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制范文（精选6篇）
金融机制 第1篇
新时期我国金融扶贫的机制与模式创新研究
1.关于金融扶贫机制设计问题
金融扶贫与财政扶贫是两种不同方式的扶贫方式，在国家的整个扶贫失业中而这缺一不可。金融扶贫机制的设计需要考量财政扶贫，发挥金融业的作用，处理好盈利性金融业和政策性扶贫二者的关系，且金融扶贫需发挥主体作用。无论是财政扶贫还是金融扶贫，存在的问题大体相同，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扶贫制度不合理。扶贫机制的设计需要明确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实施者之间的关系和贫困人口与政策实施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继续沿用“财政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货”的战略体系，运行机制转变为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唐绍祥，2006）。有学者曾对环首都贫困县扶贫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扶贫项目选择和扶贫资源整合机制，确保扶贫机制的长效性以及通过机制创新,变“扶贫”为“防贫”等建议。广东省梅州市拾荷村创建了地区性的拾荷模式金融扶贫机制，实现了由传统的资金扶贫、项目扶贫向制度扶贫、机制扶贫转变，走出了一条运用金融机制扶助贫困山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路子（王敬力，2011）。为更好的扶贫，需要通过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作用，加强金融支农力度，不断完善金融扶贫机制。大型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很大，但近年来支农力度开始下降，这就需要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激励相容理论和博弈论等机制设计理论有效引导大型金融机构，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当地实际情况设计具有适用性和执行性的机制，以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王庆国，2009）。并且各种金融机构在机制设计理论指导下通过整合各反贫困力量，建设横向传递机制（赵曦，2009）。刘娟（2010）对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和实现城乡共同目标这三层次目标在不同扶贫任务和地区差异上提出“开发扶贫与救助扶贫”两轮驱动扶贫机制，并提出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扶贫资金投入管理、扶贫项目瞄准、产业扶贫等机制。而韩伟等（2013）则认为其存在一定缺陷，为更好实现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创新。他们提出企业、政府和个人多主体参与的扶贫系统机制构建，此系统拥有启动、培育和发展三层联动扶贫机制、实施保障机制和绩效评估与反馈机制，分别对三层次目标有针对性的进行扶贫，各个主体积极参与以实现脱贫。湖北省通过实践建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可持续金融扶贫机制，制定了60余项本土的扶贫措施和5类扶贫开发举措。贫困地区的脱贫得到一定改善，但距离形成金融扶贫投入———扶贫地区经济增长———金融资产保值增值———金融资源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还有一定距离。可持续发展金融扶贫机制能让金融扶贫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实现平衡，我国需要积极践行（胡德，2013）。
2.关于金融扶贫模式问题
成立初期中国实行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到现在的以农村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综合型扶贫阶段，国内的金融扶贫模式也在不断改变。我国最初是具有明显政府干预色彩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模式。改革开放到2000年间，金融扶贫以注重社会效益的福利性贫困为主要模式，政府意志主导。但这种模式最终给农村地区带来很大的危害，导致金融机构几乎不涉足金融扶贫工作。在严重的寻租行为和低下的资金使用效率下，国家开始对扶贫贴息贷款体质进行改革，对扶贫贴息贷款实施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下放管理权限，引入竞争机制。曾有人提出在农信社和互助资金结合上探索扶贫开发的新模式，如扶贫贷款风险保证金模式、扶贫担保公司模式、委托贷款模式等，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黄承伟等，2009）。扶贫贴息贷款深入推进，从奖补资金模式、担保基金模式、民间金融中介模式、国际援助模式发展到至今的政府积极引导和扶持的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杨谊，鲁志新）。甘肃省贴息资金为贫困农户发展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农户贷款渠道拓宽，贷款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李文瑞，2012）。但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机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在商业化趋势下金融扶贫工作存在一定问题。在拥有政策和体制机遇条
件下，政府部门不断推进金融扶贫模式，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改革、创新以及政府扶持等多渠道强化。徐荟竹等（2012）认为我国可以依据具体情况吸收国外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多元小额信贷和农业保险各方面模式的经验教训，建立合适的政府积引导支持的金融扶贫模式。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机构之一，一直以来积极参与金融扶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服务、扶持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培育贫困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放贴息贷款、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机构、强化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但存在很多制约因素，需不断完善，且探寻与商业化经营的结合点（农村产业金融部课题组，2013）。商业银行具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能有效关键性的资金问题，扩大扶贫贴息贷款规模。美国、印度、泰国和巴西等国的商业银行在金融扶贫中发挥很大作用，通过其可行性分析，杜晓山（2013）提出了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扶贫的举措。不同类型的金融要采取不同的金融扶贫模式，现在的金融扶贫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金融扶贫要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制金融的作用，坚持体制上与商业性金融融合、目标上与政策性金融一致。且强调其不同于财政支农和资源的完全市场化自由配置，强化其主体地位，处理好政府与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关系。
金融机制 第2篇
关键词：退出机制;清算
自从中银信、中农信、海发行等事件以来，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问题就层出不穷，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及国家隐性担保逐渐弱化，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以及具有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将会使一部分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金融机构被淘汰。
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清算制度和市场退出的问责制。
近几年来,国家替关闭清算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共投入5万亿元，约占GDP的1/3。
主要有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来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治理金融“三乱”给各省补贴亿元左右;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央行再贷款6700亿元;向中行、建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股改中核销不良资产和免税绝对超过1万亿元;给农信社兑付票据1700亿元及补助200亿。
国家对金融稳定付出巨大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而对这些金融机构实施了过度救助。
通过对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典型案件加以分析发现我国金融机构在市场退出过程中明显地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行政手段取代市场手段。
对问题金融机构的过度救助不但不利于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的提升，反而助长了道德风险，鼓励或者诱发金融机构的恶意经营行为，不利于加强居民和企业的风险意识。
我国的中央银行不但承担整个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而且也承担个别金融机构的非系统性风险。
以证券业为例，至，证券业风险频发，从南方证券接管到东北等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资金区分不清、非法委托理财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后，央行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撤换机构负责人、通过再贷款弥补机构亏损的做法，而大部分金融机构最终还是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再贷款的，从而实际上是把金融机构风险损失转嫁给了公众，最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对金融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兼并重组代替市场退出。
市场退出是完全性淘汰机制，兼并重组是优化机制，总体上不产生市场退出的淘汰机制，如果简单地用行政兼并代替市场退出，实质上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为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救助，反而进一步积聚风险，不能从本质上化解和分散风险，不利于我国金融机构依据发展和竞争的需要积极开展战略性重组和通过收购兼并来迅速扩大规模。
三是不能真正保优汰劣，只有强强联合才能产生优势，强弱联合只能导致优势和效率递减。
金融机构的失败意味着局部丧失效率，只有对丧失效率的部分进行适当处理，才能保持整个体系的高效运转。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模式。
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根据问题机构的现实状况，选择行政接管、重组并购、关闭清算等多种市场退出方式，以尽可能小的处置成本和公共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债权人和纳税人的利益，并坚持以下原则：
1、适时原则。
及时、恰当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可以有效降低处理风险的成本。
推迟有严重问题金融机构的解决不会有好的结果，不稳健的金融机构继续经营，往往会采取风险更大的做法，会削弱原来是稳健的竞争者而增加全系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在金融机构明显的缺陷暴露之后才采取措施，这对于保护失败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全部利益来说经常是为时已晚。
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处理必须准确果断，同时注意选择市场退出的时机。
以海南发展银行为例，关闭是资产总额154.7亿元，账面损失43.8亿元，加上中央银行为救助该行的再贷款37.9亿元及自拆17.35亿元，资产损失率高达55.4%，因拯救或处理不及时增加的损失大约50亿元，占海发行总资产的30%，根据统计，自以来全国关闭银行机构的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按海发行30%计算，由于我国椭圆处理的做法导致最终关闭的机构损失增加超过300亿元。
从另一方面讲，假如及时救助就可以减少300亿元的损失。
2、适度原则。
从宏观角度市场退出是一种“效率转移”的指示器，可增进金融制度的效率贡献并能获取帕累托效率。
但它毕竟有着相当大的社会经济成本，因而又是具有非帕累托效应。
因此就应坚持加强金融监管为主，市场退出为辅的尽量少破产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震荡，对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可以区分不同性质的银行，采取不同的退出方式。
3、风险最小化原则。
基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两难选择。
市场退出的关键意旨在于化解风险，但这一行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定范围和区域内不同程度的金融震荡。
第二，要做好对资产与负债的处理。
首先是对资产的处理，抵押优质贷款应该不被清算且继续保留在金融系统中。
其次是对债务的处理，要加强对中小存款人和债权人的保护，机构破产会导致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危机传染和挤兑，即使是在最有效系统中，破产清算通常都不是金融机构倒闭尤其是银行倒闭最优的退出机制。
与破产清算或行政关闭不同的方案包括私人部门的清算方案，比如兼并和收购，以及私人和公共部门结合的清算方案，如收购和接管交易、保险存款转移等。
尽管纯粹的私人部门清算方案不涉及任何公共部门和存款保险资源，但是其他管理部门积极参与退出清算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收购和接管交易意味着在撤销失败金融机构之前，只有受损资产和某些债务留在倒闭银行等待被清算和处置，而将其资产和优先债务向其他金融机构转移。
对资产的收购接管交易既可以使实现资产的贬值最小化和风险传染最小化，因为存款人仅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不能使用他们的资金，而贷款也并没有离开金融系统。
如果能够及时处理金融机构危机，在资产价值低于负债之前清算，可以采用完全的私人部门清算方案。
如果优质资产不足以用来偿付职能部门希望转移的债务，就需要利用存款保险或其他公共资源，通过私人和公共部门结合的方式予以清算。
其处置方法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存款清偿法和购买与承担法，以前者方式下破产机构的运营价值将基本全部丧失，因此只使用于特许权价值和组织价值比较小且资产比较差与无买主的机构。
美国RTC用此方式处理机构总数约11.3%，资产总量约3.0%。
后者是指由较好的金融机构购买其部分或全部资产，并承接其全部存款。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RTC的做法是有本部门专家或委托专业机构对破产机构清算价值进行估计，然后进行投标，并将最高标价与事先估计的清算价值比较，高于清算价值的，则达成交易，否则，采用存款清算法进行处理，亦称最小成本原则。
表1统计了美国在处理80年代金融危机过程中处理失败商业银行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大量使用了市场化的购买与承担方式，处理的商业银行分别占处理总数的73.5%和61.5%，处理的资产比重分别达67.4%和78.7%。
不同的方法对金融机构价值损失影响的差异十分明显。
根据上面的处理方法选择原则，实际上的失败金融机构的质量决定处理方法，而处理方法影响处理成本，购买与承担法的确有效减少了金融机构价值的损失。
第三，采用激励相容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设计方案，通过激励相容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和监管约束，减少道德风险。
比如日本长期对银行业的过度救助，导致规模竞争代替质量竞争，效率下降以及坏帐扩大。
美国高级经济顾问Jeffrey A.Frankel指出正常的金融制度甚至应时不时地有金融机构倒闭的发生，虽然严格市场退出约束有可能导致有效率的机构被错误关闭，但造成的损失远小于实施该政策获得的总效率。
1、激励相容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应该是公开的、明确的。
2、需要确定激励相容的损失分配方案。
应该在事前确定结构化的损失分配方案，在事进行严格监督执行。
3、需要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及时纠正和清算。
当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对经营失败金融机构的及时纠正和清算尤为重要。
对失败金融机构的及时干预还会避免因其进行不正当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扭曲效应。
失败金融机构试图通过高利率吸取更多的存款资源，冒险扩张他们的贷款组合扩大了金融脆弱性，还会导致其他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
退出机制的设计还需要避免过度利用公共资源对失败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宽容态度来拖延清算时间。
第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目前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构造中的一些关键细节还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和利益上的取舍。
对参保金融机构的费率设置是目前关键的一个技术难题，如果实行统一费率那么对规模较大和质地较好的金融机构就存在逆向选择的可能。
在此问题上，笔者认为关键是看对金融业分类监管和评级能否有效运作，而且需要在市场中形成符合金融规律的分类评级制度。
在赔付问题上，如果金融公司发生破产清算界，如果比例过低，那么存款人的存款就会在赔付率的零界点分散到多家金融机构，反过来又影响了金融机构存款结构问题，而且造成存款短期化的倾向。
由于中国的银行是主要的融资市场，一旦出现存款短期化现象，很可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资产的配置问题。
在此不能过多地参照发达国家的赔付率，这主要考虑到国外银行主要提供的中短期贷款服务，企业的长期资金和固定投资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
在存款保险体系中，不仅要考虑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散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存款人的风险承受压力。
同时建议尽快从隐形存款保险制度转换到明确存款保险制度，因为我国的隐形保险制度已经显示出严重的高成本性和脆弱性，如央行为救助海南商行提供的再贷款占其存款总额的66.5%，还有招行沈阳分行因辟谣导致13天挤提存款的6.2%。
事实上，中国金融业在退出机制的风险处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方面，一些问题券商可能被摘牌，20以来部分高风险券商相继被行政接管或托管。
银行业方面，加大了资金投入，置换了大量不良资产，减免了部分营业所得税等，为解决市场退出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停业整顿的金融机构转入撤销或合并重组，处置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继佛山市商业银行退出之后，银监会表示要争取用一年时间清理掉最差的城商行。
9月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量由原来的60000多家减少为24000多家，还通过多种方式分类处置了83家城市信用社使之减少至245家，其中69家改制为农村信用社，9家组建城市商业银行，5家被商业银行收购。
另外，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工作有了新成果，系统性风险基本得到控制，在已获得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中，有5家停业整顿，租赁公司有3家停业整顿，1家进入破产程序。
虽然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意见存在着多方利益的激烈博弈，毕竟政策资源、行业监管资源对市场资源的合规性的影响关系到今后金融业运行中利益分配格局和风险分担格局的沟通和协调效力。
笔者认为只要参与各方明晰各方的责权利间的关系，理顺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关键性细节，对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要照顾到利益上的平衡，就会使得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更加全面和富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何仕彬.银行不良资产重组的国际比较[M].中国金融出版社，.
金融机制 第3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创新,新型协调机制
一、我国金融监管与金融现状
(一) 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
随着2003年银监会成立, 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 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按照这种体制分工, 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 (1)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则分别负责证券、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 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 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
(二) 我国金融业现行发展状况
1.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业务相互渗透。
2005年2月,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 允许商业银行在“法人分业”的原则下, 出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同年4月,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首批可以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目前, 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合作形式仍主要以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为主。而保险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可在二级市场买卖已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和一级市场配售新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新发行的基金, 按一定比例向保险公司配售, 并根据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增发新基金。
2. 金融集团 (控股公司) 逐渐形成。
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第一大类是由单一金融企业发展而成的金融控股集团, 如中银股份、平安集团等。第二大类是由非金融企业、工商企业或综合性企业发展而成的金融控股集团, 从实体经济过渡到单一金融业务再拓展到两个及多个金融行业, 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
(三) 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2000年9月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 由主席或其授权的副主席参加, 会议还邀请央行等部门参加。三方监管部门按照会议议定的事项, 协调有关监管政策。2003年9月18日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2004年6月28日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
二、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 监管真空与重复监管
分业监管使得各监管部门自成体系, 缺乏一套监管联动协调机制, 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 使被监管对象有可乘之机, 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经营的矛盾, 出现业务交叉中的监管真空。“佳昌公司”案 (2) 就是监管不力产生金融案件的典型佐证。
(二) 监管成本较高
我国金融监管成本存在急剧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央的预算约束比较宽松, 职能长期不确定, 以及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 使监管成本存在膨胀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机构庞大, 人数众多, 人力成本较高。二是监管制度设计重复, 成本增加。三是现场检查的实施效果差, 监督成本高。
(三) 风险控制不力
长期以来, 我国金融监管的重心主要放在市场准入管理即金融机构设立的审批上, 而没有放在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监控和防范上。金融机构的经济的经营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范与监督, 风险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化解, 致使金融领域内部矛盾重重, 金融运行风险加剧。例如, 2004年10月发生的中航油事件, 反映了衍生产品交易存在巨大风险。
(四) 缺乏统一监管的权威性
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中缺乏自我约束的同时, 没有与公安、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形成稳定的执法协作关系, 信息不能实现共享, 执法的准确性、有效性难以保障, 这些都使金融监管的成效大打折扣。
(五) 金融产品创新受到约束
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 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 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 当一项交叉性新的金融产品推出时, 往往需要经过多个监管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 丧失了创新产品的优势。此外, 我国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的严格限制, 使得金融机构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及时提供多功能的综合性金融产品, 由此影响到金融主体的市场行为及策略, 不仅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而且制约了金融业的产品创新, 使得我国金融业竞争力急剧下降, 无法与国际金融业巨头相抗衡。
(六) 监管模式不利于行业公平竞争
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 跨国金融集团在进入我国后, 即使各子公司受到中国的法律的限制实行名义上的分业经营, 其国外的母公司仍会进行相互协调, 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 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一步恶化。
三、构建新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一) 伞形图
(二) 组织结构说明
1. 金融监管局。
以负责金融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为协调主持人, 央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非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参加设立金融监管局, 隶属于国务院。国家金融监管局不仅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和协调各功能性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 同时, 还要进一步将中国人民银行现有的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职能彻底分离出来, 成为金融业管理的最高机构。一般情况下, 国家金融监管局不得越过三大监管机构对其监管对象进行监管。只有当无法从专业监管机构获得相关信息或情况特殊紧急时, 国家金融监管局才可直接对其监管对象进行检查。
2. 秘书处、研究处、决策处、合作办公室。
监管局内设秘书处、研究处和决策处, 并在央行设立合作办公室 (3) , 并管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秘书处负责处理监管协调日常事务, 负责召集各种定期和不定期会议, 交换监管信息和协调各方立场、观点和监管行为。研究处主要负责对金融监管领域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合作办公室主要负责监管机构与央行之间的政策、业务见的协调与合作。决策处比照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做法设立, 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央行、财政部五部委人员, 同时吸纳外汇管理局、国家审计、税务、商务部、国资委、自律性行业协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非专业监管机构人员为成员, 负责处理高层次、复杂的、危机状态下的金融问题。
3.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在界限分明的业务领域, 维持分业监管时期基本业务分工, 认真履行各自职责。
4. 非专业监管机构。
新型金融协调监管机制中, 不能忽视非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作用。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 有利于主管机关对其财务状况、经营绩效和风险程度等做出正确判断, 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管理。此外, 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税务管理、审计管理等政府部门通过各种专项审计和专项检查间接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金融监管局应积极发挥非专业监管机构深入市场, 深入监管客体的优势, 全面汇集监管信息, 实施有效监管。
(三) 机制保障
1. 法律权威。
加快对金融法规的修订, 建立一套系统性、连续性、具有前瞻性的法律体系, 重点研究金融立法领域的真空地带和灰色地带、金融监管的业务交叉领域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立法规范问题。
2. 信息共享平台。
人民银行作为主办方, 利用网络或各种传播媒介, 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审计署等非专业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一个监管信息共享平台, 全方位地向各监管机构介绍、说明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如, 审计署可以非金融企业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放入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因为企业是银行的信贷客户, 贷款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是银监会实施有效监管应当重点掌握的重要信息, 而银监会存在这方面的弱点。
3. 制度建设。
完善联席会议制度, 扩充参加联席会议的主体。在行动上, 各家监管机构应彼此协调。
4. 人员培训。
具体监管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协调合作将管理念, 这样才能增加协调机制的可操作性。首先是统一, 监管人员应有更高层次的团队精神, 打破原先的部门本位观念, 以提高监管效率为最高目标, 从有效监管总体角度思考问题。其次是沟通,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非专业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是保证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
四、结论
提高监管效率, 推动金融健康发展是监管机构的共同目标。在如何应对实行金融混业经营以拓展盈利空间和增强竞争力成为全球化趋势时,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不同监管机构相互独立而紧密协调的伞形功能性监管模式应当时最为合理的选择。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共同发展的。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活动主体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活动, 而金融创新又迫使金融监管在方式和内容上不断发展。这种循环关系表现为“监管一创新一再监管”, 最终促进了金融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因此, 构建新兴监管协调机制, 是提高金融效率的有效途径, 是金融监管的创新, 有利于实现金融业的和谐监管, 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霜茁主编现代金融监管[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4
【2】孔令学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3】廖凡我国金融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与协调机制[J]证券市场导报200611
【4】孙慧金融监管中的监管信息与监管效率[J]上海金融20079
【5】甄玉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与选择[J]经济论坛2005
【6】卢钦张正君对建设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设计[J]华北金融20054
金融与仲裁双赢机制 第4篇
关键词：金融纠纷；金融仲裁；规则、双赢
一、金融仲裁的概念
首先金融交易是指：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保险市场上所发生的本外币资金融通、本外币各项金融工具和单据的转让、买卖等交融交易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存单、担保、信用证、票据、基金交易和基金托管、债券、托收和外汇汇款、保理、银行间的偿付约定、证券与期货等交易行为。②实践中，各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其他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之间交易十分频繁，资金流转金额巨大，一旦发生纠纷，能够做到快速、专业、高效率的解决纠纷，减少损失，压缩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必然受到金融业界的追捧，而金融仲裁便迎合上述需求。其次，金融仲裁是指金融机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等金融主体，依据仲裁协议或相关规定，将上述金融交易中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纠纷交付仲裁的一种准司法性质的金融糾纷解决法律制度。
二、金融仲裁的特点
在应对金融、货币以及经济学问题上，金融仲裁相对于诉讼和其他非讼争议解决方式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
首先，经济性。这主要体现在金融仲裁成本低廉。财产的成本主要有三种，交易成本、寻租以及保护成本。对于金融纠纷当事人而言，尽可能的降低保护成本，减少交易机会成本流失，防止损失扩大，是选择纠纷解决机制的首要考虑因素。仲裁费用低廉是仲裁有别于诉讼的显著优点之一③不仅对当事人如此，相对于机构冗杂的法院，金融仲裁机制同时将仲裁管理、仲裁员培养的成本压缩到极致，节约社会资源。
其次，自愿性。建立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之上，体现“契约精神”。金融纠纷产生前后，当事人可就是否仲裁、仲裁机构、适用规则、仲裁员选任等事项协商确定，尤其在适用法律规则上，不仅可由当事人自己约定适用法律，仲裁庭除可依据法律、国际惯例外，也可根据行业惯例结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对案件作出判断，④这不仅可以避免金融纠纷遇到的法院管辖权冲突问题，也避免法院在面临国家责任豁免理论前的尴尬。同时，诚实信用是仲裁员审理案件纠纷时界定双方权利义务、填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制约双方主动履行仲裁裁决的商事原则，这都使得金融仲裁裁决能够更好地被当事人接受和履行。
再次，保密性。金融仲裁非公开的保密性是诉讼无法代替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相比诉讼，仲裁可以满足当事人维护自身的专利、专有技术等不被泄漏的愿请，保护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尤为重要的是，在当今这个商业信誉被视为一个企业生死攸关的砝码的时代，仲裁的始终不公开对当事人的商业信誉几乎没有影响，这也使得金融仲裁在情感上更容易被当事人接受。
最后，高效、专业性。金融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诉讼中繁琐而充分的程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裁判者的恣意裁判权，但同时也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程序付出的代价使得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实体利益大打折扣。金融争议所涉标的额巨大，动辄千万资产，而这些资金长时间停滞在审判诉讼上，无论给社会还是当事人，都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浪费。金融仲裁迎合快速高效解决金融纠纷的需要，缩短举证、审理等期间，实行一裁终局，从时间和程序上为仲裁参与人节约处理纠纷的成本。除此之外，金融纠纷常常涉及晦涩的经济学、金融学知识，我国对法官的培养机制无法满足解决金融纠纷的专业要求。而各仲裁机构大多具有专业的仲裁员名册，仲裁员一般都是金融、贸易、经济以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以保证仲裁的专业性。
三、结语
如今，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和风险也显现出来。对此金融仲裁在解决金融纠纷中初露锋芒。同时，我国金融仲裁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步被市场所诟病，但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独立化金融仲裁规则实践的增加，金融仲裁在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先进作法的基础上，必将更加完善，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金融仲裁的优越性，为此，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金融仲裁先进的经验和理论成果，建立和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我国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
注释：
①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非讼争议解决方式”的总称。非讼争议解决方式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先后出现“诉讼爆炸”现象，法院不胜负荷至使诉讼严重拖延而兴起并迅速发展的。ADR概念源于美国，又叫“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目前学术界对其外延和内涵并无统一认识。一般认为，从广义上说非讼争端解决机制是指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如仲裁、调解、谈判等；而狭义上认为，非讼争端解决机制是指诉讼和仲裁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包括仲裁、调解、斡旋、和解等。本文从广义上理解非讼争端解决机制。
②《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第2条规定：金融交易是指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保险市场上所发生的本外币资金融通、本外币各项金融工具和单据的转让、买卖等金融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一）贷款；（二）存单；（三）担保；（四）信用证；（五）票据；（六）基金交易和基金托管；（七）债券；（八）托收和外汇汇款；（九）保理；（十）银行间的偿付约定；（十一）证券和期货。《广州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规则》第2条。
③《成都金融仲裁规则》第十二条：仲裁庭可以参照金融交易的国际惯例、行业规范、交易规则及金融市场自治规则作出裁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第四条当事人约定对本规则有关内容进行变更的，从其约定，但其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地强制性法律规定相抵触者除外。④梁玲玲.《金融仲裁法律制度初探》.
金融机制 第5篇
当前，美国前10家金融机构托管资金总额为93.9万亿美元;世界前10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6.7万亿美元的资产;世界前10家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为1.7万亿美元。上述这30家金融机构控制了超过112万亿美元的财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创造的GDP为14.5万亿美元，而全世界各国GDP的总和约为62万亿美元。“富可敌世界”正是这30家金融集团的真实写照。对这些财团而言，资产是投入各种项目挣取更多利润的本钱，是进行资本运作谋求暴利的手段。当它们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把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各类资本市场，特别是在极少数大投资银行的指导下共同进退，会带来什么后果?
据中国之声202月25日报道：“德意志银行的韩国经纪子公司面临10亿韩元的处罚。调查交易记录显示，11月11日韩国股市暴跌当天，共有价值2.4万亿韩元的海外投资者卖盘指令被执行，其中约1.6万亿的卖单是通过德意志银行旗下韩国证券公司执行的，德意志银行从中牟取了450亿韩元的利润。”韩国的案例中，国际投行的投资咨询报告实际上发挥着资本总调度、总指挥的作用。
两军博弈之时，资金分散、决策分散一方，亏是必然，赚是偶然。国际垄断资本在庞大的专业团队支持下，或买或卖，统一行动，赚多赔少成为常态。国际资本的账户虽然分散，但在国际投行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共同进退的资金规模远远超过本土投资机构，它们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乃至控制主导权也就不足为奇。见微知著。海量资本突然从各类市场套现离市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
二、重新认识金融霸权时代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几个习惯说法
1. 是财富蒸发还是财富转移?媒体在描述股市暴跌时，最常用也是最误导股民的用语是“财富蒸发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绝对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金融危机和战争最大的不同是，金融危机不会毁灭财富，更不会让财富从人间蒸发，它只是让财富快速、大规模地改变了归属。
2. 是危机爆发还是敛财结束?媒体经常在股市暴跌后向公众宣布“金融危机爆发了”，把暴跌作为危机爆发的起点。韩国政府的调查表明，股市暴跌是国际资本在高位套现离场后造成的结果，是财富被掠走的标志。因此，把股票暴跌视为社会整体陷入危机的开始并不准确。其一，对国际资本而言，股市暴跌是以钱挣钱周期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其二，股市暴跌只是小股民遭殃的起点，垄断财团却赚得盆满钵溢，用金融危机来指称整个社会陷入危机显然是不确切的。其三，股民在股市的投资多数被金融垄断集团吸走，市场现金极度缺乏，从表象看，这似乎是社会危机;从本质看，却是金融资本胁迫政府为其挣钱支付社会成本的一种手段。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国际垄断资本鲸吞民众财富
3. 一次“危机”和两次“洗劫”。国际垄断资本从股市高位套现离场，将股民的投资装入自己囊中是第一次财富洗劫。国际垄断资本借助现金短缺的“金融危机”，迫使政府用百姓血汗钱救市支付社会成本是第二次财富洗劫。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成本至少包括三项：政府无偿给银行提供救助资金;政府实行减免税收;政府的公共债务大幅扩大。时下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将第二次财富洗劫的规模推至历史巅峰。年12月7日新华网消息称，据美国《彭博市场》杂志报道，美联储秘密向美国大型银行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注资。美联储从8月至3月，共计向金融体系注入7.77万亿美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紧急贷款利率低得超乎想象，12月利率降至0.01%。美国的公共债务上限也一提再提，创出历史新高，达到15.2万亿美元。政府救市的海量资金都需要用未来的收入偿还，这是一些国家发生主权债务问题的核心。
三、资本运作脉络和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以钱挣钱是资本的生存方式和追求的唯一目的。它运作资本、鲸吞他人财富的经典程序是：推动货币从充裕向过剩转化;让投资收益大大超过资金成本，刺激起金融投机活动，让资产价格连续大幅攀升;统一调动资金在高位套现离场，资本实现盈利目标。
1. 在美元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前提下，流动性从充裕向过剩转变的推手是美联储，基本的操作工具就是降低美元利率。美元本位制实行之初，带来了投资能力迅速提高、实体经济发展加快的好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很快就把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人力成本低下的不发达国家，进而促成发达国家经济的金融化转型，出现实体经济萎缩，金融服务业比例上升，国民收入中金融收益超过销售利润，投资能力与实体经济的需求完全脱节、不成比例等经济金融化的显著特点。在这个背景下，国际金融垄断集团不再满足于挣取商品利润，而是利用自己控制资本和货币的长项，不断作局，以鲸吞全球财富。
在这场游戏中，垄断财团集中财富的媒介就是货币。因此，要把分散在百姓手中的财富集中起来，必须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所谓货币供给充裕是针对实体经济而言，而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消纳能力的货币供给当属供应过剩。以近80年来几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进行分析：
美国1929年金融风暴。19211929 年间，美联储除了下调利率外，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美联储仅在1928年就向它青睐的成员银行发放了600亿美元的货币，这些成员银行用它们15天的银行本票作抵押。如果这些钱全部兑换成黄金，相当于当时世界全部黄金流通量的6倍!通过这种方式发放的美元比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买入票据所发放的货币量高出33倍!
日本1980年代金融危机。美日“广场协议”签署后，为扩大国内需求，减少日元进一步升值的压力，日本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5次下调利率。为防止日元兑美元汇价继续上升，日本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买进美元、卖出日元，货币供应量因此迅速膨胀，1987年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
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案例中，流动性不是由本国货币政策当局降息或增发货币造成的，而是因大量借入美元，导致流动性泛滥。持有美元的投资机构能大量给东南亚国家放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
美国20次贷危机。20IT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45年来最低水平。
以上的历史记录表明，美联储的利率创下新低之后不久，就有一场危机到来。因此，美联储每次操作利率下行并创下低利率记录，就意味着一场金融危机开始进入酝酿阶段。
2. 让投资收益大大超过资金成本，推动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由于实体经济吸纳投资的数量受限于产能和市场，所以金融化时代的海量资金，实体经济无法全部吸收。过剩的资金要寻找出路，自然就流入投机性金融市场。在利润推动下，金融机构争相给借款人提供贷款优惠，金融市场的投机收益就会很快超过借贷成本，使投机活动迅速活跃起来。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就会脱离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出现迅速而持续的增长，形成泡沫。仍以几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揭示金融机构如何为股票等资产性投资与投机提供廉价资金，为资产泡沫膨胀推波助澜。
美国1929年金融风暴。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保证金只要求10%，即可以用1000美元的自由资金购买价值10000美元的股票，其他资金可以借贷。这大大便利了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与投机行为。在19代初期，证券经纪人贷款规模约在1015亿美元之间，1926年初扩大到了2025亿美元之间，1927年底达到34.8亿美元，1928年底高达60亿美元。
日本1980年代金融危机。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比较，1984年到1989年，日本的固定资产增长了35.4%，土地资产增加了129.2%，股票资产增加了93.4%。1985年日本的股票市价总额仅为196万亿日元，到1987年末，日本股票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其股票市价总额占到全世界股票市价总额的41.7%。
东南亚19金融危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为国际资本直接冲击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条件。外资并未如各国政府所愿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大量地流向了投机性强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飞涨。比如在泰国，住房贷款1989年为1459亿泰铢，达到7934亿，增长了5倍多。19881992年间，泰国地价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
美国年次贷危机。在房地产抵押贷款产品创新的推动下，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对次级借款人不断降低贷款门槛，使次级房屋贷款规模迅速扩大，20达到4000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增加到1.4万亿美元。伴随次级房屋贷款规模的扩大，以此为基础资产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相关信用衍生品也飞速发展。
3.“资金调动令”是调动资金在高位套现离场、造成资产价格暴跌的黑手。国际垄断资本利用资金优势洗劫他人财富是金融危机的本质，“自由”、“合法”是国际垄断资本摆脱犯罪嫌疑的挡箭牌与护身符。既然法律保护用钱挣钱的合法性，人们只能去关注金融、经济危机的复杂外表，研究危机的传导机制、相互作用等，而不能追究在“自由”与“合法”外衣保护下的垄断资本的罪责。事实表明，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发生在“金融风暴”之前的“资金调动令”(投资建议报告)或者“调整令”(突然大幅度改变银行利率)。
美国1929年金融风暴。1929年8月9日，美联储将利息提高到6%，紧接着美联储纽约银行将证券交易商的利率由5%提高到20%。美联储猛然提高利率之后，银行无法有效发放信贷。国际银行家们一拥而上，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大举吃进蓝筹股和其它优质资产。在这场空前的经济浩劫中，只有最核心圈子里的少数人事先知道投机大戏即将落幕，能够及时抛出股票，购买政府债券，然后完成个人财富的飞跃。例如，亨利莫金撒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 前几天匆匆赶到银行家信托公司，命令他的公司在3天之内卖掉所有股票。
日本“失去的”。美日“广场协议”之后，从1987年到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平均上涨94%，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东京的地价翻了两倍。1989年底，美国先由财长出面，高调宣称日本泡沫经济处于崩盘边缘，继而以美国金融机构为首的金融垄断集团做空日经指数。日经平均股指从1989年12月31日38915高点下降了63%;市值从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1992年的299万亿日元，三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因股市和房地产暴跌而造成的损失达6万亿美元，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韩国抓住了德意志银行的黑手。年11月11日，韩国股市在交易时间的最后10分钟大跌48点。期间，外国投资者共抛出大约2.4万亿韩元的卖单。韩国历时三个月进行调查，抓到了德意志银行发出的资金“调度令”和其他证据：(1)交易指令都来自海外，大部分来自德意志银行。(2)这批巨额卖单是在股市收市前的最后10分钟进行的，也就是在别人没有办法做出反应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操作。(3)德意志银行进行了期货和股指之间的套利交易。
高盛在中国发布的资金调度令。2010年11月10日，高盛集团向其主要客户发出卖出中国股票的操作指令，中国股市随后连续大幅下跌。这次我方找到了高盛的“资金调度令”，并复原了其运作资金的三个阶段：(1)中国股市低迷，众多券商在给客户的操作建议中建议客户卖出持有股票，但国际金融集团却步调一致地进行买入操作，并反复向客户强调买入操作的根据和理由。(2)中国股市突然快速上涨24%，众多投资者开始跟进买入，中国券商几乎众口一致向客户发出强烈买入的操作建议。(3)高盛集团突然在11月10日向主要客户发出操作指令，建议卖出持有的中国股票。
上述案例证明，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就是发布“资金调度令”或决定发布“调整令”操纵股市暴涨暴跌的幕后黑手。
4.“三个峰值”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外在标志。上述案例表明，货币形态的资本除了在汇市可以出现价值变化外，通常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变化莫测的是资本的替身各种有价证券。资本总是先躲进替身与有价证券所有人周旋，等到了市场价值的巅峰，其真身突然带着投资人购买替身的真金白银悄然溜走。
国际金融危机案例让我们找到了预警危机的线索。一是不到“峰值”，资本绝对不会现出真身，即攀上“峰值”是资本现身的前提。二是要把替身的市场价值变为现实利润，资本必须脱离替身还原为货币。现实生活中，金融资产的“峰值”就是股市、房市和汇市攀升至历史高位。这些有价证券的市值达到历史高位的时刻，就是投资的理论收益达到最大化的时刻，也就是资本套现离场的时刻。抓住资本现身的前提，也就找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临界标志。
为什么说一定是股市、房市和汇市“三个峰值”同时出现，才标志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因为国际资本投资从来都不会把钱装在一个篮子里。同一笔资金必定是一部分投资股市，一部分投资房地产。一个市场攀升至高位，另一个市场疲软，就满足不了资本预定的利润目标。因此，利用“三个峰值”作为金融危机的临界标志完全可行。就民族资本而言，它们和国际资本敛财的目标一致，但是对国家宏观经济的作用完全不同，民族资本通常继续参加“血液循环”，不影响国家资金总量，而国际资本进入当地金融市场的目的是挣钱，利润通常要汇出所在国，性质属于“抽血”。
金融自由化和美元本币制从根本上损害了各国的货币主权。汇率市场化自然也让外汇市场成了一个重要的赢利场所。我国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汇率在资本跨国流动中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中，国际炒家只能以人民币的形式进行套利操作，他们最终要把金融利润汇出中国，自然时刻关注汇率的变化。当股市和房市到达历史高位之后，汇率如果再升高，就等于给国际金融炒家再增加一个赢利杠杆，提供了出逃时机。这时的汇率必然引爆资金外流。
四、避免“三个峰值”同时出现，防范国民经济大失血
财务监控机制防范金融风险 第6篇
一、财务管理的松、假、差是导致金融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
财务管理作为以价值运动形式为主的、政策性与综合性较强的管理，对于主要从事资金流通与资本运作业务的金融公司来说，其好坏程度对企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财务控制乏力易导致金融风险
财务是企业资金进出的总闸门，通过财务控制可以帮助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金融公司由于管理体制、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财务控制往往显得非常乏力。如在办理资金进出手续时无章可循，法规资料不齐备;拨付资金不按业务的进度和节奏进行，造成损失浪费;以报代管，管贷不管收，资金回收工作抓得不紧，造成大量的呆账、滞账，不良资产越积越多。
此外，财务控制不力还表现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无法统一，上级财会部门不能有效地管理下属单位的财务，使得中央的调控措施和政策法规不能认真贯彻下去，资金周转缓慢，财会信息不能及时、准确传递，从而削弱了企业财务的集中统一管理，这无疑对金融风险的产生起了一种“促进”作用。
2.虚假的财会信息掩盖了金融风险
在真实性原则下，财务会计可以通过有关资料和信息清晰地反映出企业的业务发展情况，分析各种潜在的问题和风险，据此制定相应措施，从而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但如果在财会工作中注入了虚假因素，后果则会相反。
近几年，金融公司财会核算的虚假性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如所有者权益虚置，资本金不真实;搞账外经营，设立账外账;会计科目混淆使用，账账、账款、账实不符;通过人为调账使资产负债比例达标等。财会信息的虚假性使得许多企业长期粉饰太平，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只有等到各种问题越积越多，企业发展难以为继时，才惊慌失措，但这往往为时已晚。财会核算的虚假性实际上是保住了企业的眼前利益，断送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
3.理财技能低影响到金融风险的及时化解和消除
长期以来，许多金融公司的财会工作主要集中在日常的记账、算账，编制会计报表，不重视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使财会人员的理财意识仅仅限于传统的“增收节支”，理财技能贫乏，对目前急需研究解决的资源配置、资产重组、优化资本结构、缓解债务负担、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问题，缺乏深刻理解和认识。这必然影响到金融风险的及时化解和消除。
4.财会人员的违规操作直接带来金融风险
财务是企业资金运动的总枢纽，因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等原因，以及金融公司个别财会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如贪污挪用公款，利用公章私自划拨资金，搞恶性透支，虚开资信证明等，给单位和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也会造成金融风险。
由此可见，金融公司财务的一举一动，都与金融风险有着直接的联系;防范金融风险，必须重视财会部门的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财务的监控职能。
二、强化财务监控职能―――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公司的财会部门必须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增强现代理财意识，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符合国家监控要求与企业发展要求的新的财务管理机制，形成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坚实屏障，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地运行和发展。具体来说，应当建立和完善如下财务机制：
1.积极主动的财务决策机制
财务决策是金融公司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财务特有的决策手段促进企业决策科学化和合理化。
(1)树立新型的决策意识。包括风险决策意识、综合决策意识和效益决策意识。
(2)建立财会咨询队伍。可建立由财会部门牵头，即由精干、素质较高的财会人员和有丰富业务工作经验、又具一定财会知识的业务人员组成的财会咨询队伍，定期提供较详实的分析报告和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
(3)直接参予决策。为了把好投资、融资项目关，建立健全约束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公司都应成立投资、融资项目审查委员会，各下属业务单位根据需要成立审查小组，制定、实施一整套审查规定。企业的总会计师或总经济师应牵头组织活动，资深财会、审计人员应成为该委员会成员。
(4)为了明确决策责任，全面掌握业务情况，财会部门要建立投资、融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
2.严格、认真的财务控制机制
(1)强化制度控制。金融公司必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和《金融企业财务制度》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的财会制度，对会计核算、现金管理、成本费用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利润分配、银行账户管理等各方面作出详尽的规定，下发各部门和职工执行。企业应定期举办培训班，加强对财会基本知识和财会制度的宣传和学习，实行考试合格上岗制度，并制定执行财会制度的奖罚条例，把财会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职工及管理者的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标准来考核。
(2)把好审核关。财会部门在办理每笔资金进出、资产变动手续前，必须对有关的情况有一定了解，要求有真实、齐备的资料和手续。如若发现疑点，必须马上中止所办的有关手续，待事情弄清楚以后再办理，切不可盲目行事。
(3)实行跟踪控制，并组织有关计划、审计、法律等方面的人员进行项目评价，提供信息和建议供管理层参考，切实保证企业经济活动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4)加强同纪检、监察部门的配合，发现有违反财会制度的人和事，要严肃查处。
3.真实、科学的财会信息处理机制
(1)整顿会计工作秩序。金融公司对现有公司的资产、负债、投资和融资情况要进行全面的核查，调整不实的账务，以达到账款、账账、账实相符，尽快纠正会计核算中不真实、不规范的问题。
(2)实行财会信息责任制。上级部门要改变以往那种查出问题只追查财会人员的责任或只对单位罚款的作法，明确公司的管理人员必须保证会计资料的合法、真实、准确、完整，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对财会人员按其工作特点制定责任制，对会计核算的各个环节予以监督，并进行考核评比。
(3)抓好规范化、标准化会计基础工作。对财会部门内部岗位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范围要进行调整、改进，建立财会工作新秩序。人民银行应举办有关的培训班，对金融公司的财会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使之全面了解国家的财经政策和法律制度，提高财会人员的核算与理财能力，为防范金融风险打下基础。
4.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财务制衡机制
金融风险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财会部门除了自觉搞好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以外，还必须通过特有的核算和监督手段，去调节、制约整个企业的营运过程，使之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1)健全和硬化财务预算约束。财会部门每年必须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金融监管的要求，对企业的资产规模、资本扩张、资金借贷、经营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分配等指标进行反复测算和平衡，制定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的财务计划。
(2)加大力度抓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金融公司应当成立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协调委员会或协调小组，定期举行例会，通报资产负债情况，编制好资产负债比例考核表，讨论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办法。
(3)加强财会人员的集中统一管理。企业内部各单位的财会部门之间必须保持协调一致，保证统一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企业的财务制度。为此，金融公司对属下单位的财务应实行下管一级的办法，即财会人员尤其是负责人由上级单位委派，定期调换。财会负责人定期回公司总部财会部门述职，建立个人业绩考核档案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公司总部财会部门应更多地了解下属单位财会人员的工作情况，加强指导和督促。
(4)培养财会人员的自律意识，完善内、外部的对账制度，健全企业稽核监控系统，强化检查监督。
5.在现代资本市场上游刃自如的理财机制
如何防范与及时化解金融风险，财会部门除了增强社会责任感，改善日常工作以外，还必须学习和掌握理财技能，尤其是面对日新月异的资本市场，财会人员都必须积极涉足，成为理财能手，以此来帮助解决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
(1)梳理企业内部的各项经济关系，互解债务链，使内部资产负债结构趋向合理，减少资金阻滞，加速资金周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