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范文（精选12篇）
红军长征 第1篇
1.时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2.红军三大主力:中央红军 (红一方面军) , 红二、六军团 (红二方面军) , 红四方面军
3.原因: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导致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4.困难和艰险
红军面对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几十万人的围追堵截, 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 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面临各种天险, 其间经过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湖北、甘肃、宁夏、陕西等14个省, 翻越18座大山, 跨过24条大河, 走过茫茫草地, 翻过皑皑雪山, 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此外, 党和红军内部的“左”倾错误和分裂主义, 也对红军长征构成了极大威胁。
5.伟大意义
1936年10月, 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
(1)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挽救了党和红军,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灵魂。
(2) 保存、锻造了中共和红军久经考验的革命骨干。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3) 培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 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革命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强大动力。
(4)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途中, 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广泛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中央红军过云南
1.时间:1935年2月4日至14日, 4月23日至5月9日, 两进两出
2.经过
1934年10月中旬, 中央红军共8.6万人, 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瑞金、雩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 开始长征。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 强渡湘江, 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湘江战役中, 红军伤亡惨重, 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这是红军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 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 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 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人之中, 虽未能实现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设想, 但经过二占遵义、四渡赤水, 终于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 并制订了迅速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的计划。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 于1935年2月4日至14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次转战云南, 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28天, 途经威信、镇雄、平彝 (今富源) 、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东川 (今会泽及昆明市东川区) 、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16个县境, 先后攻占威信、马龙、宣威、东川、嵩明、寻甸、禄劝、武定、元谋等9座县城。
3.扎西会议
1935年2月5日至9日, 中共中央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落实了遵义会议“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决定, 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统一了全党思想;做出了红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决定。
4.抢渡金沙江
5月上旬,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 红一、三、五军团3万多红军凭借六条木船, 历时七天, 从禄劝皎平渡口顺利渡江 (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禄劝洪门渡口渡江) 。与此同时, 留在乌江北岸担负牵制敌人任务的红九军团, 也从平彝进入云南, 连克宣威、会泽等县城后, 从东川的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 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的行动。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 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 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8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先期结束了长征。
5.中央红军过云南的遗址: (1) 扎西会议会址; (2) 柯渡红军纪念馆; (3) 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碑、禄劝洪门镇 (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渡江处) ; (4) 会泽扩红遗址 (雕像) 、东川树桔渡 (红九军团渡江处) ; (5) 元谋龙街渡、红军标语等。
三、红二、六军团过云南
1.时间:1936年3月6日至15日, 3月16日至18日, 3月20日至29日, 4月1日至5月14日, 四进四出
2.经过
1935年10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战斗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 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 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 于同年11月19日离开根据地, 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 开始长征。
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层层封锁, 从湖南转战到贵州, 四进四出云南:1936年3月6日, 红二、六军团首次进入彝良县境, 3月15日出云南;3月16日, 再入彝良县境, 至3月18日出云南;3月20日, 第三次入云南宣威县境, 至3月29日离开云南;4月1日, 第四次进入平彝县 (今富源) , 至5月14日全部从云南中甸离开滇境, 在云南境内活动68天。经历了回旋乌蒙、挺进滇中、威逼昆明、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苦的转战历程, 途经彝良、镇雄、巧家、平彝 (今富源) 、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富民、罗次 (今禄丰) 、禄丰、盐兴 (今禄丰) 、楚雄、牟定、镇南 (今南华) 、大姚、姚安、盐丰 (今大姚石羊镇) 、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 (今香格里拉) 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8个县 (区) , 攻占了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 (今南华) 、牟定、姚安、祥云、盐丰 (今大姚石羊镇) 、宾川、鹤庆、丽江、中甸 (今香格里拉) 等13座县城。在丽江石鼓地区渡过金沙江, 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 奉党中央命令, 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 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 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结束长征。
主要战斗有宣威虎头山战斗 (红军在云南最大的战斗) 、禄劝普渡河铁索桥之战、寻甸六甲之战 (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激烈的阻击战) 、宾川州城之战、迪庆奔子栏阻击战等。
5.抢渡金沙江
1936年4月下旬, 红二、六军团在丽江石鼓至巨甸60余公里地段上的5个渡口, 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 历时四天三夜, 将1.8万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 摆脱了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一直尾随红军的敌人, 使敌人的围追堵截归于破产。
6.红二、六军团过云南遗址: (1) 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 (2) 石鼓渡口、纪念馆、红军与船工雕像; (3) 中甸 (今迪庆) 中心镇公堂; (4) 噶丹松赞林寺。
四、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1.数千人参加红军
红军每过一地, 纷纷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 把粮食、布匹、衣物分给穷苦百姓, 并四处张贴布告, 书写“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抗日反蒋!”“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 铲除土豪劣绅”等宣传标语, 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 号召穷人参加红军。红军的宣传和行动, 为劳苦大众指明了出路, 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要求, 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 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300余人, 红二、六军团亦在宣威境内扩红近百人。红九军团在会泽短暂的三天内即扩红1500余人, 是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红二、六军团在禄丰元永井扩红500多人, 呈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在祥云, 七八百被迫守城的壮丁争先报名参加红军, 红军说服部分年老体弱或年纪太小的同志回家, 并发给路费, 其余500余人加入红军, 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扩红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余各地还有不少人参加红军。经过宣传, 沿途数千人参加红军, 为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 壮大了红军队伍和力量。
2.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 为伤病员疗伤治病
红军一路开监救人, 开仓放粮, 打击土豪劣绅;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还帮助群众劈柴挑水, 和群众拉家常, 嘘寒问暖, 得到了云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他们纷纷帮助红军收留掩护伤病员, 为伤病员疗伤治病, 为红军补衣服、打草鞋, 鹤庆白族龚银凤大妈机智救红军、富民赤鹫永富村农民杨得春护养小红军的故事就在当地传为佳话。
3.为红军筹粮筹款, 做翻译、当向导
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时, 丽江共有71人给红军当过向导。红二、六军团在中甸休整期间, 以贺龙名义发布公告, 向藏族群众和僧侣阐述红军性质和纪律, 并热情接待了藏族同胞。贺龙等红军领导应邀到松赞林寺访问, 赠送“兴盛番族”锦幛, 向一些喇嘛发委任状。寺院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 还派僧侣为红军做向导。
4.帮助红军渡江
皎平渡口张朝满等37名船工, 禄劝洪门渡8名船工, 东川树桔渡船工饶树清、张朝兴、王文亮等, 石鼓渡口李顺才等28名船工帮助红军渡江, 丽江鲁桥乡长开明士绅王瓒贤帮助找船工和船, 22名木匠、铁匠为红军做“筏子”。
五、红军长征对云南革命的影响
中央红军两过云南, 红二、六军团四进四出云南, 两支红军经过云南7州 (市) 34县 (区) , 对云南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宣传群众, 播下革命火种。红军征途所至, 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 除暴安民”, 留下了上千条标语, 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宣传“北上抗日”“抗日救国”, 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2.恢复重建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3.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载入党的光辉史册;建立了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对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
4.开展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 取得成效,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军长征故事 第2篇
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攀铁索桥......回忆起80多年的岁月，老人记忆犹新：在翻越夹金山时，他和战友们冒着高山严寒向上攀登;过草地时，曾十几天没开伙，饿了就以野草充饥，困了背靠背抱着枪睡觉;攀铁索桥时，下面就是奔腾的河水，有的战友掉下去瞬间就看不见人影......1934年10月，王承登随部队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途，“再苦再难也坚信胜利”，虽然已经是期颐之年，王老依然精神矍铄，思路谈吐清晰，讲起来话铿锵有力，中气十足。
“子弹从这里射进，从这里射出，脸打歪了，血流了不少，眼泪不停地流。”王承登比划着，说起让他印象深刻的负伤经历，“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耳被子弹打穿，从此丧失了听力，你们讲话大点声。”站在老人身边的医务工作人员，提醒采访的记者。
15岁便参加革命的王承登戎马一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征时，在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当通讯员班长。长征结束后，在山西115师686团二营担任排长。“为了劝降日本官兵，红军战士还专门学习一些日语词汇。”说到动情处，老人张口讲了几句日语，向记者解释其中的含义。
回忆百年风雨沧桑，老人不断感慨，打江山不容易。“希望年轻人要爱党爱国爱家，要吃苦耐劳，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他重心长地地说。
记住红军长征 第3篇
记住红军长征，就是在这时开始进入我们脑子的。尽管当时我才是个刚满10岁的稚童，对长征为何事尚知之甚少，但自此对红军长征却萌发了一种钦佩，一种敬慕，一种忠信。国庆那天，我一大早就从家里走到学校，再从学校随队走到区上，参加集会、游行、扭秧歌等活动，下午又从区上走回家里，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天，却一点也未感到有任何不支，全校一百多名师生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掉队。这大概就是记住红军长征的结果。我深感记住红军长征就是一种力量！
时间已经过去了57年，国家、社会和个人人生都穿越时空的隧道，走过了一个一个新的境界。当年的诸多人和事大都逐渐淡忘了，惟独“记住红军长征”这句话却历久弥明。红军长征在历史上的震撼力和伟大意义早有定论，红军长征的精神一直是激励中国人民前进的战鼓，记住红军长征已成为我们这辈人的一种操守！
红军长征对藏区解放的影响考证 第4篇
一、红军长征统战政策的实施, 有效影响了藏区高层宗教人士
红军在藏区期间, 鉴于藏区特殊的情况和长征的需要, 以及以藏族为主的藏区上层虽然有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但也有与群众密切相连的一面, 所以非常注重对藏区上层人士的团结, 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藏区上层的统战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帮助藏区人民建立的政权组织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中就包括许多爱国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代表。统战政策的实施, 使得广大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积极支援红军在藏区的活动, 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十多年后, 他们在藏区解放过程中同样居功至伟。
长征时担任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副主席的甘孜地区白利寺格达活佛就是其中之一。长征过藏区时他就组织藏区人民积极支援红军, 为此红军还专门对他进行了表彰。朱德同志在红军离开甘孜北上临行前还专门对格达活佛说:“我们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就会回来, 胜利是我们的, 希望你坚决斗争下去。”[1]372红军走后, 格达活佛等人组织藏区人民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并把留在甘孜地区的红军伤病员转移到白利等地, 组织群众掩护, 并将重伤员集中在白利寺由他亲自精心调养。到了1949年, 甘肃、青海相继解放, 消息传到甘孜, 由于迫害去了拉萨刚返乡的格达活佛当即派人到北京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 表达藏区藏族人民渴望早日获得解放的愿望。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到达甘孜时, 格达活佛在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庆祝解放大会上宣传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要大家支援解放军。西康省解放后, 格达活佛又担任了西康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在解放西藏的关键时刻, 格达活佛拒绝了中央让他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二次的邀请, 毅然决定前往西藏, 说服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 早日和平解放西藏。到西藏昌都后, 他四处奔走, 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由于“他的宣传深得人心”[2], 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 在英国特务福特的主谋和教唆下, 格达活佛竟遭毒手, 于1950年8月22日惨死在昌都[3]416。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一段评论可以看出以格达活佛等为首的包括西藏在内的藏区宗教界人士支持解放军解放藏区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活佛喇嘛的作用不能低估……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喇嘛的公开支持, 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自由的承诺的信心, 这样, 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的保障。”[4]551西康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大头人玉龙的夏格刀登, 在金沙江以西后迁往巴塘的邦达多吉等人, 不但在长征时积极支援红军, 而且在解放藏区之时, 他们主动联合西康藏区的上层人士联名发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5], 在解放军对藏区的统战工作中非常积极。1950年3月, 康定等地解放后, 夏格刀登和邦达多吉被任命为康定军管会副主任。在他们的号召下, 许多藏族上层人士主动接近共产党、解放军, 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并且为和平解放西藏出力。
二、红军长征中群众路线的正确应用, 与藏区各族群众结成了“鱼水之情”
长征中红军群众路线的正确应用, 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长征过藏区, 使红军与以藏族为主的藏区各族群众结成了“鱼水之情”。通过长征, 红军在藏区人民的心中播种下了革命的火种。当十多年后解放藏区时, 这些火种得到了尽情地释放。
在向广大藏区进军的过程中, 广大藏区群众拿出珍藏很久的红军长征时期的物件, 欢欣鼓舞, 同时一如既往地支持解放军。1949年至1950年, 当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川、康、青海、甘肃等地藏区之时, “川、康藏族人民看到解放军, 回忆十五年前红军长征过此时给他们的温暖, 感到无比亲热”[1]397。甘肃一些地方的藏族人民选出代表, “背负全旗八万藏族人民的期望, 携带着他们珍藏了十四年红军长征时遗留下来的布告、标语, 急行二百里, 来到临夏迎接解放军”[6]215。解放后, 有关部门就征集到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如“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章, 红军使用的军号等等。
当藏区群众把解放军和当年的红军联系在一起后, 解放军所到之处, 群众自然就成为最好的传播机。一位经历过红军和解放军过康区的藏族老阿妈回答解放军入藏随军记者林田的问题———“红军和解放军怎样”时所说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藏区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红军、人民解放军的看法:“没来之前, 简直怕得要死, 似乎都不敢在地面上存在了。可是, ‘共产’真的到了以后, 那简直是规矩得没话说。”[7]36
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之下, 许多藏族人民更以实际行动 (如给部队带信、送信、运送物资和输送伤员) 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向甘孜的先遣部队空投物资时, 空投地点周围的藏族群众在非常贫困的情况下, 仍将掉在野外、山林中的物资交给部队;当解放军战士不慎将枪掉在河里, 爱枪如命的藏族猎手在几十里以外下游捡到后仍毫不犹豫地交还解放军部队[3]404。解放军到达金沙江东岸邓柯县的三个多月中, 该县五千余藏民从远地运来支援解放军的柴草共四十万斤。有的藏民每天甚至为解放军早日平安渡江而祈祷[8]。西藏以外其他藏区的解放以及这些地区藏族同胞对进军西藏的大力支援, 又进一步促进了西藏和平解放。
更可贵的是, 当国民党沿着红军走过的地区对受伤和掉队的红军进行疯狂的屠杀时, 藏区群众积极安置和保护红军受伤和掉队人员, 还有“不少的藏族群众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留下的红军战士”[2]。虽然, 大多数留下的红军战士都牺牲了, 但在藏区各族人民保护下幸存的流散红军却是解放藏区宝贵的财富。在阿坝州地区, 据解放初期统计, 全州流落红军25人, 1977年开展统计普查, 1979年为87人, 1984年为297人, 1986年为305人, 1989年为294人[9]1977。这些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战士历经艰险最后在藏区生存下来, 当自己的部队解放军在红军长征十余年后再次来到藏区时, 必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解放藏区、建设藏区的行动中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川西北, 中国共产党再度开辟今阿坝境域内的工作时, 许多当年流散的红军就立即予以响应[9]879。
三、红军长征中的宣传与发动, 带动了藏区青年走上革命事业
红军长征使许多藏区青年在红军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据实地调查, 四川平武县参加红军的有1156人, 即使在人烟稀少的北川县藏族乡, 参加红军的也有52人[10]444。据建国后统计, 四川北川县全县参加红军共1500多人, 其中父子、母子、夫妻、弟兄同时参军者为数不少[11]201。在理县, 参加各级苏维埃的干部姓名可考者就有235人, 380人参军。虽然, 许多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参军以后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但是, 其他在藏区参军经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磨砺而幸存下来的精英此时大多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是党和国家优秀的民族干部。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的天宝 (藏名桑吉悦希) , 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的杨东生, 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的扎喜旺徐, 就是红军长征时分别于川西北的党坝、大金和康北的甘孜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10]447。已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事组组长净多孟特尔、已故甘孜军分区司令员沙拉 (又名莫牙古古) 、高福贵等也是在红军长征过藏区时参军的。这些长征期间在藏区参军的精英后来大多都积极投身到了解放藏区的行动中。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政策和活动, 包括红军与藏族为主的藏区人民结成的“鱼水之情”, 红军对藏区宗教民族界上层人士成功的统战政策, 大量藏族为主的藏区人民积极参军等等, 对藏区的解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 红军长征的影响, 红军长征的精神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 同样无法估量。
摘要：上世纪30年代中期, 红军长征过藏区不仅为红军长征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一步为西藏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 第5篇
刘耀辉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
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半碗青稞面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
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红军长征过云南 第6篇
1.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2.时间：1935年2～5月。
3.经过：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强渡乌江天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人之中，四渡赤水，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并迅速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威逼昆明、抢渡金沙江。5月上旬，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3万多红军凭借六条木船，历时七天，在禄劝皎平渡顺利渡江（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禄劝洪门渡口渡江）；与此同时，罗炳辉领导的红九军团，也从平彝（今富源）进入云南，连克宣威、会泽等县城后，从东川的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2月4日至14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次转战云南，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28天，途经威信、镇雄、平彝、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东川（今会泽及昆明市东川区）、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等16个县境，先后攻占威信、马龙、宣威、东川、嵩明、寻甸、禄劝、武定、元谋等9座县城。其间，中共中央于2月5日至9日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做出了红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决定。
4.中央红军过云南的遗址：（1）扎西会议会址（“鸡鸣三省”标志碑）；（2）柯渡红军纪念馆；（3）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碑、禄劝洪门镇（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渡江处）；（4）会泽扩红遗址（雕像）、东川树桔渡（红九军团渡江处）；（5）元谋龙街渡、红军标语等。
二、红二、六军团过云南
1.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
2.时间：1936年3～5月。
3.经过：
1935年11月19日，战斗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层层封锁，从湖南转战到贵州，四进四出云南：1936年3月6日，红军首次进入彝良县境，3月15日出云南；3月16日，再入彝良县境，至3月18日出云南；3月20日，进入宣威县境，至3月29日离开云南；4月1日，进入平彝，至5月14日全部从云南中甸离开滇境，在云南境内活动68天。其间，经历了回旋乌蒙、挺进滇中、威逼昆明、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苦的转战历程，途经彝良、镇雄、巧家、平彝、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富民、罗次（今禄丰）、禄丰、盐兴（今禄丰）、楚雄、牟定、镇南（今南华）、大姚、姚安、盐丰（今大姚石羊镇）、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8个县（区），攻占了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等13座县城。
1936年4月下旬，在丽江石鼓至巨甸60余公里地段上的5个渡口，1.8万红军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历时四天三夜，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主要战斗有宣威虎头山战斗（红军在云南最大的战斗）、禄劝普渡河铁索桥之战、寻甸六甲之战（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激烈的阻击战）、宾川州城之战、迪庆奔子栏阻击战等。
4.红二、六军团过云南遗址：（1）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2）丽江石鼓渡口、纪念馆、红军与船工雕像；（3）中甸中心镇公堂；（4）噶丹松赞林寺。
三、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1.数千人参加红军。红军每过一地，纷纷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把粮食、布匹、衣物分给穷苦百姓，并四处张贴布告，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宣传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号召穷人参加红军。红军的宣传和行动，为劳苦大众指明了出路，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要求，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300余人，在会泽短暂的三天内即扩红1500余人，是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红二、六军团在宣威境内沿途扩红近百人；在禄丰元永井，呈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500多人参加红军；在祥云，七八百被迫守城的壮丁争先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说服部分年老体弱或年纪太小的同志回家，并发给路费，其余500余人加入红军，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扩红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余各地还有不少人参加红军。经过宣传，沿途数千人参加红军，为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壮大了红军队伍和力量。
2.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为伤病员疗伤治病。红军一路开监救人，开仓放粮，打击土豪劣绅；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群众劈柴挑水，和群众嘘寒问暖，得到了云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帮助红军收留掩护伤病员，为伤病员疗伤治病，为红军补衣服、打草鞋，鹤庆白族龚银凤大妈机智救红军、富民赤鹫永富村农民杨得春护养小红军的故事就在当地传为佳话。
3.为红军筹粮筹款，做翻译、当向导。红军抢渡金沙江时，丽江县共有71人给红军当过向导。在中甸休整期间，红军以贺龙名义发布公告，向藏族群众和僧侣阐述红军性质和纪律，并热情接待了藏族同胞，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幛，向一些喇嘛发委任状。在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寺院、商人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还派僧侣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
4.帮助红军渡江。
皎平渡张朝满等37名船工，禄劝洪门渡8名船工，东川树桔渡饶树清、张朝兴、王文亮等船工，石鼓渡口李顺才等28名船工帮助红军渡江，丽江鲁桥乡长、开明士绅王瓒贤帮助找船工和船，22名木匠、铁匠为红军做“筏子”。
四、红军长征对云南革命的影响
两路红军过云南，经过云南7州（市）34县（区），对云南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宣传群众，播下革命火种。红军征途所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除暴安民”，留下了上千条标语；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宣传“北上抗日”“抗日救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2.恢复重建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3.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载入党的光辉史册；建立了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对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
4.开展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取得成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红军长征时期的上层统战工作 第7篇
一、打破思想禁锢, 探索统一战线工作新途径
长征之前, 在王明教条主义的支配下, 我党实行的是下层民众统战策略, 把社会中上层人士及实力派人物排斥在外。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孤军作战, 放弃联合反蒋力量粉碎围剿的良机, 便是这一思想指导下带来的恶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长征途中的危急形势, 迫使红军不得不抛弃“关门主义”的清高自大, 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同盟军。
1933年10月, 由于红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 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 突围成为当时的唯一选择。从哪个方向打开突破口, 既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红军的伤亡并保证突围成功——直接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朱德, 经过认真分析, 决定从敌人南面防线入手。其原因在于, 南线防守由粤军负责, 广东军阀陈济棠企图利用红军与中央军的对峙, 抗衡蒋介石实力的扩张, 对红军的围剿持消极态度。面对这一有利形势, 周恩来、朱德打破只在下层开展统战工作的教条, 积极利用蒋陈矛盾, 开展对粤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就在开始长征前夕, 红军与粤军秘密签订了就地停战协议, 内容包括必要时相互借用通道等。这一协议使红军能够顺利突破蒋介石的三道封锁线。
与粤军停战协议的签订, 标志着党和红军开始抛弃“左”倾关门主义指导下的孤军作战的作法, 实事求是, 认真分析和利用对方矛盾, 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1934年11月和12月, 当红军进入湖南、贵州时, 又分别向湘军、黔军上层发出了停战抗日的意向, 在贵州, 总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二、遵义会议为上层统战工作提供了思想和政策依据
1935年1月, 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和“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论调。会议特别指出, 拒绝援助福建事变, 使红军丧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破“围剿”的良机, 是我党决策的一次重大失误, 教训深刻。由于战事紧迫, 遵义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还没有时间来专门研究政治问题。但《遵义会议决议》对于福建事变的态度, 已经明确表达了在统战工作中实现关门主义, 仅限于在下层民众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是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因此, 可以说, 遵义会议的召开为党和红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思想和政策的依据。
自此以后, 党和红军更加地充分利用各种关系和资源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为自身活动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与西南各军阀的较量过程中, 红军对于那些不是顽固反共的部队, 往往采取了避战策略, 不主动进攻, 以缓和敌对气氛, 尽量地减少来自各军阀部队的阻力。
在进入云南之前, 红军争取和说服了扼守北盘江的黔军部队让出渡口和通道, 使红军顺利渡江入滇。进入四川后, 朱德和刘伯承利用他们在川军中的影响和老友故交等条件, 积极在川军上层军官中开展统战工作。其中, 朱德就成功地与杨森部队达成了互不进攻的协议。
除在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外, 红军还积极开展对地方开明人士和社会贤达的统战工作。1936年2月,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毕节, 成功团结和争取了著名士绅周素园。作为清末贡生, 周素园参加过辛亥革命, 有进步思想倾向, 担任过贵州军政府多种高级职务, 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王震、夏曦等登门拜访、积极争取下, 周素园出任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在他的号召下, 很快组织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随后, 周素园还随队参加长征, 直到陕北。
三、对少数民族与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是长征时期统战工作的一大亮点
在红军长征沿途, 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上层具有其特殊性, 表现为:第一, 由于遭受长期民族压迫, 民族矛盾一直都是少数民族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阶级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 特别是由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宗族意识和民族意识明显超越阶级意识;第二, 在反抗大民族主义的压迫过程中, 少数民族上层是当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成为整个民族利益的代表, 有的甚至成为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第三, 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是神的代表和象征, 在群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主导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 对他们的不敬, 往往被视为对整个民族的侵犯。鉴于此, 党和红军一改“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 宣布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上层利益, 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俗, 并积极开展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上层的工作。
1935年4月, 红军到达贵州镇宁县, 争取和团结了布依族首领陆瑞光, 签订协议、建立联盟, 共同反对国民党军阀。陆瑞光为红军作了大量工作, 后来在投奔红军途中被杀害。1935年5月, 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地区。毛泽东接见了彝族头人并赠送礼物, 刘伯承则按照彝族风俗歃血结盟, 与沽鸡家支头人果基小叶丹建立友好关系, 红军得以迅速安全地通过彝族地区。
云南中甸归化寺是当地一个较大的喇嘛寺, 曾与红军严重对立。1936年5月, 红二、六军团进入中甸, 贺龙等人耐心向归化寺的谈判代表夏纳古娃讲解党的政策, 还亲自给归化寺八大老僧写信, 使归化寺老僧消除了疑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军领导人尊重当地民族宗教风俗, 参加了该寺举行的跳神仪式, 并赠送“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
在宁夏西吉县是回族聚居区, 为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毛泽东和彭德怀分别致信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教主马西塔, 并派肖锋前去联系, 解释党的民族政策, 晓以民族大义, 使马西塔教主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较长, 处理民族宗教上层统战问题经验比较丰富, 成功地争取了许多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上层人士对红军的支持。
1935年3月,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松潘, 这里是羌汉杂居区, 土司安登榜在当地有较高威信。经过红军深入的宣传教育, 安登榜毅然放弃了身份和家业, 率队参加了红军, 从事革命工作, 后牺牲来在长征途中。同时, 通过与四川黑水县藏族头人苏永和的谈判, 红军也顺利借道北上。
1936年春, 红四方面军达到甘孜, 朱德亲自拜见当地佛教领袖格达活佛, 获得理解和支持。格达活佛帮助红军筹集粮食、救治伤员, 并担任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主席, 积极工作, 为红军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针对康区最大的德格土司泽旺登登, 李先念亲自上门做工作, 最终与之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
长征时期是党第一次正面接触少数民族, 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开展的大量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 不仅保证了红军顺利过境, 更为我党制定和完善民族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党和红军进一步加大了上层统战力度
1935年8月1日, 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从出发, 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呼吁各党派和各种力量在民族危亡面前, 尽释前嫌, 团结抗战, 并率先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1935年12日, 瓦窑堡召开, 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从此, 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红军到达陕北后, 面对的是西北各派势力, 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势力较大, 成为统战的主要对象。
杨虎城出身关中农家, 思想倾向进步, 具有较强的抗日意愿, 对党的主张持同情态度, 大革命以来就一直与党保持着一定联系, 有着争取和团结的良好基础。因此, 西北军的工作比较顺利, 在经过充分协商后, 1936年2月, 双方达成了包括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在内的联合抗日协议。
张学良丢失了自己的地盘, 又被全社会斥之为“不抵抗将军”, 政治压力很大, 抗日倾向更为强烈。特别是在与主张联合抗日的红军作战连续失利的情况下, 他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越发不满。我党充分利用这一良好条件, 积极开展对东北军的上层统战工作。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对被俘东北军官兵在通过教育以后一律释放;二是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 进一步阐明党的联合抗日主张;三是明确基本方针和目标不是瓦解和分裂东北军, 而是争取他们走上抗日之路;四是强调上层统战工作在东北军工作中的及其重要性;五是采取多种方式直接与张学良联络与沟通, 取得互信。1936年4月, 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
与此同时, 我党还在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进行协调沟通, 促成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最终, 在西北形成了三方联合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此外, 我党还不失时机地对阎锡山、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等开展了统战工作。其中红军对马鸿宾不计前嫌, 成功达成停战默契, 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良好条件。
党和红军积极有效的上层统战工作, 不仅保证红军顺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同时还争取、教育和团结了一批重要上层人士,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基础。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功实践,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为我党进一步完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上层统战工作的探索, 至今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摘要：长期时期, 党和红军打破“关门主义”的束缚, 抓住有利时机, 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为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遵义会议的召开, 从思想上扭转统战工作只限于工农群众下层的作法, 为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开创了上层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长征,上层,统战
参考文献
[1]马宣伟, 肖波.杨森[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149.
红军长征 第8篇
80年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岁月峥嵘,历史常青。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缅怀所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贡献的先烈先辈,立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奋勇前进。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从湘江血战的九死一生到遵义会议的峰回路转,从飞夺泸定桥的奋不顾身到六盘山下的红旗漫卷,长征犹如一条萦绕于山河间的红飘带,锻造着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书写下中华民族的不朽传奇。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与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概,这次远征所铸就的伟大精神,耀亮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殿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原点。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军事上的长征路,从瑞金走到延安,连接起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大革命浪潮,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精神上的长征路,从救亡走向复兴,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寻求民族复兴的不朽伟业,激荡起永葆初心、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奋斗中的长征路,从昨天走到今天、走向明天,我们持续接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砥砺忠于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长征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次艰难跋涉,更是中国精神的一次光明书写。尽管不知最后落脚点在哪里、到何时才能结束,但红军将士坚信“只要跟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今天,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那种坚守信仰信念的政治定力,任何时候都需要葆守在心、恪守以行。全党在理想信念上坚定不移,党的领导就更加坚强有力,中华民族就必将一往无前。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秉承为人民求解放、为万众谋幸福的为民情怀。长征是一条战略转移之路,也是一条救国为民之路。“十送红军”的军民情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秋毫无犯,“北上抗日”的坚定战略方针,“歃血为盟”的民族团结佳话,为长征烙印下深厚的为民底色。实现民族复兴、增进人民福祉,先辈矢志不渝的目标,正是我们必须肩负的使命。新长征路上,牢记宗旨、植根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旨归。常怀为民之心、恪尽为民之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将激发同心共济、开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坚守顾全大局、团结一心的政治本色。长征是我们党走向成熟,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正常有序、严肃规范的历史见证。长征中的艰苦世所罕见、牺牲难以想象,然而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展现出讲政治、顾大局,讲规矩、守纪律,讲统一、促团结的革命风范,将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变成了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胜利进军。新长征路上,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革命风范,锤炼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政治品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我们党必将永葆生机活力。
红军长征 第9篇
一、确有准备已成不争的事实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采取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斗争方法, 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时间到了1934年4月, 敌我双方在广昌进行了历时18天的会战, 史称广昌战役或广昌保卫战。4月27日, 严重失利的红军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失守, 在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日渐渺茫。作为应对当前困难局势的建议和对策, 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党和军队的高层中被提了出来, 并为此开始了电请共产国际、准备军事突围、加紧物资生产、考虑干部去留等工作。单是以下一些参与长征决策、准备、行军等过程的亲历者的回忆录就可以佐证。
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写道:“突围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开始, 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五月底六月初, 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 “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 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2]97。
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专门写到“长征的准备”, 他说, “1934年春, 李德就曾同博古说, 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 而且是“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 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他认为“这次战略大转移, 对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 是早有准备的, 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3]75。
陈云1935年秋在化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 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 以我之目光观之, 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 日夜作工, 状极忙碌”[4]4。一九三六年, 陈云以施平的笔名在《共产国际》这一刊物上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一文, 也提及到长征的准备工作。他说:“我们准备西征的全盘计划, 原定三个月内完成;可是因为情势严重, 指挥部乃不得不限定两月完成”[5]457。
二、积极准备体现在各个方面
红军早在广昌战役呈现不利态势时, 部分领导人就意识到要做战略上的调整, 并为此做些适当的准备。此后党中央、苏维埃政府、红军总部在制订军事计划、调整军事部署、猛烈扩红、筹集军粮、筹款、加紧军工生产、加强干部选配派遣、成立新的领导机构、整理苏区资产等一系列方面都做了相应的准备, 而且这种准备并不全是被动为之, 而是有计划、有部署的, 带有主动的战略诉求和意图。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当时紧张的反“围剿”战争, 带有固守苏区、与敌决战的意图, 但仍从组织上、人员上、物质上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大队的顺利突围撤离, 并很快通过了敌人的前三道封锁线。
伍修权回忆长征准备工作时提到三个方面:“第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 建立新的兵团。那一时期, 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 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 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 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 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 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 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 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的物资准备”;第三是“军事部署上也做了准备。当年六七月间, 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 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 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八月, 又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原根据地, 转移到湘鄂西, 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 这两处红军的行动, 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大转移的”[3]75。
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一文中写道:长征前党和红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 “第一, 当主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开拔以前, 党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革命根据地境外, 深入敌人后方。……此外, 我们还进行了为红军主力远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我们吸收了广大愿意武装保护中国革命的青年壮丁, 更扩大了红军的实力。第二, 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军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干部人员, 大部分都进过这三个学校。此外, 各卫生学校 (专门训练军医、看护员的) 、通讯学校 (专门训练电话电报等通讯工作人员的) , 输送一大批新干部到各军团中去。第三, 在出发的时期, 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等的制造, 增加了六倍至三十倍。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兵士穿, 以及其他等等”[5]457。
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 长征前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李维汉回忆说: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 博古安排他去江西省委、粤赣省委传达转移的精神, 并“让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 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 报中央组织局”[6]343。他还回忆说, 长征前“按照中央指示, 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 一是“红星纵队”, 一是“红章纵队”[6]343。
长征前时任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 (吴黎平) 回忆说, 长征前苏区政府也做了准备, 他写道:“在中央局决定红军突围举行长征之后, 苏区领导多方面地进行了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召集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 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青山会议’, 以布置善后工作。”[7]
三、准备工作存在一定的失误
一方面为了应对当时紧张的战争形势, 争取胜利, 一方面又做着突围的准备。由于战略上犹豫不决以及等待共产国际的最终指示, 因此在转移的准备上存在目的不明确、态度不坚决、行动不迅速的失误。比如虽然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扩红运动, 但由于在改组、组建和训练部队上的错误和准备不足, 使得新的部队战斗力很差, 政治工作和革命纪律教育也不到位, 使得长征初期出现了不少士兵“开小差”的现象。
关于准备工作的失误, 1939年9月22日, 李德本人向共产国际作出的书面检查中关于部队组建方面承认“自己也部分地陷入了改组和组建新部队的错误, 特别是从1934年夏季开始, 新部队没有完全组成和做好准备, 因此一时遇到了新部队的充实问题”;“军队的训练, 特别是干部培训, 由于存在错误的战略战术理论, 在质量上降低了”。李德又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检讨在长征第一阶段准备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 虽然这检讨有为自己申辩和推卸责任的成分, 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认为的长征准备工作的失误确实是存在的。他写到道:“自1934年夏提出以后的行动问题时, 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我的影响下立即提出两个方针。一个竭尽全力保卫苏区;另一个是疏散。这对那些在为业已提出的目标继续战斗并且没有得到足够休息的军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红军进行战略突围转移的准备过分强调保密, 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董必武回忆说:“我在出发前, 虽然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 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 没有发生过, 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5]457。李维汉回忆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 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 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 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 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 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6]343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志回忆录中写道, “对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如此大事, 中央一直秘而不宣”[9]104。时任红军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对于红军主力这次转移,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强调军事保密, 不但我们当师长的被蒙在鼓里, 就连军团首长也不了解这次转移的全部意图。”[10]116
四、转移仓促带有“搬家”的性质
长征前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和存在一定失误, 事实上真正到了突围转移时又犯了“准备过于充分”的错误, 即“大搬家”式的转移。这样做增加了部队负担, 主要是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和行军速度。转移仓促是确实的, 但也是无奈之举, 不这样做中央红军就面临着被敌人包围全军覆灭的危险, 之所以提前仓促转移, 是因为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提前获悉了国民党军队合围中央苏区的计划这样一份绝密情报。关于突围转移时的“大搬家”, 从以下亲历长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可知一二。
杨尚昆回忆总结说:“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 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延安整风时, 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 准备到湘西去’”;行军队伍“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文书档案等大量的‘坛坛罐罐’”, 这样就“使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 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 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 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9]104。
朱德在自传中写道:“但是对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 准备长征就像搬家一样, 什么都搬起来走, 结果太累赘, 很吃亏。……整个司令部、党、政、军干部都很重要, 连印刷机、兵工厂机器, 都搬出去, 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人, 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8]143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十月, 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 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 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 即仓促转移”;“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 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 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 保护着骡马、辎重, 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 拥挤不堪, 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非常疲劳”[11]3。
红军进行突围转移行动非常仓促。李聚奎回忆:“我们部队离开兴国时, 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 而且个别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10]116
红军长征 第10篇
关键词：红军长征,危机处理,马克思主义传播
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 内有王明、博古领导集团在军事上的逃跑主义错误, 外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同时所经过的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挑拨, 少数民族对汉族的隔阂和误解很深。因此, 在长征过程中, 如何处理好党内矛盾, 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威信, 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制定民族政策, 处理好与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同时, 打响红军旗号, 保存革命火种, 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对党和红军在危机关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和舆论环境
红军经过的四川等地, 既有地方军阀和土匪武装的袭击, 又有当地少数民族的误解和敌视, 所谓外部环境极其恶劣, 稍一处理不好, 就会对党和红军带来灭顶之灾。因此, 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 加大宣传, 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主要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来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
1. 进行舆论宣传。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布告的起草者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红星报》的陆定一。他在布告中采用流行的六言骈句, 短短156个字, 通俗简明, 易记易传, 鞭笞了四川军阀欺压夷人的罪行, 表述了工农红军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这张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为红军和平借道通过彝民区, 抢渡大渡河创造了条件。由于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对彝族的压迫和挑拨, 彝、汉两族隔阂和误解很深。因此红军一进入汉彝杂居的越西、冕宁一带, 就张贴出了这张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2. 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组织环境是由它的公众及影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组成的互动系统, 组织总是在一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 而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对组织而言, 可能有利, 也可能不利, 组织要想顺利的发展, 必须趋利避害。中共红军先遣队于1935年5月22日晨进入大凉山彝民区, 突遭手持土枪、长矛的彝民拦阻, 甚至扒光了先头部队的衣服。但红军为了解除彝民的敌视和猜忌, 坚持不开枪还击, 耐心向他们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 此次是借道北上。刘伯承还与彝族沽鸡头人小叶丹在海子边饮鸡血誓盟, 结为兄弟, 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23日, 在彝民向导的陪送下, 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民区。5月24日先遣队占领安顺场, 25日渡河成功。26日中央军委决定沿河两路进军, 夺取泸定桥。29日红四团飞夺泸定桥, 6月2日, 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虽然党和红军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公共关系这个词, 但是他们的相关做法则无一不符合公共关系的相关理论。他们在处理民族关系, 进行理论宣传, 搞好社会环境, 树立自身形象方面的相关做法和采取的手段, 现在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二、处理长征中的危机, 保证长征的胜利
就社会组织而言, 危机则是指由于组织自身、公众的某种突然发生的、危及生命财产和组织生存的重大事件或行为, 从而导致组织与公众关系恶化。有时也称为组织公关危机。因此妥善处理好突发事件, 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如何, 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大事。[1]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王明、博古军事领导集团的“左”倾冒险主义指挥错误, 又有国民党军事力量强大等相关因素, 但总的来说, 中央红军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这造成了领导层的相互不信任, 战士之间的恐慌, 同时引起根据地群众对红军的猜疑和恐慌。如果处理不当, 中央红军很可能毁于一旦。这时, 中共中央及时调整策略, 进行危机处理, 维护中央红军的威信, 保证党内外对红军的信任, 确保长征的胜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关系学中有名的危机公关的5S原则的影子:[2]
1. 承担责任原则。
危机发生后, 公众会关心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利益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感情问题。长征前期, 由于王明、博古军事领导集团拒不承认错误, 又在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 导致中央红军内部矛盾重重, 损失惨重, 甚至出现战士逃跑等事件。但是, 中央高层及时纠正了错误, 周恩来代表高层承认了军事上的指挥错误, 并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领导集团, 撤销王明、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领导职务, 同时公布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重大军事指挥错误, 并改变行军路线, 重新制定斗争策略, 又恢复了战士对中央高层的信任, 重拾革命斗争的信心。
2. 真诚沟通原则。
组织处于危机漩涡中时, 是公众和媒介的焦点, 其一举一动都将受到质疑, 真诚沟通是处理危机的基本原则之一。这里的真诚指“三诚”, 即诚意、诚恳、诚实。如果做到了这“三诚”, 则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3. 系统运行原则。
在逃避一种危险时, 不要忽视另一种危险。在进行危机管理时必须系统运作, 绝不可顾此失彼。只有这样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化害为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高瞻远瞩, 认识到以前的行军路线容易被敌人把握我军意图, 故改变行军路线, 并采取灵活的策略, 随机应变, 避免被全歼的命运。
危机的系统运作主要是做好以下几点: (1) 以冷对热、以静制动:中央始终抱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鼓舞着官兵, 保持革命乐观精神。 (2) 统一观点, 稳住阵脚:在组织内部迅速统一观点, 对危机有清醒认识, 从而稳住阵脚, 万众一心, 同仇敌忾。 (3) 组建班子, 专项负责:一般情况下, 危机处理小组的组成由组织的公关部成员和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一方面保证高效率, 另一方面保证对外口径一致, 使公众对处理危机的诚意感到可以信赖。 (4) 果断决策, 迅速实施: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决策使用资源, 迅速做出决策, 系统部署, 付诸实施。 (5) 合纵连横, 借助外力:当危机来临, 应充分利用外力, 联手对付危机, 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同时, 增强公信力和影响力。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
长征中红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通过军队文艺宣传队宣传和红军官兵通过自身的革命行动宣传。
红军长征中文艺宣传形式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 也是在藏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式。长征前, 红军绝大多数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许多人没有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 不一定能全面理解和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 但是, 他们大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知道必须以武装革命打倒一切剥削阶级, 解放广大劳苦人民。红军官兵在长征的流动作战中, 以其自身的革命行动在宣传着马克思主义。其次, 红军各部队有专门的宣传队, 他们采用“宣传鼓动棚”、快板顺口溜、歌诗等各种简单适用的形式, 鼓舞士气, 做群众工作, 宣传马克思主义。红军长征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党和红军在其中运用的危机处理方法确保长征胜利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的相关做法, 更为我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新时代, 运用公共关系学中危机公关等相关理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游昌乔.危机公关:中国危机公关典型案例回放及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 .
红军长征为何不中埋伏？ 第11篇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 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红军长征 第12篇
本刊讯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四川省通信管理局于10月27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前往省图书馆和省美术馆参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图片展览和清廉四川文艺创作工程美术、书法、摄影、诗歌优秀作品展。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图片展览”现场图片再现了英雄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激战场面,展现了红军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的豪迈气概。综观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英雄的红军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击溃敌人无数次围追堵截,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参观展览过程中,党员干部纷纷表示,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艰难困苦中铸就的长征精神,对新时期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强烈激励作用,我们要在工作、学习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和发扬共产党人不怕困难、敢于攻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光荣传统,在改革发展中勇闯新路、勇于担当,把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在新的长征路上建功立业。
在清廉四川美术、书法、摄影、诗歌优秀作品展现场,管局党员干部通过参观一件件作品,借助文艺作品表达的崇廉尚实信息,感受了清风正气,进一步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意识,对推进机关廉政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