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范文（精选11篇）
基金经理 第1篇
关键词：基金经理,个人特质,基金业绩
基金经理作为基金投资运行中的灵魂, 从行为金融的角度来看, 其个人特质使其拥有不同的风险偏好, 进而影响其投资策略的选择, 因此, 基金业绩与基金经理的个人特质有着很大的关系。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做过定性分析, 但定量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 通过对数据的定量分析来研究基金经理的各种特质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1 研究内容
(一) 变量
通过对以往国内外研究的总结, 结合中国投资者选择基金经理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聘用基金经理时关注的因素, 本文对2011年基金市场上基金经理的性别, 学历, 是否名校出身, 是否海归, 专业背景, 相关证书的获得状况如CPA或者CFA, 从业时间, 从业经验, 职业背景 (即至今为止从事过的职业的种类) , 样本期内管理基金只数, 从业至今管理过的基金数这些个人特质作为变量进行统计和测度, 以期获得这些个人特质对基金经理业绩的影响。
基金经理业绩通常通过指数进行衡量。本文采用单位净值增长率-业绩比较基准的增长率来代表基金的超额收益率, 采用基金单位净值增长率的标准差来代表基金的风险。而采用超额收益率与风险的比值来衡量基金的业绩, 综合考虑风险收益的影响。
(二) 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7个假设。即基金经理的性别、学历、专业背景、出身背景、从业经验、在一段时间内同时管理的基金只数、所从事过的职业的种类与基金的业绩有关。
(三) 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基金2011年度的业绩报告。选取了2011年在市场上存在的开放式基金。通过基金代码将基金集与基金经理集进行匹配, 得到526个有效样本。
2 数据分析
(一) 相关分析
从以上相关结果可以得出, 性别因素, 学历因素, 专业背景, 出身因素, 样本期间同时管理的基金只数, 从事过的职业种类都与业绩显著相关。
(二) 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 本文剔除了不相关的因子, 首先将相关的因子与业绩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 将基金经理的在职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业绩作为因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2。
注:0.在职时间, 为控制变量。1.性别:X1;2.是否取得硕士学位:X2;3.是否最终为博士:X3;4.是否财经专业:X4;5.是否管理学专业:X5;6.有无理工背景:X6;7.有无CPA或CFA:X7;8.是否出身名校:X8;9.是否海归:X9;10.从业时间:X10;11.截止2011年管理过的基金只数:X11;12.2011年期间管理的基金只数:X12;13.从事过的职业种类:X13;14.单位净值增长率-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 (即超额收益率) :R;15.风险:σ;16.业绩:T。*p<0.05, 表示在0.05 (双侧) 的水平上显著, **p<0.01, 表示在0.01 (双侧) 的水平上显著。
(三) 回归模型
将上述回归分析中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剔除, 重新做回归分析, 以建立显著的回归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见表3。
从上表可以看出, 剔除了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后, 所有自变量都可以很好地解释相应的因变量。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三个回归模型:
(1) 基金业绩与基金经理个人特质的关系
(2) 基金收益与基金经理个人特质的关系
(3) 基金风险与基金经理个人特质的关系
3 讨论
(一) 研究结果讨论
研究表明, 基金经理的性别会对基金的业绩产生显著的影响。男性经理的风险会比较大。学历方面, 可以看到是否难道硕士学位与基金的业绩相关, 而跟更高的博士学位则没有关系。专业背景方面, 是否有财经专业背景与业绩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是否出身211或985名校会对基金业绩产生显著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 其对于业绩的系数为负, 说明名校出身对业绩会产生负作用。其可能原因是在我国, 名校出身的基金经理会过于自负, 决策的时候会比较武断, 过于相信理论知识, 而不能根据实际的市场情况, 进行谨慎全面的分析以获得最佳的投资方案。而是否海归这个变量与业绩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从研究结果来看, 从业经验与因变量之间并不相关。而研究表明, 样本期内同时管理的基金只数与业绩有比较显著的关系。并且从回归结果来看, 这个变量与收益率的回归系数为正, 与风险的回归系数为负, 也即同时管理的基金只数越多, 收益率越高, 风险越小。相关分析表明, 从事职业的种类可以与因变量得到显著的相关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好的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但是, 从回归结果来看, 除了风险, 从事职业的种类都不能很好的解释其他两个因变量。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上述所说, 从事职业的种类与样本期内同时管理的基金只数这两个自变量相关了, 出现这样的回归结果。是本研究的有一个缺陷。
(二) 建议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基金经理的个人特质确实会影响基金的业绩。投资者在购买基金的时候, 可以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状况, 综合考虑基金经理的各种个人特质与业绩, 收益率以及风险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 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在性别选择上, 投资者如果是风险规避型的, 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 则可以较多的考虑女性基金经理。在专业背景, 学历背景, 出身背景选择上, 则需要慎重的进行考虑, 不能因为其拥有匹配的专业知识或者拥有名校的身份就选择这样的基金经理, 因为这两者就是一把双刃剑, 有利有弊, 从本研究来看, 名校有时候会反而带来较差的业绩。
参考文献
[1]赵秀娟, 汪寿阳.基金经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基金业绩——业绩与个人特征的实证检验[J].经济与金融, 2010 (1) .
[2]李豫湘, 程剑, 彭聪.基金经理个人特性对基金业绩影响的研究[J].价值工程, 2006 (12) .
[3]唐松莲, 许友传.基于动态面板回归的基金业绩决定因素[J].系统管理学报, 2010 (2) .
[4]徐琼, 赵旭.我国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 2008 (8) .
基金经理道德风险 第2篇
张礼庆
摘要：基金管理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根源。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存在于基金投资、交易、销售、信息披露等各个环节。具体风险表现为: 净值操纵、操纵市场、关联交易、内幕交易、群体思维的危害和羊群行为、基金销售中的道德风险、基金交易中的道德风险、信息披露中的道德风险等形式。
关键词: 非对称信息基金道德风险
作者简介：张礼庆，供职于平安证券有限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39文献标识码：A
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指在交易活动中，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外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1在基金市场中，非对称信息是指在基金的买卖交易活动中，基金管理人拥有但基金投资者不拥有的信息。基金市场的非对称信息可以从内容、时间两个角度划分。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来看，非对称信息既可能是指基金管理人的行为（action），即基金管理人是否在为基金投资者尽职尽责工作；也可能是指基金管理人的知识（knowledge）和能力（ability），即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的能力。从非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上看，发生在达成交易之前的称为事前非对称信息，发生在达成交易之后的称为事后非对称信息。在基金市场上，事前非对称信息主要是有关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和知识的信息非对称，如基金管理人的市场判断、风险控制、投资组合、选股等能力是高还是低。事后非对称信息主要是指有关基金管理人行为的非对称，如基金管理人是否尽职尽责、是否偷懒、是否利用公司信息为自己牟利炒股票等等。非对称信息导致两个问题，即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其中，事前非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事后非对称信息导致道德风险。由于基金投资者购买的是未来，其未来的收益完全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因此，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对基金投资者就至关重要，事后非对称信息是基金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主要矛盾。本文重点分析存在于基金投资、交易、销售、信息披露等各个环节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净值操纵
基金管理人以获取管理费收入最大化为目标2。由于目前我国基金管理费的提取比例是固定的（封闭式基金为1.5%，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为1.5%，债券型开放式基金为0.6%-0.8%，货币市场基金为0.33%等），作为外生变量，基金管理人自己无法控制。基金管理人能够控制的变量是基金净值。使基金净值增长的途径有三种：一是增加基金的净销售；二是通过研究、分析、价值挖掘等实现基金净值增加；三是操纵基金净值。其中，第一种对投资者是中性偏有利的，因为基金净销售增加，基金规模扩大，有利于净值上升；第二种是和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第三种操纵基金净值则是与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
操纵净值的主要办法是操纵股票价格，特别是操纵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价格。基金在交易日的最后几分钟，用不多的交易量将股票价格拉上去，使基金净值大幅增加（前提是基金的资产价值以收盘价计算）。比如，一只基金持有某只股票500万股，在收盘前的最后几分钟，用50万元的资金，将股票价格拉高1元，其净值可以增加500万元，所用资金与净值提升的比例为1：10。
净值操纵对投资者的影响是：增加了基金运营成本（包括管理费和交易佣金），降低了投资者的回报率。操纵净值的结果是基金资产的流动性下降，而抛售股票直接影响个股走势，影响基金净值。
3操纵市场
操纵市场是指基金以获取超额利润或减少风险为目的，利用资金、信息优势，影响股票价格，制造市场假象，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基金操纵市场的手法主要有：（1）合谋。是指基金与利益相关者串通，由一方做出交易委托，另一方知悉对方委托内容，在相似时间，以相似价格、数量做出相反委托，并达成交易。这种做法也属于下面讲到的关联交易。（2）对倒，又称连续双向交易。是指基金在同一时间对某一只股票进行又买又卖的操作，故意制造繁荣交易假象，以抬高或者压低股票价格。4（3）拉托。是指基金借助于市场咨询机构或股评人士散布谣言或不实资料，使公众投资者对股票价格走势产生错误判断，自己趁机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
对基金投资者而言，操纵市场面临操纵失败的风险和法律风险，即操纵市场被查处的风险。基金的上述操纵市场行为，属于我国《证券法》第71条禁止的交易行为，5我国《证券法》第184条规定，“任何人违反本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53条规定，“有操纵市场价格、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证券欺诈行为的，由中国证监会依法给予处罚。”因此，表面上看，操纵市场对投资者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但本质上说，是使投资者承担严重违法成本的错误行为。对整个市场来说，则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无序和紊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关联交易
基金的关联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另一种是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各基金之间的交易。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包括三个方面：（1）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控股股东自营盘之间的交易，通过这种交易转移利润。在基金设立初期有一种说法，基金是证券公司的第二自营盘，即指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证券公司之间的利益从属关系。（2）基金管理公司动用基金资产为其控股股东证券公司在新股承销、增发和配股过程中提供某些支持，减轻控股股东的承销风险。（3）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的交易席位分配给控股股东。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是基金管理公司租用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证券公司为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研究成果。基金管理公司分配给证券公司的交易量与证券公司提供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相匹配。但是，在关联交易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就未必匹配。同时，作为对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交易的回报，控股股东可能在基金的年报和中报统计日前，大幅拉高基金重仓股股价，抬高基金净值，为基金提取管理费、基金排名等方面提供支持。
关联交易的另一种形式是同一管理公司管理的不同基金之间的交易行为。一般表现为用一个基金的盈利来填补另一个基金的亏损。这种关联交易既可以发生在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不同基金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与所管理的代客理财账户（比如全国社保基金的专户）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之间。
这种关联交易行为通常是以基金之间的相互“倒仓”形式表现出来。所谓“倒仓”是指甲、乙两只基金通过事先约定的价格、数量和时间，在市场上进行相对交易的行为。6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两只基金相互倒仓，既可以解决先上市的基金的流动性问题，又不影响甚至提高基金净值。目前我国基金市场中开放式基金不断推出、而封闭式基金出现“边缘化”现象，为了保证开放式基金的净值或者应付赎回资金需要，有可能出现将开放式基金的大量股票倒仓给封闭式基金，反正封闭式基金不存在流动性风险问题。基金管理公司为树立品牌
形象，可能选择一只开放式基金作为公司品牌，将其流动性差、亏损的股票倒给公司旗下其他的基金，以确保“品牌基金”的净值在市场中处于领先。如果遇到某一只基金需要扩募或续期，其他基金可能通过集中拉抬这只基金重仓股股价的方式解决基金扩募需要的净值增长率问题。为了吸引和保证获得代客理财客户，基金管理公司也可能以牺牲公募基金投资者的利益确保定向的代客理财账户的收益率。
2001年6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证券交易行为的通知》，其中要求，“证券交易所在日常交易监控中，应当将一个基金视为单一的投资人，将一个基金管理公司视为持有不同账户的单一投资人，比照同一投资人进行监控。”7这一规定对防止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各个基金之间的倒仓行为有着积极意义，但是难以防止基金与其控股股东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倒仓行为或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对投资者利益产生机器不利的影响：（1）利益损失。将基金利益转移给基金管理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将一只基金的利润转移给另一只基金，或者将基金的利润转移给代客理财账户，或者将封闭式基金的利润转移给开放式基金，或者全部是反向转移，都必然会损害基金管理公司客户的利益；（2）扭曲基金净值和盈利信号，扰乱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基金净值和基金盈利是基金管理人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投资者选择基金进行投资的重要指标。如果出现关联交易行为，净值和收益的价格信号功能就会扭曲变形，基金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基金的真实情况，进而给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困难，导致基金市场资源配置混乱。
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泄漏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其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基金的内幕交易行为有三种：第一，基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内幕交易。基金凭借其代理股东地位，迎合上市公司的特殊需要，比如行使投票权支持上市公司管理层提出的某些议案（如有损股东利益的“毒丸”等反收购计划），以换取上市公司内幕信息，或者优先得到某些内幕信息。第二，基金管理人的内幕交易。基金管理人可能利用基金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内幕信息为自己谋取私利。最典型的例子是“前置交易”（front-running，其含义相当于中文的“老鼠仓”。）即基金管理人先为自己或利益相关者买入某些股票，之后再为基金买。这样的行为会使股票价格攀升，抬高基金的成本。在适当的时候，基金管理人再将股票在高位抛出，甚至可能用基金的钱去高位接盘。第三，基金与其特殊投资者之间的内幕交易。基金本身产生的内幕信息比如基金业绩、基金投资组合、基金重仓股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幕信息，这些信息在公布之前具有重要的投资价值，基金可能利用这些重要信息与其特殊关系客户作交易，从而损害其他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内幕交易对基金投资者的影响是：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内幕交易看似为了投资者的利益，其实这种行为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最终承担风险的还是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人的内幕交易直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基金与其特殊投资者之间的内幕交易损害其他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另外，各种内幕交易均违背“三公”原则，不利于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群体思维的危害和羊群行为
我国基金投资目前实行的主要是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度。在基金投资决策过程中内在的存在着一些缺陷。通常情况下，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在投资策略上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些分歧一般情况下难以协调。结果往往是投资决策委员会在每个成员都最没有把握的地方达成一致意见，因为对每一个成员而言，在自己没有把握的地方，反对的意愿最小；而对整体投资决策而言，反对意见最小的方案最容易被通过。这样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被加总成集体的平庸。
另外，在基金之间，也会由于群体思维，而造成基金投资组合的趋同，我们可以称之为“羊群行为”或“同质化”。基金之间的竞争以及基金投资组合的公开披露，是羊群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主要是出于声誉考虑或者出于报酬考虑的羊群行为（reputation-based and compensation-based herding）。为了避免因投资失误而出现声誉风险，或者当基金经理的报酬是建立在同行业业绩比较的基础之上时，基金经理之间就有采取相互模仿行为的倾向。
基金经理出于对其职业前途的考虑，可能依靠也可能不采用他个人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这取决于他个人的行为如何反映其所获得的个人信息。Chevalier & Ellison（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基金经理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一旦失败，将比采用常规的投资策略更有可能受到离职的惩罚，而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即使能够成功，也不会受到明确的奖励，不会明显地降低离职的概率。对于年轻的基金经理而言，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失败后所得到的惩罚比年长的基金经理要严厉，这说明对于年轻的基金经理，不仅根据其业绩而且根据其行为方式来考核，年轻的基金经理为了避免离职，遵从“羊群”行为方式的可能性更大。
基金的群体思维和羊群行为，在投机性的市场上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将还是基金投资者。如去年下半年多数基金在”价值投资”理念下集中持有股票。据统计,04年6月30日, 基金公司前五大重仓股的惊人雷同,在众多基金公司的重仓股列表中,长江电力、中国石化、宝钢股份等大盘蓝筹股比比皆是。统计显示,长江电力、上海机场、中国石化分别被16家、12家、13家基金公司重仓持有,这表明基金公司重仓股重叠现象极为普遍。
基金销售中的道德风险
基金在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投资顾问商自己的销售机构、专业基金销售商、证券商等进行销售，相似地，我国主要是基金管理公司自己的销售机构、代销银行和证券公司进行销售。由于利益导向和冲突, 销售机构或个人可能对投资者误导甚至欺诈。
另外，基金管理人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面对大型、特大型的客户可能私下做出一些收益保障性的承诺或者提供内幕信息的承诺（比如将基金建仓股票的信息提前告知）。这些承诺最终能否兑现先且不说，即使能够兑现，也是以牺牲其他基金投资者利益为代价的。
基金交易中的道德风险
基金在每日净值确定后（美国为下午4点，我国为下午3点证券市场交易时间结束），基金管理人和特定客户继续进行交易，这是所谓的“市后交易”。基金管理人提供有关信息予特定客户，客户利用可能存在的基金价格差进行快速的短期交易，这称为“短线交易”。上述非法交易行为的背后，是巨额的利益驱动、制度缺陷、自我约束机制弱化和道德危机。券商等经纪人帮助特定的大客户进行“市后交易”或“短线交易”，是为了收取频繁买卖的申购赎回费用；基金管理公司依赖券商等中介机构的客户关系，往往默许券商等机构的特定投资者采取不同普通投资者的交易方式，甚至提供基金单位净值波动的实时信息供特定客户进行短期套利。
2003年9月，美国基金业爆发了特大丑闻。纽约州司法部长斯皮策（Spitzer）指控4家基金公司涉嫌与金丝雀（Canary）对冲基金进行非法交易，在收盘后买卖基金。斯皮策向事件的有关负责人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他们违反了纽约州商业法律，牺牲了广大个人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司法部业随后开始调查共同基金的买卖行为。这起事件沉重打击了基金投资者的信心，重创了美国基金业历经80多年所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
我国的开放式基金交易中由于不存在类似股票交易的中央交易系统，基金登记结算完全由基金管理公司开发的系统进行，所以客观上不能否定“市后交易”和“短线交易”存在的可能。在开放式基金发展初期，基金出现交易中的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很大，这对于基金其他
投资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信息披露中的道德风险
基金的信息披露包括招募说明书、公开说明书、基金年报、基金中报、基金投资组合公告（季报）以及重大事项公告（临时公告）。在每一种公告文件中都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行为，即做出对基金管理人或销售商有利而对投资者不利的公告表述。信息披露中的道德风险行为常常表现为基金管理人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做出对投资者误导性的或遗漏性的信息公告。事实上，由于基金公布投资组合有15日、60日及90日的时间滞后，基金可以在此期间进行持仓调整。所以，基金的信息披露可能造成信息失真，并对投资者形成误导8。
以上分析了基金管理人道德风险行为的种种具体形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基金都会有上述所有的道德风险行为。有的基金比较规范，有的基金违规操作的成分比较大。理论研究旨在将各种可能性一一列出，以便于设计制度，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另外，这些道德风险行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基金管理人会根据具体的市场条件和监管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旧的道德风险行为会逐渐被淘汰，新的道德风险行为不断产生。基金行业就是在道德风险行为不断产生和不断治理之中向前发展的。
注释 1 关于非对称信息的定义和非对称信息的划分，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9页。目前中国很多新近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如银河、国联安等，明确提出公司的目标是“以基金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从经济理性上说，并不能排除管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即管理费最大化的目标。比如2001年9月，“银广夏泡沫”破灭，基金景福、景宏重仓持有银广夏，结果基金净值产生重大损失。在2000年10月的《财经》杂志的“基金黑幕”一文详细描述了基金的对倒交易。其后，中国证监会对基金交易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的对倒交易最为明显，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等受到了相应处分。我国《证券法》第71条列出了合谋、连续交易、自买自卖等操纵证券价格的行为。6 参见平湖：“基金黑幕”，《财经》杂志2000年第10期。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证券交易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1]29号）
论新聘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第3篇
2009年4月份共发生了13起基金经理增聘和1起基金经理离职的公告, 基金经理的变动率为2.9%, 而离职率仅为0.2%。历史数据显示, 2008年1到11月份基金经理月平均变动率为3.33%, 2007年同期基金经理月平均变动率为3.88%。为了抑制我国基金经理的频繁波动现象, 2009年4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新建立的基金经理注册管理制度, 并不单是指对基金经理的任职资格进行一次性登记注册, 而是要求按照相关规定, 基金经理在业内的每次岗位变动都须重新进行申请注册。一般而言, 基金经理更换的原因可归结为:内部岗位调整、晋升、辞退、免职等等。然而, 基金公司公布的更换公告往往不够详细, 对基金经理更换是出于业绩不佳还是内部调整很少能给出详细具体的说明, 因此对基金经理变更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 本文选用历史数据, 针对基金公司新聘基金经理对基金的影响这一问题做出一定的研究。
2 文献综述
Khorana (1996) 认为基金经理变更与基金业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Khorana (2001) 发现:业绩不好的基金, 在更换了基金经理后, 业绩会有明显的改善;而业绩较好的基金, 在经理被替换后, 业绩却显著恶化。但经理更换前后, 投资者都没有获得超过市场基准组合的超常回报。
许晓磊 (2002) 运用事项研究法计算平均超常收益率 (AAR) 和累计超常收益率 (CAR) 的方法发现:事件信息公布后, 基金的价格超常收益有所下降, 但并不显著。
于芳 (2004) 以2004年发生的20件基金经理变更事件作为样本, 研究事件发生前后基金收益水平的变化情况, 发现:在基金经理变更之后, 样本基金的超额收益有所提高, 业绩有明显改善。
赵清光 (2005) 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基金业绩与基金经理更换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熊胜军 (2006) 认为基金经理调整是我国基金业内的一个普遍现象, 基金经理调整未显著提高基金择股能力和择时能力, 从而基金经理调整对基金绩效并没有显著改善。
3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新聘基金经理不会对基金的业绩产生影响。
数据表明, 有34.5%的新经理在发生基金经理更换事件之前, 在同一家基金公司的其他基金担任基金经理工作, 即在公司内部的不同基金上轮岗转任;有22.4%的新经理在发生基金经理更换事件之前, 在其他基金公司担任基金经理工作, 即由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岗位转任到其他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岗位, 除了转任以外, 升任基金经理的情况大致如下:有17.6%的新经理在发生基金经理更换事件之前, 在同一家基金公司担任基金经理助理工作;有22.2%的新经理在发生基金经理更换事件之前, 剩下的新经理占3.3%, 他们在发生基金经理更换事件之前, 担任其他工作。因此可以说, 基金公司对基金经理的挑选是一个有序过程, 并且新聘请的基金经理在此之前有从事相关工作的经历。因此, 聘请新基金经理短期内不会对基金业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主要选取从2007年第三季度起开始有关键数据的所有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共26只基金为研究对象, 截止到2008年末, 共发生16次新聘基金经理的现象,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数据库。
4.2 超额收益率的估算模型
本文借鉴Fama and French (1993) 、Alves (2004) 以及Chhaochharia and Grinstein (2007) 等人研究建议的四因素风险调整模型, 结合本文所研究的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特征, 选取了其中三个因素进行模型的估计。运用此模型能够有效剔除那些特定因素引起的超额收益的变动, 因此对超额收益率的估计更为合理和准确。利用日组合收益率来构建的三因素风险调整模型为:
Ri, t-Rf, t=α+β (Rm, t-Rf, t) +γLMSt+θHMLt+εt
其中, Ri, t是基金i在t期的收益率, 基金i包括观察基金和气对照样本;Rf, t是无风险收益率,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半年存款利率折算而得;α为超额收益率;Rm, t为t期的市场收益率, 这里以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的加权收益率表示 (上证80%的权重, 深证20%的权重) 。Rm, t-Rf, t是t期的市场超额收益率, 用来模拟市场效应;LMSt考察大规模基金和小规模基金在t期的收益率差异, 用以模拟规模效应;HMLt考察高累积收益和低累积收益基金在t期的收益率差异, 用以模拟动量效应。
本文LMSt和HMLt的计算借鉴Liew and Vassalou (2000) 方法, 将所有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按资产规模 (Size) 的大小剔除两个极端值, 剩余24只基金, 按照规模大小将基金分成两组, 然后将每组按照股票占比 (Percentage) 的大小再分成两组, 这样, 总共将提出后的基金分成4组, 每组6只基金,
接着根据每季季初和季末的数据分别求出大资产规模的两个组合与小资产的两个组合的月平均收益率, 将两者想减, 得到LMS。即:
LMSt= (LNt+LLt) /2- (SHt+SLt) /2
然后, 根据上一季度收益率数据分别求出高累积收益率和低累计收益率的算术平均收益率, 然后两者想减, 得到, HML。即
HMLt= (LHt+SHt) /2- (LLt+SLt) /2
4.3 配对样本
为了研究的需要, 本文借用研究股价行为的经风险调整的三因素模型的基础上, 增加了样本配对法, 比较观察组和对照样本组是否存在超额收益率的显著性差异。配对样本的选取原则是:对照样本的规模和观察样本的规模相近, 规模相近的基础上选取前期累计收益率相近的基金。
4.4 时间窗口
本文以基金新聘请基金经理公告日起100个交易日, 作为研究的时间窗口。
5 实证分析
运用Eviews5.0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α值做出了估计值。表1为估计得出的α值。
由表2可以看出观察组的α值是0.000051, 即存在新聘经理的基金在研究时间窗口内的平均日超额收益率是0.0051%, 以每年200个交易日计算, 转换成年超额收益率为1.02%, 而对照组的α值是0.000124, 即不存在新聘基金经理的基金的平均日超额收益是0.0124%, 转换成年超额收益为2.48%,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两组基金的日超额收益以率之差为0.0073%, 转换成年度数字为1.46%, 但二者的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接着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超额日收益率做了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输出结果给出的t=0.80098, 相应概率是0.4294, 大于0.05, 说明两均值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6 结语
本文运用三因素风险调整模型, 结合事件分析方法, 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例, 分析了新聘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经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新聘请基金经理的基金业绩要低于未更换基金经理的基金, 但其差异很小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也就是说, 新聘基金经理不会对基金业绩产生显著性的影响, 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虽然中国证券市场上进行基金经理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基金业绩的压力, 而且调整基金经理又是基金公司调整的最方便、廉价和主要方式, 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很多基金公司新聘基金经理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如:前任经理跳槽等。随着基金间竞争的越来越激烈, 基金经理调整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会越来越普遍, 对基金投资者而言, 新聘基金经理行为不应被看作是基金管理上的一次重大调整, 更不应该看作一次重大“利好”, 新聘基金经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通常是十分有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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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经理及产品经理岗位职责 第4篇
一、基金项目经理岗位职责：
1、对私募基金项目进行拓展开发及经营管理；
2、熟悉私募股权基金、基金的交易结构设计、成本控制、基金发行程序及关键因素；
3、负责与银行、信托及券商进行相关产品的沟通；
4、负责落实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计划，执行相关私募债券类基金的投资运作管理；
5、完成产品推介材料的制定以及相关文案的撰写。
二、基金产品经理岗位职责：
1.负责基金产品设计研发，包括一、二级市场产品研发，私募股权(PE)、债券、证券投资等；
2.负责与相关机构（银行、券商、信托、债券、公募，私募基金等）对接产品资料，并进行基金产品资料的整理、美化和包装；
3.负责基金产品基础文件（要素表、招募说明书、PPT等）撰写； 4.负责市场行业动态的采集和分析，并对投资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
5、基金产品的内部培训工作；
6、负责收集整理基金机构业务运营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可执行的意见及建议；
基金经理的“基因” 第5篇
生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生物之所以会逐渐衰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会眷顾那些基因的“有益变异提前作用、有害变异延后作用”的个体，原因是在相反的情况下，那些基因“有害变异提前作用、有益变异延后作用”的个体初表露相关特征，就会被残酷的人自然淘汰，根本没有留下后代的机会。所以在基因遗传变异的累积作用下，年轻的个体愈强健有力，并且能够延续香火，而到老后愈疾病缠身。
在市场竞争激烈而残酷的基金业，一旦走上基金经理的岗位，也会感到类似这种基因的强大驱动力。也许这种诱惑并非发自他的细胞里的23对染色体，但是他天然的要求自己赶紧把业绩做得显山露水，名列前茅。如果基金经理倾向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那可能还未等他的潜力发挥出来，就已经从行业的金字塔尖上被踢走了。
可是，基金与人是不同的，长期来看，基金不能向死而生。即使基金经理换了一拨又一拨，基金本身不会因这个理由而消失。所以，一个尽职的专业的基金经理会有更强大的使命感去克服来自DNA的冲动，否则当他驾驭着基金奋力冲刺去夺取金牌的时候，也许就埋下了日后伤痛的隐患。
统计一下截至2006年7月的开放式基金晨星排名，成立刚满一年的基金里有6只的一年期评级为五星，但是到了2008年7月，3年期评级仍为五星的只剩下两只。并且，这种滑落的趋势并非分散平均分布。当时一年期评级为四星和三星的，如今3年期评级的平均星级都出现下跌。同时，有趣的足当时一星级的现在仍全部保持一星级。我们不妨得出如下结论：初弱者恒弱，但初强者未必恒强。
王亚伟:最牛基金经理“王者归来” 第6篇
人物介绍
王亚伟，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华夏大盘精选基金和华夏策略混合基金经理。
2007年，该基金气势如虹，更以226%的净值增长率高居国内各类型基金之首，比第二名高出35个百分点，其净值增长率是同期上证综指涨幅的2.33倍。一时间，华夏大盘成为万众瞩目的牛基，王亚伟则获得“中国最赚钱的基金经理”的殊荣，一举将基金金牛奖、明星奖、最佳表现奖、最高回报奖、最受欢迎奖尽数收入囊中。
基金经理择时能力文献综述 第7篇
1 国内外基金经理择时能力的研究现状
1．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基金经理择时能力的研究中，T-M模型、H-M模型、C-L模型及Busse波动择时模型的提出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Treynor和Mazuy(1966)首次对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利用T-M模型进行研究。他们提出如果基金经理能够把握市场时机，即在预测股票市场上升时，增加持有高系数的证券(volatile securities)，在预测股票市场下降趋势时，就应调整市场组合，减少高系数的证券。那么系数就会表现出时变性，基金投资组合与市场风险之间的线性函数关系就不复存在，从而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T-M模型，并用模型中的参数判断基金经理是否具备择时能力。之后，他们对57只开放式基金的年度收益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除一只基金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表现显著以外，其他基金均未表现出显著地市场时机把握能力，即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开放式基金的基金经理具备市场时机把握能力。
Fama(1972)将基金经理的预测能力分为两种类型：微观预测能力和宏观预测能力，并对其进行确切的定义。微观预测能力即选股能力(Selectivity)，是指基金经理对于单只股票的价格相对于其他股票的变化。宏观预测能力指基金经理预测市场收益相对于固定收益证券(一般选取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化。
Henriksson和Merton(1981)将期权定价理论运用到基金择时能力的衡量模型中，从而提出了H-M模型，并选用参数和非参数模型对1968至1980年的116家基金在月度收益率上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参数模型中，大部分基金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表现为负，但显著性水平均未达到5%，即没有有力证据表明基金经理具备市场时机选择能力。后又以1968年至1980年的116支开放式基金为研究样本，利用HM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选取国债收益率(持有期在30天以上的最近到期的国债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选取纽约证券交易所月指数收益率为基准收益率，并将所研究的样本期间分为三个时间段。研究结果发现，所研究样本基金并不具备股票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把握能力。
Chang和Lewellen(1984)为避免由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前提假设与现实的不一致导致的结论偏差，而将研究建立在APT套利定价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将市场的运作状态分为高涨和低迷两种状态，并对两个时期的系数进行回归分析，通过研究系数之间的差值来判断基金是否具备市场时机把握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所研究样本没有表现出显著地股票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把握能力。
Jeffrey A.Busse(1999)将波动率引入基金择时能力的评价模型中。他认为，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在进行基金择时能力研究时应将波动性纳入模型中。第一，影响资产业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波动性，并且相对于市场收益而言，波动性更易于观测。这主要是因为波动具有集群性和持续性，从而增加了它的可预测性。第二，市场收益如果与波动性没有显著正向关系，在市场波动增大时，基金经理就可以通过减少投资组合中市场敞口，进而提高投资收益。Busse利用其所提出的波动择时模型，选取1985年1月至1995年1月的230支股票基金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期间的日度收益率。研究结果发现，在市场波动增加时，积极的基金经理会改变所持组合的市场敞口，取得较好的投资业绩，也就证明了其具备波动择时能力。
1．2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起步较晚，并且国内对于基金经理市场时机把握能力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国外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经典模型T-M、H-M、C-L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这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1997年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到1998年3月，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的发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才拉开序幕。开放式基金更是于2001年才开始出现。在这期间，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基金业绩的外在表现。因此，国内学者对基金进行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
张婷、李凯(2000)以Jensen指标和TM模型，并以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基准组合，对最早上市的5支基金自1998年10月9日至1999年6月30的业绩进行研究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基金均获得了超额收益，超额收益主要基于基金的证券选择能力，而并非时机的选择能力。刘红忠、汪光成等人对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也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基本相同。刘红忠对14支基金自1999年9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的证券选择能力、时机选择能力和业绩持续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基金在股票选择和时机选择方面表现不是很显著，基金经理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并且基金收益不具备持续性。汪光成对2001年底上市的33支基金采用基于CAPM模型和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的TM、HM和GII模型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时间段基金表现出的时机选择能力有所不同。总而言之，没有显著的证据能够证明基金具备显著地时机选择能力，并且虽然研究表明基金具备一定的证券选择能力，但对于基金收益的贡献非常小。研究结果同时也表明，证券选择能力和时机选择能力也会因为基金的不同而有差别。基金中少部分基金的择时能力会表现出连续性，表现一直比较好，但其中大部分基金的表现是不稳定的。肖奎喜、杨义群(2005)选用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57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分别运用T-M、H-M、TM-3F和HM-3F四种参数模型对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在证券选择能力不稳定，市场时机选择能力方面也表现不明显。
吴文婷、陈权宝(2008)采用T-M、H-M和C-L三个模型，对在2004年之前发行的17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别对其在2004年至2006年全时期、股票市场的熊市时期、波动时期及牛市时期四个不同的市场状态下的择时能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具备一定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但是表现出持续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的基金较少。杨华蔚(2008)采用Jensen指数、T-M模型和H-M模型，对我国2003年1月至2008年4月的开放式基金中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性基金经理人的证券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并将整个研究期间分为牛市和熊市不同的市场状态分别加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一般以上的基金业绩超越了市场表现，当市场处于熊市时，基金表现出较强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而当市场处于牛市时，基金则表现出较强的股票选择能力。
在我国对基金经理波动择时能力的研究在2005年开始。马超群、傅安里等基于改进后的波动择时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证券投资基金进行研究，引入预测性效果更好的市场波动率来代替市场收益预测。研究结果显示，基金在市场风险加剧的时候相应的减少了所持资产的市场敞口，并且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比较而言，开放式基金的这种行为会更加明显，但基于不同风格的基金，它们的波动择时能力并未表现出很大差距。即总的说来，研究结果说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波动择时能力，并且开放式基金要优于封闭式基金。
2 研究结论及展望
2．1研究结论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国内外对基金择时能力的研究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99年之前主要侧重于对基金收益择时能力的研究，并且该阶段研究结果显示，基本上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所研究样本具备显著的择时能力。在1999年Busse将波动择时思想加入择时模型之后，并对基金经理的波动择时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基金经理具备显著的波动择时能力，原因在于市场波动集聚性(culuster)和持续性(persistence)的存在，使对其可预测性大为增加。
2．2研究展望
通观国内外对基金择时能力的研究现状，不足之处在于现有的研究只是对基金经理择时能力进行研究，但在基金经理择时能力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方面缺乏描述及论证。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在理论上应该对基金业绩产生贡献，但部分文献显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就与理论分析矛盾。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无疑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随着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基金数量的不断增加, 对基金业绩的客观合理评价成为投资者日益关注的问题。基金经理择时能力是基金业绩评价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择时能力相关文献的探讨, 总结其研究成果, 指出不足, 并为以后的研究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基金经理,择时能力,基金业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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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原因及薪酬分析 第8篇
一、公募基金行业发展背景
2009年以来, 基金经理“改换门庭”的消息不绝于耳。银河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2007年1季度, 中国341只基金中, 发生基金经理变动72人次;4月份, 193只开放式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动22人次。这份研究报告还显示, 虽然基金经理跳槽走向不好统计, 但其中转投私募基金的不在少数。根据晨星中国的研究报告, 2006年共有130只基金发布基金经理变动公告。其中104个公告属于基金经理离职, 占295只基金总数的33.88%。这表明, 2008有3成基金的基金经理由于各种原因调离职务, 共涉及97人次;而在2005年, 共有87位基金经理被公告调整岗位。由《关于基金管理公司专业人员流动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数据表明, 基金经理离职后, 54.7%的基金经理选择到其他基金公司任职, 19.8%则流向了私募基金。
由此可见基金经理的流动性呈现加速性。而在这背后的是, 基金经理的流动对于原来所属基金必然有冲击性, 保持基金收益稳定, 留住明星基金经理成为目前需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目前基金经理大规模流动的主要原因
(一) 公募基金经理相对私募来说, 压力与收入不成比例
基金经理的压力的来源主要是市场针对基金的各种业绩排名。公募基金考核过于急功近利是目前业内普遍的事实。在海外, 公募基金常常是一个季度公布一次业绩排名, 而国内天天排名, 导致压力很大。例如, 有些基金公司要求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在同类所有基金排名中位列前1/3。如果连续几周排在后1/3, 那么基金经理就要走人。其他压力则包括基金份额变动, 工作的紧张和投资产品波动的不确定性, 目前虽然中国的公募基金发展较晚, 但是一些内部体制已经相对健全, 由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 目前的私募基金仍然处于法律和政策真空中。其发展的自由度大, 承受的压力与公募相差无几, 但是拿到的收入却远远大于公募基金。
(二) 行业发展过快, 人才出现短缺导致流动加剧
近两年来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 从而带动了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 而基金经理的数量确实在有限。由此导致了对于基金经理的巨大需求, 这从一些数据可以反应出来。在华尔街做研究员, 3年内是不具备出具署名报告资格的, 而在当前的中国基金行业, 从业3年可能已经可以担当基金经理了。
(三) 管理层对于公募基金经理个人投资的限制过于严格
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要受来自基金契约、监管部门等的严格限制。比如公募基金在作投资决策时, 往往要面临复杂的审批制度, 这种层层审批的制度使其效率不如私募, 投资相对保守, 看似减少风险, 其实不然。而更多的制度性措施使基金经理们感到束缚, 也成为其转投私募的助推器。
三、公募基金经理薪酬现状及激励措施
目前中国公募基金经理的薪酬较为单一, 不同的基金公司在收入规则上有很大差别, 总的来说都是“工资+奖金”模式, 奖金一般是季奖, 差别就是在奖金系数上, 不同基金公司系数也不一样, 根据基金净值增长率排名情况定相关系数。近两年基金经理的收入都随着市场的大幅上扬而获得了大幅提高, 但是这种提高同基金经理所受到的压力相比, 仍然算不上很大。并且在薪酬形式上较为单一, 除了这种物质奖励外, 基本没有其他形式的非物质奖励, 如培训计划等。基金经理, 作为知识型员工的典型代表, 对其激励制度既有普通的知识型员工的一般性, 但是也有其特殊性。对于中国公募基金经理流动性较大的现状, 本文从薪酬角度提出下列激励措施来改变这种境况。
(一) 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工资+奖金”模式
提高基本工资, 可以固定的以基金份额的一定百分比作为基本工资, 这方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向私募基金看齐。
(二) 短期激励薪酬
短期激励薪酬中短期激励主要有奖金、绩效加薪、年终分红和利润分享计划等形式, 它们都属于绩效薪酬, 是根据绩效对个人的薪酬提供补偿的一种激励制度, 是将代表组织绩效的某种指标利润与个人薪酬挂钩的方式。这种报酬激励效果明显, 并且这种报酬的支付不会成为基本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有两方面的潜在优势。一方面, 它能够鼓励员工更多地从所有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从而会从更开阔的角度考虑如何改进企业效率的问题, 同时员工的合作精神和身份感、责任感会得到加强。另一方面, 由于所支付的报酬大多不进入基本工资, 在经营困难时期, 就可以不只是依靠解雇来渡过难关。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某种形式的绩效激励。奖金或劳动分红是基于知识型员工业绩的短期激励, 是为了促使知识型员工达到企业年度目标而设立的。只有通过业绩考核, 企业的效益达到了令人满。在短期激励薪酬方面, 充分发挥公募基金本身的优势, 奖金方面, 公募私募基本无什么大的区别, 而能够变动的恐怕就属于绩效加薪和年终分红了, 对于基金行业以人才为中心的性质, 在年末, 把基金经理的本年收益与过去年份进行比较, 然后对差额部分进行奖惩。同时根据本年度基金业绩排名, 对基金经理的绩效进行评定然后加薪可以分档, 排名越靠前, 得到的绩效工资占的收入比例就越大, 而且这个还要呈现出梯次性
(三) 长期激励薪酬
基金经理属于知识型员工的一类, 因此其也具有与其他知识型员工相同的特点, 即其工作成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为了解决这种工作与成果在时间上的不一致, 激励知识型员工不断创新、进取, 就要舍得给他们各种待遇, 尤其是为他们提供带来希望和幻想的待遇, 如期权和期股。这样, 就会极大地提高知识型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从而取得更好的业绩。长期激励的主要方式是员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计划。通过使员工拥有企业所有权, 大大提高员工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关注。员工持股计划是企业向员工让渡部分股权的一种形式。股票期权计划为员工提供一种按固定价格购买股票的机会。股票或股权的存量使得员工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 分享企业的经营收益, 属于变动收入, 虽然在企业规模较大时, 这种变动收益与员工个人的努力关联较弱, 但可聚合员工的努力方向与企业一致。股票或股权隐含可以预期的收入, 而股权的分配与员工的业绩挂钩, 所以股权可看作与员工业绩关联的变动收入, 体现企业与员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激励思想。目前由于基金经理的流动性问题, 一些基金已经开始这但是鉴于政策法律上允许基金从业人员购买基金只是在本年中旬才开始实施, 因此这方面的进程可能稍显慢。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日前在国内基金业内率先推出基金经理“持基”激励计划, 该计划也是基金公司推出的首份内部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激励计划。该激励计划以基金经理为激励对象, 具体安排是鼓励基金经理购买一定金额自己管理的基金份额并长期持有。根据基金经理购买的基金份额, 公司同时也以1∶1的比例以自有资本金投资和持有相应的基金份额, 其投资收益最终归该基金经理所有。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方式已经多样化, 可以想象的是未来关于基金经理的长期激励薪酬的方式也会越来越多。
(四) 内在薪酬方式的选择
内在薪酬的构成可以按照所含因素的内在联系来划分, 如工作激励、组织激励、文化激励以及情感激励。改变过去的根据按周排名从而衡量基金经理业绩的方法, 适当的房款期限, 如1个月。同时扩大基金经理的投资权限, 使其能够在一定的投资范围内有更大的自主决策权。但是真正能够起作用的是职业发展激励。知识型员工更注重个体的成长而非组织目标的需要。基于此, 首先应该注重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为知识型员工提供受教育和不断提高自身技能的学习机会, 使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本价值不断增值, 从而具备一种终身就业的能力。其次要充分了解员工的个人需求和职业发展意愿, 为其提供富有挑战性的个人发展机会, 创造适合其要求的上升道路, 让知识型员工随着企业成长而获得职位的升迁或新的事业契机。通过个体成长和职业生涯激励一方面可以带动知识型员工职业技能的提高从而提升组织整体人力资源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使同组织目标方向一致的员工个人脱颖而出, 为培养组织高层经营、管理或技术人员提供人才储备。只有当员工个人需要与组织需要有机统一, 员工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发展前途时, 才有动力为企业尽心尽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组织结成长期合作、荣辱与共的伙伴关系。而且当一项工作与员工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相吻合, 甚至对生涯目标的实现有明显推动作用时, 内心也会有一种内在满足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下, 人们不再把工作当成任务或负担, 而是直接当作一种可以使自己快速走向成功, 实现事业梦想的机会。个体持有的这种机会期望, 构成了强有力的“机会激励”。知识型员工受教育水平较高, 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的目标有更高的定位, 对生涯道路有自己的设计与规划。与一般员工相比, 他们更加重视目前工作与自己生涯目标的关系, 也更加渴望拥有一份有助于生涯目标实现的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更强烈的个人发展的“机会动机”。因此企业应充分了解知识型员工个体成长和职业发展的意愿, 应使他们目前的工作与其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相吻合, 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心理契约要求期望有一个“富于变化的职业生涯设计”。所以组织要关心、帮助员工进行自身的职业生涯设计, 使员工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前途, 提高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和工作积极性, 最终达到组织的激励目的。由于公募有更多的比较优势, 在这方面可以做出一些更大的改变来吸引基金经理。公募基金与世界很多大型基金有合作关系, 而这时私募最为欠缺的, 基金经理虽然可以在私募基金那里得到很高的报酬, 但是在未来的成长性上明显逊于公募基金。
四、结束语
由此可见, 虽然目前政策因素对于公募基金的发展限制较多, 同时公募基金经理的激励措施尤其是薪酬方面的激励已经成为基金经理流动的主要原因, 但是只要公募基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 在目前状况下, 不仅在外部薪酬上下功夫, 更要在内部薪酬上求得突破, 才能更大程度地相对私募基金而言吸引基金经理, 从而减少公募基金经理的流动性, 从而保证公募基金在整个基金行业上的持续稳定发展, 在整个基金行业中更多地吸引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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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 第9篇
1932年, Berle-Means提出“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相分离”的经典命题, 揭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做决策的企业经理关心所有者和企业的利益而不是经理自身的利益?应该设计一套怎么样的有效机制来对企业经理的行为进行约束, 以降低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影响企业经理决策和经营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企业经理决策和经营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等。
二、委托-代理关系
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重点分析了企业中物质资本所有者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提出了监督成本和保证成本等概念, 认为企业所有者与经理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 经理的行为并不总是最大化所有者的利益, 所有者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会对经理进行监督, 监督力度的大小和监督的质量受监督成本的制约[1];经理为了取得所有者的信任和提高所有者对自己支付的报酬, 也会以某种方式做出某些承诺, 保证自己会按照有利于所有者的方式采取行动和决策, 保证也是有保证成本的, 保证的效果受到保证成本的制约, 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这种委托-代理契约在经过监督和保证活动的反复调整以后, 在当时条件下是最有利于所有者和经理的制度安排方式。但是, Jensen和Meckling的这个研究结果是以企业所有者可以对企业经理实行任何程度、任何形式的监督为前提的, 事实上, 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 由于经理从事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 他们比企业所有者拥有更多的关于公司经营绩效方面的信息, 而且所有者还可能受到经理散布的虚假信息的误导和影响,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所有者不可能对经理进行完全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 随着公司的发展和股票市场的不断完善, 公司的股权越来越分散, 股东人数越来越多, 每个股东所占有的公司股份越来越少, 股东投资资产在某家公司遭受的异质风险可以通过充分的投资分散化来完全规避掉, 这使得股东不再有兴趣和精力、也没有动力和能力去关心企业的经营, 进而使得企业的控制权越来越集中在企业经理手中, 但企业经理受到的监督力度也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防止企业经理为了追求自我目标而损害股东利益呢?人们为什么还要自愿地把自己的钱投资于上市公司让那些追求自我利益的经理们去经营呢?对此, 现在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 经理报酬补偿的激励作用
既然经理对企业经营成败负有主要责任, 那么经理报酬的设计对他们的行为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最优报酬设计必须把经理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或者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2]。Jensen和Murphy在1990年提出了一个使管理者利益和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的管理层补偿合同结构[3];1986年Grossman和Hart[4], 1990年Hart和Moore创立了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探讨了委托人如何选择和设计最优合同来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的问题等[5]。
(二) 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对经理的制约作用
法马经过研究证明作为劳动力的特殊组成部分的经理人市场能够充分反映企业经理的业绩, 经理人市场的竞争能够对经理施加有效的压力, 企业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取决于其过去各期的表现, 并在经理人市场得到完美的体现[6]。如果经理在经营某家股份公司时严重失败, 那么该经理不仅将失去在该公司担任的高级职务和工作, 而且这个承载着该经理无能或者无德的信号将在经理人市场迅速扩散, 使他的声誉受到严重伤害的同时, 也使他自身的人力资本在经理人市场上急剧贬值, 进而无法在其他公司找到相应的工作。从动态来讲, 经理人市场会自动地按照市场规律、根据过去的表现计算出这个经理将来的价值, 并将其价值信息在市场上迅速传播。即使不考虑直接报酬补偿对经理的激励作用, 代理费用也不大, 这使得企业所有者与经理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效率问题。霍姆斯特罗姆根据法马的思想进一步推导建立了如下模型:假设经理的实际能力是未知的, 时间是无限长的, 那么经理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努力工作。这是由于经理人市场会根据他过去的表现对他的未知能力做出估计, 虽然在均衡点上, 市场不会被欺骗, 但是由于经理害怕市场对他做出不利的判断, 为了长远利益考虑, 他会努力工作。这个模型的一个有趣性质是, 一旦经理得知市场已经知道了他的实际能力, 他就不再会努力工作了, 因此经理努力工作完全是为了给市场留下好印象。1983年Nalebuff和Stiglitz[7], 1992年Hermalin[8], 1997年Hay和Liu等也研究了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如何促使代理人提高其努力工作水平的问题[9]。
(三) 产品市场竞争对经理的制约作用
直觉告诉人们如果企业的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 那么这种竞争会对经理形成很大的压力;如果产品市场是垄断的, 那么经理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哈特建立模型证明了这一直觉的正确性[10], 如果市场上同时存在着经理控制和所有者控制这两种类型的企业, 而且所有者控制的企业足够多的话, 那么产品市场的竞争就会约束经理的偷懒行为, 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在1988年Scharfstein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经理努力工作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11]。
(四) 资本市场竞争对经理的制约作用
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是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它的主要形式是接管, 接管被认为是防止经理损害股东利益的最后一种武器[2]。沙夫斯坦建立模型证明了资本市场竞争对经理的制约作用[12], 认为资本市场的价格较好地反映了经理的经营业绩, 资本市场上一直存在着潜在的股票收购者和恶意接管者, 如果经理经营不善, 那么企业的股票价值就会下跌, 市场上的股票收购者和恶意接管者就能够用低价在资本市场上买进足够多的公司股票, 从而完成对该企业的接管, 企业原来的经理就会失去他原来担任的高级职务和工作, 而且这个表示“该经理无能或者无德”的信息还会在经理人市场扩散, 使得该失败经理无法再找到类似的高级工作。这种压力迫使经理的目标函数向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近。此外, 1988年Harris和Raviv[13], Franks和Harris[14], Franks和Mayer[15], Morck, Shleifer和Vishny[16]等也研究敌意收购威胁对企业经理行为的制约机制问题。
三、过度自信条件下基金经理风险规避
大量心理学研究文献表明, 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倾向。总是趋向于过高估计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以及其对成功的贡献度[17], 过高估计其所掌握信息的精确性[18]。人们认为一定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只有80%的可能性发生, 而认为一定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大约有20%的可能性发生;关于过度自信的研究成果表明过度自信是人们的一种经常性的心理表现。“实际信心”是使代理人利益最大化的信心, 可以解释过度自信出现的原因。通过博弈模型来说明如果经理人形成信心, 过度自信是博弈均衡的结果。
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增多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以进行金融资产交易为职业的专业经纪人和雇佣专业经纪人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与其雇佣的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 正如一般委托-代理理论所揭示的那样, 二者之间也同样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存在道德风险问题。Bhattacharya[19]在金融机构能够确切地知道经纪人承担的风险水平的假设条件下, 推导出了二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随后, Starks[20]推导出了经纪人选择更高努力水平同时也选择超过投资者偏好的更大风险投资组合的条件;Admati考察并设立对经纪人行为的影响基准, 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设立基准与获得最优投资组合是一致的, 但将趋向于降低经纪人选择努力工作的动机[21];Diamond研究表明如果代理人的控制空间有足够的维度, 即委托人在设定激励措施方面的自由度少于代理人相应的回应自由度, 那么, 随着代理人努力成本的减小, 最优合同将趋向于一个线性合同[22];Palomino考察了经纪人有有限责任的情况, 证明存在一个表现为奖金合同形式的最优合同[23]。
上述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假设金融机构和经纪人都是理性的。然而, 大量心理学研究文献表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总是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倾向。过度自信是人们的一种经常性的心理表现。这为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与经纪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经纪人的过度自信对金融机构与经纪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借鉴Palomino和Sadrieh等人提出的过度自信表示方法, 可利用随机最优规划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基金经理过度自信条件下的金融市场委托-代理合同。过度自信的表示方法:a表示基金经理的能力, A表示基金经理自己认为的能力, d=A-a表示基金经理过度自信的水平, 合同形式为r+RV。
在基金经理风险规避的情况下, 基金经理将按买卖风险资产的数量来最大化其效用。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 随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 基金经理将买卖更多的风险资产;基金经理的实际业绩, 随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基金经理的实际业绩的风险用实际业绩的方差表示会随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利用随机最优规划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基金经理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合同, 其目标函数为基金的收益, 约束条件为基金经理按其投资策略即买卖风险资产的数量来最大化其效用, 基金经理的效用大于其保留效用, 基金承受的风险小于其保留预期风险 (Y) 。
在研究基金经理风险中性的情况需要加入基金经理的努力成本和基金经理的努力选择两个参数。基金经理的效用函数为:H (R) -cw, c是努力成本, w是基金经理努力选择, w取1或0, 分别表示基金经理努力工作和不努力工作。努力成本的增加, 基金经理的效用将下降, 在均衡时, 一定有个努力成本的临界值K, c>k时, w=0, 即基金经理不努力工作;c
假设基金实施监督时, 可以观测到基金经理的努力选择。基金经理的效用函数为:H (R) -cw, c是努力成本, w是基金经理的努力选择, w分别取1或0时表示基金经理努力工作和不努力工作。利用随机最优规划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基金经理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合同。目标函数为基金的收益, 基金按最优监督成本最大化其效用, 约束条件为基金经理按其最优努力成本来最大化其效用和基金经理的效用大于其保留效用。由于人类的心理活动具有随意性和可变性, 受人类心理活动影响的经济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在“基金经理过度自信”的假设前提条件下, 可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过度自信基金经理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 以揭示过度自信的基金经理和理性的基金经理之间的决策差异。
四、结语
基金经理“大阅兵” 第10篇
在其中三个维度上，嘉实基金均排名第一，这也是公司总规模一直稳坐业内第一梯队前列的重要原因。华夏和博时两家大公司在基金经理总量等榜单中紧随其后，它们的投资业绩同样可圈可点
广发、华宝兴业注重自身培养，文化独特，特点也鲜明，老中青三代能够薪火相传
投资经历是投资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建信等共有9家公司“老兵”占比超过四成以上。建信总数24名经理中，有12名符合这一条件，也是“老兵”超过半数的唯一一家公司
作为智力密集型行业，公募基金的竞争首当其冲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冲杀在最前线的将帅——基金经理之间的竞争，基金经理数量多寡和素质高低，直接体现着基金公司的软实力。
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之际，《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依据Wind资讯提供的国内101家公募在任基金经理情况，从经理总数量、公司内部培养数量、任职经理从业时间占比和分布四个维度，对各公募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储备也来一次“大阅兵”。
将向你走来的“基金经理方阵”，组成人员是截至今年8月21日各公司现职的基金经理。通过对他们的检阅，你将对各投资军团（基金公司）的实力有更多的了解。
经理总量：嘉实居首华夏博时随后
通观“基金经理方阵”，拥有基金经理最多的前10公司中，以“老十家”、银行系公司最为集中（表1：基金经理总数量前10）。
“老十家”中有8家公司位列前10，如嘉实、博时、鹏华等，这是这些公司多年经营积淀使然。银行系公司诞生较晚，股东多是资金充裕的银行，有钱任性，也在人才储备方面做了十足的内功，如工银瑞信、建信、招商、交银施罗德等。
“基金经理方阵”中，嘉实以39位基金经理的数量位列第一，超越第二名7人之多，在“老十家”公司中，嘉实总经理赵学军是一直坚守、最为坚定的老帅，目前任职时间最长，其人格魅力留住了许多老兵。以人为本的公司总能获得各方青睐，当股市面临流动性危机时，管理层借道公募入市缓解流动性危机，嘉实是被选中的五家公司之一。
嘉实旗下有众多明星基金经理。邹唯曾在《投资者报》推出的“基金经理赚钱榜”中，以220.86亿元的总收益成为“中国最赚钱的基金经理”。邵健历经股市牛熊转换，总能给投资人赚钱，是《投资者报》“冲破历史高点的大牛基金榜单”中“嘉实四杰”之一。
除了这些已经成名的嘉实牛人，我们看看现在还有哪些人值得投资人关注。
现任经理中，杨宇是嘉实旗下任职时间最长的人，达9.96年。从2005年8月底开始管理嘉实沪深300指基（现名“嘉实沪深300ETF联接基金”）开始，杨宇就扛起嘉实指基大旗，到现在，他除了管理宽基指基如嘉实沪深300、中证500、基本面120外，窄基指数也在其治下，如嘉实黄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等，一人独自管理9只。按照今年中期规模计算，总规模是568亿元。
固然，指数基金管理费每3份和1份股基相同，照此推算，他管理规模与190亿元的主动股票基金相近。目前国内市场上有37家新成立的公募，其总规模尚不及190亿元。可以说，杨宇一人管理资产规模，消化投资人的投资需求量，顶得上37家新公司总和。
邵秋涛是目前嘉实旗下管理主动股基资历最老的人员之一。2010年11月，邵秋涛开始管理嘉实策略增长，这是和前辈邵健共同管理的时段，也是传帮带的时间。半年多以后，嘉实领先成长成立，邵秋涛从诞生伊始一直管理至今，这只基金是他自己看大的孩子，累计收益1.2倍，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75个百分点，跑赢业绩基准100个百分点。
共有8只偏股型基金和嘉实领先成长同年同月诞生，历经了4年多的长途比拼之后，净值翻倍的品种共有4只，嘉实领先成长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只中的诺德优选30和浙商巨潮产业成长，净值增长率只有嘉实领先成长的1/3左右。4年长跑，最差选手和最好选手成绩如此悬殊，足见基金公司及基金经理实力的差距。
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嘉实领先成长年年跑赢同期同类，2014年成立满3年时，该基金被纳入三方评级机构评价体系，被给予四星基金评价。年初至8月24日（以下简称年初以来），历经股市波动仍有44.69%的盈利，在同期同类排名近前10%，仍是四星基金。
除了以上两位专攻股票型经理，嘉实更有管理债基、货基的魏莉，任职6.58年，嘉实旗下货币基金几乎都有魏莉的身影。也有管理债基的王茜，任职6.5年，她管理着嘉实旗下唯一分级债基，本次成立5只基金规模超400亿元基金中，王茜是其中嘉实新机遇的操刀人。
华夏和博时两家大公司以32名基金经理的数量紧随其后，它们的投资业绩同样可圈可点。在大中型基金公司中，鹏华、富国比较引人关注，其中，鹏华旗下基金经理达31名，在全部公司中位列第三名，助力公司股基规模冲进行业亚军。半年前，鹏华管理公募总规模只有688亿元，在同行中位列第十九位。半年之后，鹏华管理公募总规模就冲进前10，到了第七位，并顺利跨入两千亿元超大规模基金公司行列，最得力的功臣是旗下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总规模排名提升，冲到了行业前列排名亚军。
培养人才：博时广发引人关注
作为将帅之才，基金经理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在投资过程中，涉及与整个投研体系配合，如宏观策略指导大类资产配置、行业研究员给出各行业景气度及推荐股票池，市场部把最适合的基金销售给适合的投资人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从管理第一只基金开始，基金经理一直在一家公司，在这样的有机整体中，内部成长的经理对于公司经营理念和文化理解更深，团队同事之间配合默契，对于公司的忠诚度也较高。因此，比较内部培养经理数量极有必要（表2：公司内部培养基金经理数量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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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培养基金经理排行榜中，嘉实以28人的数量继续位居第一，这也和其“基金经理总数最多公司”的地位相匹配。博时总数32个经理中，其中27人是从博时才开始坐上基金经理位置的，属于自己培养。而广发全部27人，华宝兴业22人，都是公司自己培养，无一空降。
博时也是“老十家”公司，目前旗下基金经理总数32人，在全行业中居于亚军，和公司行业地位相匹配。现在，博时旗下既有在公司任职接近10年的老将过钧，其管理的博时信用债2014年冲进同类前10，管理的博时稳健回报历经波动今年以来仍有盈利;也有已在成熟期的韩茂华，他管理的博时创业成长，年初以来收益位列同类前1/5。还有新生代的经理如苏永超，任职时间不足两年，管理的博时医疗保健品行业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年给投资人赚钱。
广发成立时间比博时稍晚，但公司立足于自己培养基金经理，现任在职的27人，全部是成长于广发、成名于广发。
公司内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易阳方，这是一位“老红军”式的人物，他参与了广发基金的筹建，后来管理广发聚丰，升任公司投资总监、公司副总经理，现在仍然在一线管理着广发聚丰和广发聚祥灵活配置，年初以来，广发聚祥灵活配置净值增长48.88%，在同类基金中处于前1/7。
比“老红军”年轻的是“红小鬼”，温秀娟从广发证券到广发基金，在广发基金任职5年以上，现在管理货币基金总规模超过600亿元。新生代如张芊，在广发任职刚超过两年半，2012年到广发后担任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当年年底开始管理广发纯债基金，2014年在同类中排名前1/8，今年以来排在前1/10，同时管理的广发聚鑫，在总数709只基金中，位列前10。
看看人才储备相对落后的公司，更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
2003年8月份广发成立，比其晚一个月的是兴业全球基金，现在基金经理数量和基金规模都只有广发的一半。比其早成立一个季度的是天治基金，现在基金经理只有7人，规模只有广发1/20。无论从人才吸引力还是规模上，兴业全球和天治都被广发远远地甩在后面。
另一个“自力更生”专业户是华宝兴业，现任经理22名，全部是公司自己培养。
现任经理中，刘自强任职时间最长，达7.44年。在券商有了5年的研究积累后，刘自强于2006年加入华宝兴业，两年后开始独立管理华宝兴业动力组合，从接任后到现在，收益排名位于同类前1/3，年初以来位列同类前1/4。除了自己管理基金，刘自强还担任公司投资总监，肩负的是整个公司投资方向的把握和人才培养。
年初以来，公司新生代经理业绩领先，楼继强是典型之一，他2011年加入华宝兴业，从2014年10月开始管理华宝兴业服务优选，到现在独自管理产品时间尚不足1年，年初以来，在同类759只基金中，位列第十。新生代中，华宝兴业先进成长、生态中国两只基金排名也在前1/10，操刀的经理和楼继强一样，都是在华宝兴业刚刚开启自己管理基金的历程。
老马识途：9家公司“老兵”超四成
投资效果源于投资能力，投资经历则是投资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经济周期基本在4年上下，而股市牛熊周期则在3年左右，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牛熊周期，管理基金经历超过4年，基金经理投资历练才能称得上完整。
全部基金公司中，平均每家11位基金经理。以超过行业平均值经理数的基金公司作为统计样本，我们来看看哪家公司4年以上“老兵”占比最多（表3：基金经理任职年限占总数之比）。从榜单数据可见，包括建信等共有9家公司“老兵”占比超过四成以上。建信总数24名经理中，有12名符合这一条件，也是“老兵”过半数的唯一公司。
如果按照任职超过4年基金经理总数对比（表4：基金经理任职年限分布统计），则是嘉实继续排第一。嘉实共有13人管理基金的时间超过了4年，其中有前文提到过的王茜11.55年、杨宇11.28年、邹唯7.39年、魏莉6.58年，更有未提及的陈少平8.25年，其在泰达宏利任职多年后，今年年初加盟嘉实，开始管理嘉实新收益，年初至今，累计收益排名同类前1/10，本报年初推荐的《20只最具潜力基金》，嘉实新收益就是其中之一。另外，陈少平今年4月上旬开始管理嘉实研究精选，任职回报在同行排名前1/5。
建信旗下老兵比例最高。许杰是建信在职基金经理任职经历最长的人，达8.2年，2006年至2008年曾在泰达宏利管理基金，2011年到建信，现在管理着建信恒稳价值、建信新经济等产品。仅次于许杰的是李菁，这是一位铿锵玫瑰，任职年限7.82年，年初至今，她管理的建信收益增强A/C，在同类排名前1/20，建信信用增强排名前1/4。
由于交易技术上的差异，做被动投资及量化的经理一般比做主动投资的经理管理的产品往往要多。建信投资指数投资总监梁洪昀，就是一人多能的典型，目前管理着建信沪深300、建信深证基本面60ETF、建信深证100、建信上证社会责任ETF及联接基金、建信中证互联网、建信中证有色金属、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共7只基金。能管好每只基金也是技术活。■
基金经理 第11篇
(一) 样本的选取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股市大跌以来的基金运行情况, 因此, 所选数据均为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之间, 主要包括:反映上海证券市场整体运行状况的指数, 选取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上海基金指数;反映深圳证券市场整体运行状况的指数, 选定深圳成分指数、深圳基金指数。所有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和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
(二) 数据的处理
首先要获得研究区间内每周五的各个横截面数据。包括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及其涨跌幅、上海基金指数及其涨跌幅、深圳成分指数与深圳基金指数及其涨跌幅。以IUDSH表示每周五当日上海证券综合指数累计涨跌幅, IUDFSH表示每周五当日上海基金指数累计涨跌幅, IUDSZ表示每周五当日深圳成分指数累计涨跌幅, IUDFSZ表示每周五当日深圳基金指数累计涨跌幅。
从IUDFSH和IUDFSZ对比分析可见, 后者的平均值大大高于前者, 从当日平均涨跌幅来看, 深圳基金指数高于上海基金指数的现象与深圳成分指数高于上海证券综合指数相对应,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深圳证券市场波动和基金价格波动较大。IUDSH的标准差高于IUDSZ, IUDFSH的标准差高于IUDFSZ, 反应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当日波动高于深圳成分指数, 上海基金指数当日波动同样高于深圳基金指数。
(三) 实证分析及结果
PCC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方法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统计学方法, 可用来定量地衡量两个变量的线性关联或线性关系, 即衡量两个变量之间所具有的不确定的数量依存关系。表二是关于周五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上海基金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以及深圳基金指数涨跌幅有关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
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与上海基金指数涨跌幅的强相关性, 说明上海基金指数波动会引起上海证券综合指数的波动。IUDSH与IUDFSH的相关系数在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与上海基金指数的周五当日涨跌幅具有很强的正向相关性。由于在目前的证券市场上公募和私募基金占有总市值的比重很大, 因此, 可以断定, 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和上海基金指数涨跌幅的强相关性说明, 上海基金指数的涨跌幅变动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变动的原因。同理, IUDSZ与IUDFSZ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反映了周五当日深圳成分指数涨跌幅与深圳基金指数涨跌幅的强相关性, 深圳基金指数的波动越大, 深圳成分指数的波动就越大。
二、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
(一) “羊群行为”的含义
羊群行为的概念来源于动物界, 意指动物们群居生活、成群移动等行为。这一概念后来被引伸到人类社会, 用以描述大多数人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思考、行动, 采取跟随大多数人的策略, 与多数人保持一致以降低决策失败的风险, 减少行动成本, 尽可能增加收益。随着金融学的发展, 这一概念被进一步引入金融市场, 用以表达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 市场中的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受他人决策的影响, 放弃自己的私有信息, 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
(二) “羊群行为”的成因
1. 证券市场方面的原因。
市场信息方面。第一, 基金信息来源相似。在我国, 基金选择投资组合的信息除了来源于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研究人员提供的各类研究报告以外, 还来自于证券公司提供的各类研究报告, 而这些研究报告的内容具有类似的一面。因此, 其做出的投资策略往往趋同。第二, 信息披露要求的提高。为迎合投资者, 基金经理会在将于信息披露日公布的投资头寸的安排上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 对所管理基金的投资头寸进行一定程度的包装和装饰。第三, 信息不完全、不确定以及成本太高等。在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 基金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所需信息不充分, 因此, 对于怎么投、投向哪、投多少、何时买卖等一系列的投资问题无从下手。由于各大基金管理公司相互了解的程度很深, 经常从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活动中获取信息作为自己投资决策的参考, 因此, 当大多数同行都热衷于投资某一类股票时, 证券投资基金就容易产生羊群行为。而信息成本过高使得投资者虽然认为该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该价值并不一定超过必须支付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采取一种他们认为的“简捷”方式, 从他人的交易行为中获取信息。
2. 优质上市公司缺乏、投资品种单一。
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很不发达, 证券投资基金可以选择的对象只有股票、国债等少数几种金融产品;同时, 我国国债的流动性、品种数量和交易规模还非常有限, 企业债券尚未得到很大的发展, 导致证券投资基金的可投资空间大大减少。在基金会经理价值投资理念的指导下, 基金会经理在挑选自己的投资组合时都选择那些业绩突出, 盈利能力强, 具有行业代表性的行业龙头企业, 这样就形成了众多基金同时投资于少数蓝筹股、绩优股的现象, 产生基金投资的羊群行为。
3. 我国基金评价体系不完善, 对基金经理人缺乏激励和约束。
2000年1月份以前, 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会管理费都是按照基金资产净值的2.5%计提的。目前, 我国十只首批上市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会管理费由原来的固定费率调整为加业绩报酬。这样的基金管理费计提方式虽然较以前有所改善, 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基金管理人的积极性。这使得内部人没有根本的动力和压力去为投资者的利益着想, 另外, 国内基金经理平均任职时间比较短, 这也使得基金经理人投机心理和从众心理非常严重。
(三) 证券投资基金方面的原因
1. 基金对持有某种特征股票的偏好。
由于基金偏好一些具备某类特征的股票, 如流通股比例较小的股票、低市盈率和前一期收益率较高的股票等, 基金的这种偏好会使其投资策略趋同, 往往同时买卖同一只股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羊群行为。
2. 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荣誉要求。
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下, 投资基金经理极其关注职业声誉这一影响其职业生涯和从业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职业生涯中积累起的声誉一旦遭到破坏, 会对基金经理的事业产生长期的影响。因此, 对各年龄段的基金经理人而言, 追随投资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将是他们的明智选择。
3. 证券基金委托代理机制设计缺陷。
随着基金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影响基金业绩的因素越来越复杂, 缺乏简便易行的方法来评价基金经理经营业绩的好坏和区分基金经理管理技能的高低, 所以一般采用与其他基金经理的业绩相比较来评价基金经理的工作成效, 为了不落后于同行, 一般的基金经理会十分关注“领头羊”的动向, 甚至追随、模仿其投资决策的动机和行为。
三、对策与建议
(一) 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规范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是证券市场一切行为的基础, 同时也是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实现投资理念多元化的基础和保障。因此我们要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股市信息披露主渠道。同时从法律上对内幕信息交易加以规制, 严厉打击内幕信息交易行为, 这将有利于防范由于一些基金经理在信息获取上处于明显优势而引发其他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
(二) 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丰富基金投资品种
加快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的创新步伐, 提高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营效率。减少证券投资基金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制定合理的投资基金绩效评估体系, 修正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结构。对风险控制机制而言, 应加快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引入做空机制增强证券投资基金的避险力量, 减少羊群行为的发生机率。
(三) 建立完整的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体系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体系由描述性评价和比较性评价组成, 描述性评价侧重于对各个基金自身特点的表述, 这些表述是投资者判断某一基金是否符合自己需求的基本信息;比较性评价侧重于各基金的比较和排序, 为投资者提供有关基金业绩表现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基本信息, 它是通过对描述性评价基础或前提下的各基金的对比来全面反映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总体的业绩水平。
参考文献
[1]施东晖.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行为及其市场影响[J].世界经济, 2001 (10) .
[2]宋军, 吴冲锋.证券市场中羊群行为的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 2001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