”, 这就既区分了人与动物, 又区分了人与自身, 从而凸现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在他看来,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生物“生存”的“生活”, 是能够发现、掌握与运用自然规律, 使之合于自己的欲望、需要与目的、寻求特殊“意义”的活动, 是不断追求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的创造性过程。“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他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既然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人就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前提, 但它并不能自动地成为我们的对象。外部世界之所以成为对象取决于它是否进入人的实践视野, 而它能否进入人的实践视野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 取决于人是否具备了感觉和思维它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完善程度。总之, 对象之为对象不是与人无关的, 而是被人以人的尺度接纳、整合的。
人的这种自我意识不仅表现在对外部世界的对象意识上, 而且表现在对自身生命存在的自我反思上, 这种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 就变现为上述以劳动为内容的对人的价值的理论反思。
(二) 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嬗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念的批判性内涵
不可否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 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的确存在某些差异, 但也是立足于新的社会现实对人生价值问题的一种理论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20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 实际上就是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由于国家强化了对经济及其一切生活领域的干预, 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出现了:一是国家干预作用的增强, 二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正是这两种倾向使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重要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只关注技术问题而不关心政治实践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 原来需要通过公众讨论的问题, 已经变成了由科学组织中的专家使用技术来解决的技术问题。当科学技术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 意识形态的批判就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也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 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操纵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物的领域, 更是借助于文化, 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与个体的心理活动, 实现对人的政治意识的过滤, 人的自由解放也就离不开对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 从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重新解释和创造性的应用。更富有启示意义的是, 法兰克福学派在深得传统马克思主义之精神的同时, 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当代西方各种社会和文化思潮联系起来, 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展开了极其深刻的批判, 将对人生价值问题的社会批判由劳动批判转换为文化批判, 表达了对文化成为反人性的意识形态的抗议, 对文化商业化的不满, 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反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黄新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9, (1) .
科学性批判 第9篇
历史课程因其综合性、人文性等特性,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然而,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历史课堂一直偏重知识记忆而忽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远远不能胜任新课标理念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在历史教学中,重视并积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历史教师如何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呢?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大力提倡批判性阅读,是达到此目标的有效途径。
所谓“批判性阅读”是指对文本的高层次理解,它包括释义和评价的技能。进行批判性阅读的目的首先在于帮助学生更有效地理解文本内容;其次在于使读者对文本提出的事实和观点进行价值判断,分析作者观点是否正确、文中列举事实与作者提出的观点是否相符。在此基础上,读者通过文字或口头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抑或部分赞成、部分反对。批判性阅读被一直认为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提高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一直是西方教育改革的热点。在我国,批判性阅读一般被应用于语言教学中,但我们认为,在历史教学中也可以采用批判性阅读的方式,以达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目的。
在历史教学中实施批判性阅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通过检视性阅读,寻找课本中的论题
检视阅读是以获取有效信息为基本目的的阅读活动,在迅速而准确地选到所需材料后,还要有概括和组织所读材料内容的能力,能列出提纲。在历史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通过检视性阅读寻找到某一篇章的论题,这是历史教学中批判性阅读的第一步。一般来说,论题可以分为描述性论题和说明性论题。现看以下问题:什么是分封制?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特点是什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明清两朝是怎样强化君主专制的?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需要的答案要能说明世界是什么样,曾经是什么样或将来是什么样。这些论题就是描述性论题,这些论题反映出人们对于世界的模式或秩序的求知欲。即:描述性论题就是针对有关过去、现在、未来的描述是否正确提出的问题。而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央集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三权分立制度吗?这类问题对于事物的对或错,令人满意或不令人满意,好与坏进行提问,有时会涉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它们的答案应当是说明性的,因此,我们也称这种论题为说明性论题。在基本明确论题之后,我们就要去寻找教材关于这个论题所下的结论。这是批判性阅读的第一步。
二、通过概况与归纳性阅读寻找支持章节中论题的理由
在这一层次的阅读中,学生需要通过论证或推理来思考所得结论是否合理。在阅读中,教师应向学生阐释论证或推理的含义及方法。论证包括两个部分:结论及支持的理由。结论与理由共同构成某个论证。有时,一个论证只包括一个理由和一个结论;然而,通常人们会提出多条理由来支持某个结论。所以,当提到某人的论证时,可能指的是其单一的理由及与之相关的结论,也可能是其他利益。论证和推理这两个术语代表基本相同的含义使用一种或多种观点来支持他观点。因此,当课本的文字缺少理由时,它既不是一个论证,又不是一个推理。一条理由就其本身来说只是一个独立的观点,它不能反映逻辑关系,所以只有论证和推理才存在的逻辑关系,可能存在逻辑上的缺陷。确定理由就是以质疑的态度来看待一个论证要问的问题,就是在学生明确了结论是什么时,引导他去探求“为什么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如果不能回答“课本为什么相信这个结论”这一问题,那就不是理由。
三、通过批评性阅读形成形成自己的合理判断
在通过以上两种阅读方式找到论证和理由之后,学生应该学会去判断理由是否可信及推理是否存在谬误,这样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合理判断。教师要先引导学生确定关键词或关键句的准确含义。教师必须提醒学生:在理解重要词语和句子的含义之前,你无法对一个观点做出反应。如何理解这些词语和句子常常影响到你对作者的推理的接受程度的高低。因此,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一个结论之前,首先必须尽量弄清楚这个结论和理由的准确含义。虽然它们的含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明显的,但实际上却是隐蔽的。作为理由的证据其可信度有多大?证据的质量取决于证据的类评价证据的质量,学生首先要分清证据的类型。证据包括人的经验、他人的证词、权威的意见、个人的观察、案例、科学研究等类型。新课标下的历史课本常引用的证据有:历史文献记载、考古、权威的评价等。只有在引导学生对证据的可信度进行思考后,才能对教材中的结论是否可信作出最终的判断。
科学性批判 第10篇
关键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媒介
一、媒介批判的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通过对文化媒介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指的是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文化传播产品进行大规模的复制的娱乐工业，尤指各种大众文化及大众传播媒介。这一名词首次出现是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论文“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当中。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与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而具有一种类似于工业生产的特征。这种文化生产，与传统的个人艺术创作不同，它是大规模进行的一种复制活动。这一名词的理论根源主要来自“二化”，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说的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当中，人类成为了劳动本身的奴隶，成为物质和消费的奴隶。精神产品在大众文化这里与人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依附于技术，唯利是图。
法兰克福学派从艺术价值和哲学价值两方面批判了“文化工业”现象。首先，文化工业使艺术丧失自身魅力，过度的追求娱乐刺激褪去了艺术自由和超越性这两项本质。文化产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使人对艺术的感官丧失灵敏，从根本上斩断了批判的能力，阻碍了人的自主性。人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被动的、呆滞的单向度的人，通过文化的束缚使公民成为国家政治的傀儡，而大众文化本身就成为稳定现代社会的“社会水泥”。
2、大拒绝
“大拒绝”这一理论是马尔库塞为表示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拒斥所提出的一种文化策略。这种拒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恢复文化自由。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在本质上就是否定的，它揭露的就是现实对人的压迫，它应该作为人类抵抗现实，追求自由的武器。而在文化工业这样的大环境中，大众文化变成了糖衣炮弹，人类批判的能力在不断满足的幻想中消解了，艺术的锐度被一点点消磨，人类也失去了衡量“现实”的尺度，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在大众文化的欺骗下越来越短，而事实上这正是大众文化的虚假性所在。这一理论对大众媒介的批判不能不说彻底，但是马尔库塞没有注意到，他的拒绝理论本身就存在一种“不自由”的表现，大众文化也是具有一定需求基础的，这种文化的存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
3、机械复制主义
机械复制主义是由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提出的，这一主义是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根本区别。本雅明认为，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其独一无二的“韵味”。因为有了韵味，艺术品才有了真正属于它的价值，而艺术的功能也就在于韵味的展示给人带来的精神启示。但单纯被复制出来的艺术品是不具备这种韵味的，就如同画作本身具有韵味，而拍摄的画作的照片则不具有；舞台上上演的戏剧具有韵味，而摄录出来的影视作品则不具有。因为人的关注已经由作品本身转向了技术。
本雅明相较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进步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文化的机械复制技术，复制的不仅仅是作品，还有欣赏作品的人。在作品面前，人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选择性，而非一动不动等待被作品击中的枪靶。
二、媒介批判的特点和影响
1、媒介批判的特点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媒介批判中展现出的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他们对实证主义、科学技术和当代文明的批判，都是以宣扬人的价值为目的。浪漫主义传统也是其伦理价值观的重要特征。他们反对当下资本主义的道德，缅怀中世纪那种虚构的人和自然的统一。
2、媒介批判的影响
纵观整个文化批评发展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开辟先河的地位，他们对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历史性研究，启发和影响了之后许多派别的研究倾向，如：解构主义、英国新左派运动、意识形态论、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等。正因如此，才会有着“不读法兰克福学派，就不谈大众文化”这样广为流传的说法，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为此，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着更加清醒更加辩证的态度去看待。
3、媒介批判的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媒介批评理论对我们国内研究新闻伦理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首先媒介批评作为外来的产物，在欧美等地区和国家都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国在进行媒介批评实践和理论伦理研发时可以借鉴其宝贵的经验。但要注意的是在借鉴的过程中一定要落实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当下的经济文化政治形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发展道路，而非一味的照搬照抄。其次，文化具有共通性，媒介批评的发展离不开其他领域的相互扶持。应该广泛融合他领域的文化知识，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将其他领域批评与媒介批评相结合，为构建合乎中国现实的媒介传播伦理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王君超.媒介批评——历史与走向[J].国际新闻界，1992，2.
[3]李秀芹，张珍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7，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