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思考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在探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重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瓶颈，以及城乡医疗资源分布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镇医疗资源发展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构想和措施。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一、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与重建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大力支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虽然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都比较落后，但通过各级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同时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从1955年起，合作医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迅速建立，“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1]截止1980年，全国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但是，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取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集体经济成分的减少，合作医疗出现了严重滑坡；到1985年，实行合作医疗农村基层单位从90%（生产大队）锐减到5%（行政村）。
1997年1月，国务院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与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年3月，卫生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在1998年出现了小小的高潮，“全国农村居民12.56%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医疗保障，6.5%的居民得到了合作医疗的保障”。但是，“城市居民自费医疗比重仍占44.13%，农村居民自费比重高达87.44%。”[2]1998年之后，合作医疗又一次步入低迷状态。
2003年以来，随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政府和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扎扎实实、积极稳妥地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2006年国务院在转发卫生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到2006年，使全国试点县（市、区）数量达到全国县（市、区）总数的40%左右；2007年扩大到60%左右；2008年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
2007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的关键一年。经国务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部际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2007年开始，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阶段，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
二、 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重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疗资源的缺乏是制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也是目前城乡差别扩大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中国农村人口一直占全国总数的75%以上，但在拥有的医疗资源方面与城市却相差很大，且有不断再扩大的趋势。将政府预算卫生拨款、医疗保障和个人医疗保健支出三方面的差距加在一起，便是城乡之间卫生费用的差距。根据社会保障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我们测算，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4763.97亿元，其中农村卫生费用1073.6亿元，占总费用22.5%；城镇卫生费用3690.2亿元，占总费用77.5%。换言之，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卫生总费用。这种不公平不要说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发生背离，就是与最起码的平等观念也相互矛盾。更让人不安的是发展趋势。据测算，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4.9%，1998年为24.9%，而2000年仅为22.5%，七年里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近两个百分点递减。[3]
卫生费用方面的不平等必然表现为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在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城市，在大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中型的医院。这些大医院贵族化现象日益明显。相形之下，农村医院的卫生资源匮乏，医疗设施落后，医护人员素质不高。近20年来，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主要集中在县级卫生机构。到了县以下，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面临着重重危机。综合来看，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重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卫生资源相对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
我国农村的卫生资源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的资源的过剩是指相对于需求不足而言，存在着看病难、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甚至由于看病贵而导致资源闲置的矛盾，农村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有些农村地区资源缺乏、水平低劣，对农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差；虽然有的地方资源配置丰富，存在着一村多个卫生室的现状，依然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造成卫生资源的利用不足。
（二）农村医疗服务手段落后
我国农村卫生机构设施条件普遍比较落后，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得不到有效保证，突出表现为房舍和设备的短缺以及抢救必备设备或紧缺或老化。许多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卫生院缺乏其本设施，部分贫困地区卫生院还停留在血压计、听诊器和温度计“老三样”的水平。村医疗点中还有13. 2%没有血压计，40. 5%没有消毒锅。从农村卫生人力资源来看，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仅占职工总数的0. 9%，大专生占12.9%，中专生占61. 4%，无学历者占24. 8%。由于卫生服务人员素质较低和设备差等原因，导致卫生服务质量也难以保证。
（三）农村医疗保障资金不足
导致农村医疗保障资金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政府财政的投资额较少。多年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沿袭的是向城市倾斜的思路，政府的卫生经费投人严重偏向城市，最终造成了我国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失衡的现状。（2）向农民筹资困难。不少农民思想观念比较保守，仅凭开几次会、喊几天喇叭，就想把农民的资金筹集上来是不现实的。而且有些地方由于资金到位不及时，农民的医药费常常不能正常报销，使得农民对医疗保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直接加大了下一年度向农民筹集资金的难度。
（四）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性给农村医疗保障的实施带来了困难
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给统一模式化的医疗保障的实施带来了困难。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如陕西、吉林等，由于目前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额偏低，缺乏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使得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满意程度比较低，意愿不强。而在一些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等，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农民对健康的要求和对医疗保险水平的要求较高，使得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其缺乏吸引力。
三、城乡医疗资源配置的优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造成中国医疗设施空间布局不合理的因素很多，其中有医疗服务价格扭曲的问题；有医院补偿机制缺陷和三级医院的分工不明的问题；也有一些医疗设施投资和管理条块分割、空间布局缺乏规划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改进医疗服务机构的组织体制，改变各医院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的局面，加强对医疗服务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区域规划。
（一）在城镇主要是大城市要建立三级医院的合理分工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在城市中按医院规模大小设立三个级别的医院，由于三级的医院拥有人力、技术及设备资源的优势，且城市医疗标准一致，因而必然形成大、小病均向少数高级医院集中和某些医院、某些专科住院难、看病难的现象。
（二）在基本理顺大城市医疗资源的布局的同时，过剩的资源就可通过医疗集团向小城镇和乡一级行政区域转移和扩散
（三）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优化卫生资源配制
（四）认真筹划，加强对城乡医疗组织的宏观管理
这主要体现为政府利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对现有医疗资源的整合，对良性经营的医疗机构及新型的医疗集团进行的扶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事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败，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我们希望城市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事业、乃至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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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社会保障资金统计资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
课题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05JJD840009）；同时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资助项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的子项目（项目号：02JAZD790006）。
作者简介：邓仲春(1981-) ，男，湖南邵东人，供职于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企业年金管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思考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现代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是一种社会稳定器,还是能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医疗保障事业只有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本文试就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进行较为深入地分析。
【关键词】医疗保障 经济发展 互动 可持续
中国社会对于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医疗卫生是纯消费性质的认识。由此,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而强化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投入也会加大财政负担。这样的思想必然会影响社会乃至政府对医疗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看待,将把医疗保障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其作用也就自然被理解成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我国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对于医疗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医疗保障制度就难以得到真正的重视进而实现持续发展。医疗保障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将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新型医疗保障制度时,充分体现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将有助于两者的持续发展。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医疗保障的影响
现代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核心——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西方社会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它顺应了当时社会急需解决劳资矛盾和分散个人经济风险、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医疗保障制度陆续在世界各国建立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医疗保障的影响便从促其产生转为推其发展了。
1、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
医疗保障水平体现于很多方面,如医疗保障需求的水平、供给的水平、待遇的水平以及医疗保障管理的水平等,医疗保障的需求源于人们的医疗保健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成员的医疗保健需求也在逐渐提高。 从追求生命的存在发展为追求生命的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医疗保障来予以满足的。它提升了社会对医疗保障的需求,由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发展为满足社会多层次的医疗需求。
2、经济发展对医疗保障供给在医学技术和医疗服务的数量方面产生着积极影响
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些过往的绝症成为可治之症、疑难杂症成为易愈之症。虽然在技术推出的初期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治疗成本,但医学科技的发展越迅速,治疗方法的成熟期越短,成本就下降得越快,从而越容易在社会范围内普及,使医疗保障供给的技术水平得以提升。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对医疗卫生事业增加投入成为可能,一来为医疗保障供给量的增加提供了物质保障,二来能更好地支持基础医学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供给的技术能力。
3、医疗保障待遇是指社会成员最终所获得的医疗保障
医疗保障需求的满足程度,既着眼于医疗保障需求,也受制于医疗保障供给,而这两者均受经济发展水平所影响。因此,作为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所提供的待遇水平亦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只能根据既定经济条件下的医疗保障供给能力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需求。
4、现代经济发展促成了管理科学的诞生与不断进步
不论是组织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还是运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或是对医疗救助基金的合理利用,都需要借助于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这显然有助于提升医疗保障的管理水平。
二、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思想的演变
医疗保障在古代社会最初出现的时候主要是基于一种互助互济的思想与慈善观念,因而在很长时期医疗保障是以医疗救助的形式存在的,以这种最为简单可行的方式解决社会成员尤其是贫苦百姓的看病就医与生存健康问题。当社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业生产面临着较之于农业社会更多的疾病风险,基于大数法则的社会医疗保险也随之产生,并以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反映了政府在这一领域中的责任的强化。随着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国家”概念的形成,获得医疗保障越来越被视为社会成员的应有权利而非一种恩赐,相应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也就成为政府的应尽职责。然而医疗卫生领域中天然的信息不对称特质必然会引起医疗保障领域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加之经济发展推动之下的医学科技进步使得社会医疗费用因更多的病症可治而增加,各国的医疗保障成本在战后迅速膨胀,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逐渐承受不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自我医疗保障责任重新被强调。由此看来,医疗保障的观念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更新的。
三、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理论的进步
医疗保障理论主要涉及卫生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及保险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及其理论无一不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顺应其要求产生并不断演进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障的内容也越来越宽泛,从最初的医疗救助发展到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险在内的现代医疗保障,其间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予以支撑。如在公共卫生领域如何更好地规划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社会医疗保险的运行怎样才能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医疗救助的推行需要什么样的伦理理念支撑等。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医疗保障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
在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着医疗保障理论不断进步和医疗保障管理水平日益提升的同时,医疗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得以完善。从解放前的基于提供医疗救济与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到解放后以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和全民保健的公共卫生为主体,再到市场经济时代的以社会医疗保险为核心,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演变而发生着变化,制度的安排也在医疗保障理论的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下日趋完善。如在社会医疗保险项目上通过对起付线、共付比例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来自于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而医疗救助也更加注重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以维护被救助者的尊严。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医疗保障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同时也说明了医疗保障事业若能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就等于为自身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医疗保障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虽然医疗保障属于非生产性事业,但由此认为发展纯消费性质的医疗保障会拖经济增长后腿则是欠缺经济学常识的肤浅认识。从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是社会劳动以及各种劳动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论点来看,没有非生产性劳动提供支持,生产性劳动要生产出社会财富和形成商品价值是不可能的,因而非生产性的医疗保障事业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事实亦是这样。
1、医疗保障通过作用于劳动力供求影响经济发展,通过维护劳动力再生产影响劳动力供给
医疗保障立足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而这正是劳动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健康的身体,劳动者就很难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动因素,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有资料表明通过加大医疗保障中的公共卫生投入,促进保健知识的普及,可以明显降低一些疾病的发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并进而提高人均产出的增长率。至于现代医疗保障中的核心——社会医疗保险更是顺应机器大工业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而产生的,借助于大数法则原理,在社会劳动者中分担疾病所致的经济风险,减轻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
医疗保障不仅有助于保障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还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即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根据美国政府行业调查显示,美国近年来,大、小型企业由于医疗保险费用的原因,都不愿意招聘全职员工。目前美国每个全职员工每年的平均医疗保险花费达到3000美元,这已经成为公司开支增长最大的一个部分。通用汽车董事长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指出,在医疗费用呈现两位数增长的时代,企业在员工医疗方面的支出是妨碍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他还预测,除非通用之类公司削减对普通员工的医疗支出,否则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并最终崩溃的局面。美国2004年的总统候选人克里曾经对医疗保险费用上涨与美国就业率上升的关系做了一番研究,他认为在那些承受着很高医疗保险费用的行业里,出现的就业下降情况比一般行业更为严重,如汽车行业就比食品行业要严重得多。美国医疗费用开支居高不下的事实众人皆知,是其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目前的这种局面。美国医疗保障的特征突出体现在自由的医疗服务市场和医疗保险的市场化运作。由于美国 尚未有面向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大多数公民不符合医疗照顾、医疗救助和其他社会救济的条件,因此多数美国人通过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以补充医疗照顾的保障不足。在自由放任的医疗服务市场上,医疗服务供给者可以凭借专业优势寻求较高的报酬补偿,由于专业优势形成的自然垄断,医疗服务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深刻地影响了医疗保险领域,并催生医疗保险费的上涨。不尽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无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给予公平、有效的保障,甚至会因为提高劳动力的成本而成为宏观经济充分就业目标的障碍。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对于经济增长重要性中不难看出,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如果医疗保障的成本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加剧目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社会就业困境。这不仅需要借助于对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完善,更要求从医疗保障制度的外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着手,降低医疗费用。
2、医疗保障利用其社会稳定功能影响经济发展
医疗保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还表现于可以发挥其社会稳定功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封建政府举办的施医施药之类的医疗保障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安抚民众、巩固政权的需要,而到了近代社会,德国俾斯麦当局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出于缓和劳资对立、稳定社会政局的考虑,即“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即便在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借助于再分配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公平、公正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仍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只有社会稳定了,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的发展。
3、医疗保障借助其消费性质影响经济发展
即使从医疗保障事业是纯消费性质的角度来看,根据经济学中“消费对生产具有积极的反作用”这一论断也可以推断出医疗保障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不是单纯地消耗经济增长的成果。政治经济学里是如此来阐释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即消费是生产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生产过程的起点,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它使生产性劳动创造的价值得以实现,使社会再生产能顺利进行;同时消费也为社会生产提供着动力——人的消费需求,离开了人的最终消费,生产便失去了意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朴素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得到了现实的印证,也正是从那时起,各国开始关注于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不少国家将社会保障事业作为需求管理的措施来开展,通过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为市场提供有效需求。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具有社会保障的全部功能,包括需求管理的功能,不论是在医疗费用重压下预期消费不确定的美国,还是为不确定的疾病经济风险所累即期消费不足的中国,良好的社会医疗保障都是刺激消费增长并带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之一。
本文认为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应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构建的趋势,只有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中,医疗保障制度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从务实的角度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现阶段也只有强调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才能使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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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胡冬梅)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思考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养老权益，如何更好地推进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制度也就成为当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创新需考虑的问题。本文从农民工“退保潮”这一现象入手，逐一分析了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推进中存在的障碍，推进效果不佳的原因，并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退保潮”、农民工、养老保险
每至岁末年关，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制造出十分壮观的返乡大潮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另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潮流——“退保潮”。近几年的调研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辞工退保成‘热潮’，特别是在农民工集中的广东省，部分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以上，2005年，仅东莞就有40余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接近2004年参保人数的一半。2008年深圳共有493.97 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养老保险本是为了让广大群众能够“老有所养”，退保行为从长远来看显然对农民工有害无益，可究竟什么这些本来最需要保险的农民工却缺乏参保热情，甚至退保呢？本文从农民工“退保潮”这一现象出发，对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及其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退保潮”的出现及其背后的制度困境
1、珠三角地区的 “退保潮”
2009年12月22日，国务院正式出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从2010年元旦开始将不再办理退保。今后参保农民工离开打工地后可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家乡。作为全国农民工最多的城市，2009年12月31日当天，深圳市退保的人数就达到1．8万人，这是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退保潮”。由于退保人数众多，深圳社保个人服务中心加班办理退保，一直进行到31日晚上9点。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农民工流入最早、数量最多的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资源，大批农民工为珠三角的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理应享有社会保障，可现实却是，他们需要社会保障，又往往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而且已经参保的很多农民工春节回家过年的同时辞工退保成“潮”——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以上。以东莞为例，2007年一年，这里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天最多时退保现金流达30多万元。仅南城区社保分局，就有1.23万人退保，退保总金额高达2628万元。有关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农民工不愿意购买养老保险，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更关心的是，可以直接享受到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微乎其微；即使在中国，2.3亿农民工，参加社保的只有2000多万人，仅占17%左右。深圳市目前有1300多万人，其中有1100多万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中有700多万的正常工作缴费人口，但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深圳享受社保待遇，截止到2008年年底，在深圳领取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仅有1000多人，一边是政府不遗余力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一边是农民工并不愿意参保。
2、“退保潮”背后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困境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覆盖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十分重视保护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不受侵犯，理论上讲，参加养老保险对广大农民工未来的老年生活是个很好的保障，很有意义。可是这样一个国家支持，对农民工又十分有意义的制度，运行效果却不理想。
（1）农民工参保率低。农民工参保率的计算公式为：农民工参保率=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农民工总数×100%。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报告，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093万人，而全国共有农民工约1.3亿人。由此可以计算出农民工参保率仅为23.8%（3093/13000×100%=23.8%）
（2）农民工参保有名无实。从目前各地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看，用人单位普遍存在少缴保费或象征性缴费的情况，农民工在未来很难真正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据大连市劳动保障部门调查，一些使用农民工的企业能不参保就不参保，即使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中，迫于社会保障部门的压力，企业不得不缴费时，也是绞尽脑汁尽量少缴费，常用的避费手段有少报参保人数，压低缴费基数等，在一些社保部门看来，用人单位关于农民工的用工情况永远是个搞不清的“谜”，只能让用工单位象征性的缴点费，结果大多数农民工的参保有名无实，仍然游离于制度之外。在农民工离开原参保地后，又由于社保关系难以转移和对未来的不可预知，多数农民工只能选择退保。从个人短期利益看，农民工退保虽然能拿到钱，利益直观，但从长远的保障角度来说，参保有始无终，待遇难以享受，难以起到养老保险的作用。
二、农民工养老保险推进乏力的原因解析
1、农民工个人特质与养老保险制度的低契合性
（1）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工厂、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从事建筑业等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一处的平均工作周期更是仅为2～3年。而养老保险制度往往贯穿被保险人一生，相对于其他保障制度而言，更注重制度的长期性与稳定性。由于国家尚未实现社会养老保障的全国统筹，农民工调换工作岗位后没有办法转移、保持社会养老保障关系，因此，参保农民工在离开打工城市时纷纷选择退保。
（2）农民工的低收入与养老保险的高费率之间存在矛盾。大量农民工只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为数不多的工资，维持城市内的日常生活己捉襟见肘，缴纳社会养老保障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况且广大农民工对养老保险并不了解，对自己以后能否享受待遇心存疑虑，农民工退保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担心走的时候拿不到钱”。因此大部分农民工都不愿意缴纳社会养老保险。
（3）农民工缺乏保险意识。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生之养之的有着浓厚乡土气息的土地上，与土地休戚与共，这种利益关系深刻地反映在农民的心理、习俗和观念上，形成了深厚的乡土情结。很多农民虽然在外打工，但一直把土地当成养老的命根子。调查数据也显示，78％的农民工表示“年老后只有回家种田”。所以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自己未来的养老，而是现在的工资，宁愿住工棚而把钱寄回供孩子上学、看病盖房、增添农具。
2、农民工养老保障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不完善
（1）社保立法滞后，缺乏对农民工养老保障的法律保护。自1998 年以来，我国相继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等相关法律，但关于农民工社保问题没有相应立法。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在促使用人单位履行缴纳农民工养老保险金义务时，很难获得法律的保护，也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强制保障用人单位如约履行。
（2）城镇社会保障门槛高，操作缺乏灵活性。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是从傳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保险转化而来的，保险费率的设计上包括了转制成本。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8%，个人缴费为11%，企业和农民工普遍感到负担太重，降低了参保积极性。
（3）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由于现行政策的统筹层次太低，各地区之间政策设计不统一，管理自成体系，特别是各地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缴费比率确定上的依据和标准均不同，导致养老保险费用及待遇标准也不同，直接影响转出地域转入地的转化与接续。
（4）不同地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能累加。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在一地缴费最低达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对于流动性极大的农民工来说，15年均在一个地方打工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也就是说由于农民工在任何一个就业地区的缴费时间都达不到15年的缴费年限，意味着他们永远享受不到全额的养老保险待遇。
（5）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体制阻碍。1998 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迄今為止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基本上还是以户籍为基础，且重心明显倾向于城镇。而农村基本上陷入了依靠单一的传统家庭保障的境地。农民工虽然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但由于他们还是农村户口，身份依然是农民，所以往往被屏蔽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3、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思想作祟
由于外来人员在当地退休的越多，当地财政需要支出的养老金也越多，因而，农民工退保流出，实质上是“帮”当地政府减轻了未来支付养老金的负担。另外，由于养老金的缴纳由政府，单位，个人三部分构成，而提前退保只能拿回个人缴纳的一小部分，这就相当于由单位负责缴纳的大部分费用直接充入地方社保基金，可以缓冲地方筹集基金支出的压力。所以出现了各地社保机构一方面热衷于扩大社保面，一方面又积极办理退保手续的奇怪现象。据统计，仅仅是2008年，深圳1100多万人口因为退保为深圳留下来的社保基金就高达10亿元，2009年遭遇新政催促，沉淀下来的社保基金可能更多。
4、企业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态度消极
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多为民营、外资及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企业由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为了追求高的经济利润，往往千方百计减少人工成本，自然缺乏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动力。此外，近年来，农民工退保率不断升高。农民工退保时，企业缴纳的统筹部分被滞留在当地社保变成社会统筹基金，相当于“打了水漂”。因此，很多企业经营者认为不划算。
三、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的政策建议
1、加快农民工养老保障立法
针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特点制定专门保护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的法律，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承担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意识, 保证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时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规定的社会统筹养老金。
2、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跨行政区转移机制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逐步取消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及阻碍。允许农民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域内自由流动, 只要农民在城市具有固定的住所, 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人来源, 即被纳人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 为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帐户, 并可随其工作区域的变化而转移。
（2）推动用工制度改革。全面严格推行劳动合同制, 加强劳动监察, 特别是对使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行业和单位进行重点关注, 保证用人单位使用农民工必须与之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 保证农民工享受劳动合同所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
（3）完善养老保险缴费制度。农民工的缴费基数和比例可以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即以上年度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准。由于农民工的收入比城镇职工低，企业会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雇用农民工，所以，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缴费比率中用人单位缴纳部分和个人缴纳部分都应适当降低。
3、实现社会保险网络的互联互通
加强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信息化建设，围绕如何加快个人帐户安全及时转移，在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网络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 借助现代先进信息技术, 实行管理创新, 逐步实现省内、省际和全国的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一体化, 适应农民工大批量、高频率流动的特点,保证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连续缴费，为最终返乡的农民提供个人养老保险帐户顺利转接提供便利。
4、强化农民工养老保障意识
政府和媒体要做好教育和宣传工作,强化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意识，提高农民工对城镇养老保险政策的认识，使他们能切身感受到养老保障制度对他们年老后生活的影响，还要增强农民工对城镇养老保险的信任度以增强其对缴纳社保经费的信心和决心，引导农民工从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向现代养老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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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思考论文范文第4篇
一、基本情况
兰溪市总面积1313平方公里，辖六个街道六个镇三个乡646个行政村，2006年末全市总人口66.8万人，其中农户176239户，农业人口537821人。据调查，2006年全市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21189户54045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10.1%。其中：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9567户22549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4.2%;1001元至1500元的有11622户31496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5.9%。贫困人口主要分布黄店、梅江、马涧和柏社等四个经济欠发达乡镇。2006年底四个经济欠发达乡镇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有8999户25622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4.8%，为全市贫困人口的47.4%。
二、贫困原因分析
根据调查，造成农村贫困人口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因缺少生产资金造成贫困的有2815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3.3%;
2、因自然灾害造成贫困的有43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2.1%;
3、因残丧失劳动能力造成贫困的有2138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0.1%;
4、因子女读书造成贫困的有2474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1.7%;
5、因病造成贫困的有3233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5.3%;
6、因缺少劳动力造成贫困的有1943户，占贫困户总数的9.2%;
7、因孤寡老人多造成贫困的有3858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8.2%。其中60岁以上人口4689人，占贫困人口的8.6%，贫困户60岁以上人口中绝大部分是身无子女的孤寡老人、农村的五保户;
8、因自然生存环境恶劣造成贫困的有109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5.2%。贫困对象大部分居住在偏远的行政村和自然村，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基础设施落后;
9、因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有43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2.1%;
10、因思想观念落后、整体素质低等原因造成的贫困有310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4.6%。绝大多数贫困户思想观念陈旧，小农意识较浓，依赖思想严重。贫困户中文盲、半文盲的有3299人，占贫困人口的6.1%，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了67.6%。
从以上情况分析，因缺少生产资金、因病、因子女读书、因残丧失劳动能力和因孤寡老人多而造成贫困的有14518户，占贫困户的68.5%，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措施对策
1、切实加强扶贫工作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扶贫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扶贫开发工作列入本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确定专人分管负责，落实具体工作人员，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继续坚持和加强部门单位联系贫困村工作，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2、加快人口集聚和产业转移步伐。认真实施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下山移民搬迁计划，用5年时间，力争在2010年前对因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恶劣的高远山区等地区的27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1484户5282人分期分批下山转移，梯度推进，逐步实现穷人下山，富人进城的预期目标。在下山移民中的贫困农民建房、生产、就业及子女就学等方面进行重点倾斜和扶持。并积极引导和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转产转业，组织发展来料加工、农家乐、劳务输出等非农产业，真正让下山农民搬得下、稳得住、能致富。
3、认真开展农业产业化扶贫。牢固树立“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就是发展农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理念，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的带动作用，鼓励企业开展结对贫困户活动，从而带动贫困农户提高经济发展能力。积极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吸引贫困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使贫困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4、着力提高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低是贫困家庭致贫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就业竞争力的同时，加大财政投入，整合资源，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突出农民转移技能培训重点,组织和引导群众向身边的致富典型学习，全面提高我市劳动力素质和转移技能，加快农村劳动力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5、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贫困群众就医难、就学难问题普遍而突出。一是加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工作，在提高参保率的同时，提高医疗费报销标准，同时积极探索对特困户实行医疗救助制度。二是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减轻和免去贫困家庭子女读书所交纳的学杂费、插班费。三是继续办好敬老院，将孤寡老人吸收到敬老院实行集中供养，让他们既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又能安度晚年。
六、加强小额信贷支持力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思考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70到80， 大多数农村人口收益低微，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非常突出， 因此， 对广大农民健康的关注以及农村医疗保障改革， 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新医改方案”出台的大背景下， 通过比较外国相关法律制度， 对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的现有制度和不足进行研究与分析， 提出进行改革和完善的对策， 从而切实维护和保障广大农民的权益， 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要求。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 比较； 立法
2009年4月，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简称“新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提出了要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目标， 并且明确规定了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根据“新医改方案”提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划， 在3年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A)率将达到90％以上； 2010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年/人， 增幅为50％，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最高支付限额， 逐步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到2011年将不低于20元／年/人， 完成中央规划支持的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 再支持改扩建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 每个县1-3所， 三年内实现全国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虽然“新医改方案”的实施会使农民参合覆盖面达到了一定规模， 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根本上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改革的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 实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制化， 加快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实现农村医疗制度的跨越性发展， 已经成为众望所归。
一、我国现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缺陷
（一） 政府职能缺失
政府作为国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承担着行政决策的责任。世界任何国家的政府， 无论是在本国医疗保障体制的建立与运行中， 还是在医疗保险资金提供上， 或是在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管理、监督等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无论从制度构架还是组织运行，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扶助，这已经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反复得到验证，尤其是当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工作，更显示出政府作用的不可或缺性。
笔者认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政府主导下的医疗保障制度， 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特质，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基本手段就是制度的供给， 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尽管中央政府已明确表示将对农村医疗给予资金扶持，但关于扶持比例是多少、资金如何到位等这一系列问题缺乏相应的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要是依赖地方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推进的。再加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来确保政府为农村医疗保障投入配套和充足的经济资源，致使政府投入资金常常不能到位。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本质上属于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只能由作为社会代表的政府出面向所有社会成员供给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实现公众健康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推广及具体的实施上， 其角色的定位以及职能的健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应在综合性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构建的法律保证、出资扶助、运行监督和部门协调等环节中有所作为。
（二） 监管机制缺失
对于我国的目前不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而言， 需要国家和社会长久的、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首先， 我国缺乏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当农民出现医疗问题时， 最早接触的是医疗机构， 医疗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技术性服务， 使得某些医疗机构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要求病人购买价格昂贵的药品， 对无力支付费用的病人采取拒绝治疗或者让其提前出院等做法。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也大量充斥着私营医疗机构和人员，很多原来公有的卫生院(所)在市场化改革中也变成了私人承包经营，利益的驱动导致假医假药、乱收费等现象充斥农村医疗市场。其次， 缺乏对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管理权力的执行者， 其行政能力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医疗保障制度发挥作用的大小。如果对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不力， 必将导致社会医疗体系的混乱以及腐败的滋生。再次， 缺乏对地区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管。社会保障部门被誉为公民生存基线的掌握者， 把持着诸多方面的社会保障资源， 这就更需要对地区社会保障部门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透明的监管和管理。
（三）法律保障缺失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整体滞后，我国至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全面调整农村医疗保障社会关系的法律或法规。尤其在农村医疗保障的立法价值取向、政府职能定位、资金筹集方式、法律实施与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 2002年， 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2003年， 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需要指出的是， 前面提到的《意见》和《指导意见》都是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制定的、带有强烈行政管理色彩的政策性文件，而国务院制定并组织实施的《突发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等行政法规只涉及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单个层面。因此， 以上立法都还是停留在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法层面上， 其内容都过于简略， 随意性大， 法律效力也相对较低， 这就容易导致法律规定的不确定和适用时的困难。
二、外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
英国是最早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 其国家医疗保险类型最具代表性。英国医疗保险服务的原则主要体现为： 第一， 要对每个公民(包括农民)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 第二， 卫生服务经费大部分从国家税收中支出； 第三， 卫生服务体系由社区初级服务、地区医疗服务和中央医院服务三个级别组成。1948年，英国通过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实行对所有医疗机构的国有化改革，即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是国家卫生工作人员， 公立医院占全部医院总数的95%，包括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1964年，英国颁布了《国家卫生服务法》，规定凡是英国公民，无论其有多少财产，均可免费享受公立医院的医疗，患者只需付挂号费。目前在英国医疗总费用中，来自政府税收的费用约占79%，其他费用来自社会保险缴费、患者自己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其他收入。
美国是实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的典型代表。在美国，80%以上的国家公务员、私营企业雇员和农民都是商业保险制度的参加者。美国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模式是： 医疗保险主要由市场经营和管理，政府只负责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医疗保险。保险经费主要由个人和企业负担，政府基本不负担。该模式的主要缺陷是社会公平性较差，还有相当多低收入的小企业雇员、个体劳动者和农民家庭享受不到医疗保险。
日本的农村医疗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所萌芽， 战时颁布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开始把健康保险的范围普及到农民。《国民健康保险法》的宗旨是解决农民及小手工业者无医疗保险的问题， 缩小城乡之间和企业之间在保险覆盖率和保险待遇上的差距。1959年， 日本农民医疗保险制度正式建立， 其中医疗保险基金的大部分来自政府补助，个人只交纳少部分保险费。1961年， 日本进入了全民医疗保险的时代。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分为雇员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大类。雇员健康保险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拥有5人以上的企业的雇员及其家属， 均被强制加入雇员健康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以区域为单位， 由各个基层地方政府负责管理， 其对象为农民、个体经营者、无业者和不能享受雇员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以及上述三等亲以内的抚养家属。除了上述保险外， 日本农民互助保险组织的存在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韩国政府比较重视农村的社会保障， 其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体农民。1963年， 韩国颁布了第一部《医疗保险法》， 实行自愿性保险， 参保人数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 韩国开始实行强制性保险。1981年， 在农村进行第一批试点， 1988年， 开始在全国农村强制实施， 覆盖率为90%的农民， 10%的贫困农民由政府提供医疗救济费用。然而韩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单独的医疗保障法律， 农民的医疗保障从属于整个韩国的全民医保体系。韩国在发展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上采取的是先城市后农村的方法。在1960年之前， 韩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几乎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后期， 农民已经和别的阶层一样被完全纳入到社会保障的各个范围之内， 逐步建立了覆盖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
泰国针对农民及流动人口而推行的是一项全民医疗服务计划名为“30铢计划”。它是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标准，将资金预拨到省，省卫生管理部门再分配给相应的医疗卫生机构。参与本计划的国民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每诊次只需支付30铢的挂号费(对收入低于2 800铢的农民可予以免缴)，即可得到一系列的医疗服务： 第一， 预防保健，包括体检、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及艾滋病预防等； 第二， 门诊和住院服务，包括医学检查、治疗及《国家基本用药目录》规定的药品和医疗用品； 第三， 不多于2次的分娩； 第四， 正常住院食宿； 第五， 口腔疾病治疗等。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 一直在致力于构建免费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现有的印度农村医疗系统包括四个层面： 村卫生中心、初级卫生中心、社区卫生中心、地区医院。村卫生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母婴健康、计划生育和预防接种，也发放一些非常基本的药品。初级卫生中心很像中国的乡镇卫生院，但是没有病床，较为严重或需要住院的病人只能送往社区卫生中心或地区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地区医院类似于中国的县医院和地区医院，其设施和医护人员配备相对较为齐全，一般只接受社区卫生中心转来的无法处理的病人。新政府上台后出台的2005-2012年“全国农村健康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现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措施： 将卫生医疗预算提高到GDP的2%-3%； 要求地区政府根据“全国农村健康计划”制定“地区健康计划”，包括医疗、卫生、供水、营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全面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条件和医疗服务水平。另外，印度还大力推行面向非正规产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 借鉴国外经验， 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综观外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可以看出各国在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时都充分考虑了本国的经济社会实际，其中有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一) 进一步加强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的责任
如同英国政府一样， 我国政府首先应明确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定位， 并将其纳入到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当中。首先，可以鼓励私营医院参与到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中来， 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服务； 其次， 政府应利用各种途径多渠道筹集农村医疗保障资金， 例如引导社区、企业、慈善机构、外资机构及个人的捐助， 尤其是在发达地区提倡和开展社会捐助行为， 充实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还可以将农业税转化为农户社会保障税， 征收后进行专户储蓄， 专用于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再次，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 目前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服务能力有限， 一些重大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没有得到有效预防。
(二) 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
只有建立公正独立的农村医疗制度监督机制， 才能对合作医疗筹资、组织、管理等各环节以及各方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 从而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够顺利运转。监督机构应当定期审查各定点医院对参合农民采取的医疗方案或医生开具的处方单， 重点审查药品的选择和用药量、大型设备检查的必要性、新特药和自费项目的控制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诱导性住院等。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医疗市场的监管力度， 严格农村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设备等方面的准入审批权， 依法取缔非法行医、无证生产经营等违法活动。政府还应统一规定或限制药品的使用范围和医疗价格，如果超过此限制条件，医院就应受到质询，或对超过的部分，医疗保险机构不予报销； 尝试按疾病类别规定医疗费用限额，实行医院费用总量控制等。
(三) 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就目前农村医疗的保障制度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医疗保障体系。在中国不同地区， 广大农村在很长时期内人均收入和医疗支付能力持续处于较低水平， 维护“低水平， 广覆盖”的合作医疗是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因此， 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选择不同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同时， 还可以建立补充医疗保障制度作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充。鼓励农民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协会等为会员集体投保等方式解决医疗保障问题， 在东部沿海农村及城市郊区等富裕地区， 农民还可以自愿寻求商业保险的保障， 以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需要指出的是， 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也十分必要。这是专门针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的特殊医疗保障制度， 资助贫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可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现象。
(四) 进行城乡资源整合， 优化资源配置
在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医疗制度的同时， 还应当注意资源的优化整合， 避免浪费， 努力使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倾向公平， 扭转卫生发展“重城轻乡”的思想和做法。目前， 全国的医疗资源70％以上集中在城市， 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 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普通农民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信任当地的医疗机构， 只能投奔大城市大医院。因此， 需要重新配置城乡医疗资源，减低农村医疗费用，扭转医疗卫生资源“规模失控”与“资源短缺”的不平衡局面。可鼓励城市“三甲”医院积极在周边农村地区开设分院， 输出优秀医疗人才资源。
(五) 加强立法， 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供法律支持
法律可以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避免制度的随意性， 增强制度的可信赖性。而且上升到法律层次， 使农民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认识会有提高， 大大增强其对保险的信任程度。自1884年德国首先制定《疾病保险法》以来， 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立法工作纷纷兴起。例如日本， 除了《国民健康保险法》外， 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 以保障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而且， 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在整个管理经营监督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有法律的制约， 法律制约的效应远大于权力制约效应， 保证了机构运行畅通无阻。
然而， 我国至今为止尚未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医疗保障社会关系的法律， 在这方面缺乏一套可依据的具体标准。笔者认为， 应尽快制定我国的《医疗保障法》， 将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有关的立法纳入其中， 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相关地方立法的力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 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支持， 涉及到税费改革及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等复杂的问题。中央政府主要是宏观调控， 平衡地区间的医疗保障状况， 地方政府则是解决好当地的医疗保障问题。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上， 前者应该从大层面上充分考虑情况， 制定符合大发展目标的农村医疗保障法律； 后者则显得灵活一些， 可以根据地方具体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医疗保障覆盖率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制定法律法规， 可以在财政责任、统筹级别、医疗补助等方面保留合理的差异性。
需要指出的是， 立法时应重点考虑城乡差距因素， 解决地域不平衡性所造成的农民负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主要在农村推广， 但城乡这种二元地域对抗机制， 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不平衡性。据调查显示： 占我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享有的医疗财政补助仅为总补助的30％， 而人口数不到30％的城镇居民却占用了多达70％的医疗财政支出。这种保障权利分配的地域不平衡性导致了广大农民不断陷入“因病致贫， 因贫致病， 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中。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 法律对此没有任何价值倾向， 那么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立法便失去其生命力和价值性。
结论
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我国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府职能缺失、财政投入不足、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 加之农民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认识有限导致了现今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困难重重。因此， 只有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严格监管并进行专门性的立法才能有效推动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 才能真正的促进社会公平， 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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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Legislation on Rural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Lin Jing
(Department of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keywords: rural health insurance; compare; legislation
（责任编辑： 邓泽辉）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思考论文范文第6篇
1.1 自然地理条件较差
潼南位于重庆市西北部, 幅员面积1 594km2, 辖2个街道、20个镇、281个行政村, 总人口94.6万多, 其中农业人口79万多人, 占83.5%。境内属盆地浅丘地区, 地貌以方山状和馒头状丘陵为主, 地表起伏平缓, 海拨一般在300~450m之间, 具有亚热带季风性温润气候特点, 年均气温17.9℃, 年均降雨量990mm。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及水文气候因素的影响, 潼南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开发利用程度低。如五桂、卧佛、新胜、花岩、古溪、宝龙、米心、龙形等地属易旱片区, 工程性缺水严重, 素有“十年九旱”之说。
1.2 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多
按照市水利局部署, 潼南区重新对全区饮水安全情况进行了再次调查。从调查的情况看:按照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等饮水安全指标衡量, 全区仍有占农业总人数40%农村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 一部分是按旧标准基本合格, 按新标准不合格的饮水不安全人口占绝大多数;余下的是在国家规划内未实施饮水不安全人口。
1.3 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推进情况
近年以来, 潼南区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中, 重点拟建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和村级水厂建设为主, 不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一是在沿江、沿库具有水源保障条件的村 (社) , 根据供水范围内需水量, 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化水厂的处理工艺进行设计、修建, 设计新建 (改、扩建) 日处理能力300~2 000t的自来水厂, 水质完全达到国家饮水标准, 并将供水网管安装到千家万户。二是在无可靠地表水源、群众居住相对集中的村 (社) , 实施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即采取挖掘地下水, 建设小型的处理设施对井水进行处理后, 供附近农民饮用。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和村级水厂供水, 积极推行协会管理制度, 原则上实行“一处工程一个协会”的管理模式, 协会由负责人、日常运行管理人员及会员等组成。协会主要负责抽水制水、水池保洁、厂房看守、管网维护、水费收取等工作, 并按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在每月水费中提取维护基金, 专户存储, 用于水厂及管网维修或扩建所需费用。
1.4 农村分散式供水工程推进情况
针对既无合格的水源, 群众居住相对分散的实际, 对采用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方式供水成本过高的农户, 采取一处受益户为3~5户的分散式机井供水工程, 或一户一井的红层找水工程, 缓解了易旱地区群众饮水难。分散式供水工程和红层找水水井的维护维修均由受益农户自行负责, 其使用率为90%。
1.5 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情况
凡服务人口在1 000人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源, 区都划定了饮水水源保护区, 设置了饮用水源保护区界碑。同时, 取缔和整治了种、养殖业所带来的污染源。特别是今年区里专门针对鸡鸭养殖污染进行综合, 切实加强农村饮用水源保护, 按照“先易后难, 依法整治”的工作原则, 积极开展整治工作, 投入专项治理经费, 拆除违规养鸡场、鸡舍, 规范养殖行为, 确保了辖区内流域生态环境, 使周边村民和师生的生产、生活饮用水环境得到彻底改善。同时, 建立了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长效机制, 制定了全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各镇 (街) 也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城区饮用水源每月监测1次, 其他集中式饮用水源每半年监测1次, 掌握饮用水源水质状况。
2 潼南农村饮水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群众缺乏安全意识, 村级水厂建而未用
长期以来, 广大农民群众养成了吃井水或岩层裂隙水的习惯, 喝水不花钱的思想根深蒂固, 普遍对水质超标问题存在习以为常的麻木思想, 缺乏饮水安全意识, 致使已建成的村级水厂虽能正常供水, 但水厂基本未使用。
2.2 项目主体不明确, 产权归属不清晰
饮水工程的投入主体包括各级财政投入和群众集资投劳, 国家财政对饮水工程的投入是补助性质, 对项目建设不是单一的投入主体, 镇、村级水厂建成后, 因产权归属不清晰, 导致工程项目后续管理主体责任不明。
2.3 资金投入不足, 水厂无法运行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投资是按不安全人口实行定额补助, 中央、市级补助标准进行的, 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配套和受益农户投资。在已建成的村级水厂中, 但因资金投入不足, 配套不到位, 导致供水管网未安装, 水厂不能正常运行。
2.4 水质检测不到位, 饮水安全有隐患
目前, 全区农村饮水工程水质检测仅场镇集中式供水和农村学校供水进行了全部常规指标检测外, 红层找水井水仅对水质单元做了8项常规指标检测, 分散式供水仅有2年做了常规样品检测。由此, 农村分散式供水和红层找水井水还存在不安全隐患。
3 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建议
3.1 加强饮水卫生宣传, 增强群众安全意识
农村广大农民群众普遍缺乏饮用水安全意识, 对于他们来说, 很多人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告诉他们饮用水必须注意安全。建议:一是区教委、卫生局、科委、团委、科协等部门每年要坚持开展以“科学认识饮用水, 健康惠及千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深入农村进社区, 通过播放饮用水安全知识宣传片,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问题等方式, 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了解饮用水安全知识, 充分认识水是商品, 用水要付费的意义和作用。二是区疾控中心对出厂水和随机抽取农户饮用的井水分别作水质化验。用科学的数据证明水质是否达标情况, 从而提高群众饮水安全意识, 自愿放舍饮井水而饮用自来水, 真正使村级水厂长久发挥作用, 造福于民。
3.2 明确项目主体, 明晰产权归属
鉴于国家财政对农村饮水工程投入资金属补助性质, 所以不宜笼统地将建成后的产权说成国有资产, 应根据不同情况明晰产权归属。建议:一是供水对象分布为同镇两个村以上的项目, 成立镇级供水服务站或供水公司, 作为镇级集体经济组织, 负责项目的资产管理, 成为该项目产权所有者。二是供水对象为同一行政村范围的, 成立村级供水协会, 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负责项目资产管理, 成为该项目产权所有者。三是对在2004年前买断的镇级水厂, 后期国家投入部分可采取入股分红, 作为财政收入, 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四是由区水务局、财政局全权负责指导和抓好镇、村级水厂产权归属工作。
3.3 加快管网建设, 确保水厂运行
水厂管网建设是村级水厂能否正常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建议:一是区主管单位要认真调整思路, 打破常规, 自加压力, 按现行补助标准, 向上争取资金支持, 用于潼南区缓解村级水厂管网建设资金之不足。二是各水厂管网主管沟的开挖和回填工作由专业施工队伍施工, 区财政解决资金;支管沟开挖和回填工作由受益群众负责。三是在今后安排的其它水利资金中, 调剂一部分资金用于村级水厂管网建设, 确保村级水厂正常运行。
3.4 分类连片实施, 整镇整村推进
全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要在统筹作好饮水水源地保护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进一步制定与完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规划, 力争用3~5年时间, 初步解决全区现有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建议选择以下三种建设模式:一是城乡联网。依托区城供水管网向城郊或管网沿线农村幅射, 拉长距离延伸到农村, 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让农民喝上自来水。二是区域集中供水。重点推行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 选择在邻近江河或水库等水源水量有保障的地区, 在地势、管理、投资效益比、供水成本条件适宜的区域范围, 选择连片集中供水工程, 延伸管网距离, 扩大供水人口, 实行整镇整村连片有序推进。三是独立式供水。对因地势高低不平, 群众居住相对分散, 易旱缺水的高山丘陵地区, 充分利用目前较为成熟的红层找水技术, 打捆使用水利、国土部门资金, 配套管网、水泵等设施, 选用机井或圆筒井分散供水, 确保该地区群众饮用水安全。
3.5 加强水质检测, 保证饮水质量
目前, 全区有4万多口分散式供水和红层找水井水, 根据国家饮水安全指标标准, 应对供水水质进行8项常规指标进行检测。建议:一是施工单位必须使用快速水质检测仪在现场进行初步检测, 并上报县卫生防疫主管部门;二是采取“三结合”方式, 定期对监测点多次进行水质检测分析。“三结合”即采取区财政、镇 (街) 财政、用水户各支付1/3检测费, 对水质进行检测, 确保水质达标使用。对水质不合格的水井, 要采取化学物理措施补救, 达到合格使用;对少数水质很差的水井, 要采取封井处理, 保证广大农民群众喝上合格水。
3.6 严格饮水源保护, 提升水环境状况
饮水源的保护直接关系着农村饮水是否安全。建议:一是凡在饮用水源地附近禁止发展污染工业或大规模养殖畜禽, 对现有工业要积极推进循环经济, 加快推行清洁生产, 减少污染物与废水排放量。二是在今后或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对水源地应进行生态修复, 采取植树造林等措施, 控制面源污染, 提高饮水源保护区生态安全保障, 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4 潼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推进情况
自2004年以来, 全县共投入资金24 337万元, 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7 010处, 其中集中式供水工程60处、分散式供水程6 950处, 实施红层找水打井20 500口, 全县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得到稳步推进, 有效地解决了24.64万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的饮水。
4.1 场镇供水工程推进情况
全县除田家镇外的19个镇和部分拆制场镇实施了供水工程改建, 主要是采取国家投入一部分、业主筹集一部分的方式,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改建水厂, 提高了供水能力, 场镇水厂供水能力基本能满足今后场镇发展用水所需。镇级水厂的运行, 是按照在县物价部门定价的基础上, 遵循市场运作的原则, 由业主自主经营管理, 但同时接受当地政府行政管理和县水务行业管理, 场镇供水工程运行正常。
摘要：饮用水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广大农民群众对用水量、水质有了更高的需求,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不断完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既是广大农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