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革命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历史境遇。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是在近代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中形成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着近代中国革命的现实，始终贯穿着革命性的本质，承载着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境遇中形成和发展的，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并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以及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拥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哲学

一定的文化理论总是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形成的，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升华，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一起揭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表征这个社会发展变迁最主要的价值诉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历了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化，前者主要表现为革命的实际行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是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及其文化选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耻辱史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它不仅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困境，也使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寻求新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在西方日趋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枪炮声中，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尤不可扰”的地步。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民族和国家，不同思潮承载着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你方唱罢我登台，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救亡图存的民族悲歌。首先是农民代表旧有的封建文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渴望像以往一样通过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在田产均耕，均田均赋中来拯救中国，实现民富。但19世纪的历史对于这样落后的选择是无情的，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也是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但根本的是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选择中被残酷地淘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使开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强大力量，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于是在“自强”、“新政”的旗帜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制船造炮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场来自清朝政府内的改良运动效仿西方，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创办兵工厂，建立海洋水师，以增强国力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甲午中日一战，使洋务运动“制器为先”的救国梦想灰飞烟灭。这使当时自强维新的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3]“中国所以不可以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分别以和平和流血的两种方式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戊戌变法成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一个皇帝，却并没有给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走向独立富强带来光明。从器技强国到改制救国，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进步，但最终的失败说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病因。

随着救亡图存革命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认识到，“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4]“今日中国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5]“我们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的步骤：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6]正因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思想舞台空前活跃，伴随着哀鸿遍野的纷飞战火，思想领域也到处是刀光剑影。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狂潮和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也风起云涌，争相登场。从改朝换代的封建主义思想，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再到“民主与科学思想”、“教育救国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争奇斗艳，竞相绽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的主要景象。但随着代表这些社会文化思潮的社会变革运动一个个的失败，中国的革命必须寻找能够真正代表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全新社会文化。意义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马克思主义也主要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激烈的角逐与厮杀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日本、法国和俄国三条渠道传入中国的。日本是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清末流亡日本，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进步思想家、革命者和留学生，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文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勤工俭学赴法寻求马克思主义，他们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开阔了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使法国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条重要渠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现实，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寻求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他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派人到苏俄学习，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更加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就成为中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渠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的历史选择。

中国最终选择来自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不是一种凑巧的机缘，而是不仅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更有其深层的文化必然性。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7]这里，毛泽东至少从两个方面给我们说明了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一是中国顽固的封建主义文化打了败仗。它不仅使在它指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而且也造成了中国近代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落后与衰亡。“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8]当这种文化在19世纪遭遇到以工业文明为根基的现代理性文化，就很快败下阵来，再也不能成为中国救亡图存革命的文化驱动力。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和革命思想败下阵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者曾经先后进行过两次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一次是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尝试，一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两次尝试的失败，说明19世纪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须的条件，薄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政治上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来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遏制，使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中国一开始就缺少救亡图存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封建主义文化的败仗和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革命思想的破产，充分说明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更加先进，并且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现实需要的理论。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深刻透彻的思想力量和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普遍影响，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革命性，对近代中国文化救亡图存革命性诉求的表达，成为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无产阶级要想彻底解放自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1]《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这种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态度，揭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实质，指明了中国近代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对此，我们可以在毛泽东青年时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说明，毛泽东在回忆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强调，“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2]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理论就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诉求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文化逐步形成的。

二、改革开放的全新境遇及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3]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同时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的新篇章，从而使中国文化及其理论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更是把中国的文化建设纳入开放的全球化历史视野，融入滚滚前行的世界历史潮流之中。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又赋予了中国文化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使命。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5]这就表明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肃清残余的封建、买办和法西斯主义等落后思想，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不断巩固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全国建立积极服务于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由于旧中国文化教育的极端落后和匮乏，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极端低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多数都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文盲半文盲大量存在。这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普通民众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正如列宁倡导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包含着扫除文盲的任务，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一样，切实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努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在全国初步确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并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就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部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进行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大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16]但之后，由于受“极左”思潮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等各种因素影响，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党的“八大”确立的经济文化建设总路线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面中得到贯彻落实。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也进入全新时期，面临全新境遇，承载全新使命，拥有全新地位。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求必须适应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大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世界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经验等。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面临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新境遇。随着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日益便捷频繁紧密，合作日益普遍广泛深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开放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日益成为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背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更加迫切需要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对此，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7]因为，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但需要积极推进传统的产业革命，不断提高工业化的规模和水平，而且也要追赶世界新技术革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必然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生产效益不佳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快速有效解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不能不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等，积极实行对外开放。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迎来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使命。“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8]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落后的受教育水平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在坚持以经济为中心，积极服务于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普及国民教育，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地位。“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20]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要战略地位，与经济政治建设共同构成历史上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胡锦涛指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1]进入21世纪，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这首先是因为，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22]虽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即由对物质需要的强烈追求转向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更多渴望。这一方面使“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23]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在经济生活得到满足以后，通常都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精神文化需要，再加上中国在长期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发展相比，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相对较慢，就使“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其次是因为，从世界历史发展新变化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24]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大力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切实增强中国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求中国不仅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要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以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建设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发展战略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就是在这种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境遇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突出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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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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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00.

[21]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1-12.

[22][23][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14，1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克思的思想是其理论的一个重要渊源，但是是以改造了的面貌呈现的，这种改造基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需要，其途径是与当代西方其他思想流派相结合。基于此种状况，其思想上的探索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成果，无疑是我们可资探讨和扬弃的资源，但其得失对错也需我们自己进行细致甄别。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当代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20－30年代围绕着霍克海默所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流派，从总体上看，其思想是一种社会哲学或宏观社会学理论，即他们自己所说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对现实的批判立场，他们把眼光投向马克思，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可以用“社会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由于这种思想渊源上的切近，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解释和重建就必定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层面和核心主题。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走在卢卡奇所开创的对马克思解读和发展的路向上，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做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由此而言，他们这些思想上的探索和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和确切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至于其得失甚至正谬则尚需我们认真地加以评析和甄别。

一、“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断言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间的根本对立。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认为唯物史观的基调是人本主义的，或者说贯穿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主线是人道主义和异化批判理论，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在于它的革命批判精神，进而将唯物史观的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见解是在承袭卢卡奇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在法兰克福学派首开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历史方法论。在他看来，只会背诵和遵守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现成研究结论。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守’，也不是对一部‘圣书’的注释。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方法”。因此，他认为正统与否不在于能否记忆其现成结论，而在于能否继承其获得结论的方法，也即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正是由于将辩证法向非自然的领域即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才得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理解甚或遗忘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便不可能对其思想有真正把握和继承。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只承认实践的辩证法而否认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黑格尔的社会学说人手来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社会学说中吸取了有益的思想，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即构建未来理性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同样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历史方法，特别致力于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其渊源，这构成他早期读解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向度。其著作《理性与革命》便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着重论述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黑格尔历史学说的同一性。他指出，历史是人的产物，人只能认识自己的产物即历史；自然界则是外在的东西，人们只能通过实践从自然界获得某些东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及人们的实践也只能是相对的。辩证法是一种主观的实践，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方法，人们对自然之认识的辩证性不过是因为人的认识方式本身是辩证的，由此他否定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辩证法只是恩格斯自己对马克思的补充。

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研究呈现了一些从前常被忽视的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从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的角度，将自然界看做是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这无疑是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就明确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时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源初关系的理解。其次，他们强调历史观的独立完整性，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彼此分立的两大块，这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思想是一致的。再次，他们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研究来探讨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有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源头进行清理，从而能提升对其本真意境的领会能力。

但是，由于他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归约为一种历史观或社会理论，则马克思从根基上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摧毁并从而实现哲学革命之真相被遮蔽了，进而他由此而展开的全部思想努力及其创造性成果便无法被深度理解和整全把握。也正因此，他们才迷失于过分强调马克思思想和黑格尔哲学的亲缘关系，结果似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在对现实社会发展考察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从黑格尔的理性范畴里发现的。最终就不免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所达到的高度，并且制约了其现实意义的全面彰显。作为功底深厚的学者却发生了这样的失误，除了有时代整体理论水平和视野的限制外，当然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态度有很大关系，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而且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會现实状况分析基础上的，黑格尔的历史学说则是建立在对理性观念或范畴的分析基础上的，二者从其基础和出发点上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其思想的发展及开展就更相迥异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此的误解源自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不明白也未去真正努力弄明白马克思思想之进路。马克思是定位于揭示现实而走了一条曲折的思想之路，他从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基础上，奠定了自己新哲学基础，进而转向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在此恰误解了马克思，并倒转了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与重心，使之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切近分析倒转回了哲学批判，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又变成一种无法关涉现实世界的纯学术思想。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与拓展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身处新的时代，面临着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思考和解决的是一些“新”问题，即马克思著作里所不曾具体涉及过的一些方面和领域；同时由于面临着思想界的新发展和新探索，他们以新视角和新方法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

审视。在展开这些工作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不同的努力方向和途径，但总体上来看，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再加工，即方法上的拓展和理论领域的补充。

霍克海默指出社会哲学首先应是一种经验的理论，而不是一般抽象的理论和沦为单纯技术的理论。他批评当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已不能给人以任何关于社会整体的观念，从而失去了将处于运动中的社会作为历史地发展着的整体加以描述的可能性。他批评黑格尔及其后的历史哲学，不满意它们将历史归属于观念或范畴，同时也批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教条，使其不再有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穿透力。因此社会哲学需要一种能够把握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辩证方法，其实现途径是哲学和其他专门学科展开紧密合作。而其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去理解社会的过程”_4’，其对象是整个人类全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的领域是社会经济结构、个人的心理和文化现象，它要从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是一种直接针对对象的研究，而不再是先验的设定基础上的纯粹思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学，它把研究扩展到社会学所不涉及的问题和对象上。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危机，揭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操纵”和“福利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嫁接”在一起，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和“空白”。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人的自然权利和需要，他对潜意识的发现是“对人的科学的卓越贡献”，但他片面强调无意识本能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而没有考察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人的个性的影响；而马克思则发现并论证了“一些独立地发挥作用并决定我们行为的愿望和志趣”，但他又忽视了人的本能和心理方面。弗洛姆认为，每个人都受他的本能欲望和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是同时人的本性中也包含积极主动的因素，即由人的生存需要所产生出来的创造激情和主动精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性格”就是将人的生命能量引向某一个方向的动力机制，其并不是一个人的行为特征的总和，而是推动人的行为的内趋力。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性格一样，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社会性格”，其作用在于造就和疏导人的生命能量，促成社会的有序发展。他认为马克思恰恰对这些问题有所轻视，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变革的思想中留有某些“空白”。因此，弗洛姆认为必须使两种思想结合并互相补充，他提出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通过对人的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分析来完成其社会批判功能，以此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空白”。马尔库塞也试图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爱欲解放论”。他认为，只有作为生命本质表征的“爱欲”得到了满足，人的本质才算得到了真正的复归，并力图从其“爱欲解放论”出发找出人性异化的现实根源，进而找出文明社会的病根所在，最终找到人类解放的真正有效途径。

哈贝马斯则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提出其“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己变成了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东西；阶级冲突已经平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也很难说清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科学技术变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面临被社会现实超越的危机。为此，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完善。进而他认为，尽管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们声称要将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相结合，但他们主要仍只是走在传统历史哲学的道路上，最后不免陷入了他们所批判的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中，因此批判理论同经验领域并没有实现实质性的“沟通”。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批判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使之置身于“哲学和科学之间”，而其一般交往理论便可以成为这一基础，相应地批判理论也就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对语言的批判。

从以上综述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解和补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而其在某些问题上的不乏洞见更值得研究和借鉴。但其中仍存在不少值得质疑和深思的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考察；而对于在一些关键基点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意无意的误读，就更需要特别审慎对待了。首先，“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只可能提出其历史条件下所开展出来的、可能得以解决的问题，故在他那里对诸如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发达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等当代社会问题并没有进行直接论述，这只能是当代思想者的课题。其次，马克思思想伟大之处乃是对“历史之谜”的求解，而不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穿透意识形态之遮蔽从而厘清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历史性，只是他成果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却一向被忽视的方面在于，他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时代之历史过渡性意义，即该时代乃是人类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结果，尽管有着诸多罪恶但它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而且其为人类随后将演进到的更高时代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更多地限于对资本时代的否定性消解，因而最终不免陷入精英主义的幻想或无助的绝望。第三，他们对马克思早期手稿中的“人道主义”之表述的理解失之于简单化，并未曾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解放的历史性意蕴，更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人”。当他们抽象化地将“人”进行绝对主体化处理时，事实上恰是不自觉地落在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中，即只是将“人”理解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而这恰是马克思早已着重批判过对“人”的理解方式，他在《巴黎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对此已有明确阐释。

三、“重建歷史唯物主义”：一场远未终结的讨论

20世纪纷繁复杂的变革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随之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过时论”。面对这种局面，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事实上走向了折中的道路：他们一方面渴求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而且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有着同样诉求，并且有着独特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希望从这里获得支撑和推动；另一方面他们却并未真正专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只是把它当作诸多理论中的一种，并不明白其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有效性，故而对流行思潮便缺乏免疫力甚至陷入其中，同样认为它面对时代问题有“空白”或“失语”的不足。他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而所谓“重建”，按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把一个理论分解，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这也就是说，他们认定历史唯物主义对时代当下问题无法有力应对，而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本身的缺陷，即其中一

些基础概念和假设过时了，因而它们应用于现实时将必然出现困难，而其“重建”就是使之突破这些困难以获得新生的较好进路。但是他们恰恰不曾想过，或许只是自己尚未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或许历史唯物主义并未失去对当代恰切批判的效准；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重建，如何还能够确保其自身不是一场幻想而真的能够达到其所向往的成效呢?

诚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马克思所没有经历的某些新情况，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时和错误。此处必须考察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时代性质的判断，即一些具体的新现象的出现是否确实引致了根本的时代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费尔巴哈章》在其著作中早已指出的，资本愈益成为全球化的普遍原则和力量，因此这个时代的主导特征仍是“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其新变化的意义最多不过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略有扩大而已，但这不改变其“资产阶级社会”之根本性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判断，就是说考察它是否真正洞察了以资本为主导的时代的内在机制。这一点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其之所以產生以及其伟大意义之所在，恰好是它真切地“解剖”了“资产阶级社会”并且呈现了其历史性。因此关键的问题倒是我们能否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急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者恰失误于此处，一方面他们没有能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特点，而是表象地基于某些新变化就轻率断言当今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基本问题转换了。另一方面，他们以自己所看到的所谓“事实”为根据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错误断言其所由产生的基础已不存在了，因而其“过时”了。倒是萨特的领悟更精到些，他明白：“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思想探索的实践在一些方向和具体问题上给予我们不少重要的启示，值得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地重温和深思；但同时，他们的理论中也有着诸种不足和谬误之处，需要我们细加分辨和审慎对待，以免深陷其中而丧失公允的判断。时代的变迁必然引发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真精神来作出贴切的思考和批判。

责任编辑　刘荣军

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迎接党的十八大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的工作，分析形势，明确任务，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深入推进工程，更好地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成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思想理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实施的最重大、最基礎、最具深远意义的思想理论建设工程。自2004年工程启动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工程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精心组织、大力实施，广大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认真负责，基本完成阶段性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龙头作用、基础作用和导向作用。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依据。工程专门设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于2009年底推出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为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提供了更加准确、权威的译本。2011年，以两部文集为基础，联系实际推出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及其《学习导读》，为党员干部学习经典著作提供了重要读物。组织编写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论文化建设》、《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工程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设立了18个子课题进行分类研究，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运用到工程教材编写、理论宣传和重大课题研究中，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些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为提高全党和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有力推动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念。结合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和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不断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深入研究阐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深入学习研究宣传科学发展观，深刻阐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深入总结各地各部门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组织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提供了重要辅助材料。组织制作播出《复兴之路》、《旗帜》等一批电视理论专题片，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教材。这些工作，有力推动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

3.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围绕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加强引导，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确立一大批专门课题，深入研究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法治理论、政党理论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编写推出《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通俗理论读物，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地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切身利益问题，帮助人们加深对党和政府决策部署的理解，探索了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走进群众的有效方式。针对近年来出现的错误思潮，组织发表一大批重点文章，推出《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等重要理论读物，引导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这些工作，密切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促进了理论与群众的结合，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充分发挥了引导社会热点、疏导社会情绪、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积极作用。

4.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深入推进，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设为一级学科，下设6个二级学科，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地位。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许多高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学院，设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汇聚了一大批研究和教学力量，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制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总体规划》，组织编写重点教材，编写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从已出版的教材来看，基本达到了中央提出的“三个充分反映”的要求，即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从教学实践看，无论思想水平还是学术水平，在现有同类教材中都是一流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形成了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主干教材，进一步打牢了马克思主义教学的重要基础。这些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有力保证，极大地推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为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5.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全面加强，从根本上扭转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度弱化的状况。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示精神，将原来的7门必修课调整为4门，并将教材编写和教师培训纳入工程。2006年9月起，《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4本新教材陆续在全国高校投入使用。配合使用新教材，工程组织和推动了任课教师培训、教学方法改革等工作。有关部门还印发了一系列相关教学参考资料，提供了一大批有参考价值的权威书籍和影像资料，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到国内外参观考察，帮助广大教师开阔视野。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案例式、互动式、情景式教学方法，拓展国情教育和实践教学，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和劳动模范为大学生作形势报告。2010年，中央又批准了硕士、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案，按照新方案编写的教学大纲将于今年秋季投入使用。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任课教师的精神面貌和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改观，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满意程度显著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6.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为凝聚和造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搭建了重要平台。工程始终把培养理论人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人才作为重要任务，坚持把课题立项与凝聚人才结合起来，把理论研究与培养人才结合起来，把学科建设与队伍建设结合起来，造就了一大批理论骨干和拔尖人才。目前，工程组建了160多个课题组，直接参与工程工作的专家学者3000多人，间接参与的有数万人，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重要领域。工程实施以来，由中央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已达46期，培训了5000多人，成为理论队伍特别是人文社科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的名牌项目。同时，加大地方研修工作力度，目前全国已培训7万多人。工程还组织1500多人次开展国情调研，组织100多人次出国考察，邀请几十个国家200多位知名学者来华交流。这些工作，进一步团结和凝聚了广大理论工作者，激发了他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增强了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入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为推动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提供了人才保障。

作为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其成功的实践、丰硕的成果，展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对新形势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实施这一工程，进一步高扬了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决心和信心；整合了理论研究资源、创新了理论研究机制，实现了理论工作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基础学科领域和应用学科领域的深度结合；打开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口，第一次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较为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搭建了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重要平台，培养造就了一批政治坚定、学贯中西、勇于创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实践证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愧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生命工程、基础工程。

二、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从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意义

我们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90多年的历史实践充分表明，我们党正是靠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实现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理论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形势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1.深入推进这一工程，是在新的实践探索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空洞、僵化、刻板的教条，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只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成立91年、在全国执政63年、领导改革开放34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重大创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与此相对照，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还落后于这一伟大实践，一些人没有立足于这一伟大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2.深入推进这一工程，是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增强话语权、提高我国软实力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面临难得的大好机遇。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冲击，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缓慢，暴露出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经济复苏引擎。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空前增强，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充满信心。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仍然受到诸多方面的干扰，面临各种严峻挑战。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争取发展主动权的竞争和价值观的较量日趋激烈。从国内看，社会思潮复杂多变，干部群众中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和思想疑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道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深入推进这一工程，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必然要求。文化的灵魂是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科学理论。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是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思想道德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更加牢固，全社会的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坚定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价值取向扭曲，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载体，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4.深入推进这一工程，是在应对各种风险考验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先进和纯洁。这些年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以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为重点，以提高思想理论素养为根本，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为抓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断强化，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但也要清醒看到，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深入分析党的执政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科学总结世界上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坚定性。

三、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理论氛围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理论氛围，是确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重要一环，也是当前宣传思想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紧紧围绕这一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把工程不断引向深入。

1.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继续推进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要把坚持质量和保证进度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动员更多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党的十八大前后基本完成既定的教材编写任务。要始终把政治导向和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确保达到一流水准，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要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研究，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要深入研究阐释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实践要求和指导意义，把相关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教材的编写和修订中。要一手抓教材的编写、一手抓教材的使用，把工程教材的统一使用作为高校的重要任务，作为教学工作检查、评估的重要内容和指标。要加强对工程教材任课教师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教材的编写意图、主要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工程教材使用的成效。要广泛听取高校师生的意见，认真组织好教材的修订完善，使工程教材真正成为体现时代发展、适应教学实践、深受学生欢迎的精品。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掌握工程教材编写和使用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导，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工程教材的应有作用。

2.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阐释，引导干部群众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针对当前干部群众中出现的一些思想疑虑和困惑，针对人们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研究阐释，帮助干部群众明辨是非、澄清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要深刻阐明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要继续围绕“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围绕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紧密结合上，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要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收入分配、医疗住房、道德风气、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继续编写好通俗理论读物，解疑释惑、化解矛盾，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环境。

3.进一步加大工程的宣传力度，充分展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要把宣传展示工程研究成果，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成就宣传和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精心安排，增强宣传的实效性和感染力。各级各类媒体、理论刊物、新闻网站等，要紧紧围绕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开展宣传，使工程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重要思想认识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到高校、机关、企业、社区举办理论报告会，深入浅出地宣讲工程研究成果，使这些成果更好地为全社会所共享。同时，也要宣传好工程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宣传工程在学科体系建设和教材体系建设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宣传工程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取得的良好成效，宣传工程人才队伍建设的可喜局面，引导社会各界更加深入地了解工程，更加积极地支持工程。

4.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努力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工程作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主动宣传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成果和宝贵经验，宣传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理念，宣传我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发展理念、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充分展现我和平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友善的国家形象，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外部思想舆论环境。要善于运用国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和手段，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不断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要加强与国际学术机构、知名学术团体特别是国外智库的交流，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国外专家学者增加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5.继续发挥工程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要把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作为战略任务，引导广大理论工作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继续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继续组织工程专家开展国情调研，考察了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考察了解各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新进展。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传帮带作用，发挥中青年学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潜力，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要支持一些既有丰富国内国际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理论造诣的实际工作者参加理论研究，鼓励他们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有所建树，使他们成为理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流派的相互切磋、平等讨论，鼓励大胆探索，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多出成果的良好学术环境。要充分调动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和依靠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上多关心他们，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热切呼唤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热切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推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饱满的热情、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全面深入推进工程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是引导人类开展理论创新的思想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中国创新理论中的完善和进步，有着独特的实际性、系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方法论的本质意义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且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其本质的价值诉求一直以来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办事宗旨，并满足群众的理论需求和实际利益的追求。本文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的内涵及实践意义进行了简要的陈述，并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评述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内涵

在对方法论进行划分之前，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关系。理论创新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理论创造、革新进程中的具体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直接应用到创新实践中。而且，方法论的最终任务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下的实践进步，即创新。很明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 两者的本性相同，只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展现出不一样的实践状态和运行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的内涵是相当清晰的，就是指主体改变世界、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包含唯物辩证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工作路线是指人民群众路线，其完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理念和体系。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表现。具有科学性的方法论才可以推进理论创新，才可以构建科学的新理论。因此，理论创新的前提，就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当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对于理论创新方法论的构成、选择和应用都需要随着实践的进步上升而进行适当的选择。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需要秉承改革、创新的科学理念。理论创新过程就是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理念和体系，坚持以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核心，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实践性和逻辑性。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1. “结合”条件下的坚持与发展、传承与创新

“结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基本的方式，是理论创新方法论中，最重要的组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应用的成果，对于这些党和学界都没有争议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现实狀况结合在一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归纳过去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理论。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和中国的现实状况相联系。只有结合了中国现实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2. 整体性研究

整体性研究，是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科构建的关键引导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关键点就是掌握它的整体性，整体性大于它组分的学科性，整体性大于每个组分相加的总和。

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或思路，指的是运用整体或整体性的观念来了解、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其贯通于马克思主义整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之中，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中最根本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最大成果之一，为建设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3. 以解答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

“问题”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模式。 “问题”指的是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所出现的实践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因此，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形象化，让它在实际表现中都伴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性质，也就是说，依据中国的特色去运用它，这是中国共产党急需要掌握和解决的问题。

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方法，也是理论创新的实践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构成部分之一。要想真正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党的思想方针，大力提升应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新时代、解答新问题的水平。

5.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既是我党的执政作风，也是我党理论创新的工作方式。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终极价值诉求就是“为人民服务”，其根本的政治立场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就需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坚守的基本工作方法。

总的来说，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改革创新的一种本质表现，其本质就是理论发展的问题，其根本的历史使命就是维持理论与时代的同步性。想要让党和国家的发展不间断，其关键点就是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可间断，不然的话一切新的发展都是空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G]. 赵剑英， 吴波，郑祥福.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10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 胡锦涛.在 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EB/OL].（2012-07-23）[2013-10-17].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2-07/23/c_123457270.htm.

作者简介：

苏澜昕， 1986年12月出生，女 ，辽宁北票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上海市第四届马克思主义论坛于2007年10月13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论坛重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这一主题展开研讨。论坛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论坛组委会、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通过主题发布、专题点评、自由发言等多种形式，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造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及其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实践性功能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等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形成了一些共识和建议。具体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造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对此，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关系以及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造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国家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事关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事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长远，事关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提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立党之基，专家认为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同时，要树立严肃的学术态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要发挥学科的整体优势，聚焦重点项目，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表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致认同。但是，“社会主义不是成衣，而必须度身定做”。这一思想突出表现在“共建共享”的历史创造精神和历史主人翁精神上。这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也有专家指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看，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国60周年，30年、60年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素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要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这是政治的需要、理论建设的需要。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源泉，因此，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才能有更深入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仅要阐释已有的理论，更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有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理应秉持科学性、意识形态性、继承性、民族性，世界性的统一，必须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努力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

第三，关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造力问题。

马克思主义学术创造力的增强离不开一定的问题意识，要建设性地思考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在经济上，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怎么结合等问题。在政治上，在创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如何从理论上研究并阐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在性质、目的、主要内容，运作模式等与西方的区别，尤其是研究和说明这种具有区别(甚至是本质性区别)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作上的规则连结和联系是什么；在思想上，如何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有专家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造力，就必须加强对马克思认识社会的思维方法的研究。历史性、生成性、立体性和批判性思维构成了马克思社会认识论的本真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创造力，必须直面中国现实，在思考与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提出的诸如社会公平问题、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优化问题，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建设等理论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出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树立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必须进一步推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创造力。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及其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对于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与会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内涵，它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联系和区别，如何借鉴其他学科建设的要素和经验，规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使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有效的聚焦等问题展开了深度探讨。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建设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要体现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要把坚持正确方向和增强创新意识结合起来，要更好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服务。因此，有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有综合性的视角，要体现“四性”，即科学性、时代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尤其在实践性上，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实践的科学，教育、教学要联系实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达到四个层面的统一：一是理念层面，讲授要有震撼力、感染力，二是基本理论和知识层面，要严谨科学；三是操作思路层面；四是操作方法层面。有专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上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在空间维度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综合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总体状况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首先要解决马克思主

义的整体性问题。对此，有专家指出，整体性研究离不开分科性研究，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把整体性研究和分科性研究很好地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为此，有专家提出，应当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特点等主要内容为基础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当进行明确的学科边界的界定，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但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边界还比较模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五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外，要正确处理与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其他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学科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意识不强，造成学科建设实践中出现了替代化倾向、简单化倾向、表面化倾向等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边界划分应当坚持适度原则，既不要太宽，什么都可以装进去；也不要太窄，不能限制其发展。有专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体系定位、民族定位和时代定位的视域出发来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边界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体系定位，应该有效地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水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国家建设)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民族定位，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提升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时代定位，应该反映在社会科学发展最新领域中有自己的话语优势，即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不能缺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问题上，有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在学科内容上的特点是注重对中国国情、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概括出其中的规律。其次，在意识形态上的特点是与现实的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紧密联系性。与其他二级学科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现实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作理论的诠释和普及化的宣传；二是用学科建设中的科研成果直接为党和国家咨政；三是培养的人才大多从事与执行、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关的职业。再次，在学科研究人员上的特点是学术背景的复杂性和学术风格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是一门崭新的学科，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员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研究风格。这使学科建设可以多侧面地进行，开阔研究的视野，但同时在整合学科研究人员各个研究方向的问题上，难度又会比其他学科更高。

第三，关于如何借鉴其他学科建设的要素和经验，规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使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有效聚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学科建设一定要有开放意识，不能排斥其他学科搞自我封闭，否则会成为学科群中的“孤岛”，必须积极开展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努力吸取其他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规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有专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不能仅读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钻研作为人类集体智慧结晶的典籍，还要吸取当代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

有专家认为，规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对于教师夯实理论功底、拓展学术视野、提高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归属感，增强凝聚性，使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教师和专家加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中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带头人的培养、科研团队的形成搭建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建设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很好的支撑，进而使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有效的聚焦。

因此，大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至关重要，但整体性建设也离不开分科性建设，要使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成功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科建设落到实处。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实践性功能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落脚点在于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这就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实践性功能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如何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学理基础并推进课程建设，对此，与会专家进行了探讨。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实践性动能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面临挑战和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实践背景下建立和发展的。对此，有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要求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趋势，做党和国家需要做的事情，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新特点，做社会需要做的事情；认识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推动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做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做的事情，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大格局，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专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具有契合性。这表现在：首先，是全面支撑和重点支撑。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全面支撑；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五个二级学科为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重点支撑。其次，是学科特质和课程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其学科特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论发展和理论运用、理论教育的统一和内在逻辑理路，这与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统一性和功能互补性具有一致性。第三，是学科的实践性功能与课程教学的实践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同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实践性过程。专家强调，走学科化、科学化的道路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的设立，开始切实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政治形象而缺乏学科和科学形象的状况。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始找到自己稳定发展的学科基础，开始找到学校教学工作中的合理定位，开始找到凝聚队伍人心和尊严

的依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学术和学位平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坚持“四个并重”，即诠释性研究与学术研究并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校教育与全社会教育并重、单一性视角与开放性视角并重。

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问题。

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和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研究视域上停留于传统的关注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相互之间的矛盾运动，注重微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构建，忽视对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关注；二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呈现出复杂概念增多、词汇和技巧更加精巧、与“经世致用”相隔膜等现象，有远离生活世界成为“玄学”和使学术研究走向“学院化”的嫌疑。三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在借鉴西方理论成果时存在移植概念、照搬理论的倾向，以致盲目开处方、出对策，导致效率低下；四是由于缺乏对多学科聚焦和深层次交融，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成果的重新审视并加以恰当整合应用，只是满足于“寻章摘句”、汇编、组合及低层次重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导致学术思维缺失。这都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域，应把对微观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尤其要拓展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着力构建善于回应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教学体系，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际操作层面上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质和功能。

第三，关于切实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问题。

有的专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敢于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为此，一是要以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以人为本，关爱最大多数民众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感染学生，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问题；二是讲述理论前沿尤其是重大理论争鸣问题，提高学生关切理论问题的兴趣，引导学生理性思考问题；三是敏锐地观察社会问题，学会捕捉社会热点问题，不回避学生提出的任何尖锐问题，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要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四是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论断、个别话语，坚持用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立足现实分析问题。五是关切学生的思想问题、生活问题，心理问题，多与学生交流，回答并疏导学生提出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有这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会取得实效。

此外，论坛还就组建、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队伍，特别是培养有造诣，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与现代科学进行对话以及如何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论坛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这个主题展开讨论并达成诸多共识的同时，也认为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有没有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说马克思主义都是具体的。与之有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人类社会发展有没有预设的规律，是不是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对这些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

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直面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很多，无法回避，哪些是我们当下最应直面的现实问题。首先从经济上来讲，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这三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从政治上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是什么?从思想建设来讲，国家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先进文化与核心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本身要不要划边界、怎么划边界。这个问题很抽象，但现实性很强，每次研究生开题都要碰到这个问题，没办法回避。我们的研究是要面对现实问题的，那么哪些选题是属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哪些不是，这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内涵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研究方法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学科特点、人才培养目标、研究对象等问题上都还可以作继续深入的研究。

五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六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我们要说服人，靠什么?教学方法上要去动脑筋，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体系把握、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等问题都可以深入研究。

本栏责任编辑　曹宁华

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劳资关系理论是以分析劳资关系行为主体、环境、规则以及冲突的解决的方式,由于局限于劳资关系的表面,因此有关劳资关系的形成的本质被完全掩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揭示劳资关系的本质,并分析资本主义具体生产组织内各个因素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同时从资本主义技术动态角度看,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趋势造成内生性失业,工资视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增长的现实趋势,造成了积累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失衡。

关键词: 劳资关系;生产组织;工资与利润;失业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劳资关系理论模型的分析局限于现象层面,将劳资关系定位为雇工与雇主共同协商并雇工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向雇主提供劳动,同时遵守雇主要求其实现劳动效益的指令与规则,以换取一定量的货币工资。这是一种劳动与货币的平等的交换,由此,隐藏在平等的交换行为背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被掩盖了,资本主义中的劳资关系所特有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本质规律也被排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观点。第一,雇员的劳动与雇主的资本交换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因此,劳资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及相应生产关系的框架才能理解。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劳资关系不仅现在生产过程中的雇主与雇员的矛盾,而且体现在生产组织内的技术与分工、结构层面以及制度。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劳资关系不仅仅涉及到劳动市场均衡实现的微观的问题,它更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的关联,劳资关系的内在规定的工资与利润将会对经济中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劳资关系内的雇主与员工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一个微观的、局部的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的经济现象。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资关系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关于劳资关系本质理解,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规定性是资本雇佣劳动。这意味着: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却对劳动力具有所用权的自由人。 “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资产阶级得到了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导控制权,而雇佣劳动者处于被动从属地位[1]。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创造出商品,并在生产过程价值不断实现增值的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从而剩余价值就生产出来了,活劳动的被动从属地位就意味着必须不断被资本家改正和调整,以便满足在外部的技术进步与该生产组织内部的分工的动态过程中资本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第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处于主导的、统治的地位,雇佣劳动处于从属的、被统治的地位。在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中洞悉劳资关系的本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与活劳动的结合形式的不断变化,这种历史演进与生产力的发展为劳资关系的本质提供了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是劳资关系的载体

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组织阐述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为一个通过劳动力买卖组成的并通过复杂的分工和协调来从事为交换而协作生产的社会实体,资本主义生产组包括:(1)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形成的,反映了内部的雇佣劳动关系。(2)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建立其基础上的管理活动分工以及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双方冲突与合作的制度安排。因而,劳资关系是生产组织的基本关系,具体的生产组织为分析劳资关系的本质提供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是劳资关系的载体。

第一,技术的进步与生产组织内的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决定因素。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生产组织内的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生产组织内分工越细,劳动越有规则性和机械性,越具有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分工的发展促进机器的进一步发展,此时生产组织内的分工以特殊的比例人数为规则从事工作,并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变成了属于资本家的一个机构的单纯肢体。”[2](1)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生产组织结构,马克思说:“不仅使集体劳动者的质上不同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规定这些器官的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的相对人数或工作小组的相对大小,创立了数学上的固定的比例。”[3] 此生产组织内结构层面决定资本雇佣劳动的过渡阶段。(2)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由于生产组织内的结构的狭隘与市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随着技术进步突破劳动对资本的限制并改变其生产组织内的结构,形成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科层制。该结构与直接劳动过程中工人适应机器的分工和专门化相适。工厂初步形成了以雇主为顶点,以不同的部门负责并有少数技术人员辅助来控制劳动过程的科层组织。该结构是雇主行使权力的载体,此阶段雇佣工人在科层结构中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此生产组织内科层结构决定资本雇佣劳动。第三,资本主义的制度影响劳资关系。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确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实际上,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动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4]。(1)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度的竞争和排他性转化为资本的竞争的外在压力和生产组织内追求剩余价值动力,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执行资本的职能,这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直接结合,而是通过资本雇佣劳动方式结合。(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制度决定了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性,工资的增减取决于利润的增减。雇主对劳动成果有了直接支配权,这就实现了成本与受益的内部化,同时这也是激励雇主行为的基本动因。此生产组织内的分配制度也反映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3)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组织内雇主和雇工对市场和社会的变化进行适应的选择,但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重新建立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新契约,在多数雇主反复选择和决策中最终形成了以劳资集体谈判制度为核心的劳资关系新形式。就产生了产业内的合作,合作式的劳资关系不是利益冲突的消失,把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期间,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 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5]。谈判制度仍然没有改变生产组织内资本雇佣劳动的模式。

三、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影响宏观经济的失衡

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资之间分配为基础。伴随劳资之间分配而产生内生性失业与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的现象。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的进步过程具有特别的社会形式,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一般趋势,意味着技术进步呈现出替代活劳动的特性,大规模失业现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固有的常态。决定失业的变动,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6]。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总额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总额的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和积累形成了对抗性矛盾的关系模式,而这矛盾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在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7]。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可以理解为一个传导机制:收入分配差距—最终消费品需求不足—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全社会普遍生产过剩[8]。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资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决定着宏观经济的失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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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Marxism Economic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 Theory

HAN Ai-guo,SHEN Dan-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University, Taiyuan 030051, China)

Key words: wage-labor relation;wage-labor capital;product organization; wages and profits; unemployment

(责任编辑/ 吴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