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和自身的文化背景，激发了他对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不懈的探索，并最终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然而又面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冲突的矛盾，毛泽东为解决这一矛盾，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

一、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所处的社会状态和国人心态

中国是不甘落后的民族，中国虽然曾有一段时间的闭关锁国，但这并不是因为落后而走向这一极端的，而是由于自秦汉以来到清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是辉煌的国度之一，另外加上地理位置的阻隔，最终产生天朝上国的自我幻想和自我陶醉，以致造成了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鸦片战争中，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有一部分开始觉醒了，开始认识到国家的地位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逐渐走上救国图存之道，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发生在中国一系列的运动最终只留下一个个感叹号，并没有把在中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推向一个新发展高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民生活的日益艰巨和贫困，甚至作为战胜国还要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宰割，有识之士看不下去了，学生看不下去了，中国人民看不下去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各种新的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人民已经完全觉醒了，大批大批的仁人志士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人民是不会放弃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的，要真正形成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是要看一个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有多少人站出来为民族和天下计。可以说在北洋政府时期，这样的数字不在少数，多少人放弃自己的家而投入救国的运动中去。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一大批的有识之士进行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探索，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增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信心。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的进行宣传并成立一系列的共产主义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现实背景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的熏陶下，走出来的国家和人民不可能甘于寄人篱下，受人控制与奴役，而是会表现出坚强的性格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恰恰是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这是文化的贡献、是土地的灵性、民族气质的优越成就的伟人，也难怪当年毛泽东没有参加留法学习，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他认为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还了解不够，才放弃了那次宝贵的留法学习机会，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对外来文化的不重视或者说歧视。恰恰相反，他从没有放弃对国外文化和历史的考察和研究，读过毛泽东传记的人都会知道，在他年轻时，他曾作过许多历史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印证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的预测，之所以他能作出准确的预测，在于他对国外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然后再加上中国文化的扎实基础，最终造就了他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作出重大贡献主要人物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起着牵头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和策略，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等都凝结着毛泽东同志的智慧，由于他的贡献巨大，最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名字就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即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另外还包括千千万万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无名战士和指战员。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独创性，同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它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和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直贯穿于以上几个独创性之中，这也是始终贯穿于毛泽东著作和中共领导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为什么要对马克思进行中国化的实践?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多次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到照搬马列的经典教条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曾经蒙受过巨大的损失，在实践和操作过程中得到的经验教训I使中共认识到了马列教条化的局限，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对马列进行发展和系统的消化吸收，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然而探索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整个革命时期我们既犯过“左”冒险错误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然而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在于它能够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稳住阵脚，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能及时地更正和改正过来，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法宝拯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再加上一个能对马克思主义吃透到出神入化的毛泽东和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使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天平上又增加了一个砝码。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实践者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当中，我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泽东对克思主义中国化形式上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实质上的贡献，包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也是毛泽东对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贡献。下面我先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式上的贡献。

(一)毛泽东在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式上的贡献

形式上的贡献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主要是因为它居于次要地位，不是贡献的主要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它的存在，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才能做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形式上的贡献有两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五四”运动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开始意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必须使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国情相结合。虽然没有真正意义

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投入到激烈而又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开始只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来指导中国革命，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反思和仔细的琢磨，最终在党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普遍真理来使用，乃至连续出现了多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在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到延安整风运动时，已经上升为全党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不盲从，独具慧眼之处。

第二，定义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总的来说，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表述，核心或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雏形。

(二)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质上的贡献

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的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性方面的贡献，这个方面好多人都认识到了，但是往往不够全面，实际上，我在上面的内容中已经涉及这方面。我谈到过毛泽东独创性的方面，但这也只是一方面而已，还有就是用中国人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具体化，中国化。就这方面来说，要真正理解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又是一个善于思考和消化功能极强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同志恰恰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他扮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人的角色，并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第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贡献。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是毛泽东思想最精华最具历史价值的内容，虽然不都是他个人的成果，但他是主要的创立人和带头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和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这一整套的独创理论，实际上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走怎样的革命道路，怎么组织战争战略和策略，怎么团结人民群众和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建设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所以纯粹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苏联经验，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和判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把握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应该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领导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在革命道路上，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在这期间，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和关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已经初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另外，毛泽东写过关于统一党内思想的多篇文章，加强对广大党员同志的教育，使他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和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形态以及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力量和前途，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解决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许多的战略和策略、统一战线以及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他们是互相渗透，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体系。

第二，毛泽东在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对于毛泽东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说，从他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就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是介绍给千千万万的有识之士和革命群众，后来由于身份的独特，目标人群主要转化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的指战员以及进步学生。毛泽东生动和活灵活现的讲演，鼓舞了一大批的人士，并使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也壮大了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支理论队伍。至于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矛盾论》、《实践论》是这方面的经典代表作，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以及辨证的思维方法，用中国式的语言通俗、形象、创造性地发展过来，最终成为我们中国人都能理解和消化的系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三，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和发展。之所以要把这方面的内容单独拿出来，因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国家建立起来，发展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在新的环境和背景下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二是毛泽东这个阶段出现的失误比较多，产生过很多错误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在外交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措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完整，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独立自主等外交政策，在外交困难时刻，缓和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中国逐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经济建设方面，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方面，总是不能正确而又果断地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为第一位党的领导核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一代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都会产生相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邓小平作为第二位党的领导核心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的经济得到腾飞和崛起，随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也随之产生。总之，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文化面临着重建的诉求,最终是马克思主义担当起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其实质则体现了文化的“范式革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化分析理论成为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文化危机 马克思主义 范式革命

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曾有过精辟概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读马克思主义,已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P534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促使本土文化成为现代性生长的文化母体。

一、危机中的文化重建诉求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殷海光将其概括为一种“天朝模式的世界观”:“自我中心的”,“不以平等看待外国”,“在过去,中国人认为凡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其他文明都是从中国文明传衍出来的,而且照中国人看来,那些文明不及中国文明”[2]P1-23。这种文化观表现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就是“西学中源说”的盛行。“当时,中国文化并无所谓“危机”一说,也没有文化重建之诉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国带来沉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也同时发生。中国社会看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由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由“西学中源”演变为“西学东渐”,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动摇了,中国“天朝模式的世界观”破碎了,中国人在深受肉体折磨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的挫折。中国人在痛苦中觉醒,开始“开眼看世界”,这是认识西方以及反求诸已的自我觉醒过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逐渐深入过程,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发展不同境遇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的结论。这种观点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如殷海光说:“近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2]P18贺麟也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3]P2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挑战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民主政治挑战中国的专制皇权,经济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最终都折射在民族伦理精神与价值信仰的文化层面上,文化危机产生的最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彻底颠覆。

既然发生了文化危机,自然就需要寻求拯救之道。西学东渐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就离不开西方文化这个强大的参照系,文化拯救之道也正是从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寻求。中国人在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学者往往提出了不同的重建文化途径,如主张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和综合创新论等。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文化意义也正是这一文化拯救之“生存”意识的具体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文化发展的“范式革命”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最终选择,是西学东渐思潮所带来的一次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实质是文化的范式革命。“范式”概念是托马斯·库恩在谈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提出来的。他认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4]P9,指的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和共同的信念,以及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什么是科学革命?库恩讲:“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积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的范式所取代。”[4]P85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革命,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取代旧有的范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等取代旧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旧有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的过程。

将“范式”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用以分析文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历史演变,则“范式革命”强调的正是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核——哲学思想的根本转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地论述,他在解释“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说:“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1]P697-698可见,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具有文化意义,它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文化变革。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之历史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非常相似。库恩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科学革命时指出:“科学革命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4]P85中国文化变革的出现,也正是因为一部分进步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源在于文化危机,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有范式已经不能有效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引领一条有效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他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化范式用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范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化西化,主张以西方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启蒙理性文化取代中国传统的儒家封建文化,是这样一种“范式革命”的文化实践。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传入中国更是文化的“范式革命”的具体实践,五四时期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范式被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范式——即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所取代。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新文化再到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说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本质上是一场“范式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理论成为传统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哲学。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现实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强调运动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产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5]P359这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其核心是“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发展关系,其中经济作为基础,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变革,而文化的变革反过来又会推进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总体的社会变革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经济基础的变革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变革。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分析“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问题的,所以他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服务的。”[1]P699

林毓生曾经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6]P43林毓生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点出了毛泽东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和其他人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的最主要区别: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张认为要振兴中国,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最根本的是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而毛泽东则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危机最根本的是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入手,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只有先实现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变革和重构,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因此,毛泽东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P664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既是实践的问题,更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当我们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危机的拯救之道,其核心是通过会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理念来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超越,这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A].贺麟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张荣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展开分析，尝试通过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以及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新智慧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全力探索我国应当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此种情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此诞生，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为坚固的支撑。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现如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有了极大的转变，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等方式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种情况，必然会促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尤其体现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如今我国凭借最好的发展方向与最佳的发展时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涌入至新的时代，力求创造更为显著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伟大的时代。正是由于伟大时代将会孕育伟大理论，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时代的考验，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科学性、创新性的社会主义方式迈入新的征程。虽然当今世界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基于新时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上面临着新考验，但是正如《周易·乾》所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我们党即使面对变化无常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依然能够“迎难而上”，紧密联系新时代发展的大环境，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朝乾夕惕的精神面貌发展这一思想^[1]。

除上述内容之外，在形成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坚持以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贯穿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质，并将其作为基本准则，要求共产党人将求真务实作为座右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依据，正确把握规律，形成规律性的认知，并以其为指导，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另外，我们党深刻认知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认识党的执政规律，在实践中检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将两者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进而树立创新意识，形成新理念、新思想以及新战略，突破成规陈说，善于提出新问题，开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境界。

二、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的中国智慧

目前，从世界的格局来看，其仍然处于混沌的状态;就现如今的国际环境而言，大环境更加动荡不安，无法形成明确的方向^[2]。当今世界霸权主義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仍旧不断涌现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必须全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以广博的战略视野描绘出更为宏大的发展蓝图，深入探析演变规律，坚信和平、团结的力量能够战胜邪恶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表明各国应当捍卫和平、交融利益，明确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命运与共，更应争取实现合作共赢，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为世界的变革贡献力量，提供中国方案，争取在世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一）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可知，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可以相互配合，而世界各国的价值文化也可融会贯通，提高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基于此种情况，三者必须进行通力合作，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避免出现冲突、胁迫等不良现象，明确“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开放融通。世界各国应当“并肩作战”，争取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通过合作促进世界实现共同发展。

（二）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

自新冠肺炎的出现，极有可能助长“右翼极端主义”，也在极大的概率上导致采用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的恐怖分子更加猖獗，国家在控制极端暴力行径方面将会面临极大的难度。除此之外，经由此次病毒的肆虐，我们更应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由此可见，应当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综合合作，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以及和平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基于上述情况，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可知：应当强化法治思维，通过采用法治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构建并完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从而使得该体系更具系统性、实践性;还需不断增强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以此确保国家能够切实有效地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反制打压，为人民群众带来更高的安全感。

（三）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针对大国与强国而言，其更需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扮演倡导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不可肆意挑唆国家之间的关系，干涉他人利益，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与主权。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伟大的时代所孕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引领中国人民迈入新的征程。与此同时，其也为维护国际法治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魏晓东.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1（06）：43-49.

[2]岑朝阳，沈霄鹏.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决策探索（下），2020（11）：4-5.

作者简介：李圆铠 （1998.10——），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广西南宁，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国外区域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飞跃，其产生的重大成果从实践层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确道路；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科学理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党的文献的概括看，还是从“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看，都说明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建理论

收稿日期： 2007－09－12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3AKS001）

作者简介： 阎树群(1957—)，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有关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往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论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成果”是特指理论成果，而不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如果由此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同于理论成果，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包括我们党的实践创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党的文献的概括和“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析，以期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所助益。

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著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飞跃。不过具体的次序有所变化，由于毛泽东讲的是认识的来源和理论的运用，因此形成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发展，因此呈现出认识——实践——认识的状态，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这两种形态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每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上述两个飞跃，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道路”和“理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用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个层面进行明确概括并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理论成果是最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简化的办法用“成果”这一概念来指代“理论成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论的严密性与成果的层次性和全面性着眼，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形态的成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概括的历史轨迹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样两项基本成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但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革命经验和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体上处在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延安时期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成果，这就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正如毛泽东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党章的总纲中不仅写上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谈到毛泽东的贡献时将“思想”与“道路”并提，指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7］319。不过，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一重大变革的评价上还没有使用诸如“历史性飞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两个层面。从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论述看，当时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理解为毛泽东思想，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7］335。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定位时，党的“十三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飞跃的成果首先也是从实践探索的成果进行概括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8］在这里，党中央将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思想理论来概括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而第二次飞跃在当时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时，肯定了“十三大”这一提法，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十四大”在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上虽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9］13。这已经很明确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是还没有用“第二次飞跃”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但是与“十三大”不同，这次是从理论成果的角度和层次来概括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0］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先后进行过两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实践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成果。归结起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和产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实践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论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现为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后者表现为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

在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样两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集中了我们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总两分”的概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旗帜、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是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

从科学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的旗帜。“十七大”不仅第一次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概念，而且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概念中的两个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新时期不断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历届党代会阐述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对旗帜的具体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党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着一面统一的旗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不同的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各有侧重。“十二大”、“十三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四大”、“十五大”、 “十六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六大”强调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行整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实践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样的科学整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完整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全部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在旗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

总之，党的“十七大”在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的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这既总括了我们党新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说明了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

［3］ 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6］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2.

［7］ 刘少奇.论党［M］∥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9］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蒋万胜］

On the Forms of Marxist Achievements in Chinesization

YAN Shuq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研究成果，也指出了研究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 研究生培养模式 综述

根据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简称“通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被确定，2007年开始招生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几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研究生培养还处于积累经验与探索模式的阶段，因此学科研究多侧重于学科的内涵与特点、研究方向等方面，而对于人才培养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则不多。因此，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状况，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问题

宋进认为，人才培养不能仅限于二级学科的视野，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视野进行研究生培养，拓宽人才培养口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坚定的信念、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健全的人格，应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辩证统一，应培养出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的理论人才，使之具有研究、阐发、发展创新、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具体来说，“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1]梅荣政认为，“对培养对象的素质要求是全面的，包括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2]，研究生不仅要有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

2 关于人才培养内容问题

马志荣、李莹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课程设置存在着课程结构与内容设置不合理、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缺乏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等问题。因此，需要科学设置课程。宋进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要求，形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中心，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有机拓展、注重思维方法的学科课程体系。”[3]课程设置应包括学位课、非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等几个层次。从专业课角度而言，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开设，非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等课程的开设，同时经济学、历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也应成为学生专业选修的内容。姚宏志认为，在课程设置上，“既要遵循‘通知’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科学指南；另一方面，各学科点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本单位、本学科的实际状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4]这样才能体现各学校的培养特色。

3 关于人才培养制度问题

制度建设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根本保障，因此各学校必须制定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顾钰民认为，无论是对研究生的专业学习、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还是对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职责、学术规范等环节，还是对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激励保障环节，都应有制度要求。因此，人才培养制度应包括研究生学业与能力、导师工作及人才培养保障制度等，这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5]

4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大多都是跨专业学习，缺少应有的学科基础，因此，知识结构参差不齐。在此条件下，在传授他们基础知识与培养他们专业素养的同时，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根本落脚点。冯秋季、杨冠英认为，应以疑引趣、以难引趣、以创引趣的方式，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应指导研究生阅读经典作家著作、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决议文本、学者研究成果、学术前沿动态等，指导研究生懂得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为其夯实理论功底；应指导研究生关注、探寻社会热点问题，通过社会实践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应打造激励创新平台，构建符合创新规律的评价机制。[6]

5 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的不足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还具有不完善之处。第一，人才培养目标缺乏特色；第二，课程设置缺乏规范性；第三，教材建设滞后；第四，导师素质参差不齐；第五，人才质量评价机制尚需建立；第六，学科建设局限于各学科点的自身发展，缺乏学科建设的力量整合。这些方面都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制约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维度下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赵付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205.

[2]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解读[J].思想理论教育，2006，（6）：28.

[3]宋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多维路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8.

[4]姚宏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述论[J].教学与研究，2010，（5）：85.

[5]顾钰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设[J].理论学刊，2009，（8）：9.

[6]冯秋季，杨冠英.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为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4）：113-116.

作者简介：杨松（1964-），辽宁丹东人，沈阳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辽宁沈阳 11015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再解决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

发展新理念；经济新常态；四个全面；中国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为国务院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阐明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和重大举措。《建议》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谋篇布局。

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不只是因为它“新”，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是因为它“深”，具有重大理论贡献。这里讲的“深”，不是深奥的“深”，而是深刻的“深”。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性和理论贡献，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讨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一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奥秘，为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中，阐述了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许多重要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重点针对的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重点论述的是革命问题。同样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进一步解决建设问题。当然，这一主题的转换，从认识到实践都来之不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当我们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联系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要联系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重点是研究怎样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研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一个基础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就是全面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的全部工作，在经济理论上，就是探索以发展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在1984年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说过，“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P83）。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直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在经济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上，无论是工作重点战略转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这篇重头文章。

为此，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这个过程大体有四个阶段。

1.主题转化，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这个过程，从“行”到“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才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2.体制变革，促进发展。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决定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当然，这一体制转变的艰巨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重心转换。3.发展再认识。首先是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建设，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发展不能破坏生态，要绸缪子孙后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后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4.新常态新发展。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特别是今天首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以人民为主体，由科技创新开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小康”与现代化相衔接的发展理念，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发展理念，是立足国内与全球视野相统筹的发展理念，是全面和重点相协调的发展理念。今天形成这样的发展新理念，是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不懈探索的结果，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揽全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2]（P48）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概括之，它是我们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先导。

首先，发展新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展示了中国在创新驱动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量是3645亿元，人均227美元。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为63.6万亿元，折合10.3万亿美元，人均7590美元。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9.98%，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这两年开始减速，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实际上，这两年东部下行偏多，中西部还有增长的。东部有下行，也有较快增长的，比如深圳。还有重庆，有两位数增长。这些省市保持增长的经验就是比较自觉比较早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速度问题，实际上是结构调整问题。习近平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12个字来描述新常态，强调对于经济新常态要“适应、把握、引领”。这六个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适应它、把握它、引领它，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就有一个树立什么样发展理念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其理论贡献和新的亮点是突出用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红利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到尽头，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也需要原创性科技成果支撑，与此同时，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蓄势待发，创新驱动的阶段正在到来，这是一幅全新的发展图景。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是新阶段新发展的重要亮点，不仅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创造大量新的发展业态。坚持对内协调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开放发展推进“一带一路”，通过协调发展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这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思路。而且，“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第一次在全球视野下制定规划，第一次把“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写进规划中。坚持人民为主体的共享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把发展、民生、社会建设融为一体。当然，一个社会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比如脱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减少六亿多贫困人口，成绩巨大，但按照中国贫困线标准2300元测算，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可能还剩一两千万贫困人口，到那时就由政府兜底全包下来。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经济新常态下工作主动权。这一发展新理念，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次，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展示了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要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的郑重的政治承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是冲刺阶段、决胜阶段。与此同时，当前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即“短板”，包括在多年发展中累积的农村贫困、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保护不力、民生欠账较多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针对的、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一发展新理念，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发展的大趋势。

最后，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展示了中国充满自信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发展新理念，不仅能指导我们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指导我们制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而且能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是连接两个“一百年”，即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并为第二个“一百年”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纲要。事实上，这次编制“十三五”规划的任务，不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要为这以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励精图治，谋篇布局，先是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在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这五大发展新理念，是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展示了中国充满信心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

当然，深入理解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必须仔细研究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形势和任务、经验和问题。

（一）机遇和挑战。当前面临的形势，是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在进入一个重大的调整阶段，即经济新常态的阶段。这与世界经济出现的根本性调整有关，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都在谋求新的增长动力、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此刻，国内国际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才能够形成新的强大的发展动力。挑战也很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更大的是结构调整的难度。如果结构不能调整，还按照原来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来谋划“十三五”，那么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甚至新能源产能也过剩，这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即转变思路、转变增长方式。既然机遇和挑战并存，就要求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形成新的发展理念。

（二）形势和任务。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好的。尽管我国GDP增长速度从过去两位数降到现在7%上下，但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个7%是在一个庞大的基数上即10万亿美元总量基础上的增长。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率持续三年上升，2015年三季度就业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调查失业率为5.22%，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向好的趋势。任务很明确，就是通过“十三五”这五年的努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是很重要的指标，是对人民群众一个庄严郑重的承诺。然而，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实现两个翻番，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尤其是生态的发展。人民群众应是在“绿水青山”下谋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的环境里面。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有基础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面对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要求等问题，我们党形成了五大发展新理念。

（三）经验和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努力在学习中成长、在学习中积累经验。尤其是最近三年多来，我们认识到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五大领域、六十多个方面的改革决策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这都是我们在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未来的五年，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弥足珍贵的。能看到问题并始终保持清醒，这是我们党的优点。对于现在的问题，我们党是很清醒的。这个清醒，体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面，更体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上面。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党就强调要解决三个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来的努力，破解三个不平衡的难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没有最后彻底全面地解决。农民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解决。怎么能够弘扬经验、破解问题、补上短板，是编制“十三五”规划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因此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一）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3]（P15）五大发展新理念的主题词是“发展”，时代新要求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一个高标准的科学发展理念，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我们可以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考察这一发展新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第一步，在十八大报告中，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总的目标提了出来。第二步，十八大后，习近平秉持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从严治党。第三步，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策，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并做了战略部署。第四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对于建设一个法治中国做了精心部署。现在到了第五步，形成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这个轨迹是一个圆圈，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然后从严治党，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提出发展新理念，向“全面小康”目标冲刺。这就好比打仗，目标确定后，整顿组织队伍，形成攻击力，完善保障体系，最后发起攻击。在这么一个从确定目标到实现目标的历史轨迹和逻辑运演圆圈中，可以看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就是发展，就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因此，这一发展新理念无疑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二）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连接线。习近平说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领导艺术，学会统筹兼顾，而且还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处于中心位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应该围绕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无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因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是围绕“第一要务”展开的。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这“五位一体”不是五元论或多元论，而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的“五位一体”。这要求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理念，把“发展”作为“五位一体”之“体”突出出来，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归位于“发展”。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而且能够以发展为“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党中央治国理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各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十八大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3]（P1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地推进。

（三）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基础。通过五大发展新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使之成为一个战略布局，需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部的三对关系。

1.协调处理好“1”和“3”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4]因此，“四个全面”实际上是“1”加“3”个全面。即无论是改革、依法治国、治党，都要服务于“全面小康”。当然，“全面小康”也不能偏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要求。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实现过程中要处理好的第一对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法治、治党的关系。

2.协调处理好“2”与“2”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即解决“搞活”与“治乱”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把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中国就活跃起来了。但是，在“活”的同时一些腐朽的东西也出来了，鱼龙混杂，乱象频发，乃至败象显现。事实上，进入21世纪前后，党就意识到这些问题，意识到搞活不能搞乱，也意识到治乱不能治死。现在，我们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这个难题，就是既搞活又治乱。“四个全面”，前两个“全面”侧重于搞活，后两个“全面”侧重于治乱，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3.协调处理好“3”和“1”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有问题最后都要聚焦于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对“全面小康”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全面改革中、全面法治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祛除队伍里的“病灶”和不健康因素。由于以前有些人违背党的宗旨、离开党的规矩，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十八大后不容许这样做，因此出现了在搞活的时候“乱作为”，在治乱的时候“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影响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也影响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除了“1”和“3”的关系，“2”和“2”的关系，关键就是“3”和“1”的关系。处理好这对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破解“乱作为”与“不作为”两个陷阱。我们不应该“乱作为”，不能“乱作为”，也不应该“不作为”，而应该有“大作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新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去作为，对于防治和抵御“乱作为”、“不作为”，破解“难作为”，做到“大作为”至关重要。总之，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

责任编辑：杨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