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增长极范文（精选12篇）
金融增长极 第1篇
改革开放30年来, 山东省的金融业发展迅速, 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山东省目前的金融市场组织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初步建立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 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 (农村合作银行) 、外资银行机构等为补充的银行组织体系;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产权交易机构组成的资本市场组织体系;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组成的保险业组织体系。
但是, 我们在看到山东省金融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应当看到其金融业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 山东省目前的GDP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然而根据国内学者进行的全国各省市金融综合竞争力聚类分析得出的统计结果, 山东省在全国金融业发展水平中位于第二梯队, 而且与位居第一梯队的上海、北京、广东三省市相比差距较大。另一方面, 山东省内部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青岛和济南走在前列, 而菏泽等地无论在直接融资能力、金融资源聚集度、引进外资能力等方面都相对滞后。如何快速的发展金融业, 进而带动经济发展, 已经成为摆在山东省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难题。金融地理学、增长极理论与区域金融学的结合为我们研究山东的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金融增长极的发展理论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即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的限制下, 选择省域内的2到3个大中型城市作为省域内的金融增长极, 利用它们的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极化与扩散效应带动整个省域的金融发展, 进而促进山东省的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现阶段, 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增长极的研究还比较少, 在金融增长极研究方面有颇有建树的先驱者是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的院长张志元教授。张志元、牟卫康、张令凯 (2008) 提出了金融增长极的概念, 分析了京、津金融增长极对环渤海地区金融业的积极效应, 并比较分析了天津滨海新区与北京的优劣势。张志元、牟卫康 (2009) 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 提出打造济南、青岛金融增长极, 利用极点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山东金融业飞跃的政策建议。但是文章在金融增长极选择上, 只选用了金融相关性指标FIR一个单一指标, 并没有建立系统的指标体系, 并且缺乏时间序列数据的支撑, 文章的结论还略显单薄,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贾秀娥、牟卫康、袁萌萌 (2009) 归纳了金融增长极的概念及其作用机制, 分析其对应的形成机制, 重点论述了地方政府对构建金融增长极的作用分析, 并针对山东省的具体金融业状况, 提出省政府在推动山东省成为金融增长极的过程中的一系列措施。
综上所述, 国内对于金融增长极的研究起步较晚, 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 关于金融增长极选择与评价的研究还比较少, 而且所选用的方法都较简单, 数据支持力度不足, 没有形成相关的理论体系。因此, 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 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金融增长极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金融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在设计的过程中应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 所选取的指标应该能客观、科学地反映金融增长极的特征, 能正确反映金融业发展、经济系统建设、金融发展与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等的状况和金融增长极建设的整体状况。同时, 指标数据应易于采集, 且信息可靠, 易于对比和评价。而且, 整个指标体系没有重大遗漏、指标之间没有重复。因此, 金融增长极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科学性与整体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以及逻辑性与支撑原则。是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借鉴国内外经济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与区域金融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解释结构模型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该体系分为目标层、控制层及变量层三个等级。
注: (1) 金融相关比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 (即国民财富) 价值之比, 它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其公式为:FIR=Fn/Wn, Fn代表n时点上的各种货币存量余额及未清偿非货币金融工具净余额之和;Wn代表n时点上的国民财富的存量。目前根据有限的统计资料很难得出山东省各个地市的金融相关比。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 主要金融资产大部分集中在银行, 而银行的最主要资产是贷款, 因此利用存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 可以近似计算金融相关比。
三、山东省金融增长极的评价分析
(一) 评价模型的构建
本文首先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模型进行评价, 这三种方法都利用了加权和的思想, 各种评价方法互有优劣, 很难单纯根据一种评价方法给出最终的评价结果。因此, 根据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各自的特点, 结合Kendall一致性检验, 本文又设计了综合评测模型。通过综合评价, 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方法的优点并有效弥补各自方法的不足, 同时借用Kendall协同系数对测评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 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准确性。
(二) 评价分析
1.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我们选择2004~2008年度山东省17地市经济金融相关运行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山东省金融与经济数据统计时间较短, 样本容量小, 同时统计口径和各个地市的相关数据并口径不统一, 致使某些指标的样本数据并不齐全。考虑到我们的金融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指标都是效益型指标, 即指标数据越大, 代表该指标值较好, 因此, 不失科学性和一般性, 我们令缺失数据为0。在评价过程中, 我们选择2008年的山东省各地市的金融经济相关数据作为山东省金融增长极的主要评价数据。但是, 考虑到只评价一年的数据得到的结果不一定具有一般性或是普遍性, 我们还将选择在确定金融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时的加权数据作为辅助的评价数据。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 解决各指标不同量纲无法进行综合汇总的问题, 文章对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这里选择的无量纲化方法是归一化, 将数据变为0到1之间的数据。由于金融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所含指标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指标体系中的18个指标全部为效益型指标。应用的归一化变换公式为:
采用上述变换进行数据规范化后, 所得的效益型数据最佳为1, 最差不一定为0。
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对指标重要性的度量, 是表示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反映了指标对评价对象的重要程度、指标属性值的差异程度和指标属性值的可靠程度。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 (熵值法) 对指标权重进行测算。为了区分各年度的指标值的重要程度对本研究评价时间点的影响, 我们对其赋以变化的权重。具体的赋权原则为:以相应年度的尾数为权值。例如:2008年度数据权值为8, 2004年度数据权值为4。同时考虑到数据比较的有效性, 对于某年数据缺失的情况, 我们不纳入均值的计算。通过选用Excel软件对我们所得到的平均值数据按照熵值法的运算程序进行处理, 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如表4-1所示:
3. 模型评价结果。
根据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三种评价方法, 分别对山东省17地市金融增长极进行评测, 得到的评价结果如表4-2所示。
对于2008年度的三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和2004~2008年度均值的三种方法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最终的排序结果均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为了确定不同方法对于相同数据的排序是否具有一致性, 本文采用KENDALL一致性检验法对三种评价的排序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检验。检验表明:对于2008年度的评价结果, 在概率保证度为99.5%的情况下这3种方法排序结果具有一致性, 可以将这3种方法排序结果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同理, 对于均值评价数据的评价结果, 在概率保证度为99.5%的情况下这3种方法排序结果也具有一致性, 可以将这3种方法排序结果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
(三) 综合评价结果
(1) 对于同一种方法, 我们已经确定2008年的数据为主要评价数据, 2004~2008年度的均值数据为次要评价数据, 因此令2008年数据的排序值的权重为0.6, 均值数据排序值的权重为0.4, 将两类数据的排序值加权, 最终确定此种方法的最后排序值。如果上述原则存在相同的加权值, 则按照2008年数据确定的排序数据来确定这些地市的排序。
(2) 对于三种方法的最终排序值, 我们采用算术平均进行加权确定最终的排序值。如果上述原则存在相同的加权值, 则我们允许存在相同的排序值。
四、主要结论
通过综合评价结果, 可以看出青岛、济南以及烟台三地市的金融业发展在山东省的17地市中占有比较优势地位。但是, 考虑到三地市的地理位置, 烟台与青岛接壤, 两市辖区相接, 同时建立金融增长极不利于金融资源的集聚发展, 因此, 我们选择青岛、济南作为拟发展成为山东省金融增长极的城市。
青岛与济南两市在山东省内所处的位置不同, 同时作为山东省内的唯一的两个副省级地市, 两地在山东省内的城市功能也不尽相同, 因此, 两地在发展金融增长极上具备各自的微观区位优势。同时, 济南、青岛两市分别位居鲁中西和鲁东地区, 两者相距绝对距离不过400公里, 交通网络十分发达, 并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有利于金融资源相互之间的流动, 建立省域内金融增长极可谓是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 青岛和济南是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 也是山东金融业发展的排头兵, 其金融与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对两地市的金融经济数据的比较, 可以使两地在以后发展金融增长极的过程中, 扬长避短, 走出适合各自的发展道路, 最终共同推进山东省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和经济的迅速腾飞。
摘要：本文设计构建了金融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和Kendall一致性检验方法对山东省17地市的金融增长极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 得出山东省应该建立青岛和济南两地市金融增长极的研究结论。
关键词：金融增长极,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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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资本促进金融资本增长 第2篇
多层面履行社会责任
道德资本指商业银行及其职工所拥有精神、文化、理念的总和。金融资本的经营方式影响道德资本的积累，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是商业银行在充分运营金融资本的同时，实现道德资本增值的必由之路。
提高金融资本运行效率。资金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而银行承担着社会资金聚集和重新分配的任务，并具有信用放大功能，只有将筹集到的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社会，才能发挥资金固有的功能，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机融合，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优化信贷资源。信贷是商业银行分配和再分配资金的主要手段，信贷政策、信贷资金的流向体现着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积极支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导向的企业发展，推动社会资源的节约与效率提高：积极支持弱势群体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限制对污染型企业的投入，运用信贷杠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等。目前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出现了流动性过剩。更应该针对小企业贷款的“小、急、零、散、频”特点，专门开发针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方式，以有效缓解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商业银行作为服务企业，与客户共同构成金融产品的供需关系。不同的产品结构对客户来说满足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在金融产品供给总量、结构、质量与消费者需求基本一致时，消费者满足程度才会最大化，商业银行才能得到客户更多的认可和评价。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客户的市场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合理进行产品定价。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和费用，也要追求合理的利润，必然会向客户收取一定的成本开支补偿。银行在融资价格的制定和中间业务收费策略上，应贯彻平民策略，让百姓享受中国银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实惠。在产品定价上，不能完全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应通过一定形式回报社会，扶持社会弱势群体。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回报社会。现阶段我国银行的市场准入门槛还较高，基本处于相对垄断经营状态，拥有其他企业无法拥有的融资权和资金结算权，因而也就获得较高的垄断行业利润，因此，商业银行理应将一部分利润通过一定的形式回报社会。
进行合规化经营。商业银行如果在经营金融资本时，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很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助长社会的不公平或侵犯弱势群体利益。因此银行经营金融资本时要以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为依据，要正确把握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以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助推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
积极打造商业银行道德文化
构建共同价值观念。商业银行道德资本一经形成，便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对金融机构员工产生导向、凝聚、激励和控制作用，使员工的追求与金融机构的整体目标一致，自觉遵守金融职业道德。
以诚实守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讲求诚信，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基础条件之一。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商业银行是个高负债率企业，同时又是高度依赖客户进行资金运作的企业，这一切都要以信用为基础。商业银行既是社会信用链主体之一，又对社会信用建设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诚信是商业银行道德文化的核心，诚信有助于商业银行业务的开拓和市场的占有。诚信可以使客户增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诚信品牌是一种极大的无形资产。商业银行诚实守信的内涵包括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证客户存款随用随取，按规定获得回报；对于贷款客户则要一诺千金，言必行行必果；对于客户委托结算则要按照客户指令按时按质予以办结。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使自身的金融资本产生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就必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时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金融资本有高度的社会依赖性，金融资本运行价值通过客户运作而形成，通过市场媒介而实现，市场不断提供客户需求与供给的信息，因此，商业银行职工在经营金融资本时，必须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原则，只有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商业银行的职工才能始终树立客户是第一位的思想，才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创造有利于培育道德资本的氛围。商业银行要为培育道德资本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要不断地探索建立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模式程序和激励机制。领导要做培育道德资本的带头人，应不断激发人的积极性，使职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管理与决策。
对道德资本实行科学管理
形成道德资本培育机制。道德资本的积累需要投入，培育道德资本要通过一定的方式。首先要进行科学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必须是知情意行相结合的教育。其次要有正确的道德导向。道德价值认识和实践活动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明确的道德价值目标。第三要积极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这对于道德建设成果的取得有着重要的意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是这个道理。第四要对道德行为进行合理的褒奖。弘扬正气，打击邪气，张扬社会新风，鞭挞恶行丑闻。无形的社会力量有时强于法律强制力。法律强制力只涉及人的行为自由或物质损失，而道德力量能够深入人心。
注意道德资本的合理配置。道德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不同的配置方式会有不同的经营效果，不同的业务岗位要配置具有相应道德水准的职员。一般情况下，要害岗位金融资本经营风险较大，要配置尽可能多的优质道德资本，从而实现道德资本对金融资本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迅猛发展。金融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加上，也表现为除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迅速扩张。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基金业、证券公司等的资产规模都快速扩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需求遵从”造成的，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扩张的强烈需求，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Robinson，1952；Stem，1989）；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可能是政府引导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相信金融发展有“供给主导”作用，即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利用2006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介绍相关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指标构建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此相关的文献回顾就从这方面展开。
1. 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以Goldsmith（1969）、Tun Wain（1972）、 Sinai和Stoker（197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会直接增加储蓄（以金融资产的形式）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而Mckinnon（1973）、Shaw（1973）等金融抑制论者认为，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主张废除金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无论金融发展是通过哪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只要我国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方式确实存在，那政府就有必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去引导和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则没有必要去构建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 指标的选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马轶群、史安娜，2012）。但所选指标差异比较大，而指标选择是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甚至得出相反结论。因此，有必要对已有文献中用到的指标进行梳理。
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常见的做法有两种：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如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资本形成等（陈刚等，2006；赵勇、雷达，2010；王志强、孙刚，2003）；第二，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构建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肖红叶、李腊生，1998；刘树成，2007；马轶群、史安娜，2012）。
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不同类型的金融发展指标，如经济货币化指标、金融相关比、贷款总量/存款总量、非国有经济贷款/总贷款、银行贷款总额/GDP、存贷款总额/GDP、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等，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指标分别进行研究（姜春，2008；方文全，2011；崔艳娟、孙刚，2011；M.Kabir Hassana et al.，2011；陆静，2012；Jin Zhang et al.，2012；Khalil Mhadhbi，2014）；第二，构建一个表示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Beck、Demirguc & Levine，2001；李连发、辛晓岱，2009；樊纲等，2003；邓向荣、杨彩丽，2011；张成思、李雪君，2012）。
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研究金融发展对“纯粹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然有些不够全面；其次，指标的选择不尽合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使用单一指标的做法（即使选择几个单一指标分别研究）只不能对金融发展整体进行度量；第三，现有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研究，较多采用国家层面数据，或是对某一地区进行研究，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的数值更加合理；二是建立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指标（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的影响；三是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体现了样本之间异质性。
三、 指标构建和数据计算
1. 指标构建。
（1）经济增长质量指标。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经济增长早已不是单纯的扩大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因此，我们把经济增长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经济量的增长，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对国民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对产业、消费、人口等各领域进行调整，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这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方面。
根据经济增长的这一定义，我们试图构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该指标既包括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指标构建情况如表1所示。
（2）金融发展指标。有关金融发展指标的数据，我们参照邓向荣、杨彩丽（2011）的做法，把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分为总量指标、结构指标、效率指标这三个方面，再选择适合的基础指标对这三个子指标进行细分，具体见表2。
2. 指标计算。在多元统计分析中，考虑到各变量之间计量单位和数量级的不同，因此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在计算时，要区分“正指标”和“逆指标”，标准化的过程见公式（1）和（2）。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各基础指标赋权重来计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的数值。在计算指标重时，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来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在计算出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数。所有的过程都在stata12.1中完成。
四、 实证分析
1. VAR模型。为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建立VAR模型。经过检验，VAR模型是稳定的，且最优滞后期为2。图1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图。面对金融发展的冲击，经济增长在前两个时期的反应很小，但从第2个时期开始快速上升，并在第7期达到最大，之后缓慢下降并逐渐趋于平稳。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短期时滞。图2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结果。在前2个时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但从第3个时期开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20期以后基本趋于稳定。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不能立刻显现，但一小段时期之后，会越来越明显。
2. 回归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本文将各地区划分成经济发展水平高、中等、低三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各地区的分组情况见表3。分组情况基本符合我们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观印象。不同分组的经济发展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4。各组样本的平均值都落在了我们划定的范围内，可以判定，本文的分组基本合理。
接下来，在不同的分组内，我们以金融发展为自变量，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回归结果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增长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是负的；在经济增长程度中等的地区，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而在经济增长程度高的地区，该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大于经济增长程度中等地区的回归系数，其显著性也更强。
然后，对经济发展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量的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变得更大也更显著，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负数变成显著的正数。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除了能对经济量的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都有负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尽管不显著，但都是正数；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子指标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不仅是正的，而且也都显著，并且数值也都变大。
这就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五、 结论
本文构建了能反应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通过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的应用，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建立VAR模型并使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法，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较短时间的滞后，但越来越重要。接下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对各地区分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有所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某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金融发展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展特定的金融体系，这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在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各地应充分考虑自身现实情况，制定出与当地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金融发展计划。忽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一味地促进金融发展，并期望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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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增长极 第4篇
增长极理论蕴含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聚集经济”、“外部经济”、“创新思想”、“报酬递增”等,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运用过增长极理论解决国家内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并取得成效。
1. 增长极理论概述
增长极理论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 该理论重在阐述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通过增长极产生的两种效应, 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经济空间”为出发点, 并严格阐述了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的不同, 佩鲁认为一个国家是有由若干个经济空间构成, 是各经济构成部分的经济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几何地理空间。
2. 应用增长极理论构建经济圈思路阐释
从地理空间角度来说, 增长极可以认为是具有经济高增长率, 高技术创新能力, 高资本回报率能够拉动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区域, 增长极其理论实质重在阐述经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思想, 强调把稀缺资源主要运用在发展潜力大, 生产率高, 经济增长强劲, 资本回报率高的产业或地区, 促进其发展壮大, 与周围地区形成发展势差, 并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传导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二、增长极理论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原理
实践表明, 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了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失衡, 金融资源的流动和运行有客观规律可循, 其同经济发展差异先趋异后趋同的变化趋势相似, 在发展的初期, 区域差异所产生的市场力量往往发挥着增强而不是弱化分化地区金融资源的作用, 随着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增强, 区域经济的增长, 区域差距的缩小, 金融资源的空间差距也会相应缩小。用增长极的理论来分析, 即金融资源化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下大量流向增长极, 同时使增长极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增长极作用下, 金融资源的流动达到了极化效应的临界点时, 金融资源继续流入增长极失去动力, 就会转而寻找新的增长点向增长极的外围地区流动, 即发挥增长极的扩散作用。
三、基于增长极理论构建经济圈的必要性
据增长极理论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经济增长区域建立经济圈可以有效协调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促进资源整合。随着中部崛起,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的呼声高涨, 中部地区建立以沈阳、哈尔滨和长春为中心的辽三角经济圈, 以河南郑州、湖北武汉为中心建立中原地区经济圈, 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发展速度较快, 而西北部地区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所束缚,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欲解决西部贫穷的局面, 迫切需要加快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建立经济圈可以促进各城市相互之间更多的联系形成地区间的多条产业链有效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入促进资源整合。
四、应用增长极理论构建经济圈的实践举措
1. 优化东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
从具体操作上来讲, 培育不同层次的增长极, 创立金融中心, 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在市场良性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完善股份制法人治理结构, 大力发展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以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为依托发展中小型商业银行, 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建设, 在发展证券和保险业的支撑下, 促进信托业和基金业的发展。培育现代化的多元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向县域扩散, 为农村信贷和融资提供更多便利。
2. 优化中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
我国的中部地区可以称得上中等规模的地域增长极, 金融资源集中程度较强, 直接融资市场和短期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因此优化我国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重在提高金融资源总量, 改善中部地区金融塌陷现象。
(1) 加速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完善
中部地区的上市公司较少, 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因此应鼓励并制定相应倾斜性政策使更多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上市融资, 有效利用直接融资市场与债券市场, 大力发展短期票据融资市场, 鼓励公司发展企业债券, 丰富货币市场的票据交易品种。根据中部各地区的金融指标测算与区位条件禀赋, 可以尝试在中部相对发达的城市建立股票交易所, 为中部地区公司上市提供便利。
(2) 金融业务创新与拓展突破传统经营模式
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调整应以自动化信息化电子化为主要方向, 普及现代经营模式, 将传统的柜台经营业务逐渐纳入虚拟银行业务范畴, 充分利用电子银行, 电话银行, 网上银行, 客户终端, 使业务处理更加多元和富有效率。加快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建设, 扩展资产并购重组、项目担保融资, 理财顾问, 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项目。
3. 优化西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
西部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和现阶段经济发展因素, 只能列为小型的增长极, 西部地区有较大范围的贫困地区, 因此应该有针对性的建立多层次的小型增长极。
(1) 加大金融供给
针对县域性增长极, 应该大力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型金融机构, 同时发展民间金融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合理布局银行网点, 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在西部地区建议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引入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在欠发达地区建立网点, 针对农村经济特点建立适合农村经济的保险业务内容, 发展民间金融合作组织更加灵活的满足该地区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2) 拓宽金融业务范畴
对于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而言, 土地的流转质押业务的开展应该提上日程, 针对西部地区欠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 应积极扩宽金融业务范畴, 相应针对农村经济的保险业务和信贷业务要逐步配套完善, 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金融服务项目。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以上建议可有效吸引金融资源的流入并减少金融资源的流出。
五、结语
针对现阶段的金融资源非均衡分布状况, 建立区域增长极角度并运用区域协调合作理论, 促进金融资源的供需平衡和合理分布。由于历史和客观发展水平的原因, 倾斜性的地区发展战略已经完成了政策制定的初衷,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了起来, 并且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同时也留下了很多负面问题, 接下来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收入水平的差距, 人均资源的差距, 和现阶段国富民弱的现实, 只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 中国才能继续延续辉煌。
摘要：中国金融资源分布从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统计数据上看, 从国家整体和分行业分地区的金融增量上, 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但各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差异较大, 并有不同地区金融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我国的金融资源非均衡性分布与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有高度相关性。从国家整体金融发展的视角来看, 通过应用增长极理论建立经济圈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可以使金融资源有效推动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增长极,金融资源,非均衡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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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促发展问题探讨 第5篇
实需要。
一、**经济表现出总体回暖企稳的基本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省经济波动下行慢于全国。这次危机对2008年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年全国gdp增长9％，增幅比上年回落4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全国有28个省（市、区）gdp增幅比上年回落，其中回落幅度超过2个百分点以上的有16个，超过3个百分点以上的有9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大环境，**省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波动，但相对全国而言，经济增长仍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突出表现在：
一是**省主要指标增幅高于全国。与全国相比，2008年**省gdp增长16.0%，增幅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6%，增幅高5.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1%，增幅高14.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4.3%，增幅高2.7个百分点；出口增长23.7%，增幅高5.9个百分点。
二是**省主要指标回落幅度小于全国。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回落0.1个百分点，全国回落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回落5.0个百分点，全国回落5.6个百分点。
表一 2008年**省主要指标增长及变化与全国比较
指 标
**
全 国
增幅比全国高低百分点
回落幅度比全国高
低百分点
比上年增 长(%)
增幅比上年回落幅度(百分点)
比上年增 长(%)
增幅比上年回落幅度(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
16.0
-0.19.0
-4.0
7.0
-3.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8.6
-5.0
12.9
-5.6
5.7
-0.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0.1
-2.7
25.50.7
14.6
3.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35.0
21.6
4.8
2.7
-0.2外贸出口
23.7
-5.0
17.8
-7.9
5.9
-2.9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2.2
-4.1
23.6
-5.7
-11.2
-1.6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17.6
5.4
17.9
1.5
0.3
-3.9
应对金融危机，**省经济回升快于全国。为应对危机，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同时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开始显现，虽然目前**省经济只是局部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其势头要强于全国。一季度，**省gdp增长9.1%，增幅比全国高3.0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的增幅均高于全国，且领先幅度均超过3个百分点。
表二 2009年一季度**省主要指标增长与全国比较
指标
增长(%)
**
全国
增幅比全国高
低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
9.16.1
3.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0.1
5.1
5.0
固定资产投资
34.8
28.8
6.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1
15.0
3.1
外贸出口额
-22.3-19.7
-2.6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省一些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形势好转。汽车：一汽集团4月份生产汽车10.51万辆，同比增长9.6%，环比增长11.4%；销售汽车10.1万辆，同比增长8.8%，环比增长9.5%。1-4月份产销率108.6%，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期末库存3.75万辆，比年初降低4.15万辆。石化：吉化公司1-4月份整体实现盈利，累计实现利润1.47亿元，同比增利20.4亿元。据统计，1月份吉化公司25种主要产品中
亏损的有14种，4月份亏损品种减少到9种。中油总部调整了炼化装置加工负荷，大庆、抚顺等中油企业均降负荷生产，而吉化公司主要炼油和化工生产装置负荷一直保持在85-90%之间。**油田4月份原油生产、销售止跌回升，同比分别增长4.67%和3.49%。农产品加工：1-4月份，长春大成集团实现产值93.1亿元，同比增长34%；玉米淀粉和淀
粉糖产量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主要盈利产品氨基酸、化工醇产量分别增长37%和42%;产销率达100%。中粮集团在我省的四户企业累计亏损1.13亿元，4月份亏损1590万元，比一季度月均亏损减半。九个市州工业生产运行持续向好，四平、辽源累计增速在30%以上，白山、白城和延边增速在25-30%之间，松原由于前炼停产增幅回落到8.1%,**、长春和通化仍为个位数增长。
以上表明，当前**省经济增长的格局已发生较大变化，抗风险能力、应变能力明显增强，经济已出现企稳回暖的态势。
二、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当前，**省发展中四个“下降”，制约着经济的增长：
1、工业增幅下降较大，效益继续下滑。1-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13.1个百分点。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37.01%，同比回落20.67个百分点，实现利润78.44亿元，同比下降48.6%。
2、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进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影响，我省外贸进出口同比继续下滑，降幅较上月有所扩大。1-4月份，全省实现进出口额293821万美元，同比下降24.9%，降幅较上月扩大2.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5682万美元，同比下降44.8%。骨干商品出口整体大幅回落。全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医药产品出口同比分别下降56.3%、54.4%、17.4%、33.3%。
3、用电量降幅扩大，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总体景气度严重下降。全省工业累计用电108.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7.7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2个百分点；4月份当月工业用电量同比下降11%，环比下降12%。从市州情况看，长春、**两市当月用电量环比下降27.1%和 20.2%，通化、白城环比降幅在10%以下，其他市州降幅在10%-20%之间。
4、cpi和ppi同比继续下降，消费全面启动仍需时日。1-4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99.5%，其中4月份同比环比双下降，分别为99%和99.3%。猪肉存栏量的增加与生猪收购价的降低使4月份猪肉价格较上月下降11.5%，食品类价格下降影响总指数环比下降0.5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累计为94.67%。
5、劳动力需求下降，就业压力加大。截止今年4月末，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6.86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26万人，下降16.6%；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1.43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66万人，下降18.88%；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9%，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13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84.3万人，比去年同期下降15.3%。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用人需求总量减少，大学生就业质量明显下降，与上年签约50%比今年签约只有40%左右。农民工就业难度明显加大。
三、**省加快发展的着力点
面对世界经济大调整的新格局，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性重要关口。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快速下滑的风险，长远来看当前的“危机”恰恰为中国经济提升上新的台阶创造了良好的机遇。针对2009年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走势，**省应积极制定各种可能的应对预案，以政府投资为引导，促进民间投资与消费信心，把握当前，谋求长远，促进经济较快发展。确保2009年**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重点是做到坚持“三保三加快”。具体而言，“三保”就是保市场信心、保实体经济、保创新实力；“三加快”就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社会民生事业建设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保市场信心、保实体经济、保创新实力
保市场信心。不管投资市场还是消费市场，市场信心都是关键。市场的繁荣与萎缩都是建立在信心基础上的。因此，保信心是保增长的基本前提。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政府、企业和市民都已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基础，这就使得政府有条件也有能力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拉动投资、降低税费、推进社保、启动内需等，减小经济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产品在国际中低端消费市场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在世界上一时间还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根据国际经验，越是经济萧条时期，中低端消费品市场越显现其刚性。只要处理得当，此次世界经济大变局和大调整仍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腾飞的转折点。
就**而言，2008年**省人均gdp跨越3000美元大关。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2400美元，是消费水平快速成长的黄金阶段。应该说，目前**省有较强的投资与消费能力，只是一些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感到不明朗，信心不足，主动投资与消费大大减少，持币观望，心理上的萧条预期导致了市场的萧条。当前**省所处阶段已进入了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期，进一步扩大消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保实体经济。保实体经济首先要保支柱产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省支柱产业在整体工业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对整个产业链条有很大的牵引和支撑作用。维护好支柱产业的基本面，也间接保护了跟随其后的中小企业。因此，抓住支柱产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同时，也就抓住了**省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其次是保成长型企业。一些成长型企业已基本完成了产业的转型，具备了初步的创新能力。目前，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成长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企业的效益下滑、亏损上升、融资难、出口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生产经营形势依然严峻。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帮助发展前景较好的成长型企业渡过难关。
保创新实力。当下尤其是要保初步具备了自有技术、自有品牌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首先是梳理现有的产业扶持政策，对于那些具有高成长和高效益、以自主创新为支撑点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要继续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支持一批有前景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要政策鼓励大企业并购那些难以为继的企业中的有实力的研发团队。同时，重视企业人才的安置，避免破产企业优秀人才的流失。
2、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民生投资、加快产业升级
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在外部需求严重不足和市场消费信心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必须坚决贯彻当前中央鼓励和倡导加强内需的精神，以强力推进固定资产投资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杠杆作用，引导释放社会投资需求，来弥补出口下滑和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障经济发展总体上能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
要加快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建设。为降低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此次中央推出的十项扩大内需政策，其中有4项与改善民生直接相关。从各部委陆续出台的具体措施来看，更是将民生工程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当前，中央和地方举全力改善民生，其目的也是为了增强市场消费信心，不断加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省仍然是欠发达省份，老百姓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应采取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比如改善和调整分配收入、降低各阶层的贫富差距、政府带头发挥优良传统厉行节约、降低税费、推进社保、启动内需等，来减小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金融创新 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 第6篇
■ 居民消费与金融创新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1给出北京市自1978 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 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 年为17.7%，1999 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
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
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此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钱花。
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
美国2002 年的人均储蓄率在3%左右（见图2），跟北京2002 年17.5%的储蓄率相比（见图1），美国人真能“大胆”消费。实际上，美国并非历来如此，二战之前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也曾停留在20%左右，到七八十年代还在10%以上。这些消费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1934 年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社保创新与退休金项目的产物。
■ 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与退休养老
尽管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这两项金融创新对释放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已经有较明显的效果，但我们也看到，1998—2000 年间北京居民储蓄率停留在18%左右，到2001年上升至22.9%，2002 年下降到17.5%。这跟美国不到4%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远远太高，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内在的经济增长链在这里被卡住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三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
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尽量平均。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当没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就无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 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相对过多。因此，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居民的金融证券，不仅不利于释放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无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在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种上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到2001 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5%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 金融创新的启示
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没有明显增长，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在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 Ranis 发现，有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做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经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体系，已经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经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等。如果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历对我们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的动力。
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 第7篇
关键词：农民收入,金融发展,增长因素
我国是农业大国, 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把农村工作作为一个重要议题, 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 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 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变化
第一阶段, 1978~1984年农民收入迅猛增长。在这期间, 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5元, 增长1.65倍, 年均递增17.6%, 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6.5%, 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第二阶段, 1985-1991年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最明显的特点是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他特点还有: (1) 农业生产收入相对稳定, 农民的二、三产业收入波动明显。1985~1990年农民二、三产业收入迅速增长, 年均增长14.9%, 在此期间不仅出现了1987年和1988年5.1%和28.7%的高速增长, 也出现了1990年-5.2%的负增长。 (2) 农民现金收入波动非常大。农民现金收入增长速度1988年最高, 为24.9%, 1989年下降为10.8%, 1990年进一步下降为3.3%。第三阶段, 1991~1996年农民收入反弹回升。1991年农民收入在1990年的基础上再增加2%, 除1993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加3.2%以外, 其他年份平均超过5%;第四阶段, 1997年至今, 农民收入增长放缓, 基本维持在3%左右, 考虑到农民低水平的总收入, 事实上, 农民每年收入的增长很少。
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制约
现阶段, 农村金融是通过信用机制来传导和实现, 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村的信贷业务。但由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上存在着缺失和压抑的现状, 使其对农业的现实投入与政策要求及农村经济发展需求极不相称, 导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开拓新的生产门路等都难以获得良好的信贷支持和服务。
1. 农业和农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取贷款的份额越来越少。
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 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 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30年来, 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从《中国金融年鉴》各年的数据可看出, 农业和乡镇企业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额度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达到23%, 而且从1995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相称, 也与农村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不相适宜。在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 农村地区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基本上一直保持半壁江山的地位, 但其获取的国家银行系统的金融资源却不到1/7。
2. 农村资金外流对农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负面作用。
资金通过金融机构从农业中外流, 也就是农民在这些机构中的存款大大多于在这些机构中的借款。这反映了银行对农民贷款的厌恶和对非农业部门贷款和投资的偏好。例如, 2000年农村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就流出4639.9亿元。2001年农村财政收入净流出就高达1688亿元, 如果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和负担考虑进去, 则农村财政收入净流出规模更大。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农村投资和资本积累, 从而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收入带来了直接影响。19812006年, 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50亿元上升到16397亿元, 但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不断下降, 2000年下降到14.9%, 比1990年降低13.6个百分点。这表明, 农村的固定资产总量只相当于城市的1/6。如果以人均计算, 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只相当于城市的1/10。从农村的固定资产构成看, 集体部分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断上升, 农村个人部分占农村固定资产比重逐步下降。
3. 正规金融在农村的制度安排缺陷导致民间借贷的活跃, 农民的融资成本提高。
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的低利率政策造成金融压抑效应, 并且贷款程序复杂, 透明度又低, 使农户很难在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到款。由于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 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 从而刺激了民间借贷的活跃。民间借贷有利于缓解正规金融利率管制造成的金融压抑,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的供需矛盾, 但借款者却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 从而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发展农村金融增加农民收入
支持“三农”, 增加农民收入, 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 它需要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 需要相关政策的同步配套, 就金融而言, 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建立面向农民的农村金融体系。
首先从农村信用社着手。根据不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股份制合作金融组织, 允许企业、私人业主和民间资本所有者入股, 实行利率市场化, 建立一种以全面性、动态性和主动性为基本特点的全息型贷款机制。其次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 将邮政储蓄等金融组织改造为地方性股份制金融企业, 允许民间借贷资本进入地方金融机构营运, 形成农村零售银行资金不足, 可以到国有商业银行批发融资, 并逐步发展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小型商业银行。
2. 加大农业资金投放力度。
国家应该限制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资金向城市和工业的大量转移。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资金应主要投放于支持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在对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资金的流向做出限制必然增加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资金成本, 所以国家在对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资金流向做出限制的同事应该给予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一定的财政补助, 以弥补由于对资金流向限制而增加的资金成本。
3. 优化农业贷款结构。
有限的农业贷款应该投向农业基础建设、农业科研、小城镇建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领域, 用以支持农村基础建设, 提高农业科研水平, 扶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同时应该增加对农村小额贷款的发放力度, 使农民对资金的需求能够得到及时满足。
4. 对农业贷款实行一定的利率优惠。
农业是一个天生弱质性的产业, 无法在市场经济中与其他产业进行竞争。农业生产不仅面临巨大的自然风险还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 农业产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农业生产周期长, 农产品具有储藏期。所有这些都造成农业的高风险和低收益, 这要求农业必须得到政府在各个方面的支持才能在市场上与其他产业竞争。农业信贷作为一种支农手段, 必须在信贷利率上有一定的优惠。当然, 因此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应该由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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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 第8篇
中国目前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金融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承担着社会资金在不同行业、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传输的功能, 调节着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利益的分工, 所提供的金融信息成为社会资产供求的“晴雨表”, 为国家政策银行决策提供依据, 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服务。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对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正确认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重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积极防范金融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相关概念及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内容
(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
金融发展主要指金融总量的增加, 包括金融资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以及金融结构的改善和优化, 即金融体系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优化。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生产的物资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增加, 它意味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生产能力的增强, 可以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增长 (周俊2009) 。
(二) 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即金融体系 (金融中介、金融市场)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索有效的金融体系、政策组合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利用金融资源, 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Khan, 2000) 。
三、国内外研究成果
(一) 国外研究成果
目前, 金融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 金融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式。熊彼特 (Schumpeter, 1912) 认为,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差别的, 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对提高个人收入有利。格利和肖 (Gurley and Shaw) 发展了熊彼特的思想, 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 并建立模型分析金融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得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作用越强的结论, 由此引发了经济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帕特里克 (Patrick, 1966) 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因果关系。他认为金融体系可改进现有资本构成并有效配置资源, 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戈德史密斯 (Goldsmith, 1969) 应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 创造性地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 得出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同步性, 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 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于经济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 通过生产要素从低劳动生产率或增长率部门流向高劳动生产率或增长率部门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 产业结构变迁通过要素再配置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因此,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 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动, 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状态。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Clarke, 1940;Kuznets, 1941) 。
各国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解归纳有三点:第一种观点:以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代金融学的奠基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为代表, 他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 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二种观点:琼鲁滨逊 (1952) 等早期的研究表明,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产生任何影响。她于1952年提出“实业引导金融理论”, 认为企业的交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摩擦, 由此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从而导致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第三种观点:经济学家Gupta (1984) 认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者的相互影响作用随着金融机制的变化而变化, 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也能促进金融发展。
(二) 国内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认识到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重新关注金融体系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试图找到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渠道 (程宁双, 2007) ;研究结果支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系, 良好的金融体系可有效支持并促进经济增长 (朱闫龙, 2004) ;目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主流理论是需求跟进型与供给型的金融经济发展模式 (潘婉莹, 2010) , 该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在经济落后时, 供给导向型的金融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 由此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韩廷春 (2001) 较早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 采用我国19781999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的结论, 只有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的金融活动与利率政策, 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单纯追求金融发展和资本数量的增加是无法推动经济增长的。温涛、董文杰 (2011) 运用19972008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正效应。
与上述观点相悖, 张立军、湛永 (2006) 从农村发展层面出发, 采用19782004年全国数据, 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由于农村资产的不断外流和非正规金融的不规范发展, 导致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陈斌开、林毅夫 (2012) 的理论模型和数据模拟结果表明, 政府发展战略是金融抑制背后的根本原因, 金融抑制造成金融市场“机会不均等”, 不利于穷人财富增加。
四、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分析
1. 政府主导的技术模仿型。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保持相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吸引外商投资, 建立合资企业,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
2. 以出口为导向型。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迅速进入世界劳动分工体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大规模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大众化的消费品, 中国从中得到了自身缺乏的资金和技术。
3. 投资推动型。
中国利用世界市场, 成为世界工厂, 获得了较大规模的投资, 既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求, 也使国内受益。这种投资推动型模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 市场金融发展不成熟, 股票融资与交易受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影响较大, 对经济产值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较弱。20世纪80年代末, 我国金融系统资产总量出现“井喷式”增长。目前, 我国金融系统完善, 金融机构种类齐全,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金融机构体系, 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工业化后期, 金融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升级, 需要借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要求金融系统做出相应变革, 以满足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对金融水平的新要求。
(三) 结论
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是金融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技术更新、新兴产业的出现及经济增长所衍生出的新制度与分工体系, 必然要求金融系统为其提供更大规模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引起金融产业内部的分化与升级。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 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进一步的增长会对金融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成为金融发展的外部推动力。
我国金融发展应该依托高速发展的经济文明与法制社会建设, 避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 将金融深化建设列为首要任务, 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应该坚持藏富于民的思想, 解除金融抑制产生的障碍, 适度放宽金融管制, 鼓励金融创新, 完善金融市场结构, 逐步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使金融发展能够使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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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发展及增长研究方法 第9篇
1. 金融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是作为社会各个要素之间和谐工作的一个最终结果, 它反映着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程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着社会矛盾的协调作用。所以说, 经济的发展受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技术进步、教育水平以及制度发展等。而这些社会因素与经济是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社会因素之间的协调工作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因素的进步。现在我国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来加大对经济宏观上的控制, 并在其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下面主要对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阶段进行详细介绍,
金融经济是相对于实际经济而言的一种虚拟经济, 主要是通过证券、期货期权、外汇交易等金融资本活动的买卖交易获取利润。虚拟经济本身是不具有价值的, 主要是通过一些定义票据在资金市场中的流通在整个资金循环中获取利润。在现在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中, 这种虚拟的经济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的核心内容,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际经济的发展。
我国金融经济最早出现在七八十年代, 主要是通过银行这个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钱收集起来借贷给其他人, 然后收取利息。这种生息的方法就是我国早期的金融经济形式, 采用的是间接融资, 而人们手上的各种证券就是虚拟的资本。
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开拓以及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发达的城市开始建立证券交易所, 将具有价值的证券市场化。而在证券市场中, 有价证券相当于货币一样可以在证券市场中自有交换, 并且按照一定的比例换取货币,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优化企业资源的配置, 加快了资金周转的效率。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随后加入到WTO等一系列的措施都促进了我国金融经济走向国际市场, 同时虚拟资本的跨国交易也加快了我国经济与世界挂钩, 扩大了我国资金流通的范围, 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泉。
近几年我国政府正在逐渐转变现有的经济结构, 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 这一目的主要是根据现在的国际经济情况而制定的。现在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复杂, 各国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 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逐渐成为了当今经济社会的主要潮流之一, 并且也在不同方面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政策。
2. 金融经济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
1998年以后, 我国对金融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旨在通过中央领导逐渐转变金融市场的被动状况, 以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金融经济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也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2.1 我国金融经济存在的问题
第一, 银行业的呆坏账率一直居高不下。如果呆坏账率过高将对银行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并且不利于资金链的流通, 进而不利于创建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近几年政府为了降低银行业的呆坏账率, 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贷款方的考察。但是, 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加大了贷款的难度, 一方面给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置了高门槛, 另一方面造成了银行资金的闲置, 降低了资金利用率。
第二, 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结构不合理。随着我国的开放以及受入世后的相关国际政策的限制, 许多外资金融机构瓜分了我国的金融市场, 并且给本土的金融机构带来了不小的竞争力。为了抵御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 我国银行业在业务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大型企业, 从而收缩了对中小企业、农村、小城镇等的信贷业务。因而, 从整体上而言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结构是不完善的, 不能满足更多行业的需求。
第三, 金融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下降。由于现在银行业业务对象的转变, 现在的信贷年限更长, 占用的信用资金更久, 从而使得金融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下降。而资金的流动性下降将会对银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势必会影响到银行业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
2.2 加快金融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 缓解通货紧缩, 促进经济发展
世界金融危机至今还在影响着许多国家, 并且也让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体制。我国也不例外, 针对此次的金融危机, 我国在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开始显现出来, 并且影响着许多其他行业的发展。
第一, 加快金融业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步伐。外资银行的引入可以加大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促进我国银行业在管理上的水平以及在相关策略上的选择。同时, 通过引入外资银行, 可以为我国的金融市场注入新鲜的血液, 通过注资、并购、合资等途径丰富我国金融市场, 降低呆坏账率等。
第二, 为了降低中场信贷的流动性问题, 应该通过相关的改革政策转换现有的资产证券。可以将这些有价证券通过金融市场转换为抵押的债券, 通过证券交易将其转换为流动的资产。同时政府应该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 从而能够将金融活动的范围扩大, 加快整个社会金融资金的快速灵活周转。
第三, 结合现在的信息技术, 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在网络世界的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并影响着人们现在的行为。所以, 充分利用现在的信息技术, 将银行业的发展与电子市场联系起来是未来金融界发展趋势之一, 这也加快了货币的流通范围, 开拓银行业务渠道, 降低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
3. 小结
金融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 通过对虚拟资金的控制来宏观掌握经济的发展方向, 从而提高经济体制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但是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所以建立较为完善的金融经济体制是现在我国政府应该积极面对的难题之一。本文就目前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状况, 分析了现在的金融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有赖于社会各个行业之间的协调工作, 因而金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摘要：我国的经济水平在不断提升, 并且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自己的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但是在竞争力上我国还是处于下风, 进而限制了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同时也根据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风云转变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文将以金融经济的发展为切入口, 主要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措施。
关键词：金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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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第10篇
近年来,金融市场在消除贫困、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微型金融(MFI)的成功运营,如美国的社区银行、孟加拉GB银行、印尼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等,雄辩地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们对此也作了大量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综述性研究也有不少,但普遍而言缺少一个较好的框架体系,故略显凌乱。本文试图从三个维度,以一个较清晰的框架,筛选、总结出具代表性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和观点,以冀对中国金融改革、经济增长提供些许帮助。
一、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理论
(一)金融促进论
支持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学者较多,论述角度主要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抑制/深化、金融功能、金融法权等。
作为金融发展学的开山鼻祖,哥德史密斯(1969)运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经济总量之比)等指标,对各国的经济水平进行了检验和观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金融上层结构发展要快于该国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基础结构的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上升,但这一上升并非无限过程,达到某一阶段(1-1.5)时停止;欠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小于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大多数国家中,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发行与持有上所占份额随经济发展而显著提高。甚至在金融相关比率已停止上升的时候,这一份额仍继续扩大。
哥氏的金融结构论多属狭义的金融结构论,关于金融结构更为广义的争论在于: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孰优孰劣。朱闰龙(2004)总结了银行体系支持者的主要观点:(1)易于获得企业和经营者的有关信息,降低管理成本;(2)更好地处理跨期及流动性风险;(3)动员资本,达到规模经济。而市场体系的支持者对银行的批评在于:庞大的银行业使企业从事过于保守的投资,并抽取大量租金,减少企业利润,窒息企业创新(Hellwig 1991;Rajan 1998);另一方面,银行相对而言收到较少的管制,更容易同企业经营者达成共谋,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妨碍形成有效公司治理结构(Hellwig,1998;Wenger,Kaserer 1998)。
不难想象,随着金融市场逐步发展、金融体系日渐庞大,银行在金融资源评估和配置中的效果在减弱,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将会逐步下降。这一点已被英美等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广泛证实。
Demirgue Kunt和Ross Levine(2001)考察了控制人均GDP水平后金融结构的法律、监管及政策决定因素,发现对股东强力保护、会计标准好、腐败程度低、没有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倾向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股东和债权人保护不力、合约执行差、腐败程度高、会计标准差、严格监管银行系统以及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倾向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Raghuram Rajan和Lulgizingales(1999)认为金融市场比银行更依赖外部法律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才是适合的。Tadesse(2000)指出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
E.D.Shaw和Mckinnon通过对比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Shaw(1955)指出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如利率管制、高估汇率等,由于对人性的理解不够和对市场规律的忽视,导致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而以取消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为主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则具有一系列正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减少效率损失和贪污腐化。
Mckinnon(1973)与Shaw的观点类似,从利率自由化的导管效应,论述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Mckinnon指出,与传统观点将货币和实物资本将二者视为相互竞争的替代品不同,在如下两种情况下,货币和实物资本是互补品:(1)金融市场不发达,经济单位必须依靠自我积累来筹集资金;(2)投资具有不可分割性,因为投资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获得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又由于投资和存款回报率的函数:
其中I/Y为投资占收入的比,r为实物资本的平均回报率,d-πe为货币的实际收益率(d为各类存款利率的加权平均数,πe为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这样,当货币存款利率低于投资的实际回报率r的范围内,实际利率的提升会提高内部储蓄的意愿。在投资不可细分的假设下,内部储蓄的增加,导致内源型投资上升。这即是所谓的导管效应。
金融功能视角下的理论研究始自Merton和Bodie(1995),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安排的形成和演进有利于评估潜在投资机会、实施公司控制、便利风险管理、增强市场流动性和动用储蓄资金。通过效率或高或低的金融服务,不同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亦有大有小。Allen和Gale(2000)同样从金融服务的角度指出: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管理功能是不尽一致的。金融市场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横向风险分担(cross-sectional risk sharing),该功能使其为投资者表达不同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金融中介可为投资者提供跨时期风险分担(inter-temporal risk sharing)功能。因为金融中介体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损益进行调整来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分波动,从而平滑了不同期间的投资收益,优化了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LLSV(1999)研究了金融发展的法律决定因素的问题。他们的数据集包括了有关投资者权利以及48个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规则执行程度的详细资料,其研究结果表明对投资者的保护增加了外部融资的机会并且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而促进经济整体增长和发展。陈志武(2009)指出,金融市场最能滋生违约风险、道德风险的温床,金融交易的进行对制度、法律、产权保护等的要求要远高于一般商品。因此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严格的法律体系对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论”首由Patrick(1966)提出,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Patrick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为“供给引导”和“需求跟随”两种:(1)“供给引导”是指金融发展先于实体经济部门中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部门主动地将滞留在传统部门的资源动员出来,并将这些资源转移到能够推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即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结果;(2)“需求跟随”是指金融发展只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范围的持续扩张和产品的日益多元化,要求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和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被动的,金融发展只是对来自于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需求所作出的被动反应。
Lucas(1988)也并不认为单纯的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他认为经济学家们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对16个发展中国家1960&199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并不支持“供给引导”型因果关系的观点。除了少数国家,大多数国家,两者因果关系都是双向的。他们的研究意味着金融与经济的因果关系受各国制度特征的影响很大,提醒人们既不要全盘接受“金融引领增长”的观点,也不要全盘接受“金融追随增长”的观点
中国学者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探讨了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
(三)金融约束论
在金融深化、自由化被广为认可后,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等学者提出了与自由化倡导者观点相反的金融约束理论。Stiglitz(1997)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金融市场脆弱和不稳定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与监管制度,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制度约束金融市场的无序发展反而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在此基础上,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7)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详细论述了金融约束的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温和的金融约束”政策,这些国家金融体制的最大缺陷在于制度结构薄弱,但同时最需要动员国内储蓄、增强金融的长期稳定性,故政府部门应通过控制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和直接竞争等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使这些租金保留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内,从而激励和诱导民间部门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商品与服务,推动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根据国外学者Pagano(1993)、Maxwell(1994)、Levine(1997)、Lewis(1995)等提出的内生金融发展模型,沈坤荣和张成(2004)对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指出目前中国内生金融发展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尚存在障碍,金融机构的低效率成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笔者也认为,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大而不倒”的银行体系犹如金融市场上的“利维坦”,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一方面可使银行发挥市场引导、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为民间提供适当的激励,有助于金融市场秩序井然中发展,其效率和安全性均优于纯粹的金融自由化。
二、现有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紧密这一事实,已被广为认同。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解释二者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一个普遍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搜集整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手段进行检验并获取结果,从而提供理论支持。但缺陷在于:相关性分析并不能说明倒底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推动了金融发展,也不能说明金融发展从来都是外生于经济增长;使用不同数据用因果模型的检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数理检验很难将外部变量全部排除,比如经济活动与技术创新毫无疑问影响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发展水平。
另一个较为模糊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现有观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力极为有限。用“黑箱”来比喻人们对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致是符合事实的。如何打开这一“黑箱”,是接下来学者们应该攻克的学术难题,因为弄清这一“黑箱”的内在机制,对解决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的一个思路是,有效追踪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来源去向或许能够帮助去除“黑箱”的面纱,但这需要大量统计数据进行计算检验,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摘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近来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主流的学术观点可按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成三大类,即金融促进、互为因果、金融约束;现有研究普遍使用相关性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存在局限性,难以打开金融促进经济的“黑箱”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在于有效追踪金融资产来源去向。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深化,金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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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延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第11篇
[关键词] 延边州；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 F12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78-07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金融通过其特有的杠杆功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如何积极发展延边的金融业，为延边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有效促进资本的形成，并带动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聚集和流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主要分析金融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探索性地提出“以金融适度超前发展带动延边经济增长”的观点，并给出相关建议。
一、金融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和促进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资金的合理流动、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金融业通过自身产值的增长直接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下面利用2006年至2014年的数据，从以上三个方面研究金融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延边金融业促进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情况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投入量主要是指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人口数量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是影响劳动量的主要因素，影响资本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储蓄。现代社会金融对提高要素投入量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区域内资本投入量的增加；二是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三是促进劳动就业量的增加。
1.延边金融在促进资本投入量增加方面的作用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储蓄率的高低是影响资本投入量的关键因素。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高储蓄率才能够带来较高的投资率，一般来说储蓄率与投资率成正比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2013年，全国储蓄率高达52%（《2013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而2006年至2013年，延边地区的平均储蓄率为36%，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延边地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旺盛。
2.延边金融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方面的作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说明，储蓄率是影响资本投资量的重要因素，但储蓄率的提高不一定完全代表资本转化程度的提高，现实的投资数量还依赖于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能力。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完善与金融市场的发达，能够有效地解决特定经济单位资金运动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从而聚集储蓄，促使更高比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
本文用存贷款余额的比值近似描述延边的储蓄投资转化系数。2006年至2014年延边储蓄投资转化系数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2006年至2014年，虽然存贷款余额每年都在增长，但相比而言，存款余额增长的幅度更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相对于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延边的资金收益率较低，因此导致资金的外逃，存货差逐年增大，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系数呈下降趋势。
（二）延边金融业对提高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
1.延边金融业促进技术进步状况
2006年至2014年期间，延边存款余额和GDP每年均在增长，但存款余额增长的幅度比GDP增长的幅度略小，存款余额占GDP比重的年均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数据表明，金融在促进延边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不明显，由于金融抑制，甚至有制约技术进步的趋势。
2.延边金融促进资源再配置情况
金融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企业从外部融资一般采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方式，间接融资是指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方式，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目前，我国企业主要采取向金融机构借款这一间接融资方式。本文采用2006年到2014年期间，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变化率来衡量延边金融促进资源再配置情况。
2006年至2014年期间，延边贷款余额和GDP每年均在增长，但是，贷款余额增长的幅度比GDP增长的幅度小，延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数据表明，金融在促进资源再配置和规模节约方面没有发挥促进作用，由于资金投向和资金效益方面的问题，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投资效益较差。
在此，我们用B1代表金融通过资金投入量来促进技术进步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B2代表金融通过促进资源再配置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T2代表金融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延边经济的贡献度。因此，T2=B1+B2=（-0.0210）+（-0.0313）=-0.0523。该数据表明，目前延边金融业发展水平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制约了延边的经济增长。
3.延边金融在促进劳动投入量增长方面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对劳动投入的增长作用是通过促进就业比重来体现的。金融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员，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006年至2013年，延边金融业从业人数的比重变化不大，年平均增长为-0.0112，如表5所示。
在此，我们用A1代表储蓄率上升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用A2代表储蓄向投资转化系数的提高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用A3代表金融业就业比重的增长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于2006年至2014年延边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6.23%，因此：
A1=0.03184/0. 1398=0.22775：
A2=-0.03162/0.1398=-0.22618：
A3=-0.00009/0.1398=-0.00064
金融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而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T1为：T1=A1+A2+A3=0.22775+（-0.22618）+（-0.00064）=0.00093。数据表明，由于金融业欠发达，金融在促进生产要素向延边地区聚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延边金融业对延边地区经济总量的直接贡献
2006至2013年，延边金融业增加值和GDP每年均在增长，但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的幅度比GDP增长的幅度略小，延边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假设T3代表金融的直接贡献对延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于2006年至2013年延边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6.23%，因此，T3=-0.00082/0.1398=-0.00587。单纯从金融业的增加值看，虽然2006至2013年的金融业增加值每年都在增长，但相对于GDP的增长率处于滞后状态。
用T代表2006年至2013年间金融对延边经济增长率的总体贡献，则：T=T1+T2+T3=0.00222+（-0.07525）+（-0.00587）=-0.0789，即-7.89%。因此，2006年至2013年期间，金融业牵制了延边整体经济增长近1.1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尽管近年来延边的经济高速增长，金融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对于GDP的高速增长，本地金融业发展相对缓慢。金融发展方面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的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制约了延边的经济增长。
二、金融制约延边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
（一）金融资产总量少，存贷比过高
2014年末，延边存款余额1286.02亿元，贷款余额658.83亿元，财险全年承保金额1752.04亿元，保费收入6.51亿元，融资性担保在保余额12.8亿元，小额贷款业务约16.7亿元，典当余额约0.85亿元。相对于延边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资产总量偏少。改革开放以来，延边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延边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延边经济总体欠发达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突出表现在经济总量不大，城乡居民收入不高，经济结构不优，产业趋同化严重，特色不鲜明，产业之间相关度不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方面。因此，经济的客观水平制约了延边金融的发展。
另外，虽然存贷款余额每年都在增长，但相比而言，存款余额增长的幅度更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延边存贷比约为51.23%，比全省72.59%低21.36个百分点。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的存贷比较低，都在35%以下。
延边地区金融存贷比过低的主要原因是对金融的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延边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靠外力推动的，财政是延边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在政府财力有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经济运行从财政主导型在向金融主导型转变，而延边对于金融发展缺少足够的关注。一些部门和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等、靠、要”思想，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向政府讨政策、要资金上，“没钱找市长”，而不是“缺钱找市场”。
（二）资金流出趋势明显，直接融资不足
相对于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延边的资金收益率较低，由于资金的逐利属性，导致资金外逃。延边资金流出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出。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通过银行资金上解或同业拆借市场导致资金流出。二是企业的资金流出。企业为追逐高利润，利用延边当地的资金到外省进行投资。三是居民部门的资金流出。居民通过购买理财、基金、证券等产品，将资金投向其它地区。以票据融资业务为例说明延边资金的流出情况，2014年，延边票据贴现余额为8.9亿元，同比增长11%。但从实际情况看，90%以上的贴现是金融机构为外地企业办理的业务（即延边的金融机构通过票据贴现将资金贴现给外地企业使用）。延边资金的净流出，加剧了延边与其它发达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延边的直接融资比重偏小，投融资渠道过于单一。截至2014年末，吉林敖东股票共计募集资金4.49亿元，债券融资尚属空白。石岘纸业因为业绩为负所以没有募集资金。相对于延边的贷款余额（658.83亿元），直接融资仅为间接融资的0.68%。
（三）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限制了经济活力
2013年，延边548.16亿元贷款余额中，微型企业贷款29亿元，占比5.2%；小型企业贷款133亿元，占比24.26%；中型企业贷款139亿元，占比25.34%；大型企业贷款69亿元，占比12.59%。截至2014年末，延边658.83亿元贷款余额中，初步预计微型企业贷款占比5%，小型企业贷款占比31%，中型企业贷款占比20%，大型企业贷款占比11%。大型企业贷款中，工、农、中、建、交5家银行的贷款余额超过大型企业全部贷款余额的90%，由此说明大型优质企业仍是国有银行的重点客户，国有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比重低。
（四）大量民间资本“休眠”与流失
延边地区由于出国劳务人员很多，带回国内大量的资金，但这些民间资本对当地的投资欲望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延边地区工业不太发达，出国劳务回国人员可投资的领域有限，导致这些人员创业积极性不高，出国挣回的外汇大多进入到购买住宅、娱乐业等非生产性领域，对生产性领域投资不多，影响了延边经济的发展。
（五）延边金融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
首先，金融管理条块分割。目前，延边金融行业的管理分散在多个部门，其中，银监局负责银行业监管，工信局负责担保公司的业务管理，金融办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管理，商务局负责典当行的业务管理。证券业、期货业的管理在延边还属空白，人民银行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职能缺乏有效的抓手，各金融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成本较高。
其次，金融组织体系单一。延边金融组织体系比较单一，主要表现在：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机构占有相对垄断地位，金融机构对于民营资本的门槛过高，金融领域缺乏包括新兴商业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以及金融租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多形式、多功能、多所有制金融机构。在现有格局中，延边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几乎没有受到市场竞争的冲击，竞争不足必然导致金融创新的不足和金融业效率的低下，缺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
再次，产权交易和产业投资基金的缺失。截至目前，延边还没有产权交易市场——即为非证券化的技术产权转让、企业并购等交易服务的实物性产权交易市场，也没有创业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
三、促进金融对延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对策与建议
（一）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延边地区的资本形成和金融资产结构的一个严重缺陷就在于直接融资薄弱，间接融资比率过大。这不仅造成银行负债单一，而且导致企业资金普遍短缺，融资成本高昂。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发展直接融资的力度，把加快发展直接融资作为现阶段促进延边地区资本形成的重大战略措施。在股票融资方面，要大力支持本地优质企业上市，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和龙头带动作用；在债券融资方面，要鼓励通过企业债券、项目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筹集资金。直接融资要立足于延边实际和发展战略，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将那些科技含量高、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或具有地区优势的产业作为融资重点，从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二）加强对外向型经济发展与中小企业的融资
自2009年“中国图们江开发规划”实施以来，延边地区对俄、对朝跨境经济合作正在积极发展之中，中朝珲春一罗先经贸合作区建设需要大量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目前我州境内企业难以获得境外投资贷款。因此，银行部门应从延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强对国际贸易、境外投资等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积极开展对俄、韩、日、朝等国的金融业务，大力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贸易融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等人民币投融资业务；为外汇和人民币的汇兑、兑换提供便利。
积极搞活中小企业融资，主要的方式包括：一是积极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开展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建立约束与激励相统一的新型信贷管理机制，促进银行贷款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创新并完善银企对接，加强政府、金融部门和企业的联动，利用各政府管理部门所掌握的信息优势，组织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由政府和银企相关人员共同组成对接办公室。三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方式，利用“区域集优”融资、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加强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若想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政府要鼓励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按照“法无禁忌，即可为”的原则，探讨新的金融融资机制。
（三）完善金融体系
首先，积极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集中服务于当地经济，满足地方建设资金需要。
其次，积极引入国内外金融机构。引入金融机构或使其在延边设置分支机构，可以鼓励金融机构适度竞争和金融创新，增强储蓄的“机构弹性”效应。通过外资银行的引入（特别是韩、日、俄等国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延边开放性经济创造完善的金融中介环境，从而有力地带动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
再次，加快建立融资担保体系。出台各项政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助性信用担保机构，建立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发展和完善现有担保公司，逐步完善管理，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有效担保。
（四）完善配套设施，优化金融环境
一是加强金融发展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利用民族自治的优势，遵循金融适度先行的原则，从法律制度层面鼓励并扶持金融的发展，完善适合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议由政府牵头，依托于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建立有效的部门协调机制，加强信息沟通与工作联动。信用体系的建设重点在于加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让信用信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切实的作用，真正做到“有信行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
三是加强支付体系建设。稳步推进第二代支付系统，逐步提高延边的非现金支付和电子支付比例，减小现金漏损，优化支付环境。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第12篇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熊彼特1912年曾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 并认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推进技术的进步, 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此, 人们认为熊彼特是比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 可以说, 金融已拥有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比金融与经济增长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 争议较多, 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一、无关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观点也被称为需求导向, 赞成这一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金融的发展只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反应。金融发展的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 经济主体伴随经济增长而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早期的研究如Joan Robinson (1952) , 莱文 (1993) , 帕特里克 (1966) , Robert Lucas和Stem (1989) 等[1]。
Joan Robinson (1952) 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它只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Khan和Senhadji (2003) 通过对比一些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和经济数据后发现, 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2]。
国内研究方面, 谈儒勇通过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数据后发现, 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孟猛也认为金融深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化程度的起促进作用, 但其对非金融机构能够取得的贷款量几乎没有影响。赵玉龙和庞晓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发掘, 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因果性关系比较弱, 这说明我国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因而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以通过完善金融相关服务, 提升金融的效率方面获得[3]。
韩延春 (2001) 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 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太大作用, 而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促进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一类相关的文献著作比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赖于金融的相关因素结合产业资本。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 1969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Raymond 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一著作中, 首次将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 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指标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对35个国家1860～196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 得出了“在大部分国家中, 假如对最近数十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考察, 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行的。”这一结论。
King和Levine (1993) 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仅有联系, 而且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 这些因素的存在推动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金融体系通过自身的中介桥梁作用, 发挥了强大的功能, 促进经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 从而使得经济得到增长[4]。
在国内, 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实证层面,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 (1999) , 他采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季度经济数据, 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形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证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米建国和李建伟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问题, 他们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 无论是金融抑制还是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的增长, 而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前提是金融的适度发展[5]。
丁晓松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86～2002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 但是, 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6]。
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 赵振全和薛丰慧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 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 而对信贷市场的作用则较大[7]。
三、抑制论: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所认同, 但是, 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 在他们看来, 金融的发展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Van Wijnbergen (1983) 和Buffie (1984) 等人认为有限的金融信贷额度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使得国内厂商可得的份额减少。即社会投资和生产率会因为金融中介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而降低[8]。
Diamond (1983) 、Krugman (1998) 等人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供求的弹性较低并且经济结构上的刚性, 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供给以及相应需求的不足, 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市场供给及相应需求的不足又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价格参数不能行之有效地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按此循环, 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形成相互阻碍的关系[9]。
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提出, 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其分担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 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得用于预防风险的储蓄相对减少, 储蓄率的降低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出经济增长延迟的结论。
四、互为因果关系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贷款利率是2013年第6期中旬刊 (总第519期) 时代Times资本成本这一观点的认识, 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却对此持不同观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强制干预, 而受到政府压制的金融又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Mckinnon (1973) 和Shaw (1973) 基于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 从中分析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考察重点。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约束行为和金融压抑现象。
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并非中性因素, 它不仅能起到促进作用同样也能起到阻滞作用, 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决策部门的选择。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可以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经济改革, 金融市场应该减少人为的因素干预[10]。
在国内, 陈军和王亚杰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 同时深入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 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11]。
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通过对比东亚三国:中、日、韩的经验发现, 实证中从长期因果关系上来看, 日本GDP的增长中有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的带动因素, 检验结果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韩国的GDP增长与股市发展不仅促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 而且, 股市的发展也从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中受益, 韩国的检验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对中国的检验发现结果异于日、韩, 在长期中, 可以得出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股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一结论, 反过来, 也能得出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GDP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的结论, 然而, 这种关系只在长期中存在, 在短期内并不存在, 但是, 这个结果揭示了长期均衡中的状态[12]。
五、小结
各个不同的国家, 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 且制度背景各异, 研究手段的差别会使得研究得出结论会差异巨大。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资料, 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也会愈发复杂, 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也会不断完善。
实证研究方面, 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还处于发展的阶段, 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一种计量方法可以在实证上做出对错判断。这主要是因为:
1.“金融”这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很难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较金融inanceNO.6, 2013 (CumulativetyNO.519) 为完整而且准确的定义, 在经济和金融创新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 金融也处于剧烈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 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键因素也较难确定, 建立于历史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由此做出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推敲。
2.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金融发展这一因子以外还有其他众
多的因子, 并且,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的, 这也使得我们很难以去否定其中的某一种假设。
总而言之,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究都还路途漫漫。只有不断地完善理论研究体系, 补充其中的不足, 进而指导实践, 从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得到进步和发展。
摘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问题一直是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之一, 而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争论较大, 论文数量众多。本文通过研究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文献资料, 对国内外观点进行归纳总结, 综述过程中笔者做出适当的评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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