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培训远程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新时期下，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关重要，因此探索出符合天津实际的农民培训模式与机制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通对于国内外较典型的农民培训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天津市农民培训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提高农民培训的实际效果，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模式；机制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选择到城镇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务农人员老龄化、知识水平较低、农村产业空心化，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如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典型国内外农民教育培养模式与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天津市农民培训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提高农民培训的失效。

1.国内外典型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与机制的分析

1.1国外

1.1.1不同层次，不同主体，不同培养目标—韩国

韩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主要分为4H教育、农民后继者教育以及专业农民教育。培训主体不同，培训的内容、目标也不同。例如，农民后继者教育主要针对那些准农民加以培养，而专业农民教育则更偏重于现从事农业工作者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管理能力等[1]。

1.1.2办学模式多样，机制灵活—美国、法国、德国

美国以办学模式多样见长，主要有SOE、FFA、SAE及课堂指导等，FFA模式主要培养职业农民的自主创业所需要的能力，团队合作、组织能力及领导能力，而SAE模式主要是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辅导职业农民的某项理论知识以及实际操作技能以便其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当中[2]。法国、德国则突出办学机制灵活的特点，企业的职业培训可以直接进驻与学校的教育当中，以结果为导向办学，更加适应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1.1.3紧密衔接的培训体系，互为补充—日本、美国

日本针对不同教育层次，将农业推广辅以农业改良普及形成了完善的五个层次培训体系，彼此相辅相成，为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培训。美国的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教育科教体系将不同分工又有机的结合，其56所州立的农业院校统领教育培训，农业部下设生产局配合实验站及农业院校搞科学研究，又有专门的推广服务中心等[3]。

1.1.4培训方式方法丰富多样，注重实效—法国

法国创立的“农村家庭旅馆协会”，开辟了新的教育方法—交替培训法，课程配合农忙农闲时采取工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工作以及学习的效率[4]。这种培训模式实现了长短期、脱产与半脱产相结合。

1.2国内

1.2.1 浙江省

浙江省地处沿海，农业经济发展居于国内前茅，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多种新型农民培训并存的培养模式。其成功的莲花模式就是利用莲花镇的产业优势大力打造其品牌效应，由专业合作组织吸收解决农民就业，促进了农业的科学发展[5]。同时，浙江电大通过发挥电大的远程教育以及系统办学的优势，开展的“农村大学生培育项目”，培养了农民大学生和大批有知识、有能力的农村科技致富、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为新农村建设开辟了新的天地[6]。

1.2.2 江西省

江西省是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之一，农业人口高达70%以上。调查研究显示，江西省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营业，因此，通过加强技术培训进而提高生产技能也就成为了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经之路[7]。江西省农民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而服务进而促进农业发展，一方面，着力农民的务农能力的提高，通过专家实地指导加典型示范的模式进行创业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培训，此外还大力开展有关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培训。

1.2.3 河北省

河北省特色的“定兴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开展对新型农民的培训，以开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目的，有选择性的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通过建立企业培训中心进行现场实践培训，提高农民的实际操作技能。同时，河北农大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除了面向初高中生，取得大专文凭还面向具有一定经验的青年农民、现任村干部、农业科技示范户等，培养掌握农经动向、懂技术、有理论、能创新的实用性人才[8]。

2.天津市农民培训的现状分析

天津市作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城市，城镇化发展迅速。截止2014年，天津市农业人口371.61万人，非农业人口645.05万人，农业稳定发展，全年农业总产值441.69亿元，较13年增长呢3%[9]。近年来，天津市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促进培训事业的高速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不懈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政府主导，人力、物力、财力全面推进

自2004年实施“351培训工程”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强在农民培训方面的投入。“十二五”期间，计划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40万人次，培养职业农民10万人，开展农业创业培训1万人，培养5000名农业高技能人才，组织2万人参加大中专学历教育并取得证书，市财政计划安排1.44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工作[10]。在政府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专项推动农民教育培训工程的道路，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保障。

2.2 规范化管理、强化取证，确保实效

“351工程”的实施使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管理推动机制，层层推进。农民素质提高工程则通过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所有的培训专业课程都要制定课程大纲、培训学时、考核标准等，使具体培训变得有章可循。同时为了防止培训走形式，补贴资金采取“先培训、后取证、再补贴”的方式，农民经参加培训考核合格后取得相应证书，方能申领财政补贴。

2.3 多部门配合，资源整合，强调体系化培训

天津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管理体系是由农业主管部门统领，市、区县、乡镇、村各级分管部门组织实施，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相互沟通共同推进工程。制定培训目标之后，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从认定培训机构到建立培训实训基地，成立远程教育服务中心到聘用专兼职教师，为农民教育培训提供全面服务。

根据2015年上半年天津市农民培训情况（见表1）显示，农民对于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的需求量、参与度仍然是最大的，其中以种植业和林业参与培训人次最多。同时，职业资格证书类的培训和学历教育的投入是最大的。承担农民学历教育的机构主要有提供大专学历教育的天津电大以及考试院和提供中专学历教育的农广校，其中以农广校的中专教育人次最多，这与天津市整体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有关。

3.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存在的不足及对策的思考

3.1农民综合素质偏低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占18.9%，初中占 62.75%，高中及中专占 14.7%，大专及以上占 3.73%[11]。整体学历偏低，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较低的文化水平会对培训内容的理解产生一定障碍，同时也很难接受新的生产工具、信息技术。文化背景差异大，也会出现在培训内容、形式等方面的供给予农民自身的需求不统一，相互脱节。

针对此问题，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根据不同层次主体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结合农民实际不仅要关注培训对象的实际需求，提高不同水平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更要注重培训教材编写和实际授课过程中的易懂性、生动性，使农民愿意走进培训课堂，并且在课堂上听得懂、学得会、能应用。

3.2 办学模式、机制相对单一

天津市的农业实用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如市农委种植业管理办公室、市林业局、市畜牧兽医局等，而相关的学历教育则集中于电大、考试院和农广校等。

因此，应广泛借鉴美、德等国以及浙江、河北省等多样化的办学模式以及灵活的办学机制，一方面，吸引龙头企业参与到农民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中来，按需打造的特色农业，利用产业优势打造品牌，组织大规模的经营，这样一来针对性强，实用性高，又因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其培训效果也有保障。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上岗前参与职业训练，以结果为导向办学。另一方面，利用农村合作社，充分发挥农民生产主体的主动性，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3.3 政府管理、监督机制仍不完善

在现实中，组织推动培训工作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各职能部门对农民培训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具体问题不能及时落实。有关培训的推广工作不到位，导致部分农民对培训参与度不高。而且培训过程中的管理也相对松散，缺乏统一的监督机制，导致培训质量降低。

首先应该加强各分管部门对农业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可以将农民培训效果纳入其绩效考核中。其次，加大对于公民培训工作的推广宣传力度，可以由相关专家、技术人员下区县进行实地指导，深入村镇开展宣讲。制定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培训工作顺利、有序的进行，加强对培训结果的监督、考核、反馈，是保证农民培训实效的有力保障。

3.4 培训体系建设仍有欠缺，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在整体的培训体系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基础条件相对较差，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内容针对性不足。师资力量上真正能够以新颖的教学方式传授新理论、新技能、新方法的“双师型”人才缺乏。培训内容虽与农业技术相关，但实用性的可实际操作的东西欠缺必然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因此可以借鉴美、日等国的经验，不断完善培训基础条件、实训基地、设施建设，加强市、区、县、村的培训平台建设，改善培训条件，扩大培训范围，使农民能够就近参与培训，满足其多样化需求。培养基层农技人员，发挥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的作用，弥补师资缺口，并建立一支稳定的、有经验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将农民需求调研常态化，据此开展针对性培训；专家远程一对一指导和农业论坛，发挥远程教育优势。

（作者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基金项目：2013年度天津市终身教育学会重点课题（课题批准号：ZSZ130015）。

参考文献：

[1] 齐美怡.日本、韩国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硕士学位论文].河北：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14.

[2] 官爱兰，蔡燕琦.农业现代化中农民职业培训：美国、韩国经验及启示[J].高等继续教育学校，2013，26（5）：63-67.

[3] 安云蓉.国外农民教育模式的成功经验及其对我国新型农民培养的启示[J].科技世界，2014，8（22）：18，41.

[4] 丁国杰，朱允荣.欧盟三国农民教育培训的经验及其借鉴[J].世界农业，2004，（8）.

[5] 徐晓菲，王成福，赵云.浙江新型农民培养途径研究[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3（4）：89-92.

[6] 培养造就更多更好的现代新型农民[N].浙江日报，2006-06-06（14）.

[7] 周娟娟.江西省农民培训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江西农业大学，2014.

[8] 张亮.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河北农业大学，2010.

[9] 《2014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0] 张大鹏，刘长生，张伯平.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创新与思考[J].天津电大学报，2012，16（4）：76-79.

[11] 《2013年天津市统计年鉴》

农民教育培训远程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基于河北省398位农民的问卷调查，对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影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因素及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教育培训参与半低、培训时间短且缺乏连续性，培训渠道及培训形式相对单一。教育培训供给不足、内容供求错位、时间安排不合理等等因素制约了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更倾向于接受短期的、与所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培训。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民教育培训 河北省

建设新农村贵在以人为本，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为了解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教育培训情况，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于2007年8月组织了以“农民教育培训”为主题的农户问卷调查。问卷涉及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影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因素、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三个方面的内容。遵循调查对象设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样本覆盖河北省11个地市，共设计选择了99个县(市、区)，198个乡镇和396个行政村(每个地市选择9个县，每个县选择2个乡，每个乡选择2个村)为调查地点，调查对象为随机抽样选取的农户。按照拟定计划，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421份，其中有效问卷398份。从调查内容及被调查者的分布情况看，本次调查具有内容丰富、涉及地域广等特点，在河北省农民教育培训需求问题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

(一)农民教育培训参与率低、培训时间短且缺乏连续性

通过对398个农民的调查，参加过教育培训的农民有246人，占61.81％，其中只有52人在2004、2005、2()06连续三年参加了各种农民培训，仅占被调查人数的13.07％。就农民教育培训的天数而言，被调查者在2004、2005、 2006年所参加的培训天数为1-7天的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57.07％、51.78％和42.68％。可见，仍有许多农民没有参加过教，育培训，同时农民教育培训时间较短且缺乏连续性。

(二)农民教育培训渠道及培训形式相对单一

农民教育培训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政府部门、大中专院校、专业协会、龙头企业、民间培训机构等多种培训渠道。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渠道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农民职业培训与农技推广、农业科技宣传与普及。调查显示，在参加过教育培训的农民中，35.77％是通过政府部门提供的培训，28.46％是通过民间培训机构，16.63％是通过专业协会，10.83％是通过大中专院校，仅有8.31％接受过龙头企业提供的教育培训。课堂讲授和现场实习是较为主要的两种培训形式，分别占39.80％和37.56％，而参加过网络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培训的仅占5.47％，可见这一现代化的培训手段还未得到广泛应用。

(三)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更受农民欢迎

目前影响农民增收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大制约因素，仍然是缺乏技术和创业技能。通过对“您接受过的培训类型”问题的回答发现，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调查者中参加过培训人数的40.80％，参加过实用技术培训的占35.80％。其他依次是学历教育、管理培训、综合培训。说明农民更加希望具有一技之长，倾向于接受能够直接增加收入和便于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培训。

(四)农民教育培训效果显著

当问到“通过参加培训是否有助于增加收入”，有41.46％的被调查者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于增加收入作用明显，同时回答“有一些作用”的占54.07％，在被调查者中仅有4.47％的人认为作用不明显。同时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满意度也能从一个侧边说明培训效果如何，在参加过教育培训的农民中，对于“您对教育培训的满意度”的问题，回答“比较满意或十分满意”的占54.38％，回答“一般”的占37.80％，而回答“不满意”的仅占8.54％。说明河北省的农民教育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仍有部分农民对教育培训不满意，没有达到他们的需求。

二、影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因素分析

(一)教育培训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的供给途径主要分为政府行为、学校行为、民间行为，且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在总体上农民教育培训供给仍然相对薄弱，且各种渠道的发展状况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调查显示，43.97％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地缺少学校。可见，学校为主体的供给途径发展不足，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层次、多结构的农民教育培训的供给渠道。

(二)培训内容供求错位

农民教育培训的内容从总体上可分为农业技术培训和非农业职业技术培训。由于立足农业的总体设计与要求，所以各种渠道的教育培训基本围绕农业技术方面，对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三产业领域内相关职业技术的培训则相对较少，这虽然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职业分化的现实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有所差距，影响了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调查显示，35.18％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合适的内容是影响其参加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培训内容的供求错位已成为影响农民教育培训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农民教育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

受农业生产规律及农民日常作息规律的影响，农民教育培训时间安排得合理与否，影响着农民参与教育培训的机会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教育培训参与率的高低。调查显示，27.14％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培训时间安排得合理与否成为了限制农民教育培训有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培训费用超出农民承受能力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而部分职业技能培训价格及职业技能鉴定费用却相对较高，如电焊工和车工的培训费用分别高达500元－600元和750元，技能鉴定费分别为305元和30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调查显示，21.36％的被调查者认为教育培训费用太高，已经超出了农民的可承受能力。

三、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分析

(一)教育培训目的——增加收入和提高技能

对于“你参加教育培训最主要目的”，本题限选选三项，按照第一个选择的赋3分，第二个选择的赋2分，第三个选择的赋3分，乘以各自出现的频率经加权所得分数见下图。按加权分数排序，增加

收入和技能培训比重最大，然后依次为：得到尊重、获得政策扶持、获补贴、获学历、获证书。可见农民希望通过参加教育培训来增加收入和提高技能， 反映了农民急于致富的心理。

(二)教育培训内容——与所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当问到“您期望哪些种植业的培训”时，回答“粮食”的占57.79％，同时需要注意的是398份调查问卷有280份回答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来源于种粮，占70.35％，可以看出农民对于种植业的培训需求与所种植的作物密切相关，粮农希望通过获取更多的关于粮食种植方面的技术来增加粮食的产量、提高粮食的品质。回答“蔬菜”的占20.35％，说明目前蔬菜生产进入了由数量扩张向提升质量、提高效益的新阶段，菜农希望通过培训掌握名、优、特、新品种蔬菜的种植，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伴随着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农民希望通过多元化的种植达到增收的目的，比如回答“特种经济作物”的占11.56％，回答“水果”的占10.30％。

对“您期望那些养殖业方面的培训”问题，共设计了9个选项，各选项的排列顺序为：猪、鸡、羊、牛、特种养殖、水产养殖、鸭、鹅、其他。需要注意的是，其中被调查者中对于猪和鸡的养殖培训需求共占51.49％。说明农民对于大宗畜禽的培训需求更为迫切。

当问到“您期望哪些非农方面的培训”时，其中回答期望“机械、运输、建筑”这三方面职业技术培训的共占47.88％。因为机械、运输及建筑是吸纳农民工较多的行业，这也说明了农民期望通过这些培训获得更大的就业机会。回答期望“农产品加工或农产品贮藏”方面的培训共占24.05％。需要注意的是，398份问卷回答家庭主要经营活动为种植业或养殖业的有316份，占79.40％，说明农民所期望的非农方面的培训与家庭主要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农民希望通过农产品的深精加工培训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这对安排非农培训的种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受观念的制约，农民对餐饮、家电、家政、美容美发、服装、旅游、营销、通讯方面的培训需求相对较少。

(三)教育培训层次——短期培训

当问到“您期望接受的教育培训层次”时，有47.74％的被调查农民期望接受短期培训28.14％的期望接受一事一训，愿意接受证书培训的为21.11％，而愿意接受学历教育(中专或大专以上)的仅占3.01％，而可见目前农民培训需求以短期为主，证书培训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与上一个问题相印证，对“您愿意接受的培训时间”问题，回答“一个月以内”的共占90.95％，回答“一个月以上”的仅占9.05％，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农民以短期培训需求为主。

(四)教育培训形式——现场实习

当问到“您喜欢的培训方式”时，回答“现场实习”的占39.80％、回答“面对面讲授”的占37.56％，调查结果表明，面授形式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其中现场实习的形式最受农民的认可，因为现场实习的针对性强，并且授课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电视广播、VCD学习等只能作为以上两种形式的补充。

(五)教育培训费用——100元以内

培训费用的高低是影响农民参加培训的一个直接因素。当问到“您认为可以接受的教育培训费用”时，共有97.24％的被调查农民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在100元以下，仅有2.76％的能够接100-200以内的培训，没有一个被调查者能够接受200元以上的培训费用。可见，尽管农民对于教育培训潜在需求巨大，但是现实的有效需求不足，农民对自己想学习和掌握的致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金的限制。

(六)教育培训地点——就近

对“你愿意接受培训的地点”问题，回答“本村或乡镇”的共占56.03％，在这其中选择本村的占38.44％。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希望本着就近的原则接受培训。因为这样培训人员可以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升农民的科技素质，提高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和自我发展能力，使得农民既可以方便的接受培训同时又能节约交通费用。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对河北省398位农民的调查问卷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的结论与建议：

(一)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农民教育培训长效机制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将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渠道投资机制，从而不断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增加教育培训供给，进而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参与率，同时缓解农民有限的收入难以支付较高的教育培训费用的情况。

(二)在农村广泛开展短期教育培训

农民对教育培训需求短期稳定性较大。短期培训是现阶段农民教育培训需求面最广、人数最多的一种教育形式。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效益农业的深入发展，农民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望越来越迫切，短期培训以其时效性、实用性较强的特点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农民求实、求知、求富的需求。

(三)培训内容和方式应贴近农民需要

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应从培训内容和方式上向贴近农民、适合农民和方便农民的方向发展。根据区域特点，建立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动态管理模式，围绕农民主要经营活动和资源优势，采用有效的培训方式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及职业技能等的培训，进而从总体上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本文作者：张丽丽 河北农业大学硕士

赵邦宏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姚开建

农民教育培训远程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办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意见。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一所普通中专学校发文，史无前例！文件给当时处于艰难中的农广校体系，注入了巨大信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的农民教育培训道路，提供了强劲动力。16年后的今天，农业部颁发新《意见》，正式确立加快构建以农广校为基础依托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发展战略，《意见》深刻阐释了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与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关系，既是理论定位，又是发展方略，还是行动指南，为当代农民教育培训事业绘制出科学发展新蓝图。

《意见》是坐标图，确立了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农广校发展的历史方位。城乡发展一体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的新阶段，必然要求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新型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主体，也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力量。作为农民教育培训的主力军，农广校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培养数以亿计新型职业农民的重任。《意见》明确地指出了教育培训面临长期繁重任务，加强体系建设要求十分迫切，农广校体系仍然比较脆弱，农民教育培训还存在社会资源分散、教育培训机制不完善、条件不配套等诸多问题。只有加强农广校这个农民教育培训主体的建设，才能有效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农民教育培训事业才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意见》是路线图，指明了农广校要走公益性的内涵丰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包括，农广校“作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主体”的基础地位，“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基础依托”的根本定位，“公共服务机构、公益性、主力军”的本质定性，“农民教育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农业技术传播、科学普及”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强化职责任务、加强队伍建设、改善设施条件”的工作重点。沿着这条规划清晰的发展路线，各级农广校要在确保由农业部门主管的体制、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独立设置的办学格局“三不变”的条件下，稳定办学队伍，强化办学特色，发挥办学优势，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民教育培训之路。

《意见》是行动图，明确了农广校的职责和任务。坚持“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产业导向、需求牵引”原则，聚合优势资源，构建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满足多形式、多层次、广覆盖、经常性、制度化的教育培训需求，建立完善多元参与协作机制，形成大联合、大协作、大教育、大培训格局。

蓝图已绘就，躬行正当时。如果把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看成新的长征，那么投身这项伟大事业的每一位农广人，就是一块块基石，铺设通往未来之路，新型职业农民将在广袤的农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美丽农村就在眼前。

农民教育培训远程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加速我国现代农业步伐，但是纵观我国农业人口的整体素质，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很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因此，农民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现代远程教育，在技术与空间上解决了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局限性。本文通过研究现代远程教育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应用，来探讨农民教育培训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农民教育培训；应用研究

开放、灵活、自主是现代远程教育的一大特点，其消除了在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诸多局限，整合多方资源，为各类社会人员提供各种类型的学习服务。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农民就不用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任意的时间都能够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很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农忙之间的矛盾。另外，农民还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的学习。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为农民教育奠定基础，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1按照农民的切身需求提供教育资源

1.1关注农民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农民能够坚持远程教育的动力，就要符合农民自身个性化教育的需求，课程要尽量生动有趣，接近农民的日常生活，知识、技能传授的方法要考虑到农民的接受能力 。同时，要为农民提供实时的市场信息和生产指南，帮助农民合理的确定生产计划，避免盲目的跟进，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1.2关注培训课程的实用性

随着新时期经济的发展，农民更加务实，学习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这就要求远程教育课程关注培训课程的实用性，通过培训，农民能够解决眼前面临的困境。因此，现代远程教育培训课程，就需要在现有的培训方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通过结合生产经营、娱乐休闲等，使得农民在教育培训中学到更加有用的知识。

1.3培训内容应与时俱进

农民的现代化远程教育培训，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与特点，尽量的丰富远程教育课程的多样性，丰富培训形式，确保农民在新时期中新的需求得到满足。除此之外，要引导农民打破传统的壁垒，向新型的现代化的农民转型。可根据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开展对应的教育培训，将国外的先进设备与技术介绍给农民，增加农民的学识。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政策息息相关，而农民的信息接收能力较差，不能及时的了解相关的国家政策，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远程教育培训课程，要在这一方面为农民提供方便，有效地促进农民的生产，这也是农民参加培训的根本意义。

2建立适合农民特点的自主学习平台

2.1提供知识的平台

教育培训，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传播，远程教育培训提供知识的平台，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具体的功能：课程设置表，引导农民了解课程的大概内容，将模糊的学习目标变得清晰化；知识文档，主要是为农民提供学习中用到的知识汇总数据包；参考书籍，参考书籍是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归纳相关的知识，方便农民查阅；外部链接，这是为农民提供一个与所学课程相关的资源链接，是对课堂所学内容的补充。

2.2提供交流的平台

在学习中交流，交流中学习，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远程教育需要提供交流的平台，应该包含有以下具体的方式：交流社区，这是一个虚拟的社区，在这里，农民可以与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士交流学习，同时在社区内开发不同的话题板块，让农民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参与讨论，与其他人组成团体，共同进步；知识论坛，在论坛中，农民可运用不同的方式，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其他同学或者教师展开交流，另外教师在论坛中开设的相关知识的讨论帖，能够使农民在讨论中得到提升，引发对相关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虚拟课堂，教师通过直播或者录播的方式，在线进行知识讲解，农民在观看的过程中随时可以提问发言，这些数据都被后台所采集，以实时或者以定时的方式来回应，在课堂中，也可以进行同学之间的交流。在这里引入一个虚拟课堂实例为行业内的培训机构提供参考，该课堂通过PC客户端实现交流授课，全程音频授课，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同学A觉得这个知识点没有听懂，便可在实时交流区内发布留言，留言呈滚动播出，所有在客户端前听课的学生都可以看到问题，有和同学A相同疑问的同学，便在该弹幕中点赞，表示同问，此时，助教及时的回复，完成问答。另外，同学A的问题，也有其他同学进行回复，这样的虚拟课堂，充满了互通和时效性，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2.3提供学习的平台

远程教育给农民提供了一个完全自主的场所，在其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和班级的管理者都可在后台对农民的学习进度和状况有所了解，该平台应该包含以下几个主要的功能：实际的案例，在学习中，不仅要知道解决问题的原理，还要能将这些理论应用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之中，课堂中的案例分析，能够进一步的增进理论的理解和应用；竞争机制，竞争在任何领域，都是促进事务发展的一大因素，学习中，引入相对有趣味性的竞争机制，很大程度上，会激发学习的热情；虚拟图书馆，在学习中，难免会遇到手头资料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现象，因此需要在相应的页面添加相关补充资料或者图书馆的网址链接，实现资源最大化的获取。

3结语

21世纪是大数据的信息时代，农民由于文化基础薄弱，更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不至于在现代化建设中捉襟见肘，现代远程对农民教育培训，无论是在教育的形式或者是知识的覆盖面上，都能满足农民教育的需求，根据农民的需求来建设和完善远程教育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波，刘成玉.现代远程教育技术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J].农村经济，2013（01）：111-114.

[2]毛汉硕，宋志生.农民现代远程教育培训机制构建研究[J].广西教育，2014（35）：45-47.

[3]吉文林.现代远程教育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应用[J].农民科技培训，2015（12）：27-29.

作者简介：英红，中专学历，白山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农艺师，研究方向：农民教育培训。

农民教育培训远程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以陕西省S村为例，分析了影响该城中村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缺乏整体设计，失地农民自身缺乏长期的就业观念，就业环境不良，农村职业教育缺失等。并就加快S村失地农民就业提出了4点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制度支持，完善失地农民就业的经费保障，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关键词：失地农民;就业;城中村

基金项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学生课题：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农民就业长效服务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王华（1977- ），女，陕西三原人，讲师，硕士，从事公共服务与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14-11-28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中村发展的滞后性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城中村改造中，失地农民离开了唇齿相依的土地，却缺乏适应城市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生计，他们会沦为城市中的“新贫民”，关注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调查选择了陕西省S村，该村2009年被列入陕西的城中村改造名单，村周围企业高校聚集，交通便利，S村现如今已没有耕地，村里有800余户4 000余农民，每户农民家大多都有十余间房屋出租。S村的租客远远超过了其村农民人口，一方面给S村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使得S村村民对出租收入形成了依赖心理，由此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调查采用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选择16岁以上的该村农民。抽样采用了多段抽样和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250份，收回有效问卷 235份，问卷有效率为94%。

1 S村失地农民就业现状

1.1 S村失地农民再就业率低、质量不高

在自然耕地被征收以后，加之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S村借着地理位置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村内违章民房建筑林立，出租房屋成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占到农民年均收入的5成以上。在调查中，以16～59岁为适龄劳动力标准，S村失地农民几乎无外出打工情况，绝大多数赋闲在家，未就业的适龄劳动力占调查人数的82.1%。该村失地农民反映再就业相当困难，既然出租房屋能够维持生计也只能安于现状。

调查中，也有极少数农民在村附近谋职，共18人，仅占调查人数的7.7%，他们的就业多为临时工、钟点工、自雇工等无制度保障的非正规性就业，基本从事建筑、运输、物流、物业管理、清洁环保等工作，这些工作的进入门槛低，工作稳定性差，基本属于脏、累、苦等低收入的产业以及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拾遗补缺性质的服务业，就业的质量不高。

1.2 S村失地农民就业竞争力缺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市场就业为取向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求职者的年龄、知识、技术和市场竞争意识要求越来越高[1]。在对S村的调查中，失地农民普遍年龄偏大，40～59岁的失地农民所占比重达到58.3%。在文化程度方面，S村失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3%，高中文化水平的仅占9%，大专及以上的占了8%。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其文化程度有比较大的差异，年龄在40岁以下者，初中文化程度比重最大;40～49岁农民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占到77.1%;随年龄的增长，50～59岁失地农民小学文化程度占到51.2%（表1）。

S村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影响了其非农就业的机会。在被调查的失地农民中，大多非农生产技能不足，只有5.21%的失地农民接受过非农职业培训，曾经从事过非农产业的只有15.1%。S村各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未从事过非农产业的比例都在5成以上。而且50～59岁的农民没有从事过非农产业的高达93.5%（表1）。因此，年龄大、文化程度不高和缺乏非农就业技能三大就业劣势，严重制约了S村失地农民在城市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表1 S村失地农民基本情况

%

1.3 S村失地农民就业意愿薄弱

S村的失地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于房屋租金，因为难于找到就业机会他们对就业问题的考虑很消极。对于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就业培训，他们不关注，对于是否愿意接受培训，答案多数选择了“无所谓”。通过深入访谈，他们没有积极的就业态度，一是他们习惯了食利生活;二是一部分人认为即使工作也是收入太低，比较辛苦;三是感觉自己不能胜任，71.5%的农民认为自己很难再从事除了农业以外的工作。面对S村即将被拆的事实，当地农民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他们的就业意愿受到了年龄、知识与技能、目前生活状态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调查中实现临时性就业的18人文化程度都是中学以上，且年龄较轻。年龄越大，就业意愿越薄弱，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就不愿意谈就业。

当地政府开展的就业培训收效也不理想，对培训目的认识不清占到了调查总数的69%，这部分失地农民大多缺乏长远的考虑与竞争意识，把培训当成一项任务或负累。通过访谈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多数把就业培训理解成加强人际交往的一个方式，通过培训可以和村干部取得更多的联系。69.8%的农民对就业培训效果评价不高，10.3%的农民反映就业培训缺乏完整的培训体系与制度，培训都是零敲碎打，没有和就业直接挂钩，农民没有感受到培训带来的益处。

2 影响S村改造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主要因素

城中村改造和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能否使村民顺利实现城镇化，积极地推进失地农民就业是保证城中村改造和完成建设的关键。在调查中，S村失地农民就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2.1 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缺乏整体设计

首先，当地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足够认识。征用S村的耕地时，当地政府认为失地农民问题是简单的经济补偿问题，主要采用了以发放土地补偿费的形式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就被推向村里，S村失地农民并没有被列入城镇的就业体系，当地政府没有出台相应完善的就业保障政策。

第二，虽然政府开展了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但是S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农民长期依赖出租收益，使得他们难有长远的就业观，而当地政府对此缺乏积极应对措施。因而，对于S村开展的就业培训来说，由于没有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就业培训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第三，缺乏就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目前政策执行之后对执行效果的追踪和反馈几乎是个盲区，相关部门没有对政策做出适合S村的调整，这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也降低了人们对改造、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

2.2 失地农民缺乏积极的就业观

访谈中了解到，S村的失地农民目前以出租经济和集体分红为主要收入，而且出租经济在一段时间还将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出租房屋只需要失地农民提供自己宅基地的使用权，不需要承担劳动，各家宅基地较多，出租收入十分可观。由于视野不够开阔，就业意识薄弱，观念保守，他们只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满足，忽视了长期就业的重要性，进而对家中下一代的教育和就业也不是十分重视，以至于年轻人容易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不懂得劳动的重要性，整天无所事事。从长期来看，这不利于失地农民保持稳定的生活，不利于他们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2.3 就业环境不利于失地农民就业

2.3.1 就业市场不完善。

首先是就业信息不对称，失地农民不知道该通过什么途径来找到合适的职业。陕西省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来扶持城中村失地农民就业，并通过电子政务平台、网络报纸媒体等渠道宣传政策。但由于S村失地农民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处环境的关系，很少接触网络和报纸，这就导致在被调查者中，一些失地农民有自主创业的想法，但是却没有人对本区就业创业政策完全了解，即使有8.1%的人表示对此有点了解，但苦于找不到入手的方法。

其次是S村的第三产业欠发展，村镇企业发展不够成熟，可以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有限。S村周围交通便利，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但是因为传统建筑格局导致的拥堵狭窄的整体环境，使得第三产业发展受限，目前不多的村办小厂效益不乐观。

2.3.2 就业创业的资金支持不稳定。

在调查中发现S村部分年轻的失地农民有很强烈的自主创业的欲望，但是他们困于没有大量的资金，更不知道从何处获取创业资金。与此同时，当地的一些小银行有部分闲散资金，但是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2.3.3 大量年轻流动人口的竞争。

S村周围交通便利，涌入了大量外地的年轻打工者，这些农民工群体大多受到了城市文明的辐射，他们和S村失地农民相比不仅具有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验的优势，而且他们具备积极的就业意识和市场意识，加之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导致失地农民在就业上不具备很好的竞争优势。

2.4 农村职业教育缺失

对S村职业培训情况的调查显示，缺乏针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一是S村没有专门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现有的培训组织都是当地政府临时组建的，而非常设的组织。其次，就现有的培训项目来看，缺乏针对这些年龄偏大、知识技能匮乏的失地农民的项目。其三，对失地农民的培训没有硬性要求，加之失地农民培训弹性大，约束力不强，导致培训率低，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3 加快S村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失地农民就业的制度支持

S村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地方政府要发挥公共服务的职能，从制度建设上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再就业。

3.1.1 当地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倾斜，帮助失地农民就业。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优先录用失去土地的农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金，这部分资金用来补贴失地农民职业技术培训费用;或奖励、补贴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工作单位;或有偿扶持S村失地农民办理集体企业、个体经营。

3.1.2 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一是要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S村失地农民纳入这个平台，建立工作档案，对他们的就业状况进行实时监管，并为他们提供及时的有价值的就业信息、中介服务等;二是由政府牵头，在村中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进行职业介绍;三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加强与各类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设立专门的热线电话、网上问答区等，为失地农民提供更贴切的服务。

3.1.3 要按照统筹城乡的原则，在S村建立失地农民的失业补偿机制。补偿的内容应包括货币等硬性补偿和职业培训等软性补偿;补偿前应对补偿对象划分等级，实行差异性补偿等。

3.2 完善失地农民就业经费保障

3.2.1 要解决经费来源问题。前期主要从地方政府相关专项就业经费和民间社会多渠道筹集专项就业经费，后期以S村村集体经济流动资金为主。

3.2.2 建立相应的基金。地方政府应建立就业培训专项基金，拓展培训服务渠道，资助以就业创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应建立失地农民创业基金，将S村失地农民纳入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范围，提供就业扶持。建立失地农民失业基金，为失地农民融入新生活提供坚实后盾[2]。

3.2.3 对S村失地农民中的创业者给予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如在创业初期减免营业税;金融机构在贷款时给予优惠政策;政府和相关法人协商减免其所需要设施的租金等。

3.3 积极拓展就业渠道

3.3.1 成立创业中心，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创业中心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创业指导、创业培训、政策指导、信息咨询、公布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创业服务。创业中心负责考核创业者本身的创业动机及所具备的能力。创业中心可以与企业管理咨询机构、培训机构等相关机构形成联动机制，帮助S村创业者选择创业项目，进行创业指导。

3.3.2 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S村周围交通便利，对服务业的需求会逐渐增加，开发社区服务岗位，可以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而且，已经建成的S新村的公共服务还不完善，可以把S新村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为失地农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实现失地农民在家门口的就业。

3.3.3 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村镇企业。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使村集体经济在组织制度、经营机制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3.4 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提高就业能力是失地农民实现可持续就业的根本途径[3]。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只是外因，只有通过内因，开发其就业能力，加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3.4.1 转变就业观。政府要积极引导S村失地农民对新身份的认同，定期在村内广播、网上宣传或者开办一些培训班，加强农民的基础文化知识，转变就业观念，普及相关法律常识，当地政府帮助他们积极投入到自身建设，提高文化素质。

3.4.2 开展劳动就业培训。劳动就业培训可以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牵头，与一些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企业相结合[4]，针对失地农民提供职业素养和技能方面的培训，并授予所有培训合格者资格证书。

3.4.3 加强邻里关系。当地政府应多举办相关活动，加强S村失地农民间联系，增强其集体荣誉感，促进互帮互助，共同创业就业。

失地农民就业是一项长期的工程，S村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些位居优越地理位置的城中村失地农民因为依赖出租红利而忽视长期就业。要改善这种状况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辅助，也需要失地农民的观念转变及自身素质提升，使这一群体积极适应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1] 翟年祥，项光勤.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及其政策支持[J].中国行政管理，2012（2）：50-53.

[2] 田富强.西安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9）：16570-16571.

[3] 李国梁.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开发[J].开发研究，2014（1）：27-30.

[4] 周青浮.“城中村”农户的城市化响应能力探究[J].开发研究，2013（2）：101-104，133.

农民教育培训远程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AGIL”模型是一种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理论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发展要素的诠释。农民工教育培训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通过借鉴“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对于经济社会需求适应性差、培养目标单一、相关规范制度践行力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实现路径包括：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关键词 “AGIL”模型；农民工教育培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一、问题提出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三类就业难群体，分别是大学生、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就这三个群体而言，大学生接受的正规教育最多，人力资本中的知识积累较丰富；下岗职工具备一定的经验和技能，人力资本中的技术沉淀较丰裕；农民工在以上两方面都比较欠缺，因此其就业状况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巨大，这就需要确保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实现就业难群体的脱贫致富，从根本上实现以城乡融合与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产业，产业的活力在优化，优化的主导则需要落实在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唯一活要素。作为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主导要素，无论是继续坚守城市从事二三产业，还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普遍欠缺，市场议价能力较差，就业存在严重的内卷化现象。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劳动力的标准化需求与农民工群体劳动力贫瘠化供给之间的不对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教育培训机会，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使结构性人力资本供给质量全面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求职技能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特征，替代性较差，无法实现素质就业，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人力资本就业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作为人力资源的农民工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其关键点在于要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均衡匹配[2]。虽然非技能型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满足非技能型工作的要求，但是其可以通过相应教育培训成长为技能型劳动者。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环境下，如果劳动者自身行业技能无法通过适当教育培训与劳动岗位实现良好匹配，或者无法通过教育培训实现行业间的适度转移，将会降低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增加其失业率。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必要建立规范的、有针对性的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专项指导，通过增强农民工职业技能降低其失业率，提升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现实的教育培训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以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实现农民工“获取教育培训信息”与企业“提供合适岗位”之间的高效衔接与反馈，通过克服劳动力市场人职匹配时滞问题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效用最大化，使农民工群体成长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在解决这一问题上，“AGIL”模型值得借鉴参考。

二、“AGIL”模型内涵解析

1953年，作为结构功能主义领袖人物之一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了名为“AGIL”的社会学模型，用来对功能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该模型设定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四项基本功能要求，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功能（Goal）、整合功能（Integration）和维模功能（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3]，简称“AGIL”模型。“AGIL”模型指出，一定的价值体系会通过影响行动者的主观取向导致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结合，而不同要素间的结构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可以维持系统生存并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虽然“AGIL”模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并不妨碍其在关于社会系统研究中的充分应用。

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诠释，“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主要是指任何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为了可以生存发展下去，系统中的各要素必须通过各种手段适应环境，进而使环境对自身产生更大的包容性，并且从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目标功能则是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系统各要素明确自己的目標导向，不断培养自己的技能并把其内生为能力实现系统目标。整合功能是系统中的各要素需要相互联系，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通过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可以发挥“1+1>2”作用的整体，实现系统功能。维模功能则是在整合系统各要素的基础上，通过持续调整自身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以上四种功能构成了社会系统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社会系统都必须服从以上四种功能，如果要取得均衡和维持这个系统继续存在，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满足。”[4]同时，以上四种功能反映了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辅相成[5]，为研究不同层次行动系统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农民工教育培训无疑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因此可以运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的适应、目标、整合和维模功能的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三、“AGIL”模型视角下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对就业环境适应性差

由于农民工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与之对应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无疑构成了社会系统中比较独立的子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以外的所有社会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环境。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适应功能主要体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相应社会环境的主动协调性，其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开放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具体表现为通过教育培训，农民工可以成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实现稳定就业及产业融入，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目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增加，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及劳动力市场技能回报不断上升。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就无法达成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数量方面，随着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农村新增人口的数量会呈现绝对下降趋势，这会在无形中减少我国人口基数。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萎缩，其中农民工占了很大比例，意味着劳动力整体的供给状况不容乐观。正是由于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把传统人口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这就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而言，教育培训无疑是最佳选择，但现实是我国参加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数量不容乐观。2016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9%[6]。以上数字反映了我国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人数比例较低，覆盖面较窄，无法实现农民工全面享受教育培训带来的现实成效和潜在收益。

在质量与结构方面，我国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素质欠缺，人力资本禀赋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其中文盲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6.4%[7]，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不可避免被禁锢在体力型劳动层面，无法实现技能型劳动就业。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45、2.11和2[8]，结构上的矛盾再次凸显，同时意味着农民工无法满足企业对于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也就不可能实现其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宿感的延伸、由忍耐坚持向追求权益平等的延伸，更无法企及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的延伸。总体来说，文化素质低下，相应教育培训缺失，或者接受的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结构脱节，就业信息不对称，社会需求无法及时反馈到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中，再加上社会与企业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不够重视，造成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新兴业态发展需要，也就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造成劳动技能层面的结构性失业。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不明晰

设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并且努力达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前进方向，目标功能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与经济的顺利接轨，满足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具体来讲，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类型而变化，是对农民工提出的特定要求，也是教育培训目标在农民工能力提升方面的具体化。规定农民工职业水平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环节起着根本导向作用，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实施的预期结果和归宿。国际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高于发达国家和富裕人口[9]。这也就意味着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来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注重教育和培训两个不同层面的目标设定：农民工教育不同于大众教育，是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为受教对象的特殊教育，更加侧重于在已有普及教育基础上的特色习得。这一特征要求教育内容必须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内容浅显易懂以便于吸收；教学方法应多样化，侧重社会式的教育方式；教育时间与农民工休息时间相符；教育地点最好选择在农民工聚居地，布置要干净、整洁，配备基本的桌椅及教学所需资料和设备。相比教育而言，作为另外一种人力资本获取形式，培训是指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对特定技能的习得过程。在微观层面，农民工培训强调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进行的不同层面的岗位培训，通过高质量的适用性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总体来看，农民工教育更加倾向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习得，而培训层面则更加接近农民工生存层面的需求，其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见图1。

根据图1，农民工在参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职业化进程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基础教育层面、职业培训层面和职业教育层面，这三个层面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满足农民工人力资本自身不同层面的需求。在基础教育习得的基础上，农民工培训可以满足这一群体生存层面的现实需求，而农民工教育与其发展层面相对应。教育和培训是两种目的和内容不一的活动。教育是提供和获得一般知识的手段，主要用于获得今后个人职业适应和发展的基础知识与职业技能，农民工教育则是在了解农民工现有文化知识水平基础上，以提高其知识水平和城市适应能力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所以此类教育应该是成人教育，强调补偿教育，让这一群体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培训更加侧重于提供和获得专门性劳动技能的手段，用于提高受教育者目前持有职业的技能，一般是非学历性的，农民工培训更应该注重实用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在长线教育与短线培训结合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农民工特征的教育培训系统。

（三）供需双方整合未达成效用最大化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领域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面对且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工教育培训资源主要分为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三方面。人力资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中最珍贵的资源，也是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其整合涉及到各主体在教育培训目标设定上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使教育培训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提高教育培训绩效。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产品性质既属于私人产品，同时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涉及主体广泛，既包括农民工自身，又包括政府部门、用工单位和职业培训机构等[10]。要想实现整体效用最大化，就需要各教育培训主体在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博弈各方反应趋于一致，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或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充分发挥稀缺资源价值。经济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各类基础设施和运作经费，其整合需要在政府财政和企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社会捐助，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走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道路。社会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中为了实现自身目的所需要具备或可供利用的一切条件，具有地域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等特征。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而言，特定的社会资本存量和结构要求相关主体通过建立若干关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以期达到目标最优化，实现教育培训的初衷。

（四）制度规范与文化氛围缺失

维模功能主要强调文化对系统的稳定作用。在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中，用工单位的企业文化和规范制度等因素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起到维持功能。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全体员工共同的精神、观念、风格、心理、习惯等的总和，具体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面，其中以精神层中的价值观念体系最为重要。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凝聚功能，一旦形成，就会对其成员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并具有延续性。相对于柔性的企业文化，规范制度比较刚性，并且带有强制性。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庞大复杂，要有条不紊地推动其前进，不能离开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的发挥，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可以被看做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演进的动力机制[11]。当前，许多企业并非系统性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或是文化建设过程不够系统化，各类相关规范制度也不够完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日渐式微，制约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企业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需要构建并维护系统合理的文化与制度。

四、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对策

（一）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菲利普·库姆斯（Coombs.P.H.）认为，由教育体制与周围环境变化不同步造成的供需双方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平衡才是真正的教育危机[12]。农民工教育培训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结构方面都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不协调，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社会进步。因此，平衡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适应功能的基本要義。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需要一支水平高、素质全、职能优的工匠队伍，通过教育培训使农民工具备以上工作能力不仅可以缓解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使两者达到平衡，而且也可以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密切联系互动，使这一劳动力群体始终保持对于经济发展的敏感性，紧跟社会前进步伐，适应社会环境动态变化需求，在不断进步完善中保持适应性平衡，这也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提升的未来方向。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作为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工资和就业数量等一系列指标，应该成为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安排和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13]。只有在不同信号提示下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及时反应，才能使农民工适应新经济形势发展需要，使教育培训发挥应有功效。

同时，农民工教育培训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独立有机体系，享有高度自主性，其功能提升取决于教育培训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因此，十分有必要在提升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方面采取适当措施：一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的职责，保证各主体间信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建立统一和谐的教育培训机制，更好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统一明确且井然有序的体系指导。另一方面，加强信息中介结构设置，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信息互通渠道，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教育培训空位，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关于社会需求的及时信息，进而有目的地提升农民工用来适应社会的各种技能。此外，还要建立一种市场信号生成机制、传导机制、调整机制和需求导向型的教育培训体制，使得这种体制既符合教育培训发展一般规律，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实现教育培训的功能借鉴与本土化融入。

（二）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

在科学合理的目标设定前提下，努力达成这一目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践行的方向。目标功能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教育培训目的方面，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教育培训成果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在制定教育培训计划上应当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资源禀赋进行分层次、分类型甄别，使教育培训内容在兼顾公益性与满足市场需求前提下具有强针对性，培养符合产业要求的产业工人和技能工人。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根据新形势制定出新的实施方案。在我国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既要强调技术密集程度，又要照顾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特点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这就需要在教育培训实践过程中紧密结合行业需求，针对情况各异的企业现状与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制定差异化的教育培训方案，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在此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既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层面，也涉及到农民工自身。所以，在进行目标功能维护时，应根据主体自身客观条件差异性而有所侧重，如政府和社会层面可以侧重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教育，相关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可以倾向于生存层面的培训，这样，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有的放矢，可以使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功能的实现事半功倍。

（三）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

农民工教育培训功能的改善，关键在于加强人、财、物三方面的协调性和凝聚性。首先，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需要高质量的教师和培训师，要求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以及用人单位这些提供教育培训的主体自身师资力量过硬，对农民工进行系统全面的职业知识、技能、态度和思想道德教育，为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下良好的知识文化基础，最终实现自身价值。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需要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内容，使农民工具有以就业为导向的一技之长，并且最终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农民工是教育培训过程中最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主体，应在自我判断基础上辨别劳动力市场所需人力资本技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积累，以期与企业人才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农民工教育培训整合功能的经济资源方面，应注重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有效保证，摒弃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承担主体的模糊性，使这项工作落实到实处。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共青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社会资源层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网络达成信息共享，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在以上各项资源内部有效整合的基础上，三项资源相互间也应该互通有无，协调配合，以期发挥“1+1+1>3”的资源整合优势。

（四）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体现了意识形态、精神氛围与规范制度等文化因素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顺利实施和发展有赖于维模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瞬息万变，其内在不稳定性导致系统功效的发挥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要求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在维持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和保守思维定势，进行开拓创新，使这一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的发挥，需要加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教育培训中文化因素的建构，尤以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为主。除了通过长期训练和短期培训得以传授行为模式之外，农民工职业还体现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14]。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15]。因此，职业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可以自发地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工这群特殊从业者具有较强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企业文化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从“无力文化”到“强势文化”的发展过程[16]。企业是农民工的雇主，应该丰富农民工的娱乐、文化生活，积极倡导企业家精神，从长远眼光出发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消除各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使农民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工职业文化的营造需要教育培训长远的战略目标、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合理的运行机制，营造的核心在于创新文化培育。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创新文化构建应该把创新精神和理念有机融合，完成创新文化架构，确立农民工创新文化的发展目标，深化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规律的认识，营造创新文化的良好氛围，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健全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实现从观念引导到行动实践的跨越，使农民工教育培训向着不断开拓创新的方向前行。

基于“AGIL”模型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现路径见图2。

无论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参与度都很高。参照“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如何从新产业、新业态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通过提升自身职业能力尽快适应市场变化，积极参与到三大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契合，农民工教育培训给出了启发性答案。

参 考 文 献

[1]高哲理.农民工工作搜寻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2]刘渝琳，熊婕，郑效晨.异质性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研究：基于纳什均衡对我国失业与用工荒问题的解读[J].管理工程学报，2016（2）：56-63.

[3]孙立平.社会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78-79.

[4][美]帕森斯.经济与社会[M].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

[5]韩俊.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104-105

[6][7]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6-07-21）[2017-10-10].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16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gzdt/201610/t20161027_258227.html.

[9]Psacharopoulos， G.1984.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M]//In： Kendreck， J.W.，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vity and Causes of the Slowdown. Cambridge， Ballinger： 335-360.

[10]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课题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多主题博弈分析[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44-147.

[11]Xiuli Yang.Order-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Migrant Labors during China’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C]//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C]. 2017： 697-699.

[12][美]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6-37.

[13]蔡昉，都陽，高文书，王美艳.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6.

[14]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J].学术界，2006（3）：36-53.

[15]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9.

[16][美]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137.

Key words AGIL model； system；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velopment analysis； innovation

Author Yang Xiuli， lecturer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