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马克思实践哲学不同于“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经院哲学，它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形态”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是：由经济学转升到哲学。即：由经济学范畴“劳动”上升为哲学概念“对象性”和“实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面界定了他的实践哲学各范畴，尤其是“主体”、“客体”概念的本质含义，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形成了实践唯物论、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实践主客体辩证法、实践唯物史观合一的实践哲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的完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今天，返本开新、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路径；体系架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李世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马克思实践哲学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立足于现实生活，致力于世俗世界的改造，这决定了它不同于旨在“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哲学。

马克思开创的是实践哲学，不再单纯解释自然、人或社会各自是什么，而是以主体人与客体的自然、社会的交互作用的“活动”为其哲学的考察点和奠基点。马克思实践哲学定位于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因而它是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是行动中的哲学。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是以什么路径创建的呢?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忆说：“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官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终动因。”按照黑格尔国家、法等都是普遍理性的体现，可现实物质生活却并非如此。“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马克思正是从物质利益这种经济关系人手进入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分析性批判，这种批判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可能；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使马克思真正转入实践哲学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正如《手稿》的题目：经济学——哲学，即由经济学转到哲学，正是这种转向使马克思开辟了实践哲学的路径，《手稿》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诞生地。

哲学史上，黑格尔哲学致力于解决实体与主体、存在与精神抽象对立的二元论，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外化或异化产生出实体存在，以求存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黑格尔的功绩。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借用并区别了黑格尔的对象化、外化、异化、对象性等重要概念，阐述了他的实践哲学。《手稿》既吸取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劳动”的唯心主义认识；既吸取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异化主体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人的直观理解；既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其对劳动和劳动者割裂的错误，进而把劳动和异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异化是哲学概念，劳动是政治经济学范畴。在对异化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在区分对象化、外化、异化的同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外化就是生产劳动，即实践的最基本形式。

《手稿》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而这些分析始终贯穿着“劳动”这一核心概念。国民经济学指出劳动创造价值，但实际生活中却是越劳动，越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反而自己越贫困，“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力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从这个“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不是对象化的确证，对象化变为异化，这就从经济学的批判分析转入了哲学领域的探讨。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把对象化、异化的主体、客体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和规定，通过这种规定，马克思把对象化活动改造为自己的“实践”概念，奠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

凡对象化、异化都一定有其主体和客体。对象化、异化都有主体的活动指向外在的客体使客体发生改变的含义。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主体、客体却有不同的理解。黑格尔的主体是唯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绝对精神，客体是消极的被动的物质存在；费尔巴哈的主体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客体是宗教(上帝)。费尔巴哈的进步在于把主体还原为自然的人，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主、客体思想，对对象化活动的主体在《手稿》中理解为具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劳动)本质的人，在《提纲》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作为对象化主体的人的界定，这一界定是对主体的本质规定。《提纲》第6、7、10小节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主观性、抽象性，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活动的主体的真正本质，即实践主体的本质内涵。

在《手稿》和《提纲》中，马克思也揭示了对象化活动的客体的本质含义。黑格尔认为：自然(客体)是由绝对精神创造的，是绝对精神的外在化。因此，它带有它的创造主的神秘印迹。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只把自然当作人类感觉、直观的对象，而不是当作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处在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是不符合人的目的，只是在把自然界加以改造过之后，它才变为人的存在物。所以，自然界对人说来并不像动物那样直接存在着，而是按照它被人们改造过的那种状态存在着。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还通过考察工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经过劳动和工业改造过的自然界，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只有这种人化自然界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客体。对客体的深刻的、关键性的阐明是在《提纲》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人的活动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并要把客体“从实践的主体方面来理解”。所谓客体，是实践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客体。其二是说，客体不是脱离主体而存在，客体是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赋予的，客体从属于主体，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提纲》第三节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对象性活动(即“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客体是“环境”和“自我”。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所指向、所改变的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自身。主体既改造了大自然，又同时改造了社会和人自身。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对象化活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创立的第一个逻辑起点，也是打开和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把钥匙，而这一逻辑起点，首先是在《手稿》中剖析并展开的。《手稿》是马克思“实践”范畴的萌生地，由它直接通向了《提纲》，从《手稿》到《提纲》一直贯穿着对象化活动这个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入门概念。对象化一对象性活动转升为实践的逻辑思路，诞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象化”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生成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和解读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结构的钥匙。《提纲》把《手稿》中的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并对实践的主、客体作了不同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全新的理解和规定，从而宣告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包括：实践唯物史观、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唯物论、实践价值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架构创建的完成。

2．《提纲》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客体以及两者关系作了全面的、纲领性的、本质上的规定，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提纲》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写作大纲。

3．实践的主体是社会性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这就宣告了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宗教创世观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破产。马克思《手稿》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讥讽坚持英雄史观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是“神圣家族”，指出：历史“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恩格斯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到：“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紧随《神圣家族》之后的《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社会性的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基础上，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4．马克思对实践主、客体的本质规定，同时宣告了马克思实践认识论的诞生。马克思把认识论纳入“实践”视野，实践主体就是认识主体、实践客体是感性客体、是属于主体的客体。这种主、客体规定，彻底终结了近代哲学由于认识不到主、客体相互关系(即对象性关系)而导致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相互驳难，也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社会性的个人获得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只有作为实践的社会性的人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我的普遍意识也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认识的客体就是实践客体，客体是人化自然，具有属人性，是“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的客体，这就说明客体能够被主体所反映，马克思实践哲学是能动的反映论、是可知论。

5．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阐明，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实践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能动地作用于客体，客体又反作用于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它们相互依存、相反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一则形成了矛盾关系，二则形成了主、客体的矛盾运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不仅形成了主、客体自身的变化发展，而且也形成了主、客体双方统一的基础——实践的运动发展：首先是人类的基本实践——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其次是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的运动发展。正是这种运动发展说明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既是主客体矛盾辩证法，又是“过程辩证法”，而非理论形态的以“三大规律”为内容的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辩证法。

6．马克思实践哲学既非直观的唯物主义，更非唯心主义，即：“非心非物”，不是唯一的“心”，亦非唯一的“物”；马克思实践哲学又是“亦心亦物”，不是只见“人”，也不是只见“物”，而是“心”与“物”的辩证统一，是“心”与“物”的“平起平坐”，是以人为本的劳动人道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日：实践唯物论。

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本质上是实践价值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是“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马克思对实践主体的本质规定，说明人不仅有自然生命本质，更重要的是人还有“类本质”，即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的自然生命本质，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价值选择；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的社会价值选择。价值选择的真正目的是人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对人自身的实现。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劳动、对象化活动以及主、客体的分析，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分析批判，得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是丧失了对象的对象化活动，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对象化活动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对象化活动(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劳动)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本质上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以此路径创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建构了完整的、浑然一体的、庞大的实践哲学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将其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全面展开而建构的。

三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马克思实践哲学植根于现实生活，立足于改造世界，不是经院哲学，不是理论玄谈。既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范式

的彻底颠覆。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实体性哲学范式；二是主体性范式。前者追寻世界的本源和本体，是超验的形上追求；后者是以人的自我意识、主观理性为逻辑奠基点和理论支撑点。这两种范式各偏执一方，都导致解释世界的理论玄谈；而马克思以其辩证精神，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主体和客体辩证统一起来，创建了实践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

2．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在继承和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主客体思想的基础上创建的，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和升华。

3．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马克思实践哲学开启，植根于现实生活实践。实践不舍昼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永不停步。它面向未来，不自命为终极真理，不故步自封，随着实践的发展处在永恒的创新过程中，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是活的马克思、永远的马克思，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永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今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践行科学发展观，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波澜壮阔，日益深入。新实践孕育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构建无愧于时代、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不能脱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宗旨和精神实质，必须坚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原则。只有做到了正本清源，也才能返本开新。“本”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本，背离了这个“本”，任何“开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2．在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正面临来自新理论、新实践的双重挑战，深刻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迎接各种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主、客体的相互生成，对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更加坚信以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领会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青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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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解读的意义与局限

而且，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这种解读模式逐渐陷入了主体主义困境。“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以“物”的客观性遮蔽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力图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理解范式，以实践为基础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但其缺陷在于，客体以印证主体的力量、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出場，主体价值奠定在对象化存在中，非对象化活动完全被淹没，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主体性极度膨胀，真正的主体性被消解，主体自由亦无从谈起。

作者：张岩　桑江

马克思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发展过程。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是迷信，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曲解它；不能用中国的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应该了解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能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应该有一个稳定的语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教条；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4-01-10

[作者简介]邹晋（1983-），男，江西乐平人，江西省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一枝独秀地生根发芽开花，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质，又在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纲领，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而这棵树要茁壮生长，枝叶茂盛，即它的生命力的强弱就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逐渐被引入中国，这对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而言，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形成，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指导方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机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主干上分出生长的枝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上的差异，有些人（尤其是成长的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的产生源于人们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不科学的认识，这种不科学的认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一是没有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奉为经典，却只流于使用抽象的理论，把它当作普遍公式生搬硬套。这种僵化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就变成了教条主义；二是没有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主义。一些人仅仅是从内容中去解读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产生的背景和源泉。其实，了解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理论本身，才能灵活运用，否则也只能是教条式的理解；三是没有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只是读了马克思的几篇文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宏大体系；有的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中某一部分有了解，就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理中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定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自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甚至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阻碍作用。正因为如此，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始终是人们不得不深思的话题。只有科学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突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关系着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迷信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曲解原意。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它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历代领导人深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俱进地牢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党执政的纲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错误和模糊的观点，那就是仍然有人习惯用教条主义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学院式教条，只允许学习、贯彻、宣传，不容怀疑、思考、批评。这种倾向在我国长期存在，曾经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而现在仍然余毒未清，这是一种迷信而非科学的态度。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工具书，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是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使问题的分析过于僵化，给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恰恰是马克思自己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创造的理论，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方法而非教条。马克思在树立自己理论的初期就声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P7）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691）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摈弃那些教条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偏向：第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文献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著有大量的文献著作，这些文献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集中体现，但这不等于文献的每一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许多言论是基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是针对于当时的某个或特定的问题而提出的。只有以全面系统的、准确的、实践的态度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禁止教条主义地抓住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当真理，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生搬硬套；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导师的言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不能因此而把他的一言一行神圣化，视同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曲解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也必然窒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枯萎。

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其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只有把思想认识从固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所在的社会和体制，才能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目的是颠覆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它的理论源泉大都源于西方经济学和哲学。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此前的国际共产主义所不曾遇到的。中国的国情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欧洲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别。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中国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找到范本。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进入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中，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依靠农民；中国革命的对象的力量极其庞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弱小的无产阶级要想在城市迅速摧毁反革命力量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出身农民，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就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设所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等等。总之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联系中国实际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因此，我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全盘地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眼光来接受，必须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否则无条件地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应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的实践中，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我们在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需要认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比在中国文化里溶解马克思主义更有直接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由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从梅洛庞蒂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交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传统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现代西方哲学开放式对话的开展，不同程度上都汇聚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焦点上。[2]在9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0世纪30～60年代的西方的新左派运动的鼎盛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批判理论，并把它扩展到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领域；[3]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坚持日常生活批判主题的同时，又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4]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试图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跟人本主义的学说；[5]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阿尔都塞批判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6]以及当代出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衍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从马克思文本出发来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借助于马克思之前或同时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它通常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从自然与物质角度思考的思想，主要从历史及其历史中的人的实践来分析，客观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思想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仅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通常，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虽然理论上强调实践，实际上却不断地面临着从实践中淡出的危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主要是由我们的现实思想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我们还停留在教科书式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当今时代的批判，已经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的成就并不是我们在哲学话语的置换中就能超越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各资本主义思想流派，积极吸收各种理论成果丰富发展自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作出具有西方特色的理解和阐发，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加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因此更能把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批判地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途径。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能显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时代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新的实践等等，层出不穷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的远见性和剖析事物的精确性，可以说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各种思想总结，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采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回答当代世界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还是把几十年来基本不变的老教材，塞进一些新事例去学习，不仅不会使我们更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还会引起更多的怀疑。现在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企望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能直接寻找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新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当年根本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我们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从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必然会让人们质疑。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就必须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同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1）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充分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是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它不仅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也给广大无产阶级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准备了社会经济的前提条件；（2）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阶级条件。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不断爆发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条件；（3）自然科学取得的许多新成果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提供了理论条件。19世纪初，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自然科学新成果和西方哲学、经济学中分别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4）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条件。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他们提出“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的未来社会设想，却为人们探寻这种理想社会提供了素材，这也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同时催生下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或批判当时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须也要与时俱进的变化才能继续发挥理论的思想指导作用。仍然采取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理论必然会在解释当今社会现象时显现不足和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永恒的，而是会随时间变化社会发展而过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7]（P5），又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到自1847年《宣言》诞生以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7]（P6）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理论就提出了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用发展的思想来完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尊重实践的理论品质。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更需要把握他们所坚持的思想精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学习这个科学体系时的准确价值观。

四、思考：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理解语境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适用于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化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各国革命实践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他们的世界观的过程中，充分依据了当时经验科学的最高成就。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而当时的经验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为构思一幅现实世界生动的图式，提供了必备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这些材料，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他们没有用想象和虚构弥补科学材料不足，而是将细节留给后人加以补充，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把他们的学说称之为己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8]（P5）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的是“对包含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既然是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必须随着历史过程的演进而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动态、开放的，不是若干抽象观点论集，而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概括。在我们的理解视域中，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而是看作一门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可对其进行实践探索的科学。任何人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索成果，只要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就可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否则，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理论活动，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只有历史考证和经典注释的意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将它推向前进。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停留在原有的结论的出发点上，原地踏步，年复一年重复、考证已有结论，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本性，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与时代保持最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最重要的条件，是它的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源泉。每个时代都要创造与其相应的理论，以实现时代的自我意识，机械搬用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是行不通的。对我们来说，历史上的理论，是流不是源，我们的理论之源，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指导我们时代前进的理论，只有依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探索，充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活学活用，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莫里斯·梅洛·庞蒂. 辩证法的历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吴宁.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6]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列宁.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郑百灵

马克思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界分。它由“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为研究对象、“实现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为研究范式和“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为实现方式等所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的厘清和体系的创建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阐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的边界，尤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即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的区分，会为今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建立一个相对规范的对话平台，会推动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实现方式等多维空间上通过立体形态来把握。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目标是建立与共产主义实践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

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所导出的规范、价值观念和由这些原则构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结构。马克思政治哲学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这与其他政治哲学把公民社会、自由的国家、私有财产保护、法权的实现等作为最高理想原则不同。同时，马克思政治哲学针对不同的历史阶段确立了相应的政治价值追求。

古希腊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合作关系为理想的政治形态，但柏拉图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尊重平等这条路上来的。”①即从事正义的事的人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是没有本事作恶。因此，柏拉图政治哲學的研究目的就是：如何通过契约实现城邦的稳定和人之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这个问题，无论依照理智或根据事实都不难予以解答。世上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是统治者。”②因此，其研究政治哲学的目的则在于“探究主奴的结合对人类日常生活有什么实际的利益”③。

专于经济学的亚当·斯密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初期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的历史学家，他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基础和发挥资本主义功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④即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马克思还谈道，人道学派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把缓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巨大差距作为他们的研究目的，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劝无产者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劝资产者节制生产扩张。而博爱学派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被马克思称为是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否认对抗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像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空想主义者的探索目的和价值理想，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建构出各种各样的新的试图称为科学的体系。之所以这些体系最终未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马克思认为，那是因为尚未形成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必备的物质条件。

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马克思指出：“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⑤马克思对于工人与非工人即资产者的根本对立的深刻批判，明确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即如何消灭资产者存在的基础——私有制。因此，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及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和政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的人还是私人，利己的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⑥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概念和“公民”身份的反公民本质的深刻揭示。

至此，马克思通过批判柏拉图“人自私是必然的”和鲍威尔“在抨击这些世俗对立在宗教上的表现的时候，竟听任这些世俗对立持续存在”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即揭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对立的历史性。同时马克思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⑧即只有消灭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抽象的公民才能复归于自身，人才能真正解放。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人类苦难，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受剥削阶级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一切批判“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⑨。他为人类阶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上十分有效的解释体系。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人类最具现实性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原则。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范畴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

尽管马克思和其他政治哲学家存在部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但可以说，与生产、劳动、资本紧密相关的生产关系、权利、阶级、国家、市民社会、剥削、自由、平等、正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更受到马克思的关注。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特别关注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更集中于：黑格尔国家之上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性；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依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价值、政治原则和政治信念；人的解放原理；现代性扩张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作为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公正观；社会公正观的历史性、主体性与民族性分析；社会公正的奥秘；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反动本质；技术主义政治哲学的陷阱；历史正当性与历史事件的正义性区分。

对于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正义的起源与本质，也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问题域的主要分界点。正义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就进入哲学家的视野。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与神的区别在于“人类却假设有些事是不公正的”⑩，而神没有不公正概念；正义在柏拉图那里是“守法践约”B11；在休谟那里，“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愤慨”B12。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家，马克思没有停留在正义理念的形成与确立上。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B13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不正义者如何以正义自居的伪善面目以及分析实现正义的物质基础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B14即研究正义的败坏和实现必须要把问题域集中在经济关系上，而不是围困在正义的道德世界中。

自由，是一个极具传统和争议的政治哲学范畴，也是马克思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与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家关注自由作为基于抽象的、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各种定义不同，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资本主义是如何不自由上。资本主义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的有限性，即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是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至于资本主义人权和公民权，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不过是利己的人处置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所以，“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B15。而资本主义的平等则被马克思称为无非是利己主义自由的平等。

对于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市民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社会作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重化。人是双面人，既是政治国家的人，又是市民社会的人。这两种人，在黑格尔主义者那里被称为私人和公民，被马克思称为私人与公人。公民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对财产的所有权。公人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没有这种平等。马克思的二重性解释了资本主义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处于全面分裂状态，人把自己和他人都看作工具利用和被利用。而对于黑格尔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称颂的公民权利，在马克思看来，那是市民社会中人的政治生活和实际生活相分离的产物，是个人失去政治权利的标志。

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异化和外化概念则来自于黑格尔，但黑格尔的异化和外化不过是理念的客观化的过程，而自然界则是自我异化的精神。不同于黑格尔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域，马克思通过提出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工人劳动的真相。“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B16因此，他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不属于他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范畴。“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B17工人的劳动被非工人占有，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而工人得到了所谓的公民权，即外化劳动的权力，非工人的公民权则是占有工人劳动成果的财产权。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的本质。“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B18即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的一切固有的价值，人在异化中获得了虚假的权利、平等和自由。

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规律和本质，是一切近代政治哲学家关注的对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问题域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则独立地提出生产关系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构成社会制度的核心范畴，且由此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人的解放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从政治道德建构论转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

马克思没有专门总结和评价过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品格，但他在丰富的理论阐释中显现出他与其他流派的政治哲学家们所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思维个性。马克思政治哲学把政治理想的确立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而不是先验观念的理论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的转向，它的思想原理为我们所珍视的社会公正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根基。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停留于规范层面的政治伦理讨论，而是深入探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互动。马克思政治哲学所珍视的根本方法就是实践和行动。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理想的实现路径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依赖哲学家超越现实的顶层设计，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实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现实的行动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设置了障碍，但这是最后一道障碍，因为，其中蕴含了克服它的力量。因此说，在此历史时刻，通过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被认为普遍合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入人类从未实现过的完全自愿的自由联合。

在第一国际的内部思想斗争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原理得到充分展示。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要废除继承权的政治理想时指出：“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B19马克思称江湖骗子与无知之徒的巴枯宁不过是继承了圣西门派的旧废物，还指出了蒲鲁东也具有同样的愚蠢思想，“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B20，以至于又迂回地回到资产阶级立场上。

对于蒲鲁东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而无法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1846年马克思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道：“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B21所以蒲鲁东被马克思称为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B22。即蒲鲁东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实践和社会变革的行动。

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主义类似，巴枯宁主张社会清算，即立刻实行废除一切政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称其为：“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B23而布朗基派极“左”分子则走向另一极端，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冒险活动，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于巴黎公社在政治方面行动的失策，马克思明确要由布朗基派负责。

马克思曾批评巴枯宁说：“‘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B24由此可以展现出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构建政治理想的原理和实现政治理想的全部路线图。现代西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流派也没有一个能跳出“保留阶级但要求阶级平等”的形而上学陷阱。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最后解释了他确立政治理想的原理，即从原初状态的假设中审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意味着从全社会和全时态的永恒的观点来看待特殊性，这种永恒的观点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或超越的存在物，而是来自于我们人自身的理性和情感。“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思想和情感形式，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代人，他们就能够把所有个人的观点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那些调节性的原则。”B25特别是《正义论》的最后一句话说出了整个著作想表达的实现正义原则的路径，即“心灵的纯洁，如果一个人能得到它的话，也许将看清这一切，并且将根据这种观点把一切做的轻松自如”B26。不难看出，罗尔斯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絕对理念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同时也是霍布斯、洛克等初始状态的拙劣翻版和幼幻的柏拉图主义的当代延伸。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符号动乱”B27“达到自己一开始没有的善境的自救”B28和“公民意识”B29等“路径创新”和罗尔斯一样，都没有走出巴枯宁的魔咒。

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现方式是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道，哲学与无产阶级互置对方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或精神武器。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直接介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彼此互为动力。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就是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使人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B30即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进入私人领域后，尽管不再是国家的精神，但转化成了市民社会和利己主义领域的精神。

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是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德国人是哲学的同时代人，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历史。而德国的哲学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法权的永恒理念。

马克思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差别，而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时，国家是以概念的方式宣布废除了这些差别，但“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B31。马克思揭示了在概念中消失的这种政治差别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在事物世界中存在。

马克思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对于蒲鲁东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指出：“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B32马克思进一步批评蒲鲁东说：“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B33这种研究范式被马克思概括为：“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B34这是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方法，但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纯粹理性批判方法仍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马克思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马克思肯定蒲鲁东对宗教、教会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对于蒲鲁东的理论品格，马克思谈道：“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B35这被马克思称之为用蒲式空谈来战胜法国式空谈。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对此，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以至于始终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马克思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在批评博爱学派时指出：“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B36其实，远不止博爱论者在严肃地从事他们自己曾经或一直在声色俱厉地反对的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谈道：“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B37这不仅是过去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普遍理论品格，也是过去一切从无产者到走到自己的反面的“兩面者”历史命运的辩证逻辑，更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自己命运的警示。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揭示的政治辩证法。

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阐明了哲学的现实化（从天国到尘世）是无产阶级展开自我否定的现实之旅的前提。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哲学现实化与无产阶级实现自己使命的路径。通过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和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

五、结语

“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B38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商品宗教性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性提示，超越西方传统以“物权”或“法权”为基础的观念，从人的解放来理解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建构和阐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对过去一切包括后来沿着遵循市民社会框架的所有政治哲学的超越，但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是与过去人类思想资源彻底绝缘，而是吸收人类已经创造的丰富的思想成果和智慧价值，特别是在与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们的论争中汲取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概念、问题，特别是在批判可供批判的对象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光辉。

注释

①B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第41页。

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14、10页。

④⑤⑨B16B17B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4、53、9—10、43、52、155页。

⑥⑦⑧B15B18B30B31B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1、46、41、52、32、30、52页。

⑩《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楚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B12[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6页。

B13B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0页。

B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7页。

B19B21B22B23B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5、531、540、595、595页。

B20B32B33B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6、614、617、618页。

B25B26[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91页。

B27[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第116页。

B28[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B29[法]德里达：《明天会怎样》，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B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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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5篇

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主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说”不符合哲学史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注视角和方法论与其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和革命性的变革;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在理论上会导致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唯我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生存论转向;生存论哲学

彭坚(1971—),男,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争论一直没有消停。近年来,一些学者十分热衷于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流行观念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实现了由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范式向现代哲学生存论范式的转变,还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定义为“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在于由物质本体论转为生存本体论,从而实现了生存论范式的转换,而在于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以实践为基本视角,考察人的生存,考察人和社会的产生、发展,并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类(主要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解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范式转换和生存本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

一、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理论主旨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大都认为传统哲学不关注人的生存。以海德格尔为例,他把反抗的矛头从近代哲学传统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他指出,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在”(Sein)的历史,其实只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海氏提出应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之为“Existenz(生存)”[1](P16),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他这种哲学旨趣在后现代哲学、语言哲学中得到了强化。在这种话语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为由,坚持认为:“传统哲学持一种实体性、知性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它把人悬设为一种‘现成’的‘逻辑’性的存在者,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简化为一元性的实体,要求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活动,包括人的全部生活、一切需要服从唯一的实体的安排。”[2]“西方哲学的基础是存在论(Ontology),其核心范畴是‘Being’,由于Being的演进构成了一个在西方哲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实体主义的存在论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是舍弃了另一个存在源头即生成(Becoming)论的传统的结果。”[3]“生存论转向是整个当代哲学转型中哲学存在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4]“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把本来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存在‘头脚倒置’为‘第一性’的和基础性的存在。因此,必须在根本上改变基本的解释原则,对颠倒的关系进行‘倒置’,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于逻辑和知性、并构成逻辑和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乃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2]

我们认为,以上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的确推动了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但其关于传统哲学不关心人的生存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就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传统哲学将研究重点先后放在自然哲学、神学、认识论方面,似乎远离了人的生存。但深究其理论旨趣,传统哲学从来都以人的生存本性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5](P5)康德尽管提出了“像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否可能”的诘问,但他也说过:“如果说形而上学已实际存在,那么,即使不把它看作学问,也应当看作自然的倾向。人类理性并不只是因为博学多识的虚荣心的推动,而实在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要求所激励,热烈地趋向‘理性之经验的运用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原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到可以理辨时,就常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6](P390)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的理性自然地追求思维的极致性,这就迫使人的理性自然地越出现象界,超出全部可能经验,以达致超经验的本体世界,由此产生出形而上学。对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生命的眷顾,也是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所深藏着的人文关怀。尽管整个黑格尔哲学是以一种非常神秘的“绝对精神”为开始,并以“绝对精神”为回归,但究其理论实质而言,在“绝对精神”背后所隐藏着的就是人的力量、人的活动。只不过,黑格尔将人的这种本质力量理解为精神力量。因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7](P177)即使是将尘世的希望归结为天国的神学,其理论出发点还是人的解放、自由、救赎,只是黑格尔错误地将人的生存、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天国。在他看来,人是上帝的产物,上帝是人的本质,人的世俗存在是无足轻重的,回到上帝那里是人生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同样延续了传统哲学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他将哲学的重点由天国(其实也是对人的自由境界的虚幻表达)拉到地上,拉到人自身的思想,又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幻影背后看到了人的本质——实践,从而将人的生存、人的解放的关键归结于实践。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以实践为着力点,具体的人、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理论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其目的和归宿。

总之,我们认为,哲学自产生以来,就以人的生存为主旨,不存在哲学发展到某个阶段才有“生存论转向”一说。关注人的生存可以有多种视角,可以持多种哲学立场。我们不能因为传统哲学在外在形式上对人的疏离,而忽视其内在的生存论旨趣、生存论指向。如果仅仅以是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为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存论转向”。关键在于持何种哲学立场,去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关注人的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类生存问题的视角与其他哲学传统的本质区别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传统哲学及现代西方哲学无疑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区别不在于是否包含生存论旨趣,而在于如何关注人的生存。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的理解的根本局限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P58)在这里,马克思着重批判的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只知道研究脱离人的生存、人的实践活动的纯感性自然界,把自然界看成是先在的、单纯的认识客体,没有看到人的主体性,没有看到人的实践能动作用,没有看到进入人的视野的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人化自然。

正是由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唯物主义者眼里的人没有任何特性,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8](P60)。他们只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情感和意志等,不知道人是具体的,是处于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特定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实践)的,不知道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60)。

由于旧唯物主义者在人的问题上陷入了唯心史观,他们在人的解放问题上也就始终找不到现实的途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的解放寄托于思想解放的错误观点。他说:“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8](P74-75)

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者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找到抽象的类、抽象的人,所以他们不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他们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观点是超阶级的。究其理论实质来说,这种观点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范畴。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把人的解放理解为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活动。由此,马克思首先把视野放在实践的主体——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上。

总之,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并没有反对旧唯物主义研究感性物质、研究人自身的立场和建立实践本体或生存本体的打算,他只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对于人的生存的基础性作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实践,人是实践的产物,人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生存矛盾的解决及人生存的自然前提都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去理解;人的解放只有同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才是真实的;人类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类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将整个世界(包括自己)作为自己的对象,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理解的抽象化、主观化,强调了实践活动是感性的物质活动。

马克思先是肯定唯心主义者看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进而指出:“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8](P58)在这里,马克思重在批判唯心主义者没有看到人生存、发展的感性基础,没有看到人的生存活动是感性的现实的(即物质的)活动。一切唯心主义都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现实运动的主体,把现实世界的运动看作是精神的“外化”,把人的本质完全归结为精神的运动,没有看到感性的实践活动对于人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用头立地”的哲学。

针对唯心主义这一错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相对立。他揭示到,物质是实践中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接着,他多次用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用语来明示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生存)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将人的生存本质定位于物质的实践、最直接的生产实践。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与继承传统哲学生存论意蕴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人的生存,创立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的“新唯物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以一种更为积极、现实的态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将人的生存建立于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建立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存问题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抽象的人的本性(理性、情感等)转到了具体的人,即隶属于一定阶级的、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对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内在规律的揭示,为实践活动寻找一种现实的依据,进而以此为前提,高扬人的主体性,提倡对世界的改造,以解决人类生存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哲学,它内含的生存论意旨首先指的是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的生存问题,并非抽象的全人类的生存,并不是为了追问抽象的生存意义,不是为了寻找“思”中的诗意的栖居,而是为了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一些学者片面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生存论范式,甚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试图仅仅用道德、伦理和价值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从而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消解其革命性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说”的缺憾

从理论上看,“生存论转向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生存论者依据的大多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忽略了马克思中期和后期著作,存在着将青年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人为嫁接的倾向。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生存本体论并将之纳入生存论哲学范式,有反认识论和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

生存论哲学以反对所谓的知性本体论为由,追求前逻辑的、前概念的主客体浑然一体的生存,试图从所谓的先于实践、先于主客体二分的生存结构入手,研究人的生存问题,企图取消主客体的对立,有反认识论的倾向。

另外,生存活动既包括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又包括精神、文化活动,因而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消失了。这种倾向与“消融至今以来哲学观点的分歧,把他们争执不下的物质和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实体与现象、自由和必然种种矛盾统一起来”[9](P251)的实践超越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任何人的生存实践都离不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主体对客体的活动是高于动物本能的。在动物眼里,没有对象的概念。人类的任何生存活动都必须以主体、客体二分为前提,以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前提,必须正确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

第三,从实践中看,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尤其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本体论,容易导致唯我论。

生存论者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用“始源性”的浑然一体的生存取代传统哲学的本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力量、价值的正面认识,对于高扬人的主体性有意义。但是,忽视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前提和客观规律性,容易导致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而盲目崇拜自身主体性的力量,忽视自然的内在规律性,漠视自然的存在,从而造成人类对客体世界的攻击和掠夺。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危机不能不说与人类过去片面强调短期的、小集团的生存利益相关。生存论者一贯批判传统哲学是片面强调主客体的分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然而,他们自身又因为片面强调主体的生存,忽视自然界的自在规律,用主体性来消解主客体的矛盾,从而也走向了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 2002,(5).

[3]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6,(12).

[4]邹诗鹏.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J].学习与探索,2003,(2).

[5](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高清海.哲学的憧憬[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哲学思考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主要体现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光芒：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人与自然；时代价值

〔

自人类诞生以来，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生态哲学应首先回答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剖析，客观地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人与自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当今自然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凸显，导致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和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危及社会持续发展，人类应正确面对一味发展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确立保护优先理念、打响生态“保卫战”，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生态哲学”概念。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创造并使用了“生态学” （ ecology），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起海克尔的观点，虽没提出“生态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内涵丰富、见解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其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

早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已存在，相对人类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不能也不会离开自然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1 〕， “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2 〕126。因而，不论是从起源上来看还是从发展途径上来看，人类都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其基础地位并不因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改变，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对自然界的天然依赖，否则人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克思认为，人靠无机自然界生活，人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自然产品才能生存发展。换言之，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物质条件，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二）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

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量、信息等资料 ，同时也是人类的劳动对象。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人类特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也是体现人类主体性、能动性的过程。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3 〕518。通过能动性的劳动，自然界按照人类的预期演变成自在世界，是人内在需求价值的外在表现。

规律决定着事物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列宁认为，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规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自然界也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界，使之“为我所用”，但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超越自然界，必须了解、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通过实践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本面目，但人类片面认为“人定胜天”，把对自然界表面的、暂时的掌握理解成整体的、永恒的控制，忽略了“天人合一”， 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其教训是深刻的。人类和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依赖自然界，尊重规律，使自然界按照客观规律发展，对人类 “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自身需求来征服和掠夺自然，是以子孙后代的利益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必将遭到惩罚。因此人类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时，应对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4 〕。人类应控制自我，预见自身行为的影响并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实现科学、永续发展。

（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自然与社会紧密相联，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解析了人类面临的问题，认为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从人类社会发展维度看，历史划分成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在对待自然上，人类的错误观念引发了人与社会的对立，而人与社会的紧张又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的狭隘认识和偏执行为。因此，两种“和谐”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我们会发现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反映在人类史中就是社会制度的落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它的性质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私有制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占有物质财富来满足消费和维护统治，为获取更大的社会权力，征服其他民族，就要不择手段地垄断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更加突出，特征更加明显，危害更加严重。18世纪中叶，英美等国家通过原始积累，利用先发优势，在攫取自然资源、掠夺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工业革命，抢先进入大工业文明时代，剥夺了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机遇。马克思扬弃了从社会契约论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认为异化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深刻的社会关系，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特别是整个自然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反对利用自然，而是反对资本主义为了一己私利对物质资料的控制与垄断，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劳动异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严重对立。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疯狂掠夺资源，残酷剥削工人，自然界变成了资产阶级盘剥工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资产阶级盲目扩张，最终违背客观规律，打破了自然界的内在平衡，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解决，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3 〕653，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2 〕77。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妥善化解，同时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和谐。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前提，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真正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其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一）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生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联。马克思强调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科学认识并正确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依据社会发展趋势，要建立先进制度，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一定要探索两种“和谐”。为实现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提供了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和自然界本身尺度这两个尺度。从自然界本身尺度上看，必须承认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和遵循客观规律，保护生态环境。自然界是人类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要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前提，不超越自然界的承受程度，否则将导致“物极必反”，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从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上看，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协调，主要是“私有制异化”放大了人类贪婪，罔顾长远发展。面对人类自我发展而遗留的生态问题，即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2 0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每6个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变为沙漠 〔5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的这种行为将会给后代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必须抛弃造成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我们既要发挥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也要考虑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考虑到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特点，更要考虑到自然的客观性、有限性、内在价值性，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

（二）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极大提高，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看问题。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广量大，土地荒漠化加快，地下超采、水位下降，酸雨、盐渍化问题突出，河流断流、湖泊退化日趋严重，草原、森林生态功能衰竭，农村生态环境高度污染，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加剧生态破坏等，这些生态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应汲取以下教训，即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经济发展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牺牲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若不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面临重重障碍，并且现实中已经暴露出了种种生态问题，所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之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于1992年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八大强调生态文明事关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制度保障，建立科学、规范、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更高的战略层次，这是总揽全局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据，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必须以自然为物质基础，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生态文明作为最新的文明形态，把人类看作自然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促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是保护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不以牺牲后代人的需求为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共处共赢，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所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实践中是高度契合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2〕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岳世川.敬畏自然的人文视野与现实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再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8-12.

〔5〕黄顺基. 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61.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