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府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探讨

3、探讨如何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4、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浅析

5、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护问题研究

6、福建省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7、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机制研究

8、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9、小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0、浅谈小型水库管理模式创新与实践

11、后危机时代中小外贸企业转型之路

12、浅谈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13、浅谈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

1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探讨

15、浅谈富平县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对策

16、国际飞行安全组织提供小型无人机系统培训课程

17、金融危机下中小型模具企业融资策略研究

18、金融改革背景下小型金融机构监管机制研究

19、浅谈小型农田水利的设施建设和管理

20、中小型工业企业融资现状及对策研究

21、浅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2、浅谈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及对策

23、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及缓解建议

24、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的探讨

25、中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的管理要点

26、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建议

27、不确定环境下最优财政政策规则的选择

28、民营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政策的实证研究

29、东非油气资源开发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

30、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策略

31、应用互联网改善中小型生产企业经营对策分析

32、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

33、浅谈中小型水库工程的运行管理

3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浅析

35、城市照明工程节能优化策略及思考

36、地方小型银行要严防政府相关类贷款剧增的风险

37、科技金融、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

38、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财政支持的长效机制研究探讨

39、湖北省中小型水利施工企业发展中主要问题的成因分析

40、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1、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42、浅谈中小型出口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及对策

43、群体异质性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主治理绩效的相关性

4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意义探究

45、“互联网+”背景下中小机场的营销路径

46、关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的研究

47、初探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48、浅析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近况与对策

49、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管理的措施探究

美国的政府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2、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强势文化

3、“中国梦”在青少年文化中的坚守与责任

4、后奥运时代国产精品电影的价值建构

5、数字技术背景下的武侠电影特技

6、文化迁衍与当代电影“家国叙事”嬗变

7、５０部现代及后现代经典欧洲电影

8、结合跨文化体验谈《中国合伙人》

9、从贝蒂娃娃到冰雪女王

10、跨界的言说与他者的解读

11、“中国电影发祥地”与“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话语蕴含

12、《夺冠》：宏旨微视的“秤砣式”跨文化传播策略解码

13、大众、大众文化与电影的“大众文化化”

14、谢晋:电影史该如何讲述

15、李安的“泛中国化”故土

16、美国梦与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观对比

17、对话FLLEMEN电影英雄即将到来的春天

18、略论电影音乐艺术表现功能

19、染上了美国病的“美国梦”还能否长久？

20、亚洲电影在中国：华莱坞的跨地方生产与本土现代性实践

21、消费主义语境下的类型化青春

22、关于军事电影类型走向的思考

23、从个人体验到集体狂欢

24、国产商业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塑

25、边缘与戏谑：中国当代底层喜剧电影中的城市空间

26、中国体育电影的历史掠影与愿景展望

27、论近年来英语学界的中国电影研究

28、试析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流变及其新音响创作特征

29、中国电影IP创作的文化伦理反思

30、聚焦微时代的精神状况

31、玛丽莲·梦露的四张脸

32、当代电影论研究；电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33、“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时代精神与中国动画学派

34、空间化时间，光影嵌诗词

35、台湾新青春电影的探究

36、《战狼》涅：主旋律与主流的双重合奏

37、浅析长镜头在电影中的叙事作用

38、乡土北京：《城南旧事》的老北京影像

39、2020中国电影年度艺术报告

40、以新历史主义研究法视角探究美国梦的变迁

41、浅析香港电影中的“大陆”表征

42、作为先锋艺术与类型创制的纪录性城市电影

43、女性关怀与大时代情结

44、本土经验与静观美学：侯孝贤电影诗学论略

45、2019年中国纪录电影发展透视

46、安迪·沃霍尔“结构电影”的美学分析

47、电影海报设计的时代性

48、比较的视野：爱情片模式在电视电影中的翻版与变奏

49、动画电影与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发展研究

美国的政府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2、“善治伙伴”:公共危机心理救助中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3、突发公共事件中强化政府诚信责任的途径

4、公共危机知识系统的构建

5、从环保议题看政府公共关系

6、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

7、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公民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中的政务新媒体回应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9、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人员伦理缺失及救治

10、公共危机管理视角下政府与媒体关系探讨

11、试论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途径

12、略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13、论NGO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与政府互动时的角色定位

14、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

15、面对突发事件政府与媒体协调机制的完善

16、论政府公共警告的立法构造

17、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地方政治沟通与互信机制探析

18、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与重塑

19、从管制型政府走向流程型政府

20、公共危机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法治化研究

21、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路径选择

22、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与问题探析

23、新冠肺炎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揭示与对策研究

24、分权与族群分离运动：基于印尼的分析

25、公共危机管理问责机制中的归责原则分析

26、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探析

27、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回顾与思考

28、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心理应急研究

29、我国政府会计的改进:一个公共危机背景

30、试析良好政府形象的建构

31、抗争事件的政府治理转型：从应对到回应

32、南宁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33、基于电子政务视角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研究

34、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责任

35、数字治理趋势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路径优化

36、网络时代危机治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

37、应急管理中政府—社会联动的路径研究

38、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探析

39、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40、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研究

41、从国有企业边界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2、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43、中国大都市区膨胀病的国家治理政策

44、公共危机管理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45、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现状与对策分析

46、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47、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探讨

48、风险社会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优化与完善

49、网媒环境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现状与应对措施

美国的政府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2、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机构改革：问题与对策

3、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管见

4、推进政府转型须明确四大理念

5、重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机制

6、完善政府职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7、简政放权再推进开出新“药方”

8、李克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9、财政税收相关问题及改进策略分析

10、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市长笔谈

11、构建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谐互动的三维空间

12、环境监测市场化若干问题浅思

13、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14、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放管服”的新思路

15、宁镇扬同城化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16、浅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17、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乡镇政府职能发展研究

18、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19、转变西部地方政府职能对策研究

20、政府“少为” 企业才能“多为”

21、现代财政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2、政府职能转变的举措：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23、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与目标模式

24、我国现代化模式的现状与转型

25、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及其治理

26、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27、郑新立：政府应强调控、少审批

28、试论国家、市场与企业、法律界碑

29、政府在构建油地和谐关系中的责任与角色问题研究

30、论新时期民营经济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良性互动

31、浅论县政府职能转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2、先进制造业要有更好软环境

33、立足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政府绩效管理

34、简政放权：一道从“减”到“乘”的改革题

35、服务型政府框架下的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研究

36、浅议县级政府的服务功能

37、对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探究

38、陕西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作用评价

39、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探析

40、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1、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要因地制宜

42、浅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新

43、供给侧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44、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与影响研究

45、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河北“双创”环境

46、论我国商务环境的概念框架与评价体系的建立

47、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48、从政府公共政策的效用来看其职能的转变

49、政府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美国的政府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从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文明冲突范式、社会舆论和外交政策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影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的制约因素，指出宗教少数群体的社会整合不仅需要少数群体采纳合适的文化涵化战略，而且主流社会也应作出调整以促进少数群体的社会整合。

关键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制约因素

本文的“社会整合”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宗教少数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与主体社会发生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联系的程度可以用政治参与、人际网络、公民参与、国家认同、归属感等指标加以测量。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影响美国穆斯林社会整合的制约因素。分别是美国认同的宗教边界、文明冲突范式、社会舆论、外交政策。

一、“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

在美国这样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国家中，如何将来源不一、存在文化差异的移民群体融合成为分享更多统一文化特征的国民，一直是美国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另外，“谁是美国人”的定义和内涵也一直在演变当中，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达成共识。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的著作《我们是谁？》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家认同危机焦虑情绪的投射。

美国执行国家和宗教分离的政策，但是在国民的意识和情感中，宗教（基督教）与国家的联系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早期形成的以白人、盎格鲁一萨克森和新教徒为内核的美国国民认同曾占居主流地位，历史上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还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亚洲人，都承受过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

1955年，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在他的著作《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中提出美国有一个“共同信仰”，这个“共同信仰”建基于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共享的价值。赫伯格认为，尽管这三大宗教团体是不同的，“但是具有同样的正当性，都是美国人，并且他们所支持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价值本质上是一致的”。今天，犹太一基督教传统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美国文化的内核。实际上，这样的主张具有的排他性，仍然显而易见，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锡克教等就被排除在外，成为美国文化的“他者”。

自国家建基，基督教徒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正如杰瑞米·布鲁克·斯特朗（Jeremy BrookeStraughn）和斯考特·L·菲尔德（Scott L.Feld）在关于“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国家认同的宗教边界”一文中认为，“多数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并不令人吃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将美国视为“基督教国家”的美国人比例在增加。皮尤调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有60%的受访对象视美国为“基督教国家”，到2002年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达到了67%。2005年达到峰值71%，2006年又回到了67%。看似增加的比例并不显著，但是“美国宗教认同调查”显示，1990年86%的美国成年人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徒，2008年则下降到了76%。在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数下降1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将美国视为“基督教国家”的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相较之下，增幅比较显著。促使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宗教多样性的快速增加。今天美国的人口比1990年增加了30%，而非基督徒增加的比例是50%。另外，9·11事件，也增加了美国人的宗教认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9·11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主要用文化和宗教定义自己……对于美国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他们认同中的宗教成分增添了新的意义。”杰瑞米·布鲁克·斯特朗和斯考特·L·菲尔德对1996年“一般社会调查（GSS）”的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有53%的回答者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说，作为基督徒是相当重要（15%）或者非常重要（38%）。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基督教徒中，几乎有62%的人相信，作为基督徒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44%）或者相当重要（1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有66%的非基督徒觉得基督教信仰对成为一个美国人根本不重要。

发生在奥巴马身上的一件事也很能说明宗教认同的重要性。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之时，关于他的宗教背景曾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穆斯林，继父是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并且他的姓名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rak Hussein Obama）中，巴拉克（Barrak）是阿拉伯文，“吉庆”的意思。侯赛因（Hussein）是一个穆斯林常用名。早在2007年，就有人发表文章称奥巴马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上过极端的伊斯兰学校。后来又有传言，说奥巴马的印度尼西亚继父是一位激进穆斯林，并宣称奥巴马在就任议员时面对《古兰经》宣誓，他的教会成员身份只是为了掩盖他的穆斯林身份。后来证实所有的说法都毫无根据。事实上，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所上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但是根本没人拿此说事。皮尤华盛顿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格林（John Green）在分析此现象时说：“大众对穆斯林的反感为这些谣言得以持续流传提供了助力。”有记者还曾就奥巴马的宗教信仰问题采访过曾在布什政府任国务卿的鲍威尔。鲍威尔否认了猜测，并补充说，在意总统候选人宗教背景的做法“不够美国”。当了美国总统后，奥巴马仍然不能消停，因为有人继续质疑他的宗教信仰。2010年9月，有位基督教派别的领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怀疑奥巴马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认为从奥巴马身上看不到多少基督徒的影子。

在美国，反对宗教少数群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整个美国历史中，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敌视是公开的，主流媒体可以坦然地大谈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对美国的威胁，以及犹太教和天主教与美国主流价值的不协调。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下半叶才得到改观。今天美国主流社会喜欢将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作为美国文化的内核。就在犹太教和天主教地位得到明显改观的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逐渐成为美国媒体充分展示美国主流社会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目标。在美国的影视业中，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斗智斗勇成为塑造美国英雄的最佳素材。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诚然，穆斯林成为美国大片的“新宠”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但是寻找潜在的“他者”似乎一直伴随着美国人建构“美国认同”的历史。

今天，在美国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把基督教作为“美国人”的要素，从历史来看，这一认同观的包容性得到了扩展。但是这种变化的时代背景是其他宗教的移民在美国明显增加。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佛教徒等所谓“非西方宗教”的信徒不时地在基督教徒中掀起阵阵涟漪。实际上，过去的20年中，在美国人中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的相对比例在下降，但是视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比例却明显上升。这与美国国内宗教版图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

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目前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社会民间舆论中所设定的“美国人认同”的宗教边界。美国的选举政治为政客迎合民间舆论提供了可能。由于一部分基督教支派领袖对伊斯兰教的敌意，也由于美国在穆斯林国家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穆斯林也不时地被抛向美国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势必对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消极影响。

二、“文明冲突”范式的话语霸权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当时的学术界对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范式来探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表示不屑。但是9·11事件发生后，没有问号的同名著作立即成了畅销书，而且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部自动地采纳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来解释9·11事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初招致学术界的多方批评。政治学学者指出，即便是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主导者仍然是政府。政府追求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不是文化的利益。福阿德·阿加密（Fuad Ajami）认为，不是文明控制政府，而是政府控制文明，并以此反驳亨廷顿的主张。法瓦兹·格吉斯（Fawaz Gerges）认为，政治受到“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冲突”的塑造。历史学家认为，亨廷顿只是重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宏大历史的老调。罗伊·摩塔海德认为，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涉入了一个对其历史所知甚少的地区。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共同认为从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视角对问题的解释力远大于这一新的“文明范式”。也有学者认为，亨廷顿只是将19世纪盛行的黄祸论、黑祸论和褐祸论的恐惧症对象在今天替换为伊斯兰、印度和非洲文明。文化分析领域的先驱——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指出，当他们已经放弃将文化视为一个关键概念的时候，亨廷顿“发现”了这一概念。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已不再将文化视为具有核心本质的固定实体，而亨廷顿所做的正是要将复杂和充满分歧的文明本质化。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比亨廷顿更早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范式。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的三年前，路易斯在《亚特兰大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一文，将伊斯兰教视为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之源。9·11事件之后，路易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还出版了新书《出了什么问题？》路易斯成为“媒体明星”，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夫威茨称赞路易斯是一个“伟大的盎格鲁——美国学者”。路易斯避开巴勒斯坦及其被占领土问题，大谈伊斯兰教和民主的不相容，中东的政教不分，军事失败的屈辱与拒绝现代性和对恐怖主义的痴迷等。耶鲁大学著名的欧洲史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为《出了什么问题？》一书撰写的书评中，赞扬路易斯向人们揭示了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持续了许多世纪。

与媒体一样，美国政府自始至终坚称，9·11事件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没有联系。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对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演讲中说：“我们被攻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他在演讲中问“我们为什么被攻击？”接着自己回答：“因为我们相信进步、多元和宽容。”他还说，恐怖分子“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和持不同意见的自由”，并认为反恐是“一场世界的战斗，一场文明的战斗，也是一场所有信仰进步、多元主义、宽容和自由的人的战斗”。他后来在联合国的演讲中也提到，他宣战是为了保卫文明。“文明”一词在他的演说词中至少出现了五次。他说：“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恨我们的政策，而是我们的存在、我们对开放的宽容和我们有创造力的文化。”布什的申明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达到了他们预期的效果。9·11事件刚发生后，68%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美国遭受攻击的重要原因。到同年的10月下旬，这个比例下降到22%。

为什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能够赢得美国媒体、政界的青睐并在主流学术界有那么多的响应者？美国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厄万德·亚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的分析直指问题的症结。他说，亨廷顿的专长是他具备不用讨论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就能分析国际政治的能力，特别是他根本没有提及关于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现实政治问题。亨廷顿剔除了政治问题之后讨论国际关系，这一点正中媒体和布什政府的下怀。它们都有意识地决定将阿以问题和美国在中东不受欢迎的一般问题与反美的恐怖主义问题隔离开来。任何将阿以问题与美国的不受欢迎联系起来的举动都被视为闯红线。利用亨廷顿的范式就可以非常自如地讨论与9·11事件有关的所有问题，同时无需提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定居点，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样一些让人不安的概念。媒体报道了伊斯兰教的神学、中世纪的历史、伊斯兰教在美国西班牙裔社区的传播、对《古兰经》的多种解释、圣训和沙利亚法等等，而政治问题则被刻意地回避。亚伯拉罕米安发现欧洲的学者在分析9·11事件时就能很好地将政治问题与9·11事件联系起来，如大卫·赫斯特（David Hirst）在英国《卫报》撰文称，巴勒斯坦问题是9·11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另外，弗莱德·哈立德（Fred Halliday）也在《卫报》撰文，表示9·11危机能够用围绕巴勒斯坦的政治对立来解释，根本不用类似“文明冲突”这样的“陈词滥调”。

政府、媒体和学界用文明冲突范式解释9·11事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方面，由于将9·11事件限定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之内，使得所有的穆斯林都成了嫌犯，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穆斯林社区产生了强烈冲击。尽管美国政府再三向公众保证这不是一场反对穆斯林的战争，而是反对极端穆斯林的战争，是极端穆斯林败坏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但是将9·11事件与伊斯兰教捆绑在一起的事实已经造成，并且捆绑已经对穆斯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9·11事件后穆斯林的遭遇就是明证。

亚伯拉罕米安认为，文明冲突范式在知识领域造成的后果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人们接纳了这样一个范式。这个社会看起来有自由和开放的媒体，但是事实上又在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之间暗自画了一条红线。对于研究中东的专家来说这一后果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解释危机的专家被边缘化，结果形形色色的所谓专家粉墨登场。即使曾经批评亨廷顿的学者分析美国在中东不受欢迎的原因时也不会提到巴勒斯坦问题。由于美国学者对9·11事件的政治原因集体失语，结果《卫报》的乔纳森。斯迪勒说，纽约使他想起了勃列日涅夫的莫斯科。

显然，尽管其解释能力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文明冲突”范式在美国是一个强势话语的现状短期内不可能有所改变。作为宗教少数群体的美国穆斯林深受这一强势话语的消极影响。美国穆斯林对媒体的看法就是一种直观表现。爱德华·赛义德说：“今天，伊斯兰教被人负面地定义为与西方相矛盾。这样确立的框架严重地限制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只要这种框架存在，伊斯兰教，作为穆斯林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就不可能被人了解。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美国真实地存在，在欧洲的情况略微好一些。

三、舆论环境不友好

2003年10月，助理将军威廉姆·保金（William Boykin）在一个基督教福音派教堂说，穆斯林崇拜的神是“偶像”。对此言论，时任国防部长的道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不仅没有表示道歉，反而称赞保金的资历。2011年1月，美国共和党议员彼得·金（Peter King）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引用1999年谢赫.卡巴尼（Sheikh Kabbani）的轻率言论，称大多数美国清真寺的伊玛目宣扬极端思想。虽然事后彼得.金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但是对美国穆斯林的偏见仍然溢于言表。美国政客能够坦然地拿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说事而不担心自己有什么政治风险，甚至还有可能为他们得分。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报道伊斯兰》一书中说，“对于伊斯兰教怀有恶意的泛论变成了诋毁外国文化最后一个可以接受的形式”。基督教基要派牧师派特‘罗伯逊说伊斯兰教“不是一个与人和平相处的宗教。只有当他们能控制和支配并有能力摧毁对手的时候，才会与人共处”。罗伯逊还告诉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穆斯林比纳粹还要糟糕”。派特.罗伯逊曾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一位重量级的政客，经常与总统和议员会面，宣称能对数百万选民施加影响。罗伯逊对伊斯兰教的敌视赢得了一些犹太人的喝彩，这些人在《纽约时报》刊登了整页广告感谢罗伯逊，理由是他“对以色列始终如一的支持”。

路德宗教会（The Lutheran Church）是美国南方最大的教会之一，它将自己的一位主教从教会开除，原因是他与一位伊玛目参加了9·11事件纪念仪式。电视福音布道者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宣称是7000万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的代言人。他说，自己经过充分的研究发现，与服从律法的摩西相比，穆罕默德是一位“沉溺于暴力和战争”的“恐怖主义者”。2010年5月1日，在全国祈祷日纪念仪式活动中，有一位妇女做了这样的祷告：

我们忏悔因为在我们在选举国家和州一级官员时没有用好神圣智慧……结果导致明尼苏达州将穆斯林首次选进了国会。为此，主啊！我们向您忏悔！

该仪式活动由美国宗教右翼团体“国家祈祷日特别工作组”举办。该团体的名誉主席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兰克林‘格瑞海姆。全国祈祷日由美国国会指定，目的是彰显美国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是右翼团体利用这一活动赤裸裸地表达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国会议员凯斯·埃里森（Keith Ellison）的仇视和偏执。宗教右翼团体对穆斯林的敌视不需要任何掩饰。

克林顿在其任总统期间，对国内穆斯林团体采取了一些亲民举措，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1996年，斯蒂文·爱默生（Steven Emerso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克林顿的穆斯林客人是哈马斯的朋友。斯蒂文·爱默生一直仇视美国穆斯林。1994年就在PBS播放电视节目《吉哈德在美国》，指控世界上几乎所有穆斯林

以上列举了一些政界和宗教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意言论。实际上美国公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消极看法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2002年2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CBS News）民意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有好印象，33%的人印象不好，37%的人不能确定。2004年，康奈尔大学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44%的美国人支持对美国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公民自由进行某种限制。调查还发现有74%的人认为伊斯兰国家压迫女性；50%的人认为穆斯林是暴力的、危险的和狂热的；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多数的穆斯林仇视美国。只有27%的人同意穆斯林与基督徒的价值观是相似的。47%的人表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在信徒中间鼓励暴力。这些数据显示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将伊斯兰教视为危险，并且认为伊斯兰教的价值与西方/基督教的价值有根本差异。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穆斯林有负面感觉的可能性要高于对佛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两倍。53%的美国人说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不太好”（22%）和“根本不好”（31%）。40%承认对伊斯兰教所知甚少，23%一无所知。另外，66%的人不同意“多数穆斯林包容其他宗教”的说法。更有81%的人不同意“多数穆斯林相信女人和男人应该有平等权利”的说法。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期间“沙利亚法”一度成为媒体热门话题。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莎蓉·安戈尔（Sharron Angle）称“德克萨斯州的法拉克福和密歇根州的德尔班市已经为沙利亚法占领”。虽然德尔班市市长出面驳斥安戈尔并邀请她亲自到德尔班市看个究竟，安戈尔没有接受邀请。实际上，德尔班市有7座清真寺和60座教堂。法兰克福是一个小镇，只有一座教堂和一块墓地而已。甚至有候选人发布电视广告宣称伊斯兰对西方构成威胁等。类似的事件不是个例。

针对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存在的敌视现象，爱德华·赛义德一针见血地说道：“当然从未有人将琼斯镇惨案或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或印度支那的毁灭等同于基督教，也没有与西方或美国文化等同起来。这一类的等式从来都是专为伊斯兰教‘保留’的。”此类敌视现象不仅存在于部分政客和基督教右翼领袖身上，美国的学术界在研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时同样存在问题。爱德华曾批评美国学术界“仍然有可能拿伊斯兰教说事，而这样的做法对于犹太教、亚洲人、黑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也仍然有可能在漫不经心地撰写关于伊斯兰教历史和社会的研究著作时不理自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来在阐释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每一个重要进步。”约翰·埃斯波斯托说：“当基督教极端分子称自己是上帝的卫军，炸毁堕胎诊所，我们将基督徒的主流信仰与狂热份子对宗教的歪曲利用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关于伊斯兰教，作出同样的区分并不经常发生。”杰克·沙恒（Jack Shaheen）教授对美国媒体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形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指出，从1960年代晚期一直到本世纪初，在美国的电视和电影中，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唯一可以被赋予负面刻板印象的群体，美国社会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爱德华。赛义德对敌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人所惯用的手段进行了精辟的剖析，他说：“故意制造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联系保证了普通读者将伊斯兰教和原教旨主义视为本质上一致的东西。将伊斯兰教简化为一大堆清规戒律，各种刻板印象，还有关于这个信仰、它的创立者和所有信徒的轻率结论，然后强化每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负面评价，如暴力、原始性、本土性（nativism）、威胁性等，并将其永久化。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严肃地定义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也没有为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给出精确的意义，或将这些现象放在特定的背景中。”

美国政界、学界、宗教界和媒体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偏见与傲慢，对美国穆斯林的相关认知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表1显示，90%的人认为美国媒体所展示的伊斯兰教形象是带有偏见的和负面的。51%的人认为在美国的教育体制内，关于伊斯兰教的观点带有偏见（见表2）。

表3显示，53%的人认为美国的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有点疑惧，32%的人认为美国的非穆斯林反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总之，85%的穆斯林认为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心存戒备。

表4显示，有93%的穆斯林认为，美国大众只听说过伊斯兰教，对它的风俗和信仰不熟悉。伊玛目哈桑·卡兹尼说，曾不止有一个人想知道“伊斯兰”和“穆斯林”这两个宗教的区别。

表5显示，52%的穆斯林因为自己的宗教或种族背景遭遇歧视。皮尤调查了穆斯林在美国社会中所遭遇的基于宗教原因的偏执。调查发现有一半的非洲裔穆斯林说自己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曾是偏执的目标，白人穆斯林遭遇歧视的比例是28%，亚裔穆斯林的比例是23%。赛尔楚克·斯林研究发现其访谈对象中88%的青少年在过去的一年中因为是穆斯林而遭遇过歧视。67%的访谈对象说自己在学校遭遇过歧视，54%的人说在购物时遭遇歧视。

当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消极看法较为普遍，同时大多数穆斯林也是如此认知主流社会的态度时，我们相信，缺乏信任感的情况下必然会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消极影响。

四、外交政策

利弊互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在中东政策方面，美国穆斯林注意到共和党政府表现得要比民主党政府更有能力制约以色列。1956年，是共和党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坚持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停止对埃及部分地区的侵占并迫使以色列人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侵占的西奈地区撤退。同样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持同情立场，在1971年的印巴冲突中反对印度。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乔治·布什反对以色列在阿拉伯人领土上非法建设居民点。另一方面，是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为1947年以色列建国开绿灯，由此为60余年的阿以冲突、巴勒斯坦人的灾难和巴以之间的仇视埋下伏笔。同样是民主党的总统林顿·约翰逊帮助以色列六天之内赢得了1967年的“6月战争”，导致加沙、西奈、戈兰高地和西岸的阿拉伯领土被占领。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比以往任何总统都要接近于默许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被占领土上建居民点。克林顿甚至一度考虑认可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在外交领域，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像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但是，在国内，民主党更多支持少数人群体和世俗国家的理念，对国内族群的多样性表现得更敏感。例如克林顿政府被认为自林顿·约翰逊政府以来最亲以色列，但是在国内它对穆斯林的亲善举措超过以往任何政府。1995年夏天，副总统戈尔访问了一座清真寺。1996年斋月期间克林顿总统问候穆斯林。1996年4月，第一夫人希拉里在白宫主办了开斋节庆祝活动。美国军队的第一个穆斯林教职人员（chaplain）也是在克林顿当政期间上任。总统在白宫接待阿裔美国人讨论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克林顿的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与穆斯林讨论波斯尼亚危机。此外，“美国穆斯林理事会”代表与国务院和司法部官员会面，表达对反恐法案的关注并游说废除对穆斯林不公的条款。以上事例说明民主党的国内政策或许比共和党对穆斯林友善，而在外交政策领域，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利于穆斯林。对于美国穆斯林社区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呈现出政党轮替的特点，但是基调并无大的变化，偏袒以色列并支持与美国合作的穆斯林国家的独裁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表6显示，81%的穆斯林认为美国针对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导致了美国穆斯林的疏离感。表7显示，84%的人认为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导致一些美国穆斯林的信仰和行为走向极端。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在笔者给出的5个原因中位居榜首。

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穆斯林对某些问题的认知和评价，而且格吉斯（Gerges）发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人对穆斯林的负面看法的起伏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语

罗伯特·吾斯诺（Robert Wuthnow）和康拉德·海克特（Conrad Hackett）在研究了美国非西方宗教的信徒的社会整合之后，强调社会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多数一少数群体关系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少数群体的特点造成了社会整合问题。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由主流社会的特点而形成。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美国主流社会需要在外交政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尊重、美国认同的包容性等方面迈出积极的步伐。美国社会在上述领域的进步也意味着美国主流社会更好地践行了平等、宗教自由、多元等其所倡导的美国价值观。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美国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以及美国的法制传统。宗教自由是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这是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美国政府态度鲜明地支持这一基本人权。也有更多的宗教团体和个人公开呼吁穆斯林宗教自由的权力应该得到尊重。媒体本身也有大量的比较全面中立的报道。总之，美国穆斯林面临的舆论环境虽然大体上是不友好的，在局部地区也遭遇了其他宗教社区的刻意排斥，还能不时地听到有政客和基督教领袖对伊斯兰教大放厥词，但是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作为一个美国穆斯林挺自在，他们将这种自在归于美国的法制传统、宗教自由和美国人民的友善。

责任编辑：王伏平

美国的政府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 要：“互联网+”时代下，MOOC、SPOC、翻转课堂等创新教学模式层出不穷，大有颠覆传统教学模式之势。本文以管理学教学为例，立足于管理学实践性和权变性的特征，以及教学相长的教学本质，认为互联网创新模式大大释放了传统教学模式的知识传递过程，使得传统教学模式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知识创造的过程，真正实现知识创造仍须落实到教学设计上，如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

关键词：互联网+ 教学模式 教学本质 互动式教学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概念的创新模式纷纷涌现，风靡我们生活与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信息技术的普及为标志，信息技术改变了信息创造、信息传递、信息交流的方式，而高等教育领域，作为知识创造、知识传递、知识交流的一种特殊场景，在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师生关系等各个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高等教育领域，各种创新互联网模式层出不穷。2012年，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纷纷开展了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教学实践，推出Udacity、Coursera、edX三大在线课程平台，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称MOOC以“海啸”之势风靡全球，这一年也被称为“MOOC元年”。在互联网创新教学模式迅速扩散的形势下，传统的高等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少教育从业者和研究学者认为这将是一场对传统教育的颠覆，革命性变革即将来临。外界的声音总是多元化的，也有人质疑MOOC等互联网教学模式的颠覆性和成效性，提出“反MOOC（Anti-MOOC）”。

本文作者立足于自身的教育经验以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观点：互联网+时代下涌现了众多的创新教学模式，这些模式以互联网技术特有的开放性、规模性、虚拟性、经济性特征著称，使得传统教学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本研究以管理学教学为例，基于管理学科实践性、权变性的学科特征和“教学相长”这一教学本质的思考，认为互联网+时代创新教学模式颠覆传统教学模式言过其实，反之，互联网创新模式释放了传统教学模式的知识传递过程，使得传统教学模式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知识创造的过程，两者的相辅相成促使教学过程更靠近教学本质，实现从低层次知识传递过程向高层次知识创造过程的升级。

二、互联网+时代下创新教学模式的涌现

1.创新教学模式的涌现与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信息膨胀的时代，海量信息的便捷传递改变了我们认知和学习的方式与速度，也由此引发了创新教学模式的涌现与发展，如MOOC、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远程教育以及混合式教学等各类创新型模式。其中，以MOOC模式和SPOC模式为典型代表，这种模式起源并流行于美国一流高校，由于深受各大高校和教育市场欢迎，在资本助力下迅速推广至全球。

1.1 MOOC模式。MOOC指的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也称为“慕课”，这是一種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展开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实现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享受高质教育水平的教学过程。MOOC模式通过在线平台免费向众人呈现一流高校的教学课程，突破了原有传统院校的时空界限，真正实现了开放性、规模性、虚拟性和经济性。

1.2 SPOC模式。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指的是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这是一种在MOOC模式上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因此被视为MOOC与传统教学模式相融合的创新产物，也有人称互联网+教育进入了“后MOOC时代”。这一模式一经推出也获得了各大高校的应用，包括哈佛大学、宾汉姆顿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我国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也成为了国内的第一次SPOC实践。翻转课堂也是基于SPOC理念的一种具体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将传统课程的知识传授过程以线上教学视频的形式移至课前环节，而在线下的课中环节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问题解答，深化学生对知识的内化过程，本质上是对教学流程的改进和对教学资源的优化。

2.传统教学模式的挑战与机遇。互联网+创新模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网络教育平台，使得传统封闭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课程向全世界开放，并且以随时随地、分文不付的形式呈现，传统高等教育也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一时之间MOOC等创新教学模式未来可能代替传统大学教育的论断四起。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预测，在15年内美国将有一半的高校会破产。毋庸置疑，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教学模式对传统教学模式而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模式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创新模式替代传统模式的论断大多是基于信息论，传统教育模式被简化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视传统大学为信息提供商，在传统教学场景中，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信息。而这种过于强调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的立足点，忽略了教学过程的本质特征，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依托信息的知识传递过程，更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六个认知层面：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估、创造。MOOC等创新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聚焦的是记忆和理解这一低层次认知活动上，而在知识应用、分析、评估和创造这一高层次认知活动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这正是传统教学模式的精髓所在。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理解，创新型教学模式反而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分担，有利于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负责人马丁·D·斯奈德（Martin D. Snyder）也表示“如果教师能够将MOOC看成是合适的资源，那么MOOC将会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重组教学流程与优化教学资源配置的一种新机遇。

二、把握管理学学科和教学的本质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创新教学模式的冲击下，一味地扬新抑旧并非明智之举，越是在热潮风靡的时刻，越是应该冷静下来，深入思考评判新旧模式之根本——教学本质。本研究以管理学学科为例，在考察管理学科的特征基础上，结合对教学本质的深入思考，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互联网+创新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1.管理学学科的特征。

1.1实践性。实践性，首先是管理学学科的基本特征。众所周知，管理是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组织的实践活动，因此，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应用于实践，实践性是管理学学科最基本的特征，管理研究的有效性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管理实践产生的影响。管理学学科是一门应用学科，其设立的目的是促使管理者运用管理理论更好地应用于管理实践，通过管理学学科的教学形成对管理者的启发作用：一是拓宽管理者的视野以增强管理者识别问题的能力，二是丰富管理者解决问题的思路，三是帮助管理者形成更严密的决策逻辑，四是为改进管理过程和管理方式提供参考，五是影响管理者的管理思想，最终起到提升管理实践效果的作用。

1.2权变性。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应用学科，但同时，实践应用的核心在于“权变”。自管理学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以来，众多学者承认了权变性是管理学的一大特征，管理的权变意味着没有一套管理方法和理念能够适合于任何管理者在任何组织、任何情境下应用，实践情境使管理学理论中最大的不确定影响因素，而情境因素也是管理学的核心所在，忽略了这一核心要素的管理理论应用很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正如德鲁克（2009）指出的，“管理不能成为一种精确的科学”。明茨伯格（2006）也指出，“实践的特色在于它的模糊性”。管理学学科的这一特征也隐藏了其教学过程的“权变性”，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管理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权变性，单方向地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无法真正了解管理学的精髓，管理学教学更加要求情境性因素、互动性因素和体验性因素的考量，通过针对性地互动学习习得管理学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培养未来管理者的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

2.教学本质。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就“教”与“学”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揭示了教学的本质：“一是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二是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是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是教學合一的三大理由，第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

由此可见，教学的本质在于教学相长。基于“教”与“学”的辩证关系，根据教学相长的不同主体，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更深入地理解教学本质。其一，教师和学生两者作为“教学相长”的主体，教学相长是一种教学原则。教与学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学”因“教”而日进，“教”因“学”而益深，这一观点不仅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促进，也隐藏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双主体关系。其二，教师作为“教学相长”的主体，教学相长是一种教师成长规律。这一观点认为，教学相长立意于教师的自我发展规律，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教师自身的学，即“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其三，学生作为“教学相长”的主体，教学相长是一种学习规律。该观点认为，“教”并非教学之意，而是仿效之意，所谓教学相长指的是学生“效师而学”和“自觉而学”，这两种学习方式都能够使得学生获得益处。因此，无论是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教学模式，还是传统教学模式，其根本都应落于教学本质上来。

三、互动式教学：回归“教学相长”的教学本质

“教学相长”的教学本质要求教学模式应该回归到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式，平等双向的师生关系以及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成长规律。从这一角度而言，创新型教育模式更多的是依托互联网技术的知识传递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高效的工具性作用，有效提高了知识的传递和扩散速度和范围，但是从根源上实现教学相长的知识创造层面上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应该将关注点从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教育模式上转移到更接近教学本质的教学设计上，如何设计符合教学相长教学本质的教学模式才是根本之道，互联网途径是一种工具性的辅助作用，两者的相互融合更有利于实现教学本质。结合管理学学科实践性和权变性的特征，本文以互动式教学模式为例，探讨在互联网模式冲击下回归教学本质的传统教学模式设计。

1.互动式教学源起：建构主义。互动式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在师生平等互动中主动建构认知和知识的教学过程，包括问题探究、案例剖析、情景创设、小组讨论、协作学习等基本形式。互动式教学的实践在心理学、化学、生物学、药事管理学等领域都获得了优异的成效，广受教育领域的认可。

传统的传输式教学是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学习者的认知是对外部刺激做出的一种被动反应，即“刺激-反应（S-R）”式，在这一理念影响下，教学过程中学生被当成是知识灌输的对象。而互动式教学模式则是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学习者的认知不同于生物本能的刺激-反应，学习是一个学习者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构建的对外界的认知，即“刺激（Stimulus）-同化（Assimilate）-认知（Texture）-反应（Response）（S（AT）-R）式”，在这一理念下，学习者被视为知识的建构主体，而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吸收和内化过程。

2.互动式教学理念：教学相长。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互动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提倡平等的师生关系，从被动接受的教学过程转向主动建构的教学过程，真正实现知识的内化吸收，并在互动过程中创造新知识，以期实现教学相长的教学本质。互动式教学具有其独特的学习观和教学观。互动式教学独特的学习观源于其学生的主体性，并由此带来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建构性，“情境”、“协作”、“会话”和“建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四大要素，具体而言，即教学过程应建构一个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情境，通过互动环节的协作与交流促进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建构。而互动式教学的教学观则服务于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教师在四个环节中从以往的施教者转变为引导者和启发者，充分运用有效的教学设计，从而使学生达成知识建构的效果。因此，师生关系从传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转向了平等的关系，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重视和强调，学生的角色也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教师的角色从单一的施教者向多元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启发者转变，在平等的关系中“教学相长”成为了现实。

3.互动式教学设计：互动模式。毋庸置疑，互动式教学是回归管理学教学本质的一种有效模式，但其成效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包括有利于知识建构的教学环境的营造、教师和学生角色定位的正确转换、互动式教学课程的合理设计等。互动式教学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强调了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合作学习强调的是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在互动中提高教学质量，实现知识内化与创造。为了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互动式教学设计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教学实践，例如全程互动式案例教学法摆脱传统的知识灌输式教学，促进学生的深入思考、各抒己见 、辩证分析能力；研究项目合作活动，由学生自行组队，相互交流沟通，共同解决问题，同侪互动也是合作学习的一项重要因素；体验式情境教学法，提供来源于生活实践的情境模拟，学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与外界环境真切互动，在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知识。

四、结语

“互联网+”时代下，MOOC、SPOC、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等创新教学模式层出不穷，大有颠覆传统教学模式之势。本文从管理学学科实践性和权变性的特征以及教学相长的教学本质出发，认为互联网+创新教学模式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颠覆这种观点言过其实，而忽视了其中的机遇，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创新教学模式热潮，从教学本质的角度看待传统教学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辩证看待互联网+时代风靡热潮中的创新教学模式。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创新教学模式具有独特的开放性、规模性、虚拟性和经济性，极大提高了知识扩散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得到高质的知识获取。其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互联网创新模式在知识传递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在知识内化和知识创造环节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仅仅从知识传递的角度理解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一种狭隘的观点，本质上而言，互联网是一种提高知识扩散和普及水平的工具，如同印刷术使得知识以书本、纸媒等形式留存和传播，互联网使得知识以视频、音像等等多媒体形式普及。在知识传递这一环节以外，我们不能忽视传统教学模式这种直接互动的“对话式”知识建构，实现知识的内化吸收与创造。

第二，从教学本质上看待互联网+创新教学模式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学相长作为教学的本质，包含了三个层面：教学原则、学生学习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因此，教学模式的设计涉及知识的传递、内化、创造的过程，这些环节需要教学与学生的互动参与，而非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互联网创新模式释放了传统教学模式知识传递环节的压力，使得有限的传统教学资源能够更多地投入于知识内化和创造的过程，从这一角度而言，互联网+创新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学资源的重新分配与优化。传统教学模式面临的不仅有挑战，更多是一种机遇，如何设计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模式以实现教学的本质，使教学过程从低层次的认知环节向高层次的认知环节改进，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和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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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李朋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领导力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