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范文第1篇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PE) 是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方法和分析技术对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的一门新兴学科［1］。 我国的PE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繁荣，PE也在医药产业各领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其研究成果对我国医药产业培育新药创新能力、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控制药物价格、制定促进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国家政策方面都有现实的意义。

1 PE在医药企业中的应用

PE分析方法在医药企业中的应用，可以贯穿于药物开发、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的各个环节。企业通过收集和分析PE数据，为研发投入、药物定价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企业做出有利的决策和计划。

1.1 协助新药研究开发

PE的引入赋予了药品研究和开发新的涵义，扩大了药品开发的范围。药品的研究和开发不仅指研制具有新的治疗作用、更强治疗效果，或者较低毒副作用的新的化合物单体，还可以从挖掘现有药物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治疗成本、提高治疗的效果-成本比值等方面寻找药物开发的方向。利用PE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这种广义的药物开发提供新的思路［2］。

目前，在新药研发上我国医药企业主要还局限于仿制方面，在药物仿制过程中可以运用PE为其更好地服务。如医药企业在选择立项前可以收集仿制目标药品的疗效、价格等相关数据进行PE分析，选择具有PE优势的品种进行仿制，以减少企业投入，增加经济效益。同时，药品生产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也需要PE发挥战略性作用，药品投资的高风险特点要求开发商对其产品未来的收益进行预测［3］。

1.2 指导医药企业对药品定价

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国际上75％的主要制药公司都已经采用PE研究制定药品价格。50％的美国制药公司和38％的欧洲制药公司在美国申请新药时提供了药物经济学研究资料。而我国也随着PE研究的发展，各大医药企业相继建立专门的PE研究部门或指定专业人员，运用PE研究成果指导新药价格的定位［4］。

1.3 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收益

由于我国的医药产品具有较大的同质化特点，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医药市场大背景下，有效地降低成本，采用低成本战略取得企业竞争优势是我国医药企业当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企业可以从PE角度分析药品的整个生产环节，改进工艺、强化管理，从设计图纸到产品出厂的整个过程中减少能源和人力消耗，节约生产中的各种开支，使药品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1.4 作为企业的营销和服务手段

在我国目前的买方医药市场环境下，营销和服务对于实现医药产品的最终价值及企业获取经营利润意义重大，PE分析则是一种很好的营销与服务手段。医药企业可以应用PE结论作为推广药品的工具，突出产品的PE特征，宣传产品PE优势，提供产品的PE数据，使经销商、医疗人员和消费者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扩大产品的影响范围，使产品的品牌形象得到提升。

2 作为制订国家医药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为了适应和指导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国家在政策制订、行业管理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逐步制订或修订药品管理政策，使其能更好地为提高人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服务。PE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和管理条例制订依据之一，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解决药价虚高等实际问题中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2.1 PE在医院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医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可充分利用PE对医院体制转变前后，在治疗效果、医药费用、患者负担等方面进行对比，从而为我国医院体制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有研究从PE的角度指出：在医药分业后，部分药师将从大量的处方调剂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样更有利于开展临床血药浓度监测等临床药学工作，配合临床医生确定理想给药方案，提高药物治疗水平，同时加大力度开展医院制剂的科研，并应用PE知识，运用药政法规，开展好用药咨询综合服务工作［5］。

2.2 PE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筛选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制订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是其改革的基础部分。在筛选药物的过程中，全面审评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就需要充分利用PE对药物进行综合评价，PE方面细微的差别都可能影响药物的市场推广的策略，进而影响药物最终的命运。而且进入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名录的药物,随着医疗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对它们进行周期性评价，淘汰不合时宜的品种，引进新的高PE性的品种，以确保药物费用支出的效率最大化。 2006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与中国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共同开始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在国家基本药物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的课题研究。研究课题涉及到“精神、泌尿、消化、循环”四大类别，其研究结果会直接运用到2006年度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工作中。

2.3 PE在国家对药品价格改革中的应用

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是我国药品价格改革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药品的独特性，实现药品市场及其价格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国家药品管理部门在审核新药定价的时候，把药品价格虚高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药品价格管理的标准，也不是一味地降低医药企业的成本，压低药品的价格，而是强调从PE的角度出发，通过合理制定药价，使药厂、保险机构和患者三方利益都得到科学合理处置。

2005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建立药品价格评审中心，其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开展药品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实际购销价格的调查；组织专家评审，提出药品价格制定或者调整建议；协助开展专家论证工作；配合研究制定药品价格管理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监测国内外药品市场价格及成本变化情况；协助开展药品价格政策咨询等工作。不难看出，药品价格评审中心主要工作的重点都是建立在利用PE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能使我国PE的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药品价格改革中去。

3 我国PE研究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PE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专业水平、研究标准、方法和应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之处。

3.1 专业研究人才缺乏

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开设了PE专业和课程，但PE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研究者具有经济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这就要求对PE的人才进行医学、药学、经济学方面的系统培养。但在我国，PE研究还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应用研究学科，在医药企业中，更未形成成熟的PE专业技术队伍，标准化的课程和正规的培训计划在企业中还不多见，同时缺少能结合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培训师，这也是制约企业开展PE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3.2 研究与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原则

国内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目前主要以自发研究为主，缺乏有组织的统一的系统项目开展，采取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在研究设计上，有相当部分的研究其资料来源于相关文献，经过适当修正或改良后是否适用于国内各地临床实际及其成本结构，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商讨；在具体的分析技术上，无论是一般性比较研究，还是有特定研究组的比较研究，有相当部分的研究其病人样本的分组没有遵循科学的随机分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评价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在评价研究结果的阐述上，大多数研究并未从研究局限性、技术方法的适用性、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与外推性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讨论。因此，产生的PE研究成果系统性和可比性不强，成果适用性较差，难以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直接、有力的参考。

3.3 研究的动力不足

开展PE研究必须提高人们的认识，从全社会的角度审视目前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及危害，从而认识开展PE研究的时效性和必要性。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投入，尽管PE研究利国利民，国内医药企业客观上很难主动自发进行PE研究。

4 我国PE研究发展趋势的分析

PE研究近年来迅速发展，并产生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科分支。与国际接轨是我国PE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4.1 规范PE研究，制定我国PE研究准则

PE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研究者具有经济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为了确保PE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可靠性，也就是PE研究的规范性，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采用了制定PE研究准则的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在1993年和1994年制定了自己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准则》。从目前我国的PE实际应用来看，我国目前尚缺少符合我国国情的关于PE研究的统一准则。所以我国急需组织专家，对PE的理论基础、研究设计、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及结果测量等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PE研究准则，并在以此为准则的基础上进行PE研究的推广。

4.2 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正处在转型期间，产生了不少的相关社会问题，我国医药行业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药价虚高，消费者向政府反映强烈，政府多次出台药物降价政策使企业难以承受，而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又缺乏必要的相互了解，这就致使三者之间形成一种不良的循环，如何通过PE的研究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增进三者之间的了解，协调三者的关系，也需要通过PE研究进一步进行探索。

4.3 与我国中医药产业相结合，丰富PE研究范围

中医药产业是我国独特的医药产业，在中医药的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效果、药物的生产以及延伸到中药的种植和开采等方面，与化学药物都不尽相同，有的方面甚至是迥然各异的。由于PE研究起源于西方，其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化学药物的研究基础上的，运用现有的PE研究成果来研究我国中医药产业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例如在中草药资源的合理开采利用对我国中长期医疗费用的影响方面，西方PE并没有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可以套用和借鉴，所以如何有效地将PE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到我国中医药产业中，更好地为促进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服务，将会成为我国PE研究的突破点和热点。

5 结语

总的来说，PE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它的研究正日益从理论向实践延伸，尽管我国的PE研究与世界的PE研究还存在较大距离，通过我国研究人员不懈努力，将PE研究应用到我国的医药产业中，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药品经济学，可以有效地帮助解决我国国民对健康水平需求的无限性与药物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

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利华.药物经济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1-2.

2 孟光兴，邱家学.药物经济学及其在药品营销中的应用［J］.上海医药,2004，25(2): 55-56.

3 曹燕，吴世玉，曲燕华，等.药物经济学在我国医药企业的应用现状［J］.医药导报,2005，24(11):1801-1804.

4 劳力坚.PE在FDA新药评估中的地位日显［N］.医药经济报，2001-8-24(3).

5 蔡虎，李冬云，薛保成.剥离医院药房，实施医药分业［J］.药事组织，2004，13(9):59.

(收稿日期：2007-08-06)

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范文第2篇

向的班本课程”渐渐成型，“班本课程”不再是空中楼阁，它真实得存在、发展着。

“生活取向的班本课程”在理论上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念，通过实践渐渐孕育起自己的理论土壤，它们是“生活取向的班本课程”的根茎。

班级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从一定意义上讲，普适课程指导了园本课程的开发，而园本课程也孕育出了班本课程的建设，班本课程针对的是特定班级中家长和幼儿、教师的需要。从微观上讲，班本课程涉及到班级中特定的人、事、物，即教师、幼儿、家长和环境等多种因子。这些因子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生态链。一个因子的不佳状态，就会影响相应的生态链的功能的发挥。在一个具体的班级，教师、幼儿、家长和环境等因子有特殊性，其中，每个教师的专业水准和专业成长的路径是不同的;每个幼儿的现实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发展的环境也是不同的;每位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是有差异的，对教育的投入程度也是不同的;每个班级所处的空间和形成的班级文化和班风也是有区别的。这些因子，通过班级这个组织，通过班级的活动产生多种多样的联系。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因子组成了班级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无视这个系统，就不会产生有针对性的、有成效的课程。因此，班本课程是生态的，建设班本课程必须关注班级生态。

班本课程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它是建立在班级文化基础上的，班本课程的建构是在与幼儿的互动中进行的，是在教师之间理念的沟通中进行的，是在教师不断地学习中进行的，是在不断的尝试中进行的，只有在动态中才能建立起班本课程的框架和理念。

在实习场中学习

实习场是当代教育心理学中关于学习环境的一个隐喻，意在一个真实的或拟真的知识境脉中使学习者理解知识，也就是说，利用真实的或者模拟真实的情境，让幼儿活动，在活动中，幼儿进行计划、操作、交往、协商和体验，并获得发展。因此，实习场比较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特点，比较适合幼儿园的课程实施。实习场就包含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内涵：1.指一种特殊的学习环境，不是教师讲，幼儿听的环境，而是幼儿在作中学，教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环境;2.这种环境与真实的环境相似，或者就是真实的生活环境，因此，幼儿比较容易熟悉，也比较容易进入状态;3.这种环境是动态的，关联的，在这个环境中，有很多有利于达成活动目标的相关的材料，有与活动相适应的规则，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存在明显的或隐藏的联系;4.这种环境中隐含了当前学习者最需要的知识经验、技能及情感，这种活动的过程，需要儿童在知识、经验和技能等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儿童能感受到现实的挑战，这正是儿童发展的机会所在。实习场是一种引导感性的、综合的学习;是引导探究性的、尝试性的甚至是创造性的学习;是引导合作学习、共同的学习;是引导幼儿解决问题的学习。对幼儿园课程而言：实习场是一种基本的学习环境;实习场不只适合与科学领域的教育;实习场更多的借鉴现实生活情境。实习场设计的依据是：1.认知活动是境脉化的，不是抽象的;2.认知是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中交互建构的;3.概念是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以完全理解的工具;4.活动情境脉络中所有的因素都可能引发学习;5.实习场中的材料、活动是有一定的层次的。

班本课程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不断递进的情境脉络组成的，这些情境脉络就是实习场。这些情境化的活动必须是真实的，幼儿自己提出对问题的看法，搜寻所有的信息，将现有的知识与原有的经验联系起来，解释、证明自己的知识，最终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他们就像自己在真实世界中对待这个问题一样进行工作。真实的情境中的各种问题让幼儿兴奋，也唤起了他们学习的责任。在困境中他们积极探索，用自己学习到的方法去解决;真实的情境中，教师的角色也是多变的，教师不仅是内容上的专家，也是一个学习和问题解决的专家。说到底，实习场就是要让幼儿在真实的或模拟真实的情境中，发现并解决与真实情境相同或类似的问题，使幼儿获得新的体验，发展能力，获取知识。让幼儿用多种材料建构房屋就是最好的例子。

兴趣问题是学习的真正动力

班本课程的进程始终使围绕“兴趣问题”展开的，它以幼儿的兴趣为出发点，问题贯穿课程的整个进程。

首先，班本课程是以幼儿为中心的课程，课程应建立在幼儿的兴趣和原有经验基础上，它首先是引发幼儿的兴趣，将幼儿自发的兴趣和教师引发后的兴趣作为课程最初的内容。

其次，问题贯穿课程始终。

完全以幼儿兴趣为核心的课程容易迷失方向，教师很难把握，关键是要把握幼儿天性中的某种东西和其后隐含的教育价值，这就是“问题”。兴趣问题导向课程把握的就是兴趣后隐含的问题，幼儿通过各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课程展开的过程。

最后，兴趣问题导向课程关注幼儿在学习中解决问题的程序。幼儿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幼儿学习的过程，关注问

题的解决程序就是关注幼儿的学习过程。

给幼儿的发展提供鹰架

“鹰架”观念源自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或ZPD)概念。每一个儿童在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之间存在有一段待发展的距离，即“最近发展区”。如果教学能够接近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则能有效的帮助儿童从原有的发展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发展水平。但是，往往儿童需要解决的问题知识和技能要求，会超出他们进入问题或探究项目时的先拥储备，此时，就需要对儿童的意义形成进行及时的支撑。后来，学者便以“鹰架”作为这种“支撑”的譬喻，说明引导儿童认知学习的适当技术。

因此，“鹰架”就是：帮助儿童把经验组织起来，形成解决问题的适宜结构，使儿童在形成科学理解的最近发展区上得到及时的支撑。搭建鹰架就是：在最近发展区中提供必要的经验或联系以促成其形成适于问题解决的组织良好的经验结构。且通过“鹰架”提供的学习支持是暂时的、可调整的,当儿童熟练后，不必接受帮助就可以自行完成工作时，这个成人搭起的鹰架就可以撤离。从“鹰架”为儿童所提供支撑的功能出发，鹰架可划分为信息性鹰架、概念性鹰架、程序性鹰架和策略性鹰架等。在实际活动中，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问题的难度，教师灵活地给予相应的支持。

“生活取向的班本课程”以主题形式实施，每一个主题都包含如下的结构：

(1)主题由来和意图：说明主题是如何产生的，这个主题中融入了教师和幼儿的哪些期待。

(2)幼儿发展状况的调查：幼儿对主题中的核心经验的兴趣和把握程度，由此确定主题的内容和活动。

(3)主题情境脉络：情境脉络是主题展开的基本线索，它又包括：

①概述：说明主题的基本线索及线索的形成历程。

②图式：图示主题的情境脉络。

③举例剖析：对构成情境脉络的情境或次级情境进行深入分析。

④幼儿的兴趣：寻找幼儿对主题的兴趣所在。

⑤面临的问题：主题实施中，幼儿和教师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

⑥材料：主题展开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⑦教师的支架作用：教师对儿童提供的不同层次的帮助。

⑧活动效果：主题实施的结果，主要是在幼儿身上的反应。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很成功的教训。

(4)主题实施：不是全面实录实施过程，而是呈现主题中每一个情境脉络中的实践“亮点”对我们特别有启发或我们产生新的感悟的实践段落。

(5)主题评价

①幼儿的评价：让幼儿以合适的方式做主题活动评价的主体。

②家长的评价：让家长参与到评价过程之中。

③教师的评价：教师的评价对课程的建设来说十分重要。

(6)困扰我们的问题：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断努力的动力。

例：主题活动《生活中的数字》

(1)主题由来和意图：略

(2)幼儿发展状况的调查：略

(3)主题情境脉络：

①概述：主题活动《生活中的数字》的情境脉络分别是场所调研、统计分类、数字物品展览、游戏。在“场所调研”中我们和幼儿一起在幼儿园、家庭、社区、超市等地寻找生活中的数字，然后再对调查得到的结果进行“统计分类”，根据我们的发现制作和数字相关的物品，召开“数字物品博览会”，并把这些物品在“游戏”中使用，作为娃娃家、电影院、汽车、数字剧场的游戏材料。

②图式：

③举例剖析：

统计分类

数字的调研、统计分类使幼儿获得了大量真实世界里关于数字的直接经验，所以当他们进行研究时，比较、归纳、分类、排序等时候，表面上看是在人为的、抽象的情境中学习、练习的数学能力，实际是充分体验到数字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一种主动探究的学习。

幼儿的兴趣：略

面临的问题：

1.分类的标准

将物体按某一特征进行分类时，幼儿最容易想到是按物体的外部特征进行分类，如：颜色、大小、形状，可按这些特征给调研来的数字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合适的。数字是抽象的，看起来都一样。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按不同的特征给物体分类，是幼儿利用已掌握的逻辑思维能力，辨别物体特征再分类的过程。分类活动有利于幼儿更好得理解、分析他们认识的世界。

2.怎么按数字的排列次序进行分类

什么是数字的排列顺序?除了从1到100这样的顺序排列，从100到1这样的倒序排列，是否还有其他的排序规律?要将已有的数字经验与这样的标准进行对应，对于幼儿来说难度较大。刚开始时，幼儿只能说出几种，他们感到了困难。

不同排序的数字在生活中代表不同的意义，数字的意义是隐含在这些排序背后。幼儿在生活中常常缺乏这样的经验，他们对数字的认识更多是表象的。通过剖析不同顺序的数字，幼儿可以更深层次了解数字的意义。

材料：略

教师支架作用：

策略性支架

当幼儿面对分类的标准一筹莫展的时候，教师拿出了以往给废旧材料按用途分类的记录表。“这些材料可以按用途进行分类，我们找到的数字可以这样分类吗?”分类记录表启发了幼儿，“吃”、“穿”、“用”、“玩”被列了出来，我们的第一个分类标准也确定了。按物体的用途进行分类是幼儿已有的经验，教师做的是引导幼儿将这种经验进行迁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概念性支架

在按用途进行分类之后，我们又将数字按照排列的次序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以前幼儿是没有经验的，他们也是想不到的。教师在这里的支持体现了明显的概念性支架作用，教师向幼儿介绍了这种分类方法，并且详细解释按照数字排列次序分类的意义。按照数字排列的次序主要分成：顺序、倒序、无规则排序和特殊的数字。

活动效果：略

(4)主题实施：

参观与教、学(场所调研情境中的亮点之一)

数字，无处不在，寻找生活中的数字就需要我们走出幼儿园、家庭，进入更大的社会空间。教师事先和幼儿讨论参观的地点、路线、小组人员的分工、参观所要带的记录材料等，让幼儿对参观活动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并还要幼儿说说在参观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如安全交通、注意力应集中在“数字”上等。

接着幼儿在成人的陪同下走出幼儿园，带着纸笔和写字板立刻进入活动中：瞧，汽车后面有好几个数字;这是住宅小区的示意图，上面有家的号码;图书上也有数字;那是卖饮料的柜子，里面有可可可乐、雪碧，那个大门上面的牌子上也有数字

回来后，教师让幼儿将自己记录的图画、表格呈现出来，让幼儿彼此交流所见所闻。

幼儿大多对参观活动的每个部分很感兴趣。只要教师事先目的明确，幼儿几乎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小细节。他们不仅对数字有兴趣，同时也对小区房屋的布局、图书、商品都很感兴趣，幼儿这些方面的兴趣就是教、学的大好机会。教师有意识让大班的幼儿用笔和写字板将看到的有兴趣的事情画或记下来，幼儿就会兴致盎然地仔细观察，而不是简单的寻找东西。在这种基础之上幼儿才能为物品分类。教师鼓励幼儿分析、讨论，等回到教室后再帮助他们用图画、表格、文字等方式呈现观察结果，才是有意义的活动。

(5)主题评价：略

(6)困扰我们的问题：略

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范文第3篇

摘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问题纷繁复杂，理论上尚不成熟，实践中问题较多。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以多种形相存在，如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评价的评价”等等，其评价规范之间存在着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等多种冲突。在评价实践过程中，也大量存在评价主体问题与评价程序问题等诸多矛盾。因此，迫切需要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建立与完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规范；评价标准；评价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问题在理论上尚不成熟，在实践中又特别复杂，因而需要谨慎的审视。笔者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种形相、评价规范间的冲突以及评价实施中遇到的严重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概略论述。

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种形相

什么是评价?为什么要评价?对评价问题的思考愈深入，愈会感到这一问题的多元性。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以多种形相存在的，明白这一点才可能真正给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以恰当定位。

(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评价的评价”

评价首先体现为一种评价主体的价值判断，是对评价对象价值大小的衡量与比较。与基于事实判断的自然科学评价不同，“人文社会认识对象并不是纯之又纯的单一体，而是凝集着事实与价值于一身的复合体”。

在学科建制化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就不再是某一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而是基于一定事实认定之上的学科共同体的共识性价值判断。这意味着，只有符合一定事实认定要求的评价对象才具有评价的资格，追求评价的主体间客观性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评价本性。评价的价值属性表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判断，而是一定评价群体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认识水平与一定既有成果相比较后的共识性判断。这一判断显然是具有极大局限性的。评价的事实属性表明，评价不应是评价者的主观随意，解决评价问题客观性问题的突破口是以一定方法“控制偏离群体态度的个人化倾向”，实现对“共同利益群体之间价值判断认同度”的逼近。

评价定位是对评价前提的追问，即评价的目标是什么?或为什么要评价?它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基础性问题。当前经常说到的评价“定位倒错”主要是指，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视为对评价对象存在价值的绝对判断，忽略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际上是“对评价的评价”，是基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价值评价基础之上的再评价，体现为科研管理实践中的价值选择。

(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学科发展的知识自觉

囿于价值的主体性、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以寻求共识性价值判断为目标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就必须由个体层面的判断上升为适用于评价群体的、可控的、更加规范的价值认定方法。作为方法的评价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评价是一种方法却也常常被忽略。在英语中，方法(method)一词是由“沿着”和“道路”两个希腊词根复合而成，目的性(沿着的方向)与能行性(可实施的途径)是方法的基本特征。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方法”涵义更接近“算法”，具有构成性特征，它是以一定的步骤、程式达到某个确定的目标，前提与结果都具有确定性，每一方法自身是封闭的，必须规范地按一定的步骤、程式实施。方法的能行性属性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必须是在某些明确原则指导下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步骤，惟此统一的共识性价值认定才有可能产生，评价是一种科学性操作。方法的构成性属性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就是以构成性的规范操作达致对非构成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价值的认定，以一定量化的形式来量度、确认非量化的思想的价值，这难免要陷入思想与规范、培育大师与生产平庸的两难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思想的缔造者，创造性思想往往与规范是相冲突的。如何在评价机制设计时，既能保持大师的生长土壤，又能以一定的标准来规范学科发展，确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学科发展的知识自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评价内生于学术认知的过程中，它以知识的自觉引导学术研究活动向符合知识本性的方向展开。这一知识本性的自觉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功利性，抗拒功利追求的泛滥。惟有保持学科发展的知识本性，才能最终达致学术的自主性。而惟有保持这种自主性，它才具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布迪厄坚定地主张社会科学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拿出强硬的科学态度来，因为只有这种方式，社会科学才能获得精确严格的手段，从而在竞争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和潜力”。当下的问题在于，如何以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来缓解其建制化发展需要与符合知识本性的知识增长需要之间的紧张，缓解学科主体性与学科社会化的紧张。

(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服从管理目标的科研管理手段

学科的建制化发展总是在一定科研管理手段的推动下进行的，从科研管理的角度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宏观目的和意义在于，以评价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的发展。评价是要服从管理目标的。科研管理的需要在当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成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科研活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评价标准的实施，评价标准常常因科研管理阶段、目的、对象不同而改变，科研管理的目的直接决定了评价的目的。蔡曙山指出，借助科研管理手段的导向作用，清华大学在SCI发表的论文数短短几年内由几百篇上升至2000多篇。在技术层面上，评价服务于管理，自然对评价方法提出了运作效率的要求，评价应该在保持评价功能的基础上尽量简化、提高效率，这才能为管理服务。但简化不是简单化。在价值层面上，当科研管理借助评价手段左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向时，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问题就面临严峻挑战。功利主义场域下，科研管理目的极易为学术单位间的残酷竞争、行政长官意志、量本位思维等非学术因素所控制，错误地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向，导致学界的结构性浮躁与功利。符合知识本性的知识创造，有时也容易沦为满足一定评价硬性规定的定制化知识的批量生产，这是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的。

在实践上可行的评价并不以追求评价判断的完备性、终极性为其目标，而是以是否符合评价主体的意愿为实践的价值选择：符合主体意愿者会得到更高的评价；与其背离者则更易失去竞争力(生存力)。评价要服从管理目标。事实上，科研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评价标准的实施，评价不仅服务于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评价就是管理。

把评价定位为管理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不必陷入关于评价意义的争论而把精力更多地付诸于评价实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主体就可以恣意左右评价对象的发展道路，因为评价主体的意愿是无法完全脱离评价对象的客观实际的，价值选择既存在于评价对象间，也存在于对象与

评价主体间；既是历时性的又是主体间性的。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依赖于不断生长着的、灵活的价值框架而不是某种僵硬的单一的价值尺度。 评价服从管理，但管理有两种基本模式或思路，一种是计划型，一种是放任型，两者初衷和前提不同，自然，目标和结果也各异。

(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首先要在鼓励创新思想还是遵循传统规范上选择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面临的首要价值选择是评价什么?是选择鼓励创新思想还是遵循传统规范?两者的冲突体现在当前学术界中思想家与职业专家的分野上，前者更具创造力，也许更是当代思想的代表者；后者更符合学科的传统规范，是存在的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一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人文精神体现为人类对自身物质存在有限性和个体功利性的超越。显然，只有创新思想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应体现为思想认识的前进和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当前已作为科学建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发展又必须要遵循职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要求。过分追求学科发展的规范性、职业化，势必以牺牲大师、妨碍人文社会科学精品的产生为代价；然而，一味放纵思想，忽视规范的作用，又会使思想耽于清谈。

如果把评价定位为管理，上述冲突并不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本身也是一种规范，而评价又注定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来操作。只有当评价在技术上具有了可操作性并成为某种规范性要求时，评价才能服务于管理实践。因此，除非不进行评价，创新思想与传统规范的冲突并不能成为取消规范或否认思想的理由，选择传统规范强调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建制性、规模性；而选择创新思想，所关注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与个体创造性。在设计评价规范时应保持必要的张力：既重视专家系统的规范成果又不忽视创新思想家的创造力。

(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核算

建制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主体是围绕众多不同来源。不同规模的研究项目、研究课题而展开的，研究所能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等的测算在这些项目评价、课题评价中占据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此时更多地体现为一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核算，尤其是在一些应用性的横向研究项目中最为典型。近年来，随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的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越来越关注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回报问题。粗制滥造的低水平重复，显然不是这些资本、资源投入的目的。因此，经济核算性质的评价介入具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只要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社会建制的形式，就难以离开社会对其投入、产出、功能、效用等的种种评价，作为职业劳动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者们也必须经受各种形式的对其存在价值及其知识价值的评价。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问题，不是缺乏评价，而是缺乏合理的评价，缺乏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深入、系统、持久的综合性研究。如何依据一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合理评价，并以科研管理手段来有效规范、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蓬勃发展。已成为建构知识场域、对学科发展影响深远而又难度极大、基础性的紧迫任务。

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规范间的冲突

既然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规范的操作，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种种规范一标准间的冲突。

(一)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的冲突

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展开的，具体学科的对象越是触及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位，其意识形态性就越强。“科学无禁区”这个命题比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实施起来要困难得多，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冲突有时不可避免，如何在这两种标准间保持张力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难题。

(二)基础理论研究标准与应用研究标准的冲突

基础研究总体上是以主攻学科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创建新理论的理性追求为其目标，这也是学科主体性的根基所在，评价基础性研究的主要标准往往是学术性和创新性；应用研究是运用基础理论和有关知识解决现实问题，评价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否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等。基础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当下的，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评价标准显然不同。

(三)本土化标准与国际性标准的冲突

人文社会科学总是要受到所在文化情景的文化限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无法脱离一定文化土壤，评价标准显然会与其他国家的标准有所区别。但“本土化”(indigenization)是一种学术活动的取向，并不是政治活动和狭隘民族主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其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评价的本土化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却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性标准。无论从我们是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是从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可比的、可交流的角度，都需要有共同的游戏规则。

(四)创新性标准与规范性标准的冲突

思想指向创新，规范求诸共识。创新性是人文社会科学生命力的体现，没有创新性标准的评价是不完善的。特别将“创新性”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是，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以及以何种方式来对创新性进行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自然科学不同，不是共识性的创新。在学术上，思想的创新开始常为许多同行所不认可，因而无法在以共识为基础的规范性评价中得到承认。但“非共识性项目”并不代表其学术上的无意义，这既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实践难题。

(五)不同评价对象标准的冲突

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涉及众多不同的评价对象，包括宏观层面的学科评价，中观层面的机构评价与科研评价，微观层面的成果评价与科研人员评价。例如，对学科评价而言，学科建制的发展与学科认识水平提升并不等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也很不相同，一个以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为其终极主题，一个以经世致用为其要义，评价标准显然不同。如果再深入到学科内部，文、史、哲、经、法、教、管等各门学科各具特色，评价就不能不关注其个性化特征。此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论文、论著、报告等不同成果形式，标准也是各不相同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判定一项基础研究类型的哲学著作和一项应用研究的社会报告究竟谁的价值更大?

(六)定性与定量标准的冲突

对科学评价的历史追溯表明，国外和国内的相关评价研究，总体上都处于由科技评估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拓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从定性向定量，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过渡。近几年来，在国内围绕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对数百名专家多次调查的基础上，于1998

年完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估体系，并且出版了《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专著。清华大学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清华大学的实际出发，对论文、论著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国内一批高校也制定并实施了各自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尽管是奖励办法，实际上也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标准。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方法，坚持直接标准与间接标准相结合，把二者纳入统一的指标体系。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首先是试图设立某些所谓硬指标(主要是可数量化的指标)，对评价对象的学术水平高低、学术成就大小、学术价值优劣作出判定。在这个意义上，评价更多的是比较评价对象在学术价值等方面的量的差别；其次再涉及对评价对象质的判定。究竟是着重以定量的方法来区分评价对象的量的差别，还是着重以定性的方法来区分评价对象的质的差别?或者是着重二者如何结合，这是当下分歧的焦点。

但在评价实践中，无论是定性方法还是定量方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被评价对象的“量的差别”问题。

在对量的差别的把握中，定性方法强调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认识”，评价者依据个体的经验与学识水平对评价对象的学术价值、水平给出直接的判断；定量方法必须要做的是，首先找到衡量差别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标，然后再以该指标的量值来客观表征原来难于量化的“量的差别”，如以引用率的大小来表征学术成果的优劣，体现为“间接测量”。直接认识与间接测量的差别才是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所必须关注的。直接认识，可视为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直接深入评价对象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是对评价对象的直接感悟、理解与解释。但任何基于评价者个体的定性判断都是主观性的，受限于评价者个体的经验、学识、所处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定性判断又都难免其个体的局限性。间接测量的长处在于其客观性，可以基本排除评价者主观性的影响，更客观、清晰地描述出量的差别程度。其短处在于，指标体系的设定是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间接性指标与评价目标的相关性也是难于完全确定的。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当下性和现实需要，是用数字掩盖的倾向性。

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施中的问题

虽然现在国内重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方面的研究与探索，也形成了一批有水平、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和新形势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目前国内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施中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主体问题与评价程序问题

所谓评价主体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应由谁来评价?由政府一家来垄断评价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容易导致行政化倾向和腐败。当前评价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政府主导向学界自主评价过渡，或者由政府、民间共同评价，社会化的多样的评价中介机构有取代单一的评价主体之势。但多元化评价主体可能造成学科资源各自为阵，各种评价层出不穷、口径不一的乱局，而且各种评价主体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或者代表不同对象的利益行事，常常把学术标准搁在一边，以非学术的考量为主导的评价自然乱象百出。

所谓评价程序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可操作性何以实现?这里有一个由实质评价到程序评价的问题，是指既然实质公正很难达到，那么追求程序公正就可最接近于合理地达到评价的目的。任何评价规范都受限于一定的评价程序，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公正的评价程序也就不存在公正的评价。行之万能的指标体系是不存在的，但存在科学的规则和程序安排。评价程序的制定，有赖于建立一套完善、科学、公正的程序以保证评价者们以公正的“评价眼光”来进行评价。相对实质评价来说，程序评价更易把握，可操作性更强，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道路。

(二)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者、评价机构的再评价问题

所谓对评价者、评价机构的再评价问题，源于经常遇到的“外行评内行”现象。必须首先对评价者进行审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应区分机构对机构、专家对机构等不同评价主体间的不同评价，建立相互制约、彼此监督的“对评价的评价”的社会机制。如对专家评价的再评价，一般主张建立如下监督机制：一是保持评审记录；二是对投票负责，正式签署投票意见；三是向社会公开评价意见；四是应集中发表评优成果；五是要充分重视专业协会、专业刊物的监督作用。对机构评价的再评价，也应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三)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创新性缺乏问题

以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人文社会科学是发展的学科，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生存与发展最本质的要求。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选中，特别将“创新性”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因此，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方法体系，必须以创新为起评点，也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现在仍然以现有的、固定的、格式化的评价方式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四)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复杂性研究不够问题

任何评价体系的建构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难题是评价对象的有效界定，其次才是具体的方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困难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其学科及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差异性极为突出，不具备自然科学成果间具有的许多的均一性，这就使评价对象极其多样和复杂。这种复杂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复杂性。从成果形式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集中于论文、著作、报告这三类；从研究类型可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从学科分则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较高层面的区分，还有具体到各学科的不同；从价值标准分有学术标准和现实效益标准之分。这些区分在现实的评价中是整合在一起的，这就使成果间的比较极为困难，如何判定一项基础研究类型的哲学著作和一项应用研究的报告究竟谁的得分高?仅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较为例，基础研究总体上是以主攻学科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创建新理论的理性追求为其目标，这也是学科主体性的根基所在，评价基础性研究的主要标准往往是学术性和创新性；应用研究是运用基础理论和有关知识解决现实问题，评价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通过完善生产管理等途径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否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以及能否有益于改善人们

的社会关系等。基础研究常常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与付出，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当下的，效益是显在的，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成果显然近乎无法比较。此外，人文社会科学所涵盖的有关学科如文、史、哲、经、法、教、管等，每门学科各有自己的特色，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

另一方面，同一层面、同一领域内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复杂性不同。即使是在同一研究领域，使用同一量化标准也存在着缺陷。比如，对基础研究学术论文的评价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方面，以学术期刊的质量来评价学术论文的质量具有统计上的合理性，但对特殊的个案却未必合理。简单说，低质量的论文一定不能发表于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未必都能发表于高质量的学术期刊。谁来对这种情况进行甄别呢?可见j目前各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以学术期刊的质量来评判学术论文的质量，虽然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形式具有多样性，单一的论文评价不能反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问题。例如，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代表性学术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何谓代表著作，不同学科是有特殊性的。在某些学科如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的成果评价中，作品、创作、设计虽应纳入评价范围，但在对这些著作(包括作品、创作、设计)的评价中，既无期刊检索系统那样的体系，又无现成公认的标准，它涉及更多的人为因素。

概言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首要一步就是要对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总结出各自的特点之后，才轮到方法的选择问题。因此，如何恰当地对不同形式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应用不同的标准做出正确、积极的评价，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一个薄弱环节，更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难点。

(五)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指标非单一性忽略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几乎不可能使用单一性的量化指标。除了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外，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还必须涉及价值判断、时间(历史)判断和性质判断等非量化的定性指标，其中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即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构成社会科学定性评价的基础。

一是价值判断。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及其作品中都存在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是必须把其包括其中的，而如何把握价值的尺度和分寸就是评价的难度所在。

二是时间判断或称历史判断。时间因素直接影响价值判断，因为今天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会成为真理，反之亦然。所以，时间是判断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参数。人文社会科学以人、人化的自然和社会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更要接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因此，极其重大的、带有革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判定。但是，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却常常要求在当下做出，这就要求评价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专业素养，还要求他具有历史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这就是困难之所在。

这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评价是离不开定性指标的，如何把定性因素与定量判定有机结合也是评价的难点问题。

(六)对现有评价方法的局限性研究不够问题

一个成熟的评价体系不是理论思辨的结果，而是在实践的互动中诞生的，其中评价对象、评价目标与评价方法的互动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每一种评价方法都有其方法所限定的内在目标，只有充分认识了这些内在目标才能更好地建构评价体系。事实上，方法的局限就是评价的局限，不深入分析采用方法的不足就很难真正了解评价的真正内涵和指向。以科研计量评价法为例，其核心方法如前所述是，首先把发表科学论著的数量和引证次数作为评价的基本样本值，然后根据不同的评价要求采用对应的细化指标，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求得分值，再用其来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科研贡献和学术水平所达到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计量学的兴起和科研计量评价共识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将科学计量学方法引入科研评价和科学家绩效评价，并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在采用这一方法时许多人忽略了这一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即它难以对单项科研成果的水平进行准确的评价，并且科学计量学方法的核心是通过对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同类成果的比较提供学术影响力的数据——被引用次数，引用越多就证明学术价值越大。

这一方法在评价社会科学类应用性的研究时具有方法上的优越性，因为这类研究强调的是当下性和现实性，有价值的当然得到学界关注。但对于基础性的人文学科甚至是社会科学来说，这一方法就成为评价的“硬伤”，因为往往重大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得不到大家响应，钱钟书花了20年才写成《管锥篇》，陈寅恪历尽10年写成《柳如是传》，若按此方法一定是无法入评高学术价值著作类的，可又有谁能否认这些著作的传世之价?因此，不仅要研究方法的技术性问题，更要研究评价方法技术后的目标和内在设定，这一研究属方法论层面，直接影响评价体系的内涵。

(七)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本土化忽视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总是要受到所在文化情景的文化限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是无法脱离本土化的文化土壤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含义在于使某事物发生转变，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在本国、本地生长，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特色。人文社会科学源于欧洲，在美国得到重要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概念和方法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描述、解释和说明中国的人文现象和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本土化”是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不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民族主义。“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才可能既具有普遍意义，又能获得有关特定文化的详细资料，社会科学也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充分发达的科学”。

在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文社会科学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意识形态性，二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管理体制相分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特别是党史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学等等。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实际上，就是在标榜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这类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同样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因此，不能照搬SSCI、A&HCI及ISSTP的标准。把它们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评价的指标，而要建立并使用属于自己的引文索引和评价指标。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正在走上一条符合自己需要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逐渐成熟的标志。然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有关本土化问题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从总体上分析，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还处于一个探索和研究期，其主要特征有四：(1)尚未对国际上较成熟的软性目标及学术评价体系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借鉴其成功经验。(2)尚未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对象、评价理论、评价方法的复杂性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为具体的方法研究提供适用目标。(3)尚未形成完善的，具有导向性、科学性和在实践中可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及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的成果评价标准。(4)尚未形成与国际接轨、本土化的、实践上可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

可以认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建立与完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　彭建国)

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范文第4篇

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中，随机变量表示随机试验结果的观测值。随机变量的取值是不确定的，但是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因此，每个取值都有自己的信息量。平均每个取值的信息量称为该随机变量的信息熵。

信息熵这个名称是冯诺依曼向香农推荐的。在物理学中，熵是物理系统的状态函数，用于度量一个物理系统内部状态和运动的无序性。物理学中的熵也称为热熵。信息熵的表达式与热熵的表达式类似，可以视为热熵的推广。香农用信息熵度量一个物理系统内部状态和运动的不确定性。

信息熵是信息论的核心和基础概念，具有多种物理意义。香农所创立的信息论是从定义和研究信息熵开始的。这一讲我们学习信息熵的定义和性质。

1. 信息熵

我们这里考虑离散型随机变量的信息熵，连续型随机变量的信息熵以后有时间再讨论，读者也可以看课本上的定义，先简单地了解一下。 定义1.1 设离散型随机变量X的概率空间为

Xx1Pp1x2p2...xn

...pn我们把X的所有取值的自信息的期望称为X的平均自信息量，通常称为信息熵，简称熵(entropy)，记为H(X)，即

n

H(X)E[I(X)]pilogi11 (比特)pi

信息熵也称为香农熵。

注意，熵H(X)是X的概率分布P的函数，因此也记为H(P)。

定义1.2 信息熵表达式中的对数底可取任何大于等于2的整数r，所得结果称为r-进制熵，记为Hr(X)，其单位为“r-进制单位”。 我们有

1

HXHrX

logr注意，在关于熵的表达式中，我们仍然约定

0log00， 0log信息熵的物理意义：

信息熵可从多种不同角度来理解。

x0 0(1) H(X)是随机变量X的取值所能提供的平均信息量。

(2) 统计学中用H(X)表征随机变量X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随机性的大小。

例如，假设有甲乙两只箱子，每个箱子里都存放着100个球。甲里面有红蓝色球各50个，乙里面红、蓝色的球分别为99个和1个。显然，甲里面球的颜色更具有不确定性。从两个箱子各摸出一个球，甲里面摸出的球更不好猜。

(3) 若离散无记忆信源的符号概率分布为P，则H(P)是该信源的所有无损编码的“平均码长”的极限。

令X是离散无记忆信源的符号集，所有长度为n的消息集合为

Xn{1,2,,M}

每个消息i在某个无损编码下的码字为wi，码字长为li比特。假设各消息i出现的概率为pi，则该每条消息的平均码长为

Lnpili

i1M因此，平均每个信源符号的码长为

Ln1Mpili nni1这个平均每个信源符号的码长称为该编码的平均码长，其量纲为(码元/信源)。

我们有

LnLH(X) 且 limnH(X)

nnn这是信源编码定理的推论。

2

例1.3 课本第26页例2.4. 天气预报的平均信息量。

练习：

在电脑主板上，串行接口(Serial Interface)用于向外设输出数据，每次输出1比特符号，若某段时间内输出符号的概率分布为

1X0p1/32/3 求此时段内该串行接口的信息率，即平均每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单位为“比特/符号”)。

3

练习解答：输出0所传递的信息为

log

I(0)输出1所传递的信息为

13log比特3 ()

I(1)log因此，输出符号的信息熵为

H(X)2log31 (比特) 3122log3(log31)log30.919(比特)

333于是所求的信息速率为0.919比特每符号。

说明：上述信息熵H(X)反映了串行接口传输信息的速率，称为该接口的信息率。

2. 熵函数H(P)的性质 性质1. 非负性和确定性

H(P)≥0

其中H(P)=0 当且仅当P为退化分布。

一个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为退化分布，当且仅当该随机变量是常量，即取值唯一(所以其取值是确定的)。

性质2. 对称性

H(p1,,pi,,pj,,pn)H(p1,,pj,,pi,,pn) 性质3. 连续性

H(p1,,pn)对于其中任何变量pi是连续的。

4

性质4. 扩展性 可扩展性1：

H(p1,,pn,0)H(p1,,pn) 可扩展性2： limH(p1,p2,,pn1,pn,)H(p1,p2,,pn2,pn1,pn)0证明：由连续性和可扩展性1立即可得。

证毕

意义：可扩展性表明，一个小概率事件对于熵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熵的计算中，可以忽略其中一部分小概率事件。

例2.

1《中华字海》中收录了85000多个汉字，而常用汉字仅有3000个左右。(据统计现代汉语中这2400个汉字在一般书刊文章中所占的字数比例是99%)在计算汉字的熵时，大部分汉字都可以忽略不计，仅统计常用汉字出现的频率，以此作为这些汉字出现的概率，从而计算出汉字的熵。

性质5. 可加性

注意：即课本第31页的“递增性”。课本上的“可加性”事实上是联合熵的链法则，涉及到条件熵，放在此处不妥，后面再讨论。我们将赋予“递增性”更贴切的含义。 定理2.2(可加性公式)

qqqH(p1,p2,,pn1,q1,q2,,qm)H(p1,p2,,pn)pnH1,2,,mpnpnpn其中令pnq1q2qm

证明：可用熵函数的定义证明，细节留给读者完成。

证毕

可加性公式让我们不断降低信息熵中概率分布的维度，将高维计算简化为低维计算。有的教材称可加性为递推性。 例2.3 应用熵函数的可加性计算

1111H(,,,) 33665

解：

1111111111H(,,,)H(,,)H(,)33663333221log3

31.918 (bit)注意，可连续应用可加性公式：

111121211111H(,,,)H(,)H(,)H(,)33663332232221H(,)1 33连续应用可加性公式，我们有 定理2.4 (更一般的可加性公式) H(p11,,p1r1,p21,,p2r2,,pn1,,pnrn)piripi1pi2H(p1,p2,,pn)piH,,, (2.1)pii1pipin

其中pipj1riij

解释：我们可以把可加性理解为分步试验结果的熵等于各步试验结果熵的加权组合。。

,n，其概率分布为设一个随机试验分为两个步骤。第1步共有n个可能结果X11,2，(p1,p2,,pn)。这一步试验结果的熵为H(p1,p2,,pn)。

在第1步试验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第2步试验。假设当第1步试验结果X1i时，第2步试验共有ri个可能结果，并且其概率分布为

piripi1pi2,,, pppiii6

对应的熵为

piripi1pi2H,,, pppiii因此，第2步传递的平均信息量为

piripi1pi2pH,,, ipppi1iiin两步所获得的平均信息量之和就是上述(2.1)中的右式。 左式可解释为第2步试验的所有可能结果的平均信息量。 练习：应用熵函数的可加性计算

H(1/6,1/6,1/6,1/9,1/9,1/12,1/12)

性质6. 递增性

低维分布分解为高维分布时，信息熵严格递增。

定理2.5 将n-维概率分布分解为n+1维分布后，熵增大：

H(p1,p2,,pn)H(p1,p2,,pn1,pn,) (0<pn)证明：由可加性立即可得。

证毕

性质7. 严格上凸性

定理2.6 熵函数H(P)是严格上凸函数。

证明：根据严格上凸性定义，我们设P=(p1, p2, , pn)与Q=(q1,q2, , qn)是两个不同的概率分布并且设(1,2)为非退化分布，只需证明下列不等式

1H(P)2H(Q)H(1P2Q) (1)

即

7

1plogpqii2i1i1nnilogqi1(pi2qi)lo1g(pi2 qii1n)合并同类项后，上述不等式等价变换为

n1pi2qipq1pilog2qilog1i2i0 piqii1i1 n注意，1P2Q是一个n-维概率分布，根据预备知识中所证明的“信息不等式”，我们有

npilogi11pi2qipi0 (2)

其中等号成立当且仅当P1P2Q，即P=Q。我们前面已假设P≠Q，所以上述不等式中的等号不成立。同理我们有

nqilogi11pi2qiqi0 (3)

由(2)和(3)可得(1)。

证毕

不等式(1)也可以用基本对数不等式证明。

不等式(1)的第二个证明：取x1pi2qipi，由

ln得

11x xpilnpipi1pi2qi2(piqi) (4) 1pi2qi根据预备知识中证明的基本对数不等式，(4)中等号成立的充要条件是P1P2Q，即P=Q。我们前面已假设P≠Q，所以不等式(4)中的等号不成立。因此，我们有

8

pilni1npi0 (5)

1pi2qi同理我们有

nqilni1qi0 (6)

1pi2qi由(5)和(6)可得(1)。

证毕

性质8. 极值性(最大离散熵原理)

定理2.7(最大离散熵原理)对于任何n维概率分布p，

H(p)logn

其中，等号成立的充要条件是p为均匀分布，即

p(1/n,1/n,,1/n)

证明： 令q为均匀分布(1/n,1/n,,1/n)，应用信息不等式立刻可得该定理成立。

证毕

记号：我们用H0表示一个随机变量的最大熵。当且仅当某随机变量共有n种取值时，

H0logn (比特)

例2.8 二十问题游戏(the game of twenty problems)。甲心里想到一个事物，让乙猜。乙可以向甲提问，甲只回答是或者不是。若乙在20个问题之内猜出答案，则乙胜，否则甲胜。 猜数：一个比较简单的实例是猜数。要猜出一个100以内的正整数至少需要几个问题?至多需几个问题?

练习：

设一条电线上串联了8个灯泡，如图所示。假设其中有且只有一个灯泡坏了，并且各灯泡

9

的损坏概率相同，用万用电表通过测量断路找出坏灯泡。 (1)平均需要获得多少信息，才能找出其中的坏灯泡。 (2)一次测量所获得的信息的最大期望值是多少?

(3)试设计一个最佳测量方案，即测量次数的期望值最小的测量方案。

作业

1. 试证明信息熵的可加性。

2. 伪币称量问题：今有12枚金币，其中1枚是伪币，其重量不同于真币。 用一台没有砝码的天平通过比较金币重量可以找出这枚伪币。 (1)用这台天平找出伪币并知道其偏重还是偏轻需获得多少信息? (2)求天平的3种称量结果，即等重、左重和右重，的最大平均自信息。 (3)试证明找出这枚伪币至少需要称量3次。 (4)试设计最优的第1次称量方案。

(5)若第1次称量结果为1-4号钱币的总重量大于5-8号钱币的总重量，试设计最优的第2次称量方案。

3. 编程2：输入有限维概率分布，输出该分布的熵。

附录：热熵

1854年克劳修斯定义了物理系统的一种状态函数S，他之称为熵(entropy)，现在也称为热熵。一个物理系统从状态o到状态A的熵增量定义为

10

SSo其中

AodQ T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dS0

德国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的熵公式：划时代的发现

SklogeW

其中W是物理系统的(宏观)状态所对应的所有可能微观状态数，k称为玻尔兹曼常数。 伟大意义：

(1)将宏观量S与微观状态数W相联系，架设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

(2)物理概念第一次用概率形式表达，意义深远。

(3)已成为物理学中最重要公式之一。

棋盘游戏：40X40的棋盘中间10X10位置上放着100颗棋子。这10X10位置构成系统I，其它位置构成系统II。将I中棋子挪动到II中，两个系统的状态都发生改变。求两个系统各自的熵与总熵，有 SIIISISII

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范文第5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政治领域得到成功实践，这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一直非常注重从政治经济维度而较少从历史文化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远不能说主导了大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特别在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严峻挑战，亟待从新的文化视角进行破解。作为超越了同时代一切哲学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一步中国化、大众化，就要进一步推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两者更加深入地互动互补契合。

2016-04-11

[关键词]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李军时（1975-），男，陕西长武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研究生，火箭军工程大學科研部某处处长。

学界惯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仅仅是由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了方便与杜林展开论战而采取的逐项批驳方法，后来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基本沿袭了这一划分方法。从文本学的角度看，这一划分方法是不合理的，没有把恩格斯的这种划分方式放在当时的革命论战需要去考虑。纵观马克思的著作，很少有专门关于哲学的论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整个论述中。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渗透到马克思主义所有部分，马克思对各领域的论述都体现了他的哲学观点。因此，狭义地讲，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上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一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盖或直接意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认为，从理论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形成独特的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新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理论创造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1]（P28）笔者深为赞同何萍教授的看法，因此，在本文叙述中，一般不加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在论题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为便于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其理论的科学性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深刻变化，曾经暮霭沉沉的中国重新跟上了世界文明前进的步伐。在这近一百年间，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高潮、低谷，挫折、失败甚至倒退，但在中国，却始终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在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在当前的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学理层面的影响相比较，它在对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还未全面内化为自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层面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往往非常注重从政治、经济维度，而较少从历史、文化维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过去中国围绕摆脱经济贫困而奋斗、着力于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这一不足尚不显得十分突出，但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要求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人们则更多关注于精神信仰、社会理想、价值追求等与文化更为紧密相关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去向，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另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来考察，任何外来文化，要想为一个国家的民众所接受，成为他们自觉运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就必须要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处理好与这个国家原有文化的关系。因此，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为政治、经济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奠定更为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寻一个新的出路。

一、从文化维度看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迅速生根发展，虽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但其历程绝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在迎接与应对各种挑战中得到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引下，虽然我们今天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之近，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与国家崛起的时代要求还很不相符，在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背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严峻挑战。

（一）政治话语体系与大众话语体系的脱节

马克思主义近代传入中国的契机，主要是适应了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夺取政权并且长期执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日趋政治化。一方面，这种高度稳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有助于全党统一思想，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另一方面，面对丰富多彩、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实际，则容易出现僵化和滞后，与处于开放社会环境的大众话语体系相疏离。在当前中国，这一现象已经显得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政治话语体系虽然不断被强化，似乎拥有绝对优势，但却还未能真正深入大众心灵，面对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具有时代性和感染力的大众话语体系，显得力不从心，对各种社会思想文化的引导整合作用发挥不够。

（二）中国融入世界伴随的中华文化身份焦虑

1978年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层面上开始了融入世界文明的伟大进程。进入21世纪，在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中，“人类社会生活加速跨越国家和地区，迈向全球社会以及更具活力的区域社会”[2]，人类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全世界的历史”的趋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追逐，迫使中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适应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在主动适应和融入的这一过程中，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多。在为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豪的同时，中国人对自己思想文化领域的现状却表现出深深的焦虑。在现实层面，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使得人们对物质利益出现过度追求，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利欲熏心、道德沦丧到处可见。一些人对金钱的崇拜、满足于感官的享受常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蒙上了金钱的阴影，曾经看重精神享受、追求高雅宁静文化生活的社会，似乎一下被抛进了物欲的旋涡，这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曾视纲常名教如生命的文明古国，很多人表现得痛心疾首。在理论层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3]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兴盛。因此，越是经济发展，中国人越是急切地想重树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特别是近两年声势日渐强大的新儒家主义认为，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西方文明在中国各方面大肆张扬与膨胀，使民族主干性文化系统或缺失或被殖民化，当前中国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问题无以治对，新儒家派的蒋庆就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文化危机”。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文化复兴是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暂且不论，但是充盈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原有文化系统遭到破坏，新的文化系统尚未建立是一个客观事实。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P120）中国要更加自由自信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急需为中国找到一个文化上的安心立命之地。

（三）多元思想文化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削弱

多元思想文化既是在经济全球化助推下人类生活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调整改革不断深化情况下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必然反映。就全球化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P35）但是，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步伐并不一致，作为精神生产重要内容的文化，更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对社会和人们行为的影响更具潜在性、持久性，不同文化不是与经济发展相类似的交流融合，而是在全球范圍内总体上的敌对和冲突。塞缪尔﹒享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甚至将世界的动荡归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从国内情况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发展、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带来的利益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催生的现代高效信息传播媒介，加之文化内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社会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的交融冲突的多元文化图景。应该说，这种多元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使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能够欣赏更多的文化产品，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打破原来单一、匮乏的文化生活状态。但是其中的消极成分也明显增多，比如漠视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通过美化世界，掩饰现实矛盾，营造出一种虚假的轻松和舒适局面，消解了社会理想、民族精神、人生价值乃至传统道德，文化的启蒙功能受到阻碍，使人的理性和创造性逐渐缺失。最为严重的乃是这种众声喧哗使得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很大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削弱，一些人信仰缺失、价值观动摇，精神空虚、贪图享乐，对前途悲观失望，社会难以凝聚起一种健康向上的力量。

（四）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势侵蚀

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纵观世界历史，文化命脉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中国为什么历经异族入侵、所谓正统的汉族政权几经覆灭而国家依然顽强挺立，就是因为不论哪个少数民族掌握政权但都维护和延续的是中华文化，文化把曾经敌对的众民族融合成难分彼此的中华大民族。从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出，文化生存状态不仅仅代表着一个民族或国家曾经创造的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蕴含着其未来发展的基因，如果这种文化的基因遭到渗透而被改变，不仅将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精神危机，从长远看，甚至产生现实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在全球化趋势加速的时代，伴随着世界性生产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每个国家都难以隔绝与外部的交流，而交流就无法是一维的单层的，经济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而如同经济交流有掠夺和获利一样，文化交流有渗透和扩张，甚至侵略。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考虑武力运用的成本，转而以文化的手段对与自己利益不相符的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在曾经的苏联身上得手，这使得他们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权力”对全球的无形影响。亨廷顿认为：“只有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才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6]（P72）美国和西方国家正是凭借自己在经济、技术、科学等方面积累的先发优势，不断地向中国渗透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不管中国在经济上如何努力地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政治上如何积极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的有益成果，但是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指导理念，西方始终难改对中国怀疑偏见、分化瓦解的态度，中国现阶段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存在的横向劣势和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使得中国处在西方文化话语包围圈之中难以有效发声。

二、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于近代文化领域顺应时代的变革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本来紧闭的国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和无数割地赔款的羞辱，不仅使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风雨飘摇，而且使两千年来曾对周边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沉醉于自我优越感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振动，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谭嗣同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在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乡愿工媚大盗”。[7]（P17）另一方面则是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文化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积极师法西方文化，“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进程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达到高潮，比如瞿秋白在《新青年》呼吁“要有世界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8]（P8）在此其间，整个民族所面临的危机使儒学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赖以存在的社会母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儒学本身必然会受影响，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也会显示出儒学自身的弊端。在寻求救国良方的驱动之下，文化革新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成为革新的对象，儒学必然首先受到全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使人们一直以来遵从的价值观念丧失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儒学的主导地位不断衰微，旧的文化权威被打破，新的文化形态在滋长。然而中国人忍受曾经被侵略的耻辱，被迫转而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改良却并没给苦难的中国找到出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一战的爆发使人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憧憬受到极大的打击，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萧条也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从西方文明的梦想中逐渐清醒过来，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以现代化为目标所进行的探索，最终把目光锁定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文化主体，承担起了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播的思想先锋的作用，在不同文化路径的论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中的主导地位。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其文化传播主体必然要与阶级主体相统一，无产阶级是其深入发展的大众文化主体，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转换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纵观“五四”之后二三十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不仅是一种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二）对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认同必须依靠文化力量来凝聚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从某种程度讲，这些挑战概括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认同。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在思想领域也呈现出价值取向、文化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一些错误思想也在滋长，甚至有少部分人公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衅。因此，新的形势下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是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对于在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促进其中国化的进程、提高其传播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大众化，而要实现大众化，首先就必须进一步获得大众的价值认同。从哲学的价值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首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是其鲜明特性，必然能够满足大众理论需求。但问题在于，哲学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是“对思想的思想”[9]（P38-39），也就是“反思”。这种反思思维所要求的超验性、批判性、综合性、前提性，并不是不经哲学训练的普通人就可以掌握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在欧洲语言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理论，无论表述形式还是承载内容，都与中国大众的生活环境和认知能力存在较大不同和差距。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直接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从理论上讲，需要将哲学常识化，即“以超越常识的思维方式去建构哲学的世界图景和价值规范，为人们提供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历史性地使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10]（P57）。从理论传播上通俗地讲，也就是需要将其转化为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形式，通过大众更为认可的载体途径。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具有更加符合中国人心理特征、思维习惯等的文化特性。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总在潜移默化中释放着巨大而无穷的力量，尤其是我們中国这一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更为巨大。通过与丰富多彩、更具感染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形式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实现表述形式的转变，即由抽象深奥的哲学专业术语、其他文化的语言风格到常识化通俗化本土化的形象生动表达；另一方面推进理论内容的转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以往过于关注政治、经济等国家上层建构转向关注民众现实生活和思想世界，使理论更贴近普通群众、贴近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由党的指导思想、书斋理论更加深入具体地进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

三、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路径

（一）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理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化的灵魂，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他们的哲学具有阶级立场，是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诞生的理论体系，是对西方文化精髓的吸收、融通、创造和提升，因此，本身就具有文化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紧密地与革命实践同步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主要便成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11]（P159），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其政治性被无限放大，一定程度甚至遮掩了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价值，在普通大众脑海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官方的政治主张，是冷冰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而不是人类文化的伟大成果。加之形成于与中国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欧洲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中国人难以感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文化温度。另外，作为中国的民众，几乎每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都是从各种各样的教科书而来，都要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应试化的学习则使得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堆的政治口号和僵死的理论教条，而很少主动追问理论产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思想理论价值和对个人思考问题的哲学启示作用。针对以上问题，就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狭隘的理解，既要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但在学习理解上，要还原其作为普遍意义哲学的本质，充分挖掘和理解它的哲学理论价值，感知它的思想文化热度。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通

考察人类文明历史进程，毫无例外，任何文化要想得到发展，就必然要吐故纳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融合，以产生出新的文化因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文化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深厚传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扎根的文化基础。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探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路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此都有论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他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具有十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赞成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相反，他认为那些不与自己实际国情相结合、引经据典的人是教条主义者，实质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分析，“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P534）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就是他所谓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P534）。毛泽东以其雄才大略，不仅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上也在哲学理论上，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一直在进行，但相对而言，更多体现在对现实政治层面经验的探索总结。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基本专指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很少涉及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注重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较少关注文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忽视了或不承认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忽视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概括和总结”[13]（P101）。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研究逐步增多，张岱年、方克立等人的成果得到广泛的关注，这一问题似乎成了马克国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点，但客观地看，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诸如两者能否融合、融合的基础、融合的意义等宏观的泛谈，还少有研究融合的具体路径，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庞大而具体的融合内容里面去就更少了，结果要么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个别字句注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简单用唯物、唯心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化观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当然是一个非常难、并非几个人就能进行的工作，也由于当前我国哲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不够，难以从整个体系上把握两者。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永远是“‘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14]（P58）。

笔者认为，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可首先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着手：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在这方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当为开山大作，冯契的“智慧说”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惜乎两先生年高去世后学界在这方面没有太大进展。当前应该加强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具有深厚造诣的人才选拔培养，力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全面地、而不是片断地，深入地而不是浅层地，内核地、而不是表象地进行融合研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思想文化的优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但不是包罗万象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世界观、方法论，而中国哲学注重人生观、价值观，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要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不多或没有论及的思想、概念的发掘整理，比如对中国的伦理思想、社会理想、国家治理理念、天人观念等进行深入研究，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哲学学习，吸取中国民族的智慧”[15]（P494），而不是画地为牢，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的领域打转转。如果这樣，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视否定，也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永远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

（三）积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

哲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分析问题、推动实践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赢得中国大众的认同，就必须对他们关心的现实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科学的指导。从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释当代中国的诸多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改革转型阶段，各种文化现象呈乱花迷眼之势，消极的、积极的，庄重的、调侃的，传统的、新奇的，表面看，这些都是一种生活样态，但从深层次探究，也反映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利益诉求、生活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种种喧闹之中如果失语或无语，即使发声也奏不响最强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必然岌岌可危。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就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应对意识，对社会的诸多文化现象高度敏感、积极介入、及时应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占据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与视野[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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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许全兴.百年中国哲学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郑百灵

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范文第6篇

一、当代城市规划问题分析

(一) 城市性质定位

城市规划的概念来源于建筑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城市的总体规划重心集中于空间布局, 比较重视城市的功能实现, 集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在城市的规划中脱离了外界因素, 如所处区域、周边环境等。而这些问题对于城市的总体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城市规划中, 要对城市性质进行定位, 重点考虑以下几点: (1) 对城市所处区域范围有清晰的认知, 明确了解本城市的优劣, 同时还要兼顾周边城市的优劣及发展趋势, 形成掎角之势, 促进相互合作; (2) 城市规划和发展必须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前提工作, 不能脱离经济社会来谈论城市规划; (3) 结合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风格, 发展城市特色。

(二) 城市特色

在城市规划中, 对城市进行定位后, 不仅要重视外在的空间布局及功能划分, 更重要的是要在城市规划中展现出城市自身的特色和内涵, 挖掘出城市所具有的潜质, 使城市的形象更加鲜明饱满。在城市特色的挖掘中, 需要着重考虑城市的历史背景, 将文化遗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更鲜明地展示城市的形象和内涵。如南京和西安都具有丰富的历史背景, 同为六朝古都,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历史遗迹, 正是这些构成了各个城市的独特风格[1]。

二、和谐城市规划理念

和谐城市是在21世纪城市规划师宣言中提出的, 主旨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间的社会和谐与历史与未来的发展和谐, 反映了人们在城市规划中对建设美好城市新认识。城市的建设具有不可还原性, 一旦要进行改造和治理, 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在城市规划中, 要以和谐理念作为指导, 充分结合经济、环境、文化及舒适度来设计, 主要体现在:

(一) 经济和谐

即城市的三大产业设计不仅要与城市的资源相匹配, 更好地适应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还要以一定的比例来保障三大产业的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不得顾此失彼, 结构失衡, 从而影响了城市的经济效益。

(二) 环境和谐

一方面, 要保证各个生态因素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及其他资源间的平衡;另一方面, 以生态平衡为指导, 对城市功能区域进行合理布局, 并对城市进行适度开发, 不能将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恶化的基础上。

(三) 居住和谐

第一, 交通要顺畅, 线路设计合理, 无障碍, 无堵塞;第二, 环境宜人, 城市的各个元素分布和谐, 街区间平稳过渡, 无杂乱现象;第三, 居住舒适, 住宅建筑布局合理, 无噪音粉尘污染, 无污水臭水沟等;第四, 基础设施使用合理, 在经济效率最高条件下尽量使基础设施具有较高的使用效率。

(四) 城市空间特色和谐

即在城市中要充分保留自身的风格, 对历史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承, 对文化遗迹进行保护和修复, 共同促进城市的特色建设。通过在城市规划中引入和谐理念, 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和谐发展, 同时也能保证市民更加舒适地享受生活[2]。

三、生态城市规划设计

生态城市即在某区域内, 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核心, 以生态学原理与生态经济规律为指导, 将区域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有机结合, 从而建立一个生态、环境、经济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

(一) 城市景观设计

城市景观设计旨在建立一个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人文景观基本以建筑或园林等为主, 建筑其设计核心是以平面规划为基础, 同时兼顾空间天际轮廓线, 在高层建筑景观设计时还要布置好低层的生态建筑;而园林的规划设计中, 则要结合城市的自然环境, 如在江、河、湖、海两岸结合城市广场或者公园的景观设计, 在设计中将历史传统、城市文化、生态环境与现代生活的理念融为一体。

(二) 城市产业设计

城市产业设计, 即以城市的产业现状为出发点, 结合全国甚至世界的经济市场与现代化和生态化发展的需求, 科学地设计城市的支柱产业, 建立以生态化产业园区、高科技产业园区相结合的生态工业体系, 并做好教育、医疗等其他相关产业的设计。

(三) 城市住区设计

城市住区的设计原则主要遵循布局合理、节能低耗无污染、绿色技术的应用等, 综合城市各种资源, 选择最佳区位设计居住区, 增加居住区的绿地面积, 并在建筑施工中选择环保型原材料, 同时利用绿色生态技术对生活垃圾等进行降解处理[3]。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当代城市规划中城市定位与城市特色的问题, 结合和谐城市的规划理念, 结合经济、环境、文化及舒适度来进行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 从城市景观、产业及居住区三方面出发, 共同打造美好城市。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我们对于城市规划也有了新的认知。在城市规划中, 我们愈加注重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打造成为和谐城市、生态城市, 进一步提高城市的生态化, 使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美好和谐。

关键词：城市规划理论,和谐城市,生态城市

参考文献

[1] 段绍轶.城市规划中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应用剖析[J].科技展望.2015, 25, 13:267.

[2] 段焕娥.绿地图理念下的和谐城市规划管理策略[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5, 30 (03) :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