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盘古文库

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8

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非公企业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占有非常关键的地位。作为非公企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企上市公司，因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民企上市公司党建必须发挥其应有的示范表率作用。当下多数民企上市公司党建工作已经跨越了“双覆盖”或“嵌入式党建”的初级阶段，正朝着“双强”或“融入式党建”的成熟阶段迈进。这一阶段，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并随着党组织在企业政治核心地位和战斗堡垒地位的确立与稳固，进一步促进民企上市公司又好又快地发展。浙江省温岭市在探索民企上市公司党建有效途径方面下足了功夫，通过实施民企上市公司融入式党建创新工程和党建规范化建设，逐步把全面从严治党、党建特色品牌、党建责任清单和党组织实质性作用融入企业发展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经验，获得了上级党委的充分肯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融入式党建；嵌入式党建；上市公司；党建品牌；责任清单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非公企业党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断寻求党务工作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最佳结合点，促进企业党建有序高效开展，这是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意志在非公企业中的体现，是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武器，也是确保非公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正确方向而不至于出现价值迷失的必然选择。民企上市公司作为地方非公企业中的佼佼者和“领头羊”，理当在党建工作中对其他非公企业起到示范表率作用，担负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然而，现实中，一些民企上市公司党建工作并不比普通非公企业做得更好，大多摆脱不了“空对空”的困境。

目前，大多数民企上市公司党建工作早已跨越了“组织—工作”双覆盖或“嵌入式党建”的初级阶段，正朝着较为成熟的“党建强、发展强”或“融入式党建”发展阶段迈进。[1]这一阶段，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存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并随着党组织在企业中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地位的确立与稳固，必将促进民企上市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2]

融入式党建与嵌入式党建的区别在于，前者表现为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的“双向互动、合作共赢”，而后者表现为“单向导入、嵌而不合”。在现实中嵌入式党建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在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若非国企上市公司，一般企业党组织的处境十分尴尬，往往被企业当作“装饰品”；有些企业在党建被“嵌入”的过程中，并不了解组织部门的真实意图，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有些企业把党组织视同工会组织，经常以文体娱乐、外出考察等形式来代替党建工作，导致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丧失，党务工作者被边缘化；还有的把党的政治领导片面化、党要管党原则绝对化，并错误地理解为“党只管党”。因此，融入式党建，才是新时期民企上市公司党建转型升级的真正出路和必然选择。近年来，温岭市组织部门考虑到辖区内上市公司组织架构健全，党建基础条件较好，企业成长较快，便于集中精力对企业党建薄弱环节进行查缺补漏，一边进行党建规范化建设，一边着手实施融入式党建创新工程，逐步把全面从严治党、党建特色品牌、党建责任清单及党组织实质性作用融入企业发展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开创了党建工作与民企上市公司合作共赢的崭新局面，也为新时期非公企业党建提供了经验，获得了上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温岭市民企上市公司融入式党建的创新实践

温岭市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地，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现有10家上市公司。这10家公司全部建立了党组织，其中，党委3个，党总支2个，党支部5个，正式党员667名。2017年，温岭市实现规上企业总产值811.9亿元，其中10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近200亿元，创利税超20亿元。辖区内上市公司90%以上为民营企业，从方便党务工作开展并直接将党的意志贯彻到企业发展中去的角度考虑，温岭市坚持公司管理层与党组织班子“双向进入、交叉兼职”的原则，推行书记与党员董事长“一肩挑”，一般由党员总经理兼任党组织副书记，这样可以通过法定程序适当增加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人数，确保党组织在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的作用发挥。10家上市公司党组织书记全部来自高管层。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进入企业管理层的达70%以上，推动党建工作重心和企业发展中心“两心合一”，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温岭实际的上市公司融入式党建组织架构。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确定之后，另设纪律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1—2名。党组织接受镇（街道）党（工）委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

（一）把全面从严治党融入企业发展之中，确保上市公司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上市公司是地方企业的“排头兵”，是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严”字理当从上市公司开始，方能对广大非公企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中共温岭市委在企业党建工作推进中，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始终遵循党规党纪，理直气壮地与非正常现象作斗争，确保上市公司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1.实施“三联三会”制度，强化“四个意识”。所谓“三联三会”，就是上市公司普遍建立党组织书记联系出资人、党组织班子成员联系中层骨干、党员联系职工群众，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党群议事会、党企联席会的工作制度。通过专题学习、主题研讨、示范党课、谈心交心等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章党规，深入学习省委“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部署，引导企业出资人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其做到守法经营、诚信服务、回馈社会。

2.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员规范化管理提升。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温岭市委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党组织既要配合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又要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等相关规定。在不断完善“三会一课”计划报备、活动纪实、现场指导、检查考核等制度的同时，严格党员发展、党费收缴管理、党组织按时换届等制度。各公司统一设立党建成果展示厅，整理党建相关实物、音像、图片，以此进一步教育感化党员，激发每一位职工的工作热情。2016年，上市公司党组织全面推行党员“党费证”，引导党员自觉、按时、足额交纳党费，有效增强党员意识，并借公推优秀员工活动之机，从中发展党员42名。钱江摩托党委设立党群服务驿站，面向全体党员开展组织关系接转、党费收缴、谈心谈话、志愿服务、党建资料发放等服务。

3.创新党性教育方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针对上市公司年轻党员多、分布散的实际，推行党员记实管理制度。据实记录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接受教育培训、遵章守纪、交纳党费、承诺践诺、发挥作用等情况，作为年度考核评星的重要依据。积极推行党性教育“一刻钟工作法”，综合采取“结对导学”“远教选学”“微信随学”“实践促学”等“四学”方式抓好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开展“学先进、找差距、补短板”“党徽闪光·先锋引领”等活动，推动上市公司查摆整改问题共2216个，参与服务保障G20峰会、“多城同创”“五水共治”等各类党员志愿服务达2731人次，认领“微心愿”705个。

（二）把党建特色品牌融入企业发展之中，着力提升上市公司的文化软实力。在全面推进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温岭市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因企制宜加强上市公司党建的个性化指导，创建融入主业、富有特色的党建品牌，基本实现了“一企一品”“一企一特色”，既增强了党建与企业的融合度，又提升了上市公司的文化软实力。

1.推出“菜单式”党建载体。采取项目化管理，党组织以项目抓创新、用项目促深化、凭项目创特色，推出了“潮起钱江”“达人秀”“群智汇”“活力万邦德”“党建四部曲”等一批党建创新项目，并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去。同时，专门推出“员工直通车”“品管圈”“创意工夫”“拜师认徒”“党员职工关爱基金”“工资协商”“党员人才工程”“合理化建议”“传承企业文化”“党员志愿服务”“车间学堂”“微党课”等12项党建创新工作载体菜单，涵盖企业生产管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企业文化等方面，供企业按需“点单”。通过“品牌+特色”，使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深度融合、精准对接。如富岭塑胶推行“干在富岭、学在富岭、乐在富岭、爱在富岭”的党建“四部曲”助推企业发展。

2.实施“一对一”跟踪管理。上市公司党组织根据企业中心工作任务，制定年度党建“争先进位”计划书，逐月明确工作重点，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发力。近两年来，全市上市公司党组织共确定重点工作103个，实现党建工作“年年有计划、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市里选派7名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退职领导干部及机关同志担任上市公司党建指导员，对党建品牌进行“一对一”指导，帮助上市公司党组织制定创建品牌工作的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争先进位”目标任务。

3.建立“多主体”评价机制。每半年对党建品牌的运行情况和实效性进行测评，按照镇（街道）占30%，公司管理层占30%，党员职工占40%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分，确保党建品牌真正融入企业发展。如新界泵业集团党委积极打造“群智汇”党建品牌，发挥党员职工的聪明才智，助推完成项目86个，产生经济效益217万元，累计参加人数500多人，在测评中得到所在镇、公司管理层及党员职工三方的一致点赞。

（三）把党建责任清单融入企业发展之中，解决上市公司发展中的疑难问题。为及时化解上市公司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温岭市全面推行上市公司党建工作清单制，把抓好上市公司党建工作作为落实基层党建责任制的“书记”工程，形成市领导挂点联系、“两新”工委牵头抓总、镇（街道）党（工）委主导推动、企业党组织积极履责的上市公司大党建工作新格局。

1.推行挂点联系任务清单制度。市委办专门制定出台了《加强上市公司党建工作指导意见》，把推进上市公司党建工作纳入市领导联系企业的工作重点，市委“两新”工委通过工作函和专报形式定期向联系市领导报送上市公司党建工作进展。结合市领导和相关部门挂点联系服务企业制度，建立“一对一”上市公司党建工作指导团，联系市领导担任团长，属地党委书记担任副团长，党建工作指导员担任团员。明确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协调理顺各方关系、督促党建工作落实、引导履行社会职责等五大工作任务，每季度到上市公司开展一次调研指导活动，既指导企业党建工作，又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

2.推行市委“‘两新’工委服务清单”制度。每年年初明确“两新”工委抓党建任务清单、委员单位服务企业清单，深入开展“项目推进年”“服务企业月”等活动，组建“服务企业专家团”。活动开展以来，各部门每年组织送政策、送技术、送人才下企业达50多批次，共走访企业30多次，解决问题52件，有效助推了企业发展。

3.推行镇企两级“书记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制度。市委“两新”工委、相关镇（街道）党委书记联合与出资人签订《上市公司党建工作责任书》，包括重視党建工作、支持书记日常工作、参与党内生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落实基础保障、积极回馈社会等六项责任清单。另外，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把上市公司党建工作列入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上市公司党组织书记列出10项党建工作共性清单，3—4项个性清单，进行“亮诺公示”。

（四）把党组织实质性作用融入企业发展之中，打造企业、员工、党组织“命运共同体”。为着眼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强化党组织政治属性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力、服务力、凝聚力等实质性作用，融入企业发展之中，真正把企业、员工和党组织打造成“命运共同体”。

1.把党组织引领力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党组织先后开展“推动企业发展，我该怎么办”“为党旗添光彩、为企业多做贡献”“凝聚企业正能量、共筑美好中国梦”等系列专题讨论，通过上党课、政策解读会、形势报告会等形式，将中央、省、市的发展战略和宏伟蓝图传播给企业，将党委、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及扶持政策传递给企业，推动企业准确把握发展方向，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2.把党组织服务力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深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围绕企业项目攻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企业生产经营的重点环节，推动党组织进项目、进车间、进岗位。开展职工技能大比武、岗位竞赛、“青工五小”等活动，引导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深化创意组织生活，推出“拼客行动”“创意工夫”等开放式组织生活。利欧集团党委通过开展“创意工夫”党组织生活，共改进管理规范、申报流程、评分标准、奖励办法等事宜83项，为公司降低了2000多万元的生产成本。大力实施“拴心留根”工程，帮助企业引才留才。东音泵业党支部实施“人才金字塔计划”，企业设立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每年拿出100万元激励优秀职工。

3.把党组织凝聚力转化为企业和谐的基础。深入开展党组织和党员“四必谈五必访”活动，定期组织“书记接待日”“书记谈心谈话”，加强对员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深化民主恳谈、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做法，进一步完善协商机制，引导企业完善分配机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万邦德党支部实施“员工直通车”制度，畅通工资集体协商民意沟通渠道，共收集意见建议31条，采纳解决22条。组织实施“家文化”活动，“润物无声”引导企业不断强化关爱文化、慈善文化等建设，广泛开展党员“点亮微心愿、共筑中国梦”志愿服务，全面参与扶贫济困、兴教助学等活动。通过凝聚企业内在动力，增强企业员工归属感和忠诚度，激发了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提升了企业的执行力。

三、进一步完善民企上市公司融入式党建工程的路径选择

（一）把握党建融入的支撑点，为企业发展提供政治保证。上市公司党组织是团结带领全体员工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其任务之一就是“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创先争优，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加强民企上市公司融入式党建工作，就是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握企业决策的正确方向，确保上级有关部门的政令在企业中得以顺利贯彻落实。要通过加强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正确价值取向及忠诚企业、奉献社会、爱岗敬业等理念，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为企业营造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要完善用人机制，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和党管干部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开创企业广纳贤才、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二）把握党建融入的切入点，保持与企业发展目标相一致。上市公司是以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但如果忽视党建工作，就有可能会偏离这一核心。因此，民企上市公司应当站在更高处审视这个问题，不断完善非公企业党建“十八法”、建言献策民主恳谈、党员人才工程、“三融三创”等系列工作法，进一步找准融入式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推动党建工作方法创新、机制创新，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进而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一企一品”党建品牌。一是要坚持目标同向原则，即围绕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年度目标去研究制定党建工作的思路，在总目标中找准党建工作的角度和位置。换言之，企业党组织的工作要跳出自我循环的小圈子，融入到企业发展的大环境之中，把服务、服从于生产经营活动作为首要任务，把党建的各项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要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开标引航、排忧解难。党组织要把生产经营中的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把员工反映的热点问题，作为党建工作的聚焦点。三是基层党组织的设置要以企业经营流程为基础，最大限度地方便党员的管理和活动开展。

（三）把握党建融入的着力点，协同上市公司抓好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质量方针、价值观念、社会责任等的总合，是企业生存、竞争和发展的灵魂。只有通过对企业精神文化的提炼、制度文化的创新、行为文化的倡导、物质文化的构筑，不断延伸和拓展企业文化建设内涵，才能提高和发展企业先进文化力，从而达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因此，在企业开展文化建设，党组织要唱“主角”，要协同企业董事会和经理层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一是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帮助员工树立企业就是我的“衣食父母”的理念，树立“企业兴旺我光荣，企业衰败我耻辱”的观念，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企业建功立业。二是从培育优秀的经营理念入手，帮助企业端正经营行为，使经营活动在突出经济效益的同时，着力注重社会效益，凡是有害于社会和公众的事都不能做。三是以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入手，激发广大职工积极向上、乐于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要发挥先进典型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引导员工以先进人物为榜样，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民企上市公司融入式党建工作才刚刚开始，当前要著力健全上市公司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进一步探索并推动将公司党建工作依法纳入章程，全面从严从实贯彻党内基本制度，形成系统性党建工作体系，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党建工作规范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冯波，高慧燃.非公企业党建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2]戴小江.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现状与改进思路[J].党史文苑，2006（5）.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温岭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菲

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分析了东北国有企业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对东北经济现阶段发展现状从人才流失、粗放式发展与资源环境以及东北地区转型升级动力等问题从产业和企业层面剖析东北经济增长速度不高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东北国有企业；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降为中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东北经济下滑过分突兀，从前期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分析，属于需求拉动不足，对应的便是产能过剩，对于需求不足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仅仅依靠需求侧改革只能在短期缓解经济发展现状，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要想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应该从劳动力素质、资本技术创新等供给角度进行改革，促使东北经济转型升级，达到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目标。

一、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看国有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新常态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原来粗放式发展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的集约式发展方式转变，仅靠宏观需求政策不能解决潜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针对总需求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全面收缩也不能全面扩张，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在一定的水平内，但是会减少需求不能解决经济下行压力；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会使需求加大，缓解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但是将无法遏制通胀加剧。因此在现行经济双重压力下，需求侧速进对经济振兴有严重的局限性，因此在东北经济振兴治理能力方面应侧重从供给因素来对企业转型升级进行分析研究。

供给侧结构改革所分析的对象是生产者和劳动者，相对于需求侧所针对的消费者和购买者，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控方式和传导机制不同，不能通过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显现引导，更需要一种制度，来使市场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协调性提升，如果协调不好，将导致国有企业决策制定时容易受到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性干预，主导国有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权力，将市场机制所形成的公平竞争秩序打破导致出现市场失灵这一经济现象，市场失灵必然导致民间资本投资减少，市场缺少活力，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在构建新制度体系下，东北国有制造企业在供给侧结构调整下进行转型升级，可从供给的四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来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二、供给侧改革对东北国有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及挑战

在新一轮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下，制造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挑战，经济下行压力下，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等环境下，东北制造业建厂时间久，沉淀成本巨大，归属有国有企业相对其他地区占比高，在全球化发展的现在，如果不转型掌握科技核心技术，企业发展就没有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应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整，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促进企业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增强持续有效的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扶持企业自主研发，鼓励创新，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及产业组织，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全面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东北制造业加大创新投入指向高定位发展方向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转变传统观念，从宏观层面来理性认识技术创新、人才流动、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既要从供给角度适应日益变化的新要求，也要从需求角度考虑当前市场环节出现的新变化，清醒认识东北制造业在“一带一路”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立足东北经济现状，利用东北现有的优势资源，将资源禀赋合理优化配置，依托东北老工业基地所固有的物资、人力资源优势，激发企业经营斗志，在增强产品研发投入的同时调整产品结构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不单单东北所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产能过剩，东北地区作为工业大区，其问题更为突出，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带动下，应深刻总结产业结构、布局，以及制造业发展模式，产品生产现状等一系列问题，从产业结构中观层面到企业产品生产的微观层面全面深入研究实际情况，找到阻碍经济发展屏障，摒弃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品研发、企业现代化管理方面下功夫，将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在各方领导的号召下推动产品生产、结构调整进行有针对性的实施改革与创新。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东北经济结构优化发展

东三省经济均处于下行阶段，但不同省份其经济结构是不同的，如相对于辽宁省和吉林省，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农业占比高达17%，农业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可将农产品向深加工领域发展，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就是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就经济发展全局来看，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相对于南方经济发达省份，东北官场风气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一现象，在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下，应通过体制机制转变来解决自身经济转型发展的难题。

积极培育创新创业园区，推动东北经济新一轮振兴，在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产业园区，其产生的创新外部性带动周边城市以及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如作为鞍山的支柱产业，鞍钢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鞍山经济增长，鞍钢经济效益直接影响鞍山的经济增长水平。

三、东北国有制造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1.吸引及留住人才能力有所下降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不断加深，企业的竞争其核心便是人才的竞争，吸引而来的外资投资企业，进入中国首先便是高薪聘请核心管理及技术人才，从现有企业中争夺成熟人才。随着市场开放度的增加，以及“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量进入，企业竞争加剧，都以优厚的條件挖掘人才，又由于国有企业在治理能力方面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对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等人才重视及利用程度不够，而往往是这些人，更切实的接触到一线工作环境，对自身负责领域有独特的见解，从而限制了人才效能的发挥，造成骨干人才流失，这一现象在调研的几个企业中均有遇到过。

2.东北老工业基地粗放式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

东北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自然禀赋，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其自然禀赋优势也渐渐减弱，资源消耗高，利用率并没有随之提升，环境污染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同期崛起，据2015年数据显示，东北地区有1/3的城市属于重度污染，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污染。东北属于老工业基地，一方面由于沉淀成本的巨大，落后产能使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难以提高，造成的高耗能高污染便是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生产特征来看，其對非清洁能源有相对较大的依赖性，即使国家推动科技环保政策，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消耗之间还是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程度是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解决的问题。

3.科技创新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支撑不足

东北地区高校及研究院所众多，由于科研人员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多大限于实验室进行先关的技术创新，与企业所需研究项目出现脱节现象，而部分可应用实践的实验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转化程度较低，这不仅仅只是东北现象；在互联网+大背景下，信息产业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极大的促进了制造业智能化方向发展，但是信息化技术在推动整个生产体系信息化运作方面与发达制造强国如德国、美国、日本等还存在很大差距，相当多的企业尚没有掌握与信息化相关的核心技术，科技创新程度不高，对国外先进技术有很强的依赖性，从供给结构来看，应着重从创新层面进行改革，若不在创新驱动下提升效率，提升企业内部及产业间的转型升级，强行刺激经济发展只能是刺激劣质抵消的过剩产能，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萧条，不能达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借鉴学者黄群慧的观点从二个层面来分析产生的根源，一是政府层面，一是企业层面。

政府层面从产业结构和体制机制来看，相对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占比过大，在工业内部来看重工业占比过高，国有工业企业总的投资额在增加，而经济效益在下滑，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过低，同时服务业占比低，据最新数据显示第三产业金融相关产业利润占比高达50%，这从一定程度上找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原因。另外是体制机制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占比过高，对经济活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东北三省政府所营造的营商环境不够，导致充满经济创新活力的民企发育不足，人才流失严重。

企业层面来看，有些国企的官本位现象严重，靠等，等国家政策补贴等，导致进取、创新等企业家该有的精神匮乏，国有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问题，直接削弱了企业的竞争意识和核心竞争力，使产品质量的提升速度低于民企提升速度，降低了国企的创新活力，导致企业整体缺乏活力。

四、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东北国有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全面深化改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重要举措应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着手，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指政府层面同样企业层面也亟待提升。

1.制定人才流失危机管理对策

东北老工业基地应成立战略专家委员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构建人才培育体系。在引进人才方面，企业不应该倾向注重学历，学历只能在一定程度和能力有一定的相关性，而是应该对员工进行全方位的素质分析，实现人才引进的综合性。同时建立良好的激励制度，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升工作积极性，建立人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还可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实现企业整体效率的全面提升，因此，需要全面建设企业的薪酬福利机制，使其达到激励效应最大化。

2.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激励全厂创新

加大创新投入支持力度，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培养具有高度自主研发能力的科研人员，技术创新方面一是加强各种汽轮机设备改造，新技术、新设计结构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开发研究，使汽轮机设备的技术调整有重大突破，二是加强生产技术的创新改进包括制造技术、生产管理以及市场营销方面，以期在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市场开拓方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同时，结合“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趋势，加速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推进公司智能化和数字化车间的建设。

3.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下，加快转型升级

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整体不强，在信息化时代，在人类需要日益多样化的现代，创新是企业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技术创新带动企业的发展，而哈汽在创新方面存在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障碍，这对持续推动转型升级形成了阻力。哈汽属于大型国有企业，其固定资产雄厚，若考虑跨行业转型其沉淀成本太高，因此可以从企业内部的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三个方面考虑企业的升级问题，功能升级即放弃落后功能增加产品的新功能，产品升级可以从增加企业新产品或促进企业新产品的销售，在保持市场份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产品单价，进而提高企业盈利。

参考文献：

[1]金碚，吕铁，邓洲.中国工业结构转型升级：进展、问题与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1（2）：5-15.

[2]刘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管理世界，2016（7）：1-9.

[3]毛泽，朱军，卜鹏楼.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下辽宁转型升级研究（上）[J].辽宁经济，2015（10）：10-16.

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经历了风风雨雨，从政治上的不认可，到法律上不公平、市场主体资格缺失，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环境，民营企业从设立的第一天起，就面对诸多的风险，这些风险来源于历史的、现实的、自身“人格”的等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手段和能力欠缺。

企业性质不尽合理

产权不清晰的风险。在传统的政治环境下，那些“红帽子企业”在政治上得不到认可，在政策上、法律上、资源配置上，不能与国营企业享受平等的待遇。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戴帽公司，名为集体或国营，实际为个人所有和经营。出于种种原因，往往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往往是政府认为是国有的或集体的，而经营者认为是个人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极易形成冲突。利益上的冲突，很容易演变成政治事件。那时，企业家的功绩就会被淹没，轻者会被逐出企业，重者会有牢狱之灾。

家族化管理的风险。家族式管理中最典型的特征：在创业过程中，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在创业成功后，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市场对资本最大化要求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往往形成激烈的冲突，这是导致家族企业走向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模糊的利益、权力机制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合伙人，会因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得不到体现，选择自立门户、另砌炉灶，导致家族企业的“散伙”局面。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导致家族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无法跳出鱼、网式的分争，使家族企业不具有长久的资本凝聚力，很难在行业和市场上保持长久的优势地位。家族企业如果不能解决资本的股份化、管理的职业化、运作的标准化，就很难跳出家族式的经营怪圈。

资合与人合不分的风险。这是中小型企业在设立和运作过程中最典型的病灶，三五个称兄道弟的人，因为有一个好的项目、技术、产品或某个市场的需求，共同投资设立一个公司。公司运作三五个月或是一年半载以后，大家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得脸红耳赤，甚至动用拳脚、对簿公堂，最后不欢而散。

畸形公司风险。此类公司都是因为公司法对设立公司的主体、资本等有特殊要求而设立的，主要有“夫妻老婆店”式的公司。在这些公司中，公司财产和家庭财产不分，容易被“撩去法人面纱”失去法人资格，以家庭财产来承担公司债务。幼子公司，隐瞒真实年龄，以子女的名字为股东注册公司，这种公司从成立之初就是无效的，不为法律所保护。二奶公司，真实的投资者，出于特殊原因，不能作为股东直接投资，就寻找别人替代，作为名义上的股东，这类公司俗称为“二奶公司”。

畸形公司形式上不受法律禁止，如果真实投资人和名义的投资人关系、感情发生变化，就会成为公婆之争，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各有各的风险。真实的投资者，可能面临权利被名义上的投资者淹没之可能；名义上的投资者，可能承担注册资本不实或不到位、抽逃注册资本的法律风险。

借贷公司，投资者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约定投资者每年保底红利或利息，这样的协议属无效协议，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家长式、婆婆式公司，对每一件事、每一个过程都要过问，职能和部门划分形同虚设，所有的下属和职能部门，只是“老板”秘书和办事员。从投资决策经营、管理、市场、客户等一系列专业的、非专业的、技术或非技术的事务，一人专断独裁，企业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和流畅的运作机制，就像没有队列、队形的部队一样，散兵游勇，败为家常、不败为奇。

民营企业法律风险

民营企业的法律风险常见几种：造假上市，许多民营企业为了谋取上市之羹，不惜以各种造假方式，假造流水线达到上市之目的，不论结果如何，骗术总是要被揭穿的，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是公司的末日来临之时。为了规避内地法律法规的严格审批程序，借壳、造壳在境外（香港）上市，风险莫测。忽略上市成本，盲目启动上市方案，一旦上市失败，企业要承担巨额的前市费用。即使上市成功后，企业不能适应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严格的监管要求，也会使企业陷于危机之中。

纳税法律风险。民营企业偷逃税赋，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给企业带来经营上的风险、财务上的风险、信誉上的风险、个人的风险，不管怎么说，都是企业家以身试法的赌博。成时得利，败时丧身。

生存环境的法律风险。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近年来一直是个不容乐观的话题，具体表现在：1、财富原罪论引发企业家原罪，传统文化中恶富、仇富因子，现实中贫富两极分化，使仇富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平民阶层对富人的对立心态，很多人把贫穷的原因归结于富人的榨财，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以权钱交易为基础滋生的腐败现象，权利寻租生财、资本寻求权力庇护现象，民营企业家刻意或不得已进行背后的交易，夹杂着违法犯罪活动，一旦事发，企业家必定脱不了干系。3、市场发展不成熟、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竞争的压力使民营企业选择极端的手段，面对竞争对手和交易伙伴、与股东和员工的关系，引发纠纷和暴力事件，往往是直取企业家个人的身家性命。4、近年来，针对民营企业家的暴力犯罪、绑架、凶杀惨案不断，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危机，日益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法律风险。1、民营企业家个人婚姻关系，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何界定婚前财产和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处理财产等，也是民营企业家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如果没有事先的婚前财产公证，婚前协议、婚后所得约定等法律文件，会使企业家的离婚成为一个复杂的难题，最后只能选择议价离婚、高价离婚，对个人或公司造成影响。2、继承中的法律风险，民营企业家在生前必须对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继承分割有个详尽的安排，否则必然对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遗留无穷的后患，不仅亲情反目为仇，一生的奠基也会从此败落，这是每个企业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一是加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建立风险防范的法律专门机构。国外有一种说法，哪个机构离总裁办公室的距离越近，哪个机构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国外很多企业老总的位置，一边是他的财务，一边是他的法律。中国呢，往往是把法律机构放在附带的角落。

二是坚定地完善风险防范制度。加强对风险防范和制度监管，一定要明确识别，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风险点，还需要进行科学分类，还需要进行实时监控，还需要进行时时更新。企业总在不断地发展，强调法律风险防范，要贯彻在决策机制上，体现在企业工作流程当中，约束在管理制度之下，要落实在个体责任承担之上。

三是要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应急预案。比如说：当企业出现危机事件之时，如何应对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应对行业中间的影响，如何应对企业职工的反响，如何应对各种媒体的宣传，如何应对消费者乃至广大的群众，都要有一整套应急预案。

特别是企业的主要经营者——老总出事以后，这个企业如何良好地运行，让谁在危机时刻主持大局。对于企业的资源，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资金，怎么组织资金，合理有效办事；一个是人力，找谁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启动的程序，什么情况可以启动应急预案，将会产生哪些后果，如何妥善地去处理，这些事情都需要认真对待。

当然，在巨大的法律风险和企业压力之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用或者是诉讼的策略，抑或是非诉讼的策略，采用各种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给自己创造比较主动的、积极的态势，去解决企业运营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风险。在以这样的状态做好风险防范的预案之后，企业就能够很好地应对各种法律风险，很好地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危机，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股权合作也好、战略并购也好，无论是哪方面的对接和融入，最核心的还是人与人的合作。这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

央企和民资的合作越来越成为近年来热门的话题。与过去民间对央企垄断的认识不同，2011年来央企主动到地方寻求商业合作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在2011年12月份举行的浙江省与国务院国资委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暨浙江与中央企业合作洽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现很谦虚，他对麾下参会的104家央企负责人说：“央企要向浙江的私营企业、非公经济崛起学习活力，打拼市场的勇气和科学发展的水平。”

在国资委的统一布局下，大量央企带着几千亿元以上的项目到各地寻求商业合作。国资委主任王勇曾多次在与地方洽谈合作的会议上表示，“将继续以市场方式推动央企地方合作”。大量的民间资本与央企动辄数千亿元规模的项目取得合作，无疑将是双赢的局面。

新一轮发力

2011年12月26日，国务院国资委与浙江省政府在杭州签署《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合作备忘录》，并举办浙江与中央企业合作洽谈会，商定在“十二五”期间，共同推进中央企业与浙江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浙江区位优势，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发挥影响力和带动力，促进浙江各类企业共同发展。”这是继黑龙江、四川等省份之后，国资委在2011年与地方合作的又一力作。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过去国资委和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不同的是，此次洽谈会上，浙江省的170多家民营企业家特意赶来参加会议。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典型地区，浙江省大批名营企业家崭露头角，表现出较为活跃的一面。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楼忠福、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悉数出现在现场。央企与民企的合作，成为此次洽谈会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符合国资委“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战略方向。

“在重大产业提升项目上，浙江省与央企对接后，可以彻底改变省内产业‘低小散’的状况，完善现代产业体系，鼓励省属国有企业、实力突出的民营企业同央企进行战略合作，培育大企业大集团。”浙江省代省长夏宝龙在会上对央企与民企的合作寄予了厚望。他认为，双方的合作，将实现国企与民企、国资与民资、“国字号”与“民字号”的“强强联合”。

近年来，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并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已有很多央企和民企进行了项目、技术和产品等多方面的合作。2010年9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作的《央企和民企合作发展的初步研究》的课题中，探索了央企与民企合作的现状。该课题指出，央企和民企合作的数量成百上千，合作方式也多种多样。

具体而言，既有央企作为下游采购方的采购合作，例如中船重工的重要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公司建立了分段制造、钢材加工配送等九大专业化配套制造场地，组织很多为民企的分包企业在专业化工程和配套场地进行作业；又有央企作为上游供应商的供应合作，如中钢国际市场收入约1/3来自民企，其铁矿和其它原辅料及冶金设备配件客户亦较多是民企；同时还有致力于产业链发展打造产业链合作平台服务、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金融合作等，如中国移动和多家厂商组建的TD-SCDMA产业联盟等。

其中，央企和民企间资本或投资的合作成为日益重要的合作方式。这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类是央企收购民企股权或资产；第二类是央企投资入股民企原业务，央企和其它合作者作为利益相关者或战略联盟者共同支持新企业发展；第三类是民企对央企原业务投资入股，央企主要以业务资产出资，民企以现金出资。

都有难念的经

尽管央企与民企的合作取得一定成果，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央企和民企的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从主观因素来看，央企和民企各有难念的经。

首先，央企主动向民企抛出橄榄枝，但是民营企业技术力量薄弱，资金实力不足，两者的合作难以寻求有效嫁接点民企显得有心无力，甚至因害怕“被吃掉”而不敢“攀高枝”。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10年中石油的招商行动。

2010年5月，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促进民资加快进入国计民生重要领域，国务院发布了“新36条”。2010年8月，中石油抛出了119个项目、2000余亿元的招商引资大单赴浙江招商。这被称作是自国务院5月份发布鼓励民营资本的“新36条”之后，央企巨头迈出的第一步。但是，一场大规模的招商行动，却被质疑成“招安”。大多数民企表示，自身实力弱小，与中石油这样的巨头相比如九牛一毛，所以不敢“攀高枝”。中石油的2000亿元招商计划也陷入尴尬局面。

为什么央企主动抛出橄榄枝，而民企却不敢接？“没有话语权，就会变成‘为他人做嫁衣’。”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告诉《国企》记者，对于民企与央企之间的合作，往往面临的困境是谁主导的问题。无论哪一方處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都将不乐意。民企如果想控股，就必须要有优势，这是市场规律。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德文告诉《国企》记者，并不是说民企排斥与央企的合作，而是如果全部都由央企绝对控股的话，其做法并不可取，民企担心自身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不止是中石油，还有很多央企在招商过程中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刘准以人民电器为例，向记者讲述了民企的担忧。人民电器作为电器行业的民企，与国家电网有业务上的交集。刘准说，例如输变电行业，国家电网在抛出招商项目的时候，必然需要站在企业或者行业的立场进行他们的战略规划，其资源整合和运作的模式，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将民企纳入其管控之下，而民企需要考虑进入其麾下之后是否适应；其次，国家电网在招标的过程中，面对这么多的客户，是否会出现不同政策或者其他方面的冲击，都是民企在整合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民企主动寻找央企，央企有时也并没有表现出较大积极性。央企不愿意与一般企业合作、参股，害怕投资存在风险。过去央企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中也有过失败的教训。例如中钢集团与民营企业山西中宇钢铁的资金往来。由于中钢集团前期缺乏对产权置换的可行性研究，后期又管理不善，形成了巨大的财务欠账黑洞，造成了高达近40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诚通集团副总裁王斌认为，对于央企而言，企业要发展，就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央企作为国家骨干型企业，更要在行业中起到引领的作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充分市场化的民企合作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对于民企而言，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借力获取更多资源，需要借鉴优秀的管理，需要在大的政策环境下考虑长远发展问题。所以，国企和民企之间可以各取所长，形成优势互补。但是由于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央企和民企合作存在信任度的问题。一方面，央企对民企的运作模式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民企的内部管理规范与央企不一样，对两者有效嫁接造成困难。

另一个表现则是央企的行政色彩浓厚。“央企没想跟民企合作，这种鸿沟是天然的。”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央企和民企的合作不是通过市场化走到一起的，其整个产业链的布局、市场操作模式、股权分配、资本驱动等，都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即使民企主动与央企寻求合作，行政色彩浓厚的央企，其合作的态度也并不一定积极。

从客观环境来讲，受有些行业、资源性企业的限制，有些领域没有完全放开，央企和民企都找不到合适的合作点。记者从国资委相关部门了解到，此次浙江洽谈会上，浙江省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兵装、中交股份、中国大唐等5家中央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金额2085亿元；与中央企业签订52个项目合作协议，协议金额2720.6亿元。浙江省与中央企业重点洽谈项目33个，项目估算总投资981.8亿元；向央企重点推介项目195个，项目估算总投资5306亿元。签约领域主要涉及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基建、煤炭等领域。

从签约项目来看，这次央企与民企在会上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案例并不多，除了中国建筑技术集团与宏丰实业集团在轻钢轻混凝土结构建筑及研发方面有签约，诚通金属公司与宁波市华东诚集团公司就宁波生产性服务中心项目有合作，中国核工业建设公司与浙江宏伟实业有限公司在多个核电等项目达成战略框架协议等少数几个项目外，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合作占据了大半。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央企此次签约的项目大多在能源、交通领域，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在调查中还发现，央企与民企合作的动机也存在一些问题。体制政策因素是影响一些合作模式选择和驱动力的重要因素。一些央企在与民营企业进行资本合作时，往往选择控股，选择控股的理由主要是有利于控制，作为控股子公司可以合并财务报表；有的企业为获得某大型客户的全面服务合同，给对方很大的信用支持而不用参股方式获得稳定合同时，因为他们认为其项目规模大，一定比例的投资就可能投资额过大，有可能违背主业方向；某企业进一步发展与民企合作仅仅只是为了，因为投资必须控股，投资金额上升；当问及某民企投资者，为什么和央企资本合作，为什么愿意被央企控股，答央企有钱，获得自然资源方便，因此只要出价合理，愿意卖给央企。

共赢的基础

央企和民企是有序竞争、互利合作的关系。对于央企而言，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上，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与高成本的压力，央企难以再将上、下游业务活动集中于一家手中。寻求与民企的共同发展，是价值链业务细分的要求，也利于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战略联盟；对于民企而言，当代企业竞争，已经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上升到企业联盟与企业联盟之间的竞争，不仅别具优势的民企受到央企的青睐，民企自身也开始注重抱团发展，注重依托央企的资源和实力优势来壮大自身。

尽管央企和民企的合作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央企和民企有合作基础，有合作空间。在过去的合作中，关于控股和权益的难点问题，也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在央企和民企的资本或投资合作模式中，较为少见的是第三种，即民企对央企原业务投资入股，与一般央企或其子公司主要以资金方式出资不同，这种方式是央企主要以业务资产出资，民企以现金出资。代表案例是民企复星和国药的合资。民企复星集团下的专事医药产业的复星医药以现金5亿元，国药集团以其医药流通业务资产出资，2003年初组建了国药控股有限公司，复星拥有49%的股权，国药拥有51%的股权。

复星集团总裁汪群斌告诉《国企》记者，在合作初期，国药和复星就达成了共识，双方应通过市场化的管理手段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方式，解决国控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董事会的组成结构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国药控股的董事会有4名独立董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的王方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谢荣、沪上知名律师陶武平和著名经济學家周八骏。有了这些管理专家、财务专家、法律专家和经济专家，国控的发展如虎添翼。”汪群斌说，这一合理的董事会结构确保了国药控股决策上的充分民主，也能兼顾合作伙伴的利益和想法。

“需要指出的是，复星入资国药控股，并不是追求将两个企业高度融合。而是通过双方投入资源，共同优化运营，对接优秀资本，达成企业更大的发展。”汪群斌说。

这或许是关于话语权问题的一种较好的解决方式。

王吉鹏认为，要解决央企和民企合作中的问题，一方面，央企应逐步去行政化色彩，转向市场化和社会化，民企也需要更加规范地运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则是从主观方面着手。“民企与央企的合作中，民企不一定会失去话语权。有的央企，花费巨额资金收购一家民企，仍然没有得到控股权，因为民企拥有创新的核心技术，拥有更多的地方资源。这才是民企自身最需要发展的优势。”王吉鹏表示。

刘准认为，央企与民企之间的实力悬殊，管理思路存在差异，企业文化较难融合。但股权合作也好、战略并购也好，无论是哪方面的对接和融入，其实最基础的还是人与人的合作，这才是最核心的层面。这个层面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而具体到操作细节上，也是如此。只要大的方针不变，在政策环境下，慢慢消除细节上的差异。

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在东北三省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做重要讲话，科学阐释了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战略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内涵、新目标，明确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战略的总体思路、重点工作及存在问题，开出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药方”。我们要切实学习、领会、掌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讲话精神真谛，使之转化为东北振兴实践，全力打造东北新的经济增长极和经济圈。

关键词：习近平视察东北；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6.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治判断，并立足新时代指出：“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1]

如何深化？怎样振兴？这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魂牵梦绕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5日至29日，在东北三省作了考察，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高度，着眼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科学阐释了党中央推进东北振兴的新思考、新战略、新内涵、新任务，极大深化和拓展了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包含着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2]这一论断深化了东北振兴战略的内涵，扩大了东北振兴战略的外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首站选择我省农垦建三江，对农垦、农业进行考察调研，有着战略性设计和科学思考，有着久远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指导价值。我国四十年前改革开放，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吹响了改革开放号角，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立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经营方式上的创新，实现了农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特点是实行由统变分的经济体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效缓解了当时“三农”矛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当时，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任县长和后任书记，是深知改革之初这一段辉煌历史的。

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曾先后七次到东三省考察，三次来到黑龙江。他了解我省错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机遇事实，更知我省近年来农村改革快速发展的成就，我省农业15年连丰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处于全国农业第一大省的战略地位。所以，考察首选我省农业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结论性，着眼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大布局，并表明把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纳入东北振兴大战略。

4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农业农村改革也进入了新时代。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站在新时代高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这把乡村振兴与东北振兴两大战略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东北振兴大战略。当初提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仅是工业经济，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乡村振兴作为东北振兴重要内涵，极大深化了东北振兴战略。又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明确了路径上的遵循，开辟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思路，确立东北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在东北振兴中地位。使我们深知，在东北离开了乡村振兴，不是全面振兴、不是全方位振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东三省考察首选我省调研农业农村农民是战略性决策，为其对“三农”问题思考提供证明和化解问题的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三省，唯一考察的农业就是我省农垦，但其讲话是指全国整个农业农村，其视察讲话具有战略性、深刻性、指导性：

第一，我国乡村振兴要靠农业现代化，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明确指出：“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3]指出了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难点，也是推进东北振兴建设的方向和工作重点，必须把乡村振兴与东北振兴结合起来，协同推进、同步发展。内在要求我省在振兴发展中抓好乡村振兴，使乡村振兴有了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第二，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要靠农业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要求“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人才、先进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4]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垦区，不但考察询问了农民收成和收入，特别考察了平均32岁的农垦七星农场的农业科研团队，科学指出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指明了农业科技化发展方向和人才、设备及园区建设的路径。

第三，面对新世情强调要重视和抓好“粮食生产”“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农垦考察中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5]当前中美贸易战凸显粮食生产、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历史与现实证明：粮食安全比其它安全更为重要、更为紧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省农业丰收的大地上，对全国农业农村改革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第四，面对40年农业农村改革成就强调深化农垦及农村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要求农垦要深化体制改革，全面增强农垦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更好發挥农垦在现代化农业建设中骨干作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以此助推东北振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讲的是农垦实质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新希望、新任务。

第五，高度关注重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指出“要加快绿色农业发展，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6]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讲话中把其“两山”理论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用生态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并作为东北振兴重要内容。

第六，从人民本位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补齐民生短板，让人民充分共享农业大发展带来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农垦考察，对农机驾驶员所问所关心的是收入、收成、粮价、子女就业等具体的民生问题。还在辽宁抚顺考察矿区、访问老百姓家庭，也是农民居民的柴米油盐，这一切一切都牵动着总书记的心，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本位、民生本位。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东北振兴，并把乡村振兴作为东北振兴的重要内容，升华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对我省推进乡村振兴和龙江振兴具有战略指导价值，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大战略和大布局。为我国农村改革40年后发展明确了改革方向、发展路径，特别把乡村振兴作为东北全面振兴重要内容，增强了我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和战略性。

二、东北全面振兴实质是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7]东北是我国工业经济体系的重点、制造业的强点和基石，是新时代构建现代化实体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关键。基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从我省的东部农业农村，飞跨西部的工业重市齐齐哈尔市，重点考察两家有特色、“国宝级”的并属于“共和国长子”大型国有企业，目的是推进国企改革和发展，发展东北及我国实体经济，为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把脉开方。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围绕这一重点，又到辽宁省，考察一个国有大企业和一个民营企业，还有抚顺矿业集团，到矿工家调研，参观雷锋纪念馆等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些结合调研实际，有针对性的讲话为在新时代推进东北振兴，发展东北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国企和民企及座谈会上讲话，对深化东北全面振兴，发展新时代实体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其一，首次公开批驳了怀疑、唱衰东北振兴及国企改革言论是错误的。自党中央在十六大推出东北振兴战略以来，怀疑、唱衰东北振兴及国企改革的言论不断，甚至一浪高过一浪。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齐齐哈尔市两个“国宝级”的国有大型国企后，到辽宁辽阳石化公司考察，铁的事实已宣布怀疑论、唱衰论的破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中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观点。9月27日上午，在辽宁辽阳石化公司考察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8]东北振兴及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转型成功，新动能培育，快速高质量发展已有力证明“怀疑论”“唱衰论”的荒谬。仅以黑龙江省为证，全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极大增强了国企经济活力。在2016年完成12户、2017年完成11户的基础上，今年又完成15户省属企业子公司混改。国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2017年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14.6亿元，同比增长16.3%；利润总额34亿元，同比减亏增利47亿元；上缴税费34亿元，同比增长39.3%。今年1月至8月，省国资委出资企业经济运行持续向好，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98.3亿元，同比增加4.3亿元，增长1.1%；利润总额20.3亿元，同比增加1.3亿元，增长7%；实际上缴税费38.5亿元，同比增加12.4亿元，增长47.4%。事实有力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讲话结论和观点。

其二，新时代深化东北振兴，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座谈会上讲话，要求东北要做到“三个下功夫”“五个有利于”和“四个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来推进东北振兴。在听取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主要领导汇报后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改革信心，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在缴发基层改革活力上下功夫。要重点从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加快培育經济增长新动能、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有利于调动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等方面完善改革思路，做实改革措施，释放改革给力，提高改革效能。”[9]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下功夫”和“五个有利于”，完全是为了全面深化“四个改革”，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切实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并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的中国一重就是靠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由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的大变，做到了由亏损到盈利。在东北振兴和国企改革中，一重曾召开了180余场改革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整改具体问题226项，形成了以营销为龙头的经营新机制，建立“内部模拟法人实体运行”和“研产供销运用快速联动反应”机制，以改革倒逼振兴发展，使老国企焕发新生机，在振兴中形成新动能。因此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肯定和好评。被誉为“中国铝镁加工摇篮”的东北轻合金有限公司，在全面深化改革动力推动下加速前行。仅用一年零九个月时间于2017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的第一步。在2018年1月至8月，实现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8.5%，利润同比增加9792万元，为在2018年实现主营盈利，全面本质脱贫的第二步打下了坚实基础。建龙北满特钢的混改，实现了从“步履维艰”到“活力四射”的巨大转变。铁的事实证明了：只要做到“三个下功夫”“五个有利于”的就能够实现“四个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会有力推动国企改革成功和振兴发展，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由改革迈向振兴强大之路。

其三，东北和国企要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实现转型升级，达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10]在东北考察国企、民企时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反复强调，不论是农业、国企和民企都要抓好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动能，激发企业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实现企业转型。在中车齐车集团观看铁路货车疲劳和振动试验，在听取汇后强调“齐车要乘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强自主创新，做好内功，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永远掌握主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11]在中国一重集团考察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12]，“东北人才不少，技术基础雄厚，干部素质也不错，往往就缺一点创新精神和思想格局。”[13]可谓一针见血，尖锐指出了以往国企改革及振兴发展滞后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辽宁考察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该公司是“国家的种子队、国企的种子队”。该公司在历史上就以创新创造著称，当年我国棉布紧张时，创造性生产了“的确凉”，缓解了人们物质生活需求上的矛盾。这次考察又指出“国有企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自我完善。”在考察亚洲最大工业铝挤压产品研发制造商——辽宁忠旺集团，反复向工人询问生产工艺、技术要点，实质是鼓励和支持国企、民企都要依靠科技创新，用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把实体经济做强做大做优，由此实现东北工业振兴。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语重心长的考察讲话，告诫人们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不论是国企和民企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用创新实现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严峻挑战，东北振兴的难度空前加大、压力空前凸显，困难空前增多，东北三省必须全力抓好抓实创新，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谋振兴，这样才能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石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再现东北经济的辉煌，形成一条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带。

三、东北振兴战略的新时代独特地位和深远价值

站在新时代审视东北及东北振兴战略，透视世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会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东北振兴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群中具有不可缺乏性，不可替代性，切不要用单一的GDP尺度来衡量东北振兴战略及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讲话意义不在于为东北振兴开的“药方”，而在于深化了人们对东北及东北振兴战略地位、功能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国际上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开放的较量中，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大背景下再次视察东北的，在沈阳座谈会讲话提出新的战略思考，指出：“要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为依托，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流合作，使南北互动起来。”[14]这是立足世情来谋划东北振兴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战略，是站在当今世界和国家发展大局高度、大势的角度提出的，极大提升了东北振兴战略的地位、功能、作用，培育新时代的东北现代化的经济圈，形成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第一，新时代东北振兴必须走自主和自力更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中美贸易战正酣大背景下考察东北工农业，第一次把东北振兴与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结合起来，并站在新时代战略高度强调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制造业发展及创新发展等，使讲话站位高、接世情、符国情和企情、农情。习近平总书记到东北第一站，就到有“中国绿色米都”之称的建三江管理局考察。当他双手捧起一碗米时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其涵义极深。中国饭碗装上中国粮食我们就什么贸易战也不怕，如果装上别人粮食我们就危机。在中国一重集团面对一重科技创新成果指出：“国际上，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已获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最终还是靠自己。”当下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阻碍我国健康发展，在政治上攻击、思想文化上渗透、军事上挑衅、技术上封锁、贸易上欺凌等，就是不让我国顺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历史与现实证明，我们必须走自力更生道路，发展靠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9月12日在第四届（俄罗斯远东）“东方经济论坛”提出了具有习氏特色的“中国方案”，就是针对西方世界强权政治、單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严峻现实，指出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这次东北视察讲话仍是站在世界大局战略高度，面对中美贸易战严峻现实，为推进东北振兴指出了战略发展路径，要求我们要利用区域、地缘优势发展实体经济，实现东北振兴发展。

第二，新时代东北振兴必须打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座谈讲话是把东北振兴与中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从这个视角给东北振兴发展开出六副药的“药方”，把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并列，作为一个战略群提出完全符合世情国情区情。我们要从新时代这四个战略群高度把握、理解、认识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认清东北振兴的战略在我国发展大局中的空间价值。东北地区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亿多人口，并建有一大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战略性的产业，制造业门类齐全并体系化，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家底。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地缘优势明显，地区战略意义重大，切不要仅从GDP多少及经济发展速度、位次来衡量东北。东北地区从历史到现在都是全国经济不可缺少的增长极，更是未来全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所以，东北振兴战略自然是国家级的大战略、大布局。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调研考察，2015年7月在长春召开了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深入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形势，对新一轮东北振兴做了战略性部署。同年12月份，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力争到2020年东北地区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东北全面振兴。这次沈阳座谈会议又是在新时代中美贸战正酣条件下又开出了东北振兴的战略性新药方，构建新的战略体系，目的是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助力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新时代东北振兴必须在“一带一路”中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1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东北考察讲话的新理念、新要求、新定位、新高度。在中车齐车集团考察中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优势、乘势而上，做强做优做大。当前，国家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一带一路’，正是装备制造业大有可为之机，要继续练好‘内功’，继续改革创新，确保永立不败之地，永远掌握主动权。”[16]虽然是对中车齐车集团的要求，实则是第一次把东北振兴与“一带一路”大战略结合起来，要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带推动东北振兴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为东北振兴开出六个“药方”时指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17]在中美贸易战较量中，面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峻挑战，我们要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得到广泛认可的良机，在开放合作中推进东北振兴发展。习近平总书记9月12日在俄罗斯第四届东方论坛上提出的东北亚经济合作方案，我们要利用好朝鲜半岛缓和、东北亚经济圈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及中俄贸易不断加大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构建东北对外开放合作的新高地，以开放倒逼东北地区改革，用开放的动力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带，建设新龙江，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7][10][1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24，25，48.

[2][3][4][5][6][9][11][12][14][16][17]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的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N].黑龙江日报，2018-09-29（1）.

[8][13]奋力书写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篇[N].黑龙江日报，2018-09-30（1）.

[责任编辑：张学玲]

民企档案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PPP模式提高了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热情。我国在PPP模式运作过程中存在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的缺失、法律保障不健全、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不合理竞争、政府诚信意识淡薄、项目推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地方政府作为PPP项目的直接参与方，助力民间资本良性发展责无旁贷。合理化地运用政策工具，营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规范政策规划、执行、评估、终结等各个环节，可有效缓解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困境。

关键词：PPP模式；地方政府；民间资本

近年来，我国的PPP模式发展迅速并日趋成熟。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大多处于被动状态，其发展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也相对较弱，再加之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姻亲关系”以及雄厚的国企资金对民间资本产生的“挤出效应”，必然导致民间资本腹背受敌。因此，民间资本如何在PPP模式下良性稳步成长，地方政府应如何为民间资本“保驾护航”等问题亟待解决。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1]至此，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即PPP，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出现三年。PPP全称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政府和私人资本为实现一定公共目标开展的合作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下文简称《意见》）中将PPP模式解释为：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2]人们对PPP模式的最初认识就是融资模式，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资金不足，让民间资本参与其中，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意见》对PPP的定义突破了PPP模式仅是一种融资模式的错误看法，将PPP的参与主体和参与范围进一步扩大，使参与方式多样化，为充分发挥私人资本的活力及创造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中国的PPP发展备受国内外关注，仅用四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外二三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发展至今，PPP模式的应用领域已拓展到市政建设、污水处理、环境保护、社会养老等多个领域。PPP模式在我国发展如此迅速，不仅源于PPP模式自身的功能优势，还源于私有企业等民间资本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贾康，孫洁（2009）从管理学角度提出，PPP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不仅具备管理的一般职能，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还具有其他管理模式所不具有的职能，如扩量融资、利用新技术以及机制创新等。PPP模式充分发挥了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的“1+1>2”的优势，在尽可能小的损失效率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提高公共部门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益和综合效率。[3]辜胜阻、曹誉波、李洪斌（2014）认为民间资本可在短期内将发挥其“鲶鱼效应”的作用，激活社会各经济主体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源，更加活跃地展开竞争。[4]现如今，与民间资本共同参与PPP项目的还有国有企业。在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突破体制化与民营化改革的“瓶颈”功不可没。但是国有企业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如此，民间资本在PPP项目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也存在着其他困难。蔡临申（2006）指出了民间资本以传统融资模式进入基础设施领域，虽然投资空间巨大，但融资数额极其有限，原因在于民间资本在这些模式中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存在协调机制缺乏、风险分配不合理等问题。[5]袁义淞（2015）指出在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运用PPP模式中，项目本身兼具公益性和收益性，民间资本则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点，而多数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民间资本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如何激励其参与PPP项目成为关键问题。[6]张惠（2016）提出虽然PPP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运用，但PPP项目的民间投资率仍然偏低，主要原因是民间资本在参与PPP项目时需要承担较高的政策性风险，在进入和退出环节面临较多障碍，公私合作参与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和组织文化差异。[7]

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民间资本投资总量也在2016年快速下滑，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也同时下降，PPP项目中的民间资本发展不容乐观。

二、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现状

《意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状对PPP模式进行定义，并将PPP模式下的参与主体和参与范围进一步扩大，提供多样化的参与方式，以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优势，降低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门槛，为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创造条件。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季报第6期（以下简称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末，国家示范项目总数700个，总投资1.7万亿元。其中，2014年第一批示范项目22个，总投资714亿元；2015年第二批示范项目162个，总投资4871亿元；2016年第三批示范项目516个，总投资11616亿元。可以看到，全国落地示范项目及总投资呈逐年稳步增长态势，且项目落地速度加快。

1.从签约的数量上看，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处于劣势

截至3月末，455个落地示范项目中签约社会资本共716家，民营企业（含民营独资和民营控股）262家，占比36.6%，国有企业（含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395家，占比55.17%，港澳台、外商及其他共59家。国有企业签约数量超过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占劣势。且民间资本比二月末的统计结果低1.3个百分点，比2016年末的统计结果低2.3个百分点。与前几期季报公布的数据相比，二者差距逐渐拉大。

2.从签约的行业上看，民间资本参与的领域多为传统行业，新型领域涉足较少

PPP模式最早起源于英国的公路收费等公共基础设施，后来又在城市自来水供应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因此，PPP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等公用事业领域有例可循，民间资本也多参与此类项目。季报公布的数据中，民营、含民营及外资的联合体两类项目数合计215个，民营企业参与的行业领域达15个，其中，市政工程86个，对于一些新型领域的项目涉足相对较少。[8]

3.从签约的投资总额看，民间企业参与项目的投资额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

民间资本资金实力弱，融资成本高，对于资金需求大的PPP项目不敢贸然投资，且由于投资回报率较低，导致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热情低，表现为投资总额较少。以2016年第二季度季报透露的数据为代表，54个单家社会资本参与项目中，民企、混合所有制、国企参与项目的投资额分别为224.5亿元、989.1亿元、726.2亿元，民企参与项目仅占比12%。[9]

从签约社会资本数上看，截至2017年3月，国企和民间资本（含民营独资和民营控股）占据总数量的92%，国企和民企各占比例为55%和37%，民营企业占比比去年末统计结果低2.3个百分点，民企参与PPP项目数量少于国企，存在一定差距，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总额方面看，民企参与项目仅占比12%，国企投资总额是民企的3倍，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从投资签约的行业来看，市政工程类排在第一位，且占据比例较大，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行业所占比例较少，参与力度不足。综合各项指标，不论是从投资总额上，还是投资数量上，国企对PPP项目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均高于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存活率”也远不及国企，其發展情况堪忧。

三、PPP模式下民间资本发展困境的原因探究

参与PPP项目中的民间资本不论是签约数量、签约资本总额，还是在PPP项目中的行业分布情况，其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都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准备参与的困难

第一，PPP研究的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缺失。虽说在我国PPP模式早已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理论，真正形成具有现代意义上的PPP，是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重要标志的。[3]此后，直至2013年PPP才真正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但专业性人才培养滞后，专业化咨询机构建设缺失，导致在人才建设方面难以满足PPP的发展需求。从国家层面上看，2014年5月25日，财政部成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同年12月2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正式获批，其主要承担PPP工作的政策研究、咨询培训、信息统计和国际交流等职责。但该中心主要从事宏观层面的政策研究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信息统计，在咨询培训方面存在缺口，且主要服务于国企，很难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有具体的专业化的指导。此外，目前社会上还未出现专门的PPP项目研究中心。由于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化人才的缺失，使民间资本在面对PPP项目时，出于“经济人”谨慎投资的心理，对“新奇”的PPP项目持观望态度。因为不论是操作管理方式，还是利益风险分配方式以及进入与退出方式都知之甚少，又无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人才可供咨询，使PPP项目的落地率不高，落地速度降低。

第二，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缺乏法律保障。从2005年颁布“非公36条”以来，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接二连三地颁布。近3年内，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也针对PPP项目出台了若干相关政策，但政策的实施情况和PPP项目的落地率都不见好转。原因主要是：首先，我国尚未对PPP进行专门立法，目前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权威性缺失导致落地情况大打折扣。其次，目前的政策规章还停留在宏观控制和指导意见层面，对PPP项目的技术、流程及合作模式都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第三，各项政策规章指导意见与《政府采购法》《土地管理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衔接不畅，使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第四，地方政府在实施项目的同时，以各地情况相异为由，对国务院政策断章取义，“择其善者而从之”，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发生寻租事件，滋生腐败。因此，民间资本在参与PPP项目时，较为谨慎，很难充分参与项目，担心发生争议时无法可依，无据可循。

第三，民间资本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歧视。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不合理竞争主要体现在融资方面。常见的融资渠道为政府投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顾名思义，政府投资即指政府直接给予政策优待、资金支持、土地支持；直接融资是指资本主体通过发行股票、发行债券以及投资基金等方式来实现融资目标；间接融资是指资本主体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协议，获得银行贷款支持，以及除政府投资和直接融资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10]国家虽出台政策扶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但是国企与政府的“姻亲关系”使得国企往往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民间资本的政策扶持优势不明显。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面对有政府背景的国企和风险较高的民间资本，出于规避和减少风险的考虑，不论是投资者还是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都倾向于前者，民间资本受到“歧视”在所难免。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在进行PPP项目准备时就“优先考虑国企”，使得民间资本因一些“显性或隐性门槛”对PPP项目望而却步，严重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动力和参与热情。

（二）参与过程的障碍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PPP模式主管机关不明，职能交叉，责任推诿。目前主管国家PPP项目的主要是三个部门，即财政部、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当然在像城市供水、高速公路建设、民生养老等具体领域实施PPP模式还涉及其他相关部门，但谁是PPP项目的第一主管机构并不十分明确。比如棚户区改造工程，财政部主管招投标及财务工作，发改委进行项目审批和项目入库，规划局负责城市规划，有的地方政府还专门成立“棚改办”负责PPP模式的棚户区改造工作，却始终没有明确谁是PPP项目的第一主管部门。这很容易造成有利可图时，各个执行部门会竞相争夺执行，导致政出多门，政策“打架”；而在无利可图时，则可能产生权力真空，执行缺位。[11]（P185）出现问题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民间资本求助无门，无所适从。

第二，民间资本费用重，获利少，抗风险能力差。我国实行“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经济下行压力依旧严重。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对经济下行的反应更加直观和强烈，就间接融资中的银行贷款而言，民间资本产能过剩，滞留风险较高，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保证资金的正常运转和收回，贷款的利息率也会提高，民间资本每年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较高，资金压力大。此外，我国目前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时期，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产品与服务的经济附加值降低，人工成本上升，民间资本为此付出的费用逐年上升，且PPP项目多为微利项目，平均收益率在6%-8%左右，所获利润微乎其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为推行PPP模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减少民间资本的经营风险，会确保其经营具有一定的收益水平，但是又不应收益过高，如果收益过高，政府方面也会做出相应控制。[3]相对于民间资本，国有企业面对这种情况则更加从容一些，在产能过剩及滞留风险存在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降低利润率，以获长期发展，即使企业破产也将由国家进行接盘，而民间资本对此却只能自谋出路。

（三）退出参与的风险

第一，政府诚信意识淡薄，“新官不买旧账”客观存在。通过研究财政部2014-2016年的国家级PPP示范项目发现，政府所建立的PPP项目，大多是实施周期长、资金需求大、技术难度高的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10-30年，且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收益，民间资本在参与时不仅要和政府共同承担此类风险，而且还面临着长期实施过程中政府领导人换届的“届别机会主义”所导致的政策调整、契约签订主体变更、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民间资本投资的沉淀资本过大，退出PPP项目时面临更大风险。2015年2月，严介和以及太平洋建设就因地方政府欠债数额较大，将包括河北、湖南、云南、山东、贵州等省份的6个县市级地方政府告上法庭，成为“中华5000年历史中第一家状告政府的私营公司”。太平洋建设公司自1996年开始运用PPP模式，一直担负着工程按合同竣工以后，地方政府不按期付款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下，难以保证民间资本获得预期收益，甚至资本收回，最终导致民间资本在PPP项目中早早“夭折”。

第二，民间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完善。《意见》对民间资本退出机制做如下规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或违约事件导致项目提前终止时，项目实施机构要及时做好接管，保障项目设施持续运行，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期满后，要按照合同约定的移交形式、移交内容和移交标准，及时组织开展项目验收、资产交割等工作，妥善做好项目移交。依托各类产权、股权交易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化、规范化、市场化的退出渠道。[14]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政府对提前终止项目和正常合作期满情况下的民间资本退出并没有给出具体指示，而是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民间资本与政府虽按照合同内容及相关标准进行交接，但其中标准多样，合同体系交叉，利益关系复杂，以及因实施周期长导致的风险难以把控，退出时需要考虑上述因素乃至其他更多的因素，使得民间资本很难“功成身退”，更严重的则是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后，企业情况每况愈下，最终破产倒闭。这不仅违背了政府开展PPP项目“搞活”民间资本的初衷，还对政府将来凭信用开展PPP项目设置了障碍。

四、PPP模式下地方政府助力民间资本发展的对策

PPP项目自身就是一种突破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壁垒的创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均衡政府和市场所占比重有重要意义。我国民间资本资源十分丰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不仅有利于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还能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上升，这对于民间资本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此，引导好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意义重大。相较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对民间资本的管理更为直接、高效，民间资本对地方政府的政策也表现得更为灵敏。而且地方政府是PPP项目的直接參与方，针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出现的困境及问题能及时提供帮助。而公共政策不仅是政府进行公共治理、实现政府目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公共组织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热情和动力，并获得良性发展起到助力作用。

（一）营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

所谓公共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公共政策环境制约和决定着政策系统，具有主导性作用。[11]（P56-59）良好的政策环境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往往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目前关于PPP还没有专门的立法保证，法律环境的建设尤为重要。由于PPP项目本身具有资金需求大、实施周期长等特点，民间资本在投资后会存在大量沉淀资本，必然会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法规极度关注。如果没有合法性的政策文件，且没有经过合法化的程序，民间资本经常担心政府是否会朝令夕改，或由于政府领导人换届导致“新官不买旧账”，对政策的稳定性和时效性都会产生怀疑。因此，要用法律来规范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及终结的各个环节。一方面要加快立法步伐；另一方面，要保证现有公共政策能够被公众认可、接受、遵从和推行，从而具有合法性，使政策合法化，[12]（P187）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公共政策运行有法可依。

其次，PPP项目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的缺失是导致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有所保留的主要原因。完善我国政府决策体制必须从改革信息系统、咨询系统、决断系统等这几个方面考虑。[17] PPP项目的融资模式是金融市场上一种全新的公私合作方式，在筹资方式、合同签订、风险计量、利益分配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方法，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指导其具体操作。目前，专业化咨询机构和专业性人才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等应联合培养PPP研究方面的专业性人才，鼓励建立民间的咨询机构，满足公共政策系统运行所需要的智力条件。一个教育、科技、文化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为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各个环节配备高素质的人才，从而提高PPP项目的运行效率，促进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

第三，特定时期的经济市场环境、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等影响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及在社会中所占比重也反映在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中。金融市场对民间资本的“歧视”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影响，民间资本本身即为弱势一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向民间资本倾斜，促使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能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参与项目的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也应避免或减少。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使其为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13]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同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更应该以公共利益为重点，加强合作而不是一味地竞争。

（二）规范公共政策规划与执行过程

美国学者罗杰·W·科布以政策诉求的主体为标准，提出了建立政策议程的三种类型：外在创始型、内在创始型和政治动员型。[14] PPP项目为政府主导发起的一种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在项目发起前就已经纳入公共政策议程当中，属于政治动员型，即具有权威性的政府主动提出政策意向，并使其进入政府议程。但是，PPP项目操作过程的复杂性和利益部门的多样性，使公共政策完全由政府部门独立完成的情况越来越少。但在考虑民间资本的多方面意见、兼顾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同时，政府始终应起主导作用。故在PPP项目决策、政策方案制定、规划时，要综合考虑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官方决策者的意见，充分利用利益集团、“智库”等跨行业、跨专业、跨领域的非官方决策者的优势，同时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建立合理的政策分析模型，对PPP项目的预期收益及潜在风险进行合理预测和评估，为PPP项目的开展提供信息参考。

在PPP项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使下属各执行机关、各执行人员之间做到分工合作、步调一致，领导部门的组织协调是必不可少的[12]（P2）。PPP项目的政策要想得到完美地实施，其执行机构必须唯一，若需要其他部门机构配合时，这些部门机构数量和规模必须确定，并减到最少。邦尼的人力定律表示：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60个人一秒钟却挖不了一个洞。该定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是简单的人力相加，有时候“1+1”并不“≥2”，有时甚至比1还小。PPP项目的部门合作也是如此，并不是各个部门的政策叠加，而是需要一只“领头羊”带领组织前进，而其他部门机构则需要互补配合其工作，各司其职。此外，政府部门的政策重叠，多使民间资本多出现无所适从、求助无门的状态。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根据项目实施领域、项目特点等选出或指定某一部门机构为第一负责机构，总揽项目大局，建立健全“首长负责制”的领导制度。

PPP项目中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是实现项目目的的灵魂。一方面，由于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和客观环境的动态性，公共政策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且在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下，民间资本参与PPP項目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如果每一种风险都能由最善于应对该风险的合作方承担，那么毫无疑问，整个PPP项目的成本和风险就能最小化。[15]另一方面，公共政策是为了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存在的。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与之相关的其他公共问题，这时必须要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补充。为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政府必须针对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过程中因“营改增”导致民间资本税费增多、参与热情和能力下降等问题继续出台相关政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作为项目的参与方，不论为公为私，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灵活、动态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三）强化公共政策评估与反馈

地方政府应针对PPP项目融资成本变动、融资财务变动、融资信用丧失而导致的债务偿还、资金链断裂等不确定性风险进行评估，然后根据风险持续时间、民间资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进行政策前评估、中评估和后评估，及时调整资源分配方式及比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实现政府与民间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16]首先，通过PPP项目政策的评估及时检验项目政策效果，诊断PPP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民生服务等领域的适用性，对于不适合采用PPP模式的领域进行及时调整，减少资源浪费。其次，政策评估应更加注重对PPP项目的项目公平性的审查。一方面，PPP项目中的直接投资来源于政府的直接拨款，税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在中央政府参与的PPP项目中，资金来源于中央税收，即各地政府每年上交的财政收入，这时的PPP项目的服务范围应面向全国。但在北京地铁四号线建设中，项目的资金由中央直接拨款，服务对象则是北京市民，也就是说用全国人民的钱来服务北京市民，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另一方面，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民间资本主体，为获得参与政府PPP项目的资格、金融机构的青睐、PPP项目的超额利益，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可能发生的不合理竞争、寻租行为都可以通过项目评估有效避免。

第二，重点评估PPP项目中政府诚信问题和契约精神，完善政府诚信机制。对政府而言，诚信不仅仅是一种治国理政的理念，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地方政府参与PPP项目时必须转变心态，强化契约精神，高度重视民间资本在项目中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合同约定。既要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心，也要有为民间资本服务的责任心。地方政府在设计PPP方案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利益，更要符合市场规则，保障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17]

（四）利用渐进式政策终结方式，完善民间资本退出机制

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过程即为公共政策的一个生命周期，与项目选择、项目规划、项目实施、项目评估、项目收尾相对应的公共政策过程即为政策制定、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现实意义上讲，民间资本退出PPP项目的那一刻，或者某一公共政策对PPP项目过程中的某一问题低效、无效、失效的时候即为政策终结的那一刻。结合我国政策实践，可以把公共政策终结的形式归纳为六种：政策废止、政策替代、政策合并、政策分解、政策缩减和政策法律化。在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中，不同的政策终结方式表现为民间资本的不同的退出方式和退出机制的完善程度。

PPP项目的实施周期长，利益关系复杂，决定了PPP项目的政策终结不能采用激变的、大刀阔斧的、完全彻底的变革方式，而是采用渐进的、连续的、不断渗透的变革方式，通过政策分解、缩减这种柔性模式进行政策终结。PPP项目的退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合同期满后，民间资本也很难立即全部撤出。再者，民间资本没有从PPP项目中获得预期收益，地方政府也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对民间资本进行利益补偿，可以政策替代形式进行政策终结。

民间资本在退出PPP项目时，政府应加强超前性宣传，营造一种变革的氛围，了解民间资本主体的想法，减轻变革阻力。在废除旧政策之前，事先制定好新的政策，废旧立新并举，以原有政策的客观效果为依据，缓解政策终结压力、防止政策脱节、弥补PPP项目退出机制的空缺。在必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作出妥协，满足民间资本等利益相关方的相关要求。罗伯特·贝恩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要对原有政策的受益者提供必要的补偿，因为政策终结是一种利益的调整，对原有政策的受益者而言会有很大影响，因而会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阻碍政策终结的进行。[12]（P260-270）最后，政策终结的过程应该公开透明，过程越透明，结果越公开，民间资本退出时存在的顾虑就越少，政府与民间资本工程交接也越经得起推敲和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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