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县域城镇化范文第1篇
就目前而言, 农村的人口在不断地向城市 (县城为主) 转移, 在商业、工厂、公用事业等部门工作, 由原来的务农进行了职业转变。主要体现在:目前河北省东光县的房地产业发展相当好, 自1995年发展至今, 现有将近40余处居民小区。其中位于东光县城东侧名为“东升骏景”以及“水木青华”的小区住房内, 有将近40%的购买者所属东光县周边“大单村”、“找王村”等村。在这40%的购房人口中, 有很大一部分人在2010年初还在农村务农, 6年时间内, 通过职业转变, 从事不同职业, 已有经济能力在东光县城内购买楼房居住, 这些人当中, 大多以商业销售和在工厂内打工为主。同时这一部分人的子女, 也随其父母大部分在工厂中进行劳动, 使得东光县的塑料工厂、化工厂近几年的产业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是这个现象导致农村15~64岁人口不断减少, 65岁以上的人口占农村总体人口比重上升, 养老力量薄弱。由于农业生产用地无法转出, 无其他劳动能力等原因, 导致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1.1 经济支持层面
近几年, 城镇化趋势明显, 农村人口大多迁居城市, 导致农村务农人员大批量下降, 其中以青壮年为主。这一改变导致了农村家庭结构发生改变, 例如:家庭架构小型化, 家庭结构单一化。东光县四大特色工业产业中, 以棉花加工为例, 农村中生产量逐渐减少, 导致产业整体利润不如以前。经济支持, 缩小范围, 可以理解为家庭收入支持, 家庭收入高, 意味着对于家庭的“反哺”能力提升, 在养老方面的投入提升;另一方面, 对于下一代的支出比重上升,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繁衍后代的教育水平, 投资于教育是农村人口职业转变后的主要作为, 也成为农村人口的理想选择,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在经济支持层面产生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农村中, 教育投入的比例多在于男性, 主要认为男性的教育水平上升更容易提升家庭整体的经济水平, 其中不可避免的因素为“光宗耀祖”, 脱离土地, 收入颇丰。已不再是原来的农业社会中的男以耕地为主, 在城镇化趋势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中, 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教育使人进步的观念。而对于女性家庭, 也已不再是单纯的“附庸与男人”, 而是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从而能够在人性进步的男性上, 得到更多的尊重, 在心理上得到更多的平衡。
祖祖辈辈, 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理念, 对养老问题其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存在不稳定性。
1.2 生活照顾方面
由于农村人口职业转变现象处于上升趋势, 越来越多的“同在一檐下”变为了“分居异地”, 空间距离的拉长, 导致养老问题又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养老资源的提供以及老人心理方面的支持都成为了比较明显突出的问题。虽然人口并没有外流, 但是对于大部分原始务农家庭来说, 已经很难保证可以像之前那样的精力和时间来照顾老人, 土地由自己耕种变为了承包给外人, 因此出现了“家中有地无人耕”的局面。因此, 家庭中坚力量的缺失使得并非城镇化完美的当下, “空巢老人”增多, “留守儿童”随之增多, 反而会增加老人的负担。另外, 在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的今天, 传统意义上女性对于家庭的照料已不如从前, 养老育儿逐渐归到老人身上。
为此, 笔者在东光县铁佛寺进行了实地采访。清晨锻炼的人比较多, 因此将采访地点选在这里。本次共进行了多次采访, 被采访人从事职业不同, 有个体经营者, 活动策划者, 老师等。在回答中, 我们了解到, 大部分的个体经营者是从农村出来打工, 并且基本上分布在工厂, 工地, 汽车运输等劳务方面。我从不同角度, 主要围绕“养老”这个话题进行提问。
1.2.1 您是如何看待父母子女居住异地这个事儿的?
答:这个事儿可没办法。得看家里头的人想的是嘛。要是说希望孩子的发展能够更好一点, 肯定是让孩子走远一点, 能好一点是一点, 但是也有的家庭就想让孩子跟着自个儿, 以后有什么事而能够照应着点儿。
因为老龄化趋势严重本身就会面对社会压力增大, 就不用说单一的养老机构了。我们应当考虑到, 增添养老服务主体, 社会多方力量合力进行的方式, 改善养老服务水平, 加大养老人力投入, 从侧面减轻因服务力量不足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均衡。现在无论科技有多么发达, 面临的最难以接受的境况是, 危险发生在无声之间该如何处理。我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深夜危机”的形式, 认为在当下, 有部分老年人会在沉睡期间发生某些突发疾病, 错过最佳抢救时期导致严重后果的现象。我们便联想到“暖箱式”护理。将有疾病或者自理困难的老人送入暖箱进行护理, 并且设置实时监控。
1.2.2 综合采访内容, 结合实践,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在东光县内, 工业厂里面的农村务工人员非常多, 而且工资基本稳定在3000/月左右, 相比较务农来说, 生活状态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 家庭结构也有所改变, 在经济来源得到改善后, 家庭人员数量有所上升, 家庭环境有所改变。
东光县内, 拥有医疗保险的职工数量在增加。随着职业转变, 人们对于在工作中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视, 从务农到工业生产, 不仅改变了经济来源, 还对其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改变。
职业在转变。来到东光县城内进行工作的人, 随着工作圈以及朋友圈的不断变化,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其他工作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就越来越多, 一些人从事着本职工作, 还可以进行“滴滴打车”的工作, 获得工资之余还可以收获外来资金。
1.3 心理感觉方面
现在社会是高速发展社会, 社会内已经形成了快节奏的生产以及生活模式, 但是快节奏的生活面对的人群是有局限性的。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顺应其发展的人群多集中在70后至今, 而老龄化现象正好存在与这个区间内, 因此, 当下时代的发展形势, 对于大脑思维以及身体机能逐渐不能适应发展速度的老年人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 会产生相对应的心理的不同层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具体表现在:
1.3.1 抑郁感。
城镇化进程中, 避免不了的是身边家人的离别, 所谓空巢老人, 是在家庭中青壮年外出打工, 留下老人在缘由家庭中继续生活, 长时间见不到面, 这样, 在思念的驱使下, 一面在考虑, 子女外出时要给家里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又在想, 子女长时间不回来, 身边缺少互动的人, 而感到焦虑。这种情与理的矛盾让老人的抑郁感逐渐增强。
1.3.2 恐慌感。
在逐渐走向城镇化的农村里, 医疗保险逐渐完善, 随着医疗队伍进农村, 人们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 但是目前农村中存在不少“假药”, 以一些奇怪的语言来获取农村老人的信赖。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无药效、副作用、药价高, 周期长等现象, 去县城或者市区医治消费又会太高, 因此, 虽然医疗保险和一些惠民政策在普及, 但是在没有完全城镇化的现在, 农村老人的恐慌感越来越强烈。
1.4 精神抚慰方面
人口职业转变使得家庭成员的生产劳动由务农转变为有科学管控, 收入私有, 生产收入和收入来源有着鲜明的控制, 同时改变了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经济收入变高, 意味着在家庭经济来源中的贡献率增高, 逐渐掌握了家庭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进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控制了家庭的话语权, 老人的经验论已经丧失了优势。在这种转台的循环下, 子女们已经逐渐在顺从的环境中脱离出来, 将慰藉视为空白区, 从而出现了精神慰藉方面的不足。然而老人的话语权遭到“动摇”后, 子女们确实在不同方面超过自己, 甚至出现了比以前更好的局面时, 老人也会有所慰藉, 从另一方面得到相应的寄托。在现实生活中, 老人们也会通过“隔代”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补给, 这种现象也逐年突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 家庭结构的转变对养老资源的影响具有多重方面。
1.5 迁居方面
正在建设的楼盘为东光县水木清华二期居民楼, 六栋楼, 每一栋楼包含三个单元, 其中建设公众包含木工, 电工, 悍工, 架子工, 机械工等工种, 每一栋楼需要大概24位工人, 这一期共花费一年半的时间, 也就是工人劳动一期的周期将近一年半。在这些劳动工人里面, 不仅仅是男性劳动者, 还有女性劳动者, 年龄大概在50岁, 男性劳动者年龄在50岁左右。
经过暗访, 在第一期楼盘完成之后, 还会按照常理那样继续做第二期楼盘, 做建筑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并且可以延续。
在经过对这些人的采访之后, 有以下总结:
1.5.1 没有很大的年龄限制。
虽然是这样, 在工地工作的工人多偏向中年, 因此是农村人进县城进行的最普遍的工作, 根据调查, 即便是没有干过的, 在经过短期的教学后也可以上手, 并且认真学的, 工作会更加受欢迎。
1.5.2 不必受过度教育程度的限制。
在楼盘建设中, 确实需要一些土木工程的专业知识, 但是在楼盘建设中的工作分层中, 工程师的工作包含了复杂逻辑构思, 下面的具体建设工作则不需要太多, 因此建设的工作成为了很多农村人的选择。
1.5.3 工资集中。
我们都知道, 工薪阶层的工资发放是按照月发放, 当然也会有年薪等。但是在农村的人, 基本上是庄稼有收成之后进行买卖才会获得收益 (限于纯务农) , 楼盘建设中, 获得经济来源的方式较为相同, 工作完成后发放工资, 因此在心理上, 进行建设工作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反感, 和之前务农差不多, 这也是提供工作方和需求工作方最合拍的地方, 一个愿给一个愿等。刨除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外, 感觉此项工作还是可以让大部分民工承认的。
2 目前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研究
2.1 诉求意识
随着城镇化推进, 我们呼吁共同分享新形势下的理念和政策, 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成为老百姓心中理解的不透彻但一直追求的理念。农民接收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帮助, 对于这种待遇的诉求逐年变得清晰, 变得合理。
城市中, 更多的基础设施, 优良的物质条件, 良好的教育水平, 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及更加广阔的就业前景, 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城市。
2.2“新农保”的推行
“新农保”, 在农村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户自愿和个人账户的基础上, 依靠政府实施缴费补贴、基金贴息、待遇调整、老人直补等多种方式, 推动多元化的基金筹集模式化解农村养老资源的供求矛盾。但是, 处于试用阶段的“新农保”并不能广泛适用于农村, 这还需要逐步解决, 并且很大程度上还在于自愿参与, 需加大推广力度。
在推广过程中, 主要由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2.2.1 农民选择。
在“新农保”推行过程中, 对于农保的标准, 不弄农民选择的内容不同, 但是绝大多数农民都选择了水平较低的农保政策。原因是对于较高标准的新农保, 部分农民对于里面表达的思想和优惠政策并不是很了解, 而低标准的一些, 则是鲜明的表现出已有优惠, 让农民很能够满足。
2.2.2 团体选择。
在农村中, 也会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 一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而另一些不好, 在选择新农保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 在选择之后, 他们的宣传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政府进行推广的过程中, 会根据不同地点, 接受能力不同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 集体购买较多的农村, 可以反映出新农保推行较好, 但仍然是会有一部分小集体, 没有能力购买与之相对应的标准政策。
结束语
老龄化逐渐严重的现在, 养老问题很难做到彻底解决, 我们对于硬件设施的提供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经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在古时候流传至今, 其实含义我们可以领略, 但是实际上, 后者在现在的环境里应当变成“子欲养且亲可待, 只迫于咫尺远眺天涯”。社会福利多了, 公共服务多了, 是因为社会人群不断努力得来的结果, 但也是因为这个可观的结果, 让多少年之前的亲子享天伦之乐变成了亲子托明月寄思。养老院的设施是比较完善, 但是受迫于社会道德与伦理的绑架, 也就是情与理的矛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很多人认为老人老了送到养老院就是子女的不孝, 也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认为送到养老院是现状下最恰当地选择, 其实说来都有道理。老人付出一辈子最后身居异地, 子女为家庭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事件合理与否, 而应当在此情此景下, 视情况而细定夺。
在东光县的许多农村地区, 人们一直在生二胎, 只不过有些没有办户口而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河北的老龄化程度是落后于其他地区的。但是由于东光县农业发展逐渐弱化, 老人较多, 再加上河北有许多大型工厂, 对于工人的需要也比较高, 所以说老龄化对于东光县养老问题的解决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优秀工人的缺失和断层, 至于对策, 我们认为政府或许可以让一些工厂进行优化、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吸纳其他地区的劳动人口, 促进优秀人才流动, 也能够更好的促进东光县养老问题的解决。
摘要：根据东光县统计局的人口数据, 参考不同单位就职人员变动情况资料, 经前期实地调研, 东光县农村不同家庭, 总体来看, 在城镇化背景下, 农村人口职业转变对农村养老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并且处于循环模式中。由于农村发展受限, 人们渴求拥有更好的生活, 于是进行职业转变, 但是离开家中却带来了无人无力养老的严峻局面, 老人子女异地现象严重, 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本次调研将对此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并将就老人精神需要方面、大学生的作用以及农村传统风气改善等方面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农村人口,职业转变,养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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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玉娜, 顾佳峰.县际公共养老福利资源配置研究兼论空间与制度结构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 2015, (03) :146-169+244-245.
农村人口县域城镇化范文第2篇
字号：T|T
今年10月底世界人口将达70亿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已从22%下降至19% 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3.5岁
今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将达到70亿，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73.5岁。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获悉上述信息。 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今天上午在天津举行。
今年10月底世界人口将达70亿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发言时介绍，今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将达到70亿，因此，联合国将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定为“70亿人的世界”。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介绍，“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人口众多的国情没有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劳动年龄人口在到达峰值后缓慢下降，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口素质提出了迫切要求。 另外，人口流动迁移活跃，城乡人口分布出现根本变化，对社会管理和人口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成为社会和谐面临的重大课题。
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73.5岁
李斌发言时表示，目前全球拥有高达37亿的育龄人口，意味着世界人口在未来几十年仍将继续增长。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世界人口将于2050年达到93亿。其中，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而许多富裕和中等发达国家则面临着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未来一个时期，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李斌说。
农村人口县域城镇化范文第3篇
下。省级行政区名称后面( )里的字是它的简称。
一、四个直辖市
1、北京(京)
北京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名称为“蓟”，是春秋战国时燕国的都城。辽金是将北京作为陪都 ，称为燕京。金灭辽后，迁都于此，称中都。元代改称大都。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于此，改 称“北京”。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949年设为直辖市。取全称中的“京”字作为简称。
2、天津(津)
唐宋以前，天津称为直沽。金代形成集市称“直沽寨”。元代设津海镇，这是天津建城的开始。明永乐2年(1404年)筑城设卫，始称天津卫，取“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1949年设为直辖市。取全称中的“津”字作为简称。
3、上海(沪)
上海之称始于宋代，当时上海已成为我国的一个新兴贸易港口，那时的上海地区有十八大 浦，其中一条叫上海浦，它的西岸设有上海镇。1292年，上海改镇为县。这是上海这一名称的 由来。1949年，上海设为直辖市。
古时，上海地区的渔民发明了一种竹编的捕鱼工具“扈”，当时还没有上海这一地名，因此，这一带被称为“沪渎”，故上海简称“沪”。春秋战国时上海是楚春申君黄歇封邑的一部分，故上海别“申”。
4、重庆(渝)
重庆古称“巴”。秦时称江州。隋称渝州。北宋称恭州。重庆之名始于1190年，因南宋光宗赵敦先封恭王，后登帝位，遂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取“双重喜庆”之意。1997年，重庆设为直辖市。
隋时，嘉陵江称渝水，重庆因位于嘉陵江畔而置渝州，故重庆简称“渝”。
二、五个自治区
1、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
蒙古原为部落名，始见于唐代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元灭后，蒙古族退居塞北。明清形成内、外蒙古之称。晚清以后，泛指大漠以南、长城以北、东起哲里木盟、西至套西厄鲁特所以盟旗为内蒙古。取全称中“内蒙古”三字作为简称。
2、维吾尔自治区(新)
辖区古称西域。西汉设西域都护府。东汉魏晋改都护为长史。唐代设伊、西、庭三州和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17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在天山南北设伊犁将军。清光绪10年(1884年)，改为新疆省，意为“故土新归”。1955年，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全称中“新”字作为简称。
3、西藏自治区(藏)
元时称西藏地区为“乌思藏”。“乌思”是藏语“中央”的意思，“藏”是“圣洁”的意思。明代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清代称西藏东部为“康”(喀木)，中部为“卫”，西部日喀则一带为“藏”(包括阿里)，因其在中国西部，故称西藏。1965年设立西藏自治区。
取全称中的“藏”字作为简称。另一说认为简称源于故称“乌思藏”。
4、宁夏回族自治区(宁)
公元5世纪处，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以为是夏后氏后裔，故将建立的割据政权定国号为“夏”。宋代，党项族拓拔氏首领李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今银川)，立国号“夏”，创立文字，建西夏王朝。13世纪，元灭西夏，取“平定西夏永远安宁”之意，在这里设宁夏行省，始有宁夏之名。1958年设宁夏回族自治区。取全称中的“宁”字作为简称。
5、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宋设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广西”一名产生。元设广西两江道。明设广西省。1958年设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因自宋至清，广西的行政中心在桂州(或桂林府)，故广西简称“桂”。另一说认为广西秦时曾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而历史上广西2/3地域属桂林郡，故广西简称“桂”。
三、两个特别行政区
1、香港特别行政区(港)
宋代以前，这里是海上渔民捕鱼歇息的地方。宋元以后，岛上有个小村，叫“香港村“，为转运南粤香料的集散港，香港因此得名。1997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全称中的“港”字作为简称。
2、澳门特别行政区(澳)
名字最早记录于明朝史书，叫做“蚝镜”(濠镜)，意为海湾如明镜，盛产“蚝”。后又称做“澳”，即船只停航寄泊的地方，故称“蚝镜澳”，因隶属广东香山，亦称“香山澳”。
“门”字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本地内港的妈祖庙，隔海同湾仔的银坑相望，形成的海峡象门;另一说是本地南面的氹仔、小横琴、路环、大横琴四岛离立对峙，海水贯流其中呈十字门状;再一说是本地南台山(妈阁庙山)和北台山(莲峰山)相封成门。总之，既是澳，又是门，故曰澳门。1999年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全称中的“澳”字作为简称。
四、23个省
1、黑龙江省(黑)
1671年为抵御沙俄东侵，清政府在黑龙江沿岸修筑黑龙江城(黑河旧城)，设置黑龙江将军，管辖黑龙江流域。1907年改为黑龙江省。取全称中的“黑”字作为简称。一说简称源于河流黑龙江。
2、吉林省(吉)
吉林一名源于“吉林乌拉”，满语意为“沿松花江的城市”。1673年建城。1676年置吉林将军。1907年将其辖区改称吉林省。取全称中的“吉”字作为简称。
3、辽宁省(辽)
秦汉魏晋时代，在辽河以东设辽东郡，以西设辽西郡。北宋时，在今河北、辽宁一带，契丹族建立辽国。辽金时代设置辽阳府。元设辽阳行省。明设辽东都司。清设辽东将军。后因辽河流域为清朝发源地，取“奉天承运”之意，改为奉天省。1929年，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改称辽宁省。取全称中的“辽”字作为简称。一说因境内有辽河，故简称“辽”。
4、河北省(冀)
战国时，黄河以北的齐国土地称为河北。汉设河北县。唐设河北道。辖区与今有出入。
1928年设河北省。辖区相当于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的冀州，故简称“冀”。
5、山西省(晋)
战国至秦汉时，崤山、函谷关以西的地区称为山西。元时，称太行山以西为山西，设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这是山西作为政区名称的开始。明处设山西省。辖区为春秋时晋国地，故简称“晋”。
6、青海省(青)
因境内有青海湖，故得名青海省。据《水经注》记载，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这里就称青海了，也有写作西海的。唐以后多以青海为正名。1928年设青海省。取全称中的“青”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因境内有青海湖故简称“青”。
7、山东省(鲁)
战国至秦汉时，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称为山东。金时，在开封以东地区设山东东路、山东西路，这是山东作为政区名称的开始。清初设山东省。辖区为春秋时鲁国地，故简称“鲁”。
8、河南省(豫)古称
古称黄河以南南地区为河南。汉设豫州部。唐置河南道。宋置河南路。元置河南江北行省。明初设河南省。 辖区相当于《禹贡》中的豫州，故简称“豫”。
9、江苏省(苏)
清康熙6年(1667年)设江苏省，取两江总督驻所江宁(今南京市)和巡抚驻所苏州(今苏州市)两府首字组成江苏省。取全称中的“苏”字作为简称。
10、安徽省(皖)
1667年，取当时的政治中心安庆(今安庆市)和经济都会徽州(今歙县)二府首字组成安徽省。
安庆府是春秋时皖国故地，别称为皖，故安徽简称“皖”。一说认为因境内最早的名山天桂山古称皖公山，故简称“皖”。
11、浙江省(浙)
浙江即江流盘回曲折之意。战国时浙江指今天的富春江、钱塘江和新安江。东汉将浙江分为浙东、浙西两个地区。唐以后这两个地区转化为政区名称。明初设浙江省。
取全称中的“浙”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因富春江、钱塘江和新安江古称浙江，故简称“浙”。
12、福建省(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此设闽中郡。汉时称福建为闽越国。唐开元年间设福建节度使，管辖福、建、泉、漳、汀五州，福建是前两州的名字组成的。元设福建行省。明设福建省至今。辖区古为闽越族聚居地，故简称“闽”。一说因境内有闽江，故简称“闽”。
13、江西省(赣)
唐代设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江西由此得名。宋设江南西路。元设江西行省。后皆设江西省。因赣江纵贯全省，故简称“赣”。
14、湖南省(湘)
唐代在洞庭湖以南，包括湘姿二水流域设湖南节度使，始出现湖南一名。宋置荆湖南路，简称湖南路。元明两代设湖南道。清代设置湖南省。因湘江纵贯全省，故简称“湘”。
15、湖北省(鄂)
宋代自洞庭湖以北至荆山，西包沅澧二水流域设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一名产生。元明两代设湖北道。清代设置湖北省。清代湖北的行政中心宜昌，为隋以后鄂州的治所，故湖北简称“鄂”。
16、广东省(粤)
宋置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由此出现广东一名。元设广东道。明设广东省。辖区汉初为南粤之地，故简称“粤”。
17、台湾省(台)
台湾一名源于西拉雅族的台窝湾支族。台湾在秦汉时称“东鳀”。三国时称“东夷”。元时称“瑠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一名。清光绪11年(1885年)设台湾省。取全称中的“台”字作为简称。
18、海南省(琼)
因其位于南中国海域，境内最大岛屿又称海南岛，故名海南省。1988年建省。因秦以后称这一带为琼台、琼州或琼崖，故简称“琼”。
19、甘肃省(甘或陇)
甘肃一名始于11世纪西夏王朝设置的十二监军之一，治所在甘州(今张掖县)，辖甘州、肃州(今酒泉)二州，取二州首字组成甘肃。元设甘肃行省，明代并入陕西省，清代恢复省治。
取全称中的“甘”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西夏时行政中心在甘州，故简称“甘”。由于甘、陕两省间有陇山，甘肃古时别称陇西，故又简称“陇”。
20、陕西省(陕或秦)
陕西一名，源于周代周、召二公“分陕而治”，今陕县张汴塬一带古称 陕塬，当时的陕西就是陕塬以西的泾渭平原。唐安史之乱后设陕西节度使，陕西始转化为政区名称。宋设陕西路。元设陕西行省。清设陕西省。取全称中的“陕”字作为简称。又因辖区春秋时为秦国地，故又简称“秦”。
21、四川省(川或蜀)
辖区秦时设蜀郡。汉设益州部。唐设剑南道，又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两节度使。宋设西川路和峡路，后将西川、峡二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 “四川路”，四川一名由此产生。元时合并四路，设为四川行省。自此，四川省治沿用至今。取全称中的“川”字作为简称。
又因辖区西部古为蜀国地，故又简称“蜀”。
22、贵州省(贵或黔)
宋代以前设矩州，因当地语音“贵”“矩”难分，故也写做贵州，元初正式命名为贵州。明设贵州布政使司。清设贵州省。取全称中的“贵”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因境内有贵山，故 简称 “贵”。辖区东北部秦时属黔中郡，唐属黔中道，故又简称“黔”。一说认为境内有黔灵山、黔灵河，故简称“黔”。
23、云南省(云或滇)
农村人口县域城镇化范文第4篇
一、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
( 一)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的特点认识不足
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虽然开始出现在朴素法律意识下以非法手段追求合法权益、纠纷主体文化水平提高、年轻化以及通过网络舆论为自己“造势”等新特征, 但仍无法掩盖其传统的组织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等特点, 新特征和传统特点二者相互结合、发酵, 不仅加大了其社会的影响, 也加剧了矛盾纠纷的化解难度。
( 二) 对“依法治国”大背景认识不够深刻
笔者在参与一些农业转移人口纠纷事件的论证工作中了解到, 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纠纷事件在初始阶段秩序还是比较好的, 但随着聚集人员的增加, 场面开始不容易控制时, 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下, 对立就会迅速激化, 以至场面失控。
( 三) 矛盾纠纷解决程序过于繁复冗长
矛盾宜疏不宜堵, 想要切断以非法手段主张合法权利这一“维权”路径, 就必须疏通合法的权利表达渠道。在这一问题上, 表现最突出的要数进城务工人员的劳资纠纷。此类纠纷主要变现为讨薪纠纷、工伤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及各项保险待遇纠纷等。一方面, 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工作条件较差、职业风险较大, 另一方面, 在经济实力和知识储备、法律素养上进城务工人员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 难以对抗实力雄厚的发包方、承包方甚至包工头, 因此此类纠纷在进城务工人员身上时有发生。
二、重构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笔者认为, 在重构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时, 可以充分借鉴经久不衰的“枫桥经验”, 发挥社区组织、法律援助组织等在维护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稳定中的作用; 整合风俗、习惯和宗教规范; 坚持以司法裁判为中心, 辅以舆论引导, 维护法律权威。
( 一) 纠纷解决的主体基层化, 辅以法律援助制度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维权
1. 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
“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就是“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依靠群众, 化解矛盾, 促进发展”的核心工作部门是基层组织。乡、镇、县级政府作为基层管理部门, 要直接面对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 但由于自身权力的局限性和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难以有效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 通过乡镇 ( 街道) 干部、社区工作者、民警、教师等构建的网格体系, 深入了解当地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职业、生活状况、教育状况、面临的困难和潜在的矛盾纠纷, 精细而快速的回应和反馈有关情况, 对于事前预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 加强法律援助, 完善公益诉讼
唐布莱克曾说过“群体比个人更爱打官司, 而且更容易胜诉。孤立的个人是组织团体状告的最好靶子, 相反则不成立。而且, 个人通常不愿意同组织较量。不管在什么地方, 组织在法律行为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若能够广泛地投入到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的运用中, 必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律协应当积极探索扩大法律援助的服务主体和接受主体的范围的路径。经费方面, 在各级政府适当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财政扶持的同时, 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律协等机构也应当积极主动拓宽筹资渠道, 通过诸如设立“法律援助基金”等方式, 定额提取部分来自社会各界团体组织 ( 如律师协会) 的活动经费作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项资金, 督促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解决资金问题。
服务原则方面,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对于并非“非诉不可”的问题, 应当尽可能多地以调解等方式处理, 应尽力扮演好调停者的角色, 以维持双方关系为着眼点, 又快又好的化解矛盾纠纷。
配套措施上, 可以充分利用公告、媒体、网络等信息手段, 将“惯犯”予以曝光, 此举既能产生一定的威慑力, 又能避免在知识、技能方面先天不足的农业转移人口误入陷阱。
( 二) 整合政策、法律与民间习惯, 丰富矛盾纠纷解决的渊源
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复杂多变, 文化水平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 很多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在当地群众看来未必比风俗习惯、民族习惯、宗教规范更为合理, 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或民族聚居地区, 风俗、习惯、宗教的作用更为显著, 因此, 应当在不违反法律制度的前提下, 充分尊重当地特色, 扩大纠纷解决的依据, 必要时可以邀请当地有威望的人出面挑定, 帮助化解纠纷、消除矛盾。
( 三) “对立消除型”调解模式的应用
在纠纷始发时, 第三方及时疏导、调停, 在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是解决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对立消除型”解决方式以消除当事人之间对立为基本目标, 在纠纷解决成本与解决内容方面, 有时可以带来审判所无法达到的良好社会效果。
( 四) 以司法裁判为中心, 辅以舆论引导, 维护法治权威
无论是对“枫桥经验”的借鉴, 还是“对立消除型”模式的应用, 都必须紧密围绕“依法治国”这一核心进行,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运作的过程中, 必须重视法律的权威。
首先, 要坚持司法裁判的中心地位, 充分发挥法律的最后保障性。其次, 严格执行生效判决。这既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体现, 更是对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的尊重。首先, 政府部门要尊重生效判决的效力, 对于要求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给付国家赔偿金等判决义务要及时、妥善、全面的履行;其次, 对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补缴工伤保险、给付各项赔偿金的判决, 要督促用人单位尽快履行, 必要时采用司法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 情节严重的, 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进行处理; 再次, 最敏感、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的, 绝不能因为忌惮更大纠纷的发生而任其逍遥法外。指望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司法途径、合法解决矛盾纠纷的前提必然是能够通过这一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判决下来了, 却始终没能够有效执行, 那么判决书只是一纸空文, 毫无意义。
最后, 由于我国的普法教育远不能满足群众对法治的需求, 往往敏感的案件会被群众误解甚至抵触, 因此, 在保证判决合法、公正的前提下, 要更加注重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信息公开。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不仅正确的信息传播的快, 人的心理决定了, 越是猎奇、越是丑陋的事情, 越容易发酵、感染。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充分运用网络平台, 第一时间发布有关信息, 在保证群众的知情权, 引导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前提下, 占据舆论的制高点, 不给流言蜚语以可乘之机。对于群众提出的困惑和质疑, 要积极回应和解答, 而不是仅仅将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等作为“党报”“内刊”。
摘要：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潮, 农业转移人口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第三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重构
参考文献
[1] 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 2010.
[2] [美]唐布莱克, 郭星华等译.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44.
农村人口县域城镇化范文第5篇
1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意愿与期望调查分析
1.1 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蚌埠市为例, 通过对蚌埠市乡镇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以及问卷调查来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意愿, 根据农民的诉求来对城镇化问题进行研究。蚌埠市作为皖北农业人口大市, 通过对其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调查, 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加快就近城镇化的进程。
通过对问卷的整理与分析, 可得出蚌埠市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大致情况。在回答:“您是否愿意搬迁到本市更大的城镇居住”这一问题时, 调查结果显示, 34.67%的农民选择愿意, 而65.33%的居民表示不愿意。由此可见, 蚌埠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的意愿并不强, 政府为促进就近城镇化进程还需采取更多的措施和出台更多利民的政策。
1.2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期望分析
为了了解蚌埠市农民对就近城镇化的期望状况,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设计的问题如下:“在下面何种情况下, 您愿意转为城镇市民户籍?”并给出相关的选项。调查结果显示, 选择“自己孩子能与城镇居民孩子享受同等的入学受教育的待遇”这一选项的比例最高, 达到62%, 从中可以看出父母都非常注重孩子受教育的问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都非常的普遍, 这也成为当下很多农民选择进城的原因。其次选择的为“家庭成员能够落实城镇社会保障 (养老、医疗等) ”, 比例达到55%, 由此也能反映出很多农民对未来的担忧以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第三选择为“政府能够为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 比例为42%, 可知城镇的高房价对农民进城是很大的阻碍因素, 使得很多有搬迁意愿的农民望而却步。其余选择“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申请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其他”的比重分别占34%、19.6%和9.5%。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农业转移人口在就近城镇化时关注的焦点在于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及城镇住房。
2“双拉力”模型及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2.1 双拉力模型
为了分析就近城镇化模式及其内在机理, 以及对影响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因素进行探讨, 本文从乡村与城市相互作用的角度, 在对“推拉”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 构建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模型, 即“双拉力”模型。在模型中, 乡村与城市的拉力即乡村与城市各自的吸引力。而在此处, 乡村和城镇的推力仍然存在, 但由于相比起来作用并不显著, 或最终与其拉力作用方向相交叉一致, 故在此不作讨论。
2.2 农民愿意搬迁的因素城镇的拉力
2.2.1 就业机会与收入。
就业机会的多寡以及收入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决定居民的迁移意愿与迁移行为。调查数据显示, 被调查家庭的收入来源若完全依靠农业生产则其月收入会远远低于从事非农生产的家庭。毋庸置疑, 相较农村而言, 城镇中的工业、服务业更加的发达, 就业机会更多, 收入水平也更高。问卷结果显示, 在愿意就近城镇化进行搬迁的农业转移人口中, 有48%的农民都选择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高的收入水平”。
2.2.2 优越的环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生活与居住环境也产生了更高的追求。相较农村而言, 城市中有着完备的基础设施, 便捷的交通,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 这些都构成了更加优越的生活与居住环境。调查发现, 在34.67%有迁移意愿的农民中, 在回答“您愿意搬迁到城镇的的因素为?”这个问题时, 结果为“找个更好的住处”占36%, 反映了农民对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的期待与追求。
2.2.3 子女受教育机会。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发现, 为子女读书提供便利的条件是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占比41%。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父母都选择送子女去城镇学校接受教育。通过走访调查可知, 一方面, 在蚌埠市的乡镇农村地区, 由于适龄儿童的减少, 生源严重不足, 很多农村小学都被大幅度的撤并。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差距, 城镇中拥有更多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师资资源, 城乡之间的教育条件差距较大, 这也是很多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往城镇读书的重要原因。
3 农民不愿意搬迁的因素农村的拉力
3.1 较低的生活成本
对蚌埠市乡镇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走访可以发现, 农村农民的自给自足性消费所占比例很大。但农民一旦搬迁到城镇, 就需购买自家生产的消费品, 且会面临着城镇高昂的房价以及物价, 这无疑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通过调查可以发现, 在回答“您不愿意搬迁到城镇的的因素为?”该问题时, 31%的农民都因为城市的较高的生活成本而不愿意进城, 较高的生活成本成为阻碍农民进城的重要影响因素。
3.2 舍不得家乡的土地与房屋
通过走访调查可知, 大多数的农民都有着宽敞的住房和一定面积的田地, 而这些自建房是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 所以当农民选择进城, 这些房屋便会处于闲置状态。而对于田地, 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农村,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扮演着社会保障的角色。再加之国家对耕种田地的优惠政策也吸引着农民, 并且农民在土地经营上可以选择灵活的经营方式, 来获得一定的收入, 这都让农民难以割舍家乡的土地和房屋。
3.3 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
在农民不愿意搬迁的诸多原因当中, “从未想过搬迁”“不想离开家乡”所占比例分别达到24%、29%。由此可见, 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家乡或压根就没想过搬迁, 他们割舍不下家中的房子、土地, 也难以承受与亲人分离的苦楚, 更难以适应由乡村的“熟人社会”到城镇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这体现了广大农民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和深厚的乡土观念。
4 合理推动就近城镇化的对策和建议
就近城镇化不仅能缓解当下由于异地城镇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且能促进当地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推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调查结果来看, 目前蚌埠市乡村地区农民就近城镇化的意愿并不强, 故政府在推进就近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当根据农民的诉求, 推出更多利民的政策, 增强城镇的拉力, 来推动当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4.1 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增加就业机会
通过问卷调查可知, 农民愿意进城的主要原因是城镇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来更高的收入以改善生活条件。而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离不开产业支撑的。因此, 根据农民想要寻找更好的工作这一诉求, 应不断加大对蚌埠市第二、三产业的扶持力度, 使得城镇的发展能够更好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4.2 改善基层教育, 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很多家庭选择进城的主要原因都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与农村相比, 城市中的教育资源更加丰富, 师资力量与办学条件都更好。但随迁子女时常会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 所以, 当地教育厅要做好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工作, 简化入学手续的流程, 统筹安排, 使得农民工子女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资源, 统一教学, 推动教育平等化的实现。
4.3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促进市民化
在不愿意就近城镇化的因素中, 有42%的农民都选择了“舍不得家乡的土地和房屋”。虽然很多农村家庭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很小, 但很少有农民愿意放弃土地的经营及承包权,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 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 更是他们基本的社会保障, 所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激励下以及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 农民放弃土地进城的积极性并不高。
所以, 需要完善相关的土地制度,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这样农民可以摆脱土地因素这方面的束缚, 也能促进农村田地的规模经营, 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统筹发展。
4.4 加强乡土文化建设, 减少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心理成本
本次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 在农民不愿意搬迁的原因中, 乡土情结因素所占比例很大。长久以来, 我国农民都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 乡土观念很强。因此, 想要促进就近城镇化的发展, 必须要降低农民进行搬迁的心理成本, 加强乡土文化建设, 营造良好的乡土文化氛围。
摘要：就近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一种新的路径选择, 对其进行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蚌埠市为例, 通过对蚌埠市乡镇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以及问卷调查来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期望与意愿, 并基于“双拉力”模型对影响迁移的因素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促进就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就近城镇化,农民意愿,蚌埠市
参考文献
[1] 陈双双.河南省农民迁移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D].东华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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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亚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调研报告[D].郑州大学, 2014.
农村人口县域城镇化范文第6篇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及成本分担机制的内涵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村人口在城市获得非农职业, 取得城镇户籍, 转变社会角色, 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各类社会保障权利而逐步融入城市, 成为真正城市居民的过程[3]。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仅是实现身份和职业的转换, 还要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扎根,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 享受与城市市民完全相同的待遇和社会权利[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 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定居生活并获得相应福利待遇和均等化公共服务等所需进行的各种经济成本投入, 包括就业成本、保险成本、住房成本、医疗卫生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等[5]。其中, 政府主要承担职业培训和教育、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城镇基础设施和就业岗位等方面的部分成本;企业主要承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保障性住房、城镇基础设施和就业岗位等方面的部分成本;个人在各方面成本分担中均承担少量成本。
2 对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量化分析
2.1 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范围界定和测算方法
目前, 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在范围界定、测算方法等方面看法不尽一致, 因此计算结果差异较大[6]。为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测算结果, 首先, 将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划分为职业培训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城镇基础设施成本、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在此基础上, 通过分类加总计算、设置权重及函数比较法计算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中所占比重。
2.2 对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2.2.1 职业培训成本
职业培训成本包括就业创业成本、技能培训成本、职业教育成本等, 根据《株洲市统计年鉴》 (2014年) 和政策依据, 对6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等需要政府投入资金60668万元, 个人承担费用26 544万元。
2.2.2 社会保障成本
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方面。本文根据株洲市城镇职工缴纳的上述每一项社会保障收入及对应的期末参保职工人数, 分别计算出对应的社会保障成本。2014-2020年, 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 由政府部门承担部分为516 801万元, 企业承担部分为1 711 991万元, 个人承担部分为3 412 251万元, 政府、用人单位 (企业) 和个人的分担比例为1.5∶5∶3.5。
2.2.3 保障性住房成本
保障性住房成本指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能在城市安居而必须进行的最低资金投入, 包括廉租房、经适房、公租房。2014-2020年, 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共为60万, 人均承担的住房成本为12 011元 (中国中部地区为9 512元) , 2014-2020年全市农业转移人口保障性住房总成本为720 060万元。国家补贴金额为150 038万元, 企业承担部分为480 015万元, 个人承担保障性住房成本为90 007万元, 政府、用人单位 (企业) 、个人分担比例为2.1∶6.7∶1.2。
2.2.4 城镇基础设施成本
依据《株洲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2014-2020年) 》的测算, 2014-2020年城镇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为1 000.9亿元。城镇人口每增加一人, 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增加135 807元。2014-2020年, 株洲市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为60万, 城镇基础设施总成本为8 148 420万元。因此, 2014-2020年, 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移的城镇基础设施成本, 由政府部门承担部分为3 259 368万元, 企业承担部分为4 074 210万元, 个人承担部分为814842万元, 政府、用人单位 (企业) 和个人的分担比例为4∶5∶1。
2.2.5 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需要增加的私人生活成本包括除去住房成本及市民化前 (参照全市低收入户) 的方方面面的生活支出, 根据《株洲市统计年鉴》 (2014) 中的相关数据, 将2014年株洲市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 (不含居住) 减去低收入户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 (不含居住) , 推算出2014年株洲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需要增加的人均私人生活成本为9 754.31元, 2014-2020年, 株洲市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为60万, 因此, 2014-2020年私人增加生活成本为585 258.6万元。
综上所述, 2014-2020年, 全市60万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所需投入包括政府、用人单位 (企业) 、个人三方投入, 共计投入13 173 301.6万元, 其中, 政府需要累计投入4 115 975万元, 用人单位 (企业) 需要承担6 357216万元, 个人需要承担2 700 110.6万元。政府、用人单位 (企业) 、个人分担比重约为31.2%、48.3%和20.5%。
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
根据上述的数据, 确定各自的权重值, 利用公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Y=Ci1*政府分担权重i+Ci2*用人单位分担权重i+Ci3*个人承担权重i (其中i=1, 2, 3, 4, 5) , 通过计算得出结果Y为4907353.121万元, 以此作为基准值, 再次计算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所分担部分的权重值, 通过公式:
Y1=政府分担成本*政府分担权重+用人单位分担成本*用人单位权重+个人分担成本*个人权重
得出Y1为5 840 519.489万元, 比较Y和Y1, 可以看出所设置的权重值为优。
4 政策建议
要妥善处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中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 保证政府、企业、个人履行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应尽职责, 亟需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4.1 落实政府在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工作任务
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的推进中, 承担着重要的引导、投资和服务等方面任务, 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相关机制与办法, 能为成本分担机制的落实提供重要的资金、土地、服务保障, 加快实现株洲市全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4.1.1 制定出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办法
依据保障基本、循序渐进的原则, 以政府为引导, 建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办法, 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履行提供城镇服务保障。以居住证制度为载体, 依据居住证持有人在株洲市城镇地区连续居住的年限, 为其提供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探索建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具体办法。
4.1.2 加快发展二、三产业, 提升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着力发展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 引导企业加大产业项目投资, 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航空、汽车、服饰为主导的第二产业, 逐步提升第二产业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容纳能力。加快服务发展, 鼓励发展旅游、商贸、物流和家政等产业, 不断增强城镇就业容纳能力。
4.2 监督企业履行在成本分担机制中的相应职责
依据株洲市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核算和分担机制研究, 企业在职业培训、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三大领域, 承担着重要职责。
4.2.1 引导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以“培训一人, 就业一人”“就业一人, 培训一人”为目标, 由政府进行投资、补贴和引导, 以企业为实施主体, 全面实施“株洲市万名人才蓝领精英人才计划”, 使全市有培训愿望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至少接受一次或以上的技能培训。组织中高等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和技工院校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教育培训, 与街道、社区合作, 举办灵活多样的社区培训, 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依托创业培训机构, 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和创业项目, 根据培训对象特点和需要组织开展创业培训, 重点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创业项目指导和企业经营管理培训, 提高培训对象的创业能力。
4.2.2 监督企业承担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成本
探索养老保险全民登记参保, 详细记录参保者个人基本信息、社会保险缴费信息和权益, 逐步建立全民参保长效机制。以劳动合同为主要形式, 确立个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就业权益提供保障。要求各企业制定公司企业保险制度, 为进入企业工作的农业转移人口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履行企业在社会保险方面应承担的成本分担职责。加强与工商、税务和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 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 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参保意识, 实现应保尽保。
4.3 引导个人承担在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应尽义务
以株洲市全域为试点范围, 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通过土地流转、农村金融等方面的改革,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经济能力, 引导个人有意愿、有能力的承担成本分担义务。
4.3.1 引导农民自愿进行“市民化”转变
土地流转后, 进入城镇经商或办企业的农民, 可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和兴办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其子女可在县市区教育部门指定学校就学, 享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待遇, 使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进城落户。设立土地流转奖励基金, 对参与土地流转的乡镇、村集体、企业、农户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 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土地流转, 促使农民积极进城落户。
4.3.2 保障农民有能力进行“市民化”转变
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 为土地流转的实施奠定权属基础。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交易试点, 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益有效实现形式, 为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市民化”成本资金拓宽途径。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农民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 或由政府出资控股成立村镇银行, 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机制, 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进一步提升农民经济实力。
摘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是成本分担机制, 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共同构建了“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主要分为职业培训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城镇基础设施成本和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5大部分, 通过设定各项成本的权重值, 计算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成本为4 907 353.121万元, 以此作为基准值, 通过比较确定权重值的优越性。利用这种方法有助于为推进株洲市全市范围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建议,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新型城镇化,湖南省株洲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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