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是构建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当前农村的实际出发，推动新农村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即通过进一步发挥农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建设和谐新农村提供制度上的有力支持；同时，积极构建和营造和谐的干群关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氛围。
［关键词］和谐新农村； 政治参与；干群关系
［
一、进一步发挥农民政治参与的作用，通过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来为建设和谐新农村提供制度上的有力支持
（一）农民政治参与对建设和谐新农村的积极作用
农民政治参与是指广大农民通过投票、诉讼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试图影响各级政府部门决策的行为。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对建设和谐新农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可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以主人翁的态度全身心投入到建设和谐新农村中去。和谐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只有让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一点，才能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新农村建设的任何一项举措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和看法，而只是由少数人决定，并且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正需求，只是为了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指标，甚至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但农民没有积极性，甚至会招致农民的不满。因此，从调动农民建设和谐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角度讲，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政治参与并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
第二，农民政治参与可以有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更加切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的建设和谐新农村的政策，使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每一项决策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促进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有序发展。首先，有赖于有关部门从当前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需要出发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这一方面要靠有关部门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获取更广泛、全面、真实信息基础上的正确决策；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既是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表达，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有关部门的正确决策提供各种参考信息。农民的这些政治参与无疑会使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农民反映的各种问题，使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每一项政策，从制定到落实都真正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是真正保护和实现农民的利益，而不是损害农民的利益。
第三，农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对有关部门，特别是农村干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监督，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干部队伍的整体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为和谐新农村的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干部自身素质不高，其政策水平、工作方式和作风与其身份不尽相称。甚至有些农村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等行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会极大地挫伤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积极性，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现在，广大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会对一些干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并进而促进农村干部素质的提高。同时，有关部门也要自觉接受农民的监督，并为他们创造有利的条件。
（二）从实际出发，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和谐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保证
在看到农民政治参与对建设和谐新农村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区农民的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不断增多，如越级上访、暴力攻击村干部、冲击党政机关等。我们应正视这些问题，采取有效的对策，通过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来为和谐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上的强有力保证。
第一，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使农民的利益表达制度化、有序化。只有建立健全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才能满足农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利益表达要求，并进而减少因政治参与渠道不畅而出现的农民制度外参与对和谐新农村建设的破坏。当前，应进一步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克服现实生活中，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诸环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次，在选举乡镇、县人大代表时，要充分考虑到农民中出现不同阶层的现实，尽量保证农民中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都有其代表来参政议政。
第二，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培养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提高农民的参政议政水平。农民的文化素质，尤其是政治文化素质在他们的政治参与中将会起很大作用。虽然我们在政治上给与农民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但这并不等于农民就一劳永逸地会使用这些民主权利，这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村民自治这所大学校来做好这一工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培养农民的权利和利益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村民自治不仅可以增强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而且对提高他们的政治认知和参政议政能力，学习和掌握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程序，促进农村基层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都有极大的作用。
第三，应给广大农民更多地提供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机会，鼓励和引导他们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合理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应鼓励和支持广大农民运用大众媒介进行政治参与，对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继续解放思想，消除种种疑惑和不正确的认识。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形势下农民群众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方法，并力求通过立法规范，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二、积极构建和营造和谐的干群关系，为和谐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氛围
（一）在把握当前农村干群关系特点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
1.充分认清当前农村干群关系出现的几个突出特点。首先，利益矛盾成为一个焦点。农村干群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从各地反映出来的干群关系紧张情况看，几乎都是围绕着利益之争，尤其是在处理征地、拆迁、旧村改造、宅基地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近几年，这些事务越来越成为农民与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农民与村干部矛盾的焦点，一旦处理不当，便很容易引发干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其次，从管理角度看，干群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呈现松散、弱化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在不同产业和区域间自由流动；农村新经济组织迅速增加，农村基层管理权与经营权开始分离；农民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越来越重视个体利益的实现。因而，相对于过去来说，干群之间的管理关系逐步呈现弱化，管理难度增大。再次，干群矛盾中的群体性冲突明显增多。近年来，农民群体上访，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磨擦、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则演变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农村财务管理、地界纠纷、土地承包、征地款补偿等事关大多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即使有些开始是个体性的，也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迅速转化为群体性事件，有的甚至呈现出矛盾暴力化倾向，极大地影响了和谐农村的构建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2．正确分析造成农村干群关系不和谐的原因。首先，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导致当前农村干群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目前，一些农村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如国家有关惠农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对农民利益的侵犯时有发生；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及后续工作不到位等等。其次，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落后的文化素质之间的强烈反差也造成了目前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政策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明显增强，但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又制约了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成为导致干群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少数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低下加剧了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从当前农村干部队伍状况看，大多数村干部文化素质、政治素质较过去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也有少数村干部素质还比较低，与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采取多种措施，通过积极营造和谐干群关系，为推动和谐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
1.切实尊重和保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利益问题是农村的一个中心问题。影响农村和谐的根本因素在于利益问题，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和谐也在于利益问题得到解决。为此，党和政府在有关农村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上要更进一步充分考虑到、兼顾到农民的利益。在政策落实上要做到不折不扣。要让农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果。
2.对农村干部而言，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观点，努力使各项工作贴近群众需求。首先，思想上要尊重农民。其次，农村的各项决策，尤其是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要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群众呼声，把握群众脉搏，了解群众需求，努力使决策的过程变成体察民情、反映民意的过程，变成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使发展的进程更加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农民。再次，工作中要一切为了农民。一切为了农民，把农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和维护好，是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也是基层干部的根本使命。在当前形势下，实现好农民利益，根本是要抓好经济社会发展，为改善民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奠定基础。因此，在建设和谐新农村的过程中，基层党员干部的第一位要务就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强村富民。要发挥执政和组织优势，通过科学规则、制定政策、搞好服务、优化环境等措施，引导和鼓励群众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同时，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强党组织服务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
3.农村基层干部要探究适应新时期农村的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作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必须要与时俱进，更加注重讲究工作方法，更加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首先，多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在处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必须学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善于用协商的办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其次，多运用示范服务的方法。作为农村干部要想把工作做好，就顺应群众的这种愿望，多运用示范服务的方法。一方面，要搞好示范引导，为群众做出样子。只有在工作中先行一步、做出样板，才能示范群众和带动群众，才能在群众中树立较高的威信。另一方面，要切实搞好对群众的服务。服务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村庄和谐的重要途径。再次，多运用政策、法律的方法。当前农村很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干部不懂法、不依法办事引起的。在群众法制观念日益提高的形势下，作为一名农村党员干部，不仅要坚持做正确的事，还要学会依法做事，真正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开展工作、行使权力。
4.进一步加强农村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塑造新时期良好的干部形象。农村党员干部处在群众工作的最前沿，必须注重自身建设，靠良好作风和形象增进与群众的和谐。为此要做到：首先，农村干部也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清除所有愚昧的、落后的、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妨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不良思想倾向和条条框框，牢固树立与时俱进、创新进取、与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思维、新观念，不断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其次，农村干部办事要公正。为官不公，必然失信于民。再次，农村干部要奉公、廉洁，自觉接受监督。全面推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真正把一切村务、财务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基层党员干部才能形象好、威信高，才能团结带领群众创业，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新农村。
〔责任编辑：唐守祥〕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面对当今世界恐怖活动蔓延，危害日益严重的现状，恐怖融资犯罪的法律控制尤显重要。从国际社会到不同国家，都面临如何结合具体情况，解决恐怖融资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的困境。
本文以刑法120条和191条为视角，梳理国际国内恐怖融资犯罪法律控制发展轨迹，剖析当前以洗钱犯罪和资恐罪为代表的法律控制的价值体现和制约因素，并从构建法律控制体系、完善行政监管机制、提倡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提出防恐怖融资犯罪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恐怖融资犯罪；洗钱；资恐；法律控制；行政监管；国际合作
四、当前恐怖融资犯罪法律控制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刑法罪名确定与执法中罪名管辖的冲突：涉恐案件概念界定直接关系到涉恐案件和洗钱案件的管辖和惩处
大量的研究表明，恐怖融资犯罪判例稀少与涉恐案件增多形成的反差并不能说明资恐案件微乎其微，而是很多案件没有对涉恐和资恐做出确定界定并加以统计。
作为刑法191条的上游犯罪之一和刑法120条之一，首当其冲要解决是否是恐怖活动案件的归属问题，才能提及是否是洗钱犯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的问题。
我国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区分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根据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中提及的恐怖活动的目的为：“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手段为“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后果为“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加之目前我国刑法第120 条只对其中部分恐怖活动行为规定了专门的犯罪，对其余行为适用一般的犯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恐怖活动犯罪多以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故意杀人罪、爆炸罪、放火罪等罪名定罪处刑，这些犯罪的规定在罪状、刑事责任和刑罚上都未区别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
有学者提出：这种情形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首先，恐怖活动犯罪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我国法律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也已经对恐怖活动犯罪有特别的规定，但如果用普通刑事案件处理涉恐案件会使得国内相关部门法律的协调适用出现障碍，如对恐怖爆炸犯罪按照爆炸罪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时，在适用恐怖活动犯罪相关洗钱、融资、刑事诉讼程序等规定上，必然遇到相关法条适用的门槛问题。其次，以普通刑事犯罪罪名处置恐怖活动犯罪时，会造成国际司法合作上的障碍。例如，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寻求国际司法合作时，可能遭遇政治犯不引渡的法律障碍，以爆炸罪寻求合作时也会遇到不满足反恐司法协助条件的问题。最后，将恐怖活动犯罪按照普通刑事犯罪定罪处罚不适当。与普通刑事犯罪不同，恐怖活动犯罪人受极端思想控制，追求“殉教”等结果，无惧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刑罚，手段残忍，滥杀无辜，对其设置更高法定刑或者明确规定对其从重处罚。
笔者在实务部门访谈中发现，仅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而言就有专门的反恐机构，也有针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刑侦部门，也有侦办毒品案件的缉毒部门，也有涉及国内安全保卫和反邪教的部门，而洗钱案件和资恐案件属于经侦部门管辖，这些侦查部门更关注在各自案件管辖职责范围的侦办过程，彼此之间的合作意识、信息交流和防控机制构建都需要加强和完善，因此涉恐案件认定和恐怖融资犯罪案件管辖的分歧影响到了涉恐案件的实际惩处效果，自然也影响了刑法120条和刑法191条的动态运用。
（二）资金性质：“合法”与“非法”涉及刑法191条和120条的配合与适用真空
洗钱是指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并使之表面来源合法化的活动和过程。 我国刑法191条的洗钱罪也明确规定：明知是七种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进行的清洗。即洗钱罪要求资金性质为非法所得及其收益。
而刑法120条“资恐罪”中的恐怖融资在金融机构的行政解释中为：“募集、占有、使用资金或者其他形式财产”，并未提及性质非法与否。
联合国《制止向恐怖活动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将恐怖融资定义为“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直接或间接地非法和故意地为恐怖活动提供或募集资金，其意图是将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或者明知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恐怖活动。同时，当有关资金还没有被实际用于实施恐怖活动时不影响资助恐怖活动事实的成立和犯罪性。而试图资助恐怖活动、以共犯资助或试图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指使他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团体资助恐怖活动的，均属于恐怖融资”。 也未提及资金来源的合法与非法。
这就涉及到在金融监管部门与侦查部门对信息线索的甄别、移送、采用、侦办。如果是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就需要是可疑资金，再根据管辖移交给相应的侦查部门；如果是尚未辨别性质和管辖范围案件的资金，来源合法，如何侦控？在恐怖融资的预防、监控、侦查、审批组成的整个工作链条中，人民银行的职责定位仅限于预防和监测两个环节的工作，与其他司法部门的配合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旨在建立跨部门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协调机制的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流于形式，实质性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而针对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明显需要加强。
学界关于洗钱犯罪和恐怖融资犯罪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恐怖融资就是洗钱犯罪，其二主张洗钱犯罪不同于恐怖融资，但却认为洗钱是恐怖融资的唯一手段，两种犯罪的核心都是用洗钱技术隐藏资金的流向，二者的区别并不影响用反洗钱立法打击恐怖融资犯罪的有效性。
笔者综合搜集到的境内外恐怖融资现状分析，恐怖融资犯罪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既可能通过合法渠道筹集资金，包括对个人捐赠、慈善机构、自我筹款、正常经贸获利的滥用，也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获得资金，包括贩毒、走私、黑社会组织等犯罪所得及收益，也可能通过灰色渠道从某些政治势力获得秘密资助。因此从恐怖融资犯罪来源上看，洗钱犯罪和恐怖融资犯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洗钱犯罪为恐怖融资犯罪的一种手段，会产生竞合，又会构成单独犯罪。这就造成刑法191条和120条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配合，也会出现真空。如果上游犯罪是恐怖活动犯罪或其他六种犯罪活动，可以用刑法191条规制，如果是“募集、占有、使用资金或者其他形式财产”或者是“意图如此”（或“明知”）资助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可以用刑法120条约束，但是在侦查立案之前，如何合理怀疑资金来源及用途？在侦查立案之后，如何搜集证据证明“意图如此”？在诉讼阶段，如何将预防、监控、立案、侦查、起诉等环节搜集的证据构成一个客观、真实、有效、完整的证据链？在审判阶段，法官如何采信？这些实践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法律适用的真空，也将面临国际国内的质疑。
（三）跨境打击：国际合作中“难民”与“人权”的认识分歧，各国反恐双重标准的取舍有异
恐怖活动犯罪超越国境，迅速蔓延，必须需要国际合作；控制恐怖活动犯罪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牵涉到复杂的历史、政治、宗教、民族、地理、法律等问题。多年来国际社会无法就“恐怖活动”概念达成共识，在以大国意志为主导的国际条约、公约及相关建议中，虽然有对恐怖活动行为的列举以及对恐怖组织、人员名单的设立，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奉为圭臬。因此对恐怖活动的打击控制以及人员资金流动监控就受到国际法与国内法衔接层度的制约。
从国际上看，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到2014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快速扩张，十余年来，国际反恐局势日趋严峻和复杂，尤其是2014年“伊斯兰国”的全球招募行动以及与此相伴的大规模恐怖分子跨境流动，使国际反恐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恐怖分子通过偷渡、合法入境、滥用难民地位渗透到目的国实施恐怖袭击，其跨境流动进一步推动恐怖活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并促使跨国有组织犯罪与国际恐怖犯罪结合在一起，为恐怖犯罪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日益呈现出组织网络及其活动的全球化，战略决策全球化及打击目标全球化，资金网络全球化的趋势。
从国内来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恐怖势力渐现与国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合流的苗头。今年以来，中国警方已从东南亚国家遣返回国多批偷渡人员及组织者。仅2015年7月9日，中国警方成功从泰国遣返回国主要来自新疆的109名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偷渡团伙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偷渡网络，内部分工明确。偷渡路线是从陆路或水路经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最后从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前往土耳其，偷渡人员被送至土耳其后，不少人在“东伊运”恐怖组织的带领下进入叙利亚参加所谓“圣战”。同时，土耳其存在多个组织偷渡团伙，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也为偷渡提供便利。 这些偷渡出境人员加入ISIS组织接受恐怖训练，参加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行动，以争取国际恐怖势力认同以及资金技术支持，培养国际暴恐活动人脉，再累积回流中国境内策划组织暴恐活动。
笔者在西南边境调研时也发现：由于中国西北边防管控严密，而中国南方边境地区地理地形特殊，乡间小路便道较多，民族宗教复杂，长期形成了跨境民族交往的宽松氛围，所以他们会选择广西或云南偷渡出境。但随着边境管控的加强，原先内外接应，从便利河道或掩盖身份从合法渠道偷渡或出境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偷渡人员试图利用边境深山茂林，人迹罕至的小路迂回出境。偷渡所需资金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而在偷渡途中一旦遇到阻拦，偷渡人员往往就地“圣战”。2014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案件，就是企图偷渡出境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受阻后所为，共造成31名无辜群众死亡，141人受伤。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关注到这一恐怖活动发展的新趋势，于2014年连续发布了6项决议，再次将移民管制措施与国际反恐进行关联，凸显了移民管制措施作为打击恐怖活动的一项重要的非军事措施的战略地位。 但是在国际合作中依然出现对恐怖行为和人员判定的双重标准和对偷越国境线故意放纵的行为。一些外国政府和势力罔顾事实，毫无根据地将持假护照等手段从事非法移民和偷渡活动的非法偷渡者称为“难民”，甚至利用“人权”问题施压，对中泰两国在打击严重破坏国际间正常出入境秩序非法移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问题上的正常执法合作横加指责，这是对非法移民和偷渡活动的纵容，更违反了相关国际公约和法律。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加强国际合作，摈弃反恐双重标准，将深刻影响如何因地制宜，贴近国情，更好地结合国际法与国内法共同反恐。
五、控制恐怖融资犯罪的完善路径
反恐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样也需要同仇敌忾的联合阵线，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层次是法律控制，外围层次是行政监管，辐射层次是国际合作的问题。如图所示：
（一）防御为主的法律体系及执法能力建设的完善，跨部门协同意识的加强
在反恐联盟中，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一定是最有效的措施，从理论界立法到实务界的司法、执法，加强法律网络的严密和能力建设完善是反恐的核心问题。
1.构建反恐专门立法，统领反恐战略机制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不一，反恐怖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好反恐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也考验着立法智慧。尽管我国通过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反恐怖决定、反洗钱法，与相关的军事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构建了我国反恐怖立法体系，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但面对隐性突发的反恐局势，我国要尽快出台一部能统领、组织、协调、衔接各方面反恐力量的反恐法，构建立体防御型反恐怖法律体系。
对反恐法的基本构架，实务界提出了反恐法律应用形态的理想设计需要科学布局，应当打防兼备、预防前置、主体多元、内外协作、惩治强化、处置果敢的法治线路图。并从法律普适性、应用形态、立法权限、立法内涵、立法能动性划分标准几方面分析得出我国应当选择一般法的立法模式、独立式法律形态的立法模式、国家立法机关集权立法模式为主和地方分权立法为辅的体例、立体防御型立法模式、积极的进攻型反恐立法模式。
在理论界，针对反恐立法存在的问题和刑事法的完善内容，有学者提出：我国反恐怖系统化立法尚存在理念保守、系统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够、缺乏专门法指引、刑事法及相关法滞后等问题。为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需要对刑事法重点完善，对相关法进行补足。在刑事法完善方面，要准确界定恐怖活动犯罪概念，类型化其犯罪构成；将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定位为行政犯；完善其罪刑内容；调整其级别管辖；明确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权划分；严格强制措施的适用；强化相关主体的法律保护。
结合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看法，笔者赞成首先对刑事法律进行完善，准确界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对涉恐犯罪适用及时、明确的法律，保持对涉恐犯罪采取刑罚的持续性和不可避免性，尤其是加强对恐怖融资犯罪的防控中的法律适用，使刑法191条和刑法120条能真正运用到实务中；其次，在反恐法的构建中，要充分注意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宗教复杂、经济发展状况不一等情况，因地制宜设计立法模式，在反恐立法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要“预防、打击、救济”三项功能都要兼顾。此外，作为打击洗钱犯罪的有力武器，刑法191条也应进一步完善关于上游犯罪是否应扩展到“一切严重犯罪”、金融人员协助洗钱或隐瞒不报洗钱行为的入罪、特定非金融机构洗钱控制的问题，以更好地配合反恐战略和实施计划的开展和践行。
根据当前国际反恐形势和国内反恐工作的实际需要，在借鉴有关国家相关立法经验基础上，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活动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反恐怖活动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这无疑将进一步完善反恐怖法律制度，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反恐怖活动合作。 反恐怖活动法草案还对有关工作体制机制责任和安全防范、情报信息、应对处置等手段措施做了规定，是一部包括权力与责任、实体与程序的专门性法律。2015年2月反恐法草案二审，二审稿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依法直接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
制定反恐法是中国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的必然要求，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专门的反恐立法出台指日可待。
2.破解司法实践困境，完善执法能力建设
虽然为了解决反恐斗争中遇到的法律问题，2011年《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界定了“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等概念，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但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依然受制于管辖、程序、证据规格、部门配合等困境。
如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涉外犯罪、经济犯罪、集团犯罪案件的侦查。上级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侦查下级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下级公安机关认为案情重大需要上级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可以请求上一级公安机关管辖。”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按照刑事侦查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确定。”在恐怖融资犯罪案件中如果涉及贩毒、走私、黑社会、偷渡等犯罪行为的案件线索时，可能会在职能管辖中出现禁毒、缉私、刑侦、边防等部门同时具有管辖权的情形，而资金查控、追踪并甄别是否为洗钱犯罪或“资恐”犯罪又涉及到经侦管辖，反恐案件又有专门的反恐部门侦办，因此在涉恐案件的管辖中，实践部门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合作意识，成立协调部门，确定案件归属，给予侦查部门必要的特殊权限，根据案件情况强调执法程序、证据采集，适应审判需要，破解司法实践困境。
同时，针对以往办理经济案件查询、冻结资金手续繁琐，配合不畅，时间流程长造成资金转移的情形，对及时切断恐怖融资的资金冻结，要善于利用2014年发布的《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在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方面应履行的义务，解除冻结措施的条件，对被冻结资产的管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涉外冻结资产的处理以及监督与处罚。
涉恐资产冻结是一种法定冻结，即依照法定条件并且针对法定对象实施的资产冻结，不以存在具体案件为前提条件，也无需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逐案作出冻结决定。 对于我国主管机关依据法律授权和法定标准认定的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自有关名单公布之时起即负有冻结资产并停止一切金融交易、排查被列入名单者资产、报告涉恐资产冻结执行情况、向当事人通知资产冻结情况等义务。《刑事诉讼法》授权检察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启动对被冻结资产的特别没收程序。
3.强化反恐跨部门协同意识，建立高效、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
反恐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面非常广泛， 直接承担这一任务的有解放军、武警内卫、国家安全、海关、司法、公安等部门。公安内部又有专职的反恐机构， 国保、治安、刑侦、边防、禁毒、网监等警种也负有反恐职责。这些单位既是反恐情报的获取者， 也是反恐情报的使用者， 必须加强协作与交流， 在共享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发挥反恐情报的效能和作用。必要时可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促其发挥优势。
在强化反恐跨部门协同意识中，美国相关理论和实践值得借鉴。如“整体政府”理论，是指通过推动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形成一个能够为公众提供整合性服务的政府。有学者建议：将“整体政府”理论作为反恐跨部门协同的理论基础，创建反恐国家战略，注重公私部门间的合作，加强技术手段建设，完善机构设置。
笔者认为，在当前反恐形势严峻和恐怖融资犯罪复杂多元的情况下，尤其是面临网络犯罪和恐怖犯罪交织的现状，犯罪形式瞬息万变，资金转移弹指之间，犯罪现场上天入地，如果我们还停留在狭隘的部门管辖和固步自封的信息中，必然会滞后于犯罪的发展变化。所以，创建反恐国家战略，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管控有力、信息共享的行政主管部门势在必行。但是国情不同，体制有异，不能盲目激进，应根据现实情况和需要逐步强化跨部门协同意识细化相关规则，
以上措施和建议，不但彰显了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构建防御为主法律体系，完善执法能力建设，切断恐怖融资渠道，震慑恐怖融资犯罪扩散所做的努力，而且提出了强化反恐跨部门协同意识，建立高效、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构建反恐战略机制的理论蓝图。
（二）风险为本的行政监管机制和严密对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监测
风险为本是FATF等国际组织提倡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方法，强调各国应清楚地了解影响本国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并建立与风险性质相适应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体系。2007年以来，FATF先后发布了针对会计师、贵金属经销商、房地产中介机构等不同行业的9个“风险为本”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通过有效配置资源，使洗钱风险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积极的应对，与此相适应，调整监管方法，使之与金融机构实施风险为本原则激励相容的理念开始得到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同。2012年FATF通过的新40项建议，其中对以风险为本方法执行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措施进行了明确和全面论述，使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原则最终成为国际反洗钱领域的变革方向。在风险为本监管理念下，金融机构反洗钱措施及流程的个性化增强，对监管部门风险评估以及差别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在2003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原由公安部承担的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改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设置了专门的反洗钱局。2004年设立了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领域收集和分析金融情报的专门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其主要职责是收集、整理大额与可疑交易报告。金融机构将涉嫌恐怖融资的大额与可疑交易上报给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经中心甄别和筛选后，再将判定可疑的交易信息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经反洗钱局调查，如确实涉嫌恐怖犯罪，则由反洗钱局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并协助司法部门调查涉嫌洗钱犯罪案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银监会等23个部门参加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部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是统一协调金融部门反恐怖融资方面的特定工作，探究并制定针对金融部门的反恐怖融资策略、规制和相应政策。作为反洗钱工作的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及时移送涉恐资金方面的线索，并积极配合涉恐案件的资金调查工作，有力打击了涉恐案件。从涉嫌恐怖组织到涉嫌恐怖融资，案件配合日益深入，监管力度加强。目前我国在金融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工作可供借鉴的做法相对较少。 面对新型金融业务和非正规资金转移体系以及现金运送，反恐融资和反洗钱预防和打击体系合力作用发挥需要进一步改进。
特别是风险为本方法对于公共权力部门和特定非金融部门（如非营利性组织）是一个挑战。该方法要求具有一定资源和专业知识，从国家和机构两个层面上收集、解读有关风险的信息，据此设计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并对员工进行培训。但也可能造成负面结果，包括预期的不确定性、实行统一监管面临的困难，以及客户对开户或保持业务关系时要求提供信息感到不理解。
因此在借鉴较为成熟的金融机构行政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完善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恐怖融资制度和反洗钱制度的监管，进一步强化国内反洗钱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加快构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风险评估体系， 有效落实风险为本的工作理念，提高反恐怖融资资金识别监测效率，加强新型支付机构反恐怖融资的风险防范。 而金融机构要开展预防和打击恐怖融资工作时，要完善日常联络协调、情报会商、线索移送、案件协查机制，要在切实履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客户身份识别、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密以及其他相关义务。
（三）树立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和搭建国际法与国内法适应的法律框架
面对恐怖活动犯罪和洗钱犯罪威胁，各国休戚与共，必须构建合作共赢的理念和设计因地制宜的法律框架。
我国从被动接受国际标准转向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讨论，国际合作日渐全面。目前，我国已成为FATA、欧亚地区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组织（EAG）、亚太地区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组织（APG）三个国际性组织的正式成员，顺利完成了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体系互评估，并与近20个国家/地区签署金融情报交流合作备忘录，与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主要国家建立了形式各异、紧密程度不同、各有侧重的双边联系机制或合作机制，为继续积极参与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国际合作提供了基础。
当前因为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驱使，文化认识不一，国际格局变换，对“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的认识难以统一，存在双重标准，以“难民”和“人权”问题干涉内政的情况屡屡出现，国际反恐合作仍面临诸多问题与矛盾。反恐斗争将长期化、复杂化。
在恐怖融资犯罪和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中，我国面临着FATF新标准的挑战，既有专业领域的问题又有跨部门跨行业棘手问题；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领域，面临着某些大国制定规则，迂回利用金融、贸易的技术性评估和审查试图干涉他国的政策、监管、司法和执法的情况。
现阶段共同努力防范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为此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
由此，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搭建中，笔者赞成以下观点：“当今国际法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国际条约，而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主权国家都有缔结条约的自由，如同国内社会中的每个民商事主体都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一样。因此，每个国家都有权自行决定与其他国家开展缔约谈判、签署和批准条约以及申请加入已有的条约。一个国家之所以承受条约义务的约束，是因为这个国家自主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即“依法治国”中的“法”应该包括一国所接受的国际法，并非所有的国际法都是一国的治国之法。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具体衔接中，笔者认为需要以适应国内需要为出发点，以促进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共同利益为目标，在国际合作中加强政治磋商，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有理有节坚持自己的标准和认定，区别对待和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监控金融交易，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融资活动，规定了引渡、移管和司法协助的使用程序，进一步完善反恐立法和司法制度，完善反恐怖活动工作体制机制和防范处置措施，争取反恐国际合作主动权。以实际行动在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领域及时互通情报信息，加强国际资金监管合作、强化刑事司法协助，在维护边境秩序、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等跨国犯罪方面进行了合作，积极维护国家之间的战略友好关系，加强国际战略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反恐融资和洗钱犯罪。
由以上分析可见，只有解决了恐怖融资犯罪的核心法律构建、外围的行政监管措施、辐射而来的国际合作问题，才能使刑法191条和120条围绕国家的反恐战略和法律体系真正摆脱静态状况，发挥刑法预防、惩治的作用。
综上所述，恐怖融资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生存发展壮大的经济血液，只有对恐怖融资犯罪的进行有效管控和严厉惩戒，才能遏制其输血管道，从经济基础予以致命打击。而恐怖融资犯罪的法律控制需要国际国内法律的协调融合，需要完善实务层面的具体操作，各部门配合管控涉恐资金的运转，才能面对安全领域的新威胁与新挑战，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解决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众多问题，达到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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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其展开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为深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厘清研究过程中的种种疑惑，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07年11月3—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聊城市政协在山东聊城联合举办了“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40多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历史、政治、哲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与诠释，话题涉及自由主义的方方面面。
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界定与评价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性质究竟该如何界定，是研究自由主义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这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议。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对中国近代史上自由能否称之为“主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主义是一种系统的学说，而近代中国只有一些自由思想或理念，这些思想或理念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学说，所以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有自由理念或自由思想，但没有一种自由主义。但与会的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狭义地将主义圈定在系统学说的范围内，它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既是一种观念，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同时还是在近代史上发生过作用的一种政治力量。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也认为自由主义除了是一种价值观念外，还是一种可以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以及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原则。
与自由主义概念界定密切相关的是自由主义评价的问题。如何评判不同层面表现形式的自由主义或者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作用，学者们对此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两个层面上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作用与意义：一是自由主义传入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适应了近代中国人民对外反压迫、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和对内反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双重需求；二是可以从思想史的层面对自由主义的作用给予肯定，即自由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的流行，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意义，为国人追求社会进步提供了批判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向往新社会的指示标。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则用“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来评价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即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仅仅在精神层面，如经济、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设计，而落实到具体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却未能结出果实，未能演化为一有力的社会运动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耿云志依据自己对自由主义形态作出的分类，对自由主义的作用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考量，指出作为思想观念的自由主义在我国教育、思想、文化等领域曾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作为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与大多数学者评价自由主义作用的做法不同，闫润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则反对对自由主义作价值的评判。她从世界范围这一宏观视域出发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结论——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主流的自由主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被全部贯彻和实行过，所以我们不能用唯一的尺度去衡量自由的实现程度，要避免对其作出价值评判，我们只要把握依法保障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共享的思想特征即可。依据这一分析范式，她对中国的自由主义从自由与宪政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带上了“中国特色”：首先，作为自由主义追求的终极价值的个人自由虽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认同的目标价值，但是知识分子的当下选择却是倾向于以团体为重或优先考虑富强之需，个体本位的自由理念在中国却难有极致的表达，给人以不甚牢固之感。其次，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宪政与自由同步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中国宪政的实现作出了言论、舆论和行为上的努力。但是中国的宪政只是仿造品，是被作为一种救国实现富强的手段提上日程的，所以产生了对宪政的迟疑甚或反对，并且格外注重掌权人格之于立宪政治的意义，这是西方宪政中少有的现象。阎教授避免对中国自由主义作价值评判而是探索其特色的见解颇具新意，并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自由主义的评价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评价标准，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基本概括和表述了当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看法与争议。这些分歧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对自由主义作用和影响的全面认识，更有利于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遭遇困境原因的解析
学者们对自由主义的作用所作出的消极性的评价，自然要引起人们对另一问题的追问，即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为何不能获得足够发挥的空间，换言之，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遭遇困境的原因究竟何在？
何晓明对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精神之花”的原因做了详细的剖析。首先，他陈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不同的内在生理基因；其次，近代中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有着支持自由主义的发达的中产阶级这一社会基础以及为自由主义提供养料的民主传统、竞争观念和个体性价值原则；第三，近代中国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剧烈的社会，温和的渐进的社会改革方式没有力量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自由主义自然得不到现实的青睐。何教授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的全面剖析有益于我们的理解与认识。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探讨了晚清自由主义，他认为，可以用殷海光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评价去理解：（1）“先天不足”：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种舶来品，没有深厚的文化土壤，缺乏历史根基。（2）“后天失调”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自由主义缺乏理论建设，未形成深刻、严谨的理论体系；其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基础；再次，自由主义者只具有学者的性格和素质，没有政治家的能力与素质；最后，近代中国缺乏和平稳定的社会背景。陈先初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认为中国缺乏自由主义成长与实现的条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有秩序的社会政治环境，二是自由主义者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选择失当，三是缺乏中产阶级的支持。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的社会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强大的中间阶层，并且十分赞同美国学者格里德关于自由主义失败的分析。
耿云志认为应该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样才能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何以不能持续保持自己发育成长的空间这一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耿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赞同，认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后应该做更加深入细微的研究。
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探源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是多元的，其中既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说和思想，又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挖掘资源，这可以说是研究者的共识。史革新把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概括为“三因素”或“二因素”论：即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学说、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三因素”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而日本明治维新后流行的自由主义是源自欧洲的舶来品，而非原创，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变型，所以“三因素”可以简约为“二因素”。左玉河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方理论的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美国，主要是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可称为新自由主义，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二是来自英国，是拉斯基的费边主义，又名自由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等人为代表。
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怎样进入中国并发生作用与变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关系等，学术界已有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论述。相比较而言，对于中国本土传统中自由资源与因素的挖掘和发现学术界则用力不多，迄今少有这方面的有分量、精到的论述和分析。有鉴于此，耿云志呼吁对自由作观念史的探讨，尤其需要考察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引介入中国以前，汉语文献中“自由”的原始语义和使用的种种语境，对中国古代的相关资源进行整理。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观念史上，可以深刻理解西方自由概念与中国词语的对接和其原始语义的转换；同时有利于深刻地理解中西文化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真实关系。通过考察与梳理中国文献，他认为，中国虽未发展出成熟的近代自由思想，但可与近代自由思想相衔接的思想因素和可供近代自由思想生长的土壤在中国是存在的。
王法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将对自由主义传统思想资源追溯的时段放在了乾嘉后期。他通过对乾嘉后期汉学的考察，归纳出乾嘉后期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即自求变化，并指出乾嘉后期学者整理贯通传统学术资源，方法日趋精密，学术态度日趋开放，其适应于时代的学术成就，显示出一种具有兼容、开放的思想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近代自由与理性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乾嘉后期的学术及其彰显的种种精神虽然可以作为近代自由与理性的资源，但它本身则不能开出自由主义。
与上述两学者用现代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同，宋志明则以严复、胡适、孙中山和熊十力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了自由理念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严复有把自已理念同儒学对立起来的倾向，但他没有把个体性原则同群体性原则对立起来，对儒学也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胡适则把自由理念与儒学对立起来，把个体性原则同群体性原则也对立起来，思想比较偏激；孙中山和熊十力试图把自由理念与儒学融会贯通，体现出较强的思想原创力。宋教授认为在中国培育自由理念，不应该将个体性原则与群体性原则对立起来，二者都不可少。
由于目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本土资源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学者们在会议上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路径与方法，以后应从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微，以期能形成对自由主义思想来源的全面认识。
四、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
近代中国是一个思想驳杂、思想流派众多、各种救国思潮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我们对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潮、主义关系的关注。究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自由主义与哪些思潮处于同一层面上，各种思潮的层次性如何，自由主义与当时流行的其他主义思潮的关系是紧张还是相安无事，这些问题自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对于学术界通常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考察的学术观点，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话语体系中的确是并列的，它们都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而诞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各为其他二者的对立而存在，并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的理论建构和行为努力上。但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背景来硬套中国的实际情况，近代中国的三种主义关注的并非同一焦点，针对解决的并非同一层面上的问题，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政治思潮，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出路的选择与设计，而中国保守主义却是一种文化思潮，是针对解决中国文化出路而提出的，并不像西方的保守主义那样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所以将三种主义并列考察的传统学术观点有失偏颇。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人物，可以说是多面相的，文化主张上可能是保守主义者，政治主张上可能就是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如张君劢，从文化上说他是保守主义者，而政治上却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不应该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相提并论。郑教授认为从文化上说，保守主义是与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列的，是同一层面的文化主张与设计。郑教授的提法不囿于前人观点，见解独到且言之成理，持之成据，从而大大充实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则认为可以从救国层面上的思潮偏向性来解读近代中国的主义和思潮，换言之，即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思潮都是围绕救国出现的，但在设计上有自己优先考虑的利益团体，形成了以民族、阶级和个体优先的路线，于是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何教授的分类标准似嫌重合，但他的思路值得借鉴和思考。
关于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关系，暨爱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他认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可以借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将之称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他首先从理论层面对自由主义理论与民族主义理论既紧张又具“原生的亲缘性”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二者的价值可以调和，二者可以融会贯通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然后联系中国的实际，认为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源于对中国民族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息息相关的，所以，自由主义这一“工具合理性行动”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与民族主义发生着密切的关联——自由主义被中国的有识之士作为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两种主义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指向。同时，理论上的“原生的亲缘性”使两者很快融合在一起。对暨爱民的这一观点，郑大华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由于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主义渗透于近代中国的一切主义之中，近代中国的思想家，无论他是保守、自由，还是激进，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他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是西方学者用来指涉西方思想史上的某些思想家或思想家群体的，它可能适合于西方，并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对于西方的一些学术观点或概念，我们可以借用，但必须经过本土化的处理，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他对当下学术界盛行的那种以中国的具体事实套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或概念、言必引西方之经、据西方之典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应该说，郑教授的这一批评切中时弊，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由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的探讨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各种主义和思潮。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国的各种主义都是作为救国的工具被引进到中国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胡适对个人自由与国家关系的表述。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他所追求个人自由的根源正在于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可见，时代任务紧迫下的国人始终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他们所信仰的思想与主义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思想人物强国的追求始终未变，但时代的变化要求他们改变自己信奉的救国工具，所以他们的思想才显得复杂多变。郑教授的这一提法凸显了救国的时代任务在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心中的地位与分量，彰显了近代中国沉亡沦胥的危难时局，得到了与会学者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认同。郭双林就认为纳入我们今天研究视野的近代思想家都是民族主义者，救国救民是他们遴选自己理论信仰的重要标尺。史革新提出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认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即以实现国家独立和进步的直接目的和更深层次的理性追求，两种追求在近代思想人物身上合一。但是，在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中，民族和国家的选择更加迫切，知识分子可能为了这一直接的追求放弃和更改自己的理性和价值追求。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从方法论上讲，郑大华的说法有泛工具主义的倾向。翁贺凯（清华大学历史系）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主要的追求，除了大家所认可的求独求富的目标外，力争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也应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工具性的强调略有矮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本身追求之嫌。可见，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和主张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一方面彰显了良好的学术争鸣的氛围，另一方面揭示了这一论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演变历程的考察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变迁的过程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通过选取近代中国的期刊、报纸、争论等为考察路径，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演变或作宏观考量，或作分时段考析，展现了近代自由主义演变、发展的全貌。
（一）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演变历程的宏观梳理
耿云志从自由主义形态的嬗变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做了梳理，认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严复正式引介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原典到新文化运动前，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曾经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与诉求；抗战时期及战后一段时期，在国共既合作又摩擦的态势下，自由主义作为中间力量得到成长，自由主义已经转变为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
申晓云（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将考察的重点集中于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以他们在近代史上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近代动荡历史背景下这一团体的曲折心路进行了考察，以此折射出近代史上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她指出，这些科技精英的选择源于他们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与徘徊。这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共有的精神气质。
（二）对自由主义进行阶段性的梳理，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后期
喻大华对晚清时期自由主义言论与实践进行了剖析。他以严复、梁启超等早期自由主义者为典型，探讨了晚清自由主义思想家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构想和实践，揭示了其成败得失和理论误区。史革新的论述集中在对自由主义发端的探讨上。与把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端归结于严复的宣传介绍的传统观点不同，史教授认为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自由主义片段思想已经陆续传入中国，并为少数开明人士所接受，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这些零星、片断的论述为甲午战后对自由主义系统的认识以及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涌入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胡其柱（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考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演变过程时，选择了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做研究，这一思路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肯定。他考察了晚清以来“自由”词义的衍变，梳理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自由”词义的重塑过程。通过对比研究，他指出“自由”一词内涵在西方和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差异，即中国“自由”一词除了内涵模糊、语义复杂外，不具有西方所赋予的人人有权参与政治的精神内涵，所以近代中国在引入“liberty”一词与实现这一词语与“自由”一词对接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早期的传教士向中国介绍“liberty”时选择的是“自主”一词，虽然中西官方往来文件中对“自由”的使用有些微改变，但整个大的语词环境并未发生大变化。随着19世纪70年代后“自由”新义在日本定型后，出使西方的黄遵宪为“自由”等新式词语从日本向中国回归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次对“自由”作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诠释。接着“自由”一词在中国得到流传并随着甲午战争后严复等人对西学的直接翻译促成了“自由”一词进入了中国语词表达体系的核心层面。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对“自由”现代新义的解释与推行，“自由”语词流行起来，并引起了张之洞、康有为等囿于“自由”传统词义顾虑的人的反对。胡其柱的文章表达了“自由”新义在中国产生并逐渐受到国人欢迎并加以引用的过程，论述了“自由”这一在古语中处于边缘地位词语逐渐向中心进发的历程以及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表达自由主义，并为对“自由”做语义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和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关键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的变迁，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流，这一时代背景无疑将对自由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与作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兴趣。禹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天津《益世报》为中心，从解析30年代自由主义的多重语境入手，论述并分析了此时期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张太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选取30年代民主与独裁为题，避开对此做价值层面探讨的传统做法，而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窥探论争者双方的真实心态，得出结论：尽管3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存在歧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关怀，就是怎样在日益急迫的内忧外患中来救国以及他们自身如何施展智能，即“知识阶级”如何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为中心考察了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观。他指出，当时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等报刊为平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对法西斯主义给予了自然而深刻的批判，发出了“法西斯主义不能救中国，中国不需要法西斯主义”的呐喊，从而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中国新闻界和知识界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承担的责任和体现的价值所在。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政治发生急剧转型的时期，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军事的对峙以及4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这些都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上了十字街头，选择谁又离弃谁，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巨变的形势前该作出怎样的调整与适应，这些都等待自由主义的回答。卫春回（华东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的宪政理想。她指出，实现宪政的国家政体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一贯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抗战胜利后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建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均力主有别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对宪政问题的理论阐发和探讨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法治原则、分权原则、政党政治是自由主义者关注和分析的重点，这些充满学理意义的论说，不仅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髓和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的主流发展趋势，也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左玉河则以1948年《大公报》等重要报刊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为中心，首先展示了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的对话和分歧，接着论述了当时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探索与观点的修正，描述了4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学理的变迁。何卓恩将考察下延到了1950年代，以1950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刊物《自由中国》的作者群为对象，考察了他们对自由与平等这一问题看法的转变过程，揭示了自由主义理论变迁与政治变化的互动关系。
六、对自由主义思想家个案的研究
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讨自然会引起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关注，因为他们对自由主义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自由主义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对自由主义的践行做出了巨大贡献，个案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对严复、胡适、傅斯年等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外，对以前未进入人们视野中的陈序经、钱玄同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有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对自由观的学理分析、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阐释、思想家自由思想渊源的探究等问题。
严复是研究自由主义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此次会议个案研讨的重点。耿云志认为严复是第一个正式引介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原典思想的学者，并指出严复在相当程度上比较准确地传达出了密尔的思想。郭汉民（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一方面论述了严复自成体系的自由观，另一方面则对学界流行的认为严复自由思想前期激进、中期保守、晚期倒退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他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通过对这一事件前后严复自由观变迁的考察并得出结论：严复的自由观是一脉相承的体系，戊戌前后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是其自由观的内涵更加丰富了，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发生了倒退。俞祖华和赵慧峰（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则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范式考察了严复的自由观的意义，论述了严复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及自由学说的特点，指出应辩证地看待严复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开启的作用和缺失。
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也是这次会议的讨论重点。陈先初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推进自由主义前进的作用，认为他本身就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化身和缩影，是考察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最佳视角。他首先梳理了胡适自由主义的行为实践，然后论述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最后从胡适遭遇的困境出发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做出了分析。以小窥大，陈教授对胡适行为与思想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全貌。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利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理论剖析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指出胡适实验主义背后是一以贯之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马亮宽（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首次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界定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刘贵福（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强调指出，五四时期钱玄同自由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各种思想的包容态度上，并叙述了钱玄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种种行为。宋广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努力》周报为中心，通过整理丁文江的言论，探讨了丁文江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翁贺凯探讨了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这一老生常谈的课题，并得出新的结论，即这一观点并未偏离张君劢以宪政和民主政治作为中国立国“常规”的一贯立场。张世保（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强调指出陈序经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对主权思想的阐释，他梳理和分析了陈序经的自由主义主权思想及其具体运用，为我们认识陈序经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之，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展开热烈的讨论，厘清了关于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推动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发展及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李文苓］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课程旨在综合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道德教育与道德情境相结合的实训式教学方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增强大学生性道德的敏锐感和判断力，减少大学生在异性交往中的性道德失范行为。研究重点考察课程中道德相对主义正反意义的板块内容对大学生性道德的影响。结果显示，道德相对主义对被试的负面影响减小，被试的性道德观念得到正向改变。由此可见，基于心理健康教育实训的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课程能有效应对大学生受道德相对主义影响产生性道德失范和性行为偏失的状况，是高校性道德教育的一种可行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道德相对主义 实训课程 大学生 性道德
一、引言
道德相对主义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与道德绝对主义对立的思潮，近年来成为西方伦理学的主流立场[1-2]，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据2016年1月《人民论坛》的调查评选结果显示，“道德相对主义”入选“2015年中外十大思潮”，其影响范围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产生较大的冲击。道德相对主义主要表现为价值澄清，“强调道德观的多样性，注重道德的情境性，坚持道德标准的相对性”，这虽然有助于人们选择自己的价值观，但却忽略了道德内容的教育，忽视了道德行为的指导，在一些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道德问题上束手无策，最终导致价值观混乱和无政府主义[3]。随着发展，道德相对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已经蔓延到高校，尤其是在大学生性道德观问题上。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比例的显著提高、感染艾滋病人数的不断攀升等均充分反映出道德相对主义对当代大学生性道德观的影响。目前，国外研究对道德相对主义在高校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影响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国内学研究通过引介国外著作和观点对道德相对主义进行批判的较多[4-6]，对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教育的思考也多停留在理论层面[7]，具体探究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抵御道德相对主义负面影响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性道德这一方面。然而，面对道德相对主义思潮影响下，大学生性道德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厘清道德相对主义的正反意义，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性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当前，高校性道德教育主要以专题教学和主题讲座两种形式展开。前者虽然此后者能够大范围传递正确的性道德规范，但对大学生性观念偏颇、性行为不当的实际改善效果较小；后者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规范异性交往上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但影响效果持久性不够，并且两者均属于大班化教育，教学缺乏针对性。性道德问题不仅仅是思想和行为问题，也存在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性道德教育问题上，结合思想道德教育（简称“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简称“心育”）的内容将更为行之有效。也就是说，德育和心育相结合的实训式小班化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课程对大学生性道德是更为有效、可行的办法。
大学生性道德的改善，可以从个体的性心理入手，加深其对性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境对性道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进行辩论，明确其中的正反意义，从而达到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规范性道德行为的目的。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道德相对主义实训式课程中道德相对主义正反意义板块内容对大学生性道德的影响效果，以进一步论证道德相对主义实训式课程对提升大学生性道德所起的作用。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浙江财经大学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选定30名存在性道德观念偏失或者性行为失范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13人，女生17人，年龄在18-24岁之间。
（二）研究工具
1.大学生性道德价值观问卷[8]。该问卷由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的易遵尧、张进辅和曾维希编制，问卷的因素结构清晰，信效度较高，可以作为评判大学生性道德价值观的有效工具。问卷共32个条目，采用Likert5级记分，包括“完全同意”、“基本同意”、“说不清楚”、“基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5个等级，条目采用正向叙述的时候，分别赋予5分，4分，3分，2分，1分，采用反向叙述的时候分别赋予1分，2分，3分，4分，5分。条目3，5，7，11，14，20，26，29，30为反向叙述。
2.课程效果检验问卷。该问卷为自制开放式问卷，用于检验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课程对大学生性道德提升效果的检验，分别在课程前后进行施测。主要包括“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是否同意婚前同居并说明理由”、“在异性交往中应该注意哪些性道德问题”、“课程前后你的性道德观发生了哪些变化”等四个问题。其中，“课程前后你的性道德观发生了哪些变化”仅用于课程后问卷。
（三）研究步骤
1.前测。使用“大学生性道德价值观问卷”和“自编课程效果检验问卷”对30名大学生被试进行测试。
2.实施道德相对主义教育“正反意义”板块课程。该板块课程分为2次，每次课程2个课时，共约90分钟。2次课程之间间隔一周，具体流程和内容见表1.
3.后测。课程结束后一周，使用“大学生性道德价值观问卷”和“自编课程效果检验问卷”再次对30名大学生被试进行测试。
三、结果与分析
（一）性道德价值观问卷差异显著性检验
使用SPSS16.0对30名被试性道德价值观各维度前后测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此看出， 通过道德相对主义教育实训课程，被试学生的性道德价值观得到了提升，并且除自慰（p=0.396）和同性恋（p=0.436）两个子维度外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1）。
（二）自编开放式课程效果检验问卷比较
通过对课程前后自编开放式问卷的对比分析发现：在“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上，88.6%的被试学生参与课程后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更加谨慎；在“是否同意婚前同居”上，85.9%的被试学生参与课程后表示反对婚前同居，性道德是所表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在异性交往中应该注意哪些性道德问题”上，授课前提出具体应注意的性道德问题的只有8.7%，而在授课后77.5%的被试学生都从不同方面提出注意点；在“课程前后你的性道德观发生了哪些变化”上，90.4%的被试学生认为自己的性道德观有了很大的改进，9.6%的被试学生认为自己的性道德观有了一定的改进。由此可见，被试学生在参加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课程后，在性道德问题上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四、讨论与展望
（一）课程的效果及产生原因
1.课程提升了学生对道德相对主义的认识。参加课程的被试学生课前大多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思想中的道德相对主义成分，少数意识到的学生也并不认为其对自己的性道德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课程的过程中，被试学生通过活动、案例、辩论、视频和情境表演等实训了解并认识道德相对主义及其对性道德的影响，在分享和讨论中增强了自身对性道德的敏感性、判断和选择能力，提升了对自身性道德问题的监控和教育。从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实训课程前后被试的性道德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位学生表示：“参加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道德相对主义在婚前性行为问题上是给人推脱和逃避责任的一种借口，对之前不反对的态度我需要反思”。
2.课程增强了学生对性道德的敏锐感和判断力。课程花费了大量时间引导被试学生去分析具体案例和情境，让他们在实践中反思和澄清自身的性道德价值观，使被试学生的性道德敏锐感和判断力有了巨大的提升。从大学生性道德观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在责任、感情、伦理、贞操、忠诚和自愿等六个维度上课程前后的得分差异均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p < 0.001）。开放式问卷中学生的回答也反馈出，绝大多数被试学生在实训课程后对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等涉及大学生性道德失范行为的问题有更积极的态度，认为不应该发生，表示爱情、婚姻和性都需要责任，爱和性不是划等号的。这表明，相比实训课程前，被试学生对异性交往中的性道德有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对性道德观的偏颇和性行为的失范有了更高的敏锐感和判断力。
3.课程加大了学生对性道德失范行为的自我监控。课程中的分享讨论部分，让被试学生在交流中对自己的性道德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团队的认可和性道德问题的一系列实训活动设计，都有助于提升学生对性道德失范行为的认识。课程前后，“责任”和“伦理”两个维度的显著差异（p < 0.001）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被试学生对性道德失范行为的自我监控和教育有所提升。并且，从被试学生开放式问卷的自我反馈中也能看出，参加课程后的学生更能约束自己性道德的行为问题。例如，有名学生说：“参加课程后，我对自己向女友提出性要求表示惭愧，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关乎责任、道德的问题，我觉得相爱又自愿就可以，现在我不这么想了，除非走入婚姻，不然以后我也不会贸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二）课程的不足与改进设想
首先，本课程的内容设计在道德相对主义的正面成分的实际运用上有所欠缺，使得学生通过课程所获得的性道德的正向改变的持久性得不到保证。其次，本课程因为结合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不同与一般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学生在课堂上的内心体验更加深刻，在实训活动环节，尤其是交流讨论的欲求时间大于课程的预设时间，虽然在实际课程中进行了及时调整，但是时间仍然略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程的效果。因此，在以后的课程设计中，一方面应增加对应相对道德主义中积极成分的体验环节，另一方面应合理安排各个环节的时间，以求将课程的效果提升到最大限度。
然而，总体而言，基于心理健康教育实训的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课程能引导大学生辩证地看待道德相对主义，增强大学生性道德的敏锐感和判断力，提高大学生在异性交往中对性道德失范行为的自我监控和自我教育能力，使大学生的性道德整体得到提升。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课程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德育与心育相结合的原则上进行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设计，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够有效应对大学生受道德相对主义影响产生的性道德失范和性行为偏失，是高校性道德教育的一种可行方式和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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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ohn W. Cook（2000）， Moral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0l. 102， No.2， pp.415-416.
[3]史蒂文·卢克斯著，陈锐译，《道德相对主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
[4]王晓升，“道德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批判”，《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5]陈真，“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的客观性”，《学术研究》，2008年第12期。
[6]聂文军，“道德相对主义的多重合理性、挑战与续思”，《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1期。
[7]程红艳，“道德相对主义时代的公民道德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8期。
[8]易遵尧等，“大学生性道德价值观的结构及问卷编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现状
第一, 现在校园内到处渗透着网络信息技术, 而高校学生也因为现代软件技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认知和判断力, 他们的学习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网络的开放性使互联网作为误导和侵蚀学生的思想, 这很容易造成软件技术专业学生迷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从而失去了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
第二, 很多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时只注重实践课, 忽略的的理论课, 因为他们知道将来企业需要的是有更多专业技能的人才, 这就导致很多技术专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缺乏主动性, 甚至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现在我国高职学生就业压力大, 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无关紧要, 更愿意接受专业训练,
第三, 我们不能忘记我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 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是将来国家和社会不能忽视的力量, 但如果他们轻信网络谣言, 受到生活中各类负面信息的影响, 便会丧失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的认同。
二、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存在的问题
第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学校德育领域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方位的, 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意义, 只有他们有了正确的信念, 将来走向社会之后才会有条件和机会去实[2]。所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能只把重心放在学生的日常生活方面, 而是要与自己的社会工作实践相结合。我们经过调查, 在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处于管理岗位的软件技术专业学生会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在学校期对走向社会后影响最大的一门课程。所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第二, 不少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上打游戏、睡觉、玩手机或者做其他功课, 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专心听老师讲课, 也不会参与课堂的互动, 更不会跟着老师的思路去主动地学习思考。
第三, 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上课模式单一, 老师的课堂教学方法也不够丰富, 对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还有一定差距的吸引力, 调查中表明, 这些学生中仅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学生认为老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手段比较丰富, 而超过百分之六十六的学生认为是枯燥无味的灌输式教学方法, 就算是互动的模式也仅仅超过百分之十五。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模式还有待提高。
三、提升软件技术专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认同的措施
第一, 不断的开展各种专题性的创新社会实践活动是提高软件技术专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认同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也就是说要想把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的视野引导到不断改变的现实社会之中就是要不断开展创新的专题性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因为要想让他们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更好的认识现代中国的迅速发展, 只有让他们亲自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这样才能产生思想上的强烈认同[3]。另外, 我们要关注像航天及经济发展领域等最近我国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成果和辉煌成就, 这样选定科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 再加以科学正面的教育和引导, 用科学的方式和途径, 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寒暑假期间, 以小组形式、团队形式去实地考察, 亲身感受。也可以通过播放爱国系列宣传片让同学们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号召力和生命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用宣传片的方式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浓缩, 让同学们对这些成就的了解与认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再就是也可以利用正反两面教材一边激励同学们为中华民族中国梦而奋斗, 让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进一步认识到要发展新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 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能力问题是增强软件技术专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所以我们要大力加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大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以及促进专业化发展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要科学的提升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水平, 以多种开放灵活有弹性的模式, 并以校园培训为基础, 交流考察, 学习研讨, 有层次有时效的培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教学能力, 并且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设。再就是我们要通过严格高标准的教育, 为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三是要设置激励措施, 激发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度和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的待遇低, 没有激励政策也是导致他们不积极不主动的原因之一, 这样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逐渐下滑, 所以高职院校一定要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程度, 不断激发思想教育工作者创新教学和创新工作的热情。
第三, 对于学校来说, 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放在高职教育体系中的首位, 而要想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 学校必须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课程, 让学生实现品德教养、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统一发展, 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创新并对其教学内容进行不断优化, 让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强大影响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进而有效地激发学生们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取得的优秀成果的学习和探索热情。
第四, 为软件技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营造一个好的校园氛围, 不仅仅是教学, 更是增强软件技术专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认同层面, 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普遍性。
所以, 高校要想实现校园文化教育育人, 并营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探究氛围, 内涵建设的注重在校园文化的加强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 并且要通过校内各种微信或者微博、视频等新媒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 开展新型的教育活动。再就是要对校园内先进典型的人物进行核心价值建设和宣传。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 用认同先进模范榜样的心理活动增强软件技术专业学生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量, 因为身边同学都是同龄人, 交流没有代沟和障碍, 就可以影响和带动同龄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习的积极性, 用正面的力量激励和鼓舞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去学习并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事业, 更要加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学生社团, 调动学生党员等骨干的积极性, 创造有利条件让学生引导和影响学生的思想教育学习, 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群体中的全面渗透。
综上所述, 每一个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是否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高校教师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学生可能会对一位好老师一堂课的一段话终身难忘, 甚至是自己人生道路上奋斗的精神支柱。一位老师要培养出全面理解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 首先自己必须真正理解。这也是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否能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
摘要：我们在不同阶段的教育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所以我们要为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设计不同且又能衔接的内容。而且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 并编写马克思主义教科书, 学生有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才能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理想。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在一个学生的成长道路上也很重要, 而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学习软件技术专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认识和学习。
关键词：软件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参考文献
[1] 王佳, 胡巍.高师院校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承的特殊性[J].现代教育科学, 2016, 36 (12) :80-84.
[2] 赵春波, 曾易.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知行转化问题研究[J].黑河学刊, 2017, 16 (5) :138-139.
马克思主义探究论文范文第6篇
一、探究式教学的概述
在高校的教学中, 教学方式作为重要的内容, 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中, 如何将教学方式与课程内容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成为其中的关键, 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就是其中的一种, 所谓的探究式的教学就是在课堂的教学中, 教师根据课程的特点设计教学目标, 然后在课堂中, 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和主体, 让学生对知识进行探究学习,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辨能力[1], 故此, 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 借助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可以将原本枯燥无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变得更加具有实践意义, 使得学生减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持排斥态度, 故此,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 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方式, 一方面可以改变传统僵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 通过这种探索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知识进行讨论, 而讨论的结果通过教师的评价可以进行整理, 这样学生能够更加细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2], 另一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堂中, 通过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 这样学生为了使自己的困惑得到解答, 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查阅资料以证实或证伪某些观点, 会不断推进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体会到理论的内在魅力, 从而慢慢消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排斥心理, 增强主动了解的意识, 并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 促进学生价值观的形成[3]。
二、探究式教学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的要点
(一) 课前准备
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 要做好课前准备, 对教学目标和重难点进行整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中, 教师在进行探究式的教学前, 要先做好课前准备, 在原本的高校理论课程教学中, 由于受到僵化教学理论和教学方式的影响, 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学到表面的理论知识, 缺乏对知识的理解, 会影响学生的后续学习, 故此,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学习中, 借助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一方面, 在课前的准备中, 要确立其教学目标, 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 要根据课本内容确定本节课的探究目标, 在探究目标的制定中, 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课本内容确定一个学生感兴趣的探究目标, 这样可以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融入到课堂的学习中, 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另一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 要将课本中的重难点进行整理, 这样可以让学生对本节课的重点知识进行学习, 从而保障学生的学习效率, 这样也可以为教师确定的探究目标提供内容, 使学生有可能在后续的探究式教学中发挥主体作用, 保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校效率。故此,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 确定教学目标是探究式教学的重要环节[4]。
(二) 创新教学方式
创新探究教学的内容,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与教师的教学方式相结合, 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在原本的教学中, 教师大多采用灌输的方式进行教学, 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无法融入课程的内容中, 学生只学习到表面的知识, 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 同时教学水平受到限制, 故此, 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 要创新其教学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堂中, 教师可以采用提问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也就是在课堂的学习中,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较为抽象, 大多数是一些理论知识,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无法理解时教师可以通过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让学生唤醒自己内心的问题意识, 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 同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中, 要为学生创造一个民主的课堂氛围, 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以学生为本, 尊重和相信学生的能力, 以宽容、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 这样, 学生就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能力, 让学生对于知识具有更加充分的理解。故此, 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教学中, 创新其教学方式, 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也是其中的重点[5]。
(三) 开展讨论
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 借助多媒体的技术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也是探究式教学中的重点和关键。在一些学校中, 大多具备先进的多媒体, 这样可以帮助教师开展探究式的教学, 故此, 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先对学生进行分组, 在分组的过程中就可以将每个讨论的主题下放到各个小组, 然后在准备让各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前, 可以将本节课的内容制作成课件, 通过视频和图片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充分的理解本节课的内容, 并将每组讨论中的重点展示出来, 这样可以让每个小组根据自己的讨论主题进行搜集资料, 之后进行讨论和学习, 这样, 教师就可以让不同的小组将自己的讨论成果进行展示, 从而提高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学习效果, 故此, 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中, 教师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积极的引导, 学生能够通过参与学习主题的讨论, 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引导, 提高学生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6]。
(四) 创新及时评价机制
创新教师的及时评价机制也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探究式教学的重要切入点。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及时的评价, 使得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学习问题, 可以让大学生体会到理论思考的乐趣, 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并进而内聚为强大的内部动力, 增强深人思考的探究兴趣, 并对其进行纠正是其中的重点, 故此, 创新其及时评价机制至关重要, 在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中, 教师不能只是凭借学生的期末成绩给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 在评价机制中, 要将组员之间的互评、教师的评价以及学生的额日常表现形式等进行整合, 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给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 尤其是在评价机制中, 学生的自我评价和互评是其中的重点, 它可以反应出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 并让教师通过每节课的评价结果对下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保障学生能够对自己的学习具有客观的认识, 因此, 创设公平客观的及时评价, 可以让学生直观的认识自己的学习成果, 并对学生中的问题进行纠正和调整, 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7]。
三、结语
总而言之, 要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要善于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 借助创新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兴趣, 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 故此,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中, 要做好课前准备, 根据课本内容将重难点和教学目标进行制定, 并创新教学方式, 并让学生就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重难点进行讨论, 及时对学生的本节课学习进行评价, 让学生能够及时纠正自己学习中的问题,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摘要：在高校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重要的一门课程, 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但是, 该门课程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 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不大, 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故此, 采用探究式的新型教学方式对于提高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至关重要, 本文从探究式教学的概述以及探究式教学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的要点等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和研究, 让学生能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的认识, 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理解和学习。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探究式教学,要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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