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范文第1篇

马克思价值形成理论的新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当代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引起了人类的劳动过程发生时代性巨变。这种巨变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三个显著变化：自动化引起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不断减少、知识化引起劳动形式由体力为主转向脑力为主、产品非物质化引起劳动领域从物质生产向非物质生产极大扩张。于是，劳动三要素发生性质变化，从而引起劳动过程产生质变―——不同性质的劳动者使用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具作用于不同性质的劳动对象。一个完全不同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过程的出现，改变了马克思价值形成理论原有的实践基础，对于活劳动的传统理解在新的劳动过程面前已经面目全非，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遭遇到严重的时代挑战。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们由此再次掀起了劳动价值论过时的声浪，甚至提出了用“知識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主张。

作者：陈永正

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马克思;卢卡奇;异化理论;物化理论;辨析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异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勇于创新，赋予了异化完全崭新的内容，将异化的理论与当时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异化劳动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试图恢复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本文将就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要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论述异化理论的。异化劳动是特殊形式的劳动，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要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P.41)其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生产行为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异化的结果。即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勞动产品异化出去，只是因为他在劳动本身中把自己异化出去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 (P.43)其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化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P.47)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P.47)

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卢卡奇在他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以下简称《意识》)中把“物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来考察，成为自己哲学思想的独特内容。但是他是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情况下对异化问题所作出的系统表述。马克思的《手稿》是马克思早期谈到异化问题的重要著作，在1932 年才发表。而卢卡奇的《意识》一书发表于1923 年，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的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出发，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

卢卡奇是从批判商品拜物教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视角开始对“物化”现象的分析的。“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3](P.224)他的物化理论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上就蒙上了一层物的纱帘。人们对商品的崇尚和追求，使人们的目光愈来愈短浅，人们只注重眼前的物和物的关系，而忽视对未来前途的思考;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失去其整体性，社会生活分解为一块块碎片，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作用，人们的职业愈益专门化，其生活局限在狭小范围内，人们丧失了对整体景象把握的能力，更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其三，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的物化，物化意识侵入人的内心世界。在资本主义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本身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一切劳动都以一种机械化、标准化的方式来处理，劳动者的精神意识受到机械化的压抑，从整个人格中分离出去，变成一种物品。卢卡奇没有明确地把消除物化和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三、辨析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相同点物化或异化，分别构成了卢卡奇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维度，即二人都从物化现象或者异化现象的批判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批判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二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都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感和社会实践性特色。对于相同点，这里不多做论述，本文重点讨论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不同点不同点主要集中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包括对象化，也包括异化;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异化和对象化却有明确的区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异化、物化概念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 (P.91)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只有与主体相分离、相对立，才有客体的客观存在，这本身并不是异化。只有“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P.91)此时的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因此，对象化是异化的前提，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才表现为异化，异化只是对象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卢卡奇没有把对象化和异化相区分，而是把它们混同。他认为：“由于这种情况，人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为客观的、独立于它的某种东西,成为借助于一种与人相对应的自发运动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从客观的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3](P.96)显然,卢卡奇把对象化与异化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

2.异化、物化现象产生根源的差异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是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然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商品生产的奥秘在于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这种物的形式，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所掩饰。卢卡奇在《意识》中认为，劳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

人性格上的倾向。这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和分工相互作用的体现。

而马克思则是从更广阔的视野，从人类发展史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探讨异化产生的根源问题，并着重论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考察异化劳动的根源，揭示出异化现象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并和私有制相互作用。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必然后果,随后二者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了。由此可知，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却加深了劳动的异化，改变了劳动的性质。

3.扬弃异化、物化途径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要真正地消滅异化，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支配自己的产品。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和自身内在的需要直接分离，即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因此，马克思把私有制的消灭于异化劳动的消灭看作同一过程;其次，异化的消灭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产品是通过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实现敌对于工人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消灭私有制关系;最后，异化的彻底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克服和消除异化的根本途经是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认为扬弃物化，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企图在改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时，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意义”，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自我意识，这时，通过无产阶级实践从总体上彻底改造社会和自身，因此，自我意识就是“革命过程本身”，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在其中融合为一体。卢卡奇把对物化的扬弃归结为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并且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等同于革命的实践，显然是不科学的，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4.异化、物化理论产生背景的差异

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十分迅速，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统治地位还未形成。阶级矛盾的对立是尖锐的，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意识的问题，在革命中还没有突显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学说，从《手稿》到《资本论》，是从劳动异化的概念，深入到分析商品拜物教，并从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入手，逐步深入地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的扬弃与根本变革私有制联系了起来，为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卢卡奇写作《意识》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科学技术不但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化。所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没有简单重复马克思的思路，而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基础之上，从对当时科学理性支配下的商品经济的解剖出发，阐述物化概念，并追溯到劳动的异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0.

[4]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秦慧杰]

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阐明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并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当代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最初抽象宏观的叙事方式转向对个案国家及其权力运作的具体化、实体性研究，关注国家发展现实需要和世界政治格局调整，具有强烈现实解释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析表明，全球化并未改变民族国家的阶级属性；全球文化同质化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跨国组织与超国家集团的发展并未改变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民族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利益主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当代发展；现实解释力；民族国家

一、马克思国家理论述要

正如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所认为的那样，其实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一种与《资本论》的严密和见识相媲美的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系统分析。马克思有关国家的讨论，是由一系列不系统的、碎片化的偶发事件的评论、报刊文章、当代历史分析，以及哲学思考所组成”[1]。然而，如果因此而认为马克思没有关于国家的理论就显得过分武断了，因为“他持续关注国家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那些围绕国家问题而展开的经典论述显然已经指出了方向”[2]。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理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而国家理论也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马克思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经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国家消亡路径等问题。纵观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马克思国家理论揭示了国家的起源与本质。正如前文所言，马克思对于国家起源与本质的讨论是在批判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家庭与国家的关系，认为是市民社会和家庭决定了国家：“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3]69在初步批判了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这样的结论：市民社会与国家已然彻底分裂，而黑格尔所谓的国家理想主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也仅仅只能算是“市民社会在自己内部建立起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4]罢了。总之，这一原则是清除了关于“市民社会”的自由主义神话后创造的新神话。进而，马克思在重新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认为的国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3]132，而所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274。

另一方面，洞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国家理论之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归纳起来，马克思至少从三个方面陈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一，国家由市民社会所决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思想，提出了与之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国家由市民社会所决定。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从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分别给出了理由，从主体角度看，国家是由那些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一个又一个个体成员来组成的；从客体角度看，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又要以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其二，市民社会与国家既对立又统一。从对立的方面来看，尽管国家在阶级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但是被它所坚守的只是和统治阶级与生俱来的特殊利益，它无力也不愿体现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然而，国家的存在又不仅只是一个行使权力的机构，更是一个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与此相联系，国家也要致力于为市民社会提供服务，而不能只满足于和停留在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层面；从统一的方面来看，国家得以存在是以市民社会作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国家的性质也最终由市民社会的性质所决定。其三，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从国家向社会的回归。国家向社会回归的条件是阶级社会性质的祛除，只有通过祛除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进而祛除阶级之后，国家才会回归于社会，实现两者的真正统一。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社会被命名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5]294。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就国家的消亡以及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国家消亡路径、国家的职能及国家公共职能的异化、国家与意识形态、国家的类型及作用、作为过渡时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阐析，受本文篇幅及研究主旨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对于国家有着诸多论述，列宁、葛兰西、托洛茨基、卢森堡等人也在事实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陷入沉寂，没有取得什么实际进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了改观，“由于在战后取得很大成功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坍塌，人们的目光重新被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所吸引，并且引发了西方国家理论的若干次复兴”[6]。在这些复兴之中，至少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战后国家理论的“第一次复兴”，70年代后期及至80年代初期出现的“使国家回到注意中心”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理论复兴浪潮，以及80年代兴起的以“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国家理论复兴。而上述国家理论复兴的共性之一在于，“历次国家理论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都是马克思国家理论。……当代国家理论复兴中的那些代表人物往往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7]。

21世纪以来，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2002年，鲁伯特（Mark Rupert）和史密斯（Hazel Smith）合作推出了一部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而杰索普的专著《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也恰逢同年出版。以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为契机，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影响正在不断走向深入，并且日益显现出它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特理论魅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的序言里，两位编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恰逢自由资本主义获得遍及全球的崇拜之际，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各样的解释者的思想传统复兴正在被国际关系研究所见证。”[8]这部论文集的作者们①在书中着重研讨了历史文化的不同背景与多种政治运动之间冲突的多维性，多样社会关系在全球化过程之中的表现、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政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的国家功能与形式的变迁等等，提出了诸如“时至今日，民族国家已在事实上成为了实施全球资本主义战略的重要工具和有效手段”[9]；“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始终没有理由相信那些‘超国家’的主权会替代‘地域国家’，更无法想象被这些‘超国家’政治实体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国家业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经济空间会被必然取缔，走向消亡”；“民族国家并没有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被边缘化和走向‘萎缩’，充其量只是它的一些传统功能发生了转向”[10]等一系列极富启发性的观点主张。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杰索普承认技术、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决定论有所差别的是，他否认了技术、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对于整个社会的最终决定性。事实上，杰索普在考察作为调节对象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时，在继续接受传统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也引入和接受了其他一系列概念，并且综合运用这些概念深入分析了国家、政治、生活世界以及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杰索普运用他早在20年前出版的专著《资本主义国家》（1982）中所提出的“策略关系方法”对于国家概念进行了全新理解：“国家是社会性嵌入的、策略性选择的和社会合法化的组织、制度以及社会力量。它是围绕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所做出集体决定而联合到一起的具有相对统一性的整体” [11]。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杰索普“为我们重新思考国家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理论参照和具有当代水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样本”[12]。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比较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19世纪中叶前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代，当代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构成了现今时代最为重要的经验事实和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复兴及其在新世纪以来所展现的旺盛生命力，意味着这一理论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拥有无可替代的现实解释力。而且，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复兴也是与该理论现实解释力的提升密切相关的。通过梳理不难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经典马克思国家理论抽象而宏观的讨论方式相比，更多是转向了对于作为个案的不同国家及其国家权力运作的具体化研究、实体性研究。这一转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发展现实需要息息相关，也与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也因此得以彰显。

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问题，还可以在这一理论复兴进程中的激烈论争中寻求启示。杰索普曾经深刻分析和系统梳理了这一复兴进程及其论争，之后他总结到：“所有这些论争和探讨都在以下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把国家从它在社会内部曾经拥有的至高位置上驱逐下来，而只是将它当作一种与其他秩序并列存在的制度性秩序来加以分析。……简而言之，我们普遍认为国家是一个局部的、不稳定的、突现出来的体系，它与其他体系相互依赖，共存于复杂的社会秩序之中。”[13]进而，杰索普概括了当代国家理论研究的五个重要论题，即“各种统治机制及与之相关的明确表达随着政府而兴起；有关领土权、空间、规模，以及国家的论争点；民族国家在所谓的地区化与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未来；国家所具有的弱点或者相对实力；以及国家状态（或者国家身份）的历史可变性”[13]。可以发现，这五个重要议题都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现实紧密相关。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和介入性分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也提升了该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总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依然拥有强大的解释力”[10]。尤其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二十世纪以来所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构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挑战，然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却总是能在这些挑战中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新的发展。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我们分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关照，“它是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重要分析工具”[14]。

四、理论关照：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

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学界对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问题并未形成共识性意见。毫无疑问，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张力，打破与维持现有主权国家的权力、利益、文化与认同的边界构成了两者张力的直接表现。然而，一旦当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一视角介入到现实之中，深入剖析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民族国家境遇及其历史命运，就不难形成一个总括性的结论：当代国际社会中的最为重要的行为主体仍旧是民族国家，这一点在现在以及可以预知的未来不会改变。

第一，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没有发生改变。前文介绍了马克思国家理论中有关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讨论，用马克思对于国家的这些描述去观察民族国家可以发现，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福利国家的普遍兴起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作为表象的阶级矛盾看似不如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那么直观和尖锐了，甚至对立阶级之间的边界也正在变得模糊。然而诉及本质，“进入现代阶段，全球资本的积累也仍旧还会在特定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产生政治的和社会的分裂，这些分裂是以阶级的形式呈现的”[15]。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深刻对立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态势之下更是在全球范围里生成，全球劳工日益被全球资本系统掌控，跨国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正在生成。由此，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只是阶级对立的形式带有了“全球化”的特点。

第二，西方社会推行的全球文化同质化努力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文化职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率先开启了对于国家文化职能问题的探索，其论述让人印象深刻：“一个社会集团要想实现对于这个社会的整体控制，就必须夺取该社会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领导权”[16]。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也认为“国家承担着思想文化的职能，它不仅要努力达成社会共识，还要试图让公众相信：一切生产方式都不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好，对资本有利的就是对社会全体成员都有利”[17]。这些讨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颇有帮助。在文化的层面上，全球化表现为西方社会利用自身业已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将其主导下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并以此极力祛除其他一切民族国家文化的内部差异与多样性，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西方化。美国所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其典型代表，而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绝对优势地位，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肯德基、麦当劳也似乎在向我们表明，世界文化的同质化正在形成之中。然而，与此动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本土化也正在显示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文化的多样性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与尊重，以至于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不得不承认“多元文化的世界已经在所难免，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就算出于维护世界安全的考虑，也必须接受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现实”[18]。那么，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全球文化同质化努力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呢？究其原因，全球化在构成对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冲击的同时，也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这种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趋势是催生出一种“全球文化”。这里所说的全球文化“是指在全球的世界交往中，在相对独立的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经由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涵化而产生的人类共同文化。这一共同文化并不是建立在各民族国家文化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基础”[19]。显然，这种“全球文化”是在承认和尊重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统一性，而不是消灭文化差异实现同质化。

第三，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利益主体依然是民族国家。国家行使政治统治职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实现，并且极力追求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主张。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一，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是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以跨国公司为例，它能够为母国财政收入的增加、国际收支的平衡以及文化的输出提供便利与帮助，因此母国政府也通常会在税收和出口政策等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持。由此，跨国公司与其母国具有高度一致的利益。跨国公司尽管增加了东道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风险和脆弱性，但也为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增加了就业，推动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其二，民族国家以成员国身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当今世界被普遍认为是拥有最高一体化程度的区域性组织，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1）中将自己的宗旨表述得非常明确，那就是“决心把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致力于实现遵循全体成员国共同期待的、单个国家难以实现的最大利益”。此外，虽然欧盟始终在进行着打造统一“欧洲社会”的努力，但是又不断强调这一努力方向不以牺牲成员国利益为前提。截至目前，“欧盟依然还是一个‘国家间组织’而不是‘超国家’；欧盟的成员国也依然还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20]；其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出现哪一种超国家集团可以像民族国家那样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而这些超国家集团也无法为承认它的民众提供可享受的公共产品。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在于这一权力得到了被统治者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也是被统治者可以获得普遍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的基础和前提。究其根本，联合国在安全方面提供公共产品的努力难以实现的核心原因在于这种形式上的超国家权威缺乏“被统治者”的承认。种种迹象表明，“虽然经济活动的跨国性是全球化的典型特征，然而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仍旧是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就算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利益的追求依然随处可见”[14]31-32。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出发来解释和介入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命运，能够看到如下一些基本事实：民族国家得以确立的阶级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依然存在，哪怕它的存在方式发生了诸多形式上的改变；“全球文化”的生成以及西方社会推行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努力并未削弱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与民族性，事实上，国家的文化职能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每个民族国家所重视和强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超国家集团的存在与发展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全球利益分配格局，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利益主体。面对这些基本的事实，有学者指出，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既不是对‘更多市场、更少国家’观念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预示着民族国家的衰弱，充其量，它只是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了侵蚀”[10]。更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渐成并没有让世界走向一种‘历史终结’，欧洲激进民粹运动、苏格兰的独立、欧元的失败、阿拉伯世界第二次动荡甚至东亚海域上的擦枪走火，这些猝不及防的事件是否预示着新一轮‘民族国家化’的可能？”[21]这样看来，怎样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进行“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通过多种途径去重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才是更具实质意义的事情。

注释：

① 包括亚力简德罗·克拉斯（Alejandro Colas）、司各特·梭罗姆（M. Scott Solomon）、马克·鲁伯特（Mark Rupert）、弗里德·哈里岱（Fred Halliday）、萨克利夫（Bob Sutcliffe）、威廉·罗伯逊（William I. Robinson）、艾伦·伍德（Ellen Wood）等人。

参考文献：

[1]Bob Jessop.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J].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1：354.

[2]〔法〕享利·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M].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22.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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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翟 祎

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揭示的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历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基本观点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安全观、适应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和谐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　中国化

作者何虎生，1962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教授。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历史观、安全观、适应观和和谐观，是一个全新的宗教理论体系。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和历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基本观点的继承和超越。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宗教本质观，即关于宗教的内在联系及其性质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对神灵的幻想、笃信和崇拜。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毛泽东一再强调宗教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思想性质的问题”。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他还指出：“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这就明确了宗教本质上是一种群众性的思想信仰，是有神论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一个信仰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的原则奠定了基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揭示了宗教的内在联系及其性质，明确了宗教是有神论的，是一种信仰，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改变了长期以来视宗教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的片面认识，对我们重新认识宗教的本质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历史观。“宗教历史观，即关于宗教的起源、演化及其规律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自然的、社会的和认识论的因素，并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变化中演进，其消亡具有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历史观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历史观。周恩来曾指出：“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从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信仰存在的根源进行了阐释。中央19号文件指出：“进到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阶级社会中宗教产生和存在根源的一次全面阐释。江泽民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消灭了宗教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科学技术还不发达，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还不高，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宗教存在的根源仍将长期存在。”这就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国际影响等方面阐明了宗教存在的根源。

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周恩来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江泽民也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漫长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这就从宗教存在的客观规律的理论高度阐明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使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续有了合理性。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发生了变化：中国宗教经过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革除了封建性，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差会的控制；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成了建设新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宗教教义进行了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阐释。这些变化也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之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历史观，揭示了宗教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演化过程及其消亡规律，明确了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自然的、社会的和认识的根源，它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我们要遵循宗教自然消亡的规律，克服了长期以来视宗教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迅速消亡的观念，有利于做好宗教工作，保证中国宗教的健康存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超越，是认识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理论基石。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安全观和适应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和创新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安全观。宗教安全观，即关于宗教对国际社会和中国家安全的影响、表现及其应对措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宗教对国际社会安全，尤其是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进行侵略，进而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安全观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和宗教对国际社会安全的影响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安全观。

宗教危害国际社会安全的表现。江泽民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由宗教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侵略和战争多得很。”“在当今世界上，宗教更是为各派政治和社会力量所加紧利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往往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卷在一起。当狭隘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时，就有可能产生很大破坏力。”“各派宗教都积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影响，向其他国家发展信徒。”“策划和参与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义分子都是宗教极端分子。”“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重要手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揭示了在历史和当代社会，宗教对国际社会安全，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利用宗教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几种情况。一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是“达赖喇嘛及其集团从来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也从来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或打着其他旗号，在我国某些地区煽动分裂的图谋。”三是“一些地方滥建、扩建寺观教堂，频繁进行大型宗教活动，信教群众的宗教负担加重，有的地区竟达到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利用宗教干涉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甚至恢复了早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有的地方教派纷争，发生流血事件。”。也就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主要有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

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活动和邪教势力的危害，以及其他不安定的因素。

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宗教渗透实质是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一些所谓的教徒，“他们既背叛了祖国，也出卖了自己的民族，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提出了解决宗教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的原则。一是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否则“围绕不同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进行的斗争和争夺，以及宗教在这种斗争中的介入和作用，就会长期存在”。二是主张对危害国际社会安全的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和邪教，要通力合作，共同打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支持并积极参加这种合作。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宗教危害国际社会安全的问题，要全球合作，强国不能因解决宗教问题引起的争端而形成新的霸权主义。

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的原则。一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要继续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增进与各国人民及宗教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二是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把对宗教的管理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三是要分清性质，正确处理宗教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宗教成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有利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安全观，揭示了宗教对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表现及应对措施，明确了宗教影响国际社会安全的根源是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质是政治问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认识宗教与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认清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颠覆的实质，增强防范意识。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适应观。宗教适应观，即关于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宗教适应社会，尤其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和途径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过论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适应观主要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和逐步完善的。

2001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通观我国和世界的宗教历史，可以发现一条共同的规律，就是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存在和延续，十六世纪基督教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宗教的存续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相适应“一方面，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这样一些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从宗教界来说，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持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既是党对宗教的要求，也是宗教自身的要求，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二者相辅相存，党和国家要积极引导，宗教要主动适应，从根本上解决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全方位的。在政治方面上，“我们必须团结、教育和引导这部分群众(注：信教群众)，把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利依靠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不断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在经济方面上，“希望宗教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贡献”。“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贡献”。在文化方面上，宗教界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要研究宗教文化，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社会方面上，要“运用宗教来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服务。”“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活动。”“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既是对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肯定，又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我们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引导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前提。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同时，“应该看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中的矛盾，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做好人民内部矛盾的疏导工作，即使出了点乱子，也要始终立足于信任、争取、团结最大多数群众，以利于坚决、准确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这是引导相适应的一个重要手段。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越是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动摇，越要做好抵御渗透的工作。”这是引导相适应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宗教健康有序的存续。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社会适应观，揭示了宗教与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关系，相适应的内涵和途径，明确了相适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相适应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相适应的途径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有利于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准确定位，全方位的相适应和可实现性。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和谐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宗教和谐观，即关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宗教内部群众之间相和谐的条件、本质属性和实现途径的观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和谐观是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渐提出的。

(一)实现宗教和谐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共同要求。

宗教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宗教与所处的社会相适应，既是宗教自身存在和延续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把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宗教和谐也是中国宗教不懈追求的境界。中国宗教强调宗教之间的互相包容，如佛教与道教就由冲突走向融合，道教与民间宗教也长期处于融合的状态；强调爱人利他，如佛教的平等慈悲、容忍布施的观念，道教的“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思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爱人仁慈、慈善公益的主

张，都有助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强调爱国爱教，如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的“弘道扬教，即所以救国”，伊斯兰教的“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等主张，都体现了宗教的爱国、护国的崇高精神和宗教与国家的和谐；提倡关爱自然，如佛教的缘起共生论，认为人与自然都是各种原因、条件而相结合形成的，道教视天、地、人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主张善待万物，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共产党追求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宗教追求宗教和谐，构建和谐宗教是一致的。宗教界是党团结信教群众的纽带，在促进宗教和谐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宗教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不懈追求的目标。

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和谐相处。首先，要彼此尊重。“尊重每个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就明确了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应互相尊重。中国还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国家“不支持这个宗教，也不支持那个宗教”，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应互相尊重。其次，要平等相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和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他们在这种信仰上的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第三，要团结合作。“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思想信仰虽然不同，但在爱国、维护祖国统一、拥护社会主义等涉及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原则问题上是可以一致的。因此，必须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努力实现“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和谐相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宗教内部群众之间的和谐就是要实现民主有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宗教通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目前宗教领域仍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党和国家指出：“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防止宗教内部信教群众之间的不和谐，以促进和谐共存。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和谐就是维护好中国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向量，在中国‘和’文化的海洋中浸润千年的中国各宗教，很早就形成了多元共存、和合共生的优良传统。”“我们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我国五大宗教的格局。”各宗教也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构建和谐社会尽责尽力。

因此，“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教言教，宗教信仰者与其他信仰者之间和谐共赢。人们的信仰是多种多样的，除宗教信仰外，还有政治信仰、群体(或社团)信仰、文化信仰和其他信仰等，这就需要“信仰上互相尊重”，不信教群众“不要妨碍信教群众的信仰，不要伤害他们的宗教情感”。“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要处理好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的关系。依法管理，为处理好宗教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提供保证。宗教活动本身具有社会功能，但“宗教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宗教活动不得妨碍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为宗教与其他方面的和谐提供法律保证。

(三)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发挥宗教在爱国爱教、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宗教界人士要做爱国爱教的典范。2005年2月3日，胡锦涛在接受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时，“希望他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榜样，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巩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爱国爱教的典范。”对第十一世班禅爱国爱教的要求，也是对整个中国宗教的要求。2006年11月14日，贾庆林与参加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研讨会全体成员座谈时指出：“要把抵御渗透作为宗教团体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认真贯彻《宗教事务条例》，结合各宗教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宗教要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作出努力。2006年8月，贾庆林在青海湟中塔尔寺看望和慰问宗教界人士时，勉励他们“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强调“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宗教要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努力。2006年11月，刘延东要求中国宗教要“积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继续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加强与港澳和台湾宗教界的联系，做好‘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工作，以宗教特有的方式，增进港澳台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推动两岸联系更密切、感情更融洽。”

发挥宗教在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慈善事业等方面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宗教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作出努力。2006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处理好“宗教关系”，“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信教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2006年11月14日，贾庆林在与参加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研讨会全体成员座谈时，指出：“要把服务发展作为宗教团体工作的重要任务，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紧密结合起来，把广大信教群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力所能及地替国家分忧，全力以赴地为发展出力。”宗教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作出努力。2005年2月，胡锦涛指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努力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2006年5月，贾庆林在会见中国伊斯兰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时指出，宗教“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坚持以维护社会稳定、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己任。”宗教要在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中作出努力。2005年2月，胡锦涛指出：“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2006年5月，贾庆林会见中国伊斯兰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时指出：“要力所能及地广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树立新形势下伊斯兰教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这是对伊斯兰教界的要求，也是对中国宗教界的要求。

发挥宗教在文化建设和和谐世界建设等方面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宗教要在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中的有益内容方面作出努力。2005年2月1日，贾庆林在中南海与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时指出，要“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阐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创造新业绩”。刘延东也指出，要“积极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结合时代发展作出新的解释；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培育广大信教群众的爱国情操和民族精神，加强道德品质修养，提高道德文化水准，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为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多作贡献”。宗教要在促进和谐世界建设方面作出努力。2006年8月，贾庆林在接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出席世界宗教和平第八届大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要“坚持原则，多做工作，广交朋友，寻求共识，向世界宗教界人士积极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情况，宣传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致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把一个稳定、开放、繁荣的中国展示给世界，进一步树立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和谐观，揭示了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宗教内部群众之间相和谐的条件、本质属性和实现途径，明确了宗教和谐是中国宗教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目标是追求宗教的和谐，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有利于明确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明确中国宗教追求的价值目标与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追求的目标在促进和谐方面的一致性。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并将丰富的实践进行理论的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本质观、历史观、安全观、适应观和和谐观，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他全面阐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理论，提出了团结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新原则，解决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法律难题，扩大和巩固了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境界：从中国宗教的长期性出发，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本质特征、基本问题、基本状况，与其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地位，把对宗教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新变动出发，阐明了宗教在这一变动中的变化，并可能引发和已经引发的新变动，对世界宗教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得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他既包括认识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思想，也包括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方面的思想，还包括中国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和目标方面的思想，是一个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责任编辑　黄夏年)

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沿着“自主摸索—习得借鉴—中国化”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但其在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尚未形成国际学界接纳的完备体系。我国学界要形成“中国特色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体系，就必须推动国际政治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既要培育交叉复合型学科，又要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

〔关键词〕 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建议

〔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与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逐渐由一门纯理论性学科演变成为一门政策性学科，并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笔者对我国政治学科的源起、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创新等方面予以总结，并对我国政治学科走向世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国际政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学科分类”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在西方国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是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与融合而得以发展的。19世纪末，英国威尔士大学第一个设立“国际关系”教席，这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20世纪初，国际联盟成立、世界性组织机构诞生，激发了学界对国际关系、国际法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热情。在这期间，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知名大学陆续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机构。1920年，英国学者伯恩斯出版了《国际政治》一书，首次以“国际政治”命名专著。1939年，卡尔出版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国际政治》、《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成为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为以后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48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标志着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即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强大，国家战略利益触及全球，因此，美国学界逐渐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决策的研究，使其逐渐成为世界上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相继问世，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

我们要分析国际政治学的概念，首先需厘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外交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研究内容看，三者的研究都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从研究广度看，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即国际关系（国别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等）和外交决策与理论均是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子项目。陈岳认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义理解，包含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狭义理解，国际政治学即指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学说，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1 〕梁守德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即“国际社会中政治体系、格局、秩序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 〔2 〕。相比较而言，“国际关系学则主要是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 〔3 〕，侧重于理论通约性研究和政治行为体的互动行为研究。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只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此类观点细化了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但在实际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学界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二者进行明晰的区分，甚至二者设置的研究方向都非常类似。

中国国际政治学科是我国学界在借鉴和习得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展开研究，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内政局动荡，未能建立完备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决策研究机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只有零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评述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一些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多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研究。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开设国际政治专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加上这一时期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国家对涉外工作人员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大。在此背景下，我国众多知名高等院校纷纷恢复或设立国际政治学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科实力雄厚，其中北京大学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复旦大学侧重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上三所高校为许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和研究骨干，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我国其他高校陆续开设了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地方性、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二、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我国学者不断探索并创新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如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崛起理论、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等。但至今，学界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质疑：我国学界是否已形成自身的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体系呢？笔者认为，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 〔4 〕秦亚青教授指出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的困惑。

那么，我国学界如何创新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呢？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含：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 〔4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往往是在借鉴和学习其他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学界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侧重于对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政策分析为主，谈不上理论建构。中苏关系破裂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重点。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进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众多国际政治学科学者远赴美国、欧洲等国家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从事相关学科教学与研究，并引进和翻译了诸多西方国家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知名学者倪世雄、阎学通、秦亚青、张睿壮等人，都曾留学美国研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其回国后培养了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才，并创立了相关国际关系研究机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乐民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一文，在国内第一次介绍和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此后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等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及学说。随后，众多西方国际关系的经典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高校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经典教材，是我国高校传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著作。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如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都是通过经典著作引入我国高校教学中，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论、战争理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均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期，我国国际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重心是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探索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现实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在吸收、消化和借鉴西方国家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努力探索“中国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谓本土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理论” 〔5 〕。王逸舟、秦亚青、王正毅等学者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形成了“中国特色”、“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秦亚青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学派’，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 〔4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与理论研究，在国内首先运用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著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该书把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中，构建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学科在阎学通团队的带领下，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展开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挖掘与研究，编著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在“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央党校学者门洪华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基本来源：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 〔6 〕。门洪华教授切中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短板，并说明了其研究的路径：引进吸收、本土化、理论创新三个阶段。

我国学者探索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至今，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在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中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述评、中国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理论。以上这些理论相得益彰、共同争鸣，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维发展，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三、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创新

发展一门学科，除构建理论体系外，还要创新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注重实验取证、数据分析等定量（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采取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法等定性（规范分析）研究方法。王逸舟教授认为：“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 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 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 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 〔7 〕王逸舟教授还从国际关系研究视角概括地指出，外交学的、政治学的、思想史的方法属于规范分析，即定性研究，其是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论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界探讨已久。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论战，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实质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论战。传统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视角，以说理、思辨、描述等方式进行定性研究，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多属于此类。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直白明了，也容易被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科学行为主义又名政治行为研究法，是利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的一种方式。科学行为主义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观察、验证、推理等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该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卡尔·多伊奇，其专门从事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研究，他也因为对将计量方法、系统分析和模型思维引入到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兴趣而著名。在美国学术界，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且重要的研究途径。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学界一直都在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政策分析法进行规范分析或定性分析。历史（主要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法以史实、史料为依据，研究分析国际关系史中通约性的观点。当时，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为外交决策和外交战略服务的，所以政策分析方法占了主流。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教材引入我国，科学行为主义（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的理论传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逐渐被中国学界接纳和吸收，并运用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中。西方主流学界的“一体化理论”、“层次分析法”、“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均势理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博弈论”、“复杂性理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等科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后，丰富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在阎学通教授的带领下，建立了“实证分析”为特色的清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分析，创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

四、几点建议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发展至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政策分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但当前，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与实践融合尚不成熟。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我国学界应加强国际政治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的融合，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内容，如国际政治融合国际法，可以衍生出解决国际争端的研究方向；政治哲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从哲学和政治学视角分析国际政治；把经济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研究经济现象，如股市行情、期货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等。总之，多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是未来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二，融合“实证分析方法”，创新国际政治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较成功地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经济学“科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定量分析使经济学成为极具验证性和预测性的学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显著特点是，引入自变量和因变量，提出假设，再验证结论，即实证分析。把实证分析引入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实证度和可信度，推动国际政治学科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科学”。当前，我国学界在国际政治学科研究过程中，最缺乏数量分析能力，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国际政治学科培养方案有关。所以，我国学界应在国际政治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基础性数理学科，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数理统计和分析能力，并强化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以期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培育出具备数理逻辑和实证分析能力的后备研究人才。

第三，我国理论研究界存在“两个分离”现象：一是教学机构与研究结构的“分离”，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分离”，这两种“分离”使研究资源未能优化配置、研究成果应用低效或浪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研究领域也存在上述问题。首先，学界应加强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善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则善于政策分析，因此，高校、科研院所等要通过合作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推动科研人员互聘流动、教学科研要素优化组合。其次，学界应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开展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服务于中国外交大局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历经多年发展，已积累众多学术研究成果，但很多学术成果理论性过强，没有联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应用价值不高。所以，我国学者在开展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时，应强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1〕陈 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2〕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3.

〔3〕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9.

〔4〕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1）.

〔5〕张 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J〕.国际政治科学，2012（4）.

〔6〕门洪华.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J〕. 欧洲，2002（3）.

〔7〕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欧洲，1998（2）.

责任编辑 芳 晔

马克思理论转变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是在社会达到一定的社会化程度时，由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竞争，导致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迅速的转移的一种经济现象的理论全时，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快速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启示，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研究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以期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遵循平均利润理论，实现快速发展。

【关键词】平均利润理论 市场经济 竞争

一、引言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包括很多基础内容，诸如成本价格和利润形成理论、双重部门竞争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各方面的内容都是平均利润理论的组成内容，这些利润相互精髓贯通，形成平均利润理论的核心，从而成就了其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同时，平均利润理论也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基本组成以及形成的条件进行分析，最终，剖析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点，有利于将平均利润理论更好的应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促进其有序、健康、快速的成长。

二、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形成条件

马克思平均理论中认为，形成平均利润有三个基本的客观条件，主要包括物质基础、产生原因以及必要条件。

（一）生产社会化到一定程度是平均利润形成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商品根据他们的价值或接近他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根据其生产的价格交易，所要求发展的阶段要低得多。而根据生产价格进行交换，需要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马克思所提到的高度是指商品经济由初级阶段最终经过很多中间过程发展到高级阶段，最终形成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类型中，商品不再是根据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进行等价交换，而是将其生产价格当作商品交易的衡量标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本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各部门之间利润的不等量，这样在各个本门之间，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就应当平均分配，这样就会使劳动最终形成平均利润。

（二）各资本部门之间的竞争是产生平均利润的原因

竞争是形成平均利润的直接原因。首先，竞争是出现在一个部门内的，在同一个部门内部不同的商品的不同的价值到最后都会形成统一的市场价值和价格。这也就是所谓的初级竞争。当竞争上升到各部门之间的竞争时，就能够最终使各个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价值所产生的利润进行平均化。当然这个过程也要求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到一个能够使资本流动消失的更高的资本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最终形成利润的平均化。

（三）平均利润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迅速转移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越好，说明这个国家的基础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适应，在这种的社会中才更容易形成平均利润。能够促使平均利润形成的两个条件为资本的转移性和劳动力的转移性。下面来具体说一下这两个条件。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彻底消除垄断的情况下，资本能够迅速的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在废除所有能够使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变化工作地点的法律的前提下，劳动力能够实现从一个部门迅速的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这两个条件一旦形成，就以为这平均利润得以实现。总之，这两个条件都是在阐述一个平均利润形成的基础，就是每个生产要素都不受地域、行业类别以及垄断的限制，能够自由的进行转移。

三、平均利润率理论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平均利润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快速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启示：

首先，我们要在新的时代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能够创造能多的与时俱进的机制与体制，能够为市场竞争和平均利润的形成创造条件，形成完整的机制，使市场能够更好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而使市场经济机制体制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以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为指导，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得以不断的完善与健全。因为，虽然平均利润率是在不同的企业之间竞争形成的，但是，最根本产生的源还是企业内部的不同的部门，只有企业内部的部门之间形成竞争，才能够有产生部门利润率的可能，从而创造商品的市场价值。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良好的融合，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完善。这样就要做到三方面：一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第三，必须能够尽全力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就业权利、医疗卫生教育权利等等。以上这些，只有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第四，以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为指导，将国家的宏观经济搞好，使其达到更好的状态。国家应该在关注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之外，还要通过国家的规划、物价统计部门发布及时的信息，对企业提高相关的价格指导，形成有序的竞争，最终形成平均利润和价格机制，使资本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合理的流动。

第五，将自力更生坚持下去的同时兼顾搞好对外开放。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认为，商品和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价值，同理，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也是这样。在当今全球化告诉发展的阶段，在搞好内部经济的情况下，将对外开放搞好能够使我国借助国际发达国家的力而在国际市场中占领主要地位，并且能够在价格决定中占有主动权，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促进全人类向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更好的在发展中应用马克思平均利润率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邵彦敏，白兮.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价值的方法论思考[J].理论学刊.2015（7）.

[2]王成.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划分及其整体性[J].教学与研究.2013（8）.

[3]朱学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契机[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