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盘古文库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

作者：火烈鸟

2025-09-18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近期, 网络上不断曝出“某市某区城管在某地暴力执法”的视频片段, 各地媒体对于此类报道也是层出不穷, 而延安城管暴力执法案件更将城管临时工问题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临时工在接下来的处理中往往承担主要责任, 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是国家机关、用人单位责任的推卸, 更反映社会用人制度的缺陷。

全国只有是城管暴力执法案件发生后, 都会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根据《新京报》记者调查统计, 在这次备受关注的延安城管暴力执法案件中, 延安城市管理局参与一线执法的成员有超过1 /4 是临时工。再以北京为例, 根据北京市政协撰写的2011 年调研报告, 该报告显示北京市2011 年外聘协管、保安共6500 人, 北京市各级公安局外聘文职辅警共2. 9 万人。此时, 全国数以万计临时工正在进入城管、辅警等职位, 俨然已成为社会上普遍现象。

一、政府部门临时工角色分析

临时工,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意为“临时受聘用的人员”, 在社会实践中多指在企事业单位中, 工作期限具有临时性、短暂性的工作人员, 往往从事的工作也非主要业务。2004年, 我国就出台相关规定, 全面取消“正式工”“临时工”划分, 对于工作, 须统一严格按照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实行合同制用工。严格意义上说: 临时工在我国当下社会长期存在并没有法律依据。然而, 临时工在社会普遍存在, 编外人员在与编内人员接受相同甚至更多的工作, 承担更多责任, 却难以得到与编制内人员相同待遇和薪酬, 当出现问题, 需要追究责任时, 临时工也往往被当成挡箭牌, 承担下一切不利后果。有学者认为, 基层政府临时工又可分为公共秩序类、行政执法类、党群工作类三类。这三种基层政府部门临时工和其他临时工一样, 并没有正式编制, 没有正式地位, 他们主要作用在于辅助基层政府实现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基层政府部门如城管临时工在社会事务管理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是功利性角色, 因没有行政编制、缺乏真正行政权力、工资待遇低于同岗位公务员, 致他们在工作中更加个人利益, 忽视社会利益。二是表现型角色, 政府聘用临时工目的在于使临时工代表政府辅助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管理社会人员和企业。结合我国国情: 自1997 年国务院陆续批准各地成立城管执法部门, 城管因此获得政府授权从事城市管理与服务, 但执法环境艰难、执法范围之大使得执法人数远不能满足执法本身需要, 所以临时工得以大量涌现, 难以杜绝。

二、政府部门临时工现象出现原因分析与危害

政府部门“临时工”之所以广泛存在, 以城管临时工为例,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 我国政府部门设立临时工, 主要目的在于使其辅助基层政府实现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 然而社会上频发临时工案件, 使得现实中临时工实践发展与设立的初衷背道相驰, 事实上临时工成为了逃避责任、应付上级和社会公众的工具。第二, 自1997 年我国国务院陆续批准各地成立城管执法部门以来, 我国些许地区政府对于城管机构的一些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做出详尽规定;即使是妥善规定, 对于该城管机构监督也尚不到位。第三, 城管目前尚没有全国统一管理的部门和统一适用的法律, 结果, 城管执法权限不明确, 人民群众难以接受。第四, 城管等基层政府部门大量聘任临时工, 并没有对临时工进行岗前培训直接工作, 使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临时工难以适应些许工作岗位。第五, 随着社会整体形势日趋严峻、高素质高水平的大学生大量涌入社会, 高素质人员不愿从事基层执法类工作, 与此同时, 基层执法类活动对于其他低文化领域的人, 有着巨大吸引力。

城管部门本身的设立与探索, 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必然要求,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出具体明确要求, 即城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 要抓住新契机, 力求在提高执法水平上有新进展。如此, 公共管理部门临时工现象问题频频出现, 特别是城管临时工问题长期存在, 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行使方式的不满与质疑, 暴力执法等方式并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合理有效地解决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因而, 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第一, 临时工问题无法妥善解决, 不但让人民群众对于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 也会在局部产生或深化官民之间的矛盾。在某些事项上出现问题, 相当的公共事务部门、政府部门会将责任推卸到临时工身上; 相关部门在万众期待的情况下却给出如此难以服众的处理结论, 在处理结果难以与公众期待相一致甚至相悖, 人民会失望以至于难以实现政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二, 临时工问题的出现, 加以助长官僚主义抬头, 相关部门将脏活苦活累活全部交给临时工去处理, 更有在一些事项上将行政执法权交给临时工去行使, 不免会造成相关部门正式编制内员工的慵懒之风盛行。而当突发问题出现, 真正的负责人又可以以临时工的缘由逃避责任的追究和法律的制裁, 实属不公。第三, 临时工在相关聘任部门中, 并非以编内人员的身份享受工资薪酬、福利待遇, 在社会保障上与编内人员也是千差万别, 然而在工作上, 承担着与编内人员一样甚至更多的工作量, 严重打击了临时工的工作积极性。部分临时工岗位, 招聘不公开, 薪资来源不一致, 靠关系进入相关部门的现象普遍存在, 有的行政执法部门将收取的费用等用作临时工的薪资来源, 违背了社会公德与公共管理的规则。

三、探索解决“临时工”问题的对策

依据我国的行政强制法和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可知: 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换言之, 此项规定的出台, 意味着行政机关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在有关行政处罚方面的执法, 不得聘用临时工去执行。临时工, 作为不具有执法资格的主体, 在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授权, 再行使行政执法权, 便属于违法行为, 应为法所禁。但是, 现实生活中, 不少基层政府部门缺乏法制观念和意识, 临时工依旧在部分事项上享有较大的行政执法权与行政处罚权, 这实属违法, 实属不该。在党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基层政府部门如果不依法治权、依法行政, 不但有违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有违国家法律法规, 而且对于临时工的问题就更加难以合法有效解决, 公权力主体失信滥权, 人民群众终将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只有当政府部门真正地依法行政, 以事实为出发点, 以法律为准绳, 将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执法人员的监督坚决落实, 听取人民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严以用权、严以修身、严以律己, 才可杜绝临时工现象的继续泛滥。

( 一) 全力完善法律法规规定, 加快推动编制制度改革

要在我国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重要前提便是有法可依, 良法之治。对于社会上亟待调节和管理的事项,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应当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加紧立法, 尤其是城管相关问题。在城管日常的执法之中, 执法对象大都来自社会底层, 以农民为主, 因此, 立法者在考虑社会立法时, 他们的利益大多没有被放入立法原意中去考虑。法治的任务在于治权和维权, 依法要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严以用权, 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和利益。故, 法律应是维护人们的自由的工具, 而不是抹杀不同利益、限制这些自由的工具。立法者在做城市管理相应方面的立法时, 所立之法不仅要体现对于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保护, 更要体现在结合社会实际制定出能够使公权力主体依法用权的规则与原则。如山东省人大常委出台了《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该条例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聘用的劳动合同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临时借调人员以及其他无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意味着从2015 年5 月起, 山东省各级政府部门不得在使用临时工进行行政执法。如是, 山东省人大常委为全国树立了典型, 各地可以因地制宜, 推出相应法规, 政府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规范化用人制度。而对于城管协管、临时工问题治本之策也在于编制体制改革, 加快地方政府机构编制体制改革, 对于地方基层政府部门临时工予以制度化, 在合法合理的角度下寻求解决路径。

( 二) 完善政府部门考核机制, 以现代社会治理机制推动城市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得益于国务院和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的不懈努力。然而, 也就造就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坚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发展城市, 也造就城市管理的一切实务也必须围绕着经济增长来进行。近年来的“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为地方政府争取的一大政绩, 因而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标准和制度。不合理的标准, 使类似城市管理局、卫生局等机构倍感压力, 当出现人手不足, 难以完成执法任务时, 各部门大量聘用临时工, 为了保证任务完成, 各个政府部门采取较为苛刻的执法手段来完成指标, 诸如暴力执法, 确实在一定上完成指标任务, 但导致人民和政府日益加剧的矛盾, 临时工在这其中也扮演了不佳的角色。政府部门考核标准的确立, 不仅应该考虑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纲领, 更需要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将现代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机制带入地方政府施政手段中, 以制度化、法律化、标准化推动城市管理, 合理解决临时工问题。城管执法, 在一定上反映着一个地方法治水平的高低; 城管临时工现象, 又能反映出地方社会治理和用人制度的优劣; 只有妥善处理, 才可使城管执法不拖法治的后腿。

摘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全国各地对于城市管理的要求日益提高, 由于基层人民政府事务繁忙, 临时工现象大量涌现。然而在现实中, 临时工的工作频繁出现问题, 致使临时工的使用俨然已经违背设立临时工的初衷, 与社会治理的要求不相一致。基层政府必须合理合法地解决临时工问题, 才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共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关键词：临时工,城管执法,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 李丹阳, 冯玮娜.政府“临时工”制度的中国困境及其解困之道[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2013 (03) .

[2] 陈燕.公共部门“临时工”现象由谁负责?基于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的思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4 (08) .

[3] 高祯祥.推进机构编制管理法制化建设的要点[J].才智, 2015 (09) .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何为“中国画”?或许从技法以及表现上有明确的定位分析, 这样的话题一直伴随着我们大学四年。中国画也叫国画, 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和绘图工具而画出来的画。中国画在古代一般被称之为:丹青。主要是指在材料上选用绢、宣纸、帛、毛笔、国画颜料等, 然后用毛笔蘸水、墨、颜料等作画;国画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等;在技法上又可以分为具象与写意。古人喜欢在他们的画作上体现对自然、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和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可作为社会现态的表达途径, 也可抒发情怀或壮丽山河之魄。

上至盘古开天到当今社会国画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地位, 在亚洲甚至是世界美术领域当中独树一帜, 拥有它自己的一个体系。它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枝,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二、中国画的欣赏层次

中国画欣赏有着悬殊的层次性, 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表层, 也就是理性的角度。主要是指:对画面形式技法的构成。它里面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其中包含:笔法, 墨法, 色法, 章法等各种技巧。第二层是指:感性指作品本身在当时所处时代的背景中的表现。也就是说, 把作品放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年代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主张来界定的, 一件艺术作品, 当它鉴于当时经济、文化、政治风貌定位, 艺术家在受到社会动荡或者文理教条的束缚之下也会产生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中国画在欣赏过程中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在欣赏一幅中国画的过程中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理性角度鉴赏中国画

“理性”一词, 它是指人们在正常的思维与状态下凭借固有理论所作出的预期结果, 它的成立必须基于现有的理论, 再通过合理的逻辑思维以及推导得出肯定的结果。与此同理, 国画的理性思考也会基于一些程式化的技巧与形式。在画面展示构图, 用色, 内容现状等一系列所接收到的讯息作以分析推理, 但终归理性思考会被固有程序以及传统品鉴道路所限制。例如:宫廷系列画师的一系列作品。按照理性推断, 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与政治思想与民俗风貌还原, 画家在当时的一种社会地位和主要用途中, 形成了一种“专职性”, 他们只为宫廷或者指令呈现, 在创作思路以及表达手法上受到了一系列的制约, 通过固有的笔法, 技巧来还原并且展示进行画作的制作, 就理性而言赏析, 观者会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推敲梳理来揣测作品。

在绘画形式上, 具有典型程式化的一种绘画方法要数“界画”了。在东晋顾恺之的《画论》中, 第一次有力“台榭”的说法, 隋唐时期又被称为“台阁”、“屋木”。到了宋代时期, 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提到了“界画”一词。这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到了这个名词。它是中国画的一歌单独的门类, 在技法上, “界”指“界尺”, 是指在绘制建筑时专供毛笔画直线的一种工具。它与其他画种相比,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线条要求精准, 细致的描绘所画对象, 丝毫不得有何差池。界画的绘画对象多为中国建筑及桥梁、车船。由于描绘对象的固定性, 绘画工具的独特性。这些程式化的特点, 将中国的房屋、车船、桥梁等交通工具描绘出来。幸好有力这样一批爱好画建筑画界画的画家, 将我们中国传统的建筑绘制下来, 让我们看到了现如今这样一批优秀的建筑风格作品。因为中国建筑多为木质结构, 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 战乱纷争。他们用画笔将我们的建筑记录下来。当人们通过作品直观、理性的进行赏析, 其自然以及社会的现状问题、展示具体有据的社会风貌, 运用丰富的色调、技法将现实存在的实物进行一一展现, 那么在欣赏之时通过理性的分析判断, 画师在进行此项艺术的先由很重要, 其中更加单一。

2、感性的认知体会中国画

“感性”是指在审美感知的基础上进行审美理解。即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 进行理解和思考和把握作品的意味与目的。这种理解包括对作品的艺术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的理解等等。这就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思考能力以及感知能力, 当固有的条件满足不了艺术家的现实强烈情感表达意图的时候, 会进行很多革新方式的表达思路。“诗言志, 歌咏言”《尚书》中, 从最早的一本关于感性审美的书籍之一。在《毛诗序》也有“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与中而形于言”。我们纵观中国的传统艺术, 哪一个作者不是“缘情言志”呢?

最早以儒家道家以及中国博大精深的禅宗思想为主, 以此造就了中国独树一帜的艺术审美追求。艺术家们不再以将事物景物的外在形式当作他们的传统学习抒情手段, 而只是把这些造型作为他们抒情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抒发他们之间内心的情感与志趣。世间万物, 宇宙苍穹然于挥墨之间。

三、理性与感性的碰撞

1、理性与感性技法上的对比表达手法

席勒说“若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 唯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感性以处理我们日常的感情与人际关系为出发点。感性通俗的说就是指个人原始的野性为出发点没有理由, 以一种感觉而获取他们自身的快乐, 任由天性的感知及抒发。而理性的存在就是为了抑制住我们的感性快乐。纯粹的说感性就是跟着感觉走, 而理性是经过长时间的科学理智思维而得出的结论, 它较感性更具说服性。

从国画的技法为出发这个点来看, 感性的绘画手段是更加注重画家本身的抒情性及情感表达性。而理性的绘画更加注重一些程式化的理论技法。在古代艺术实践中, 各具山水树木的形象姿态不同, 例如皴法就有很多种:披麻皴、乱麻皴、芝麻皴、雨点皴、荷叶皴等十六种皴法。所以, 理性的表达较感性的表达手法更为成熟。

2、建立正确的鉴赏角度来感知艺术

从感性上升为理性, 需要一定量的积累, 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像我们从小的时候学习绘画之初, 在画画时是不会讲求将一幅画画的有多具体, 多写实。而是画出我们心中所想的就好。这可以称为我们所说的:感性, 当感性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的量时, 我们会追求物体对象的具体性。这种积累包括了绘画的用笔, 用色, 构图及章法。当一定的知识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有些绘画家可能又会追求另外一种境界, 从写实到抽象, 即从理性到感性。如:吴冠中。吴冠中早期是以学习油画为主, 之后留学巴黎, 八十年代, 正是吴冠中的绘画风格由水彩转向水墨画的时期, 这一具象到抽象的探索重要时期, 奠定了吴冠中黑瓦白墙为主调的一批江南水乡画作而统治了他的整个画面。其中以中国绘画的黑白灰为主色调, 先后创作了一系列“一切景语皆物语”的鲁迅水乡。

无论是从理性出发, 还是以感性为基础。我们在心上一幅作品的时候都应应该树立正确的艺术价值观。将感性与理性像结合, 不要单一性的去辨别它的好坏优劣。“艺术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有艺术, 艺术伴随着我们终身。学习又是一个因人而异, 长期的过程。那么如何正确建立一个鉴赏角度来感知艺术呢?我们可以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循序渐进”、“勤于思考”、“知行统一”。

何谓“循序渐进”?无论学习什么, 都需要我们长期积累, 切勿着急, 欲速则不达。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不要着急一下子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二是“勤于思考”当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及经验之后, 需要对我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及加工。“知行统一”故将我们所学的知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 达到一致。将以上三个重点结合起来, 我们在鉴赏分析一幅画作的时候, 会更加的具有客观性和全面性。

四、静悟传统, 敢于创新

上面我们有提到, 在我们欣赏一幅画作的时候, 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加以分析, 还会根据当时的时代框架, 文化传统来欣赏它的美。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它积淀了我们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知识结晶。传统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启示, 可以继承也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的基础。唯一不能一概而论, 一概否定, 因为那是前人经过长期的经验与实践积累的足迹。以此, 我体会到“传统就是前人的创造产物”。今天的创造是为了成为未来的传统。我们如今所学的传统, 就是前人的创造。但是如今我们所学的传统并不是为了临摹而临摹, 而是为了“创造”这个最终目的。

所以, 在我们鉴赏完一幅好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 敢于创新, 积极的创造新的艺术性。“创新”是保证事物继续发展, 不被时代所淘汰的重要基础。对于任何画种, 任何一种门类都不例外。也正是由于不断的创新, 中国古代画种经过各种岁月的冲刷还留存至今。在现代西方绘画和当代绘画的强烈冲击下, 还占据具一席之地。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欣赏一幅作品需要我们观者全面的分析作品的理性与感性方面的层次。学习的道路还很漫长, 我们需要不断的为之间充电。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去认识生活, 发现生活中的可贵。让自己的头脑时刻提炼美好的, 纯洁的, 高度的养分, 将自己的心路伴随着国画并肩而行。用恬静的心感受艺术, 恒定自身, 像山一样的沉默, 像草一样的谦卑, 最后像鹰一样的自由。

摘要：“中国画”作为文明历史长河中璀璨的珍宝, 在中国美术史及世界艺术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用强大的艺术语言向世人诉说它悠扬的岁月, 和那些豪情万丈, 小桥流水的青山茅屋, 正因为独特而又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 所以我们在欣赏国画的同时我们的观察方法以及赏析定位就尤为重要。应该在欣赏过程中, 将它的层次更加的深入的分析, 将理性思考与感性思维相结合, 杜绝浮表的去推敲。这样, 我们在欣赏任何一幅作品的时候就会更加深入和全面。而且去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绘画国画的专情, 欣赏之中怀揣敬畏之心聆听国画魅力, 自我创新, 用实际行动做一个中国人, 画好中国画。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心理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经历了重视、摒弃、真正发展三个阶段，该方法使经济学研究开始注重人类心理变化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影响，使经济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同时也为人类更好地、更加科学地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科学。

关键词：经济人心理分析法预期行为经济学

文献标识码：A

一、传统经济学中心理分析法初始运用

早在200年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已经开始对人类经济行为背后影响因素——心理学基础进行关注。斯密在1859年《道德情操论》提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产物，虽然行为动机由情绪主导，但人们却会在理智的驱使下“审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斯密还提出“当我们从好的环境变化到坏的环境时比我们从坏的环境变化到好的环境感受更深”，即人类是损失厌恶的，斯密已经初步注意到心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并洞察了个体行为的心理学原则。

约翰·穆勒于1836年《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提出经济人的假设，“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或者“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简言之，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也就是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学说的基本内涵。这种“逐利”动机其实也是对人活动一般心理规律的分析，约翰·穆勒把这种动机引申为人类一般的、普遍的经济活动规律，并且上升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法则。只是传统经济学把人类这种“逐利”的理性当作超历史的、不变的、永恒的人类本性，而忽略了人类其他的心理活动或心理反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且人被抽象为一种总是不可救药地受纯粹自私动力支配，没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一种在心理活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孤立的生物。

效用理论和预期理论的发展。19世纪经济学家引入“效用”概念解释消费者心理感受和主观价值。“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一般采用两种分析工具或分析方法：一种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边际效用分析；一种是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无差异曲线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均衡理论”，用以解释消费者行为。效用是一种心理感觉，是一个将心理现象和经济现象相联系的概念，效用理论也是将心理分析运用到经济现象分析中的典型例子，该理论也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时首先要考虑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多大效用，就要分析消费者的心理，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效用理论成为现代决策论、对策论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预期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范畴，几乎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行为。经济学中的预期指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的一种事前估计。经济学家运用预期理论分析经济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蛛网理论”中价格预期问题，而凯恩斯的“资产、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也包含着预期的因素。按照预期产生不同机制，经济学家将预期分类为“静态预期”、“非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和理性预期”四类，从而将预期理论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减少了人类心理预期的盲目性、主观性。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凸显其强大的作用，从凯恩斯《通论》中非理性预期解释投资者对未来投资预期对投资的影响、菲利普的《超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理论》适应性预期解释通货膨胀理论、弗里德曼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理论中对预期因素的考虑到预期理论对股市分析、货币政策制定的作用，无不体现了预期理论的身影。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罗伯特·E·卢卡斯将理性预期理论运用到稳定性经济政策中，逐渐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成为“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中最具挑战性的概念之一”。

心理分析法还体现在解释消费者行为中的“攀比心理”、失业理论中“工资刚性”理论、博弈理论、福利经济学等众多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方面，可以说心理分析法贯穿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消费者个人行为、厂商行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金融投资等，应运领域涵盖了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经济学分析。

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主流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和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有限的心理分析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学发展的需要，而现代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使心理分析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济人理念，以此为基础，行为经济学随之诞生了。

二、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发展——行为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间，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预测的心理学》、《注意与意志》、《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公平和经济学的假设》，“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卡尼曼教授等人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进而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其突出贡献在于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以卡尼曼理论为基础，诞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

卡尼曼等人主要观点包括：（1）通常人们无法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概率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进行权衡；相反，人们在判断时往往依赖于一些启发式思考，决策变得轻松了，但准确性却降低了。（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卡尼曼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系统阐述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表明人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这一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挑战。

行为经济学主要理论包括：（1）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其基本原理包括：{1}多数人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2}多数人面临损失时风险偏好的；{3}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正由于这种敏感差异，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于获得时的快乐感。可以看出，作为前景理论基石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强调理性行为，而行为经济学则重视非理性行为的分析。另外，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始终将经济主体作为非变量来研究的，而行为经济学则将经济主体作为变量来研究，并且强调以心理实验来进行理论验证或修正。前景理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前景理论研究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不确定下的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目前广泛运用到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主体行为的研究中。（2）积累性预期理论（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该理论强调“人们对收入和损失具有不同的评价，并且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不止由效用函数来决定，而且还是由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联合决定的”。“积累性预期理论”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的决策问题，充分考虑了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即“人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非总是有理性的，而且人们在决策时，倾向于以偏概全，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独立的主张”。积累性预期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其实是互补的，效用理论用于刻画理性行为，积累性预期理论则描述实际行为。积累性期望理论解释了一些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诸如：阿莱悖论和股价溢价之谜。（3）心理账户理论。该理论由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教授于1980年提出，用于解释个体在消费决策时为什么会受到“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的影响。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而这种心理记账的方式和运算规则恰恰与经济学和数学运算方式都不相同，因此经常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决策，使个体的决策违背最简单的理性经济法则。1982年，特维尔斯基教授和卡尼曼教授引入“心理账户”研究消费者购买决策行为；1996年特韦尔斯基提出，心理账户是一种认知幻觉，这种认知幻觉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使投资者们失去对价格的理性关注，从而产生非理性投资行为，该理论对投资组合结构研究、消费预算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行为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运用心理学中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探讨经济主体心理活动对其选择或决策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表现出一定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经济变量中。行为经济学理论通过现实的心理学理论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个别经济学假设。

三、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突破及意义

1.“非理性人”理论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经济学最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理论突破。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条件是整个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体现于微观经济学各个理论之中，而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微观经济理论的一次全面革新。目前行为经济学理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但其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已经部分地形成，例如建立在非理性决策基础上的前景理论便向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詹姆斯布坎南认为“心理学家常给经济学家造成威胁，破坏了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并使他的模型似乎变成了一种纸片房屋，并且利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在经济学家的预见模型上打开缺口”。传统经济学常常借助两个关键的假设来研究个人的经济行为：一是理性假设（rationality assumption），即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等会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自私自利假设（self-interest assumption），是指经济行为人始终以自身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作为决策的目的。换句话说，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等都是理性的“经济人”（economic man），一般而言，他们都会利用最佳的方法收集各种与己有关的信息，然后对它们进行细致精确的计算，在此基础上会合乎逻辑地和理智地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行为经济学“剥去了理性人假设光鲜的外衣”，向我们揭示了许多现象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运方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济人理念。

2.将心理分析法引入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更多地关注市场本身，对人的心理关注甚少或者将人的行为看做是一种抽象的、机械的行为，忽略经济行为、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人的心理作用。而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用感知心理学分析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把心理学中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运用于经济科学，促进了一门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是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的，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破产”和改写的命运，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应运心理分析方法使经济学从理性领域深入到非理性领域。

心理分析法提高了对经济现象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一方面在分析失业、通胀、经济危机等经济现象时，经济学家运用心理分析法更加注重从经济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感受等方面描述、理解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揭示内在本质，提高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引入效用、期望等心理概念提高了对消费、投资、储蓄行为的预测性，从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另外，政策的心理效应、心理预期和价格直觉等理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更加准确和客观。

3.开辟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法。传统经济学依赖于实际观察而非实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而心理学分析运用则提出经济学理论可以在实验室内运用实验进行验证和校验经济学理论，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这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从而使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可信。

心理学实验、对行为的大量的观察和判断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的重复实验等等，都进一步丰富了研究人员对人类行为的把握，这为经济学家运用这些行为方法和实验方法进行经济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同时行为经济学家采用被心理学家广泛采用的实验方法，即取样询问调查法，为自己的假说得到专用数据。

行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推崇运用现代科学的数理研究方法及计算机高新技术对经济变量进行严谨的统计分析，另一方面又敢于将传统经济学中并不重视的数据（如一国人口精确统计、特定环境下实验者的做答/反应时间等“边缘化”数据）进行翔实的处理，并大胆地运用于其经济研究中，从而使得所采用的研究数据真正脱离了传统经济理论研究中对理想化环境中或是严格假定条件下的数据采纳的依赖，从而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心理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经历了重视、摒弃、真正发展三个阶段，该方法使经济（下转第47页）（上接第45页）学研究开始注重人类心理变化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影响，使经济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同时也为人类更好地、更加科学地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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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北京市 100081）（责编：吕尚）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

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例如，2009年8月缅甸军政府大举进剿缅北“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中亚、南亚与中国接壤的邻国持续动荡，境外的“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有可能趁机浑水摸鱼，获得新的立足之地，对中国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进而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如2010年4-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发的严重骚乱，给中国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并引发了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而周边极端势力趁机滋长、恐怖活动泛滥、乃至民族排外情绪发酵，也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如中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的重要投资与工程承包项目，其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美国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到海上对中国实施“立体堵截”，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的影响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所在区域的长远稳定，美国等大国趁势“介入”更是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 2010年5月3-7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胡锦涛在与金正日会谈时指出，推动中朝友谊与时俱进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共同历史责任，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并就加强中朝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口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加强战略沟通。双方随时和定期就两国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国际和地区形势、治党治国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三是深化经贸合作。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就深化经贸合作进行认真探讨。四是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五是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金正日指朝中传统友谊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朝方愿同各方一道，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双方认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繁荣符合中朝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将根据“919共同声明”的立场，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双方认为六方会谈各方应该显示诚意，为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作出积极努力。

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5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访问韩国，温总理同韩国总统李明博先后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深谈，他表示，“天安号事件”是一起不幸事件，我们理解韩国人民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韩国人民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温总理强调，中国是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不会袒护任何一方”，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反对和谴责“任何”破坏半岛和平稳定的行为，中方将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观、公正作出判断，决定立场。温总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事态升级，尤其要避免发生冲突，共同维护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经中方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该声明充分体现了平衡兼顾各方立场的特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对外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冷静克制，以此为契机，尽快翻过“天安”号事件这一页，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

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中东地区石油的储量、日均产量与日均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64.7%、30.5%与36.7%，而中国原油进口的约50%来自中东，其中来自沙特、伊朗与阿曼的进口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43.3%;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

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正式提出“周边是首要”。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周边地区与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战略都具有关键意义。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等重要战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特别是在 2009年7月17-2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其中的“四个力”说(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发展与充实了综合国力思想，对当前与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升华与发展了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战略思想，即“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胡总书记讲话对周边外交强调“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不仅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地缘战略依托”，而且提出了开展周边外交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做实做深”，所谓“实”即务实、扎实，所谓“深”即深入周边、“深耕”周边、不浮在表面。

而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的区域多边合作，如中亚方向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方向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10+3”、东北亚方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关键“份量”，适时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现实，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合作明确提出，推动合作机制和框架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快达成中日韩投资协议，加强标准化合作，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会议发表了《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确定三国在机制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于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合作，争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尽快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扩大三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交流等。会议为今后十年中日韩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国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规划，三国合作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坚实，并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又如，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讲话，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提出6点建议：一是巩固团结互信，夯实本组织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构筑本组织发展的安全环境。三是深挖合作潜力，增强本组织发展的持续后劲。四是扩大友好交流，巩固本组织发展的人文基础。五是完善内部建设，健全本组织发展的决策机制。六是秉承透明开放，营造本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逆风飞扬”与稳健崛起，中国的实力与潜力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卓越表现与辉煌前景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心态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惧。面对不少邻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增信释疑”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管领导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诚挚而朴实地“表白”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周边外交宗旨，他指出，“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中国不称霸，要友好，在周边就是要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灾难。相反，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稳定、不发展，反倒会拖累你们。甚至会给你们带来祸害。”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追捧”中国与“中美共治论”(所谓“G2”)甚嚣尘上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还特别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人给我们戴很多高帽子，说什么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们，你们不要相信，那是神话!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别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或搞什么共同霸权。你们知道，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主张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反对由一两个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他并郑重重申，“我们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国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请看下去，只是别把同中国合作的机遇看掉了，那样就不划算了。”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置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

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首先，在我们看来，《2025》的出台得益于三个大的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处于空前的转型和调整压力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受到约束。二是受德国“工业4.0”战略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刺激，激发了中国强化工业能力的决心。三是全球制造业与信息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制造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报告称，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因此，强化制造业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点。

其次，《2025》受德国工业4.0的影响很大，核心思路与工业4.0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制造2025》强调的一个核心是“智能制造”，这也是工业4.0战略的核心思想;此外，作为智能制造基础的信息物理系统(CPS)，也是德国工业4.0中所强调的核心概念。实际上，工业4.0也是德国提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的重要内容。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借鉴德国的思想也无可厚非，虽然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比德国要差很多，但中国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在制造业规模上已居全球第一，经济结构也以制造业为主要支撑。中国制造业的致命问题是大而不强，因此向制造业强国德国学习，方向上毫无问题。

第三，中国感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双向挤压竞争”。《2025》分析，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报告提出，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对中国制造业处境的基本判断是客观的。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1.0”向“世界工厂2.0”转变(部分也在向3.0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要素成本上升也削弱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1.0水平的竞争力。如果中国制造业能稳步升级，每升一级都将对该级别的他国制造业造成打击;反之，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会被其他国家“蚕食”。要指出的是，东南亚诸国是中国制造业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竞争者之一。这也是我们多次提出，中国不要轻易将东盟国家整合到“海上丝绸之路”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5》提出了中国通过“三步走”来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2015至2025年，中国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其中，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

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2025》是中国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也是前十年的行动纲领。如果中国能够以《2025》来“倒逼”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倒逼”体制机制以及市场化改革，能够切实地做好配套的政策保障和环境创造工作，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还是很有希望的。(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小微企业“双创”促进政策将聚焦城市创新】

财政部19日联合工信部、科技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宣布，将合力打造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从过去补助项目转向补助城市，聚集五部门政策和资金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油助力。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小微企业支持措施存在着资金使用较为分散、仍以项目管理为主、支持政策传递距离长、“最后一公里”问题仍较为突出等。在调整补助方式后，财政资金一方面将重点支持为小微企业提供创业创新空间，包括提升众创空间、创业基地、科技孵化器、商贸集聚区等创业创新基地服务能力;充分利用闲置库房、工业厂房以及新增场地为小微企业提供生产、经营、试验场所;以及在租金、税费等方面采取减免措施为小微企业降低创业创新成本等。另一方面，支持改进对小微企业的公共服务。采取“互联网++公共服务”的模式，鼓励建设综合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此外，鼓励地方对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科技创新等政策措施，将各项既定支持政策落到实处。这位负责人表示，大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也是“两创示范”的重要着力点。“两创示范”项目旨在进一步推动落实商事制度改革措施，将城市实行“先照后证”、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投资项目联审联批作为基本要求，大力鼓励“一照一号”、企业信息公示，使城市示范成为促进落实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的“加速器”。针对小微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难题，“两创示范”将鼓励城市探索采取融资担保、贷款风险分担补偿、创业投资等多种方式，动员银行信贷资金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由于各个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不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也不一样，“两创示范”还将鼓励城市结合区域特点不断探索新常态下培育小微企业发展的有效、特色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其他类似的地方提供借鉴。(R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企“走出去”要少谈国家战略，多谈市场

逻辑】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蔚为大观，“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推升这波大潮。不过，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的并不顺利，由于不了解别国的商业、政治、甚至是宗教环境，导致在海外的投资并购经常碰壁。这里面固然有外部客观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中国企业本身对他国国情缺乏了解所致，一厢情愿的推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其他国家却并不买账。对于中国国企投资的所在国而言，他们最担心的是投资背后的非商业因素，如中国国企投资是否是在体现中国的国家意志，在投资涉及到所在国战略性领域时尤其如此。最近国家电网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电网的收购再起风波。反对党和工会团体在选战中根据《中国日报》的一则报道，指责政府与国网公司举行秘密会谈，称一旦中国国企对该电网收购成功，如果需要，澳大利亚首都的电力供应都随时可能被切断。尽管事后当事人澄清，并不存在所谓秘密会谈，但这一报道还是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引起了一场风波。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到，国企海外的投资并购，特别是当涉及战略资产时，具有相当的敏感性。为改变这种局面，国企需要提供令人信服的、基于市场逻辑的理由。一般来说，企业的国际化扩张出于两个商业动因：要么是利用企业在国内市场已有的竞争优势，通过在海外市场的复制和规模化经营获得利润;要么是通过进入海外市场获取新的资源、技术和知识，培育企业新的竞争优势。这些是私营企业国际化的主要考虑，也理应成为国企决定是否海外投资的原则。中国化工集团在2008年收购澳洲QENOS公司的案例，便被视为是基于市场考虑的典型。其并购的QENOS公司是一家在职业安全、健康、环境管理体系(SHE)，特别生产过程中危险物管理方面，具有世界领先技术和经验的聚乙烯生产商。通过对这家公司的收购和运营，中化集团得以学习这些经验。通过对管理系统的移植和人员的互通，中化实现了将QENOS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集团内部中国其他工厂的扩散和转移。这样的海外投资是真正基于市场逻辑的行为，不仅能够经受市场的考验，还能避免非商业因素可能会带来的阻碍。(NC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拉产能合作“3乘3”模式强调市场经济

原则】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9日中午在巴西利亚与巴西总统罗塞夫共同出席中巴工商界峰会并致辞。李克强强调，中方愿与拉方探讨中拉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一是契合拉美国家需求，共同建设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现南美大陆互联互通。中方企业愿与拉美企业一道，合作建设以铁路交通为骨干、贯通南美大陆和加勒比各国的物流通道，以高效电力输送和智能电网连接拉美各国的电力通道，以互联网技术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融合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信息通道。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的合作方式。中拉都实行市场经济，产能合作应该走市场化路径，按照“企业主导、商业运作、社会参与、政府推动”的原则，通过合资、PPP、特许经营权等方式进行项目合作，让有关项目尽快落实。三是围绕中拉合作项目，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中方将设立中拉产能合作专项基金，提供300亿美元融资，支持中拉在产能和装备制造领域的项目合作。中国愿同拉美国家扩大货币互换及本币结算等合作，共同维护地区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稳定。(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的跨境电商税负可能会上升】

从业内人士处获悉，目前我国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进口环节征税适用的是行邮税(行李和邮寄品税的简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调高这一税率。据了解，目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进口，通常采取在保税区建仓库的做法，即通过一般贸易的方式先将商品进口到国内保税仓中，通过电商平台来确定购买者，国内消费者下单之后，商家直接从保税仓发出小包裹货品，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和时间，对于消费者而言，也更加便利。“目前我国海关对跨境电商企业进口，试行的是行邮税，相当于快递个人物品进来，这个税率非常低，大约10%的水平，而一般贸易进口税率比行邮税要高30%左右。相关部门正在酝酿上调行邮税。”业内人士表示，之前关于行邮税的调整在不同部门之间是存在分歧的。目前各部门已经基本达成一致，行邮税将上调到一个合适的税率水平，“比现在的高，但是还是低于一般贸易的水平，因为考虑到还要鼓励跨境电商的发展。”据了解，目前我国海关对于进口商品有两个征税规则，一种是企业购买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并用于商店销售，海关对其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带入或者邮寄的物品，就征收行邮税。近些年，因为跨境电商的发展，行邮税受到更多关注。跨境电商和一般贸易进口在税收上最大的区别是，一般贸易进口要交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其中进口环节增值税是17%，而关税根据关税税则，不同商品适用不同税率。行邮税把这两个税打包在一起，大多数商品的行邮税在10%，税负比一般贸易要低很多。(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制造业2025下物联网产业前景广阔】

随着制造业2015出台，工业和互联网的加速融合，物联网将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未来市场前景广阔。在5月20日召开的华为网络大会上，华为预测，到2025年，物联网设备的数量将接近1000亿个，新部署的传感器速度将达到每小时200万个。华为战略市场总裁徐文伟表示，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同时，产业变革正在酝酿，通过传感系统和对物的联接，让数字世界联接延伸到物理世界，加之大数据采集、分析、综合决策，将让工业制造和农业生产效率成倍提升，物联网联接的世界将远超智能手机和其他应用。到2025年，55%的物联网应用将集中在商业领域，如智能化制造、智能化电商、智慧城市、智能公共服务等领域。物联网时代的硬件产品要构建广泛互联的传感器网络，更广泛的信息安全要求，具有高性价比的计算能力，低功耗的通信功能，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和模块化、多样化的海量设计，传感器、安全芯片、RFID、蓝牙、Zigbee、WLAN、MCU、FPGA、电池、SIP模块化技术、3D打印技术将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LLH)返回目录【形势要点：发改委限制弃风限电地区新上项目】

国家能源局5月20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风电年度开发方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弃风限电比例超过20%的地区不得安排新的建设项目，且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风电并网运行情况，研究提出促进风电并网和消纳的技术方案。通知称，不存在弃风限电情况的省区市每年由能源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风电建设情况和风电发展规划，按照平稳有序发展的原则，自主提出本年度的开发建设规模。通知同时明确，对年度开发方案完成率低于80%的省区市，下一年度不安排新建项目规模。通知要求，电网企业要根据各省区市年度开发方案中项目核准和投产的时间，编制配套的风电接入电网工作方案，根据风电项目的建设进度协调落实好配套电网建设工作，确保风电项目建成后及时并网运行。据悉，去年，我国弃风限电情况好转，全国风电平均弃风率8%，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全国除新疆地区外弃风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今年一季度弃风率有所抬头，全国风电平均弃风率18.6%，同比上升6.6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分析认为，一季度风电弃风限电形势加剧，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来风好于去年同期，客观上增加了并网运行和消纳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全国电力需求放缓、风电本地消纳不足以及部分地区配套电网建设与风电建设不协调等原因所致。(L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警惕中国未来几年可能出现核电建设大跃

进】

中国的核电建设正出现加快发展的趋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日前表示，在四年的放缓后，中国核电审批在近期有所加速;这使中国有机会完成2020年的核电装机容量目标。张华祝称：“现在核电建设正在逐步恢复正常，今年有可能批准两到三个项目，今年整个批准项目有希望达到八台甚至十台机组，如果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核电的正常建设已经恢复了。”曾有专家表示，中国将很难在2020年底前完成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的目标。但张华祝称，今年新项目快速获批或将使中国的核电发展回归正轨，“我们正在建设或者已批准将要开工的是5300多万千瓦，如果今年再有几台机组获批，这些机组又能在60个月之内建成的话，离5800万千瓦的目标就很近了。实现5800万千瓦的目标，还是有希望的。”国内核电专家展示出的核电“大跃进”的前景令人担心。曾经长期跟踪中国核电战略与核电建设的安邦智库(ANBOUND)认为，中国至2020年的核电发展规划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前制订的，那时候的发展目标本来就很大。日本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中国核电建设出现了停滞，但2020年的装机目标并未削减。这意味着，如果要把前四年停滞的损失补回来，未来几年中国可能出现空前的核电建设大跃进。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安邦一向反对的内陆核电建设可能借此机会上马，将给中国的环境与安全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还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也给投资拉动力强的核电站项目上马提供了决策诱因。(RWSQ)返回目录

【学界观点：直接税改革要跟上财税体制改革的节奏】

面对中国政府正着力推进的全方位财税体制改革，包括今年实施新修订的预算法，营业税改增值税要在今年全面推广等，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提醒，要谨防税制改革成为卡脖子工程，新预算法执行成为半拉子工程，财政体制改革成为拖泥带水工程。高培勇认为，梳理本轮财税体制改革不难发现，在稳定税负的大前提下，税制改革方向是减间接税增加直接税比重，一旦不能同步可能出现卡脖子工程。“间接税的减少和直接税的增加，两者一旦合并在一起就会发现，目前这一轮的税制改革实际上面临着出现卡脖子工程的可能性。”高增勇称，这意味着间接税减下去了，直接税未能相应增上来，当两者之间不能同步进行时，或出现时间上的断裂时稳定税负的前提就会被打破，财政收支之间的距离就可能被拉大。他指出，在过去一年半当中，涉及到间接税的改革进展相对比较顺利，但直接税的改革进程并不顺利。这也让房地产税在2017年能否正式推出增加不确定性，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时间也有待观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甚至包括社会经营层，目前在税收上的认知是只知有直接税，不知有间接税，营改增的推进去年减了将近2，000亿的税很少有人提及，但是围绕3，500块钱的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否提升，几乎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到网上去查询，很少看到说反对提升的，都是主张提升的，而且都嫌不够。”。他提醒，如国营改增因为直接税推进的缓慢或者不能和间接税的减少而同步，出现不得不因此放缓的可能。这意味着今年之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改增是不是能够依照原有的计划实现存变数。(R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港交所探索陆港商品市场互联互通】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20日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2015亚洲年会上表示，期望商品市场也能像股票市场一样，被纳入沪港通所开创的共同市场里，与内地实现互联互通。李小加说，商品互联互通就像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国际化一样是一个大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在着手做了。商品市场的互联互通跟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很大的差异性。最主要的相似性就是同样是两地的市场，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无论是制度上、交易结构上，还是交易习惯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差异又都是属于需要也必须由交易所、清算结算公司、监管当局共同努力消化解决的，使得制度上的差异不影响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是不影响中国投资者的对外投资习惯，同时又使得国际投资者能在中国投资得比较顺利。在商品市场的互联互通具体怎么做方面，李小加说，主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境内的产品有没有可能和国际的流量接到一起，或者国际的产品有没有可能接到境内的流量上;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把国际的流量和境内的流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不同的流量的交易才能产生巨大的交易机会;第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把中国大宗商品生产资料的现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充分地衔接，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宗商品的进口国，它的现货市场的生产、销售、消费、交易，都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充分的价格管理和风险控制，产品和流量结合，流量和流量结合，现货和期货结合。(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一带一路”下推动清真产业需要发展认证

服务】

在“一带一路”的热潮下，清真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全球清真产业产值超过3.2万亿美元，预计2018年这一数字将增至6.4万亿美元。其中，仅清真食品消费市场的容量就超过6500亿美元，整个领域所涉细分行业更包括日化、物流、金融、酒店等。在全球13亿穆斯林人口分布中，17%的人口集中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而中国国内亦有超过四千万回民人口，其日常衣食起居所需特殊标准的产品构成了极为庞大的清真产业。但是我国产品在清真市场中份额却与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不相匹配。目前中国是马来西亚清真食品最大进口国，而中国清真食品的出口额近年来只维持在1亿元美金左右。我国产品缺乏权威的清真认证是制约我国产品打入清真市场的障碍之一。认识到这一潜在的商机，部分企业已经在行动，作为中马两国官方所授权的私营性质企业，大嘉清真在清真认证方面已经做出了明晰的布局。公司的清真认证获得了超过两百个国家的认可，希望促进两国清真产业的交流和发展。目前已经确定在北上深等数个城市开设公司，并通过集团多年积累的投资经验帮助中国清真企业。(RLH)返回目录【形势要点：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5月19日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推进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卫星等空间平台与有效载荷、空天地宽带互联网+系统，形成长期持续稳定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等空间信息服务能力。其中，以北斗导航为代表的卫星应用或将迎来爆发。2013年，我国北斗导航产业产值仅为100亿元人民币。有机构预测，今年我国卫星研制市场规模约400亿元。随着北斗产值增长，其应用范围也已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等行业和区域应用，发展到智能手机、车载导航等大众电子消费领域。在智能手机领域，三星、华为已推出了具备北斗定位功能的手机;车载导航领域，国内外已有多个品牌、200多款车型的北斗车载导航仪走向市场;渔业领域利用北斗双向通信能力实现了定位与通信一体，提供远海及近海船舶的位置监控，北斗短信与手机短信互联互通，为渔船提供及时精确的气象和海况信息，目前北斗船舶入网用户已达到3万多个。之前有专家表示，北斗产业应用前景广阔，预计到2020年，北斗卫星导航市场将达到年产值4000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达到40%以上。(RC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油价反弹可能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