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经济发展制约瓶颈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人们也逐步意识到依靠原有的不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绿色发展遂成为全球共识。发展绿色经济是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实践。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有关绿色经济以及有关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研究成为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应用文献分析方法，总结了有关绿色经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绿色发展指标及测度、区域绿色发展研究等，最后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提出并展望了我国未来相关研究的趋势。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研究述评

一、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日益增长，地球生态系统承受的负荷逐渐加大，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然资源及环境容量制约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作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迅速兴起，有着深刻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历史背景。应当说，首先是发源于回应工业文明黑色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负外部效应所积累的全球范围“黑色危机”越来越严重，已经走到历史的巅峰。“物极必反”，工业文明黑色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历史命运也逃避不了这个历史辩证法。它在其黑色发展过程中自我否定因素不断生成，形成向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转型的因素日渐清晰彰显，使我们看到了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时代辰光，人类正在迎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时代。[1]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迫在眉睫。绿色发展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成果日渐丰富，但系统的研究述评成果还较为鲜见，爰此，本文拟对国内近些年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展做一述评，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二、绿色发展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綠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密切相关。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揭示了“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本质，体现了“速度、数量、质量”的绿色运行。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它强调“天人合一”的良性循环、和谐共生、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路径就是绿色发展。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目标—路径”的有机统一。

“绿色经济”一词由皮尔斯在1989年首先提出，核心是强调生态环境的安全性。世界银行“中国：空气、土地和水”项目组（2001）指出，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资源与环境视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需要不断投资使之保值而且增值。在GDP和国民财富的核算中要将自然资源（包括环境容量）的价值和污染治理、生态恢复的成本考虑进去，形成新的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代价的发展指标。[2]

王玲玲和张艳国（2012）认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在绿色发展的系统中，蕴涵着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多子系统。其中，绿色环境发展是绿色发展的自然前提；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绿色政治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绿色文化发展是绿色发展内在的精神资源。[3]蒋南平和向仁康（2013）认为，绿色发展应建立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耗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全面树立珍惜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尽快制定资源能源补偿标准、避免资本统制力对生态的破坏、以科技手段来加速生态的修复及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4]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认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由此也决定了系统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既有正向的交互机制（良性循环）也有负向的交互机制（恶性循环）。[5]黄志斌等（2015）认为，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日趋和谐、绿色资产不断增殖、人的绿色福利不断提升的过程。其中，绿色发展是主题，绿色资产是基础和载体，绿色福利是归宿，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制约。[6]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由此可见，当前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已基本明确。

（二）绿色发展衡量指标及测度研究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当前绿色发展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

胡鞍钢（2010）提出了绿色发展的国家核心指标，即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森林覆盖率。[7]刘西明（2013）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指标、资源节约指标、环境保护3个一级指标以及人均GDP、万元GDP能耗、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人均烟（粉）尘排放量6个二级指标测度了中国2000年—2011年的绿色发展水平。结果显示，进入“十一五”以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每年约上升4至5个分值。[8]

李晓西等（2014）借鉴人类发展指数，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两大维度同等重要的基础上，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以12个元素指标为计算基础，测算了123个国家绿色发展指数值及其排序。从测算结果看，在123个国家中，中国HGDI排名第86位，处于浅绿色发展水平阶段，因而中国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9]

张江雪等（2015）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测算了2007年—2011年我国30个省（市、区）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状况，并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10]

（三）区域绿色发展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推行梯度发展战略，导致区域间、城乡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由此，各区域间绿色发展状况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王金南等（2005）以万元GDP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排放、SO2排放4个指标为基础，建立体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2个综合性指标，以生态省和生态市相应指标为标准，分析了我国大陆地区各省份对应4个指标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状况。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开始向“绿色经济”变迁；经济中游地区如辽宁、河北、湖北、安徽、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则处于走出“黑色经济”发展的边缘并向“绿色经济”转化的阶段；其他地区则基本上处于“黑色经济”发展阶段，不仅绿色距离大，而且绿色贡献均小于1。[11]

黄祖辉等（2015）提出了我国山区转型发展与绿色发展的三大路径，一是强化统筹发展，实现山区发展环境优化；二是强化绿色发展，实现山区经济系统优化；三是强化生态发展，实现山区生态系统优化。[12]刘纪远等（2013）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并指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13]

欧阳志云等（2009）综合分析了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用以评价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分析結果显示，我国城市的污染治理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三废综合利用水平普遍较低；而绿化水平、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单位GDP用水、空气质量和工业废水处理水平则有很多城市已达到较高水平，呈较好的发展态势。就各项指标的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投资特别高的城市基本都是直辖市或者省级市等大规模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并不高。单位GDP用水量特别高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特别低的城市基本以小城市为主。就各项指标的总体水平来看，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湖北、江苏、江西、山东和浙江等沿海或接近沿海各省份的城市和4个直辖市均处在较高水平。而甘肃、吉林、山西和陕西等西北部省份的各城市则处于较低的水平。[14]王兵等（2014）利用环境范围调整测度（RAM）模型测算了中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2005年—2010年的绿色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倒“U”型和三次型变化，区域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污染物排放无效率是总无效率的主要源泉。[15]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正经历速度和数量的高增长时期，也造成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蔡宁等（2014）通过对2007年—2011年我国30个省（市、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绿色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基于绿色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或有一定比较优势；30个省（市、自治区）可分为“高绿色—高城镇化”、“高绿色—低城镇化”、“低绿色—高城镇化”及“低绿色—低城镇化”四类地区，且主要以“双高”和“双低”为主，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全国基于绿色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空间分布不均匀。有鉴于此，各地要正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与发展格局差异，寻找各地区绿色或城镇化的比较优势，科学统筹，合理规划，构建绿色产业链，制定绿色发展政策，实现绿色与城镇化的双重发展。[16]

李琳和楚紫穗（2015）构建了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2007年—2012年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评估和多层次的动态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较明显，但呈缩小之势；东部地区在产业绿色增长度和政府政策支撑力上优势较明显，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劣势较突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表现较优，但产业绿色增长度劣势较明显；中部地区三大指标优劣势不突出，整体水平中等偏后。[17]

综合上述，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标要好于中西部地区，中国的绿色发展处于不平衡的态势。

（四）我国绿色制度创新研究

目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成为世界各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绿色发展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繁荣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坚持绿色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尚需进行制度创新。

李忠（2012）指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障碍主要有：（1）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尚未全面形成；（2）缺乏战略规划的引导；（3）法律政策体系不系统、强制性不足；（4）绿色经济体制尚未建立；（5）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基于上述情况，他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1）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2）推进绿色经济顶层设计，编制绿色经济发展规划；（3）成立绿色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创新绿色经济管理机制；（4）完善绿色经济法律标准体系，强化执行力度；（5）加快资源环境税费改革，促进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6）实施国家绿色科技发展计划，增强科技支撑能力；（7）设立专项资金，开展绿色经济发展示范试点。[18]曹东等（2012）提出：（1）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2）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3）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5）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19]

张梅（2013）指出，面对绿色经济全球大趋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亟须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进行调整，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力争实现绿色经济的后发优势：（1）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发展战略；（2）多方面入手为拓展外贸扫清障碍；（3）加速“走出去”战略的绿色转型；（4）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广力度和国际交流；（5）加强国内法律体系建设和国际贸易规则研究；（6）推动与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的绿色发展合作。[20]王永芹（2014）认为，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要有创新驱动，即：（1）绿色发展理念创新；（2）绿色科学技术创新；（3）绿色市场创新；（4）绿色制度创新。[21]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认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制定绿色规划；第二，积极强化绿色投入；第三，突出绿色政绩考核。[5]

（五）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增长）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是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要实现绿色发展，改变传统工业企业的增长模式成为关键因素之一。苏利阳等（2013）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年—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须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方面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方面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其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22]任耀等（2014）利用DEA-RAM模型，构建了包含经济效率、绿色效率及创新效率的绿色创新效率模型，并测算了山西省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投入的无效率对山西省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无效率贡献率最大。[23]

聂爱云和何小钢（2012）研究发现，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与创新政策组合，引导和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绿色发展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导向型规制提供给企业更多创新空间，比命令控制型规制诱发更多绿色创新；同时，不同类型规制政策在灵活性、稳定性以及严格程度上表现不同，将影响政策对绿色创新诱发的概率。[24]武春友等（2014a）从企业绿色技术、企业绿色生产、企业绿色排放、企业绿色投入、绿色企业文化5个方面选取了企业绿色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与标准离差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指标体系的组合权重，依据可拓学原理构建企业绿色度可拓学评价模型。[25]武春友等（2014b）针对企业发展特点及绿色增长模式的要素，构建了企业绿色增长模式的影响因素指标，运用粗糙集理论对指标进行信息重复性约简。他们采用灰数与DEMATEL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约简后的各指标对企业绿色增长模式的影响程度及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为企业绿色增长影响因素识别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26]

生态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邓远建等（2012）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因此，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资本运营的积极性，促进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27]

（六）FDI与绿色发展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

郭红燕和韩立岩（2008）研究發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同时其存量增加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但影响程度较小。另外，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但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28]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净出口消费指数等方法，运用中国20个工业行业与G7和OECD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干净”产业；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CO2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CO2排放量。因此，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天堂”。[29] 张宇和蒋殿春（2013）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入同时具备“污染避难所”论和“污染光环”论的双重特征，在引起我国产业结构向高污染行业转移的同时显著促进了当地和其他地区的环保技术应用；同时，FDI的存在在弱化邻近地区的环境监管同时对当地的环境监管起到明显的强化作用。 [30]杨博琼等（2013）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研究发现，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他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31]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如何规避和限制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污染性产业转移是发挥FDI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作用的关键。

三、简要述评

综合上述，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及内涵，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区域绿色发展的状况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增长方面。绿色发展是近些年才开始流行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仅包括绿色经济增长，还包含在绿色发展模式下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等诸多方面。就此而言，当前还有许多领域研究存在不足：（1）如何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所带来的系列问题之间的矛盾；（2）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何构建科学化的城市化布局，如何构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格局；（3）如何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制度；（4）如何建立健全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5）在绿色发展模式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6）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上述问题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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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士斌

民企经济发展制约瓶颈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在东北三省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做重要讲话，科学阐释了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战略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内涵、新目标，明确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战略的总体思路、重点工作及存在问题，开出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药方”。我们要切实学习、领会、掌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讲话精神真谛，使之转化为东北振兴实践，全力打造东北新的经济增长极和经济圈。

关键词：习近平视察东北；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6.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治判断，并立足新时代指出：“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1]

如何深化？怎样振兴？这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魂牵梦绕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5日至29日，在东北三省作了考察，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高度，着眼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科学阐释了党中央推进东北振兴的新思考、新战略、新内涵、新任务，极大深化和拓展了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包含着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2]这一论断深化了东北振兴战略的内涵，扩大了东北振兴战略的外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首站选择我省农垦建三江，对农垦、农业进行考察调研，有着战略性设计和科学思考，有着久远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指导价值。我国四十年前改革开放，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吹响了改革开放号角，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立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经营方式上的创新，实现了农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特点是实行由统变分的经济体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效缓解了当时“三农”矛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当时，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任县长和后任书记，是深知改革之初这一段辉煌历史的。

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曾先后七次到东三省考察，三次来到黑龙江。他了解我省错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机遇事实，更知我省近年来农村改革快速发展的成就，我省农业15年连丰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处于全国农业第一大省的战略地位。所以，考察首选我省农业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结论性，着眼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大布局，并表明把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纳入东北振兴大战略。

4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农业农村改革也进入了新时代。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站在新时代高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这把乡村振兴与东北振兴两大战略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东北振兴大战略。当初提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仅是工业经济，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乡村振兴作为东北振兴重要内涵，极大深化了东北振兴战略。又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明确了路径上的遵循，开辟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思路，确立东北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在东北振兴中地位。使我们深知，在东北离开了乡村振兴，不是全面振兴、不是全方位振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东三省考察首选我省调研农业农村农民是战略性决策，为其对“三农”问题思考提供证明和化解问题的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三省，唯一考察的农业就是我省农垦，但其讲话是指全国整个农业农村，其视察讲话具有战略性、深刻性、指导性：

第一，我国乡村振兴要靠农业现代化，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明确指出：“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3]指出了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难点，也是推进东北振兴建设的方向和工作重点，必须把乡村振兴与东北振兴结合起来，协同推进、同步发展。内在要求我省在振兴发展中抓好乡村振兴，使乡村振兴有了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第二，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要靠农业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要求“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人才、先进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4]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垦区，不但考察询问了农民收成和收入，特别考察了平均32岁的农垦七星农场的农业科研团队，科学指出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指明了农业科技化发展方向和人才、设备及园区建设的路径。

第三，面对新世情强调要重视和抓好“粮食生产”“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农垦考察中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5]当前中美贸易战凸显粮食生产、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历史与现实证明：粮食安全比其它安全更为重要、更为紧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省农业丰收的大地上，对全国农业农村改革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第四，面对40年农业农村改革成就强调深化农垦及农村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要求农垦要深化体制改革，全面增强农垦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更好發挥农垦在现代化农业建设中骨干作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以此助推东北振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讲的是农垦实质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新希望、新任务。

第五，高度关注重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指出“要加快绿色农业发展，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6]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讲话中把其“两山”理论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用生态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并作为东北振兴重要内容。

第六，从人民本位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补齐民生短板，让人民充分共享农业大发展带来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农垦考察，对农机驾驶员所问所关心的是收入、收成、粮价、子女就业等具体的民生问题。还在辽宁抚顺考察矿区、访问老百姓家庭，也是农民居民的柴米油盐，这一切一切都牵动着总书记的心，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本位、民生本位。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东北振兴，并把乡村振兴作为东北振兴的重要内容，升华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对我省推进乡村振兴和龙江振兴具有战略指导价值，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大战略和大布局。为我国农村改革40年后发展明确了改革方向、发展路径，特别把乡村振兴作为东北全面振兴重要内容，增强了我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和战略性。

二、东北全面振兴实质是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7]东北是我国工业经济体系的重点、制造业的强点和基石，是新时代构建现代化实体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关键。基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从我省的东部农业农村，飞跨西部的工业重市齐齐哈尔市，重点考察两家有特色、“国宝级”的并属于“共和国长子”大型国有企业，目的是推进国企改革和发展，发展东北及我国实体经济，为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把脉开方。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围绕这一重点，又到辽宁省，考察一个国有大企业和一个民营企业，还有抚顺矿业集团，到矿工家调研，参观雷锋纪念馆等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些结合调研实际，有针对性的讲话为在新时代推进东北振兴，发展东北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国企和民企及座谈会上讲话，对深化东北全面振兴，发展新时代实体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其一，首次公开批驳了怀疑、唱衰东北振兴及国企改革言论是错误的。自党中央在十六大推出东北振兴战略以来，怀疑、唱衰东北振兴及国企改革的言论不断，甚至一浪高过一浪。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齐齐哈尔市两个“国宝级”的国有大型国企后，到辽宁辽阳石化公司考察，铁的事实已宣布怀疑论、唱衰论的破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中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观点。9月27日上午，在辽宁辽阳石化公司考察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8]东北振兴及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转型成功，新动能培育，快速高质量发展已有力证明“怀疑论”“唱衰论”的荒谬。仅以黑龙江省为证，全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极大增强了国企经济活力。在2016年完成12户、2017年完成11户的基础上，今年又完成15户省属企业子公司混改。国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2017年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14.6亿元，同比增长16.3%；利润总额34亿元，同比减亏增利47亿元；上缴税费34亿元，同比增长39.3%。今年1月至8月，省国资委出资企业经济运行持续向好，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98.3亿元，同比增加4.3亿元，增长1.1%；利润总额20.3亿元，同比增加1.3亿元，增长7%；实际上缴税费38.5亿元，同比增加12.4亿元，增长47.4%。事实有力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讲话结论和观点。

其二，新时代深化东北振兴，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座谈会上讲话，要求东北要做到“三个下功夫”“五个有利于”和“四个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来推进东北振兴。在听取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主要领导汇报后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改革信心，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在缴发基层改革活力上下功夫。要重点从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加快培育經济增长新动能、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有利于调动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等方面完善改革思路，做实改革措施，释放改革给力，提高改革效能。”[9]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下功夫”和“五个有利于”，完全是为了全面深化“四个改革”，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切实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并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的中国一重就是靠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由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的大变，做到了由亏损到盈利。在东北振兴和国企改革中，一重曾召开了180余场改革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整改具体问题226项，形成了以营销为龙头的经营新机制，建立“内部模拟法人实体运行”和“研产供销运用快速联动反应”机制，以改革倒逼振兴发展，使老国企焕发新生机，在振兴中形成新动能。因此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肯定和好评。被誉为“中国铝镁加工摇篮”的东北轻合金有限公司，在全面深化改革动力推动下加速前行。仅用一年零九个月时间于2017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的第一步。在2018年1月至8月，实现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8.5%，利润同比增加9792万元，为在2018年实现主营盈利，全面本质脱贫的第二步打下了坚实基础。建龙北满特钢的混改，实现了从“步履维艰”到“活力四射”的巨大转变。铁的事实证明了：只要做到“三个下功夫”“五个有利于”的就能够实现“四个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会有力推动国企改革成功和振兴发展，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由改革迈向振兴强大之路。

其三，东北和国企要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实现转型升级，达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10]在东北考察国企、民企时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反复强调，不论是农业、国企和民企都要抓好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动能，激发企业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实现企业转型。在中车齐车集团观看铁路货车疲劳和振动试验，在听取汇后强调“齐车要乘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强自主创新，做好内功，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永远掌握主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11]在中国一重集团考察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12]，“东北人才不少，技术基础雄厚，干部素质也不错，往往就缺一点创新精神和思想格局。”[13]可谓一针见血，尖锐指出了以往国企改革及振兴发展滞后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辽宁考察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该公司是“国家的种子队、国企的种子队”。该公司在历史上就以创新创造著称，当年我国棉布紧张时，创造性生产了“的确凉”，缓解了人们物质生活需求上的矛盾。这次考察又指出“国有企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自我完善。”在考察亚洲最大工业铝挤压产品研发制造商——辽宁忠旺集团，反复向工人询问生产工艺、技术要点，实质是鼓励和支持国企、民企都要依靠科技创新，用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把实体经济做强做大做优，由此实现东北工业振兴。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语重心长的考察讲话，告诫人们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不论是国企和民企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用创新实现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严峻挑战，东北振兴的难度空前加大、压力空前凸显，困难空前增多，东北三省必须全力抓好抓实创新，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谋振兴，这样才能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石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再现东北经济的辉煌，形成一条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带。

三、东北振兴战略的新时代独特地位和深远价值

站在新时代审视东北及东北振兴战略，透视世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会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东北振兴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群中具有不可缺乏性，不可替代性，切不要用单一的GDP尺度来衡量东北振兴战略及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讲话意义不在于为东北振兴开的“药方”，而在于深化了人们对东北及东北振兴战略地位、功能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国际上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开放的较量中，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大背景下再次视察东北的，在沈阳座谈会讲话提出新的战略思考，指出：“要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为依托，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流合作，使南北互动起来。”[14]这是立足世情来谋划东北振兴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战略，是站在当今世界和国家发展大局高度、大势的角度提出的，极大提升了东北振兴战略的地位、功能、作用，培育新时代的东北现代化的经济圈，形成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第一，新时代东北振兴必须走自主和自力更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中美贸易战正酣大背景下考察东北工农业，第一次把东北振兴与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结合起来，并站在新时代战略高度强调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制造业发展及创新发展等，使讲话站位高、接世情、符国情和企情、农情。习近平总书记到东北第一站，就到有“中国绿色米都”之称的建三江管理局考察。当他双手捧起一碗米时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其涵义极深。中国饭碗装上中国粮食我们就什么贸易战也不怕，如果装上别人粮食我们就危机。在中国一重集团面对一重科技创新成果指出：“国际上，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已获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最终还是靠自己。”当下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阻碍我国健康发展，在政治上攻击、思想文化上渗透、军事上挑衅、技术上封锁、贸易上欺凌等，就是不让我国顺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历史与现实证明，我们必须走自力更生道路，发展靠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9月12日在第四届（俄罗斯远东）“东方经济论坛”提出了具有习氏特色的“中国方案”，就是针对西方世界强权政治、單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严峻现实，指出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这次东北视察讲话仍是站在世界大局战略高度，面对中美贸易战严峻现实，为推进东北振兴指出了战略发展路径，要求我们要利用区域、地缘优势发展实体经济，实现东北振兴发展。

第二，新时代东北振兴必须打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座谈讲话是把东北振兴与中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从这个视角给东北振兴发展开出六副药的“药方”，把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并列，作为一个战略群提出完全符合世情国情区情。我们要从新时代这四个战略群高度把握、理解、认识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认清东北振兴的战略在我国发展大局中的空间价值。东北地区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亿多人口，并建有一大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战略性的产业，制造业门类齐全并体系化，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家底。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地缘优势明显，地区战略意义重大，切不要仅从GDP多少及经济发展速度、位次来衡量东北。东北地区从历史到现在都是全国经济不可缺少的增长极，更是未来全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所以，东北振兴战略自然是国家级的大战略、大布局。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调研考察，2015年7月在长春召开了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深入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形势，对新一轮东北振兴做了战略性部署。同年12月份，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力争到2020年东北地区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东北全面振兴。这次沈阳座谈会议又是在新时代中美贸战正酣条件下又开出了东北振兴的战略性新药方，构建新的战略体系，目的是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助力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新时代东北振兴必须在“一带一路”中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1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东北考察讲话的新理念、新要求、新定位、新高度。在中车齐车集团考察中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优势、乘势而上，做强做优做大。当前，国家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一带一路’，正是装备制造业大有可为之机，要继续练好‘内功’，继续改革创新，确保永立不败之地，永远掌握主动权。”[16]虽然是对中车齐车集团的要求，实则是第一次把东北振兴与“一带一路”大战略结合起来，要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带推动东北振兴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为东北振兴开出六个“药方”时指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17]在中美贸易战较量中，面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峻挑战，我们要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得到广泛认可的良机，在开放合作中推进东北振兴发展。习近平总书记9月12日在俄罗斯第四届东方论坛上提出的东北亚经济合作方案，我们要利用好朝鲜半岛缓和、东北亚经济圈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及中俄贸易不断加大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构建东北对外开放合作的新高地，以开放倒逼东北地区改革，用开放的动力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带，建设新龙江，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7][10][1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24，25，48.

[2][3][4][5][6][9][11][12][14][16][17]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的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N].黑龙江日报，2018-09-29（1）.

[8][13]奋力书写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篇[N].黑龙江日报，2018-09-30（1）.

[责任编辑：张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