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转型历史的必然（精选6篇）
教育转型历史的必然 第1篇
虽然我们在形式上取消了科举制, 但是在运用教育的方式淘汰人、选拔人的功能上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把“一朝榜上题名鸡犬升天”的功利价值导向由私塾、官学转入了现代学校的办学过程中。没能解决、也没有条件解决教育与人、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问题。
转机出现在改革开放的1983年, 邓小平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三个面向”, 这是从教育发展的方向上更深层地与世界教育接轨, 并由此确定了中国教育现代性的追求是未来的事业而不是现实的功利;是世界的共识而不是封闭的自我认知;是人现代性的实质而不是现代化的表象。正是这深层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使中国教育的改革目标从一次性的学校教育, 迈上了终身学习的思想里程;使教育改革的任务从印刷时代的知识拥有迈上了网络时代的“四大支柱” (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交往、学会生存) ;使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从传统的教育学上升到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命学说。其后, 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颁布;1999年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颁布了“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同年, 中国高等教育实施历史性的扩招、结束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竞争。
2005年, 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达8.3年, 超过世界平均受教育水平,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过20%的关口。也就是恰在精英教育的百年之际, 中国教育进入了大众化的时代。而同期, 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沿海城市分别在2002年之后, 教育进入了普及化的时代。由于世界文明已进入了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 教育无所不在地贴近了每一个人, 中国教育不必重复西方教育已走过的路, 直接登上知识经济的世界大舞台。
再回到1905年, 世界科技界就在这一年设立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这与中国同年取消科举制也许就是天意的巧合。自然科学邻域的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 快速提高工人生产力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排排就座的学校教育。正是西方的工业革命, 使“知识就是力量”的学校教育走向了全世界。工业文明打破了世界格局的封闭状态, 拉开了国家强与弱、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近代对这种差别的抱怨我们曾归因于“孔子”, 所以中国学校教育的西化, 必然又伴随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剥离。但中国取消科举110年的学校教育方式, 却未能在本土产生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当大众、普及化教育来到我们身边时, 我们似乎对东西方教育的组织形式有了更理性的回归。事实上, 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佛教”与学校教育都是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 它们不可能、也没有相互替代的作用,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 其受众面多寡各有所需, 没有比较、也无须同日而语。由此可见, 教育是人的精神本能, 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文性是教育的核心, 急功近利的工具性伤害的不仅是人, 更重要的是教育本身的价值。
2015年是科举落幕110年, 距离2020年国家意志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面向全体均衡发展的战略任务仅有5年的时间。大众、普及化的教育是教育回归本质属性的最佳时机, 也是由顽固的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由选拔人才的教育转向育人的、精神成长教育的关键期。
实现上述第一个转型需要的是政府的力量, 需要政府确实能以均衡发展为中心任务的简政放权, 放弃既得利益的固有模式, 尽快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机制改革。网络文明使任何学习资源都能方便、快捷地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 惟有充分相信和依靠校长、教师、家长、学生的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超越的能力, 敢于放权、能够放权, 让教育实实在在回归民生, 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呈现丰富多彩优质发展的态势。
实现第二个转型需要家庭、学校的成人们从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千年的考状元和百年的选精英, 迫使所有的学子无法任性, 只能考什么就学什么, 不管它有用没用, 拿到文凭就是“人才”。所以, 造成整个社会都认为是“学校培养了人才”。但事实上, 工业革命创造的学校组织形式是为了大面积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 它与人才没有必然的联系。就连主导世界工业文明的伟大先驱瓦特、爱迪生、诺贝尔、爱因斯坦之才, 都是产生于家庭的父母教育和个性的自我教育, 并不是西式学校培养出来的。中国千年504个状元的名气没有“四大名著”的作者响亮, 距离“四大发明”与我们今天的人一样的遥远;百年选拔的精英虽然遍布世界各地为核心技能打工, 却并不掌握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核心技术。2013年3月《北京晨报》公布2012年中国主要城市一个调查, 问“今天上学还能否改变命运?”, 持否定意见的北京最高37%, 乌鲁木齐最低17%;持肯定意见的贵阳最高65%, 从北京最低45%。北京这一高一低可以看出人们对学校教育的作用已经有了一些理性的变化。如果非要辩论一下, 各方都会拿出案例, 但最好的案例就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人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中国科学进步奖的获得者。经统计, 诺贝尔奖110年来获奖人士平均年龄71岁, 中国科学进步奖14年来获奖的科学家平均年龄80岁。按6岁上学, 大、中、小学按18年计算, 大学毕业24岁, 距诺贝尔奖还有47年, 距科学进步奖还有56年。由此结论:“学生就是学生, 社会实践才是人成才的唯一途径”。事实上这样的对比, 要揭示的无非就是人成长发育的一个客观规律。学校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讲, 就是个“人尽其才”奠基学习基础的过程、一个学识储备的经历而已。有人形象地说:“是储值而不是兑现!”。学校之所以不可能培养人才是因为所有的“人”之“才”都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大器晚成”是基本规律。即使是千分之三的高智商的“英才”, 也必须要入对行、做对事、引导得法, 这比普通人的教育更难, 几乎无规律可循, 稍有不慎就会“英年早逝”。现实中这样教训还少吗?
千年状元的农业化时代, 国民受教育水平极低, 识文断字的比例极少, 社会不得不推崇“劳心者治人”;百年精英时期, 国家急于用人, 不得不延用考状元的基本方式尽快筛选学业能力较强的“学霸”, 去布局、去充实各个重要的行业和位置。正是这个千百年选人用人的过程, 给社会留下了概念的误区———“人才是教育从来的!”。尽管我们明明知道“中举的范进是个书呆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个伪命题”, 但舆论的市场还在, 管理的模式仍在运作, 评价导向的指挥照旧, 炒作概念的利益也颇为丰厚, 非要打破这个格局、捅破这层窗户纸还必须要思虑方方面面的接受能力。所以, 当代学校教育是沉浸在“培养人才”、甚至是“国际人才”的特色之中, 还是尽快转轨, 实施“人尽其才”的从容服务, 就自然成为办学者的两难选择。当然, 这也是个过程性的必然。
社会发展的时代文明决定了教育价值的层次定位。最近, 在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详细解读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 尤其强调了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事项都是通过“基层探索”实现的。顶层设计是社会文明进程对政治、经济、文化再发展的目标考核。适时的前进, 不适应的淘汰。由此看来, 是顶层的目标设计决定了实践的发展方向, 成败在于上正、下才不歪、名正才能言顺。
教育目标的顶层设计首先要认清的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开始调整自己的教育目的, 最先提出“终身教育”概念是在1965年, “学习型组织”概念是在1968年, “终身学习”概念是在1972年。最先立法终身教育的是美国 (1976年改‘高等教育法’为‘终身学习法’) 、日本 (1990年内阁通过了‘终身学习振兴法’) 、韩国 (1996年修订‘社会教育法’为‘终身教育法’) 。
其次, 顶层设计还要读懂教育发展的国家意志。2003年党的十七大定位教育是社会建设的五大“民生”之首, 明确要构建终身教育的中国体系;2010年规划纲要的“三大战略”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标志, 其性质是由一次性的知识教育转向终身学习的自我教育。这一性质决定了教育的深化改革不是维护旧有价值体系的改造、完善性变革, 而是终身学习价值观、人才观、质量观、发展观整体性的转型变革。例如2014年北京实施“小学不跨片、中学不跨区, 校长教师流动起来”的治理举措, 按旧有的“重点”“应试”的质量观, 那似乎就是一场灾难;按共享优质、破解两级分化, 却是教育发展方式整体转型的时势之举, 是适应教育深化改革“管、办、评”分离、实现教育再发展的奠基之举。
教育目标的基层探索, 需要学校从培育人的终身学习意识入手, 构建适合人现代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实践人尽其才的根本任务。这一目标简洁叙述就是:培育终身学习意识是主线、人尽其才是目的;思想素质、思维素质是落点;精神成长与智慧成长是标志;建立规则的《校章》是保障。
深化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对现代办学者来讲, 首先需要重新建构的是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是根据目标形成共识、更新办学理念;第三是根据目标、理念建立评价导向机制;第四是根据目标、理念、评价组建家长、学生、教师的队伍;最后是建立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区、学校与家长、学校与教师的规则 (办学章程) 来保障办学目标的实施。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目标、理念所制定的学校的校训、各自的家训、师训、生训要接地气, 要适合自己学校的发展实际, 既不空泛也不枯涩, 让运用者相互影响形成现代终身学习的常态氛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 已从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自信上, 奠定了中国梦坚实的治理体系。中国已经站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世界平台上, 《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现代化比国家的“四个”现代化竟提前了30年。计算机改变了世界所有的发展方式及其教育方式, “什么都可以外包、唯独孩子不能外包”———是网络的多元迫使教育的责任回归了家庭;“学习的资源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方便快捷”——使教育的动力回归到了个性的自我选择;“孩子成长的多样、教育途径的多元”———使教师的专业由“教教材”转向了“育人为本”;“学校是社区的文化中心”———使学校的办学效益自然回归到了所在区域的民生口碑。
教育是创造人类文明的本质力量。网络文明让世界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交流, 东西方价值多元、和谐共生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中国的教育应是中国文化的标识。中国教育能否根植本土立足于世界之林, 中国学校教育现代与否, 发展方式先进与否, 没有人向你负责, 仍像110年前, 被动也好、主动也好只能由我们自己给自己买单。
摘要：在科举制落幕110年之际, 回望、反思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接轨的脉络, 继而进行教育转型的价值定位, 即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时代, 也是由顽固的应试教育转向尊重个性的素质教育, 由选拔人、淘汰人的教育转向服务人、引领人、关注学生精神成长的教育的关键期。明晰实现教育转型的价值定位:学校教育‘是储值而不是兑现’, 要真正走向“人尽其才”, 就要推动学校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关键词：转型,精英教育,终身教育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经济转型必然,困难,措施 第2篇
必然性：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是一场触动多方利益、重塑发展模式、健全法制和市场环境的革命。当然，这里所说的“革命”，是限定在这样的意义上：突破种种观念、体制和路径的束缚，全面解放生产力，在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同时，构建一个13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和谐社会。中国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增加，当然要变，而且是向技术密集型改变。中国一直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金融危机给中国敲了警钟，所以必须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现实困难：要转技术密集性，首先要掌握专利技术，树立品牌意识，增强知识产权意识，而且中国确实技术不领先，只是在极个别的领域领先，比如通信供应商。许多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事实上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因而，在改革与发展越过了“利益均沾”和普遍受惠的阶段，特别是人均G D P超过1000美元后，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形成了不少新的利益集团或受益(受损)群体。以致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的损益；无论是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出，还是资源配置的重新布局，或是产业消长与存废，都会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和利益调整。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在这样大的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都难免发生较大的利益冲突，应对不好甚至可能发生社会震荡，严重阻滞发展进程。提高内需方面，其实只是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的权宜之计。现在国家在扩大内需上暂时没有长远的办法。（金融危机时期的家电下乡政策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能长期采用）
转型是艰巨艰难的过程。惟其变革之深，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没有坚定的信念不行，没有大局意识和宏观思维不行，没有断臂求存的坚忍不拔不行，没有脚踏实地和披荆斩棘的务实作风也不行。转型还需要我们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
经济转型的必然性、现实困难和发展措施 长远发展的矛盾，需要我们理性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战略的关系，谨慎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绿色发展 城市转型的必然选择 第3篇
2012年9月14日，“2012中国经济论坛”在京召开，主题为“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会议期间，与会的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政界人士对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本届论坛的承办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表示，这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旨在探寻解决阻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也希望此次论坛的召开对深化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理论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问题突出 探寻出路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脚步日渐加快。不可否认，城市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更成为我国应对危机的内生动力。但是，面对城市时代的悄然到来，我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陈佳贵表示，准备不充分不仅体现在城市经济理论研究方面，还体现在城市社会管理实践方面：城市的服务功能长期被忽略，城市管理水平严重滞后，产业发展层次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城市人居环境有待改善。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发言时说：“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如流动人口、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城市的发展机会不均等问题，而且矛盾正在恶化中。”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亦表示，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民进城，但目前的情况却不是全家进城，产生了很多留守儿童，将来还会有留守父母，这就给中国带来很多问题，也给城镇化蒙上了阴影。
如此多且严重的问题，成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阻碍。那么，该采取何种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改变这一现状呢？答案是：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城市转型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城市转型的历史。城市转型不同于我们过去讲的产业的升级，它应该是指城市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转折，它是一种多领域、多方面、多视角的综合转型。”
绿色发展 任重道远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大多走的是一条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带来了城市空间的无序和低效开发、城乡区域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大城市迅速蔓延、城市病突显等诸多弊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协调性、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非包容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新时期，如何改变这一发展模式，成为摆在社会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
当转型的答案给出后，往哪里转又成了问题。对于这一疑问，专家给出了一致的答案：绿色发展。
而要实现绿色发展，首先需要的则是理念上的转变。陈佳贵说：“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以绿色发展的理念指引中国城市未来的全面转型，而这涉及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全面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表示，城市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绿色发展是对新时期城市发展理念和路径的高度概括，要全方位地转变城市的资源和能源利用方式、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城市化的推进方式、城市建设管理方式、城市生活消费方式以及城市发展成果的分配方式。
理念上转变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到实处。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给出了指点。他重点介绍了要实现城市绿色发展的三大具体领域的节能：城市建筑节能、城市交通节能以及城市照明。
在城市建筑节能方面，吕政指出，要健全和完善建筑节能的准体系和法规体系；加强对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和建造的节能监管，严格限制高耗能建筑物的发展；加强城市节能技术核材料的研发；严格控制建筑物的体形和朝向，坚持南北朝向，提高利用太阳能的水平；强制性采用节能保温隔热材料，提高墙体、屋顶和地面的保温、隔热效率；提高建筑物门窗的密封、保温和隔热性能；有步骤地对现有的建筑物进行改造；在城市交通节能方面，城市汽车出行拥堵已成为增加能源消耗的重要因素，要从这方面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城市照明节能方面，则要重新编制城市照明规划，完成城市绿色照明的标准体系，进一步推进高效节能产品的应用，如推广半导体LED照明。
教育转型历史的必然 第4篇
一、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是教育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推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最直观的动力来自于经济领域, 尤其是科技的进步, 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的更新, 催生了分工日益细化、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职业群, 对劳动力群体中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在数量、规格、层次上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正是在这背景下发展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必要措施。纵观世界各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高速发展, 都是在本国经济由制造工业向创新型工业升级的历史阶段完成的。美国是在1900-1970年这个时期从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逐步转变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 同一时期, 美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飞速发展, 到二战前期, 仅就数量而言, 专业硕士学位的授予已经占主导地位。1940年, 全美共授予硕士学位2.7万个, 其中专业学位有1.5万个, 比例高达56%, 到1958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上升到71%[1]。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日本为了巩固其经济大国的地位, 国家产业经济政策自1986年开始由“贸易立国”转变为“科技立国”, 全面升级国内产业。在同一年, 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第二次咨询报告主张从终身学习的角度积极招收社会在职工作人员, 并主张改变研究生教育偏重培养研究人员的倾向, 提出要把研究生院同时作为“培养和培训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场所”[2], 从而开启了日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迫切需要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研究生教育必须要增强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力度, 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3]。这成为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动力。
社会经济发展给社会生产活动带来的生产力层面的改变, 必然引发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层面的新需求和变革动力。社会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在于由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劳动力群体向技术劳动为主的劳动力群体的结构转化, 促使劳动力群体对教育民主化需求的发展。“教育民主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 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出现,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又具有不同的内涵。”[4]通常所谓教育民主化的含义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指教育机会均等, 包括入学机会的均等, 教育过程中享有教育资源机会的均等和教育结果的均等;其次是指师生关系的民主化;再次是指教育活动、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的民主化,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当前, 我国已经普及9年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业已进入大众化阶段, 这一时期教育民主化的时代内涵在于从更高的教育层次上提供教育机会均等和更广泛的再教育活动、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的自由选择机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研究生教育被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所把占, 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局限于学术性的训练和研究, 在培养了大量“不会做实事”的“高级学位获得者”[5]的同时, 也使大量研究生丧失了基于职业发展的需求进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机会。我国曾经通过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方式为那些在生产一线有继续深造需求的在职人员提供了一定再教育的机会, 但是由于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育内容与职业需求脱节而造成的培养质量不尽如人意, 及其对应届本科生报考的限制, 因而制造了巨大的教育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一方面体现在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为被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模式所挤压造成培养质量不能满足要求的现状, 使在职人员难以受到真正高水平的应用型研究生教育;另一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向应届本科生开放的制度使应届本科生失去了通过接受面向职业、面向实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而获取从较高层次开始的非学术职业生活的机会。基于此, 如何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真正为学生职业发展服务, 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如何真正体现学生的自主选择权等方面成为社会和研究生群体对推进教育民主化的新的诉求, 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在职人员或有工作经验的报考者的专属教育发展为同样向应届本科生开放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就是这种诉求的体现。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罗伯特M赫钦斯在其著作《美国高等教育》中写到:“大学存在两个目标的冲突, 一个是纯粹对真理的的追求;另一个也是大学所公认的, 就是为人们毕生的事业做准备。”[6]赫钦斯认为追求学术理想与职业训练是大学里存在的一对矛盾, 二者格格不入, 并且后者不断地腐蚀前者。但是, 赫钦斯忽略了一点, 在现代大学的诞生原点上欧洲中世纪大学就是基于进行文、法、医、神4个学科的职业训练而诞生的, 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培养政府官员、律师、医生、神父的专业教育是原初状态大学的基本功能。以学术研究为使命的现代大学的产生已经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了, 随着当时普鲁士教育部长威廉冯洪堡基于一个民族国家振兴的理想而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思想教学与科研相统一, 造就了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科研、教学与学习的结合[7], 以学术研究为最终目标的研究生教育随之诞生。
在研究生教育的诞生地德国, 研究生教育的最原初的形态就是博士研究生培养, 被称为“科学接班人的培养”。德国的博士生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 往往就意味着将会从事教授、科学家或其他需要科学训练的职业, 德国的博士生毕业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在德国的模式之下, 研究生教育就是“一个纯粹的科研活动”[8]。随着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这一德国式的研究生教育理念被那些占据了学术研究高地的发达国家奉为圭臬。由此, 当德国的大学理念成为现代大学的主流, 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继人才培养之后另一个令人炫目的历史使命, 在高等教育史上, 科研主导的大学理念则可以看作是现代大学对中世纪大学进行了一次质的飞跃、历史性的否定。
随着科技的发展, 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变, 高技术的经济活动呼唤更高层次的研究型的应用性人才, 高等教育开始与劳动力市场、职业训练紧密结合。最早给“纯粹追求真理”的德国之梦, 披上世俗化外衣的是美国高等教育。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美国高等教育开创了大学服务社会的传统高等教育向工农商业开放, 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尽管有弗莱克斯纳、亨利塔潘等学者用严厉的态度对此进行持续的批判, 但由美国开创的以职业训练为核心的应用型教育最终成为现代大学发展被历史证明的“另一个方向”[9]。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赫钦斯所忧虑的高等教育的两个不同方向目标的冲突同样出现在研究生教育领域。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还是以基础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型研究为主, 但60年代之后, 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 硕士学位适应市场需求的方向很明显。从1965年以来, 出现明显的转移, 大约有85%的硕士学位反映着重实践的专业, 如教育 (30%) 、商业 (23%) 、工程 (10%) 和卫生专业 (大约6%) , 着重科研的硕士专业只有16%[7]275。从此之后,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都成为美国研究生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学术世界的精神贵族, 而后者代表了世俗社会的现实追求。当我们看到美国有85%的研究生接受的是满足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职业教育时, 我们仿佛看到了在高等教育的金字塔尖研究生教育领域, 象牙塔的迷雾飘散了, 中世纪大学的精神在另一个层次开始回归通过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来服务社会。
镜鉴别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 当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就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迈入了“另一个方向”的时代。我国30多年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上, 为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和储备人才, 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满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在职称晋升过程中对高学历的需求, 没有形成系统、稳定、高效的教育体系和规模。如今, 我国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大国, 服务于学术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学术型人才逐步饱和, 以面向社会生产需求、面向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放大, 开始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支柱, 我国研究生教育必然开始转向。
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体系化贯通的历史必然
目前学界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和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两个方面。但笔者认为,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历20年的发展, 从非全日制发展为全日制, 从单证教育 (只发学位证) 发展为双证教育 (既发毕业证也发学位证) , 从其内在本质的特性上必然有催生其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追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 在没有确立“专业学位”的概念之前, 我国曾经考虑把专业学位命名为“职业学位”, 因为这种学位“带有明显的职业目标”, “具有职业学位的性质” (1) 。后来, 考虑到“国际上一些国家将高水平的职业训练, 如医生、工程师训练称为专业训练 (professional training) , 经过某种专业训练而达到一定水平授予某种专业学位 (或某种职业学位) ;有的国家把某种职业学位作为从事某项职业的必备条件, 而从当前我国国情看, 学位制度还处于刚刚建立的阶段, 学位的作用主要是对学位获得者的学术水平的认可, 在人事制度方面还没有规定某种学位是从事某项职业的必备条件, 因此, 称为专业学位更切合我国的国情, 对外英译可为professional degree”[10]。故而,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的本质自始就不容置疑, 进而在1996年7月22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 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应逐步把专业学位作为相应职业岗位 (职位) 任职资格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11]这也就是说, 法规文件确定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的属性。
由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主要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推动领导的, 虽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教育的性质非常明确, 但很少有学者从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角度考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定位。笔者认为, 不能揭示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就不足以充分论证当前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在西方职业教育成熟、发达的国家里, 职业教育分为三个层次:“技工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是指培养一般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的教育和培训;高一层次的职业教育通常称之为技术教育 (technical education) , 以培养一般技术人员为主要目标;再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便是以培养工程师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为目标的专业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12]30。以培养目标的递进层次为标准, 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分级与西方职教的体系基本一致。我国的初等职业技术教育相当于西方职业教育中的vocational education, 我国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就相当于technical education, 而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则相当于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范畴。问题在于我国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简称高职) 有一个认识误区, 即习惯性地认为高职就是专科层次的教育。而纵观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professional education” (高职) 都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即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的培训囊括其中。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其“高职”包括从专科学校 (即二年制专科、三年制专科和五年制专科) 经技术学院至科技大学的硕博士教育, 分别培养某一领域的一般技术员、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12]31 (见图1) 。目前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时, 已经认识到高职教育的发展内部还应该进一步细分层次, 在专科层次高职教育之上还应有专业学位本科生教育的均衡发展, 很多本科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定位为应用型本科就是这种规律性预见的现实体现。基于此, 笔者认为, 我国当前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本身也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1. 二者培养规格相通。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 (或职业) 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专业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按照职业分类, 根据一定职业岗位 (群) 实际业务活动范围的要求, 培养生产、建设、管理与社会服务第一线实用性 (技术应用性或职业性) 人才。这两个人才培养目标有明显的层次差别, 但在培养目标的规格上有本质的相通性。
一方面, 二者都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前者培养的是有扎实理论功底, 可以通过创新性研究解决经济建设和生产实际部门面临的重大、关键性问题的应用型高层次专业人才, 即“面向厂矿企业等有关行业和部门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13];后者培养的是与岗位群结合, 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应用人才, 即“具备高等专业文化水平的高级技能人才”[14]。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工程师, 那么我国目前的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培养的就是技术员。工程师面向生产实践进行规划设计, 技术员把规划设计付诸实践, 二者以不同的分工、一致的目标服务于社会生产。另一方面,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专科层次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都有职业背景、培养规格的要求。无论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还是专科层次高职教育的专业设计都依托一定的职业背景, 并与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背景体现在理论基础的专业化 (职业化) , 研究对象的实用指向化;而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则要与职业岗位群结合, 技能训练注重实践应用性。随着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的培养规格已经逐步与职业资格认证标准体系相对应。
2. 二者教学特性相同。
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在培养规格、职业背景要求、服务目标等方面的一致性, 客观约束了二者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的原理和特性 (见表1) 。通过表格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同类型的类比,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在教学特性上的相同, 至少是相似。
由于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都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局部借鉴西方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 没有经历本土教育体系自身逐步成长的过程, 因此, 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思考不多。但是随着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模式从专业学位本科生教育、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推进到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专科层次高职教育也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1) 的时候, 人们陡然发现这两种迅速发展的教育形式, 存在“培养目标相近、教学特性趋同、人才培养方式基本一致、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同样”[12]32等的特性, 很自然就推论出二者之间的同质性联系, 并最终揭示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应同属于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高职教育部分的事实。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体系化贯通的历史必然的结论。对这一结论, 还要有进一步的前瞻性说明, 就是当前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扩大, 只是我国高职教育乃至职业教育发展的量变阶段, 当我国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的升级达到更高的水平的时候,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 (即专业博士 (1) ) 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并达到一定规模, 从而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体系走向成熟, 实现了体系化贯通。
本表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9年3月14日) 与《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 (2000年1月17日) 制作
四、结语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只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 若干年后回顾这个发展阶段, 它也许只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在教育体系自身的内在必然性, 提醒学界和各级教育管理者,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不仅仅要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同时也要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入手才能够更全面地揭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迎来历史性发展的原因、动力和规律, 尤其是要从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层面去分析和研究, 从而避免对此问题的研究陷入肤浅的工具理性的泥淖, 忽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追求。
摘要：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体系化贯通的历史必然。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第5篇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他率先提出要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也探索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是我国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择。改革开放为我们国家带来了许多的变化，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富有强大的国家，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安康好的日子。
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来看，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国家顺应历史的潮流，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奋勇前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国家才省悟到，原来世界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世界的真面目，感受到自己的落后。所以在那时给了中国重新选择的机会，摆在中国人面前有好几条道路，比如回到50年代，所谓计划经济的年代；第二条路是学苏联的改革，因为苏联的改革当年还是走在中国前面；还有人说学南斯拉夫、匈牙利，匈牙利在社会主义国家走得最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早就提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向商品经济转变想法。当时，国家派出很多学者到国外访问，但是转了一圈，感觉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影响我们最大的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而是亚洲四小龙。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要迅速摆脱贫困、贫穷必须对外开放，这恰巧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经验。所以在选择对外开放、选择改革的时候，亚洲四小龙模式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我国经济改革之路吸收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也吸收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前所未有的加快改革、建设经济特区的热潮。
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的转变，经济政策从封闭的政策转向开放的政策，从计划经济的政策转到市场经济的政策上。但是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就曾经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的总书记也说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充分肯定了改革的革命意义。
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变革。胡锦涛总书记讲“改革是机制体制的转变”，这方面的表达实际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国际上流行的一个概念是改革是一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好的，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上哪怕敌视中国的那些人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从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可从经济总量、GDP总量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GDP总量是在七位到十位左右，而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可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就是说GDP总量在全世界排第3，美国、日本之后就是中国，在几十年里面有这么大的进步是很了不起的。第二，可从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看。尽管我们知道有些地方还是很穷，但是比起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好多了。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里面谈到，1980年到2001年20年间中国脱贫的人口有4亿。我们中国在20年间能让4亿人口脱贫是了不起的，世界银行专门谈了这个数据。
中国的改革不是在一个理想状态下进行改革的，是在一个求生存、求发展的环境下而进行改革的。“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很多其他问题没有进行先行的改革，比如政治体制、权力的垄断等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为了经济发展，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以后的改革留下巨大的空间。比如在一些条件约束下，在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更好改善的情况下，在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有所偏差的情况下，改革可能有很多的约束条件，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改革就不可能是最优的，只能是次优选择，什么叫次优选择呢？实际上就是满意选择而不是最优选择。
第一，就是福利问题，比如你刚才讲的医疗、教育问题，包括住房问题等等民生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切身体会最深的问题。可以讲，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原来国家是“包”起来的，现在不“包”了，看起来像是自己解决，实际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福利问题必然提到日程上来。因为经济不发展福利从哪里来？老百姓对福利问题有两个看法：
1、是不是绝对的供给不足？
2、是不是分配不公？从需求角度讲我们肯定是不足的，但是这也需要时间解决的。
对福利的分配不公有意见是正常的。虽然中国的福利水平存在问题，但实际上与以前相比也是有很大改观的。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中国的住房问题，我看过一个数据，如果按现在的概念来说中国住房的自有率，按照数据统计大概可以达到89%－90%，仅次于匈牙利。老百姓的住房水平也大大提高，一家七、八个人挤在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的现象基本消除。
那为什么现在住房问题反映还这么强烈呢？我觉得这和人人有住房的概念不完全一样，是城市化带来的。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大量的劳动力在移动，他们没有房子，是这个房子没有得到解决。这些人在农村有房子在城里没有房子，所以这个问题也非常迫切。你在城里打了多少年工了解决不了住房，上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流动，有多少人解决了住房？但是他农村有住房，从居者有其屋的角度讲我认为我们国家已经差不多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这是了不起的，基本上人人都有住房了。
第二,就是医疗问题，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争论得很凶。主要集中在：医疗化的改革是不是失败了？医疗化的改革是不是走过头了？是不是市场化过度了。其实你说这些争论有道理吗？也有一点，但以偏概全。按我的看法，医疗的市场化远远不够，偏激一点说，“根本就没有搞市场化。”如果真搞市场化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医疗现在是市场化吗？我们医师是市场评选吗？是对外招聘吗？都不是，甚至药物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都不高。第三，民营医院的市场化也没有完全放开。民营医院不应该按照私营企业来登记，应该按公益组织登记。有人说市场过度，我个人认为，不是市场过度，是权力和垄断过度。医疗卫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为什精神文明水平要看你怎么看了。实际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就像我刚才讲的，应该有很好的物质生活，有很好的法律生活，在此基础上还要有很好的精神生活。当今大家普遍感觉我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了，雷锋不见了，这个事情该怎么看呢？是通过教育来改变呢？还是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改变？或是通过法制化的逐步推进来改变？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关系。
要看从哪个角度看，这要看你给了什么条件才会有什么结果。很多东西都是看你给了什么条件结果才会有所改变的，比如你想让他做得好，但是条件不具备，因为不具备条件必然发生，具备某个条件就必然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可以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法制完善来解决。退回去肯定没有出路，你想能退回去吗？如果退回改革开放前大家根本不敢设想，不仅是你自己，你的孩子们肯定也不同意退回去，因为改革开放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改革开放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改革往往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问题也会慢慢产生出来的。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实际上表达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为民的，所以才有“以民为本”，用通俗地话说，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执政，为老百姓谋利益。实际上改革的目的也是围绕这个理念的，为什么要改革呢？改革就是为了让大家过更好的生活，改革就是要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改革就是要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讲，改革就两个目标，一个是效益最大化，因为只有效益最大化才可能使大家都受益，另外改革追求公正最大化，要有公正和效益。
这确实是有一个线索，从经济角度讲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线索，这是坚定不移的。从计划经济，或者说我们称为“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要坚定不移地。因为市场经济不能说它很完美，但是现在唯一可行的路，你要发展强盛，要强大，要把经济搞起来只有通过市场经济。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就是通过自由的交换获取自己的利益，总比抢夺好吧，总比偷窃好吧，总比掠夺好吧，总比那种不交换的自然经济好吧，因为不交换要素得不到最大的配置。
打一个不好的比方，你如果不交换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实现更大的利益吗？所以市场经济带来分工，带来社会组织的高度化，带来专业化，这个优势是通过这个体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市场的媒介如何专业化？如何规模化？如何职业化？只有专业化、规模化、职业化的社会有机分工才能使社会生产得到最大效应，所以贯彻市场经济坚定不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讲。党的十七大肯定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十七大以后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专业化，更加深化。因为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未来，我相信十七大以后我们会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地深化改革，进一步地深化开放，肯定是比原来更成熟、更专业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最佳路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的学习，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一种选择。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开放促进改革的理念和道路是正确的，正是这样一种路径，使中国社会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成功走向转型，并建设起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这一新时期肇始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时期里，党和全国人民以无比的决心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辉煌篇章，深圳就是这辉煌篇章中的一个闪亮音符。深圳诞生于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成就了深圳，她的发展和成就印证了社会主义中国选择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和伟大，深圳也由此而成为最鲜明体现时代特征的改革开放杰作。
社会各界在联系实际学习十七大报告时认为，报告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和高度概括，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深圳的巨大成就证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要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必须继续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进行总结，并不是为总结而总结，而是阐明改革开放的性质，明确今后要走的道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每当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我们都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中国的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并且中国已经和国际社会深深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或者说，改革开放的精神已经隐含到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最强大的动力。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会是平坦的，会是毫无风险和危机的。
曲折、风险和危机是前面30年改革开放的特色，今后也会继续。但是前面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未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无限的动力机制。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摸着石头”不可避免，但是不管前面有怎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条河还是要过完的。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任何人想停滞不前，就此沉沦。对道路的探索，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更是社会群体的整体价值。唯有更加坚定地迈向市场经济，更加坚定地迈向民主政治，更加坚定地迈向以人为本，更加坚定地迈向科学发展，中国将会更加富强！。
参考文献
东莞永发：转型是必然趋势 第6篇
中国的烟包市场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点，不会再有增长或是突破的空间了。未来几年，烟包行业的发展会比较平缓，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下降速度应该比较缓慢，不会突然跌下来。因为不管是技术、设备还是工艺，烟包在包装行业多年来形成的地位还是不容易撼动的，毕竟它的“盘子”还比较大。
烟包行业现在面临的压力确实不小。国际控烟力度在加大，如果跟国际接轨的话，烟包上必须加印警示图案。在东莞永发现有的烟包业务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订单是出口订单，主要供应香港、东南亚地区，就警示图的应用来说，我们已经与国际接轨了。
由于有国外业务，我们对国内外烟包的标准和要求都比较了解。我感觉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警示图的应用。比如同样一条烟，国外客户要求出现八种或十种警句、警示图，每盒的警示图都不一样，这对烟包企业来说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我国是国际控烟公约的签署国，但在警示图的应用上，一直处于推而不动的局面，我觉得国家保护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烟草行业是国家财政重要的利税来源，我国烟民数量巨大，国家对国外烟草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也很严格，这些都给了国内烟草行业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我认为，与世界接轨是我国烟草行业不可避免也不可扭转的趋势。在烟包上加印警示图是迟早的事情，我估计大概五年以后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需要国家政策的推动，也需要给消费者一个接受和消化的过程。人们毕竟喜欢也习惯了华丽的烟包，烂心烂肺的图案一出现，大家很可能对抽烟就反感了。
近几年，烟草行业的整合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而烟包企业间的整合事件比较少，至少不是行业主流。我认为烟包行业很难出现寡头垄断的局面，因为烟包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利润率水平仍处于金字塔塔尖，只有当烟包产品的利润率降至跟其他包装相同时，才有可能出现企业退出、行业整合的机会。此外，现在烟包企业的产能都有些过剩，订单吃不饱，因此对于那些实力较强的烟包企业而言，也不大需要通过兼并企业的手段来提高产能。
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在全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烟包企业的盈利能力正在削弱。面对压力，很多烟包企业开始寻求转型，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我认为，烟包企业的业务转型是必然趋势，这个行业在走下坡路，我们要去寻找新的春天、新的业务增长点。
东莞永发现在刚刚开始转型，我们希望利用生产烟包的技术和经验，尽快转型到一些社会包装领域。毕竟如果能几条腿同时走路的话，我们会走得更稳一些，抗风险能力也会更强一些。目前我们正将业务拓展到医药、化妆品、洋酒包装等领域，但烟包业务仍将是我们的主体业务，我们预计烟包业务未来大概会占据东莞永发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的份额。
在业务转型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的设备和技术都是顶级的，但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毕竟烟包业务和社会包装业务在生产流程、客户沟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困难，我们通过聘请专业团队，或是把企业内部烟包以外的业务团队集合起来，帮助企业快速前进。这也是个“付学费”、考验学习能力的过程，我们希望学费可以付得少一些，进步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