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盘古文库

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8

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近期我们对某地方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调查发现该行信贷资产质量呈快速下滑趋势，信贷风险的内部制衡机制十分薄弱，信贷业务的风险评估、审查、审批操作流程有失规范，严重威胁着该行信贷资产安全和平稳健康发展。

一、调查发现信贷资金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贷款集中度高，单户贷款和集团授信超比严重，股东贷款和关联企业贷款问题突出。据调查，该行单户余额5000万元以上贷款客户贷款占全行贷款余额的62%；关联企业集团贷款占全行贷款余额的42%，其中20%的单户贷款超比，26%的关联企业集团授信余额超比。前20名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在该行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3%。

（二）贷款流动性差，借新还旧、还旧借新、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问题严重。据了解，该行借新还旧等转化重组类贷款余额占全行贷款余额的42%，加之近年新投放尚未到期的贷款中，根据借款人现状分析，仍有大量贷款到期难以归还，转化重组贷款的比重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掩盖和推迟了信贷资产潜在的风险的显性化。

（三）关联担保、互保问题普遍存在，部分担保物质量不高，弱化了第二还款来源的有效性。在该行贷款的关联企业贷款中，近50%的系列贷款存在着严重的关联担保问题，部分已经发生严重风险。而在该行非关联企业贷款中，互保现象也普遍存在。在抵质押贷款中，部分抵质押物还存在着质量不高问题，如部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用股权质押、部分民办院校用教育收费权质押，部分房地产公司用经营权质押，造成处置变现困难；甚至还有部分抵押房地产评估价值偏高，或者是部分土地和在建工程分割抵押，也造成处置困难。部分担保物质质量不高，直接弱化了第二还款来源的有效性。

（四）资产客户群体中，低风险、优质客户占比低。该行资产客户中，主流资产客户群体主要是一些中小民营企业，资产规模小、主业不突出、抗风险能力差，严重制约了该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而涉及重点产业、重点行业的公司客户占比少，贷款余额在客户结构中占比也过低，缺少一批交通、能源、电力、通讯和以政府为背景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领域的主流客户群体。

（五）信贷资产质量长期未得到真实反映。由于受到监管、公众形象和信贷统计分析工作薄弱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反映该行信贷资产质量的相关数据存在着较大人为调整因素，信贷资产质量信息长期失真，如贷款的五级分类存在人为因素影响，转化贷款占比较高等。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信贷政策导向存在偏差，部分信管人员风险意识薄弱。造成该行近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目前市场信用环境较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波动较大和该行对信贷风险识别、控制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对自身信贷资源包括信贷资金、人力资源的承受能力缺乏一个长远、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定位，盲目地追求大而全。二是对目标客户的营销向导缺乏必要的引导，近年来该行对资产客户的营销主要是以各基层行各自为战，造成该行有限的信贷资源使用过于分散，管理难度加大，没有形成一个适合该行发展的具有该行特色的信贷业务框架。三是部分信贷工作人员风险意识不足，在贷款营销和审查审批过程中，有些基层行没有把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作为首要条件，存在以牺牲风险为代价追求即期收益或短期收益的趋向；有些基层行存在着通过“以贷引存”，即以贷款产生派生存款而盲目追求存款扩张的现象。而重当前投放、重即期收益而忽视今后贷款是否能够安全收回的短期行为更是比比皆是。

（二）信贷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内部制衡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近年来，该行信贷管理的框架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甚至缺失的问题。一是评级、授信和贷款审查流程全部通过贷款审批部门和贷款审查委员会单线完成，缺少必要的内部制衡机制，也不符合监管当局的基本要求。二是未按照监管当局的风险控制要求设立风险控制委员会和关联交易委员会。对于大额贷款、关联交易、股东贷款和特别授信业务等易产生重大风险的授信业务，尚未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流程，完全依赖贷款审批部门和贷款审查委员会决策，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少必要的内部机制，导致违规和风险贷款不断发生。三是信贷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人员配置不合理，近年来该行信贷业务存在重审批、轻管理，重货前营销、轻贷后监管的趋向。而大部分信贷管理人员即为贷款审批人员，信贷综合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大量信贷综合管理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四是在该行现行的信贷业务操作流程中，缺少必要的项目评估环节和贷后管理环节，由于没有设立项目评估机构，大量项目贷款均按流动资金贷款投放，风险难以准确判断，造成项目贷款风险控制难度加大。

（三）信贷管理制度和信贷业务操作流程不够健全和优化。一是部分必要的业务规章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尚未建立，如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东贷款管理办法、贷款担保管理办法、担保公司评级授信办法、房地产评估机构和会计报表审计机构管理办法、不良客户管理办法、已核销贷款管理办法、信贷综合业务系统管理办法、项目贷款操作流程、信贷中间业务收费办法等一系列必要的业务规章和操作流程不够健全。二是现行的部分业务规章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还不够完善，部分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的需要，亟待完善、修订。三是该行目前实行的客户评级授信指标体系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主要对国有企业的评级授信标准，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和监管当局对风险识别要求的不断提高，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完备性有待优化提高。

（四）在信贷业务操作中有章不循，执行制度不严。一是受信业务尽职情况不够理想。在授信业务的受理、客户调查、分析评价、授信决策与实施、授信后管理和问题授信管理的各个环节，部分工作人员还没有按照授信工作职责履行最基本的尽职要求。二是存在执行制度存在不严问题，有效的制度形同虚设。如单户贷款超比、集团授信超比、关联担保、贷款转化、归口管理、以流动资金发放项目贷款、中长期贷款按短期贷款发放、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发放无真实贸易背景和无真实用途的存单质押贷款、抵押物评估不按规定进行、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掌握过松、基本的贷款“三查”制度执行不到位、信贷资产质量责任追究流于形式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弱化了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

（五）贷款企业盲目扩张导致资产质量低下，致使该行信贷资产质量下滑。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部分过度扩张、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的的企业和企业集团由于资金链断裂和财务状况恶化，导致到期债务不能清偿，这也是导致该行信贷资产质量下滑的客观原因之一。

三、加强信贷资金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各项信贷管理制度，完善和优化信贷业务操作流程。一是尽快制定出台目前缺失的信贷业务管理制度，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东贷款管理办法和相应的业务操作流程并付诸实施。不断优化评级授信体系，使之与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要求相适应。二是调整和增加必要的信贷业务操作流程，下放低风险业务的审批权限，增加项目贷款评估和贷后管理业务流程，以强化对信贷风险的识别和控制。

（二）改进信贷管理模式，加大信贷管理工作的深度，提高管理实效。要根据信贷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需要，按照归口管理、相对独立的原则建立大信贷管理组织框架，可在信贷管理部下设评级授信、项目评估、贷款审批、贷后管理四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制衡的二级信贷业务操作机构，并通过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和关联交易委员会的有机衔接，实现既统一管理又相互制衡的信贷管理组织体系。

（三）调整贷款政策，开发建立低风险优质客户群体。通过逐步调整贷款定价政策，降低优质，低风险客户的准入门槛，提高对基层行信贷业务的营销引导力度等手段，营销一批涉及石油、电子、交通、煤炭，矿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产业和重点行业的重点客户，逐步使资产客户结构得以优化，形成以低风险优质客户为主流的资产客户群体。

（四）加大对存量贷款中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通过逐步压缩，增强担保、贷款重组，依法清收和贷款核销等措施降低信贷资产风险和不良贷款占比，减少信贷资产损失，特别是对关联企业系列贷款出现的风险要统筹兼顾，力争平稳着陆。

（五）积极拓展处置不良贷款的新途径。要积极与当地政府、银监局、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等机构联系，借鉴其他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有效经验，不断寻找通过资产置换、打包出售、软贷款、还本免息等方式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的新途径。

（六）增强执行制度的严肃性。加强对基层行和工作人员对信贷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大对违章操作行为的处罚力度，落实信贷责任追究制度。对各基层行不良贷款控制计划执行情况和信贷资产质量的考核力度，增加不良贷款清收转化工作在目标责任综合考评中考核权重，建立不良贷款清收转化激励机制，同时对清收转化工作不力，信贷资产质量继续恶化的部门进行处罚。

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苏州海关的关长柏华冰1998年从南京交流到苏州，一干就干到现在。其间他历任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关长和苏州海关关长，亲历苏州加工贸易的跨越式发展。说起加工贸易，自然有很多感悟和想法。他认为目前加工贸易管理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与市场经济的现实之间的强烈碰撞，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中国海关》:从1995年以来，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外贸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支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提出了加工贸易要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近些年中国的加工贸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柏华冰:经过20年发展，中国加工贸易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苏州来说，苏州地区的加工贸易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到2004年，苏州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032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额775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14.14%，占江苏省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73.76%，苏州加工贸易的发展进程对全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先发性。变化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第一，是加工贸易主要产品从过去的工艺性产品变成了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目前，苏州已成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对国际IT产品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如罗技公司生产出口的鼠标器已占全球份额的三分之二，名硕公司生产出口的主机板占了全球份额的三分之一。第二，是监管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以国有外贸公司、家庭式作坊为主体，转变为以跨国集团公司为主体。到目前为止，共有9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投资了250多个项目，2004年，占企业总数3.4%的年出口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占全部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6％;占企业总数12.5%的年出口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占全部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90％。第三，是加工贸易企业的规模效应十分突出。苏州加工贸易的产业聚集程度很高，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数码相机、投影仪等产业链相继形成，涌现出一个10亿美元以上的超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群。

这些变化给海关的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监管制度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些冲击又集中表现在企业对通关效率近乎苛刻的要求上。

《中国海关》:这种冲击除了通常所说的人力与监管量的增长之间的矛盾，还有其他表现吗？反映了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吗？

柏华冰:首先是我们的监管手段跟不上企业的要求。比如有的IT产品是要在无尘无菌的环境中才能开封的，而海关现有的查验条件很难满足。

其次是海关过去的管理理念，长期带着有色眼镜看企业，对每个企业管得越紧越好，越多越好，没有形成良好的诚信管理、守法便利的管理理念，海关与企业间也没有建立良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可以说这是中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留下的深刻烙印，包括我们长期的监管制度和法规，都是带有很深的计划经济色彩，海关面临的冲击其实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下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

比如我们首先要企业拿出完整的年度生产计划向海关备案。企业说没有，是根据订单才安排生产的。但为了适应海关规定，只能做一个计划，这些企业涉及的原料数量庞大，这样的计划当然不可能与真实的生产吻合，只能做得很粗。此外我们需要企业提供书面合同，很多时候没有合同，只有订单。此外要企业报备单耗，企业的单耗是由实际生产决定的，而且在生产中原材料的品质、工艺的改进都会影响最终的耗用，所以备案的单耗也不可能很准，等等。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按市场经济的模式运作，我们按计划经济的模式管理，必然发生强烈碰撞。我们长期以来要求进出境管理相对人服从海关的管理，但我们的规定又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这就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颠倒过来了。

中国的企业长期以来适应这种管理模式，但外企不能适应，所以碰撞在加工贸易管理上表现得更突出。

《中国海关》: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产物，在中国进出口规模年年攀升的背景下，也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削减加工贸易的规模、改变监管方式，变加工贸易为一般贸易？

柏华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国情来看，我国加工贸易应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加工贸易是国际分工的产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加工贸易已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主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都开展或部分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因此，加工贸易仍是我国今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形式。其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可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形式。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和出口上，通常要经历5个阶段:单一工序的加工生产和出口——零部件的分包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OEM和ODM)——自创品牌的生产和出口(OBM)。一般来说，在达到最后阶段之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的对外贸易基本都属于加工贸易形态。从全国范围看，目前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苏州现在也仅处于第三、第四个阶段，中国要有自己的戴尔和IBM尚需时日。再次，加工贸易是我国接受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发达国家在分步转移产业的同时，转移进来的产业同时是面向国际市场的。有人认为跨国公司会瓜分中国市场，剥削我们，但现在看来更多带来的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对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东莞等地为代表的区域经济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再者，我们不做加工贸易，别人会做，我们如果不开放，别人在开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非洲都向世界畅开了门户，我们不应该失去了参与全球化生产和世界范围竞争的机会。所以，虽然加工贸易“痛并快乐着”，但加工贸易发展目前还是需要的，至于还要有多少年，很难说，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到一定的程度，关税水平下降到一定的程度，更关键的是相关制度的改革。

《中国海关》:加工贸易被认为走私风险很大，现阶段加工贸易的监管风险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柏华冰:当然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的问题和几年前的问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在苏州走访了很多企业，可以说传统的法人走私在苏州是很少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加工贸易制度自身的不完善，加上相关部门政策法规的不尽相同，给一些企业以规避税收和监管的空子，这才是目前加贸管理中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比如加工贸易企业针对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改变加工贸易性质，来实现所谓的合理避税，这在苏州地区比较明显。我们的关员曾大致测算过，苏州地区有一家大企业通过进料转来料的方式，国家就要损失1500万元的税收收入。其次是我们常说的因为成品和原材料税率倒挂产生的“一日游”现象，以前是“香港一日游”，现在又出现了“保税物流中心一日游”，这与我们设立保税物流中心的初衷不一致，也与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的愿望不符，亟需我们关注。

我们分析了目前加工贸易海关监管的几个风险:一是价格和数量的风险。通关部门因为进出的量很大，把监管重点放在涉税的货物上，对加工贸易的货物指望还有后面的加贸部门管着。而加贸部门认为前面有通关部门把着关，报关单上的数量和价格是可信的核查核销依据。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渠道的走私，但不等于不存在低报价格和虚报数量的风险。二是深加工结转，这是全国加工贸易监管的一个难点。苏州的问题是结转的量特别大，如果管不好，就会出大问题。三是废料的处理，价值惊人，还关系到海关的廉政问题。

《中国海关》: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除了进行手段上创新，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柏华冰:当务之急是要制定科学的加工贸易管理制度。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二十多年，前前后后出台了很多文件，也进行了很多改革。比如联网监管，这是手段的革命，极大地减轻了关员的负担。苏州海关最早联网的名硕电脑进出口量从最初几千万美元，去年已经达到了80亿美元，这是了不起的进步。这一方面证明中国海关在不停地想办法，想管好加工贸易。但更应该认真地坐下来，系统化地思考加工贸易的发展规律和特征，思考如何从根本上完善加工贸易的管理。

首先，观念创新很重要。海关监管人力资源不足是一方面，但企业的技术管理方式日益先进，光靠传统的方式海关监管不可能到位。过去管羊毛，可以一包一包数，可以直观判断。现在的电子元器件，米粒大小的价值几十美元，一包就是几十万颗，有的还是真空包装，怎么数？因此，观念不变，人再多也没有办法管好。必须要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管理。如果还是把监管标准停留在过去，要把每个螺丝钉都搞清楚，反而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要完善加工贸易立法。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成熟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么多人的探索和总结，完全可能制定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加工贸易管理的新模式、新制度，也具备了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条件，而且，我们所进行的手段创新和观念创新，归根结底要通过立法得以推进和保证。

《中国海关》:除了呼唤相关的立法以外，从海关来说又如何保证这些理念和法律的有效落实呢？

柏华冰:从我们苏州海关这样的基层海关来说，就需要科学地利用有限的监管资源。现在基层海关监管资源的分配和机构设置是和海关总署对应的。但我们感到，基层海关是执行层，直属海关是控制层，海关总署是决策层。基层海关工作流程和机构应该按照执行层的职能需要来设置，应该充分体现完整高效，配合紧密，资源配置优化的原则。我曾经让监管部门和加贸部门列出自己的机构，每个处、每个科都列出来，做个比较。画出来以后，他们自己都笑了。为什么？每个部门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是相互分割的。每个部门都有相互重叠的职能，都有相互重复的设置。这样的好处是部门内部工作效率高，但实际上海关工作的整个流程被割裂了，部门之间就会出现监管盲点，而且造成监管资源的分散，降低了整体的监管效能。苏州海关有19个作业现场，今年还新批3个出口加工区和１个保税物流中心，今明两年要增加多个监管现场，可一共就只有400多人，如果分散到各个现场，必然造成机构臃肿，人员紧缺，监管资源浪费的局面。所以我们在进行资源整合，根据基层海关实际监管的需要，提出了建设“四个平台”的构想，实现基层海关监管的“流程再造”。

首先从组织机构和地理位置的意义上，把分散的监管业务现场整合成一个“海关监管平台”，通过“一个卡口，一个查验现场，一个监管现场”就可以实现对海关监管点、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和联网监管区等海关监管区域的管理，既避免硬件的重复建设，又合理利用了人力资源。这个平台的整合大概需要两年时间。

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多元化多功能的“区域化信息管理平台”。把现有的企业联网监管平台升级，将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港口等的信息化管理都纳入进来，实现信息共享和有效传递。

此外还要建立集中式风险管理平台和政务平台，应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实现海关监管资源的有效利用。

《中国海关》:加工贸易在苏州遇到的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但苏州一直都特别有动力去改革，这种动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柏华冰:我觉得有两方面，苏州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这么快，始终给海关以紧迫感和压力。此外，从海关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基层海关处在监管的最前沿，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只能不断超载自己，而创新是唯一的途径。有了这个外在的环境，又有了内在的压力，就会主动去谋求创新，这也是我们肩负的责任。

《中国海关》:作为基层海关，要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有很多困难吧？

柏华冰:所以不管是谁来了，我都跟他讲我们的想法。比如说联网监管，我们在推的时候，逢人来我就给介绍。总署领导来了谈，与地方政府官员谈，兄弟海关来了谈，在关里内部也常说。改革创新的东西不能只停留在试点阶段，一旦看到了优势，就要靠大家努力来推，让它变成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让大家一起来享受到改革的实惠。幸运的是海关总署也一直致力于加工贸易的改革，牟新生署长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加工贸易监管制度的要求，制度创新的前景是光明的，大有希望。

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目前许多义乌经营户面临传统外贸方式的出口困境，而小额外贸能够很好地适应中小企业的外贸需要，绕开大量中间环节直达终端零售商，因此经营户如能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则可以有效地拓展出口业务。本文阐述了什么是小额外贸、优点、适宜的商品种类，并对如何促进经营户开展小额外贸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小额外贸；义乌；小商品

义乌因其国际商贸城而名扬天下，这里的6万个摊位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每天近1500只集装箱的出口量成就其作为国际小商品流通中心不可动摇的地位。加入世贸以来的外贸高速发展造就了许许多多因此发家致富的经商户，然而目前义乌小商品出口难以摆脱廉价低档的影子：经营户的出口利润及其微薄，很多情况下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比如一支笔挣几厘钱。造成这个原因的一方面是产品附加值过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出口环节过多，利润大头被外贸公司、国外进口商和批发商所攫取。随着近年来土地、劳动力、电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许多经营户业务步履艰难。鉴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经营风险越来越高，不少义乌企业主开始放弃实业，转而投资楼市，或者依靠房租收入度日。目前已经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趋势，长此以往，则义乌小商品辉煌恐怕难以持续。

一、小额外贸形成的由来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电子商务网站，它们使加入的会员能绕开外贸公司与直接同外国进口商达成交易，从而有效地节约了交易成本。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这些网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商的采购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受限于国内消费能力不足，很多外贸大单被迫取消，众多出口企业也因此受到重创。与此同时来自国外小单却增长迅猛——数额不大但总量惊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取消掉得外贸大单。因为国外商家不希望同类产品一次购买过多，避免造成库存压力。同时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的需求，更希望能够进行快速、少量、低成本的采购。因此应运而生了以敦煌网为代表的小额批发平台，同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传统外贸网站相比它们有其鲜明的特色：前者还停留在线上发布消息，相关业务操作需另外线下完成的模式；后者则更好的适应了小单的需要，有效地降低外贸门槛，能够提供安全支付、物流支持、货物跟踪以及低成本的服务。因此这些平台获得了巨大成功：敦煌网在六年中实现了2000％的令人炫目的增速。由于过去跨国电子商务门槛较高，导致仅有4％左右的中小企业出口通过电子商务完成。而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额的70％，因此从长远来看在线小额外贸前景相当乐观。

二、在线小额外贸业务的运作方式

在线小额外贸的做法同淘宝的做法相当类似：卖家将自己产品的图片、说明、价格、物流方式等上传到自己的网上店铺，然后等待外商下单。当国外买家收到货物后然后再付款，一般而言这个周期需要半个月左右。买家采购方式也不再是传统的集装箱，而是通过国际快递服务进行运输。为此相关的网站与物流服务提供方签订有合作协议，比如敦煌网同FEDEX等国际快递公司有合作协议，后者使物流成本比一般情况下要下降一半左右。通常情况下这类交易的数额一般都不大，多在600美元以下：比如国外商家可能只订购几十个小饰品，为了维持业务运转就要频繁下单，所以小额外贸的一个特色就是订单数额小，但是单子数量多。

三、在线小额外贸网站的独特优势

（1）小额外贸利润相对较高。一般而言出口商品需走过经过外贸公司、国外进口商、国外批发商几个环节然后才到销售末端零售商手中。阿里巴巴等外贸商务网站的出现也仅仅只能降低了对外贸公司和进口商的依赖，而对真正具有主导地位的大采购商的影响并不大。小额外贸平台的出现则使得国外的零售商可以直接对接中国的出口厂商，这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出口企业和国外零售商的利润空间得到了扩展。（2）外贸主体风险较小，外贸门槛低。与阿里巴巴等传统商务网站动辄几万元的年费不一样，敦煌网、速卖通等平台提出了不成功不收费的贸易模式，这对于中小卖家而言可有效地降低了先前投入。此外，小额外贸平台的支付平台有效地减少了跨国支付风险，其作用相当于淘宝的支付宝：买家进行在线支付，然后支付平台进行了担保，只有当买家收到货物并进行相关确认后中国的卖家才能够收到款项，因此它很好地保障了买卖双方的权益。（3）在线小额外贸的特性使得零库存成为可能。一般而言，只有当国外买家确定购买产品，将货款打到支付平台后卖家才去备货，然后再发运。这样的话卖家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投入不大，而且由于国际快递时间一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到达，所以对资金积压压力也不大。（4）卖家时间灵活度较大。做过国内淘宝业务的卖家都知道通常要守住电脑旁边回复客户的问题，而国外卖家在许多情况下看到合意的产品就直接下单，即便有问题问也基本上会在中国的晚上时间进行，因此做小额外贸的卖家时间自由度很大。

四、产品通过网上小额外贸进行交易的标准

（1）产品体积必须要小，如果产品体积大的话其结果会大大增加物流成本，最后使得交易无利可图；（2）产品的附加值应当比较高。卖家应当衡量货物的总价值与物流成本之间的关系。物流成本相较货物总价值越低，那么物流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反过来，如果产品为低附加值，那么物流费用会大大提高其最终售价，最后是产品失去竞争力；（3）产品应当有特色。如果说店铺里所买的东西在当地批发商那里都能够找到，那么国外商家就没有必要花那么高的代价去直接从中国进货了；（4）价格应当具有一定的优势，目的是买家在支付了物流费用后产品的最终价格仍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够使产品销售出去。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来适宜作为在线小额外贸的产品主要应当是价值高、体积小、有特色的产品。从这几点来看以下产品符合上述要求：时尚产品、电子产品、休闲用品。

五、小额外贸对义乌市场经营户的要求

（1）必须适应小额外贸单子多，金额小的特点。做大单的话业务比较稳定，而且計算成本和报价方面会比较简单。小额外贸刚好与之相反，因此经营户就必须克服生产、进货、成本核算以及发运方面繁琐操作的困难，树立盈利积小成多的概念。（2）逐步适应网上贸易。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经营户一直以来都是做实体生意，对电子商务没有什么概念。从事小额外贸意味着从零开始学习，这个过程富有挑战性，如果经营户不能够学会按照网上贸易的方式进行业务操作，则他们只能成为小额外贸的旁观者。（3）强化外语能力。以敦煌网、速卖通为代表的小额外贸平台都是以英语作为交易的语言。因此如果英语水平太低，则根本无法描述自己的产品，更谈不上同外商沟通获取订单了。所以有意从事小额外贸的经营户必须学习或者招募相关的外语人才。（4）有竞争力的物流支持。物流成本占据小额外贸成本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许多产品尽管价格有优势，但是物流成本较高的话会完全抵消其优势。虽然敦煌网、速卖通与相关的快递公司有协议，但是操作麻烦，而且必须支付国内物流以及相关网站提供的物流支持服务费用。因此最佳的办法相关的市场管理方应当出面同国际物流公司谈判，为经营户争取到一个较优惠的价格。（5）应当营造小额贸易的热烈环境。对于一般的经营户而言学习一个全新的贸易平台绝非易事，因此市场管理方可以邀请小额外贸平台派遣专业人员传授相关的知识以使经营户能够更快地学会使用平台。此外管理方还可以在市场网站上开辟专栏，讨论小额外贸，吸引更多的经营户参与其中。

总而言之，小额外贸给义乌市场经营户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拓展外贸业务的机会，有关市场管理方和经营户应当充分认识到小额外贸的巨大潜力，努力奋斗以创造出义乌外贸的一个新天地。

参考文献

[1]许涛．Popular！小额外贸！[J]．中国外汇．2010（9）

[2]刘佳．草根外贸新机遇[J]．互联网周刊．2010（4）

[3]张建春，王树彤．大梦敦煌[J]．新经济杂志．2010（5）

[4]蒋婷．对外贸易结构研究前沿述评[J]．企业导报．2009（1）：43

[5]李银莲．小额外贸带来了什么[J]．进出口经理人．2009（7）

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建构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必须从“场域”、“惯习”、“资本”等三个基本要素着手。推动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发展:一是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二是要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其他文化发展;三是要坚持以多元文化互补为基础、共赢为目标、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模式;四是要始终重视双边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区域性和谐文化;机遇与挑战

一、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机遇选择

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多边贸易的增加、高层政治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已经进入全面、广泛、深入合作的良好阶段。不管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群体,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也是全面推进广西与东盟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黄金期”。广西与东盟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

(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机遇。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广西与东盟各国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提供新的契机。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第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中国—东盟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五点建议”中提出:要“促进社会、文化交流及人员交往”。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已经把文化合作提高到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的战略位置,表征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合作已经由原来的以民间交流文化重心转向以政府规划、领导为重心的战略转向。这个重大转向给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共生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政府把文化作为中国与东盟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台相关促进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规定,以及与东盟各国签署文化交流合作的协定等,这就为广西与东盟各国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纳入制度范围内,纳入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范围内,在政策上享受前所未有的待遇,从而获取更大的政策空间。二是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民间文化交流将得到认同、支持和扶持等,并且将会获取更广泛的合作领域、合作项目,从而提高到新的合作水平,推动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二)东盟各国重视文化发展战略的新机遇。新时期,随着文化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东盟各国也逐渐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加坡、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十分关注文化发展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建设。如新加坡2003年成立“创意产业发展战略”(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Strategy1.0,简称CIDS1.0)大力推进本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且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老挝人民革命党‘六大’政治报告把文化看作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认为其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要重点保护和弘扬各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建设有民族性、群众性、先进性的文化。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国家文化建设,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老挝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保护、建设和挖掘具有民族性、群众性、进步性的文化”[1]。东盟国家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并且重视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换言之,推动本国文化的国际化交流合作是东南亚各国自身的内在需要和愿望。这就为广西与东盟各国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

(三)构建区域性和谐文化的新机遇。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构想,指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胡锦涛同志的和谐世界理念,就包含这区域性的和谐,即和谐区域,也就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和谐思想,为构建区域性和谐文化提供理论指导。构建中国与东盟和谐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共同需要。就前者而言,建设区域性和谐文化是融合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及东南亚国家文化为一体的文化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和东盟各国具有的那文化、儒佛文化和华人文化,具有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具的文化认同理念,蕴涵了巨大的文化产业资源,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石”[2]。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拥有的共同的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等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石,而且还是构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和谐文化的基石。基于这一点,可以说构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和谐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理念、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所谓现实的需要就是构建和谐区域的需要,构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和谐文化与和谐区域相对称。构建区域性和谐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各方都有通过文化交流才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增强国家之间的往来,这就为构建区域性和谐文化提供广阔的前景,也为广西与东盟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总而言之,固步自封不符合各国人民的要求,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只有选择正确的道路,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才有出路。

二、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挑战,依然面临一些瓶颈。当前及今后制约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能否互信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晴雨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始终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着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政治互信时期、政治友好时期,双边文化交流活动则日益频繁、人员往来也日益增多、跨国文化合作的领域也不断增加。早在抵抗法国殖民主义入侵时期,中越两国人民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友谊,共同抵抗外国入侵,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两国人民的深厚情感。在革命战争时期,中越两国共产党共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主义信念支撑下,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精诚合作,形成了深厚的中越两国的红色文化交流机制和交流模式。可见,只有增加政治互信、加强政治沟通、建立友好政治形态,才符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利益。历史证明,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进入良好的政治关系时期(如当前的政治互信),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就能够进入良性运行阶段,边境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合作等方面就能够取得新的进展,跨国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就能够顺利联合进行。当前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关系的最好时期,也是推进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黄金期,时不待我,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深化广西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多元文化共生发展。

因此,政治互信始终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的确是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最好时期,陆路边界的堪定也进展顺利,边境稳定也是历史上最好时期,给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这是值得欣喜的一面。但是,随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与东盟许多国家的政治互信仍然需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政治互信与不信任会给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可以说,政治能否互信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晴雨表。

(二)非传统威胁不容忽视。中国与东南亚诸国边境的关系虽然没有与中亚边境关系那么错综复杂,但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贩毒等非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够起大风大浪的恐怖主义组织、分裂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然而,这些危险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如果任其滋长必然会对周边地区安全造成很大的伤害。而“金三角”毒品经营的国际化给周边地区造成恶劣的影响和破坏。恐怖主义文化、分裂主义文化、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毒品文化、赌博文化等破坏性极强的丑恶文化形态的发展必然会对这些地区的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带来很大的破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占领健康文化的发展空间及成为文化主体的思想。因此,非传统危险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三、构建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图景展望

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是时代的召唤,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共同构建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必须要通过“场域”、“惯习”、“资本”等三个基本要素来建构,具体阐述如下:

(一)文化共生的“场域”。所谓“场域”(field),在布迪厄看来,“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依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厉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3]252。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我们知道,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要更加注重广西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场域,注重这些地区之间的文化网络结构。换言之,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需要在特定的场域中共生发展,才能实现和谐之目标。关注场域表明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要根据周边区域的实际情况,关注客观的文化形态,在特定的场域中如何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在共生中实现和谐发展。广西是我国的南大门,是通向东南亚国家的重要边陲,其周边涉及东南亚许多国家,而边境是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特殊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多元文化共生发展依据的是这个场域中本身特征、客观条件等。具体说来就是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中越边境、中老边境等场域中的特征、客观条件等。因此,应该要关注场域的客观网络情况,根据客观规律行事,从而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和谐发展。

(二)文化共生的“惯习”。所谓“惯习”(habitus),布迪厄指出:“我所说的是惯习(habitus),而不是习惯(habit),就是说,是深刻地存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做某种创造性艺术”[3]253。惯习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惯习是一种内在的结构和矛盾,制约着思想和行动,“暗示”人们应该怎样思考和怎样选择,尽管人们在抉择过程中反映出惯习的动作,但惯习往往提供的是原则,人们以此来进行选择能用于社会实践的策略[3]254。惯习在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成为文化主体的思想指导者、行动的规束者。文化共生注重惯习,就是要尊重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共同的少数民族传统的惯习以及双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惯习;尊重不同民族之间、地域之间形成的惯习,而不是解构、消解这些惯习。在少数民族惯习的结构里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这样既有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基础,又有了共生发展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多元文化共生能够进入良性运作,促进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发展走向和谐状态。

(三)文化共生的“资本”。“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3]254。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文化共生的资本主要涉及的是文化资本。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要不断挖掘多元文化自身的文化资本,尤其是挖掘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蕴藏在海底深处的各种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主体本身的教育资本、阅历资本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协调各种资本的机制和制度。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不断开发新的文化形态,进而推动文化资本的再积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本往往被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所掩盖,文化资本作为一种相对隐形的资本往往被忽略。在调查发现,有的少数民族乡村只重视经济发展,追求单纯的物质财富而忽略文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忽视,甚至以牺牲文化资本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这就导致很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么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发生变异,要么就在经济发展的洪流中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从而逐渐走向消亡。为此,重新重视文化资本的挖掘和保护也就成为文化共生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基石。

四、推动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发展的对策

东盟各国在文化共生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发展有很大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共生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东盟各国都积极保护文化多样性,推动文化多样性发展。尤其是在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都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予以立法保护,并采取各种路径进行挖掘、整理、抢救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尽最大努力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共存。同时,要重视少数民族的宗教的多样性。宗教的多样性是东南亚许多民族的共同特征,尊重宗教的多样性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从泰国的社会稳定与宗教关系可以得知,重视宗教的多样性协调发展是文化共生始终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文化共生要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其他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和双边贸易是推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驱动力,在古代,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交流互动往往依赖于传统的自然发展模式,彼此文化交流所耗费的时间长、信息流通周期长、交流渠道狭隘。文化交流往往是受自然环境制约如天气、时令等。随着广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模式,突破了自然条件的制约等,从而使得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快速,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入。而且,随着彼此经济贸易的增长,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成为推动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此外,经济贸易的增长促进国家、区域之间人员往来,尤其是劳务输出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向我国境内输出劳动力,同时我国向东南亚国家输出人才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劳动力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带动文化交流、文化共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推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必须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推动泛北部湾的经济发展。

为此,文化产业发展给文化共生提供强大动力。东南亚一些国家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文化产业发展壮大,为本国的多样性文化发展提供机遇和支撑。新加坡的文化产业发展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文化形态的变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提高文化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国家的软实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文化共生发展也同样需要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要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发展。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三)文化共生要坚持以多元文化互补为基础、共赢为目标、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模式。东南亚的高地和低地的共生经验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即文化共生要以多元文化互补为基础,文化互补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文化共生的基础。文化互补可以是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当然,文化互补还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之间信任、理解、认同等,从而有利于化解各种民族矛盾。此外,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互补也可以证明文化共生需要以互补为基础。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贸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攸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4]。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互补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文化共生要以互补为基础,这是推进文化共生的内在驱动力。文化互补与共赢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就是说,不同文化间的互补可以实现共赢,通过共赢亦可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互补。文化共赢就是在文化互补的过程中实现平等、互利及共同发展。文化共生走向和谐发展是文化共生的最终目标,文化共生和谐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共同奋斗目标,在这个共同目标的指引下,不断调整文化间的利益、发展方式、空间持有、交流路径等,从而使多元文化共生实现和谐发展。

此外,东盟各国文化共生的启示还包括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稳定、必须积极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必须推动多元文化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等等,这些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发展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四)文化共生发展要始终重视双边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更加敏感的是民族关系问题。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一个拥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重要区域,其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某些共同的民族、宗教、习俗等。然而,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尤其是跨国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说,跨国民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为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民族分裂势力、产生民族矛盾等。因此,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始终要高度关注双边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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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1.

责任编辑任浩明

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种调节出口量的方法，已经被我国连续广泛的使用，因此对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变的非常重要并使其成为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将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梳理，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出口退税政策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出口退税总量分析结构分析

出口退税是指一国政府或地区对其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免征、退还其国内流转税(主要指商品生产、流转过程中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等)，确保其本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使得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具有平等竞争力。这也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退税，即外贸企业所享受的一种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允许的政策工具, 为许多国家所使用。出口退税调整对出口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经济、价格和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退税率的大小，通过影响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分析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一、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

国内外学者在进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时，基本都认同上调出口退税可以增加出口总量。但是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区别。林龙辉等（2010）利用图形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一个直观的比较静态分析, 由于出口退税使企业出口利润增加, 从而导致出口供给的增加,对于出口国而言出口退税政策具有正的贸易效应，同时还得出出口退税政策对进口国同类产品具有负的产出效应。汤贡亮（2002）通过国民经济的相机抉择的发生机制，得出：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扩大海外净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GDP 的增长，GDP 的增长又会提高政府财政收入，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可对出口退税提供有力支持。李悦（2010）却指出虽然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和外贸出口有一定促进作用。然而这种政策调整所取得的效果只是暂时的,在经济实践中,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以获得长期经济利益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以往的文献均着力于对价格因素以及相应的价格竞争力和贸易盈利性的分析，陈平等（2003）引入有效汇率还被用来衡量一国汇率和商业政策（关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优惠、出口退税、复汇率等政策）对进出口盈利性的效应。在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框架下,出口退税是通过商业政策来影响出口盈利性的，出口退税率的提高, 在名义汇率和出口换汇成本不变情况下，起着与人民币贬值同样的出口鼓励效应。

近年来, 国内外少数学者主要采用计量方法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但是所得到结论却存在不小的差异。Chen等( 2006)考察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认为出口退税可以增加本国出口企业的产出和利润, 但是会减少国外竞争企业的产出与利润; 并利用1985-2002年中国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的出口总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伦俊等（2005）通过对出口、退税、经济增长的协积回归，得出退税增长1个单位,则出口增量约4.4个单位。万莹（2007）利用1985- 2003 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与外贸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 3。陈文锦（2010）截取1994—2008 年的有关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出口退税额每增加1 亿元，则出口额会增加17.957 元；4294.801 表示即使出口退税额为0 的情况下，出口额为4294.801 亿元。由此可得出结论，退税率调整对出口额构成直接的影响。

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结构分析

不仅出口退税和外贸出口同方向变动，出口退税还有利于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出口货物的国际竞争力。出口退税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地区经济结构、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本文只对出口商品结构部门进行文献综述。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中，各出口商品在贸易总体中的地位、性质以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樊琦（2009）从微观层面，利用消费者效用函数，生产者利润函数进行分析得出：如果产品间差异程度越小，退税政策效应就越明显。一般情况下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之间产品差异程度较小；随着产品加工程度加深、技术含量提高，竞争产品间差异程度增大，从而得出出口退税对于初级产品的促进作用应比高技术产品明显。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2001 年1月至2008 年8 月不同技术程度行业，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际效应。对其微观分析进行了验证。谢丽芬等（2005）通过分析2004 年新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得出了此次调整可以产生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效应，比如说贸易摩擦等。王帅（2010）通过构建模型的方法，选取纺织品和钢材进行分析，得出出口退税对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由于非价格因素的存在使得起作用非常有限。游国和（2010）选取机械及运输设备、服装、农产品三类有代表性样品为样本，分析1994-2004年这三类产品未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的关系。可未见退税率的差异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三、关于出口退税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一）出口企业应对出口退税的策略

柳晓秋（2010）从出口企业层面探讨应对出口退税的对策，文章指出为适应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 企业必须加大改革步伐, 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 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不断开发新产品,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以提高出口效益。除此之外，夏丽萍（2008）企业应调整销售区域，寻找新的目标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采取内外销结合的办法，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增加内销产品比重，同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避免出口退税调整和国外贸易壁垒的影响，不断拓宽发展空间。

（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完善

王晓雷（2008）提出经过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影响进行测算或进一步下调“两高一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同时可以适当上调高基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比较优势明显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实行更显著的差别出口退税政策, 既保证出口规模的增长, 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吴卓（2010）提出实行出口产品“免税采购制”即每年年初该类出口企业根据上一年度出口实绩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本年度的出口免税额度。批准后该企业在年度内以及批准额度范围内可以自主办理免税购进货物。

（三）出口退税政策不宜作为调节出口的政策

有的学者则不赞成以出口退税对出口进行过多的干预。李石凯（2008）指出出口退税政策属于间接调控措施，它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不应该给出口退税政策过大的负担，也不应该对它的效果寄予过大的期望。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措施比调整出口退税率更加重要。比如贸易摩擦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通过双边的或多边的国际协调加以解决，而不是在出口退税政策上做文章。徐奇渊（2009）提出：一是出口退税政策，属于国家干预，并且在事实上将其作为调节或促进对外贸易的一种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取向改变了出口退税作为中性政策而诞生的初衷，扭曲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闻媛(2008)从维护企业间竞争的公平和加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两方面保证出口彻底退税，这种中性的税收政策实际上也是反对国家把出口退税当成促进出口的政策工具。

四、评述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看出在对出口退税经济效应进行总量分析的各种文献中，有很多是利用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种做法，并不太严谨。准确的说不能表达出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对出口总额的变化，因为即使出口退税率不变，出口额由于别的原因比如国际需求变大等原因而增加出口退税率也会增加。对出口退税的结构效应分析方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全面深入的学术探讨能为该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具体实施提供新的思路，促进出口退税政策消除消极作用、发挥积极作用，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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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闻媛.关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功能定位的分析与思考[J].经济评论, 2008(3):34-39.

[18]夏丽萍.浅析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J].商场现代化, 2008:10-11.

贸易结构优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2011年，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首次超过制造业。这些外资的流入对我国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先从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现状入手，进而构建理论模型，并选取1997-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利用FDI进行服务业的结构调整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FDI的流入对我国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具有正向的作用，并且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流动效应来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现阶段研发费用对于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尚不明显。

关键词：服务业；FDI；结构优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13FGL002）；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山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与科技支撑能力研究”（2011GGX10601）；济南市科技局软科学招标项目”济南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方慧，女，山东寿光人，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魏文菁，女，山东淄博人，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方向：国际直接投资。

2011年12月15日，商务部指出：“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占整体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纵观我国全年利用外资的情况，2011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速每月都超过制造业，其利用外资金额占整体的比重也一直在持续增加，最终在11月份首次超过制造业，这说明我国调结构的宏观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服务业的结构不断优化。从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来看，我国在2011年，外商投资合同项目27712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60.11亿美元。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国内市场潜力逐步释放，投资环境不断完善，中国吸收外资的长期优势正在形成，中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国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我国服务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由于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较晚，开放程度不够高，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不是很显著，随着我国服务业的不断开放和外资的大量流入，FDI对服务业结构的作用效果会越来越明显。为此，我们建议：

1.合理地引导FDI在服务业内部的流向

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我们应该在利用成本优势的基础上，有选择性的吸引 FDI，充分利用FDI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营销理念，从而有力地改造这些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国家的支柱，尤其是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了使其高效运转，我们应该适当的放宽政策来吸引外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发展像教育、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只有发展了这些服务业，我国才能更合理、更高效的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

2.改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

不仅要加强法律、政治、经济等软环境，健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而且还要完善公共事业、公共设施和交通等硬环境。制定一些保护投资主体利益的法律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者，逐步打开服务业市场。同时，政府要起好引导作用，为企业主体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3.大力培养服务业人才，扩大人力资本的投入

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大力培养高技术、高科技的知识性人才，加大对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将外资引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同时，也可吸引国外的先进人才来国内。

4.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的力度

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对服务业结构的作用还尚未发挥出来，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大力鼓励自主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加大科技投入，营造一种良好的科研环境。通过外资投入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知识等，从而不断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促进服务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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