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义与美国选举（精选6篇）

精英主义与美国选举 第1篇

反智主义与社会精英

-11-21 10:39:50   来源:南方都市报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薛涌著，新星出版社8月版，20.00元。

雷思温(书评人)

反智主义就是反对孩子学习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那些学者诚然智力甚高，才华出众，但在钞票面前却毫无立锥之地。作者在为学生们讲授古希腊经典时，总免不了被学生诘问: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死去的知识？反智主义不但影响着学生们的价值选择，也在不断改变学者们从事学术的心态。

与林达夫妇不同，薛涌先生对美国的观察显然不满足于近距离素描，更意在为观察中国提供参照点。这种隐藏的意图在他最新一本美国观察《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得到相当淋漓的发挥。

薛涌将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归结为“反智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换句话说，现代性并非不承认人与人素质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必须被转化成法权上的平等。而薛涌笔下的“反智主义”更是把这种对平等的诉求贯穿到了人的力量与才智上。托克维尔早就观察到了，现代社会在一切领域中都在不停追逐着平等和民主，对于美国而言，从来没有任何类似于欧洲和中国的文教传统的历史背景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浪潮汹涌的“反智主义”呼声中很难立足。

反智主义就是反对孩子学习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那些学者诚然智力甚高，才华出众，但在钞票面前却毫无立锥之地。在美国古典学界畅销一时的名著《谁杀死了荷马？》中，作者在为学生们讲授古希腊经典时，总免不了被学生诘问: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死去的知识？今天的古典学家们无论哪个方面都无法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反智主义不但影响着学生们的价值选择，也在不断改变学者们从事学术的心态与目标。

在面对现代性对大学精英教育的冲击时，薛涌显然没有任何焦虑感。他不认为这些美国大学缺乏“人文精神”，没有“终极关怀”，反而认为现代大学理应如此，并且还连带地认为中国大学正是缺乏这种实用性技能的培养。

照这么说来，反智主义就是反精英教育。但果真如此吗？在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这样几行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看似非常矛盾的两个焦点在这里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反智主义支持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大学教育，另一方面“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却不断被培养出来。美国人是如何在大学里做到这一点的？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文中，薛涌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社会精英的责任意识是如何通过大学教育而型塑的。而在《难以弥合的南北裂痕》、《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等文章里，他又不忘告诉读者:不要以为美国教育环境风平浪静，黑人问题、贫富差距、家庭代沟、信仰冲突等等所有社会矛盾都可以反映到教育问题上来。

所以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现代社会不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浪潮，大学教育如何培育出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不被金钱吞噬的社会栋梁，也即大学如何巧妙地实现大学之用与大学之道的完美结合。

薛涌显然没有在书中过多探讨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这些探讨过于削弱薛先生“价值中立”地描述美国的观察角度，也许是因为薛先生认为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在他另一本谈教育问题的著作《谁的大学？》里，我们看到的薛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激烈“反智”的社会精英。

比起薛涌的另外两本美国观察而言，这本书更与我们的问题与困惑相近。因为现代性这一无处不在的幽灵，不但在美国和欧洲的上空徘徊了几百年，也正在不断改变甚至是颠覆着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自废除科举制以来，我们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已经完全瓦解并重建了。反智主义决非美国人的专利，实用和功利教育也占据了中国大学的主流。不过薛涌在这本书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答案，那并不是这本书的主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薛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展现:他笔下的美国，正是我们的今日与明天。

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

精英主义与美国选举 第2篇

美国两党制的由来

美国立国之时，开国元勋华盛顿等人力主摈弃政党歧见，所以当时并无政党之争。可是建国不久就出现了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一个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另一个是以杰佛逊为首的反联邦党。后来，这两个派别几经分化、改组，直至南北战争前正式建立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后它们 轮流执政，正式形成了两党制度。1874年，美国著名画家汤姆斯·纳斯特创作了一幅政治漫画，用驴表示民主党，用象表示共和党。从此，驴和象便成了两党的标志。每当大选之年，两党分别以这两种动物作为自己的党徽进行竞选，故被世人称为“驴、象之争”。

美国历史上一直由民主党、共和党控制着美国的政治舞台，从来没有遇到过强大的对手。虽然也出现过一些重要的第三党，如1968年美国独立党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只获得了全部选票的13.5％；1992年亿万富翁佩罗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也未能获得成功。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无差别

那么，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没有区别？事实上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区别。它们都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只是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它反对扩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物方面的预算开支，但却主张扩大国防预算开支。而民主党赞成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控制企业活动。

拿今年共和、民主两党在政府开支和财政拨款的分歧来说，共和党主张减税、将财政盈余还给民众；民主党倾向于将财政盈余用于教育与医疗的新项目上。在如何对待社会福利制度上，民主党主张不能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而共和党认为，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性。由此看来，两个政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采取不同了的态度，然而，这也只是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存在差异。

从历史上看，两党中哪一个党也从来没有充分团结一致地反对过另一个党，；在更多的情况下，总是有一个党的党员更赞成另一个党的大多数人的观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界限并不明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不存在意义重大的分歧和争论。

总统候选人的推举程序和总统竞选过程

由于政党制度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总统大选日很早以前就筹划推举总统候选人，以便本党在大选中获胜。总统大选一般要经历如下程序：

初选：党员在大选之前选择本党候选人的选举称为初选。初选的目的并不是确定总统候选人，而是推选代表本党参加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人选。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制度只是意味着选区的普通成员在进行选民登记时声明他过去投某个政党的票，或打算将来投某个政党的票，这并不要求他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承担支持该党的义务；也不意味着这个普通成员持有党证、缴纳党费。也就是说，一名普通选民将票投给哪一个党的候选人就意味着他是哪个党的党员。

全国代表大会：两党分别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大会的目的是由各州推举的参加代表大会的候选人推选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以及制定本党的政治纲领。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就有政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纲的内容并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党纲往往是官样文章，以免得罪党内各派。副总统的候选人往往也是党内力量妥协的产物，其人选一般出自党内在代表大会上失意的那一派。

全国范围的竞选和选举团 ：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两党确定的总统候选人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即开始漫长而又疲惫的全国范围内的竞选过程。这一过程长达8－9周，在选举日——11月第一个星期后的第一个星期二达到高潮。虽然美国人在11月初就投票选举总统，并在投票结束几小时后选举结果就尽人皆知，但实际上11月初的大选是选举代表选民的选举团；而总统选举实际是在一个月以后进行的。那时选举团的成员进行投票。所以，当一个美国人在11月初投票选举总统时，他实际上是在相互竞争的选举团候选名单上进行挑选。尽管现在的做法是把总统候选人的名字都列在选票上。而选举团成员都保证将票投给某一位总统候选人。这就是为何说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是一种间接选举制度的原因。

与美国精英聊“美国梦” 第3篇

我得到的答案是，“美国梦”首先是一种“正能量”。

在纽约华人界，犹太人耶曼律师是个著名人物，因为他帮助许多人解决了困扰多时的移民身份问题。在参观耶曼事务所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与一般律所以男性律师为主不同，这里女性员工的比例非常高，而且以干练的年轻女性为主。

我于是请教耶曼律师，为什么如此。耶曼告诉我们，他的个人经历让他相信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工作能力，甚至更强。他来自单亲犹太家庭，从小就被母亲的坚韧、顽强深深打动，因此并不认为女性是弱势群体，相反很多时候在逆境中女性有着男性所没有的巨大潜力。所以，在他的事务所，女性员工与男性员工拥有同样的工作强度和发展机会，事实证明也运行得很好。

其次，“美国梦”不但是个人财富和价值的实现，更意味着一种“利他”的强烈意识。

在与美国华裔前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的对话中，她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想要成为精英和领袖，就要“勇于牺牲和奉献”。

另一位华裔成功女性国际领袖基金会执行长董继玲（Chiling Tong）也告诉我们，真正的个人价值应当是在事业和生活中都成为不可或缺的领袖- - -换言之，只有别人愿意来向你寻求帮助，你才是成功的人。

与个子很高、说话掷地有声的赵部长不同，董女士总是微笑，有种春风化雨的力量。但最有趣的是，每每想起她们的话，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雷锋的身影。

从国家层面来说，“美国梦”更是一种国家对于公民的“软实力”和号召力。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斯蒂文·凯尔曼（Steven Kelman）教授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移民”是美国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这个移民社会，我们拥有‘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参与式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卓越的经济活力，”凯尔曼教授说，“这些支柱的基础是巨大的社会流动性带来的自由与创新。”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内容，但距离“美国梦”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已经差不多80年、美国已经无比强盛的今天，美国精英仍然愿意接纳移民并自信于美国的号召力，令人印象深刻。

就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美国梦就是无畏的希望”。

美国的政治结构与选举制度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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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

美国的国家组织是依据三权分立与联邦制度这两大政治思想而制定，当初在起草宪法时因恐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某一部门将危害人民的自由，因而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独立，互相制衡，以避免政府滥权，根据宪法：立法机关是参议院与众议院并设的二院制议会；司法机关以联邦最高法院为首下设11个控诉法院，95个地方法院及4个特别法庭；行政机关是以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为最高行政首长，并以副总统辅之，下设几个行政部门。政府的权力有联邦政府、州政府之分，宪法起草人根据政府必须接近百姓才不致剥夺人民自由的原则，将有关各州自治权保留给州政府，各州政府本身拥有立法、司法、行政诸权限，联邦政府的权力系以一州政府无法单独行使者为限，如课税、财政、国防、外交、货币银行、出入境管理、对外贸易、国民福利和邮政，以及科学艺术的发展援助等。

1三权分立

(1)行政 美国政府是由12个部门及根据法律设立之60余独立机关组成。

美国总统是国家的元首，政府最高行政首长，陆海空等各军种之最高司令官，总统的任期是4年，期间除了受到议会之弹劾，不会因受反对势力而去职。期满后可以连任一期。

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总统须年满35岁，居住美国14年以上，也一定要是“自然出生的美国公民”（通常被解释为是出生时为合众国公民）或者是在宪法通过时为美国公民。美国官职中唯正副总统两职具“出生时为合众国公民”的任职要件。

(2)司法

美国的司法权力，赋予一个最高法院，以及国会可以随时制定及设立的次等法院。司法机关的职责是，对向国会的立法提出异议或要求予以解释的司法案件作出裁决，以及审理涉及触犯联邦法的刑事案。在涉及宪法的诉案中，联邦法院具有超越州法的上诉管辖权。联邦法院还负责审理涉及一个州以上的或关系到一个州以上公民的案件，以及涉外案件。

(3)立法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联邦政府将所有立法权力赋予参议院及众议院组成的国会。

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为美国国会两院之一。美国各州在众议院中拥有的席位比例以人口为基准，但至少会有一名议员。院内议员总数经法律明定为435名。众议员任期两年，无连任限制。众议院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传统上为多数党之领导人。然而多数党领袖另由该多数党于院内之第二重要议员担任。据美国总统继位条例，众议院议长继任总统之顺序仅次于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为政坛上第三重要的领袖人物。

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是美国国会的两院之一。美国每一州于联邦参议院中均有两位议员作为代表，与各州人口无关。所以全院员额为100名议员。参议员任期六年，相互交错，故每隔两年改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美国副总统任参议院议长，无参议员资格；且除非是为了在表决平手时打破僵局，不得投票。2联邦制度

1776-1787年的美国为邦联制国家。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改国家结构形式为联邦制，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联邦设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有统一的法和法律，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若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联邦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美国宪法列举了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如征税，举债，铸币，维持军队，主持外交，管理州际和国际贸易等。不经宪法列举的其他权力，除非宪法明文禁止各州行使者外，一概为州政府保留。州的权力主要是处理本州范围内的事务，如以地方名义征税，管理州内工商业和劳工，组织警卫力量和维持治安，等等。

3政党制度

美国立国之时，开国元勋华盛顿等人力主摈弃政党歧见，所以当时并无政党之争。可是建国不久就出现了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一个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另一个是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后来，这两个派别几经分化、改组，直至南北战争前正式建立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后它们轮流执政，正式形成了两党制度。

民主党于1791年建党，当时由部分种植园主、农民和某些与南方奴隶主有联系的资本家组成。曾名共和党和民主共和党。1828改称现名。1933-1953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先后任总统，民主党连续执政20年，是该党最兴旺发达时期。

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当时主要由反对扩大奴隶制的北方工商业的资本家组成。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共和党首次执政，至1933年的70多年中，除16年外均为共和党执政。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无差别，那么，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没有区别？事实上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区别。它们都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只是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共和党

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它反对扩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物方面的预算开支，但却主张扩大国防预算开支。而民主党赞成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控制企业活动。

4选举制度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首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本州选举人（人数与本州国会议员人数相等），再由各州选举人同时在各州首府投票选举正、副总统。议员选举实行直接选举制。众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最初由各州议会选举，1913年生效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也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州长、议员和某些州的法官、重要行政官员都由选民选举产生。各级选举一般都由两党包办。为了保证两党的统治地位，一般实行单名选区制和多数代表制。

从选举过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严格的程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期竞选准备到正式大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实质性的选举主要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内预选。在总统选举年的2至6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各州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因此，预选结果就能清楚地知道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统预选也就是普通党员直接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

第二阶段，确定总统候选人。总统选举年的7、8月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事实上，在各州的预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的优势已基本明确，全国代表大会不过是为选举的优胜者履行一下正式手续而已。

第三阶段，展开竞选。总统选举年的9至11月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阶段，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竞选中两党候选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为自己拉选票，为最后竞选成功奠定基础。

第四阶段，总统大选。总统选举年的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日，这一天，各州选民到指定的选票站选举总统选举人。

从选举方式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制度，属于间接选举。

许多人认为，美国总统是在总统大选日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其实不然，美国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制，即由选民选出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出总统。由于选民在推举选举人时，已经明确表示选某一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因此，美国总统虽为间接选举，却有直接选举的意义。

另外，总统选举人制度作为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项独特的制度，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诸如，各州选举人的数目同本州在国会里的议员人数相等，一些大州议员人数多，选举人数目也就多；选举人的选举实行“胜者得全票制度”，就是说，如果某党获得一个州的多数选举人票，则该党就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

等等。

从阶级本质看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典型的金钱选举，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性质。

金钱是进入白宫的钥匙，这从近几十来美国当选总统的情况和历届总统竞选的费用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从竞选费用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急剧增加。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费用为2亿美元，1968年是3亿美元，1972年为4亿美元，1976年达到5.4亿美元，1980年高达10亿美元，1996年达到创记录的11.4亿美元。美国总统竞选费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统候选人个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二是政府补助；三是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款。虽然美国的《竞选运动资助法》规定，个人直接给总统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美元，团体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但一些大财团通过各种途径钻法律的空子，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提供资金，与总统候选人进行“金钱与政策”的交易。难怪有人说美国的总统选举是“钱举”。

从思想取向层面来看美国两大政党分别代表两种差别极大的政治哲学:民主党－－自由主义；共和党－－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在美国也有不下几十种定义。一般说来，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推崇革新、容忍与社会平等，主张观念、制度和法律应随社会环境之改变而变迁；而保守主义思想则强调文化延续性，注重传统价值、社会稳定与宗教之作用。

在具体政治领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分歧莫过于“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保守主义理论从维护个人自由这个基点出发，坚信政府权力之扩大即意味著个人自由之缩小。这种理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问题的涉入必定会危及美国文明的根基－个人自由。更有甚者，保守主义理论还认为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高开支、高税收、及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等政策均不同程度的造成或深化了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生产率下降，通货膨胀，中上阶级收入减少，商企界投资热情不高，懒人依赖政府救济等等。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高失业与一系列其它问题，而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改变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如种族歧视，妇女权益得不到足够保护等。因此，自由主义理论深信，美国社会的急迫问题不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而是社会不平等没有得到纠正。同时，自由主义理论还认为，美国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此之严重，如此之深刻，非得政府出面参与解决不可。换言之，自由主义理论坚信政府权力不是造成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而是消除这些问题之重要手段。

由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大、小政府持不同意见，近几十年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诸如拨款、税收、政府调控经济、民权保障、枪支管制、环境保护等问

题上明争暗斗，针锋相对。美国两大政党关于政府权力大小之分歧在大选年显得最为突出。

美国精英的成长途径 第5篇

在美国，除了学而优则仕，还有商而优则仕......如南怀瑾所言，美国，也有他们的“世家”。

美国精英的发迹途径，在克林顿、奥巴马、基辛格等人代表的个人奋斗之路外，也存在大量“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现象。

“平民美国”只是一个面

大西洋两岸原来有一项传统文化区别：欧洲有历史悠久的贵族制度和社会等级区别，而美国自从立国以来，便以《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平民社会自诩。

在长期的奴隶制度和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迫害之外，“平民美国”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所谓是美国对世界各地移民的一大吸引力。“美国梦”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哪怕是一文不名的下层社会穷光蛋，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亿万巨富。反过来，富人家族后代难以代代维持富人地位。总之，这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地方。

这种“机会均等”的实例，见于众多的新贵，如比尔·盖茨等，而百年前的垄断资本巨头后代，除了洛克菲勒的若干子孙，其他大都已默默无闻。从社会学角度，至少在主流白人之中，美国普通平民的“社会上升机会”的确是西方世界第一。

然而，美国频频出现的政治世家门第，与前述巨富世家常常很快没落形成相当的反差。这说明，在美国政治地位的延续与财富的继承有相当的区别，财产不是保持精英地位的充分条件——美国上层社会还是具有将大部分个人资产回馈社会的优秀传统。而在小布什总统任上，作为共和党“保守革命”的一部分，曾经大幅度减少遗产税，增加了个人财产的世袭。精英教育世袭是根本

中国常熟翁家，从满清到民国出了两代帝师、两名状元、四世公卿和其他社会名流，特别是有成为两朝帝师的状元翁同龢。道光十五年，入值上书房、授国子监祭酒和奉天学政的翁心存在督促儿子翁同龢读书的家信中，披露了这一累世荣耀的关键：“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

美国上流阶级的家庭教育哲学，与这一教育思想几乎平行，可以归纳为：“富贵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确切地讲，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重要共识，即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不是金钱，而是精英教育。换言之，世袭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袭。

以美国历史上枝叶最茂盛的“贵族世家”罗斯福家族为例。两个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打破纪录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去了哈佛。西奥多·罗斯福一房更不简单，不仅维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传统，而且代有奇人。例如西奥多的孙子克尔密特·罗斯福成为中央情报局早期的顶尖人才，是1953年伊朗政变、巴列维王朝

复辟的总导演。其孙克尔密特·罗斯福三世也是哈佛本科毕业，再上耶鲁法学院，今天不仅是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州大学法学教授，还是颇有名气的小说作家。

不仅布什父子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老太爷”布什参议员，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布什家族是延续了至少四代的耶鲁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夫妇，四个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学毕业；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平均录取率计算，这该是“万年一遇”的现象。耶鲁校友克林顿夫妇新近结婚的掌上明珠切尔西，则是西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学毕业；“驸马爷”华尔街高盛集团银行家马克·梅兹文斯基不仅是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公子，更是切尔西的斯坦福大学同窗。

常春藤世袭现象不只限于“高干子弟”。由数百名华尔街捐款大鳄校友组成的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成员子女申请哈佛的录取率超过50%。其中美国最大烟草公司前副总裁詹姆斯·威尔奇，竟有六个儿子全部进了哈佛，超过了“万年一遇”的戈尔子女的成就。资源委员会另一大员拉尔夫·赫尔墨，则在2002年同班校友会上宣布：“我的三个女儿不仅全部从哈佛本科毕业，还全都嫁给各自的哈佛男友。”

《华尔街日报》曾指出，世家子弟“削尖脑袋”也要挤进常春藤名校，为的是延续经济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政治世家门第的出现和延续，是这一教育投资的重要回报。其结果按照《纽约时报》中右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诙谐说法，造成美国的党争，无非是常春藤毕业的共和党籍MBA，和同是常春藤毕业的民主党籍博士之间的权力轮换。

美国上层精英争取延续下一代的常春藤名校教育，是从托儿所和幼儿园时代就开始的。美国各级私立贵族学校和升学及课业辅导工业的兴旺蓬勃，便是明证。《经济学家》曾经发表专题报道，介绍在新近的经济大衰退之中，美国可谓百业萧条，唯独供不应求的私立学校成为例外。《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报道，更借一位华尔街律师之口，将这一上层社会偏好归纳为订立“远期合同”。

美国的“精英世袭”现象，只是美国日趋明显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因果关系“世袭化”大势的一部分：蓝领中产阶级的衰亡，大学教育成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分水岭；最穷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子女获得大学学位不到9%，而最富四分之一人口中达75%（据《纽约时报》）。长此以往，美国社会可能存在越来越多“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彼得·奥尔扎格最近辞去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一职，这是直接制定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要职。奥氏出身于美国最出名的私立贵族中学，又以最高一档成绩毕业于“常春藤”普林斯顿大学本科，获得去欧洲深造的马歇尔奖学金，最后得到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是他的导师和合作者。

在“双料常春藤产品”奥巴马总统之下，这样的狭义“学而优则仕”现象更加明显。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以及最新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哈佛法学院院长卡根，都属此列。

难怪《纽约书评》杂志最新评论奥巴马上任以来的政绩时，把倚重常春藤知识精英看成是这届政府的最大特色，也是激起中下层白人“茶叶党”反精英浪潮的主要原因。

英国上层社会有个传统说法：“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来自伊顿公学（贵族子弟）的操场”。虽然目前“戎而优则仕”已随着美国社会演变而被“好男不当兵”的世风取代，但“健而优则仕”仍在美国上层精英中盛行不衰，并且从精英教育延伸到大众教育，甚至连中国现代教育的“德智体”口号，也受到了这一英美传统的影响。

在美国，体育运动不仅是社会上层的普遍强项，也是精英教育的重点，成为美国“预备学校”所谓“预校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培养了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的大量美国精英的罗兹奖学金（大学本科毕业后到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评比中，体育运动是评比标准中的第二条。

就连美国精英领袖教育的大本营常春藤联盟的名称最早也起源于体育运动，指的是美国东北部这八所大学之间的校际体育联赛，后来成为这八所大学组成的地区联合会的“正名”。

虽然年青时多病，肯尼迪总统也热衷运动，从事过赛艇、美式足球、高尔夫球等项目，并且是哈佛大学游泳队成员（彼时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的大批队员来自常春藤校队）。这一能力是他二战时成为海军英雄的重要原因。

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上层社会的这一风气迅速改变，而演变成今天上层精英“好男不当兵”的世风。

布什父子两代是这一风俗变化的典型。小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面临征召入伍的紧要关头，和当时一批得克萨斯州“高干子弟”（包括两个联邦参议员的儿子）一起进入本州国民警卫队，而避免去越南服役。参加国民警卫队是当时想逃避越战的大量平民子弟梦寐以求的目标，常常排队多年仍无法进入，布什却轻易“中奖”。

耶鲁肄业的前副总统切尼，在越战时期正当青壮，却先后4次“缓期服役”。后来，有人询问这位超级鹰派年轻时为何多次放弃大好的“爱国”机会。切尼毫无愧色地回答说他当时有“其他优先次序”。

克林顿总统夫妇和奥巴马总统夫妇是最好的代表。这两对夫妇都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法学院博士。更有甚者，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也是律师出身，而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则在就读法学院期间，因老爹曾经占据的田纳西州联邦议员席位出缺，退学竞选，成为该州最年轻（28岁）的国会议员。

“讼而优则仕”主要包括很早就抱政治野心、而以法学博士为敲门砖的职业政客，以及“不差钱”的上层权贵子女两类政治精英。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位总统都是以名校法学博士为招牌的职业政客，“高干子弟”戈尔算是后一类。

克林顿贫苦白人出身，但在乔治城大学读本科时，就在大名鼎鼎的联邦参议员富布赖特办公室担任实习生。后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次年就参选国会议员，一年后当选阿肯色州检察长，再过两年，32岁时当选为阿肯色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州长。只是在第一次连任州长失利的短期内，克林顿才在某律师事务所挂名，“仕而优则讼”了两年。

“商而优则仕”固然是美国政界的长期传统，走此道路的著名人物包括越战时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哈佛商学院MBA、福特汽车公司首任非福特家族总裁）。而近年来，这一模式还有更上层楼的趋势。这反映了两大社会因素。首先，美国名校学生精英虽然不乏理想主义，但远比越战时代的激进前辈现实理智，并认同比 尔·盖茨先发大财再改造世界的成功模式。其次，美国竞选费用高涨，而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新近却投票裁决，废止旨在制约金权的政治献金限额法律，进一步刺激了商界大老自费竞选公职的趋势。

美国共和党的两员女将在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她们背后彰显的价值在于“商而优则仕”。这正是美国社会结构过去几十年来发生深刻变化的内容之一。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英国石油公司（BP）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比率只有11%，远低于因为质量问题而鼻青脸肿的丰田汽车公司（31%）。而金融泡沫的首要罪魁华尔街投行高盛公司的正面形象率只有4%，似乎成了过街老鼠。

这种形势下，在美国中期选举加州的初选中，有两员女将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党“商而优则仕”道路的新星。

“商而优则仕”的政坛新星

这便是共和党籍加州州长候选人、网上拍卖公司电子湾（eBay）的前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以及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惠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里娜（Carly Fiorina）。

这两位女将的最大特征在于，都是美国“创意经济”的佼佼者，不仅没有石油和华尔街金融业的道德包袱和负面形象，而且还是民主党偏向的硅谷高科技工业中不多的共和党代表。她们不仅有助于纠正共和党的传统弱项──女性选民，更可以炫耀在新经济挑战下成功创造个人和社会财富的从商经历。无怪《华尔街日报》社论表扬她们的脱颖而出，代表了美国右翼的“一场政治输血”。

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指的是美国东北部的8所顶尖高等学府，这8所学校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美国最顶尖、最难考入的大学、它们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学 府、它们吸引无数最优秀的学生与师资。此外它们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8所学校中的7所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建立的。

两位女强人都是名牌大学出身：惠特曼是普林斯顿，费奥里娜是斯坦福；两人的家世都属于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惠特曼的父亲是纽约长岛的贷款商，母亲是中美缓和之后首批访华的妇女代表团成员；费奥里娜的父亲是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联邦法官），母亲是个画家。这样的家庭背景，日益成为常春藤名校注重的招生 对象，正是在于早期家庭教育和工作伦理，使得其子女毕业后的社会成功机会明显超过权贵世家子弟。

她们俩本科毕业后，又分别进入其他名校的商学院深造。惠特曼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MBA；费奥里娜在马里兰大学MBA之外，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管理科学硕士。两人下海之后“商途”一帆风顺。费奥里娜在美国电话公司（AT&T）从管理实习生一路升到主管硬件和系统的副总裁，然后担任AT&T分划出来的朗讯公司的全球业务服务总裁，最后被惠

普公司聘为首席执行官，是财富20强公司中首位女性CEO。费奥里娜上任后决策收购康柏（Compaq）公司，组成按台数计算的全球第一大电脑制造商。

惠特曼则从宝洁公司品牌助理干起，以后多次跳槽，包括担任前共和党籍麻州州长兼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掌管的贝恩（Bain）公司和迪斯尼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占近乎垄断地位的全球鲜花递送公司FTD的首席执行官。1998年，惠特曼受聘为当时只有19名员工的eBay公司CEO。10年后，eBay成为拥有员工1.5万名、年收入8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网络拍卖行。

要有选票必须先有支票

这两位女强人都崛起于商海，固然大部分在于她们本身的能力，但名牌学位和因之形成的高层校友人脉无疑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惠特曼进入贝恩公司并且升到资深副总裁，与公司元老罗姆尼是哈佛商学院校友直接有关。她后来投桃报李，出任过罗姆尼竞选总统的财务主席。另外，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发展，与风险基金、上市策 划、公司购并筹款等等至关重要，而后者正是华尔街多如过江之鲫的常春藤名校校友大展拳脚的场所。

其他不说，费奥里娜赢得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便靠了在最后紧要关头投入数百万美元个人资金购买政治广告。而惠特曼在初选中投入7000多万美元的个人资金，并且准备为正式的州长选举再花费1.5亿美元。

作为常春藤名校毕业生，费奥里娜和惠特曼都属于共和党温和派，加上耀眼的高科技工业领袖成就，又是成功的女性，本来应该有相当的号召力。可是为了赢得新近的共和党初选，两人都被迫在限制移民问题上发表不少讨好共和党右翼草根的激烈言论。在拉美裔选民已经超过2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加州，这未免会成为大选时的严重障碍。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美国经济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性演变，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衰微，服务业和新兴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说，美国已经明显从制造业经济演变为“知识经济”，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新近的说法：“创意经济（idea-driven economy）”。

不仅只是华尔街创造各种泡沫投资“新手段”赚得盆满钵满、闯下大祸却要纳税人买单的金融大鳄，美国社会的“实体型”财富新贵也明显展示这样的“创意型”现实：微软、谷歌、雅虎、亚马逊、脸书等新兴跨国公司的创始人，比比皆是美国最新一代的亿万富翁。

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这些财富新贵大都可说“白手起家”，但加深了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无不具有常春藤精英教育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

“反精英主义”后更加精英主义

与此同时，尽管有本人精英教育出身的小布什总统在台上玩了八年“反精英主义”，以及新近如火如荼的“茶叶党人”运动，美国政界的精英主义传统却有变本加厉的势头，而影响到两党上层政治人物的命运和浮沉。

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道路是“学而优则仕”。美国也不乏学人从政。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同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等人都是例子。

但是美国以民主立国，从政“正途”是选举产生的公职。像上述学人那样依靠任命踏入仕途，不免有点类似中国科举时代的捐纳和荫封“异途”。竞选出身的“科班”政客集体，无过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高材生、《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纪思道几年前曾经归纳过美国国会议员的职业出身：218名是律师，12名是医生，3名是生物学家。至于国人曾经认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学人，则一个都没有。

换言之，美国通过竞选从政的精英最多是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律师，说得再通俗一些是“讼而优则仕”，其次是曾经悬壶济世的医学博士。这一情况与美国精英教育重点相辅相成，两者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在2010年初夏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台上宣读的本科生直接读博的去向，第一是法学院，其次是医学院。

然而美国政界的“讼而优则仕”传统，对共和党相当不利，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业有明显的民主党偏向，尤其是与传统支持共和党的石油业和保险业对比。律师出身的克林顿总统夫妇和奥巴马总统夫妇是最好的代表。作为一种自然的对比，美国共和党政治精英走的常常是“商而优则仕”的道路。

具体而言，“商而优则仕”是在名牌本科教育之后，直接进入商界和工业界，中间常常再回到名校商学院读完MBA，在商界获得显著的成功之后，再改行从政。布什总统父子可以说是这一“商而优则仕”道路的典型代表：老布什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下海”到德克萨斯州油田，挣出了数百万美元家产，方才改行从政；小布什则在耶鲁本科毕业后先上了哈佛商学院，得到MBA后，在商界不痛不痒地干了多年后转入政界。共和党政府任命的官员也往往具有同样的背景，例子是小布什总统的的两位财政部长：美国铝业公司总裁奥尼尔（公共管理硕士）和高盛集团总裁保尔森（哈佛商学院MBA）。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商而优则仕”和“讼而优则仕”的从政传统并非偶然，因为前者代表财富的创造，是以增长经济为教条的共和党的强项。而后者代表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然而然成为标榜为弱势群体“请命”的民主党的专长。

新近的美国茶叶党人民粹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中层白人群起反对奥巴马政府向少数民族居多的下层阶级“重新分配财富”，应该是共和党精英“商而优则仕”的难得机会。但是新近的墨西哥湾油井泄漏事故和华尔街金融泡沫破灭造成的持续经济衰退，导致美国选民中罕见的“仇富”思潮，而增加了商界传统的共和党精英从政的困难。

精英主义与美国选举 第6篇

文章作者: 程岗 李虹

逆境中激发个人潜能 实践中了解下层社会

乔安娜是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她去年夏天跑到肯尼亚，教那里的孩子学英语，随后又跟随学校的社团到了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在这之前，她还在国际红十字会当过半年的义工。而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哈佛大学看中，顺利地打败其他对手，成为美国著名高校中的一员。

“美国高校，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大学，在吸纳新鲜血液时，对成员服务社会的经历相当看重。”一位旅美的教育学家说，“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磨砺‟，哪怕成绩再高，也没多大作用。这正是美国所谓的精英教育和中国的区别。”

再富不能富孩子

美国人的教育，从学前班开始就对学生们灌输“精英”理念。打一进校门，校长在开学致词里就会无一例外地对学生说：“你们是我们社会未来的领袖！你们就是明天的国家总统！”学生们在如此的教育氛围中成长，自小就以做未来的领袖为目标。

不可否认，出身于高阶层家庭的孩子们，一般来说比其他的学生有更多接受社交礼仪和精细教育的机会。但是，从美国的立国精神来看，美国社会摈弃旧欧洲的特权传统，崇尚独立精神和个人奋斗。正由于这一社会背景，很多富裕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因为很多家长认为，贵族学校很容易让孩子产生特权意识，这和他们的教育理念是相悖的。还有一些家庭，干脆自己掏腰包，让孩子去非洲、拉美、南亚等相对贫困的地方当志愿者，因为这些家长相信，真正的领导人才必须了解下层社会。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都秉承“再富不能富孩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宁肯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捐出去，也不留给自己的孩子。旅美的教育学家表示，“美国崇尚的是个人奋斗，美国社会的创造力和个人潜能的激发也来源于此。美国富豪们这样做是为了孩子更长远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的家长最为欠缺的地方。”

打义工成受大学教育标志

在美国的各类学校里，并没有什么专门的“精英教育”课程，如果家长的经济条件允许，他们可以选择送孩子去礼仪学校之类的地方学习，但是，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毕竟是外在行为的表象，“精英”与否，关键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和综合能力。美国人对所谓“精英”的定义，其实同中国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是颇为相似的。

美国大学的教育哲学鼓励义工。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在学期间都打过工，这不仅仅是做好事而已，也是美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旅美多年的这位教育学专家表示，“美国强调的是精英从社会中来，为社会服务。而培养精英当然也从服务社会开始。”

从培养尖端人才的常青藤盟校新生录取要求来看，越是名校，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考察就越严格。据记者了解，很多高分学生未能如愿进入名校者不在少数。以哈佛大学为例，每年都有不少SAT（大学入学考试）满分的学生申请入学，而哈佛大学通常只录取不到一半的满分申请者，那么，另一多半的非满分学生是如何跨进哈佛校园的呢？学校的解释是，除了“硬分数”之外，其他的因素诸如个人的特长和创造力、社区服务活动、和领导才能等“软能力”也同样重要。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负责人更明确指出：“我们要看申请人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因此，在这样的入学前提下，有志申请名校的高中生们都会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参加实习和社会服务工作，以增加社会经历，开阔视野，并提升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而美国的许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公司企业都为学生提供了许多的实习和社会服务机会。

据统计，2005年，美国有330万的大学生作义工。这相当于所有1080万适龄学生的30%。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霍德教授表示，打义工的行为几乎成为是否受过大学教育的标志。

尼霞是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今年夏天，她自费去非洲塞内加尔一家艾滋病救济站从事志愿工作，她说，当她了解到世界银行有一个向塞内加尔艾滋病人提供帮助的志愿者项目时，她很快就报名参加，父母也很支持，为她提供旅行和日常生活费用。她在当地的艾滋病救济站同来自其他大学的同学一起，进行病例和病理统计工作，还参加救济站日常的看护工作，并同当地的卫生官员磋商。尼霞觉得，这样的实际工作经历对她日后的专业学习和职业选择影响至深，而学校则根据世界银行的工作评估和参与者的个人报告，授予志愿者一定的学分。

强调社会责任感

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你很难找到一所标榜自己从事“精英教育”的大学，即使是在日常交谈中，人们也很少使用“精英”这类带有强烈标签色彩的词汇，大家一般习惯于用一个人的“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比较中性的词汇来表达所谓“精英”的内在含义。在记者接触到的美国杰出人士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谦虚和严谨的态度，自信但不居高临下是他们较为普遍的人格特质。美国前农业部副部长，华裔食品学专家任筑山教授曾表示，要在某个工作领域获得成功，一半是依靠专业能力，另一半是要有道德感召力和影响力。而在美国要想取得社会地位，年轻人必须从底层艰苦卓绝地奋斗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